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徐小明博客:《大趋势》作者做客环球网谈中国未来趋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1:05:05

《大趋势》作者做客环球网谈中国未来趋势

【环球网】 2010-12-10   

主持人(左)与奈斯比特夫妇(右)

未来的世界大趋势是什么?中国将如何实现腾飞梦想?面对未来,我们更需要一种全球视野。12月10日10点,世界著名未来学家,《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和他的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做客环球网,同广大中国网友一起交流对世界和中国未来走向的看法,

李洁思:各位环球网的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大趋势》的作者、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先生及他的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作客环球网。 约翰·奈斯比特: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环球网作客,我们花了人生中一半的精力在中国,很高兴与中国的网友见面与交谈。

奈斯比特夫妇: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环球网作客,我们花了人生中一半的精力在中国,很高兴与中国的网友见面与交谈。

中国年轻人的思维模式比美国年轻人乐观 李洁思:许多网友都把您称为“最了解中国的未来学家”,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在中国的时间多吗?在中国时您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们的生活在这儿是比较复杂的,一般来说,我们的日常生活会接触到大家平时的听闻,也会听到许多人说他们的梦想,我们也会周游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在中国的生活(是这样的),通常会我们会访问许多地方,去很多地方旅游,这个周末我们去了成都,这是一次非常美妙的旅行,我们一共去过六次成都了。 我们非常喜欢和中国的朋友见面及交谈,而且我们会和不同层次的中国人交谈,有的是官员,有时甚至是在商场买东西时碰到的人,我们尤其喜欢跟中国的年轻人交谈,也去过很多中国的学校,在大学里与学生交谈。我觉得和年轻人交谈是(在中国生活里)最棒的部分。

李洁思:刚才两位提到,其实两位是以普通人的心态去感受中国的,如果以普通人的心态来感受中国,您两位又是如何理解中国的?

约翰·奈斯比特: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67年,43年前,时间过去了很久,我的太太多丽丝是在十年前和我来中国访问的,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我们来中国后去了很多地方旅游,与当地的人们交谈。 就2010年来说,我们来中国总共有14次,在这期间我们不停地和人们交谈,看了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些都写进了我的书里。 多丽丝·奈斯比特:同时,我们也读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看)关于人们是如何看中国(的书),同时也会听到许多关于反对中国的意见。

李洁思:我们知道多丽丝女士刚刚出版了一部新书,书中以中国90后小朋友的视角来看待中美之间文化的差异,不知道多丽丝女士了解中国90后吗?您眼中的中国90后是什么样的?

多丽丝·奈斯比特:当我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这本书不是通过梅林这个女孩之口把我的看法说出来,而是对许多问题的汇集,它是许多年轻人对于这个世界看法的汇总。 我可以看到,欧洲国家有许多聪明而年轻的人们,他们对中国有许多看法,有时我会见到许多男孩、女孩,他们对于成长为一名成人有着很多焦虑,所以这本书是关于年轻人对于未来看法的总结。

李洁思:所以这是一本汇集许多年轻人思维的书了。对于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两位有怎样的理解和看法?你们如何看待中国新一代?

多丽丝·奈斯比特:关于这些孩子如何思考中国以及如何回顾中国的历史和未来(这个问题),我认为许多年轻人通常不被长辈理解,也就是说,他们和长辈之间有着代沟,而这种代沟就是他们不被长辈理解的主要原因。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他们的父母及祖父母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90后年轻人天生就拥有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他们的长辈们曾经想都不敢想的。 对于年轻人来说,成为一个大人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在这个世界中成为大人后,很多事情都改变了。现在很多国家都在飞速发展,每天都有许多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是挑战,他们自身也会为自己将来变成什么样的人而做思想挣扎,同时,他们的语言也在不断进步着,这与之前也有所不同。

李洁思:多丽丝女士,您在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如果美国代表着成熟与先进,中国则代表着希望与活力。我们想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个定义?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们在三个星期前又从美国来到了中国,其实我是在西方长大,西方思想肯定是根深蒂固的,但我经常会感到悲伤,为什么美国的思想就那么悲观,这次来到中国,我又与许多来自成都、天津及重庆的中学生们交谈,我发现中学生们对于未来的很多事都非常乐观,从来不担心任何事。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思维模式是积极乐观的,而美国的却悲观一些。

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从何而来 

李洁思:刚才有网友问到,您对中国形象的定义比较积极,但有许多人问,中国这种形象在西方人眼中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您觉得西方是不是对中国有所误解,误解的根源在哪里,应该如何消除这样的误解?

约翰·奈斯比特:据我所知,大部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状是处在一种很无知的状态下,我觉得他们对于中国的一些事情是很无知的,很多西方人没有来过中国,有人甚至没兴趣了解中国,他们对于中国一切的发展和状况都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简单把中国想象成为一个落后、大部分地区贫穷、人民没有地方住、并且处在恐怖专制统治下的国家,他们觉得中国一点都不好。我觉得他们这样的想法是非常简单、非常落后的思维。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想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假设有个人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地方,很冷,而另外一个人生活在沙漠里,很热,这样他们就会想,哪一种生活方式对他们是好的。对于(生活在)冰天雪地的人来说,肯定需要穿很多温暖的衣服,而对于生活在沙漠的人来说,则不需要穿很多衣服,只需要满足基本生活就可以了,所以(过什么样的生活)不是由(对方)来构想哪种生活方式是好的。 西方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想要统治全球,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强调道德的问题,而且他们不愿意放弃领导权与权威,我想这就是误解(的根源)所在。  
奈斯比特夫妇

“中国模式”成功的重点在于人民

李洁思:网友问到,两位是如何应对西方对中国的批评的?尤其是因为中国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而产生的批评。另外,您认为“中国模式”的精髓在哪里?

约翰·奈斯比特:具体是什么样的批评?


李洁思:(因为)政治制度(不同而产生的批评)。

约翰·奈斯比特:我觉得西方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评论是完全没有道理、没有根据的,他们所想象的中国状况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前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状态,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就和前苏联的共产党以及在欧洲共产党的领导一样,但他们不明白中国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开放、不断改革并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觉得西方对于中国政治模式的评论有两点非常矛盾:一是他们觉得凡是涉及到人权的问题,中国都处在不好的状态,处在备受谴责的状态;二是他们觉得中国的崛起会对他们在经济上造成一定的威胁。

李洁思:二位认为“中国模式”的精髓在于哪里?

约翰·奈斯比特:据我了解,在过去30年中,邓小平对于改革开放的想法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人民也投入进来,中国政府为这个国家及人民提供了一个条件,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对于“中国模式”成功的理解,我觉得重点在于人民,政府只是提供了开放发展的条件,人民可以在这个条件之下贡献自己的力量及智慧,这为中国过去的30年,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多丽丝·奈斯比特:如果回顾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现在中国政府做的最好的决定是在经济上的改革,因为现在人们吃穿不愁,中国人都可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其次就是社会与政治的改革,这次我们去成都,看到成都实行了一些选举行动,人们开始了解一些民主程序。首先是经济框架变得越来越清晰,现在在政治方面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我觉得这是中国政府做得比较聪明的地方。

李洁思:两位如此看好“中国模式”,会不会担心这样的言论在西方舆论界引起争议?尤其现在“中国威胁论”正在西方盛行,会不会担心西方舆论认为两位在给中国政府做宣传?

约翰·奈斯比特:其实我们一点也不担心会有这样的批评,因为我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我们就是在让世界的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 之所以有一些西方人对中国有偏见,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中国,他们觉得西方的方法才是好的,但事实上西方的一些模式在现在已经不是那么能够解决问题了。 中国和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我们希望(两国)在互相交流时能以和谐、和平的方式进行。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告诉一些西方人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事是政府应该做的,政府应该告诉他的人民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发生了怎样的改革及变化,然后在作评论和判断时才会有更正确、客观的认识。 但很不幸,现在(西方)这种对于中国的了解是缺失的。 多丽丝·奈斯比特:当然,我们也不总是在表扬中国。 我觉得中国政府有些反应过激,他们在批评西方国家方面也有点反应过激,因为在中国,中国政府有权力去决定他们所做的事情,即使一些人不喜欢他们做的决定,人们也没办法作出任何反抗。但是在西方,如果人们不喜欢这些决定,也许这个政党就没办法继续待在台上了。 中国同时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是应该在言论自由方面多做一些努力,让更多人把他们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李洁思:网友在网上问到,两位的《大趋势》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引起了很广泛的讨论,两位在探讨趋势时,是如何保证信息的精确性和有效性的?另外,两位在自己的书中描述中国时是如何保证客观性的?

约翰·奈斯比特:首先我必须得说,在“准确性”这一问题上,我们从来没被质疑过,我们并不是自己做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是与中国天津大学的研究机构进行合作,我们有28名中国研究员,他们与我们一起工作了长达两年的时间,我们所有关于中国的问题都是由下至上的,期间囊括了中国各式各样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研究中国的问题然后得出结论,并把它们发表在书中,可能曾经有对于我们得出的结论持不同意见的人,但至今还没有对我们书(中信息)“精确性”的质疑。 中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国家,每天都有新变化,我们在观察中国,得出结论的同时也在不断更新我们自己的评论和测量标准。

李洁思:有网友问到,在您书里提到的“中国模式”,您认为“中国模式”最大的弊端是什么? 
多丽丝·奈斯比特女士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年轻一代

多丽丝·奈斯比特:关于“中国模式”的缺点,可能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对于普通西方人来说,他们会立马回答你“因为中国的模式不是西方的民主模式”。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对中国比较了解,我认为中国的模式更像一个企业的运营模式,在这个企业里有一个长期发展规划,有非常睿智的CEO,还有一帮非常有才华的经理人及管理人。这就是“中国模式”的长期优势。 至于它的短处,我们觉得,在中长期,中国模式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就短期来说,可能对少数人群来说不是那么好。 中国模式最主要的弊端在于我们不能选择政府,但中国比较好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政党争斗,比如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就会互相掐,都想着自己的利益,但对于经营一个国家来说,应该为这个国家多着想,想想什么对这个国家是有利的。 约翰·奈斯比特:我想补充一点,中国的人民,特别是中国的领导层对于中国模式有非常清晰的自我认识,他们认识到这个模式并不是百分之百完美,他们认识到中国模式在不断发展、不断更新中,这是一个新模式。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模式是否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是非常紧张而关注的。 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模式对世界也绝对是有利的,当然,它是一个新的模式,所以我们需要对其有所期待。

李洁思:您觉得中国自己的路应该是怎样的?您认为中国应该作出哪些改变才能更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约翰·奈斯比特:中国其实是创造了自己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中国认为适合自己的国情、文化以及价值观的。其实中国根本不太在意其它国家对此的评论,始终对自己的发展模式有非常大的信心。

李洁思:刚才有网友提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未来,有人说到,它可能是国家资本主义。您怎么看这样的定义?将来它有可能变成资本主义吗?

约翰·奈斯比特:正如我在书中提到的那样,中国不是资本主义,中国也不是社会主义。我认为,中国已经寻求到了一种新的政府管理及经济发展的模式,这种新模式是不能用之前的模式来形容和比拟的。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们在写书的同时也会考虑到怎样的政府是比较完美的,然后想到,其实最好的方式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相信政府,同时政府也相信人民。 如果你向一个西方人或一个中国读者问这个问题,将会在书中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 约翰·奈斯比特:另外有一点我想提到的是,在美国,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只有17%的议会工作人员能够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在最近一个选举中,只有50%的选民参与了这一选举。根据PEW关于中国“中国官员在他本职工作中的表现”的最新调查,有87-90%的人认为中国政府官员干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一数据远远大于(民众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官员表现(的数据)。

李洁思:如果以两位对中国的了解,认为中国是否存在主流社会?这个主流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多丽丝·奈斯比特:关于中国是否存在主流社会的问题,已经在中国成为比较主要的问题了,因为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渐渐发展,同时人们也能够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及富裕了之后的精神需求。

约翰·奈斯比特:我觉得去定义中国的主流是非常难的,因为中国很大代与代之间的差异,年轻人与他们的父母、祖辈有不同的经历,这些经历了导致他们的价值观不同。 但现在有一点能把大家集中在一起,中国现在慢慢出现了中产阶级,这部分人群现在大概已经有5000万的数字了,我觉得这一阶级将来在社会中可能会成为主流。 多丽丝·奈斯比特:就像刚才约翰讲到的,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比较复杂的问题,但中国现在在经济水平上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因为中国开始渐渐了解自己的社会,不仅能够生产东西,而且能够创造出有自己特色的产品,这就是所谓的“创造性”。

李洁思:最后我想让两位预测一下中国在未来十年间会变成什么样子。

约翰·奈斯比特:首先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取决于中国人。当然,“取决于中国人”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好的消息,因为中国的发展主要还是要靠自己,而不是其他人。 可以说中国现在发展的动力是相当大的,与它的邻国俄罗斯相比,中国的状态完全不同。我们上个月才去拜访了俄罗斯的领导人梅德韦杰夫,这期间我们对比了中俄两国年轻人不同的状态,我们觉得中国年轻人更有活力,总是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雄心勃勃地想要去创造自己的未来;相反在俄罗斯,状况是不同的,那边很多年轻人对于自己的生活、对于自己的未来都不是很有信心,他们表现得更加气馁,这也是我们在于梅德韦杰夫谈话中提到的中俄两国年轻人的不同状态。 我们在中国的访问旅游中也和中国很多种学生、大学生进行了交谈,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学生的活力及他们想要在这个社会中取得成就的愿望,这也是让中国持续发展、保持活力、强盛不衰的重要动力。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最关键的一点是未来的教育问题,另外一点就是减少户口制度的限制。 我认为,未来能让更多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这是中国未来发展最关键的一点。

李洁思:请两位说一说中国未来发展最大的不确定性和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应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年轻一代,最近我跟许多中国年轻一代进行了交流,我发现他们需要不同的语言方式,尤其是在政治方面,他们需要不同的语言方式来表达自己,需要更加开放,需要更多自由,他们的言语还需要再睿智、犀利一些,而且,关于他们在政权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也需要更好的定位。 同时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未来最大的挑战在于,看到中国的未来,我就觉得应该好好去想如何培养年轻一代以及考虑年轻人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李洁思:访谈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奈斯比特夫妇作客环球网,也希望你们有机会和中国网民进一步交流,谢谢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