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吨级煤企的加减法

几乎同时，大同煤矿集团、山西焦煤集团、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纷纷传出产量超亿吨的消息，甚至前两家的公布时间只相差几个小时。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按照煤炭“十二五”规划，要组建10家亿吨级的煤炭企业，而“十五”和“十一五”也曾提出要组建6—8家亿吨级企业，十年过去了却仍只有神华集团和中煤集团两家。组建亿吨级企业的目标十年都没能如愿以偿，缘何短短几天时间里，就相继有三家宣布超亿吨？而且，冀中能源等一批8000万吨的企业也在蠢蠢欲动，声称年内超亿吨已没有悬念。

一个月前，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原煤炭部副部长濮洪九接受《能源》杂志记者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想实现亿吨级还不容易吗，行政性的整合重组是最快的途径。”

反观这三家企业，确实有几项共通之处：都是政府主导下的煤炭重组受益者；重组均为本省内的行为，无跨区域并购；多为行政性指导，少有市场化行为。

“这些企业就是在做加法，而且只是产量的加法，收益却未必也是加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室主任钱平凡对《能源》杂志记者说。

也许，在各煤企和政府相关部门欢庆实现亿吨级的同时，不得不意识到这种简单的仅为产能的加法并非值得庆幸。如若能配以利润、收益率的加法，以及成本、员工数量的减法等一系列公式才堪称完美蜕变。

并且，“要走出本省，进行市场化并购，一个亿吨级的空壳子没用，必须转型成为不可替代的企业。当然，政府就要认真思考下GDP的考核机制了。”山西省发改委宏观研究院院长李霆说，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煤企。

争抢亿吨级

“太快了，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虽然身在山西，并担任宏观研究工作，李霆还是惊呼，对同煤和焦煤的整合速度始料未及。

“因为整合重组需要一系列的手续，小煤矿合并后必须发放各种许可证，才能继续采煤，那就意味着并购的煤矿已经正常放量了。”李霆说。

的确如此。2011年1月1日，同煤集团隆重召开了一个名为煤炭总量跨越1.5亿吨的“祝捷大会”。而前不久的新闻称：截至2010年12月26日凌晨，同煤集团煤炭产量超过1亿吨；截至2010年12月25日18时，山西焦煤集团煤炭产量1.0029亿吨，至此，山西出现两家亿吨级煤炭企业。

几天后，消息再次被证实。在2011年1月6日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张国宝也高调提出又有三家煤企实现亿吨级，除了山西的两家，还有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其实，不仅仅这三家，其余正在经历着兼并重组的煤企也都信心满满。

比如冀中能源，这家试图把河北省中南部煤矿整合到一起的煤企日前声称，已分别与河北钢铁(3.81,0.02,0.53%)、安阳钢铁(3.47,0.01,0.29%)等八大集团签订了2011年煤炭销售合同。这意味着，其8500万吨煤炭产能全部花落有主。冀中能源还提出，到2015年，煤炭产量、销售收入再翻番。

以前十年都未完成的组建亿吨级企业的目标，确实如濮洪九所说“很容易”了。

“潞安兼并了新疆哈密的煤矿，数量上升也很快；山东形成一加一模式，除兖矿外，其余六家合成一家，兖矿在山东区内的量是下降了，但是在新疆、贵州、陕西的量增加了，不容忽视；而山东本省产量是1.4亿吨，除去兖矿的4000万吨，剩下几家就是1亿吨；淮南和淮北如果整合到一起也可超亿吨；还有河南和河北两家均可达到亿吨。”煤炭工业协会政策研究部主任张宏说。

这股打造亿吨级企业之风并非一个新概念。仁达方略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艾晓光接受《能源》杂志记者专访时表示：“从提出煤炭重组开始，各省已经做好了组建亿吨级企业的准备。”比如陕西煤业化工集团，通过1999年、2004年、2006年三次重组整合，以及投资建设一批现代化大型煤矿的方式实现了煤炭产量高速增长，最终在2010年实现了亿吨。

仁达方略最近在做一份煤炭企业重组报告，就是基于他们近几年对重组企业做调研后的结果。艾晓光很看好陕西煤业化工集团，他认为，这家公司煤炭主业上市后，加上现有的各项金融业务，将形成比较完备、通畅的融资渠道，相信会为其后续高速发展提供坚实的资金基础。“十一五”期间，其销售收入由91亿元增长到500亿元，五年增长了450%；资产总额由153亿元增长到1300亿元，五年增长了749%。但他认为这样的企业毕竟是少数，多数是为了增加产量而重组。

一边是加法，一边是减法

对于亿吨级煤企的纷纷突起，钱平凡一直表示“没有必要”。

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室主任和中国矿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钱平凡对煤炭的关注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同煤、淮南矿业等一批企业都是他调研的对象，因此，他喜欢从对比的角度来分析煤企的发展。

他举了这样一个对比的案例：2000年，淮南煤业和同煤均为十几万员工，产量和历史情况等也很类似。十年过去了，淮南现在的员工是6、7万人，而同煤则高达20万人，再加上50万的家属，一共是70万人。整整相差10倍。

“一个做加法，一个做减法。而工资呢？淮南的工人工资年薪7万多元，同煤却只有4、5万元。同煤70多万人，产1亿吨煤，淮南7万人，产7000万吨煤，哪个效益高？一目了然。”钱平凡说产量都是虚的，效益和发展才是实的。

淮南煤矿是百年老矿。1903年开矿，历史上曾是中国五大煤矿之一。淮南矿业曾经也是政府主导整合的对象，2005年，安徽省政府就力促淮南矿业和淮北矿业重组，但一直受到淮南矿业的抵制。“因为划拨资源的同时，也会把包袱划拨过来，会打乱淮南现有的良性循环模式。”钱平凡说。

煤炭界流行一句话，“看神华，学淮南”。钱平凡说，神华是被参观的，是大型煤炭企业的代表，而淮南是需要学的。当很多煤企纷纷重组周边小煤矿力求突破亿吨级的同时，淮南矿业却转变发展模式，与60家电力公司参股，现实装机2000多万千瓦。而他的主业煤炭产量却只有7000万吨，与第一梯队的产能大户还有很远的距离。

另外，除了个别企业的加减法值得商榷外，整个煤炭行业也在筹谋加减法则。如今，已经有16个行业进入到煤炭，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煤炭产量很可能过剩，导致竞争加剧，被外国人捡了便宜。”艾晓光说，“不能单纯追求打造亿吨级企业，政府应该通过有效手段解决不同行业尤其是能源领域的利益分配问题，应该限制对能源行业的准入，否则很可能形成恶性竞争的局面，最终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仁达方略董事长王吉鹏说：“很多企业在进行兼并重组过程中经常会迷失在一个选择里，并购重组之后是投资集团还是产业集团？比如很多煤炭企业联合重组以后的目标就不仅仅是煤炭了，而是形成一个新的能源集团，主营业务相互渗透，做各种新的投资，甚至是与煤炭不相干的行业，当前，航空、医药等进入煤炭的案例比比皆是。一个煤炭公司的主业里出现了钢铁、金融、化工、医药、航空板块。这个加法就做得很牵强，反而会累及煤炭。”

市场化跨区域并购遇阻

如果说本省内的兼并重组多为政府主导，增加产量对企业发展无更多的实质性意义，那么市场化的跨区域重组似乎看起来会更有效。

“本来企业都想出去，但是省里有所限制。”李霆说。

为何？李霆解释说：“企业出去发展，GDP都会留给发展地，而无法带回山西本省。”山西不仅仅是个案，各省的思路出奇地类似。

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与众不同的企业就会很快被发掘。李霆就发掘了这样一家公司——阳煤集团。这里必须注解一下，山西是动力煤、焦煤和无烟煤的重要产地，动力煤以同煤为主已经整合完毕，焦煤以山西焦煤为主也整合完毕，无烟煤是煤化工的主要原料，在山西分散在阳泉、晋城、长治三地，三地企业发展又很平衡，没有哪家比较突出，于是整合很难。

“在这种谁吃掉谁都说不准的情况下，各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阳煤就收购了一个化工局，然后利用化工局又收购了山西晋城的一个化肥厂，又在河北等地收购了很多化工企业，因为阳煤生产化工用的无烟煤，所以这些厂家属于其下游链条，化工厂也乐于与其合作，原料可以得到保证。当在省外进行完一轮扩张后，阳煤又把战线拉回本省，收购了太化集团的一些化工厂，在山西也站住脚了。”李霆说，他非常看好阳煤的发展模式，在企业小，政府不重视的情况下到省外出击，进行了一系列脱离政府主导的纯市场化并购，等政府开始关注它时，已经羽翼丰满了，再回到省内继续发展。

“不管阳煤这条路能否成功，但发展模式肯定是正确的。”李霆呼吁，那些还在继续做重组整合的省应该边转型边整合，要做市场化的跨区域整合，而非本省内的强制整合。

然而，目前的现状是纯市场化整合很难推行。艾晓光说：“目标企业很可能不愿意被整合，郎有情妾无意，有效的做法应该是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相结合，政府主要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并积极协调企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其他的应该交由整合双方来解决。”

跨区域更是困难重重。“各大煤炭企业都是各省的产值、利税大户，这方面的难度不言自明。另外不同地域文化上的冲突也在所难免。跨区域整合必须中央政府来推动，并且关键要解决好地方政府的利益分配。”艾晓光说。

濮洪九也力推跨区域整合，“因为资源是跨地区的，比如准格尔的那块煤田就跨内蒙古、陕西、宁夏三个省(区)。如若分拆成三份很难发展，所以国家打造的‘金三角’能源基地就是很好的模式。”

“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整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整合。现在各地都在推省内整合，下一步要怎么发展却不得不打个问号，可能会很难，因为省里都不愿意再跨区域发展，怕做大后中央给收掉。”濮洪九直言。

后遗症突现，谁该反思？

一项看似风光的煤炭大整合，背后却有如此多的后遗症，谁该来反思，仅仅是煤炭企业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李霆说近期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发现根源还在体制，尤其是以GDP为主的考核标准。中国改革开放30年，部分省市GDP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当今，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衡量的是“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提高。

“中国的现状是在哪投资就算当地的GDP，自然各地只喜欢引资，而不愿意让自己的企业出去投资，这必然限制了本地企业的发展。”李霆说，“除中国外，几乎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不以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

该如何反思？

做宏观院院长的李霆，工作就在于此。他提出，应该变GDP为GNP，GDP是从生产角度衡量一个国家总体的经济状况，而GNP是个收入的概念。

“考核GNP的时候设置两个数值，以10分为限，比如在本省发展就5.5，走出去的再加4.5，但是业绩都算作企业所在省。这样既鼓励了企业跨区域发展，又没有损害本省的经济收益。”李霆近期一直为自己的这个方案洋洋得意。但，实施又谈何容易？

按照李霆的说法，比如山西的企业去江苏做一个项目，现在投资就算江苏的GDP，但是如果按GNP算，就是企业所在省山西的，这也是走出去困难重重的症结所在。国外也是如此，外企在中国办厂，这笔收益被中国作为GDP留在了国内，而外企也同样把这部分收益作为GNP带回了本国，被计算了两遍。于是，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GDP是虚的，国外的GNP才是实实在在的。

采访中，李霆一直强调他是煤炭整合重组的实践者，有足够的发言权，其方案是经过实践检验的。2050年前以煤炭为主体的格局不会变，所以，“煤炭的反思还要继续，根源还在于政府的考核体系”。

“为什么不能改？我们当时做煤炭工业可持续性发展方案时，各部门也是说不可行，处处碰壁，什么都不允许，但最后我们跟财政部商量，直接把煤炭的核算体系改了，把环保的、转型转产的成本计入其中。这两个改革是类似的，只要下决定。”显然，李霆有些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