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谈兵】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风格和气派

• 发表于：2011-02-11 16:56:02
• 作者:网特是猪发短信加好友更多作品

    毛主席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主席这个话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向党内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时说的。

    抗日战争胜利，躲在大后方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就要下山来摘取人民的胜利果实了，他们依靠美国政府提供的飞机和装备，到各大城市抢占地盘，忙着接收，从日本人手里“收复”失地。可是国民党接收的各大城市里，各级官府贪污腐败，接收大员“五子登科”（房子、车子、票子、婊子、衣服料子），但各大城市的老百姓深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和失业的煎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统区广大群众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是：“想中央，盼中央，盼来的中央更遭殃”，群众戏称国民党的“接收”为“劫收”。很明显，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是要把抗日胜利之后的中国重新拉回抗日以前那种黑暗、落后、专制、野蛮的状态。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

    但是毛主席同时冷静地指出：“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毛主席指出，这就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不要以为靠着政治影响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要幻想刮来一阵风，把一切灰尘统统刮掉。

    在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到来之际，为了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进步人士、革命人民提出了响亮的呼吁：改造国民党政府，废除国民党一党专制，铲除腐败、改善民生，落实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组建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这是一个响亮的呼吁，同时也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政治呼吁，它既逼迫蒋介石反动派做出反应，又照顾到一部分还不够醒悟的国内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各界群众，陷国民党反动派于被动地位。

    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不愿意改造国民党政府，当然不愿意放弃腐败的国民党专制，他们一心要把中国带回抗日战争之前的黑暗状态，但是他们又不好直接说出来，因此他们在口头上也高唱着“和平”、“民主”、“建国”的论调。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做出姿态，邀请毛主席赴重庆举行国共两党谈判。

    就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种进步势力不断逼迫蒋介石并使之陷入被动之际，一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说共产党就是要“另起炉灶”，就是要破坏民族团结、夺取国家最高权力。

    在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记者当着毛主席的面问共产党是不是准备另起炉灶。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阴险的话语陷阱，如果按照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回答“是”与“不是”都会使自己陷于不利。如果回答“是”，如果当时就说蒋介石历来就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抗日战争以后国民党接收各大城市只顾自己捞钱、不管人民死活，所以我们就是要把他打倒，那么这个别有用心的记者就会出去鼓噪，毛泽东说了，他们要另起炉灶，那么说明你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也没有诚意，这样就会陷共产党和进步势力于被动，也不利于争取中间派群众。如果回答“不是”，说我们绝对不另起炉灶，那就意味着公开向国民党保证在政治上跟它保持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别有用心的记者也会出去鼓噪和发挥，说毛泽东保证了，“党国的牌子不能丢”，如此等等，这样也会陷共产党于不利，而使国民党反动派反过来要挟和欺负我们，也不利于鼓舞进步势力的士气。

    那么毛主席是怎样回答的呢？毛主席对《大公报》记者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共产党是不是另起炉灶，那你先要问一问蒋委员长是否管饭。如果他管饭，我们可以不另起炉灶。如果蒋委员长不管饭，我们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另起炉灶。

    这样，主席就把话讲活了，关键不在于共产党是否另起炉灶，关键在于蒋委员长是否管饭，是否顺应民心、彻底改造国民党政府、废除一党专制。这样针对《大公报》记者的问题，就讲得既有原则、又有分寸，既鼓舞了革命人民的士气，又照顾到尚不觉悟的一部分群众的思想情绪。

    同样针对当时“共产党是不是要打内战”的问题，毛主席也采用了同样的智慧来回答。毛主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对于打内战，第一是不赞成，第二是不怕，如果蒋介石胆敢进犯解放区，我们就要奋起自卫。因此打不打内战，与其说取决于我们，不如说取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也取决于站在蒋介石背后的美国政府。我们不是蒋介石的参谋长，蒋介石是不会听我们的。所以我们对于内战的危险，采取的方针就是“争取最好”，争取不打内战，减轻人民的痛苦和损失，与此同时要“立足最坏”，要做好思想准备，有人可能会不惜一切阴谋发动内战。我们主观上越是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客观上就越是可能推动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争取最好，立足最坏”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为了有效地阻止内战发生，我们更要向全国人民阐明内战的危险。

    这样的回答是极富智慧的。如果我们直接说，蒋介石历来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所以他肯定会发动内战，我们必须跟他打内战。这样，别有用心的人就会鼓噪，是共产党早就想好了要打内战。反过来，如果向别人表示共产党人保证不打内战，那就会麻痹革命人民，而使得蒋介石更便于发动内战。

    “问问蒋委员长是否管饭”、“争取最好，立足最坏”，这些智慧决不是雕虫小技、决不是谈判桌上的一时敏感机智，而是反映了一种宏大的辩证思想，一种宏大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这种宏大的思维，既符合历史的发展过程，也符合人的思维过程。这样一种思维，既坚持了原则、鼓舞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又显示了灵活性，抓住了一些群众不愿意看到国家分裂、不愿意打内战的心理，针对他们的思想给予了点播。与此同时，这样的回答也绕过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设计的话语陷阱，使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始终处于精神上的主动，而使一些想要挑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国统区群众之间关系的别有用心之徒哑口无言。

    在“打倒”的问题上是这样，在“联合”的问题上，主席同样富有大智慧。毛主席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无论是抗日时期的国共合作，还是1970年代同美国、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都是立足现实可能性，又采取积极的态度，从来不搞主观的一厢情愿，从来不做“单相思”。而且在抓住现实机遇、积极促成统一战线的同时，又不忘记斗争，且往往是通过必要的斗争，才实现了统一战线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我们实行封锁政策，而且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主席当时就讲，不要着急，我们不急于进联合国。而且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针对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到处伸手、到处挑衅，毛主席代表新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各国人民的挑衅和侵略，坚决支持各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例如1964年发表谈话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1964年又发表声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1965年发表声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入侵的斗争。在这一时期，毛主席还明确揭露道，“在美帝国主义眼里，什么联合国，什么美洲国家组织，什么别的玩意儿，统统都是它手掌里的工具。对于这些工具，它用得着就用，用不着的时候就一脚踢开。”（1964年1月《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并富有远见地指出，“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美国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脖子上的绞索就将越紧。”（1958年9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就是说，美国封锁我们、阻挠我们进联合国，我们还是要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行径，决不能因为要争取美国承认我们、争取美国允许我们进联合国，我们就向美国讨好，就不去支持各国人民的反美斗争。

    我们一方面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各国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另一方面另辟途径，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例如我们积极团结第三世界国家中进步的国家，积极同他们开展往来、建立外交关系，再例如我们在西方国家中积极开展民间外交，积极争取西方国家的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赢得他们对我们的了解和支持。这样经过十几年的长期努力，铺垫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才导致1971年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新中国被抬进了联合国安理会。实际上新中国进入联合国，跟美国态度的改变有关系，但也不全因为美国的允许我们才成功进入联合国，而是跟我们在其他各个方面所做的长期工作都分不开，我们没有把希望全系在美国这一颗树上。据《基辛格回忆录》称，实际上1971年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问中国的同时，联合国表决结果已经出笼，而身在中国的基辛格还不知道，还在不断提出各种方案，诸如大陆当常任理事国、台湾当一般会员国等等。

    当然，我们也从不放弃对美国开展工作，无论是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还是基辛格、尼克松来华访问，都是毛主席积极创造条件促成的。又据《基辛格回忆录》记载，1972年尼克松来华访问，讨论《中美联合公报》时，美方最初提供的《公报》草稿只谈双方的共同点，毛主席看后立即提出意见，《公报》中不仅要谈共同点，也要谈双方的分歧，中方负责把中方认为的分歧写出来，请美方也把美方认为的分歧写出来，双方再行讨论。

    毛主席并没有因为尼克松来北京访问了，就高兴得不得了，就不择手段地急于促成《联合公报》、急于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而是冷静地指出《公报》还要记载双方到目前为止的分歧。这是何等的眼界和胸怀！

    所以说在“联合”的问题上，毛主席历来坚持现实主义的态度，既有团结、又有斗争。他曾经指出，即使在统一战线内部，也要以斗争求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在“联合”的问题上，毛主席历来是从容不迫的，从来不乞求联合，更不会幻想联合，不会用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

    只有像王明那样的书呆子，才是从极“左”（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跳到极右（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王明一开始搞关门主义、主张纯而又纯，当着共产国际批评他，指出根据中国抗日时期的新情况，必须力图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王明又跳到另一个极端，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充满了幻想。

    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毛主席同样是我们的楷模，他历来认为要让人家讲话，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他曾经说，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怕批评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延安时期，曾经有一个农民妇女说了一句“雷公怎么不劈死毛泽东？”就被一些干部认为是反革命言论，要求当作反革命来处理，毛主席坚决反对这样做，而且亲自找这位妇女谈话，结果了解到因为战争需要，边区农民赋税任务比较重，这家妇女的丈夫是残疾人，劳动有困难。毛主席抓住这件事马上展开调查研究，指示采取措施减轻边区群众的赋税。

    毛主席历来主张有不同意见就要讲出来，真理越辩越明。当年我们公开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有些外国朋友害怕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劝我们停止论战。毛主席指出，第一，是赫鲁晓夫先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把问题捅出去的；第二，他们已经发表了几十篇文章批评我们，我们则刚刚发表了几篇文章；第三，争论有什么不好呢？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流毒必须肃清，这个争论要进行一万年，如果你们来说情，那我就给你们面子，减少一些，变成五千年，但是错误的观点一定要批判。

    毛主席敢于批判错误观点，无论这个错误观点出自哪里，从来不迷信权威、不信邪。同时，毛主席也允许争论的对方充分发表意见。在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时，我们可以把《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而苏联则对中国共产党的文章百般封锁，不允许苏联的干部群众看到。在公开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时，毛主席还曾指示编辑出版《赫鲁晓夫言论集》，供参考研究之用。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

    当然，毛主席在敢于批判错误观点的同时，也历来注重批判的方式方法，他老人家总是善于抓住时机、善于挑选素材、善于运用语言，经他修改过的批判文章，既生动犀利、又以理服人。毛主席曾经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1956到1957年间，毛主席亲自关心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的青年人》的批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小说的批评和称赞两方面的文章，毛主席都认真阅读，了解各方面意见。1957年2月他亲自请中宣部、文化部和中国作协的领导同志到颐年堂开会，专门讨论对《组织部来的青年人》的批判问题。会上，毛主席说，对这个小说，批评的文章很多，千军万马围剿，但看了这些批判文章，我就感觉不服，我不是偏袒王蒙，我跟他又不是儿女亲家，我偏袒他干什么？问题是你们写的文章没有说服力，搞教条主义。毛主席指示说，不要仓促应战，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在批评时要搜集材料，多下一番工夫，不要急躁，不要怕香花毒草。会上，主席还批评一些同志，从小人物变成大人物，进了领导机关，当了婆婆，形而上学多了起来，写的文章不生动、使人读不下去。

    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毛主席是极其注意批判的方式方法和效果的。他专门找一些同志研究对《组织部来的青年人》的批判问题，对一些同志写的批判文章表示不满意，与其说是对这些同志的批评，不如说是对这些同志的关心、爱护和帮助。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的一些同志，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我们每天都在说要学习毛主席，时代也确实在不断呼唤新的毛泽东出现。我们学习毛主席，决不能只搬来毛主席一两个现成的结论，而是要认真研究毛主席所处的历史条件，学习他重要的思想观点形成的过程，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他的伟大风格和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