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山洱海挖马草:刘仁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历

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新中国成立后的经历

张惠卿　文  
 
 
　　1987年8月5日清晨，去北师大操场晨练的中共“一大”代表、85岁的刘仁静在穿越马路时，被22路头班车撞出7米开外，后抢救无效死亡，默默地结束了他复杂而坎坷的一生。  
 
　　1921年刘仁静被选为北京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只有19岁，是13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后来，刘仁静却成了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中国托派最早的组织者之一。  
 
　　全国解放后，刘仁静开始了认真的反省，决定赴京向党认错。刘当时的主观愿望是，他自以为与张国焘不同，也与彭述之等人不同，他虽也批判过党的路线，但都是清谈空论，没有具体行动，有错无罪，只要自己主动认错，真诚回归，应该可以见容于党，得到党的谅解，下半生还能做点工作。  
 
　　1950年8月，刘到北京找了中央组织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组部要他写出书面材料。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早在1937年斯大林已对托派定性为：“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和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并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要各国党都按此定性对待本国的托派，中国共产党就一直以此为标准，把中国托派分子包括陈独秀视为十恶不赦的死敌，是一伙汉奸、特务、反革命。  
 
　　刘到北京后，想找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据刘自己回忆：董必武明说不见；李立三辞以不在家；吴玉章稀里糊涂接见了他，谈话不久，秘书就进来提醒吴，说此人不可接触；写信给廖承志，廖不答复。刘当然不敢去打扰毛主席和周总理，但一次他去参加谭平山的追悼会和周总理不期而遇，只见周迎着来宾队列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临到刘时却看也不看一眼越过他和下一个握手，使刘十分难堪。刘回想起在莫斯科最后一次和周见面时，周还亲切地和他开玩笑，而现在自己却落到如此地步，感慨不已。只有许德珩仍把他当作老同学、老朋友接待。那时中央指定安子文和他联系，并帮他解决了一些困难。最后刘少奇出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态度、口气之严峻，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只记得中心意思是：你刘仁静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只能饿饭。这次谈话后，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  
 
　　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仁静的认错检讨，但加了一个措辞严厉的“编者按”。其中除了全文引用了斯大林对托派的定性外，还这样介绍了刘仁静：“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即叛变革命，1929年还到土耳其去拜访已经叛变革命而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即进行托派组织活动”，并指出：“虽然他自称在1937年已被托派开除，但从那时起直到1949年他都在国民党反动组织中进行反革命活动……”  
 
　　刘仁静当然不能同意这样的“判决”，他去找安子文争辩，但毫无结果。  
 
　　北师大的学生看了《人民日报》后，很快就了解到这个如此反动而又不知悔改的刘仁静正是他们的教师刘亦宇，立即群起抗议。刘无法再在北师大呆下去，组织部只好重做安排。他先去淮北参加了一阵土改，回京后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任外国哲学编辑。因他年龄较大（那年他50岁），又有较丰富的学识，大家对他都很尊重，相安无事。  
 
　　1952年中，三反运动开始，这本来涉及不到他，但后来社方接到上级通知，说要触动触动他。于是在部分群众骨干中公布了刘的身份，印发了有关材料。开始是以小组会的形式对他进行“帮助”，结果一共三天开了四次会，一次比一次升级。第一次是他自己作交代，群众听后发现，他的交代及认识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相差十万八千里，于是和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刘既不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也不认同斯大林对托派的指控，还说托派“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是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一个派别，不是反革命组织。至于后来是否发展为杀人犯、间谍匪帮，我不知道”。刘与群众顽固抗争，毫不退让，双方僵持不下。  
 
　　刘本来不擅言辞，一生气就更讲不出话来，群众则是振振有词，逼得他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在寡不敌众的情势下，他竟站起身来，退出会场，全场为之哗然。最后一次会已从批判会升级为批斗会，群众义愤填膺，慷慨激昂，一定要他回答在托匪组织和国民党反动组织中从事过什么样的反革命罪恶活动，他则咬定自己只是写写文章而已，没有任何反革命活动，甚至说：“我回答不了，我的脑筋就是这样顽固，你们枪毙我好了！”群众气愤之极，在一片声讨声中，刘头脑很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竟使劲摔碎茶杯，躺倒在地大喊大叫，最后晕厥过去，会议就此中断。  
 
　　人民出版社立即向上级汇报了刘的这种严重对抗群众运动、抗拒改造的反常行为，此事当然上报到了中央。上面传话下来说刘这个花岗岩脑袋是改不了的，随他去吧！但为了平息众怒，出版社最后召开了一个全社职工大会，历数刘抗拒改造的恶劣行径，然后一致通过开除他的工会会籍。这就是说，把刘清除出了工人阶级队伍，此事就这样戏剧性地收场了。  
 
　　第二年，社方又把刘改为编外的特约翻译，即不再作为出版社的正式职工，在家译书，工资每月以预支稿费的方式付给。他的译稿曾用“刘若水”的笔名出过几个单行本，后来多数收入五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他还译过法共领导人加罗蒂等人的著作。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的盖子被揭开，刘仁静显然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思想状况极为复杂，是高兴，是怨恨，是痛心，还是无法解开的“冤苦”情结，我们无从知晓，他也从不表露，神经一度错乱，不过慢慢地他又恢复了正常。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批斗、挨打、抄家成了刘仁静的家常便饭。不过造反派认为他早已是只“死老虎”，无足轻重，对他兴趣不大，所以他人身还是自由的。1967年5、6月间，他去街上看大字报，顺手从墙上揭下了一张大字报，想带回家中仔细研究，被红卫兵发现。刘仁静为此挨批斗，之后被市公安局关进秦城监狱。  
 
　　1973年党的“十大”以后，据说周总理宣布了一条释放全部在押托派的最高指示。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专程去监狱找刘谈了一次话，态度十分和气，条件也很简单，只要他写一份认罪书即可出狱。刘口头答应，经过思考后又“变了卦”。据刘自己说，他最后写了一个“不及格”的东西，辜负了这位首长的一番好意，只好把他继续关押。直到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他才恢复了自由，此时他已被关押了12年，年已77岁。  
 
　　以后几年，因为自包惠僧去世后，他是唯一在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很多部门及个人都登门拜访，请他提供材料，写回忆录等，刘对来访者竭诚欢迎，尽自己的记忆据实相告，对自己的经历、历史和所犯错误，也从不回避，并作了一定的反思。  
 
　　1986年10月间，国务院参事室任命刘仁静为参事室参事。宣布任命时还宴请他和他的夫人。我想这应该是中央对他作出谅解和落实政策的表示吧，虽然来得迟了一点，但对这位迭遭挫折、饱经风霜的老人来说，总是一种安慰。应该说，这也是30多年来他们夫妇俩最高兴的时候了。谁知不到一年，刘仁静老人却因车祸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