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公安局地址:冯玉兰 曲啸——苦难铸就的爱情传奇(上）

                        冯玉兰 曲啸——苦难铸就的爱情传奇(上）
 
 
                            作者 吉林 杨均
    


     曲啸、冯玉兰的爱情生活的确是一部传奇——在这对夫妇共同走过的每一段人生历程上，苦难就如一个无所不在的幽灵，时时都企图把他们吞噬。
  苦难压给一条汉子，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百折不挠的曲啸；苦难逼近一个女人，女人捧出了她那颗浸满泪和血的心……
                                                              ——采访手记
                           冯玉兰 曲 啸
                            ——苦难铸就的爱情传奇(上）
  走进曲啸那简朴得近乎寒伧的书房，有一张照片深深地吸引了我：它挂在一大排书柜的上方，装在一个现在已很难见到的老式塑料框里，尺寸大约和一张普通的奖状一样大。照片显然是在这间书房里拍的，曲啸和冯玉兰分坐在两张单人沙发上，中间隔着一张茶几，茶几上摆着一盆葱绿的君子兰。曲啸和冯玉兰身体都微微向中间倾斜，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两个人的眼中带着一种宁静而安详的微笑。
  照片右下角，有一行金印的小字：摄于1997年元旦。
  我看到这幅照片，先是暗暗有些吃惊。在我的记忆中，我还从没有看到有两位老人如此外露而热烈地表达内心的感情。有谁知道，是什么东西使这两个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在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一双手还要那样热切地寻找另一双手呢？又有谁知道，照片上的曲啸，已是一个瘫痪在床已六年之久才刚刚能站立行走的病人。
  我感到自己很幸运，能在曲啸先生蛰居卧病六年后，在他最寂寞的时候走近他，走近他的家庭。当他还是一个演讲家的时候，他的痛苦，他的苦难，在一片片掌声与欢呼声中，已经变成了他荣誉的彩袍上的金边，只有夺目的光彩，却失去了它本来已有的分量。而现在，当他因病痛完全从众多听者的眼中和各种传媒上销声匿迹，荣誉与掌声像潮水一样渐渐远去的时候，他的苦难，他的人格，却像耸出水面的坚硬的礁石，依然矗立，依然挺拔，依然给人以力量。
  是的，曲啸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块岩石。
  他身高1米80多，身宽体胖，卧病多年仍腰杆挺直，面色红润，一头花白的头发仍梳得纹丝不乱，似乎病痛在他脸上并未留下痕迹。但是偏瘫导致他右腿萎缩，他走路时只能左手叉腰，先轻轻迈出左腿，脚一着地，右腿马上往前跟上，并在一起，走出一小步。这么一步一挪，他能在屋里走一个来回。他的右手也已扭曲变形，无法伸开，根本拿不住笔，他硬是一笔一画，练会了用左手写字。最难以让人接受，也最令他痛苦的，是曲啸几乎已不能说话，嘴唇嗫嚅半天，才能吐出一两个字。
  曾经走遍全国的步履，只能困在这小小的居室；曾经征服过千百万人的演讲家的悬河之口，却再难发出动听的声音。不会说话，曲啸只能默默地承受这巨大的反差，在巨大的病痛之上又要承受孤独与寂寞。
  也许孤独与寂寞中的曲啸才是真实的曲啸。
  在曲啸已走过的65年漫长的人生旅程中，辉煌是短暂的，而痛苦与寂寞却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
  冯玉兰这个普通的女性走进曲啸的生活，没料到生活带给她的，更多的也只能是苦难。
一、父亲之死
  熟悉曲啸的人都感叹他的坚毅性格，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19岁时就亲手掩埋了父亲的遗体。
  曲啸出生于战乱频仍的1932年。当时整个东北都沦入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他的家乡辽宁省金县也饱受摧残，民不聊生。失业的父亲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不得已背井离乡，带着母亲和小曲啸到黑龙江省青冈县，靠在煤矿上挖煤为生。1948年东北解放，他们才又举家迁回原籍。这时候，家里的生活条件有所改观，读过几年书的父亲就送他到大连读中学。然而这时候不幸却突然从天而降。1951年的大年初一，曲啸的父亲到大连去拜亲访友，走在大街上，突然一辆飞驰而来的苏联汽车活活将他轧死。当曲啸和母亲闻讯赶来时，父亲浑身的鲜血已冻成了黑紫的硬块。曲啸和母亲强忍住眼泪，压抑着内心的痛楚，将他的父亲安葬了。他们母子俩在别人家欢庆新春的爆竹声中，度过了一个最黯然神伤的春节。
  失去家庭的支柱，本来就很贫寒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为了维持生计，原是家庭妇女的母亲不得不去给人家当保姆。生活的磨难使曲啸从小就学会了为母亲分忧。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白天上课，晚上就到青泥洼职工夜校去教书。就这样，曲啸靠半工半读完成了高中学业，每月还可以挣七八元钱帮助母亲贴补家用。孤儿寡母就这样相依为命，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苦夏寒冬。
  苦日子在母亲的面颊上刻满了愁容，却拦不住一颗年轻奋进的心。1953年，一个喜讯飞进了这户贫寒的家门：曲啸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成为享受国家助学金的大学生。母亲悲苦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大学时代是曲啸一生中的第一个黄金岁月。他一头扎进书海中，潜心钻研哲学、心理学，在学校期间就写出了几篇颇有分量的文章，显露了他的才华，得到了东北师大教育系主任、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杨清教授的赏识，业余时间常给曲啸以指导，曲啸也常登门请教，两人关系十分密切。谁也没想到，正常的师生关系竟为曲啸以后多舛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1957年，曲啸即将大学毕业，就在等待分配的时候，一场波及全国的反右斗争席卷而来，知识分子密集的东北师大自然难以幸免。就在这场斗争中，曲啸被打成“右派”。在一次批斗会上，曲啸被加上了三条罪名。今天看起来，这些罪名都十分荒谬可笑，然而在那个失去理性、政治的触须无所不在的年代，这样的罪名就完全可以毁了一个青年。
  第一条罪名，说他“诬蔑苏联外交政策”，罪证不过是他在大学四年级一次课堂讨论针对国际形势问题作的一次发言。他说，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到南斯拉夫进行访问，这个行动的本身和1948年苏南冲突后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精神是不一致的，这表明苏南关系有所缓和。因此，他认为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的外交政策有了新的动向。这次发言不仅完全符合事实，而且也反映出曲啸是个有头脑、有见识的大学生，善于独立思考。然而在那个荒谬的时代，是不允许有个人的独立思想的，他的发言成为一大罪状。不仅如此，有人在批判他的时候，又将他的发言同他父亲被苏联汽车撞死的事件加以联系，挖出他的一条反苏的“思想根源”，说他与苏联有“杀父之仇”。本来父亲的惨死已使曲啸伤心欲绝，没想到竟还有人忍心用如此恶毒的语言用死者的亡灵来作打击他的借口，曲啸的眼中不由射出愤怒的火焰，却又无法为自己辩护。
  第二条罪名，说他“包庇右派”。原来运动一开始，杨清教授就被打成右派。曲啸原先和他过从甚密，就有人逼着曲啸揭发他，被曲啸当场拒绝。曲啸宁肯自己冒着也被打成右派的危险，也决不出卖自己的恩师。他的善良与正直却成了一大罪状。
  第三条罪名帽子更大，说他“反党”。原来是学校的一个干部拿女同学作人身试验，把女同学吓成了精神病，曲啸非常气愤，坚决主张对这个干部给予组织纪律处分。党委都不管的事，你一个学生来管，目无党组织，不是反党又是什么？
  三条罪名“铁证如山”，曲啸有口难辩，就这样学校定他为“右派”，系团支部也开除了他的团籍。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还没走向社会，他的政治生命就遭受了第一次重大挫折。
  二、第一次离婚
  仿佛命运就要考验曲啸的意志，当政治上的打击使他心灰意冷的时候，家庭的打击又接踵而来。1956年，曲啸第一次结婚，第二年生有一子，家庭生活平静而和谐。然而婚姻有时又脆弱得如一张纸。当得知他被打成“右派”之后，曾经和他山盟海誓的妻子，却突然脸一变，提出和他离婚。她的理由在那个时代再充分不过了：她不能因为嫁了一个右派，而毁了自己一生的前途与幸福。面对这个刚刚建立不久却眼看就要支离破碎的家，面对自己刚刚出生不久人事不懂的儿子，曲啸那颗年轻的心痛苦得快要撕裂了，但他把牙咬碎往肚里咽，没有任何异议在离婚书上签了字。最后他对法官说：“我只有一个请求，请求法院把儿子判给我，我会把他养大成人的。”法官却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你是右派，要什么孩子！”只这么一句话，就将他心中残存的那一点点希望的火星彻底掐灭了。
  顶着“右派”的帽子，含着痛楚与失意的眼泪，曲啸离开了团组织，离开了母校，离开了家，被分配到了辽宁省新民县师范学校。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整天处在一群年轻活泼的青年学生中间，曲啸那颗冰冷的心又焕发出旺盛的热情。他拼命工作，课余时间就和同学们打打篮球，聊聊天，成了学生们都乐意接近的“孩子王”。没想到这也成了一条罪状。学校有个领导问他：“现在同学管你叫‘老师’，而且愿意和你接近，是吗？”曲啸回答说：“对。”这个领导却把脸一沉说：“你这是和我们党争夺青少年，这是改造态度问题。”不容分说就将曲啸开除公职，送到教养院劳动教养。在他被劳动教养的三年多时间里，种地，搬石头、修水库、建楼房，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东北的四月，天气还很寒冷，早上5点多钟，曲啸就得起床，光脚走进冷水刺骨的稻田里插秧。腿在冷水里泡着，被风一吹，就裂开一个个血口子，钻心地痛。但是曲啸都顽强地挺过来了。他还把巴甫洛夫的名言“原谅自己，就是堕落的开始”写成条幅，贴在墙上，激励自己自强不息。由于他劳动积极，表现良好，1961年10月1日终于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解除了教养。
  洗刷了政治上的耻辱，曲啸觉得自己又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了，对自己儿子的思念之情也变得异常强烈。他离开家的时候，孩子还不到一岁，现在该有四岁了，他多么想让儿子甜甜地叫自己一声“爸爸”啊！可与前妻离婚后，两人早已断绝了关系，他只好偷偷地跑到幼儿园去看儿子。保育员把孩子领过来，他激动万分，蹲下身想把孩子抱在怀里，孩子见到陌生人有些害怕，从他手里挣脱出小身体，远远地跑开了。看着自己的骨肉近在咫尺，却又离得那么远，他的心在淌血，却又说不出一句话。保育员对他说：“这孩子的爹是右派，反革命，早死了，多可怜啊！”曲啸一听到这句话，简直痛不欲生。自己虽然还活着，可在儿子的心目中，却早已死去。人们说我已经死了，死了的人何必再出现呢？孩子才四岁，绝不能因为我的出现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伤痕，更不能因为我而受牵连。想到这里，曲啸强忍住快要流下来的眼泪，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默默地走出幼儿园。等他再见到这个儿子时，时间已过了整整十八年。
  三、牧马人
  生活有时是一股无情的激流，执意要把人推入绝境。然而在意志顽强的人看来，绝境只存在于人的心里，脚下无绝境，条条大路通罗马。“牧马人”的传奇生涯，就是曲啸在绝境中给自己辟出的一条生路。
  “右派”摘帽后，曲啸很想回学校教书，却没有一个学校肯要一个“摘帽右派”。失去了家庭，又失去了工作，无家无业的曲啸落魄到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地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回到了家乡金县。可年迈的母亲生活极其困难，只能以给苹果园糊装苹果的纸口袋为生。他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怎么忍心让老母养活自己呢？他痛切地感到：家乡虽好，却没有我曲啸的立足之地。怎么办？走！“青山到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中国这么大，难道还没有我生存的地方吗？于是曲啸心一横，含泪告别老母，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他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就随列车一直走到了铁路的尽头——嫩江。
  下了火车，他就走向兴安岭，在兴安岭脚下的一个农场安下身。农场人问他：“你能干什么？”他说：“我什么都能干！”他们看他戴一副眼镜，一定是个文化人，不想要他，就故意难为他：“我们这里有一群野马，你能不能驯服它们？”他们满以为一群野马足以吓跑这个书生，没想到曲啸却爽快地一口答道：“行啊！”弄得他们没辙，只好留下了他。
  从此，曲啸就成了嫩江草原上的一名牧马人。在茫茫大草原上，身材高大的曲啸骑着一匹骠悍的骏马，挥舞着马鞭，放牧着一群野马，在蓝天白云、青山碧水间，自由驰骋，信马由缰。无意中，他却获得了失去很久的自由，美丽的大草原也使他暂时忘却了心灵的创伤，获得了些许宁静与快慰。他还把学过的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原理运用到驯马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这群野马竟成了“会听话”的马。每当放马前，他“啪、啪”甩两声马鞭，马就乖乖地一起走出马圈；收工时，他再甩三声鞭子，这群马就自动聚集在他骑的马身后，一起随他往回走。这些绝活把农场的工人们都看傻了，大家对这个新来的马倌儿都十分服气。
  当曲啸看到经他训练的野马都变成了一匹匹训练有素、可以驾辕套车的好马时，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春节时他就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马圈的门口：
  “为壮马站槽头哪怕披星戴月，垦荒地种五谷何惧饮露餐霜。”
  横批：“乐在其中”。
  没想到这副对联很快在农场传开了。农场领导听说他是个大学生，难得的秀才，就找到他说：“咱们大草原有十多个孩子，你就教他们念书吧。”从此，曲啸终于又干上了自己的本行，当上了教师。
  农场原先没有学校，曲啸就用他放马住的那间茅草房作教室。没有桌椅，他就找来一些木板，自己“哐、哐”一钉，高点儿的当课桌，矮点儿的就是板凳。最奇的是一共有13个学生，分5个年级，却只有他一个教师。他常常是先给五年级布置了作文题目，然后马上给三年级教算术，再给一年级教生字，忙得他喘不过气来，但他却一丝不苟，从不叫苦叫累。是真金子放在哪儿都会闪光。后来在地区统考中，曲啸教的这些学生取得了平均98分的好成绩，曲啸一下子名扬嫩江草原。
  正当曲啸在“天高皇帝远”的大草原上干得得心应手的时候，1965年一纸命令却将他遣送回辽宁。据说是因为像他这样当过右派、犯过错误的人不适合在边疆地区工作。辽宁省公安厅就将他安排到盘锦县新安农场小学教书。
  在那里，曲啸与冯玉兰走到了一起。
  四、再婚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舒婷的那首美丽的《致橡树》——
  ……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融在云里。
  ……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从曲啸和冯玉兰几十年爱情与婚姻的风风雨雨中，我仿佛又看到如许的诗意。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已经57岁的冯玉兰谈起当年与曲啸的第一次会面，仍不免有一丝羞涩。她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挺沉稳的，挺诚实的，挺善良的，反正不知怎么回事，我一眼就看穿他了，就是一见如故。”说话的同时，她又忍不住扭头看了一眼坐在旁边沙发上的曲啸，两人都会心地笑了。
  他俩是冯玉兰的叔叔给当的红娘。这位农场的老工人看农场小学新来的曲老师不错，三十好几了还是光棍一个，便有心把自己农村的侄女介绍给他。在冯玉兰叔叔的安排下，就有了他俩第一次的见面相亲。
  相亲那天，冯玉兰穿上了自己最好的一身衣服，上身是一件白布衬衫，下身一条蓝色布裤，脚上是自己做的一双布鞋，虽有点土气，可也干净清爽。曲啸一走进屋里，坐在炕沿边儿的冯玉兰“腾”地站了起来，想让个座儿，又不好意思开口，就兀自又坐下了，还把头低了下去。看着紧张得脸上飞起红云的冯玉兰，她那种纯朴羞涩的气质使曲啸看她第一眼就有了很深的好感。
  曲啸知道冯玉兰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家庭出身是三代贫农，根红苗正，对政治方面一定特别看重，于是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个右派。”冯玉兰并没有害怕，她说：“我听叔叔说，你不是故意当右派的。”短短一句话，却如一股暖流，一下子流到了曲啸的心里。他被打成右派这么多年，他还从未听到过这样的话。他们之间的距离顿时拉近了。
  很快，他俩就订了婚。曲啸对她说：
  “你嫁给我，我可什么也没有。”
  冯玉兰说：“我什么也不要，我一分钱的彩礼也不要。”
  曲啸知道，在农村人们称不要彩礼的姑娘是“赔钱货”，是要遭人耻笑的。他实在过意不去，就说：“那我总得给你一点纪念品吧。”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块旧手表，他就摘下来，放在她的手里：“给你留作纪念吧！”她把手一推：“我不要。你教书离不开表，我种地也用不着表，如果你实在愿意给我点纪念品，就给我买双鞋吧。”
  于是，曲啸就立即跑到商店，花3元1角8分钱，买了一双青面塑料底的布鞋。这就是他给她的唯一的定情信物。第二天，他俩一起上街，照了一张订婚像。这张照片突然勾起曲啸那段沉痛的往事，于是他提笔在照片上写下了“甘苦与共”四个字。这正是第一次婚姻失败的曲啸所体会到的爱的真谛。
  在结婚前，曲啸郑重地和冯玉兰“约法三章”：第一，我有一位老母亲，我怎样对待老人，你也怎样对待老人；第二，我要求成了亲以后保证一辈子不吵架；第三，如果不是我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不许离婚。他提出的这三条，冯玉兰不仅没有觉得累赘、多余，反而更加觉得曲啸真是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男子汉，她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从相识那天算，不到一个月，他们就结婚了。成亲那天，没有丰盛的酒宴，也没有一个来宾，更没有隆重的仪式，甚至连喜庆的鞭炮他们都没有舍得买一串。新房就是学校的半间旧仓库，他们俩连张床都没有，只好用几张破桌子拼成一张床，上面放上各自的行李。屋里唯一的家具就是曲啸装书用的一只破木箱。虽然四壁空空，但经过八年颠沛流离的孤独生活，曲啸终于又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曲啸从学校找来一大张红纸，冯玉兰用它剪了两个大大的“喜”字，一张贴在门上，一张贴在床头。他们就以这种最朴素而又最热烈的方式，向世人宣告了他们的结合。
  他们结婚时一贫如洗。曲啸只有11元钱，冯玉兰也只带过来5元，这16元钱就是这个新婚家庭的全部财产。然而婚姻的幸福却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有了“甘苦与共”的爱情诺言，有了朝思暮想的牵挂，他们就获得了笑看贫穷的一份从容。第二年，还是在那间仓房里，冯玉兰生下了儿子华明，这是他们夫妻爱情的唯一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