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也将占全球GDP总量的8.5%左右，然而，中国在财富创造的同时，却依然面临财富分配失衡和货币政策自主性被削弱的种种困境。中国必须提高位势，在货币政策、汇率制度、“资本池”政策、外汇储备风险管理对策以及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实施“工业立国与金融立国并重”的长期战略，真正掌握货币的主导权。
回首跌宕起伏的2010年，国际国内许多关键词会映入我们的眼帘：欧洲债务危机、人民币汇率问题、量化宽松、流动性泛滥、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通胀与资产泡沫问题，凡此种种，这些经济乱像中，到底有哪些内在的逻辑关系？
发达国家是债务问题，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留下了大量的债务，资产负债表持续恶化，于是在私人和金融体系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就由国家再杠杆化使私人债务国家化、国家债务国际化。欧洲由于不能把债务国际化，发生了债务危机，而美国则凭借美元霸权体系和量化宽松政策，进一步将国家债务国际化，由广大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它的债权国来埋单，造成这些国家的价格总水平急剧上升，这背后实际反映的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不同国家盈利模式的碰撞和相互利益的交锋，中国如何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管理好自己的国家财富呢？
一、中国经济体量今非昔比
事实上，当前，中国经济总量早已今非昔比，然而与这么大财富相比，我们管理财富的能力却极其不足。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0%，再到2008年的7.3%。2009年全球GDP总量为57.937亿美元，中国GDP为34.05万亿元，如折算成美元平均汇率，大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5-8.6%左右，2010年中国以37万亿元的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在对外金融领域，中国也出现了三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一是从一个外汇短缺大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二是从一个吸引外资大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三是从对外债务国转变为全球第二大对外债权大国。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方面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和过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对我们管理财富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二、全球债权与债务分布失衡
与中国很相似，许多新兴经济都已经迅速成为外汇储备国和新兴债权大国。先看看全球的债权分布，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汇储备已增加至8.1万亿美元，中国拥有2.4万亿美元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前10大储备经济体依次是中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台湾、印度、韩国、瑞士、巴西、中国香港、新加坡。从排名来看，全球前10大储备经济体中，由8个是新兴经济体。
与之相对应的是全球的债务分布，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债余额总值为56.9万亿美元，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爱尔兰、日本和瑞士分别列全球外债排行榜的前10位。这一债务排行榜几乎囊括了所有经济强国，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2%，而美国外债余额已到达13.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余额的23.9%。
三、真实财富创造与虚拟财富创造的失衡
债务债权的分布背后反映的是全球真实财富创造与虚拟财富创造之间的失衡。发达国家是债务国，发展中国家是债权国，全球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金融产品创造中心之间的背离也越来越严重，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随着全球分工的深入，世界经济中存在着以金融分工和产业/贸易分工为纽带的“双重循环”机制，而恰恰是这两种机制造就了全球的失衡局面。贸易分工和生产分工体系维系着实体经济，金融分工体系维系着虚拟经济。
从全球金融分工主导的资本循环来看，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是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者，占据着全球金融分工体系的主导地位。一方面美国等国利用处于金融分工链中高端的优势，试图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各国在“生产、消费、投资”运行环节中的比较优势进行重组；反过来，承担物质生产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所形成的储备资产又通过资本流动回流美国。
四、全球流动性泛滥下的通胀与通缩
现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债务问题使得，从央行创造货币到银行体系创造信贷的传导机制依然不畅，由于商业银行不愿放贷，不再向社会增加货币供应，迫使美联储直接面向社会提供货币。从美国情况看，自危机爆发至今，美国央行资产已经从2007年的8000亿美元左右，攀升到现在的2.4万亿美元左右，银行现金在全部资产中的占比从历史平均的3.2%上升到10%左右，美国银行的超额准备金非常充裕，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但是货币乘数的变化制约着美国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规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货币乘数持续收缩（截至11月初M1货币乘数仅为0.899，不及危机前的1.6的一半，更不及历史高点3.1的三分之一），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仍处3%的低位。
美联储降低市场利率及促进信贷市场恢复的作用并不明显，实体经济部门的银行贷款同比增速不足1%，银行惜贷导致美国消费信贷、工商业贷款、不动产抵押贷款增速却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消费信贷更是连续五个季度下滑，实现对实体经济的“造血”和资源配置功能，这是美国经济难以自我修复的重要原因。
由于欧洲目前的实体经济还处于修复的过程中尤其是金融体系的信贷活动还比较疲弱，目前欧洲的广义货币增速和金融部门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投放增速缓慢。广义货币以及信贷的低速增长表明实体经济以及金融系统的完全恢复依然有待时日。这些因素一方面表明欧洲金融的恢复依然需要时日，另一方面金融信贷的放缓也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价格总水平。
而对于新兴经济体则是另一番图景：新兴经济体大都是生产型国家，将本币盯住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信用货币，整个国家的财富都处于巨大风险之中：一方面由于新兴经济体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大量贸易顺差由此带来了货币的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而另一方面，由于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中一般以美元为主要币种，在美国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后，新兴经济体国内或者区内必然是被动超发货币，本币投放过多，同时外部的流动性的持续大量流入，直接改变了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机制和作用环境，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导致购买力与国内购买力背离，面临“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两难窘境，日益严重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对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成本冲击十分巨大。
五、外汇储备不能是“蓄水池”
因此，新兴经济体对于流动性的管理，简单的对冲效果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因为流动性不仅取决于各国的货币政策，也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位势差，发达国家在上游，新兴经济体在下游，洪水下来的时候，最先受淹的就是新兴经济体。
周小川行长终于对其“池子论”做出解释，认为外汇储备是典型的池子。的确是中国超大的流动性“蓄水池”，1994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后，外汇储备迅猛增加，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达50%以上，成为影响我国基础货币供应最主要的因素。从历史经验看，自中国经济的外向性形成之后，通胀压力、资本流入、货币升值这种“不可能三角困境”也成为并行出现的问题，所以这样看来，外储不但不是好的池子，更是很多经济和金融风险的源头。中国似乎陷入了一个“财富管理的怪圈——流向了增长、流出了财富”，因此如何调整我们的财富管理模式已经刻不容缓了。
六、提高位势、提高财富管理能力
那未来的道路在哪里，在我看来，一条路径就是提高位势，在我们在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之后，也成为一个金融大国。中国应以解决内外经济失衡为着眼点，在货币政策、汇率制度、“资本池”政策、外汇储备风险管理对策以及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实施“工业立国与金融立国并重”的长期战略，做出整体谋划。
第二条路径，是中短期的，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金融业尚处于金融浅化阶段，在人民币没有国际化，在中国尚未建立起真正强大的本土金融市场之前，中国应该适当降低外储的规模，使其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从规模上看，根据我们的测算，综合考虑进口用汇（国际经验数据约为5到6个月进口用汇）、外债偿还用汇、外商企业未出境利润、国企境外投资用汇和应对资本异常变动预留安全用汇等几大因素，目前中国动态外汇储备基准规模维持在8000亿美元左右是合适的。而从结构上看，我国外汇资产大多集中在政府手中，民间外汇资金蓄水池有限。我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占全部对外资产的2/3（日本只有1/6），这样的结构不利于各类主体多方向多渠道地使用外汇资金，也不利于各类主体多方式多路径地将外汇资金输出，更加大了外汇储备的管理风险。
因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对此做出调整，尽快建立发达的本土金融市场，扩张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理顺投资与储蓄不畅的转化机制，通过增加国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实现财富重整，进而实现“藏富于民、藏汇于民”，巩固债权国的形成基础，同时提高国民的财富效应。
七、2011年中国应更加注重财富管理能力
展望2011年，无论对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还将是复杂而任务艰巨的一年，全球经济货币宽松、政府透支、结构失衡、美元走势、大宗商品价格、通缩通胀、资本流动等多种因素交织，这将使未来全球经济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特别是美国严重依赖政策刺激、欧洲债务危机积弊太久、日本陷入本币升值和通缩的恶性循环，这决定了东西方分化将是2011年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这种分化也不仅仅是增长的分化，更是发展转型的一种分化。发达国家创造真实财富的能力越来越弱，而对于迅速成长的新兴经济体而言，我们不仅要关注财富的增长，更要关注财富的分配和财富管理的能力，只有这样全球经济才能走向再平衡。
中国必须提高位势，才不至于成为“蓄水池”。在中国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之后，必须加速推进金融大国的进程。中国应加强“顶层设计”，在货币政策、汇率制度、“资本池”政策、外汇储备风险管理对策以及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实施“工业立国与金融立国并重”的长期战略，真正掌握货币的主导权。“人们往往高估5年内的变化，但低估10年内的变化”，相信国家财富的管理理念，将会随着中国经济体走向成熟而逐步成熟起来，而今天所有的变革也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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