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枫桥人民医院:伯夷叔齐故事新编三种 （邵 南）

　　关于伯夷、叔齐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了。故事大致是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因都不肯登王位，相率而逃至西伯姬昌处，为西伯所养。后来西伯之子武王反纣，二人当路扣马而谏，武王以为义士，不杀。二人作为商朝遗民，相携隐入首阳山，采薇而食，至于饿死。

　　对于这个故事，历史上许多文人都以伯夷、叔齐为义士，作诗文以表崇敬之心的也不少。究其原因，我以为当在于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赞誉。伯夷、叔齐的行为，是完全符合孔子的理想的，故孔子赞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后世文人既然多儒家出身，则更是尊伯夷、叔齐为神明，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历来作诗文以表崇敬之心的人，多是生逢乱世的忠臣良将、节义文人，比如宋末的文天祥、明末的张煌言，就是典型代表。他们与伯夷、叔齐极为相似的一点是，他们的价值取向相同，都是忠于旧朝以至于死的。自孔子以来，正是由于儒家学说在中国处于主流地位，所以对伯夷、叔齐的尊崇也成了一种“正统”看法。

　　二、《史记·伯夷叔齐列传》

　　然而，怀疑此“正统”看法者终究是有的，司马迁就是第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人。

　　司马迁并不认为伯夷、叔齐是圣人。他首先对孔子的“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提出质疑，认为伯夷、叔齐对于自己“死节”的结局并不是欣然接受的，而是哀叹的。他摆出了一首据云是伯夷、叔齐所作的轶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然后质问：“由此观之，怨邪非邪？”这是对“正统”看法的一大挑战，因为如果二人是有怨的，则二人就是无奈而为之，那么他们就不是圣人了。

　　然而司马迁并不到此为止。在将伯夷、叔齐的遭遇同颜渊的遭遇进行类比，同盗跖的遭遇进行对比以后，他更进一步对所谓“天道”提出了质疑：“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一问，就更另类了。

　　其实，司马迁之所以会提出这些质疑，乃是时代和个人遭遇使然。自春秋战国的乱世以来，德高而无善遇、行恶而得善终者不可胜计，对“天道”的质疑早已呼之欲出了。再加之司马迁本人在李陵案中“忠而被谤”，惨遭宫刑，就更无怪乎他要怀疑“天道”了。因为从这一系列的“不公”来看，“上天”是并不支持人间的道德的。《伯夷叔齐列传》正是由此而打上了时代和个人的烙印，成了伯夷、叔齐故事的最初“新编”者。

　　三、《豆棚闲话·首阳山叔齐变节》

　　到了明清易代之际，有一个文人重拾司马迁的另类精神，他就是艾衲居士。

　　艾衲居士的真名，现在已不得而知，只知他生活在明末清初。他所作的短篇白话小说集《豆棚闲话》中，也有一篇写到伯夷、叔齐的故事，题为《首阳山叔齐变节》。该故事把叔齐写成一个投诚新朝的“顺民”。故事的开头和传统的说法并无区别，然而此后就开始翻出新意：叔齐渐渐不耐烦起来，背着伯夷下山准备投诚。当二人在山中时，山君感二人大义，命诸兽戢毛敛齿，不得食人；当叔齐走下山去，却被诸兽发现，叔齐凭一张利嘴，反说服诸兽恢复本性，诸兽遂以叔齐为恩人。后叔齐下山借宿，梦见自己被商朝遗民的魂灵拿获并处斩，山君率诸兽赶来求情。双方正辩论未休之际，齐物主降临，说明要“识时务”的道理，证明叔齐无罪。叔齐醒来，去意更坚。故事到此结束。

　　艾衲居士想用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对于描写叔齐这个人，作者用的是讽刺的笔触。比如叙述到叔齐说服了诸兽，作者写道：“叔齐伸头，将左右前后周围一看道：‘我叔齐真侥幸也。若不是这张利嘴，满口花言，几根枯骨，几乎断送在这一班口里。还要憎嫌瘪虱气哩。’”这便实在是一个圆滑自私的形象。然而对于投诚新朝这种行为本身，作者不但没有任何否定的意思，反而搬出一个齐物主来支持之。同样，对于伯夷的描写，作者虽然着墨不多，但也既怀着敬意又略带讽刺，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坚持操守却不识时务的伯夷。

　　可见对于这个“易代之际到底是否应该投诚新朝”的争论，作者的观点本身是充满矛盾的。即从道德上来说，应该忠于旧朝；然而从理智上来说，应该投诚新朝。道德和理智相矛盾。伯夷选择了道德，叔齐选择了理智。然而作者对二者都既不完全肯定又不完全否定，显然并不认为这两种选择存在大是大非的问题。可见，艾衲居士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其立场并不同于那些忠臣良将、节义文人。于是这《首阳山叔齐变节》，同样成了一篇富于时代气息的另类之作，也成了伯夷、叔齐故事的又一“新编”。

　　四、《故事新编·采薇》

　　又过了近三百年，鲁迅再次重写了这个故事。

　　关于鲁迅重写这个故事的背景，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认为，他可能是受了《豆棚闲话》的影响。《豆棚闲话》标点本初版于1935年内，《采薇》作于1935年12月，把这两个时间对照一下，韩南的猜测也许不无道理。或许是《豆棚闲话》刺激鲁迅产生了重新审视这个古老故事的念头，并根据这个念头创作出一篇符合他那时代的小说。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采薇》并不像艾衲居士那样离经叛道，其故事线索基本上符合传统，更接近于《伯夷列传》，但是《采薇》的特点，在于大量的细节描写和讽刺语言。故事内容纵然无所更改，但是人们看了《采薇》以后，不但不觉得伯夷、叔齐是圣人，反而觉得这只是两个衰朽老人，虽令人敬佩，令人同情，却迂腐可笑，走投无路。这就是大量增加细节、大量使用讽刺语言所产生的“去神圣化”效果。

　　比如文章开头就写道：“只有伯夷最不留心闲事，秋凉到了，他又老的很怕冷，就整天的坐在阶沿上晒太阳，纵使听到匆忙的脚步声，也决不抬起头来看。”这样描写，就分明是把伯夷这个人写成了一个普通的无所事事的老人。后来，描写叔齐来报信时又写道：“气急败坏的跑回来，鼻子冻得通红，嘴里一阵一阵的喷着白蒸气。”这又完全是一个狼狈的风烛残年的老人。更为有趣的是，紧接着就是“他恭敬的垂手站在伯夷的床前”，体现了他对于传统礼节的自觉遵守，与前面的形象形成了一种对比，也起到了一种嘲讽的作用。其实，《采薇》通篇都是这样的调侃、揶揄的笔调。不仅如此，作者还增加了一段伯夷、叔齐在华山遭遇小穷奇的情节，把二人的狼狈不堪、走投无路推向了极致。

　　那么，鲁迅到底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呢？或许，鲁迅是有感于在他的年代里，那些不愿意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文人（应该也包括他自己），最终挣扎到筋疲力尽、狼狈不堪的地步，却仍无法摆脱政治斗争的摆布和影响；正如伯夷、叔齐，好不容易在首阳山里生存下来，却被告知连首阳山的薇菜也是属于周天子的！鲁迅在这里揶揄了那些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文人。然而作为一个自己也一度有过这种念头，而今却已用文章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人，他对古人的嘲讽又是朝向自身的。这样，鲁迅赋予了这个故事以新的时代意义，也完成了伯夷、叔齐故事的最近“新编”。

　　五、结语

　　由此看来，即使对于同一个故事，不同时代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政治或者思想急剧变革的时代，易于产生持另类观点的人，对既有的“故事”来一番“新编”。就伯夷、叔齐故事而言，这个“故事新编”的传统，从司马迁开始，到艾衲居士，到鲁迅（其间应该还有另外一些人），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定论”，重新思考传统。在这些“新编”的“故事”中，反映了富于不同时代特征的思考和彷徨。因此，也只有在历史的宏观背景之下，才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些作品的内涵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