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土特产:总理第一次见访民

2011年1月24日，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永定门西街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室，来自天津、吉林、山东、湖北、内蒙古、河南、山西、江苏等8名上访群众向温家宝总理直陈不公与苦痛，总理现场要求随行的各部委积极督办，开62年建国史之先河。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值得在历史上书写的日子：共和国总理首次与来京上访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在笔者看来，在这么一个表达渠道并不通畅，官民矛盾又颇为尖锐的时代，这件事的足以碰触到这个国家敏感的政治神经。更重要的是，这其中反映出的政治文化值得考察，我们政府和民众在一个怎样的政治环境中生存？

面对政府

总理的来访多少有些突然，这个消息给上访的人们带来了超过自己承受能力的惊喜。进京上访者许桂芹被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领到楼上：“请按照桌子上的姓名牌子找自己的座位。”许桂芹刚一落座，往左前方看，她真怀疑自己看花了眼，牌子上写着“温家宝”。许桂芹顿时泪如雨下，泣不成声。而舒兰市的被拆商户听说他们的代表许桂芹见到了总理，连夜买了几挂鞭炮到步行街燃放，还当街大喊：“见到总理，我们就有盼头了！”鞭炮燃尽，他们在街头抱头痛哭。被拆户张燕在电话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能见到温总理，能听到他为老百姓说话，就算拆迁补偿的钱不要了，我们心里都高兴。”这样的场景无疑让人有些揪心，任何稍微关心过基层政治的人都能看出这里面掺杂着的无力和渴望，这像是一种“被剥夺了想象力的希望”。

在真正见到总理时候，总理的话给了个体访民诉求得以落实的机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负责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各类行政程序都要向社会公开，所有行政行为都要接受社会监督，确保一切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面对过总理的访民们对这次经历的回忆则更为直接，相比总理对于制度性问题的强调，他们大多谈到了总理发白的双鬓，自己的话总理能不能听懂，或者是自己对总理的印象，而在这之后，访民的展望则更加的乐观，当他们回过头来在重温前一天的场面时，访民们把温家宝的接见视作一个信号：“我感觉国家更加重视信访了，对访民是个好消息。”对于访民而言，总理成为了一条便捷通道，他的表态也代表着一种积极的预兆。至于这个预兆是什么，它具体会带来一种怎样的制度，最终收获的是不是有关制度的进步，大家都还不知道答案。

面对舆论

舆论却并没有完全把总理见访民视作一个积极的信号。

对于公共媒体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处理的题目。我想任何一个试图记述这个事件的人都能感觉到，在人们想看到的各种故事版本之间存在一种张力（抛开它本身的政治敏感性不谈），它既不能太冷酷，不应表达不信任感，至少不能伤了感情；但它也不能太温暖，太深情并茂，否则容易诱发人们习惯性的怀疑和反感。所以最稳妥的方式就是记述上访者的经历，把自己的态度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对比和转述之中。也许用词的稍微偏差就会带来读者截然不同的态度。

然而在网络平台上，这种张力被撕开，赤裸裸地摆在人们面前。在各色评论中，上访者的经历恰恰是退居二线的，人们迅速地将目光转向了制度设计和变革。人们普遍认为，总理接见上访群众，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对这种象征意义到底解读到什么程度，象征意义是“超越”了实际意义还是“不如”实际意义，甚至有负面意义，各家是有分歧的。最极端的批判性观点如章文在“不合时宜的‘亲民秀’”一文中所表达的：“我是非常认同共和国总理在这次探访中的如下表态……不过类似的表态，共和国总理已多次说过，一点都不新鲜了。尤其是在这么寒冷的冬天，面对这些饥寒交迫的访民，共和国总理再说这样的空话，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不地道了。”

丁咚也在文章中表示，为清官唱赞歌是一件很二甚至有害的事情：“热衷于医治疥癣之疾，企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依靠清官效应，安抚民心，则清官越多，民众受害越久；清官秀得越欢，民众受害越深。”

怡然则认为，对于总理的依赖反映了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官大于法”思想，现代政府为群众负责的理念远未渗透到基层，“多善良纯朴的民众啊。而这不是表明，他们至今相信‘官比法大’，把希望寄托于高层，寄托于‘青天大老爷’？ 假如基层官员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即便总理每天接访，也无济于事。”

不难看出，三位作者的最终意图都是希望能够建立一套能够切实反映群众声音，督促政府为人民负责的有效机制，但都认为温总理的访问表明了这种机制的缺失，访民的情况并不证明信访制度的价值，反而暴露了领导关注下“特事特办”的制度缺陷。因此对事情本身有一些反思意见。

持不同观点的论者当然也看到了这种缺失，但却认为总理此行恰恰将会有助于长效机制的建立，因此是富于建设性的。重要的是抓住此次机会，推进官民交流，完善现有制度，建立畅通的意见渠道，要使各地官员像总理那样珍视访民诉求，就要提供制度保证，就像人民日报社论所言：任何时候都应该认识到，尽管可能见效不是那么快，尽管可能会有各种阻力，但“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制度化的方式才是解决矛盾冲突的根本途径，也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网友“横看天下”在文中写道，政府的存在不一定能够鼓励好人做好事，但是却应该尽量约束坏人坏事的发生，一个真正善治、法治的政府……即使政府中官员的自我素质不高，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命运，也会在制度的约束下老老实实“勤政、廉政”，乖乖地“为人民服务”。这些观点实际上也印证了温家宝总理自己的话：“今天我不只是了解个案，更重要的是了解政府工作、制度和政策等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显而易见的是，不同观点的同一立场是完善制度，但为何会出现不同意见？在笔者看来，分歧的背后是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不同，缺乏信任者会认为接见信访群众治标不治本，反而助长了“迷信清官”之风，表示信任者则觉得政府高官的举措意味深长，也许能带来体制的变化，中庸者则可以认为，借此契机，我们至少能够呼吁体制的变化。

面对我们自己

在中世纪的法国，有一种“国王的神迹”的说法，当时的法国人相信国王的触摸能够治疗一种叫“瘰疬”的疾病，于是浑身溃烂，散发恶臭的病人跪在广场上，等待神圣的国王来一一触摸并治愈他们，这种仪式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后来法国大革命将国王送上断头台。革命一举摧毁了旧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革命有没有摧毁瘰疬病人对国王的热切期盼，没有人研究过，我们也不得而知。

政治文化是一个长时段的概念，政治体制和民情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把政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相对于怀疑或者期盼一种体制，另一种工作在于追问，现有的体制让我们成为了什么样的人？我们又如何在一个有限的制度空间和时间内学习做公民？

不论是上访者还评论家，面对真实的困境往往都有强烈的无力感，这根本上来自于我们行动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作为公民，如果被剥夺了可以赋予他行动权利的政治自由，那么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能在公共空间中成为一个沉默的看客或者愤怒的控诉者，面对这种处境，我们必须问自己，在无力之中我们是否还能够去承担和争取，去把我们拥有的一点有限自由变成一种政治责任。

既然我们都是残缺的公民，那么如何尽可能地在行动和思想能力上求得完整，如何在改变体制的同时与之产生良性的互动，应该是公民社会建设道路上的重要任务，要从公民教育的角度出发来提出体制的转变，我们要知道一种制度最后能够教会人们什么，在治疗政府的同时，我们还要懂得调养自己。因此，相对于简单的制度论者，笑蜀的评论毫无疑问补全了另一方面的思考，“最重要的是，有了这种讲道理的政治，极有利于培养公民理性。而百年以来，中国从不缺政治激情，但一直匮乏公民理性。没有公民理性驾驭的政治激情是一种可怕的激情，往往带来灾难，这已为历史反复印证。而当下所谓刁民，则恰恰是最具公民潜质的一批人，于我们国家恰恰可能是宝贝，因为他们的公民权利意识最强，跟政府讲道理的意识最强。用严格的程序来确保他们跟政府讲道理的权利，满足他们跟政府讲道理的需求，让他们通过切身体验确信，跟政府讲道理是没风险的，可行的，有用的和有尊严的，他们就会对政府刮目相看，就会反过来也尊重政府，跟政府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从刁民成长为真正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