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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将二次探底
得出“中国经济将二次探底”的结论，并非易事。从2008年下半年起，扬韬在思考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时就曾指出，贫富差距的扩大、两极分化的加剧是危机必然发生的根源。要对治危机，就必须消除这种分化的趋势。而自2009年起，世界各国的相关救市举措并没有下对药，更多的不过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已。相比之下，中国的四万亿投资，非但没有找对病根，反而加剧了病情，从而导致经济的二次探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而作此文。
一、中国钱多了
中国经济真正好起来、被世界所瞩目，并不是改革开放之初，而是在发展了20年之后，到了2000年前后才逐渐好起来的。最近这10年，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和谐盛世也越说越多。
为什么是最近这10年呢？
因为货币投放就是这10年来干出来的。
1996年1月，中国的M2只有5.84万亿元，到1999年底，达到11.99万亿元。也就是说，四年时间，增幅刚刚达到1倍。又是4年后，2003年底，达到22.12万亿元，增幅不到一倍。2007年底，达到40万亿。到2010年5月底，已经达到66.34万亿元。
相比之下，2004-2010年中，这六年半时间，M2增幅约200%。而1996-2003年这7年，增幅280%。似乎，最近这7年的增幅不如以前。
但我们要看绝对值。1996-1999年，这5年增加的M2是6万亿元。而2000-2010年，这11年间增加的M2超过55万亿元。
M2的增加，意味着社会购买力的膨胀，因为每一元人民币都是有主的，都是可以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的。与1996年时相比，我们现在的购买力增加了60多万亿元，这正是社会财富膨胀的直接表现。
二、钱从何处来？
中国社会财富的增加，来自于两个渠道。首先是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其次是各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
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无非两个依据。其一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每年投放一定数量的钞票。这个数量也并非拍脑袋来的，而是根据社会年度财富增加的规模做出的。比如，农林牧渔业每年的净产出应该是投放基础货币的一个重要依据。
不过，相比之下，最大头的货币投放来自于外汇占款。中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制度，所有外汇都收归央行，然后央行发放等量人民币现金。在这种制度下，投入到中国的外汇越多，则央行发行的人民币货币也就越多。简单点说，外面来的美元越多，央行发的钞票就越多。
外面来的钞票是两大渠道，首先是贸易顺差，其次是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的贸易顺差在1990-1999年这10年，合计是1560亿美元。而2000-2009年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1720亿美元。如果说，前10年的外汇流入约为1.3万亿元人民币的话，那后10年的外汇流入就相当于8万亿元人民币以上。这才是大头。
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1990-1999年的合计投资规模约3300亿美元，2000-2009年，中国实际使用的外商投资资金约6000亿元。
显然，外商直接投资加上贸易顺差，最近10年间累计规模突破14万亿元人民币。即便一些外商投资回报流回本土，央行由此发行的钞票估计也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再经过各商业银行滚动发放贷款，货币乘数平均按4计算，就有40万亿的M2增长了出来。
实际上，2000-2010年5月，中国的M2增幅达到了52万亿元。这些钱，不是凭空多出来的，而是有依据的。
三、钱为何来？
央行发行了巨量的基础货币，是以等量美元为依托的。由此我们也能知道，中国的钞票之所以多得一塌糊涂，根本原因就是“贸易顺差”加“外商投资”。
先说贸易顺差。为什么会顺差呢？因为我们进口的原料和设备相对比较少，但我们输出的资源很多，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凝结在商品上的人工成本低，在国际舞台上有竞争力。
这就是钱从何处来的第一个解：大量的钱，流向了外向型企业，获得这笔钱的人，首先是企业主，其次是贸易型商人。
企业主为什么能获得高昂利润呢？因为人工便宜！一件商品，原料加工等直接成本也许是9元钱，人工成本只有1元，总成本只有10元。企业出口的时候，按照11元作价，卖给外国人，赚1元钱。出口的数量大，比如达到1亿件，就可以有1亿元的利润。在企业主赚1亿元的同时，员工的总收入也只有1亿元——一个人，赚的钱比数千工人还要多。所以，企业主发达了。
这个逻辑圈，如果说白了，就是一句话：靠盘剥廉价劳工，中国有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再说外商直接投资。外商之所以愿意投资中国，是因为我们出台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最廉价的土地、最廉价的劳工、最低要求的环保、最大限度的资源供给、最优惠的税收政策等等。这一切，吸引了外商20多年来投资中国近1万亿美元。这些钱，他们应该早已通过各种渠道赚出来了。而上述种种的优惠政策，说到底，是中国百姓最后买单的。
这个逻辑圈，如果说白了，也是一句话：靠贱卖最宝贵的资源，中国有了巨大的外商直接投资。
四、钱生钱
贸易顺差、外商投资和中国净产出等因素使得央行投放了大量货币。但这些还只是基础货币，10多万亿元的基础货币，派生出来50万亿的M2，靠的是钱生钱的法则。
中国的钱生钱，有两大渠道。
第一个渠道，是银行的贷款。其中包括银行直接发放的贷款和信用卡等工具派生的间接贷款。由于当代金融工具的发达，银行资金周转速度加快，货币乘数不断上升，贷款规模日益扩大。2006年，银行贷款才21万亿，20008年底已经达到32万亿，3年增加11万亿，增幅达到50%。但离谱的是，到2010年5月，贷款余额已经激增到46.8万亿，一年半时间增幅就接近50%。
与2006年1月相比，我们在过去四年半时间里的贷款增量达到了25万多亿元。这是钱生钱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二个渠道，是炒作的结果。中国可供炒作的东西不多，最大的市场是股市。2005年底，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才刚刚突破1万亿元。但到2010年6月已经达到13万亿元，去掉国有股的一部分后，自由流通的市值也接近10万亿元。而这增加的9万亿元，很大一部分就是靠炒上来的。
与股市对应的，是收藏品的价格暴涨，如一幅字画的价格超过3亿元，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还有像兰花、虫草、普洱茶、玉器、珠宝等等，价格飙升过快，炒作会带来更多的钱。
有一个隐形的最大的炒家市场，就是房地产。中国的房地产住宅市场存量大约已经突破400亿平米，即使只算城里人的房子，也超过了200亿平米。2000年以来，随着住房贷款的逐渐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买房子，房屋由此进入供不应求阶段，房价开始飙涨。假设按照每平米价格上涨3000元计算，城里人的房地产价值也增加了60万亿元。这个规模，远大于股市。
炒作市场的最大价值在于，只需要一小部分资金的运作，就可以抬高整体市值。比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每年成交数量并不大。2000年新房销售只有3500亿元，2009年也不过3万亿元。但它们撬动的是价值100万亿元以上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长。
五、钱往何处去？
如此巨大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去向哪里了呢？
如前所述，第一笔财富流向了以盘剥廉价劳工为主要利润来源的企业主。他们是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如富士康之类的企业，无不如是。给他们提供巨大利润的，是普通劳工廉价出售的血汗和青春。
第二笔财富，流向了房地产开发商。仅仅2009年，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就可能超过1万亿元，而他们的人数却很少，这是财富集聚的一个黑洞。给他们提供巨大利润的，是无数普通人，他们透支的，是未来20-30年的劳动。因为贷款的本源，无非就是花钱买的未来而已。
第三笔财富，流向了变现了的市场炒家。股市财富增长9万亿，还只是名义的，房地产财富增长逾百万亿元，也只是名义的。只有卖掉了的人、拿到了现钞的人，才算是炒作市场的赢家。炒作市场的巨大财富，总是有少数人会变现的，他们是赚到了的人。尤其是能通过IPO渠道发新股并变现的人，是股市的最大赢家。给他们提供巨大利润的，是无数怀揣梦想的小股民的血汗钱，是无数普通人的未来几十年的血汗。
第四笔财富，流向了高薪行业的工作者。比如，中国银行业的平均年薪逾20万元，中国证券业的平均年薪要比这还高。至于石油石化电信电力等行业，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收入，是普通劳动者的10倍以上，以至于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就比生产线上的普通打工者一年的收入还要高。他们的收入从哪里来呢？从如蚂蚁一样多的普通劳动者的奉献中来。
第五笔财富，流向了灰色收入的获得者。其中最大一部分来自权力部门，另外一部分来自于特殊部门，如教师、医生等。给他们提供巨大灰色收入的，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是企业家，但归根结底，也来自于普通人的最终贡献。
当然，还有其它的财富流向，如社会中的明星等等。但无论哪一类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富人的财富，来自于穷人的贡献。
如果说，以前的穷人不至于让富人那样富有的话，当代金融工具的发达，就使得一个穷人可以让一个富人更富。比如说，一个年收入只有2万元的穷人，以前最多消费2万元，富人根本瞧不起。但现在，这个穷人可以贷款50万购买一套住房。他这50万的贷款，透支了未来20年的全部收入，需要自己拼死拼活干到老，却瞬间就让一个房地产商赚到了30万或更多。于是，穷人的“被剥削的价值”比以前是大大提高了。
六、无以为继的财富增长
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原有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以至于过去的鲜活样本无法再继续上演成功的案例了。何以故？因为穷人被盘剥的极限已经到了。
第一个标志，是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大幅度下降。这一次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并没有多少新鲜之处，只不过是“二套房”贷款从严，结果，全国大城市的成交量就能下降近一半。这说明什么？说明此前至少有一半的房屋是被投机者、炒作者买去了，是富人买去了更多的房子。一旦从严贷款，很多富人不再买房，就原形毕露了——穷人的购买力，远没有想象的那么高。而如今的房价，已经让穷人无法再轻松地透支青春和生命来买房了。
第二个标志，是富士康事件带来的员工薪酬的必须上涨。富士康的年轻员工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是全社会对于普通劳动者待遇的重新审视。通过盘剥廉价劳工方式获得的贸易顺差已经无以为继了。甚至于出口越多，意味着社会积累的怨恨越多。所以，必须给最廉价的劳工涨工资了。而一旦涨工资，原有的经济模式就必须做出深刻调整。
第三个标志，或许以今年夏天的洪灾为例。我们的社会，经过了三十多年竭泽而渔的开发，欠账已经太多，对环境的破坏也达到了极致。这样的模式，无法继续下去了。无论是孩子们血铅超标，还是校门附近的惨剧，无论是煤矿的事故还是洪水的灾害，都在呼吁我们补足欠账了。要补足欠账，经济模式也必须转换。
一旦财富无法增长，中国的经济焉能不二次探底？
七、穷根能去否？
为什么说经济要二次探底？因为社会财富无法进一步积累了。为什么呢？因为穷人穷到了极限，以至于无法透支更多了。那为什么穷人更穷了呢？
一方面，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99年的53%下降到目前的39.7%，远低于美国的57%和日本的51%。同期，企业盈利占GDP的比重从19%上升到31%，生产税金占比高达15%。基尼系数达到0.47，而1990年代初还不到0.35。这一切，归到一句话，就是普通劳动者的报酬太低了。企业盈利和税金，大头也在国家财政那里，但这部分钱通过转移支付也只有一小部分流入到穷人手里。很多钱，是被权力机构挥霍掉了、吞噬掉了。企业盈利的另外一部分也“被寻租”了。由于穷人收入少，对未来又不确定，所以不敢花钱，只好存银行。于是，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高达38%，居各国之冠，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仅有37%，而美国，近2倍于我们。
另一方面，是物价的上涨速度远大于穷人的财富增长。社会总财富虽然在不断增长，但越来越多的钱到了越来越少的人手里。这些人的购买力，使得物价飞涨。拿到钱不多的穷人，购买力严重下降了，从而体现为相对贫穷。
所以，很明显的一点，未来的变革必须有利于穷人收入的上升，必须有利于富人的盘剥率下降。只有更多的钱留在穷人那里，经济才有继续发展下去的希望。
但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穷人收入的上升，应该主要靠初级的收入分配，也就是工资奖金为主。但实现这样的目标，却不可能靠行政命令。何以故？因为行政命令能覆盖的领域，都已经是高工资了。行政命令无法覆盖的，主要是私营企业，老板不愿意主动加工资。中国的老板，远没有90年前的福特那样的远见卓识和道德思想，因为中国的老板基本没有信仰。那穷人收入上升，靠什么呢？
提高穷人收入的另外一个渠道是来自于财政的转移支付，也就是国家补贴下的钱。只不过，这种补贴的钱，除了固定对象（如残疾人、老年人、军人等）外，支付成本也很高，zf系统下的现金流转，横竖总有损耗的。
所以，如果没有深刻变革，仅仅靠现有体制，要想让低收入者待遇提高上去，只能是一种想象，很难落到实处。
八、与日本的不同
去年底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开始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倡议，其中就包括类似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意见。很多人注意到了日本韩国曾经的经历，以为中国也可以走类似的道路。
一些乐观的学者也指出，中国正在走日本1980年代的道路，人口红利尚未终结，城镇化进程方兴未艾，所以，中国经济还有不错的若干年。
只不过，扬韬认为，中国与日本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而这个不同之处，是很要命的事情。
那就是，日本的土地是私有的，拥有土地的人，可以享受到土地升值过程带来的财富增长。这一点，甚至于印度都比我们强。在印度，经济发展起来后，最受欢迎的，是那些拥有土地的农民，因为他们的财富实现了快速增长，只要卖出几块地，就可以变成富人了。
中国呢？理论上拥有最广大区域土地的农民们，几乎没有享受到土地增值的好处。他们的土地，被所谓的国家部门廉价征收后高价卖出，巨大的差价变成了财政收入，转移支付的份额是有限的。更离谱的是，中国的小产权房迄今仍是非法的，而且没有让其合法的任何征兆。
这个致命的缺陷，注定了中国普通的农民不可能顺利完成城镇化。靠种地的收入，基本无法富裕起来（如果能富，美国就不会有那么高的农业补贴而种地人又那么少）。那么，你靠什么城镇化呢？
中国与日本的另外一个不同点在于，日本1970-1990年代的经济腾飞阶段，距离其最初的资本主义化已经过去了一百年，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型，而日本传统文化仍得以保持。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一些领域资本主义化了，但很多领域尤其是公权力领域仍保留着原有模式，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在文化大革命前后遭到粉碎。如今的中国，精神生活领域是空虚的，近乎空白的。除了“猫论”能占上风，似乎找不到其它可以统领大众的精神力量。
所以，在这个坎上，要顺利度过，并非易事。
九、中国的余地
中国经济需要二次探底，而这必须要有深刻的变革。但就目前来看，我们还找不到变革发生的根由。因为变化，意味着动而不是静。凡是动，则只能在运动中求稳，而不能在稳中求动。这是一个矛盾。
所以，我们可能拒绝二次探底。
很多人期待的，也是拒绝它。让探底来得再晚一点吧！
因为我们还有很大的余地可以周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广阔的农村、广大的农民。试想，如果要做到每个县都修一个飞机场、每个乡都修一个高铁站、每个村都通高速公路，那该有多么大的投资规模啊！！
假设这样的投资出来，中国经济再发展10年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只是，企业家不会做这种傻事，因为回报率上不去。那就国家来做。但国家做，就是拿纳税人的钱在做，如果没有回报，没有更多的税源，何以为继呢？
其实，我们现在推出的各个区域振兴的规划，各个产业振兴的规划，与上述思路去比，又有多少不同呢？
我们可以做到每年GDP增长8%，但我们能做到普通人的收入每年增长8%吗？如果不能，再多的GDP又有什么用呢？
另外，关于城镇化，也许还要用另外一只眼睛看世界。很多地方的农村正在空心化，留下的是老弱病残，青壮年早已到了城里，他们工作在城里，生活在城里，生儿育女也在城里，其实早已城镇化了，却还有那么多的人等待他们“被城镇化”。
所以，我们的余地，也许不是优势，反而恰恰变成了劣势。
十、期待
经济二次探底，会是痛苦的。如果我们积极主动去进行调整，可以坦然应对，会好很多。如果我们排斥，再人为造一次繁荣，等待我们的，才是真正的类似于日本的失落的十年。
如果能早一点，苦个几年时间，熬过去了，未来的天空会更湛蓝。因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消费潜力是巨大的。
要发掘出中国的消费潜力，唯一需要的，是放松管制，让民间资本自由驰骋在各个领域，尤其是服务行业。而放松管制，需要权力者自己放弃权力，这是又一个两难的选项。所以，才更难。
所以，我们期待，一个转折点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