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益民 安徽医科大学:刘业进:行政干预收入差距是以错误掩盖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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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行政干预收入差距是以错误掩盖错误

2010年11月26日 09:12凤凰网财经【 】 【打印共有评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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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正统理论在讨论要素配置和要素价格决定时使用“收入分配”概念。如米塞斯指出的,这是一个“误导性概念”。由于这个误导性概念长期流行于经典教科书中,以至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者甚至可以不加思考地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重要议题。拿一个误导性的概念作为政策目标,这种误导是双重的,一方面进一步强化经济学理论和教学上的误导;另一方面强化了无理论根据的政策操作。其后果是进一步扭曲资源配置,打击市场交易的一般互惠伦理。收入分配改革博得一片喝彩,但是这种喝彩更多是情绪化的宣泄。公共政策制定固然要博取选民支持,但如果这种政策的实质质是以错误(直接干预结果状态的收入分布)掩盖错误(行政垄断权力和基本权利歧视性界定导致收入差距悬殊),那么,询问和探察政策的理论依据是极有必要的。干预导致进一步的干预,因为对于收入分布结果的干预,乃是一种模式化分配原则,只要不斩断导致不可欲的收入分配的源头,持久的干预需求总是被提出,一种持久的收入分配干预不可避免,显然这将陷入某种极为难缠的恶性循环之中。

    我们先假定在一个没有像中国这样严重的行政垄断情形下,讨论常态市场经济中的要素价格决定。一个更确切的概念是“收入分布”。收入分布描述了市场参与者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形成了收入形成以及事后观察的分布频率。收入是一个事件,一个过程,是消费者投票的结果。这一结果常常(但并不总是)企业内部管理科层的过滤,这个过滤过程仍然是一个类似消费者投票过程的内部投票结果。在一个经济系统内,收入取得和生产是一个同步过程。收入取得一方面在获得者理解上看,的确是获得谋生资源,或进一步的储蓄和投资之源。另一方面,常常被人们大为忽略了,那就是信息揭示。市场中某一时刻的收入流向,并不是说,只要是资本,就一定有利润,只要是劳动,就一定有工资,而是,流向那些被消费者选定的要素出售者,那些要素集的参数组合得当的取得收入。其间,没有任何机构承诺每一项参与生产的要素必定有“平均利润”水平或以上的收入,没有这样的“保证人”。

    因此,传统上的“收入分配”,是经济系统中的报酬系统和通讯系统。市场中每一个“收入分布”点/事件,都是一次资源配置的信息揭示。都是来自于消费者的信息告知。同样,那些有苦劳而无功劳的要素所有者将失望地发现,没有收入,或者入账少于付出。无论哪一种情形,收入事件告知或启发的是,下一步资源配置的方向和力度。

    我们每个人取得收入在某种意义上十是个假象,但是被个体感知十分真切,非常真切,绝对不是假象。实际上,收入取得及其分布结构只是消费者投票的副产品,它告知那些资源配置方案是正确的,那些资源配置方案是错误的。收入的差异进一步启发了企业家(几乎每一种要素所有者都是企业家)如何采取下一步行动。因此,收入取得及其结构特征,在经济系统得以表达秩序的意义上,其信息揭示意义高于个体感知的报酬的意义,也就是,收入分布作为信息系统的意义高于报酬系统。经济系统的演化使我们真实地感知那些收入,盈利后的喜悦。是的必须这样。正如大熊猫没有了性欲,那个种群的生存也就危在旦夕了。没有了那些关于收入、盈利和亏损的真切感知,经济系统连同组成系统的无数市场参与者也就危在旦夕了。

    回到中国的现实情形,由于行政垄断广泛涉足经济事务,以及基本权利和底线的基本公共服务歧视性供给两大原因,中国的收入差距悬殊。这一收入差距悬殊已经给社会和谐稳定造成危害。排除危害的方式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直接结果干预。实际上剥夺高收入群体很难凑效,不具有可行性;于是试图通过刺激性政策乃至直接的补贴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而现实情形相当复杂。既然经由行政垄断造就高收入,试图剥夺其不正义的高收入何其难矣,这种改革往往具有自我革命的性质。而刺激性政策常常并不能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而是转化为通胀剥夺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第二种是我们青睐的思路,即通过强制开放市场稀释行政垄断,逐步斩断行政垄断之手,防止形成新的不正义的“收入分配”,通过抑制、缓解到接近消除行政垄断,从而阻止新的不正义收入的形成,等同于提高了前述正常市场机制条件下的收入分布,在那种情形下,有较高的收入差距也不至社会抱怨,正如今天人们对比尔·盖茨这类商业巨子更多怀有尊敬而不是怨恨一样。此外,化解当前收入差距悬殊还有赖于基本权利歧视的消除,以及在底线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惠及全体国民。这一步骤可以理解为“授人以渔”的措施。在进入市场竞争前和参与市场竞争时,不会有严重的机会不平等和权利歧视,这是人民最大的正义和最大的福祉。有一个被人们看得过于严重的问题是,由于行政垄断和特权等种种原因形成的收入如何对待?我们的看法是,抑制新的不正义比控诉已经发生过了的不正义更重要。因此,我们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建设未来,建设一个正常收入形成机制的未来,而对于过去的不正义收入来源和收入本身,追查和追诉为辅,宽容为主。毫无疑问,这里没有任何为不正义收入来源辩护的意图。有理有据的,要追查和追诉;无明确可查或属于历史形成的法不责众的不正义收入形成机制(大范围的行政垄断),首先是宽容,但重在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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