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永康 那谁网盘:中国需要下一盘很大的棋

中国需要下一盘很大的棋  作者：[留给历史] 来源：[] 浏览：[25]   2011-02-09

作者按:这是我于2010年年中写的一篇文章，今天发现新法家这个平台，突然感觉我一年前的很多想法竟然和新法家的主张不谋而合，所以就借这个平台发表出来，希望和更多的人探讨。
时下中国面临的问题确实很多，说内忧外困实不为过。资产泡沫、结构调整、贫富差距、住房、教育、医疗、老龄化、贪腐、战略包围这些领域的形势都是比较严峻的，但与之相比，民心的丧失和歪风邪气蔚然成风才是最为可怕的，因为，这既是一切问题的原因，又是结果。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的是坚定的勇气和决心，其次是理性和智慧，最后是好的策略和执行力。
一、决心和勇气：从“八荣八耻”到“反三俗”，从“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到“直通中南海”，从扫黄打黑到房地产调控，我们看到了中央最高层敢于直面现实的决心和勇气。但是，真正考验党和政府决心与勇气的是诸如“房地产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如果调控动真格，会触及地方政府、银行、地产商、富人的利益，会导致经济崩溃和社会骚乱”，“贪污腐败、灰色收入蔚然成风，如果真的反腐，会使党政机关陷入瘫痪，共产党会自取其辱”，“本届政府任期将到，维稳必为第一要务”等等。客观地说，这些揣测确实至情至理，但共产党的党性决定了它必须是一个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党，它的执政地位来源于人民，而不是某些西方国家和少数既得利益集团，面对严峻的内外形势，我相信党和政府有勇气、有决心去从容应对一切困难，不会因噎废食，更不会被他人忽悠和挟持。只要共产党还有民心和决心，只要人民军队和新闻媒体还在党和人民手中，困难永远是暂时的。
二、理性和智慧：解决问题不仅需要一腔热情，更需要理性和智慧。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只能一个一个的解决，但风气和民心是所有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执行力的保证，也是理性和智慧的最高境界，只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党和政府对时局的把握就是理性的。当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标准被金钱扭曲，当仁义、诚信、忠孝等优良的传统价值观被不断的解构，当勤劳和智慧退出财富的分配而被权力、资本、暴力乃至肉体所取代，当中国各阶层、各行业被“投机、赚快钱”的观念所绑架，当政府的公信力和服务功能被一次次的质疑，当“愤青”被冠以“爱国贼”，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一切的改革，一切的正面宣传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社会风气和民心向背已经成了解决一切问题都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为此，国家最高层需要从战略高度出发，用严刑峻法治表，用整风运动治本，用党和政府的决心与实际行动来凝聚民心，打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为此，不要怕背上“破坏和平稳定的发展形势”的骂名，不要怕“人道、自由、民主”的大棒。恰恰相反，不改变目前的严峻形势，任由问题积少成多乃至最后总爆发时，局面恐怕会一发不可收拾，到那时，且不说以何面目面对人民，面对先辈，亡党亡国不是没有可能。前人所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国策没有错，基本国策保持一百年不动摇的决心也没有错，只是，世界是变化发展的，在推行基本国策的过程中，当和平发展的国内外条件以一种静悄悄的形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时，我们必须要通过变革为改革和发展重新创造条件。这绝不是违背既定国策，相反是在始终不渝的坚持基本国策。
变革是和风细雨还是大刀阔斧，那是长痛和短痛，会战和决战的关系，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只要“动真格”，势必会改变现有的社会运行模式，势必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会出现GDP下降，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资本外逃、诉讼泛滥，政治混乱甚至社会暴动等现在就可以完全预料的现象，但是，无论什么事情，都需要进行一个成本与收益的计算，要强国富民，要实现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要让13亿中国人有尊严的活着，就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取有所不取。到时候，如果最坏的组合出现，全国人大完全可以依照《宪法》，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只要军队和新闻媒体还掌握在党的手中，只要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真心爱国的，只要党的核心领导层对国家和人民的感情没有变化，问题就没有那么可怕，就像改革开放也会有阵痛一样，如果为了子孙后代能够活得更好，我们这一代有所付出是值得的。当然，整风运动不是开开会，学学文件，而是要实实在在的纠正不正之风，必须要抓一大批典型的事，办一大批典型的人，必须达到使各行各业风气为之一新的目的。治国之道，历来都是赏罚二柄，为官之途，永远都是如履薄冰，只赏不罚，只取不报，绝非事物所应有之常态。从严治党，从严治吏，既是对人民负责，也是对官员的莫大爱护。政府和官员只要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愁民心不向？只要民心不失，何愁国家不强？
三、策略和执行力。剑有双刃，既可伤人亦可伤己，关键在于剑的主人能否驾驭它。同理，变革能否成功，除了勇气和智慧外，便是策略和执行力。为此，首先要确定变革的目的是为了谁，那么从始至终便要依靠谁。中国需要做的不是打倒谁，不是要革谁的命，而是要否定、改变不劳而获和劳而不获、官僚和资本垄断一切、混淆一切，金钱和物质衡量一切，扭曲一切的财富分配模式和价值评判体系，建立一个能够让大多数国民朝气蓬勃，让社会各阶层正常流动，能够体现公平正义，从而使国家和民族充满希望和凝聚力。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巨人。所以，变革只是一场大的调整，而不是革命。调整至少涉及以下方面，而且各个环节都是相互联系的，因篇幅所限，本文只说几个要点：
1、政治：用精英主导的民主政治取代家族主导的官僚政治。主要内容：国家层面应尽快建立直属于党中央和军委的战略研究部门，广纳各界精英，统筹内外战略，让“智囊团”成为制定国策的最高机构，并对其实施终身负责。高层虽有“文胆”，但必须使其尽快的规范化和职业化。其他部门和地方政府应提高政策研究部门的地位，充分发挥对政策的出台、执行、预警功能的分析研究；加强中央集权，推进省管县的三级行政机构模式改革，提高中央政策在地方的执行力；进一步强化存在交叉功能的机构合并；对领导职务人员的提拔要以科学发展观的执行情况为重要依据，对非领导职务公务人员考核的对象应扩大到民间；从形式和内容上深化对公务员考试制度的改革，不拘一格的选拔一批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强，出身不同行业的80后人员进入行政系统，并适当赋予他们特殊的督查权力，给党政系统注入新鲜血液。
2、经济：用战略经济取代房产经济。今天，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几大条件（改革初期的低起点、廉价劳动力、广阔的海外市场等）基本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海外需求下降和西方贸易保护主义。而以房产为代表的投资经济发展到今天的高房价，从某种意义上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扭曲了社会风气，并给实体经济、金融安全、社会稳定埋下隐患。拉动内需虽已成为共识，但是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改革措施才可实现。所以，短时间内，必须尽快将经济重心转向粮食、水、石油、矿藏、军工等具有战略和民生双重意义的行业，并尽可能的收复这些领域的失地。当我们嘲笑美国的空心经济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美国在航天等高新技术、粮食、石油、军工、金融等领域的世界统治地位。只有这些领域，才既不惧和平，又不惧战争，才能做到攻守自如，那些为美国金融危机担心的人们确实是杞人忧天。
3、社会：最关键的是通过户籍、税收改革，给中产阶层“松绑”，通过再教育和推动超大城市发展战略，扩充中产阶层队伍。没有强健的中产阶层支撑，拉动内需、和谐稳定永远是一句空话。关于社会结构，金字塔与纺锤形，孰优孰劣，早有定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经过几十年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有所改观，但随着近年来资产价格飞涨和通货膨胀，随着住房、教育、医疗成本上升，一部分中产阶层已经无可奈何的“返困”。与中产阶级苦不堪言同步的是主要由高房价和灰色收入造就的两极分化。一旦资产泡沫破灭和廉政风暴凑效，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贫富差距，但培育强大的中产阶层，需要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大规模调高个税起征点。当然，推行这两点，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举措。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可参考谢国忠先生提出的设想，即在中国实行超大城市战略，可建设30－50个左右拥有3000－5000万常住人口的超级大都市。这样一来既消化了大量的农村人口，也同步解决高房价和户籍改革等难题。需要补充的是，实现超大城市战略涉及到土地制度，钢铁水泥等原材料国际价格、城市规划、农业机械化和成片化作业、大规模的再教育等方面，这些都是需要慎之又慎的大事情，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只要资产价格被重估，户籍制度改革或者取消，中产阶级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会有质的飞跃，有了这一强大的消费群体，何愁结构调整之困？
4、思想文化：用人文思想取代利己思想，用爱国主义化解“左中右”流派纷争，用精神文化改造金钱文化，用科学文化取代“三俗”文化。思想文化的变革应是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并最终关系到一切变革的成与败，提倡以人为本就要反对自私自利，尊重人权就要尊重所有人的生存权、居住权、知情权等，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要反对国家以税收的名义掠夺公民的合法财富。尊重公民的言论自由就不要在没有和言论发表者进行有效沟通前强横的“和谐”他人的言论。思想文化的百花齐放是好事，但我不赞成肆无忌惮的解构主旋律的东西，当然，主旋律是指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和心声，能够体现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能够反映忠孝、守信、诚实、勤劳等道德的东西，而绝不是简单的粉饰太平和一味的迎合大众。
任何思想，无论听起来有多么的美妙动听，如果背离了爱国主义，那只能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不是造福国民的思想；任何人，如果丧失了爱国这一基本良知，无论他有多么尊贵的地位，多么高深的智慧，充其量只是一个长袖善舞的跳梁小丑，绝不会流芳历史。时下，中国思想界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混乱、浮躁和壁垒森严，人们不知道究竟该听谁的，作为裁判的政府有时候竟然把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交给市场。比如，茅于轼的很多言论已经触到了良心的底线，虽然民情激愤，但政府对其却无动于衷。比如，时寒冰、曹建海等很多有良知、理论水平非常高的学者一次次的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批判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但其声音却随着不断攀升的房价被淹没在泡沫之中，反不如那些听信任志强鼓吹高房价，在高位之下买了房子既能满足居住需要，又能享受资产账面价格不断升值的喜悦，虽然代价是透支了家庭积蓄和未来收入。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高房价只是政府默认的一种变相的税收。这算什么公平正义？国家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说话，但国家也必须有一个评判善恶错对的标准，有一个公正的奖惩机制，这不是思想专制，这是国家的管理功能，政府是一个裁判的话，那么爱国主义就是最高形态的游戏规则。如果国家都不能代表正义，不能辨别善恶错对，那么，民众还能相信谁？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5、国防外交：用“硬国防”支撑“软外交”。所谓“硬国防”，既有武器配备的升级换代和军队的现代化改革，更重要的是军事战略思想的解放和革新，我们不搞军备竞赛，但绝不等于我们不能有假想敌，我们承诺和平崛起绝不意味着国防松弛。“软外交”就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以和平的方式和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一切国际争端”，这是我们东方大国的风度，而不是我们的软弱无能，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就明确提出，中国的发展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从近两年许多发生在中国境内乃至周边国家的“突发”事件来看，这一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很多看似突发的偶然事件，其背后都有着大国战略和国家利益的影子。我们的原则不能变，我们应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但一旦突破领土和主权这一红线，该出手时就得出手。比如日本在钓鱼岛拘留我渔船船长事件，从外交程序上中国的做法可能是恰当的，但是，最初外交部发言人姜喻在同一次发言中竟出现“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与“希望中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钓鱼岛问题进行谈判”的自相矛盾？既然无可争辩还有什么必要可谈，主权问题岂容谈判？另外，民间对此事件的不满情绪在9月12日凌晨日本作出继续拘留我渔船船长的司法决定后已达到高潮，这种情形下，外交层面的抗议显然已经不能平息民众的情绪，更不能起到对日本的震慑效果，国家需要采取切实的行动（最有效的应该是对内总动员,最高境界应是剑在弦上而隐而不发，或许日本最怕的就是这一点），以争取今后的主动权。相反，一味的和平外交，非但不能最终解决“争端”，而且会浇灭民众的满腔爱国热火，使党和政府在整个事件中始终处于被动不利的尴尬局面。强硬并不是要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在原则问题上必须要摆出的一种高姿态。外交是政治的延续，国防是外交的保障，亿万人民是永远是党和国家最坚强的后盾，但只有掌握了主动权才能统帅一切。
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和金融上最可怕的莫过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思想和政治上最可怕的莫过于解体时的前苏联，国防和外交上最可怕的莫过于100多年前的大清，不敢想像，当这些最可怕的事情组合在一起时，情况将会是多么的糟糕，而要改变这一切将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智慧。但是，最困难的时候，只要最高层的决心义无反顾，只要风气能正，民心能向，明天就有希望！谁是秉承党性，为万世开太平的英雄，谁是漠视人民生民和财产安全，只知中饱私囊，丧失爱国良知，卖国求荣的邪恶之徒，在接下来的这盘棋中将会昭然若揭，因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