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月女战士全集下载:邓聿文:中国应建立制度化回应民众诉求的机制 联合早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7:17:03
 中国总理温家宝近日在国家信访局与来京上访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了解访民的情况和困难,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的看法,这一行动发出的信号已引起社会关注,可能会影响到地方行政领导对群众上访的态度。此前不久,中纪委第六次全会部署今后一个阶段党风廉正建设和反腐败的基础性工作中,已要求和督促领导干部带头做好群众工作,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上访人员特别是来京上访人员日渐增多。国家虽然在信访制度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制定了领导接访制度,保障上访人员的权利,但总的来说,信访制度在解决民众诉求,改善干群关系方面,其功能正日益弱化,甚至信访本身就是促使矛盾激化的一个因素。比如,人们常看到,各地对来京上访人员的截访所采取的种种非人道手段,很大程度上就恶化了本已严峻的干群关系。

  这既是信访制度本身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执政党和政府如何在转型时期处理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后者决定前者。客观地说,执政党和政府这些年来花了很大成本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持与群众的联系,但实际效果不佳,执政党一向所看重的群众路线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基层正在被阉割,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也正在被淡化,政府的公信力不断下降。

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带来群众认同

  所以,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现在拥有强大的资源,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反而不会做群众工作,处理不好与群众的关系?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方面。首先,是过于迷信经济增长会带来民众收入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从而自动增强人们对党和政府的认同。虽然从总体看,经济增长会使全社会受益,但必须明白,增长的成果从来不是平均分配的,具体到某个人、某个群体,有可能受损。当多数民众并未在经济增长中受益或受益不大,横向比较,就会产生一种严重的被剥夺感和失落感。这个时候,如果政府不去采取措施补救,而任收入分化扩大,民众肯定会对执政党和政府产生离心力。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

  其次,转型期社会价值和利益的多元化所带来的矛盾和对政府治理的挑战,执政党很长时期以来也认识不足。改革使中国从一个同质性非常高的总体性社会,变成了一个利益分化非常严重的社会,不仅社会成员迅速分化成若干阶层,利益群体大量涌现,而且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多变性也逐渐显露,这一切,都会使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认同从过去的感情认同,转变为现在的法理认同和利益认同。

  也就是说,人们更多从合法性角度和利益角度来看待党和政府对社会的治理。从而必然要在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及有关政策和决策上反映出来。在一些地方,某个时期,某项政策上,政府的工作可能会更多反映某个阶层,特别是拥有更多资源和话语权的阶层的利益需求和取向,由此带来利益分配出现偏差,导致社会矛盾大量出现。只是在改革早期,由于人们的权益意识还不是很高,社会的自由度还不是很大,技术手段还不是很发达,各类矛盾和问题表现得不是很明显,政府能够比较稳妥地处理下去。但越到后来,随着人们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要求越来越迫切,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为这种政治参与提供了技术条件,政府的处理难度也就越来越大。  第三,问题还在于,面对这些变化,虽然执政党和政府近年颁布了很多法律,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有所进步,但治理手段的落后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决策的方式还相对封闭,权大于法的现象并未彻底消除,尤其在基层,这种现象比较严重。相当部分的基层干部,鉴于基层事务的繁杂,信奉权力和暴力,采用专政手段对付群众的利益诉求,从而伤害群众的利益和感情,激化矛盾,造成社会不稳。 中国总理温家宝近日在国家信访局与来京上访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了解访民的情况和困难,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的看法,这一行动发出的信号已引起社会关注,可能会影响到地方行政领导对群众上访的态度。此前不久,中纪委第六次全会部署今后一个阶段党风廉正建设和反腐败的基础性工作中,已要求和督促领导干部带头做好群众工作,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凡此种种,都使得执政党和政府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在大大下降,代价越来越高。

让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政府

  出路在于改变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与治理方式,建立制度化的、有约束力的回应民众诉求的机制。这就要求政府的决策与行为尽量做到公开和透明,不断扩大民众对政务、财务和其他重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切实尊重和维护群众的民主权利。

  也就是温总理在此次接访中所强调的,要拓宽人民群众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渠道,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政府,负责任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如何做到这一点?笔者提出两个办法供参考。

  一是就信访来说,可在信访调解过程中引入第三方。这实际是一种靠社会力量解决民众之间、民众和政府之间各种纠纷的尝试。在政治学上,当两种冲突的利益无法通过协商达到妥协时,需要独立的第三方来裁决。以前政府直接介入民众矛盾的调解,由于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结果并不很理想,有时反而使问题恶化。但如果让调解主体由行业、部门主导转向社会第三方主导,特别是让律师和专业人士参与调解,由于他们所属地位的中立,并具有法律和专业知识,比起政府来,更能妥善处理矛盾和纠纷。

  二是就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来说,可采用协商民主的方式。所谓协商民主,意在强调参与、讨论和集体反思中,尊重各种不同的偏好、利益和观点,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它不仅重视民众政治参与的权利,而且注重参与的过程和可操作性。从这一角度看,协商民主治理机制的存在,也有利于合理促进政府作用的发挥,避免政府作用过当,或不作为。

  目前,在政府和群众的矛盾中,除极少数例外,多数都是由政府过深地介入某个行业,损害群众利益所致。像房地产行业,政府卷入的程度就相当深,以致政府的很多房地产决策,不是从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而是从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出发,从而导致许多拆迁上的矛盾。要解决类似问题和矛盾,最后还须政府回复本位。而协商民主有助于政府的职能回归,因为协商民主的程序化和透明性使民众能够有效地监督和制约政府,避免其超越责任范围、法律界限。

  要最大程度化解社会矛盾,修复破损的党群、干群关系,前提是,必须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勇于面对群众的批评,真心实意而不是虚假地为群众服务。只有建立一套民主的制度化的政府运作机制,才能做到这一点。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