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吴静钰跆拳道馆:媒体可不可以放烟幕弹？ --IT写作社区--

——试论媒体的底线伦理

王天定

在常德银行大劫案开审前夕，有媒体报道了某地公安局长对案件侦破内幕的介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缉捕中，当获取张君在重庆的重要关系人的信息后，指挥部立即秘密外派强有力的追捕组赴重庆开展工作，同时，通过新闻媒体施放烟幕弹，在社会上造成警方已将缉捕重点放在广东的假象，从而有效地掩护了重庆方面的工作。”①

这段报道比较简略，对烟幕弹的具体施放过程难知其详，但我们从文中分析可以看出，常德银行大劫案中侦破过程中成功地通过新闻媒体施放烟幕弹，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媒体与警方联手合作，媒体主动施放烟幕弹，另一种情况是媒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自觉的配合了警方的行动。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笔者看来，都有必要从传播伦理的角度进行一番省思。

（一）

我们先看第一种可能：媒体与警方联手施放烟幕弹，迷惑张君。

要证明这种作法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最有力的办法莫过于援引伦理学中的“结果论”来论证。“结果论”主张以行为的目的和结果来衡量行为的价值，行为和实践的正确性与错误性只取决于这些行为和实践对受其影响的全体当事人的普遍福利所产生的结果。用英国哲学家穆勒话来说，所谓善，就是最大多数的人最大幸福。用这种观点来看，媒体配合警方施放烟幕弹，迷惑了罪犯，掩护了警方的行动，促成了案件的成功侦破并擒获罪犯，为社会根除了一大隐患，避免了更多无辜百姓遭殃。所以，就这一事件本身来说，这一行为产生的结果的确是积极的，用“结果论”观点看，这种行为似乎无可厚非。

但是，这一行为的要害在于新闻媒体为了配合警方破案而突破了新闻职业的基本伦理底线——不得伪造事实。而真实客观地报道新闻，是新闻事业赖以存在的唯一合法基础，也是新闻媒体赢得受众的前提。因此，在笔者看来，新闻事业的这一道德底线是万万不能突破的，否则，这种作法受到鼓励和肯定，我们便能找出更多的理由要求媒体配合其他部门制造假像，长此以往，受众面对着媒体的报道，不知道哪些是真实的报道，而哪些是配合有关部门施放的“烟幕弹”，结果恐怕会是摧毁新闻事业的合法基础。

从新闻史上看，有一些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曾有过帮助政府部门采用一些手段迷惑敌人的事情，如张季鸾先生就是如此。据《大公报》老报人孔昭恺先生回忆：

“张季鸾赴港前，曾对王芸生说：‘我这次到香港，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的沙子。’此举在于使日本帝国主义者知道蒋仍有谋和之意，以松弛其进攻武汉的企图。”②

我们应注意的是，张季鸾此举纯属个人行为，而且也只是利用自己与日本方面的个人关系，并没有利用《大公报》向社会散布虚假消息。但即便如此，张季鸾的这些行为还是颇遭非议，徐铸成先生就向张季鸾先生当面坦率地指出这样“似乎有损先生的身份。”③孰不知像我们今天的媒介已公然开始与警方合作玩事实于股掌之上。

我们可以试想，如果为了破案的需要，媒体可以配合警方施放烟幕弹，那么，为了帮助某家国营企业摆脱困境，媒体可不可以施放“烟幕弹”——片面宣传这家企业经营前景如何好（假如媒体此举完全为了社会效益，没有任何谋取私利的动机），增强消费者和投资者对这家企业的信心，以吸引投资，盘活资产？而在现实生活中，也的确有濒临危境的企业因媒体的介入包装、宣传而摆脱困境的事例。一家企业濒临破产，一记者参与其中，提出一种颇为独特的营销思路，挽救危局，并由该记者全面操作在媒体进行宣传，媒体报道只言这一营销思路如何独特，而对该企业危局不着一字，不久，由于营销思路对头，企业转危为安，并逐步发展起来。

如果以后果论来分析，这名记者的行为值得大书特书，因为他救活了一个企业，为社会增加了财富，但是，这种行为符合新闻事业的专业理念吗？如果符合新闻专业理念，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是这种作法是不是具有普适性？是不是我们所有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都可以这样被宣传包装一番？这样一来，我们的经济报道还有多少真实性可言？其次，这一个案的成功能不能保证我们进行类似的包装宣传都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假如后来企业经营并无起色，该记者操作的那一系列宣传岂不成了欺诈行为？

当然，这两个问题不尽完全相同，但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新闻媒体出于一时的目的而牺牲事实真相。我们不否认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会产生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客观效果，但是，从一个更为长远的社会效果看，它的负面效应绝对是超过了正面意义。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里，新闻事业存在的基本理由就是因为它能为社会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成为社会的信息中枢神经。这必然要求新闻媒介任何时候都忠于事实。因为如果媒体可以寻找各种借口玩弄事实，将使社会失去真实信息自由流动的前提，在摧毁了新闻业自身的合法基础的同时也摧毁了社会的信任基础。

（二）

我们再看第二种可能，也就是媒体不知情的情况下，警方有意向媒体提供假情报，利用媒体炒作新闻的喜好，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假象。

警方当然也完全可能援引“结果论”的观点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尽管我们对警在张君案侦破中的神勇表现充满了敬意，但是，从学理出发，我们仍认为这种作法值得商榷。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对自己法定职责范围内的事情的表态，对于新闻媒介来说，是属于“权威消息来源”。常德劫案的侦破中，对媒体来说，最权威的消息来源无疑是警方。

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闻媒体对权威消息来源与普通消息来源是严加区别对待的。尽管其他社会团体或个人故意提供假情报可能导致媒介报道失实（如去年歌星毛宁被刺事件发生后，有人召开新闻发布会故意编造毛宁被刺经过，混淆视听），但根据普通消息来源提供线索作报道，媒体因为要对报道承担法律责任，凡有经验的记者一般都不会轻易相信这些社会团体和个人提供的情报，而要进行尽可能的核实与查证，因此，媒体作出失实报道的可能性还要相对小一些。

但是，记者援引权威机构提供的消息进行报道，即使造成新闻侵权，记者也是无需承担法律责任的，因此，我国的媒体在刊登由这些机构提供的消息时，一般不会再作进一步的查证核实，而我们国家的新闻媒介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在很多情况下发表这些部门提供的各种材料、信息，往往还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因此，如果权威机构有意向媒体提供虚假消息，必定会导致媒体报道失实。而这些消息，都是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常常会对社会正常秩序构成严重干扰。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些权威消息来源在向新闻媒介提供消息时，有必要遵循最基本的新闻规律和社会交往的伦理准则。对于凡按政策和法律规定应当保密的，权威机构可以拒绝记者采访，但是，权威机构不能故意编造虚假信息以误导媒介作出失实报道。

在新闻传播中，“权威消息来源”就体现在能够绝对可靠的消息，新闻媒介依靠权威消息来源，是保证新闻真实性的重要途径，而另一方面，能够提供可靠正确的信息，也是政府赢得公众信任的基本前提，权威消息来源的权威性也是也是在公众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当“权威消息来源”利用“权威性”故意误导媒介进行失实报道时，公众会丧失对媒体信任，同时，也会失去对这些权威部门的信任，进一步的发展，将是整个社会陷入信任危机中。它产生的消极影响将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新闻媒介的报道失实。

（三）

那么，在类似于张君案的侦破这类事件中，我们强调维护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是不是意味着媒体要把警方的侦破策略和盘托出，公开报道才符合职业道德呢？

答案是否定的。在这一类事件中，警方与媒体完全可以在道德与法律的基础上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

首先，媒体不必以牺牲新闻真实性的方式配合警方施放“烟雾弹”，但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有义务保证新闻报道不干扰警方办案。1997年台湾著名艺人白晓燕的女儿白冰冰被绑架，在白晓燕报警后，媒体对警方侦破工作的全程跟进，疯狂追逐，严重干扰了警方行动，最后导致绑匪撕票，酿成严重后果，④这是严重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每一个负责任的媒体都应从中吸取教训。尽管对此案的报道如能发表独家新闻，将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胜人一筹，有助于扩大发行或增加收视率，但为了案件能够顺利侦破，媒体即使已经获悉警方的侦破策略，媒体也要守口如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聪明的新闻记者，当然会知道有替国家和社会沉默的义务，有时候会比把事情向公众报道的义务更重要。”⑤

其次作为警方，一方面要作好保密工作，排除一切可能干扰案件侦破的因素，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包括媒体的过度炒作，但同时，警方要意识到不能禁止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因为公众需要也有权了解案件的侦破工作，警方更不能故意编造假情报利用媒体施放烟幕弹，这样做对媒体和受众等于是一种愚弄，而且事实上，警方蒙敝犯罪嫌疑人的侦破策略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实现而不必借助媒介。警方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应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对媒体的报道提出意见和要求，以期使通过媒体真实有序的报道，让群众了解侦破过程，稳定社会情绪，增进群众对警方工作的理解，为案件的侦破创造一个良性的舆论环境，这个意义，实在比通过媒介施放烟幕弹要重要得多。

注释：

①《公安局长谈案件侦破内幕》  此报道最早见于《南方都市报》，本文转引自《兰州日报》2001年4月13日第三版

②见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P82—83，另外徐铸成先生在《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中也回忆说张季鸾抗战开始后，常从重庆来香港，除治病外，“听说他是受蒋介石和张群委托，暗中和日方有所联系”

③徐铸成著《报人张季鸾先生传》P176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

④参见赵明《从白晓燕案看新闻职业道德的自律》《中国记者》1997年第11期

⑤这是台湾学者毛子水1961年为一杂志撰写的社论中的一句话，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P18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