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趋势（上）

文/石齐平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09年建国60周年，两个30年里中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思路。那么，未来从2010年到2039年的30年，中国又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香港凤凰卫视[2.75 -0.36%]时事评论员石齐平先生积多年观察之心得，以独到的眼光和独立的判断，在农历虎年到来之际，特为广大读者奉献这组文章。

1949年新中国成立，2009年庆祝建国一甲子。走过一甲子，正好两个30年，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思路、体制、风貌与结果。再一个30年，从2010到2039年，又会如何呢？这是趋势研判，而且是大趋势的研判。西方趋势专家奈思比(John Naisbitt)在成名畅销作《大趋势》、《亚洲大趋势》之后，2009年又出版了《中国大趋势》一书，对中国的未来作了分析与展望，受到广泛关注与重视。作为一个评论员，我也一向关注中国的发展，方方面面，现在，也愿意把我的观察，以同样的题目《中国大趋势》加以梳理展现，供读者参考。石齐平与奈思比，请大家比一比。

一 内需大开发

在我的《中国大趋势》脉络中，一共有十个大趋势，第一个就是“内需大开发”，题目通俗，来龙去脉却不简单。先请看“时间轴”：

(一) (二) (三)

1949 1979 2009 2039

为分析方便起见，以一时间轴直线将三个30年标示出来，分成了(一)(二)(三)三个阶段。阶段(一)是1949到1979，是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也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阶段(二)是1979到2009，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也是刚过去的30年；阶段(三)从2010年到2039年，是下一个30年，也是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

这个“时间轴”很管用，在本文的分析中会经常用到。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趋势。

首先，我们回顾过去60年的两个阶段：

阶段(一)：是完全封闭，与国际几乎全无互动，自需自供的30年，再加上计划公有制经济，这样的模式显然不可持续，难以为继。1978年底，邓小平决定要换一条路走：改革开放。

阶段(二)：改革开放始，从“封闭”转为“开放”。但这一阶段的开放，是一种“外需导向”型的开放。中国开始与全球化接轨，在“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找出自己的“比较优势”，也即是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通过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出口充分发挥。这一阶段，中国3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9.8%，全球罕有其匹。

但恰恰是在阶段(二)快要结束的最后一刻，2008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一个全球范围、长期积累形成的全球大泡沫破灭了。泡沫的破灭，意味着一个在泡沫长期形成过程中不断拉大的“虚需求”被“打回原形”，全球需求急剧萎缩。就经济理论而言，这个全球性长期泡沫的形成与破灭，折射的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经济结构的巨大失衡，泡沫破灭之后，也就因此需要一个长期结构的调整。因此，中国将不会像过去30年一样，面对一个巨大的外需市场，中国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就必须进行前所未有的“内需大开发”。这即是下一个30年的第一个“中国大趋势”。

二 民营化

第二个大趋势是“民营化”。

再请看“时间轴”的三个阶段。

阶段(一)的30年，100%全是国有企业，显然效率不会太高。但在那个年代里，“公有制”是核心的意识形态，绝不容挑战。即使邓小平也只能用一种隐讳的方式进行改革，例如开放“个体户”，以个体户的成功(变成了万元户)潜移默化地转变深植在每一个人脑海中那个已被长期“负面化”了的“私”的概念；又比如，用一个新发明的词藻“商品经济”来包装“市场经济”，且一包就包了十四年，直到1992年召开中共党十四大时，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开示人：又比如，以四个经济特殊方式，将民营与私有企业在特区中进行实验。

实验证明，民营企业对国家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无谓工业产值、贸易、就业乃至于创汇，民企的贡献均日增月长。然而，意识形态的包袱显然尚未全抛掉，整个社会包含政府的政策对民营企业仍存在着一种潜意识的不信任、排斥或歧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经济正常的发展，以及内需的大力开发。

前文提到，中国开发内需既是一个大趋势，也是一个不得不然的选择，但中国扩大内需政策始自上世纪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很显然迄今为止十几年来，虽有一定成效但难谓显著，固此，除非找到问题症结并加以解决，否则仍难有巨大突破。

中国内需拉动，有三大阻力，拉内需就是把钱花在国内市场，现在，钱基本上不是问题，问题在三个方面：

(一)没钱花。怎么说钱不是问题却又没钱花呢。准确的说，是收入及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中国有13亿人口，本来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内需市场，但由于收入分配差距很大，购买力高度集中在一个极小比例的人群之上，所以整体消费能力不强。这个问题要摆在下文的另一个大趋势“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再谈。

(二)有钱不敢花。指的是几大民生问题，包括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仍未臻完善，因此抑制了人们在一般消费支出上的积极性。这个问题涉及到政府的职能与角色，也会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再谈。

(三)有钱花不掉。这有钱花不掉分两部分，一是指消费方面，具体的例子是许多人即使有钱，有能力，也想买干净的水，干净的空气，良好的社会治安，吃了令人放心的食物与药品，却往往不可得，这也与政府的职能与角色有关。另一是指投资，企业家想投资却往往不得其门而入。

前面说到，虽然改革开放已经30年，但关于民营企业在意识形态上的“负面”包袱仍未完全解放，“非公”一词大概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独有，即道尽其中奥妙。表现在政策之上，则除了在融资方面，民营企业较之国有企业有更多的困难之外，最大的限制，恐怕是在投资领域与范围上的制约了。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完全对民企开放的一些领域如能源、电信、水力、交通(铁、公路、航空、港口、机场等)等行业在中国仍处于国企高度垄断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既不利于国家整体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导致民营投资无门，使内需拉不起来，因此进行必要的改革宜乎摆在时间表之上。

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结论指出，要“积极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的改革”。应是为打开民企投资渠道作了必要的铺垫。

再此“时间轴”说明：

阶段(一)：100%国企；

阶段(二)：国企与多种成分所有制并存，但相对比重有国退民进之势；

阶段(三)：进行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民企无论在政策与政体两方面均将获得更公平的对待。

“民营化”因此将是下一个30年的第二个“中国大趋势”。

三 城镇化

再回到开发内需的大主轴，前文提到中国有一个全世界都欣羡不已的庞大的13亿人口规模的大市场，但实际上，这13亿人中系有60%即约八个亿，平均消费购买力都不太高，这即是农村中的农民。

政府用补贴济助的方式，当然有助于提高一些他们的购买力，但规模毕竟有限，且持续性的难度较高。最好的办法是设法让农民都有稳定的收入，收入的前提是要有工作，但工作机会在农村中难觅，所以让农民进城，不失为是一条好的思路。——这即是“城镇化”。

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结论指出，要“放宽中小城市与城镇的户籍限制”。依现行规定，农民是不能随便在城镇中安家落户的，这叫户籍限制。也正是这样的规定，中国有罕见的所谓“农民工”这一现象与名词。所以“放宽中小城市与城镇的户籍限制”，让农民进城，做城市居民，这即是“城镇化”的概念。

再以“时间轴”作说明，阶段(一)刚开始时，中国“城镇化率”(及全国总人口在城镇中的比例)极低，到阶段(一)之尾，即1978年时，也不过只有9%。进入到阶段(二)的30年，每年以一到两个百万点速度增长，在2009即阶段(二)结束时达到45%，离全球各国平均城镇化率55%还差一截，与发达国平均85%及美国90%的差距更远。此一数字也说明了今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极大。

“城镇化”引申出来的需求是多元的，绝不仅限于农民入城后的收入及购买力的增加而已，还包括城镇建设所拉动的投资与消费。

“城镇化”的意义甚至还超越了经济，通过收入分配的改善，它有助于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再者，放宽了农民的迁徙限制，也保障了人民的基本人权。

下一个30年，“城镇化”的中国大趋势，如果平均每年仍以一到两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在政策推动下，速度应该还会倍增)，那末二、三十年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85%)，其所辐射出来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影响将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