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在反对浪潮中已经风雨飘摇，这个在中东穆斯林国家中人口最多，影响最大，同时又是美国长期盟友的国家的现状集中体现了美国外交理念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悖论，同时这对悖论和今后美国的中东政策也会在这次“埃及冲击”（The Egyptian shock）后经历集中的考验。

　　与“伊朗革命”惊人相似

　　从突尼斯街头卖水果青年被警察逮捕引发突尼斯政府倒台到现在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大国家埃及穆巴拉克政权风雨飘摇仅仅只有六周时间，排山倒海之势与这些统治了近30年的长期政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目前展示在世人面前的的场景并非没有先例，回想起32年前“伊朗革命”，不得不感叹历史竟然如此惊人相似地在重复。

　　1978年底，执政伊朗长达25年之久亲美巴列维政权（1953年在美国的帮助下发动政变上台）在极度愤怒的伊朗民众反对浪潮中突然变得岌岌可危，武力镇压没有起到任何震慑作用，对暴力的恐惧已经消失，1979年1月曾经不可一世并受到美国全力扶持的巴列维国王试图通过宣布任命新的总理及改组内阁来挽回局势，但仅仅几天后他就被迫仓皇逃离伊朗。

　　冷战开始到伊朗推翻巴列维政权，伊朗是美国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的核心盟友，伊朗政权更替对于美国中东政策的打击具致命性。但是很快美国又找到了替代伊朗角色的国家，那就是在埃及萨达特总统被暗杀后执政的穆巴拉克，美国在其执政之初就积极奉行扶植政策，埃及作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主要盟友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30年来美国对中东强人穆巴拉克的支持态度与当年对待伊朗国王如出一辙，而它们的结局至少也会有很多重合的可能，唯一不同的可能在伊朗是什叶派穆斯林的中心，而埃及是逊尼派穆斯林的中心。

　　美国中东政策的内在矛盾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美国外交的两大理念，他们从开始就并存并呈现着此消彼长的交锋，而美国对中东外交则是这组悖论的集中体现。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理念植根于美国对于自身以民主、自由、法制传统基础建立北美新国家的高度自信上，并自认为有着“传教士的使命”，须将这些建国理念普及全世界；现实主义理念则认为，美国要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就必须奉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为了实现美国的利益可以牺牲传播美国价值观的道德义务。

　　美国的中东政策是美国外交理念悖论的集中体现。无论是巴列维还是穆巴拉克，按照美国标准即使不被定义为独裁政权也至少是非民主的强人统治的国家，但是美国从未公开，正面地用美国的自由民主标准要求过他们。可是，另一方面，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推翻“独裁者”萨达姆。因而，在美国的中东政策上，人们看到的是，只要亲美，同意接受美国派驻军队、提供美军基地的中东国家就可以免受美国在其他地区宣扬崇高理念和普世价值的束缚。

　　这种“中东属例外”的外交政策，成为许多国家批评美国外交政策双重标准的重要论据。美国这种体现了外交理念内在矛盾的全力支持中东强人政权的政策，客观上埋下了这些国家政治不稳的种子，并为反美情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以埃及为例，穆巴拉克政权每年从美国获得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军在埃及不仅驻军，而且有固定军事基地。长期的强人政权滋生的是裙带关系和腐败，贫富两极分化。在平时民众由于对专制政权的“恐惧心态”而压抑了多时的不满情绪，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冲击下就会直接引发火山爆发式的政治危机，甚至大规模暴乱，这样的模式已经在1998年印度尼西亚苏哈多政权倒台时候得到验证。

　　对于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人和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人来说，为这些强人政权生存提供国际基础的美国不是什么民主自由的化身，相反是一丘之貉的伪君子。2010皮尤国际态度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显示，仅有17%的埃及受访者对美国有好感，而82%的受访者表示厌恶美国，这个数字是在全球调查中最糟糕的。正因为埃及国内的反美情绪，即使长期奉行亲美政策的穆巴拉克总统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到布什总统卸任期间没有访问美国。

　　与此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盟国的伊朗竟然转身成为反美先锋，并在新世纪初成为被美国高度怀疑有“核野心”的少数“流氓国家”之一，但世人却很难说今天伊朗的反美政策没有群众基础。而美军在中东盟国的驻军与军事基地则进一步加剧了反美的情绪。在1980年前美国在中东地区几乎没有驻军，但是30年后的今天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却是巨大的，而且有“永久化”的倾向。世界恐怖主义头目本·拉登（奥萨马）就曾经宣称，他的反美思想来自于他对美国在沙特神圣领土上的军事存在感到羞耻和愤怒，以及美国在阿以问题上对以色列的袒护。

　　霸权逻辑与文明冲突论的矛盾

　　美国中东政策的更深层次的矛盾体现在自身霸权逻辑与文明冲突论之间。美国的霸权逻辑在中东有军事与经济双支柱。在军事上，中东盟国提供军事基地和接受美军驻扎，在经济上，中东盟国稳定供给石油和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国债。但是与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国不同，中东盟国在价值观上与美国大相径庭，可以说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在这种利益交换的背后，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却在意识形态上对中东穆斯林充满着怀疑和敌意。

　　冷战结束后，在欢呼“历史终结”的胜利气氛中美国人开始相信美国的敌人来自于不同的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文明），“文明冲突论”成了美国制定对外战略的意识基础，美国人对于西方文明优越性的自信也上升到了历史的顶点。

　　九一一恐怖袭击当天在还没有断定谁是恐怖分子的情况下，当时的纽约市长在记者会上就断言“这是现代蛮夷（modern barbarians）对现代文明的袭击，但是美国的自由、民主、法治将会最终战胜蛮夷。”

　　布什总统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不久也公开表示，“他们（恐怖分子）忌恨我们的自由，宗教的自由，言论的自由，选举和集会的自由。”

　　在美国本土受到前所未有袭击引起国民恐慌的情况下，这些言论受到民众欢迎，并且很快成为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形成了美国社会的“共识”，并为布什推行强硬的军事行动根除这些“蛮夷”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群众基础。在战争结束后，布什政府进一步告诉美国人只有在这些被打败的国家建立起民主、法治、自由才可以最终根除美国安全的隐患，“因为自由国家不会孕育杀人的思想”。

　　在此新理论武装下，美国支持下的“国家重建”（nation building）展开了，驻留美军人数不断攀升，投入的美元也不断加码，当然美军伤亡人数也不断增加。

　　与此相对照的是美国对于那些“不民主”的中东盟国确是网开一面，沙特国王是布什白宫的座上宾，而奥巴马总统就职后最初打电话的四国领导人之一就有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这种一方面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维护美国霸权的做法，同以文明冲突论为基础的武力讨伐形成了明显的矛盾。

　　对于那场恐怖袭击，美国的确是受害者，但是更深层次反省不仅必要也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遗憾的是在过去的10年内这方面的反省太少。阿拉伯世界对于美国的仇恨，并不是对美国自由、民主、法治的反对，而是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厌恶。他们厌恶美国一面鼓吹崇高理念一面支持日益腐朽的强人政权，厌恶遍布穆斯林世界的美军基地（特别是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军将战时沙特军事基地的固定化），也厌恶美国在处理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上的态度，以及美国高傲自大的文明优越论。据九一一调查委员会报告证实，策划袭击的主谋就曾证言他并不反对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是厌恶美国在巴以冲突上的不公。

　　埃及的未来与美中东政策的影响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伊朗推翻亲美强人政权后建立起来新政权成为了美国的敌人。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统治了印尼长达32年的亲美的苏哈多政权在数周内崩溃，其后出现的印尼新政府却没有走上反美道路。因此，要推断“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会不会是第二个伊朗，抑或是第二个印尼，现在都为时过早。但是，有一点不能忘记的是美国对中东穆斯林盟国的干预程度与美国对印尼的干预程度不能同日而语，因此在美国中东盟国中被强人政府压制的反美情绪可能超过一般的想象，而这些都将会在今后几年内得到验证。

　　与此同时，美国的中东政策不仅对该地区有深刻影响，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美国在中东的做法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缅甸、朝鲜等国家奉行亲美政策，同意接受美军驻在，提供军事基地的话，美国同样会向支持中东的强人国家一样支持他们。如果塔利班和萨达姆是亲美政权的话，美国完全有可能像支持中东盟国一样支持他们。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那些不愿意亲美的政权要获得安全，可能唯一希望就是核武装，因为美国是“不会攻击那些真正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这样一来，又如何指望朝鲜、伊朗有弃核的动力呢？而美国如何弥合外交理念悖论之间的冲突，将会首先在中东地区得到集中验证。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