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苍南教育网首页:中国缺乏软实力：五千年文明为何不敌好莱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1 03:50:57
当超级大国世界范围内的反恐战役屡屡陷入泥潭，当世界工厂出口的衬衫袜子屡屡遭遇贸易壁垒与反倾销调查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把美国人Joseph S. Nye15年前提出的“软实力”奉为圭臬。
是的，当GDP位居世界第四的中国已经制造了全世界20%的冰箱、30%的洗衣机、40%的袜子、50%的摩托车、55%的彩电、60%的青霉素、65%的体育用品、75%的钟表、80%的拖拉机与95%的纽扣时，但别忘了，中国制造出口的几乎每一台显示器都标识着：Intel inside。
与此同时，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比例是10：1，对欧美逆差更高达100：1。2000到2004年，中国进口影片4332部，出口影片却屈指可数。当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警告中国正出现“文化赤字”，今年两会代表疾呼不能让中国新生代姓“西”时，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英国人宁可失去整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当中国人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空客A380时，他们想起了自己的莎士比亚。100所孔子学院如种葱般在各国建立，憨态可掬的孔夫子取代了熊猫，成为新时期中国的形象代言人。
也许只有当“中国制造”的产品真正运行着“中国文化制造”的软件，才意味着中国软实力真正匹配了一个大国的和平崛起。
五千年中华文明为何 不敌好莱坞和大长今？
光靠打破头申报世界遗产是没用的，要把五千年文明融化在当代产品中进行置入式营销，让世界为我们的文化买单。
文/何树青
中国变成了话题国家。全球炙手可热的话题是关于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一切，其时髦程度导致所有的西方传媒、学者、经济学家和品牌厂商如果不谈中国，就称不上新时代的知道分子。但所有话题最终都会过时，像口香糖一样被吐掉。谈论中国的话题中心是这里旺盛的生产和消费，旺盛到造福西方甚至“威胁”西方的地步。话题背后，我们看到的全球态度是三分惊奇两分赞，还有五分想合赚。中国更多的是一种投资概念和股市概念。
全球的中国态度里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情感消费和尊敬，仿佛中国的文明史不是五千年而是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不能怪西方人误解我们，轻视中国文化资源的正是我们自己。一方面仗着沉睡中的文明及经典妄自尊大，一方面趋附西方所引领的文化潮流，这是大多数国人所选取的文化姿态。经济上，“中国制造”已经以量取胜了，这是两百年来前所未有的胜利；2004年的GDP在调整之后陡然增长了2.3万多亿，中国成为美、日、德国之后的世界第4大经济强国。现在是时候了，中国需要把五千年文明从箱底取出来，进行史上最大的一次改版和创新。
一切企业都可以是文化企业。当“中国制造”的产品真正运行着“中国文化制造”的软件，才意味着中国软实力真正匹配了一个大国的和平崛起。在此之前，当国外制造的产品及其文化观念侵入我们的客厅和卧室、垄断我们的听觉味觉视觉、左右我们的情感、主导我们的选择，甚至替我们培养下一代时，我们根本无力反击。
中国缺乏软实力的九大原因
——因为中国刚刚尝到了硬实力的甜头。
靠着世界工厂的生产线为世界代工，已经把“中国制造”的产品销往全球了，这种物美价廉好卖的局面容易滋生一种“此乃捷径”的满足感。即使有人看出这是一种低成本、低品牌和文化含量、低附加值、高资源消耗的生产模式，也不容易下决心走创新之路。何况，软实力是系统工程，非一家或一类企业的转型所能提升。
——因为中国人太有互联网精神了。
这句话也可以换着说：因为中国人太蔑视法律了。中国人不拒绝盗版的好处，喜欢一切符合互联网精神的免费、共享的东西。与其说中国人的心中有一部《版权法》，不如说中国人的心中有一部《反版权法》。盗版碟上印着一页关于版权的警告，人们通常视若无睹，或是以32倍的加快速度跳过去。对于盗版书和假名牌包包皆如是，对产品的复制、专利偷窃和非法下载习以为常地宽容。直接代价就是，无法获利的企业也懒得花真金白银去造有文化含金量和专利权的产品了，而更愿意做一本万利的掠食者，把软实力烂在那里。
——因为中国人擅于打割喉式的价格战。
把质量竞争力、设计竞争力、品牌竞争力、广告营销竞争力、服务竞争力和价格竞争力同时摆在中国企业面前，他们最愿意选择的通常是价格竞争力，而消费者也通常买账。在市场同质化竞争中，企业家们如同抱着炸弹睡觉，永怀生存的警觉与死亡的恐惧，为了活下来宁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不敢为十年二十年后的企业前途下别的注，因为打设计牌实在是成效太慢了，而通过广告营销换来的品牌效应又是那么不可靠。
——因为教育在普及的同时也变得功利化。
教育加上“产业化”三个字以后，大学生的含金量立马薄了许多。不是因为同等质素的人才多了，而是因为人才的质素都同等地差了。“有知识没文化”的毕业生是功利教育生产出来的教育产品，他们进入各行各业就如通过舞弊拿到驾照的新司机上路一样，后果是灾难性的。
——因为管理者们太在乎向别人取经了。
很少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复制到不同历史传统和不同文化基因的体内。大到体制和法律，中到城市规划，小到产品营销模式，都可能面临“南橘北枳”的命运。而积贫积弱既久，人就容易谦虚到自卑的地步，唯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成功企业和成功案例的经验是从。一种经验没学到，接着再转学另一种，每一种模式都学一点，结果自己的基础毁得差不多了，自信心也没了。
——因为公众对文化的能量深表怀疑。
《哈利·波特与凤凰令》全球同步首发时的170元人民币高价也阻挡不了中国爱好者的购买热情，报考大学表演类和美术类的考生像报考公务员一样疯狂，但中国人还是对文化的能量深表怀疑。在人人积极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包括文学在内，文化被等同于落伍的时尚被淘汰掉了。
——因为对五千年文明的传统完全没搞掂。
全球化真是一个好东西，它让人不分南北，不用带着一丝害羞或内疚，举着消费主义的旗帜追求商品运作和广告包装最成功的货色，兴趣的中心是八卦那些与明星和性有关的“不得不说的故事”。当一度以年轻的原创能量为炫耀的花儿乐队，创下12首歌曲中有8首抄袭国外的奇迹时，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脸谈文化出口。
——因为看客心态、解构手法和无厘头精神成了王道。
迄今为止，互联网的文化革命意义被严重低估，特别是Web2.0版出现后，看客心态、解构手法和无厘头精神成了王道，其锋所及不仅摧枯拉朽，一切微言大义的传统文化也被殃及。破坏者的小聪明比建设者的大智慧更受欢迎。打倒权威、挑战秩序的确很过瘾，但这种娱乐的天分在最有用武之地的电影、电视、国产游戏和软件产业上却乏善可陈。当电视的高潮交给娱乐，报纸头条预留给民生新闻，畅销书的榜单由励志和经济管理读物霸占，电影票房的大头被国产片拿去，我会说这是多年来我们罕见的进步，但是拜托不要拿克隆当原创，拿噱头当核心竞争力。
——因为我们并不真的具备了全球化意识。
尽管加入了世贸，“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冷”仍然是中国人在个人思想开放时的主流心态，冷漠多于冷静。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传统是攀比世故，而非攀比天真和创意；中国人普遍相信垄断带来的利润、权钱带来的关系、公职带来的额外好处，而非相信白纸黑字的规则。既然规则没有进入我们的DNA，那就注定了硬实力不会长久，软实力不会到来。
软实力从何而来？
当代中国文化的关键词是：发行量、点击率、收视率、票房、码洋、广告经营额和旅游人次。当代美国软实力的关键词是：好莱坞电影、有线电视、流行音乐和快餐业——中国满足于关注度和统计数字的增加，而美国一下下实打实地击中全世界的软肋。
软实力不是免费午餐，不是形象工程，而是让人带着情感、带着景仰、带着忠诚和信赖来消费的真金白银。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别文化的存在和国别政治一样，具有独立的“不可全球化”的意义。中国创建软实力的前提，先要从如何让中国人更乐于接受、消费、信服自己的传统和产品做起。尊重自己的传统，不是要花钱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味搞保护大兴土木，而是要活用起来，融入现代文化工业成品。消化五千年文明，与其拨公款建亏损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不如设立创意工业基金以培养本土创意人才去构筑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流行文化资源。支持文化产业的举措，与其通过行政手段捏合那么多的地区垄断性传媒集团，不如推出更利于民间投资和文化能量释放的政策。毕竟，经济不能离开文化和创新的价值走得很远，文化也不能离开市场经济的产品形态“走私”出去。
中国的文化出口逆差还在持续，我们还需要进行一次文化长征。值得担心的不是中国失去机会，而是我们失去判断。
如何贩卖中国？
贩卖中国文化需要宏大的战略、睿智的创意、精致的包装、通达的渠道与完善的服务。李敖：大陆在社会文化方面很混乱
(李敖，台湾著名作家，文化人，最富有的写书机器，最敏捷的文化敛财手)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1.1" SRC="http://273.adsina.allyes.com/main/adfshow?user=AFP6_for_SINA|news|chinaPIP&db=sina&local=yes&js=on"></SCRIPT> <NOSCRIPT><A HREF="http://273.adsina.allyes.com/main/adfclick?user=AFP6_for_SINA|news|chinaPIP&db=sina"><IMG SRC="http://273.adsina.allyes.com/main/adfshow?user=AFP6_for_SINA|news|chinaPIP&db=sina" WIDTH=360 HEIGHT=300 BORDER=0></a></NOSCRIPT>大陆作家鲜有作品在海外进入主流市场，写书赚不了多少钱，靠版税养活自己不是高明的选择。文化人不应该排斥办实业，如果有营业执照，我当年会去做餐饮。不单是我，所有文人都应该拒绝穷困潦倒的生活。大陆的文学也太多哭哭啼啼的作品，在西方很难找到人买单。
赚钱很重要，写书可以赚，我收藏古董也赚了不少，打官司都可以赚。但我还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赚钱与否不是区别对待的标准。大家都应该富有。数钱的时候，我比任何人都要实在。
1999年11月1日，我的“李敖电子报”正式发刊，其实这件事情的门槛很低，有条件办电子报的不止我一个，但台湾的很多文化人都和现在脱节了，他们对网络很疏离。反而让我这个不会用计算机，更不会上网的人成为台湾第一个创办电子媒体的知识分子。我老早就觉悟到钱的重要性，口袋里有几个钱，腰杆就能挺直，总会有饭吃。发展经济不是坏事，人文的东西不能忘掉，那是理想的层面，但是那个层面不能当饭吃。但很多问题都在于教条太多，太理想化。
从《无极》就可以看出，大陆在社会文化方面很混乱，根本缺乏有公信力，可以平等对话的平台。这是一个很不良的信号，拿到外面去，也会被人笑话。文化产品，除了前期的宣传，自然还应该有售后服务，但这一点大陆非常缺乏。从文化到经济，过程会很痛苦。其中会有反复，某些东西会被埋没，有些会突然出头，真正的社会就是这样子。在一些情况下，文化人，应该是所有人都需要贪婪，我们能够活泼、有财富，需要的就是贪婪的欲望，而不是文化和圣人的教条。 (采访/胡尧熙)
张颐武：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化评论家)
出现“文化赤字”是没有办法的事，肯定是介绍进来的多，介绍出去的少，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并不是主流，并不能够决定世界文化的走向，普遍性文化并不以中国文化为标准。
关于文化输出的问题我们原来没有去考虑过，现在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焦虑，是因为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在高速成长。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变化，就是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经济地位都在提高，这就造成了让别人去认知我们文化的需求。
现在都说20世纪全球文化输出中心是美国，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20世纪是一个美国梦的时代。美国梦告诉大家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可以让人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可以没有重负地去开拓新机会，它的经济高速成长与它的梦想是吻合的。中国现在的经济成长也很好，这个高速成长也可以打造出一个中国梦，要创造出一套对中国梦的文化想象，章子怡就是。这个小姑娘小时候看电影肯定也觉得那些好莱坞明星都不可企及，但现在，所有的大明星都在电影节上跟她平起平坐，这些大明星们都对她说：“你是未来之星。”这就是中国梦。世俗文化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低端、丰富的文化资源。传统文化的精髓要通过大众文化的出口才能流传出去。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个好例子。
中国文化自己内部的力量是非常强的，只是通过不同的形态展现，比如说李宇春、周笔畅创造出来的文化魅力非常吸引人，赵本山也是，把二人转转化成为全国性的文化资源，二人转原来在东北是一种男女调情，不登大雅之堂的消遣艺术，但现在全国的娱乐场所，从北到南都有表演。通过二人转就可以看出其实全球化有另一种功用，就是让一些本土的、地方性的东西也有一个传播的机会。
哈罗德·布卢姆写了一个《西方正典》，就是担心美国自己的文化要完了，因为大家都对西方的主流经典不感兴趣了，这跟咱们现在的着急是一样的。所以，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 (采访/胡斐)
薛涌：没有空前的“西化”运动，传统不可能真正复兴
(薛涌，旅美学者，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波士顿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
文化价值方面我持不同看法，所谓入超，就是我们引进的比输出的多，但事实不是这样，比如美国，有正儿八经的中国学研究，中国学研究的期刊也很多，研究成果比中国水平高多了，有一个教授曾经说过，美国发表的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比中国本身出版的可能都多。在中国却没有人写过一个像样的美国史出来，也没有人有能力就美国各种问题都能发表研究，那我们是出超还是入超？
话说回来，如果说我们接受了西方的东西，而西方没有接受我们的，那是我们占便宜了，有什么好着急的呢？但现在的问题是咱们没有占便宜，咱们亏了，人家从中国学了很多东西，而且人家研究中国研究得很好，我们却对西方一窍不通。那些不想接受好莱坞电影、迪士尼乐园或者麦当劳的人肯定会觉得这是一种文化入侵，想接受的人都是主动接受，因为这都是要自己买单的。所以说对于那些主张中国文化的人来说很有挫折感，因为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和他们认为年轻人应该喜欢的东西不同，其实是他们自己快被时代给淘汰了。我希望那些年龄大的人脑子能开放一点。就像我说的，中国就应该“西化”，没有一个空前的“西化”运动，传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现在就是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西方文化有一种魅力，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装着没有，嘴硬，自欺欺人是没有用的，西方有的一套东西咱们没有，那你还是得服他。这种魅力抵抗也没用，还不如老实点学。
说到语言霸权，有这么一个问题：用中文能看什么？用英文能看什么？现在国内谁跟我辩论都行，我不相信有人辩得过我，我现在每天可以写三篇稿，而且保质保量，我可以一直不停地写，就因为我读的是英文，而很多同行读的是中文。他们要跟我争肯定争不过我。
拿印度来举例，我觉得他们早晚要超过中国，虽然他们现在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但是人家对英文没有一种抵触心态，是真学，学了以后就能帮美国人接电话，赚美国人的钱了。中国的全球化和印度的全球化非常不一样，比如说缝鞋，中国的工人把鞋缝完交给工头，工头就直接打包交给外商，好像是全球化，但劳工和外面的接触一点都没有，没有人的接触，只是跟鞋打交道。但印度的全球化是人的全球化，通过语言就开始有一种文化的交流，所以他们的文化就比较开放，比我们有希望。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帮助中国人了解世界，不要去考虑怎么帮外国人了解中国。我对建孔子学院的做法非常生气，要建100所孔子学院要花多少钱啊？中国农村还有很多孩子上课没有桌椅，没有窗户，很多教师工资都发不出，你让人家喜欢中文，把经济搞好点，人家自然就会喜欢中文。中国文化是在这些农村的孩子身上，还是在那些大鼻子洋人身上呢？谁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啊？
创造中国自己的生活方式很重要，生活方式有时候比经济发展可能还重要，为什么现在中国都喜欢模仿美国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所谓的文化霸权。比如汽车，你要跟在美国人后面开车那肯定超不过人家，人家在这上面先行一步了，所以中国要绕开这个，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中国是一个自行车的国家，那为什么不在自行车上做一些文章呢？老克隆人家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产业怎么起得来？
文化要复兴，不要跑到外面张扬，还是要自己好好干，给老百姓的生活提供方便。不能把老百姓管得太死，连骑自行这样的事都要管，老百姓的创造力怎么能出得出来呢？所以，管得太严，这个文化就真的会死了。
(采访/胡斐)
张伟平：中国电影酒好也怕巷子深
(张伟平，新画面电影公司总裁，张艺谋电影幕后推手)
我们的电影能够成功打入国际市场，第一就是张艺谋的品牌，张艺谋现在是中国国内唯一一个有国际市场号召力的导演；第二就是超强的明星阵容，从《英雄》开始一直到现在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用的都是大牌明星；第三就是一个外国人能够深深感受到同时也会喜欢的剧本，基于这三个条件，我们有信心影片能征服全世界观众。
我们不是去迎合国外观众的口味。我们中国导演，投资3.6亿人民币就已经是天价了，好莱坞大片都是2亿美金的投资，资金上我们已经占了劣势了，靠的就只能是好莱坞没有的中国民族文化，靠的是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文化积淀。
在《英雄》之前我投资了张艺谋5部片子，坦白地说那些文艺片没赚到钱，我看到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危机，而且日益加重，被好莱坞大片侵袭、渗透，中国的电影人除了悲观，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大家坐一起说到好莱坞电影的时候就是叹气、摇头，没有什么好办法。所以到《英雄》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一些非常极致的手段，其实是为了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要全世界的目光都来关注一部中国电影，《英雄》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把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没有走进电影院的观众，重新请回了影院，给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人树立了信心，看到了我们中国也可以拍这种大片，可以在本土就击败好莱坞。
我们的做法绝对没有抄袭好莱坞，好莱坞的做法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我举一个例子，好莱坞在宣传《指环王》的时候，在纽约中央公园搞了个10万人的首映式，这种方式在中国是不行的，别说搞10万人，搞1万人我们都控制不住局面，首先控制不住盗版。在宣传《哈利·波特》的时候他们又封了一条街，进行狂欢酒会，但是在中国，没有人去参加这种酒会，即便去了，也要先看看桌子上都有什么菜，这就是文化的差异。
坦率地说，中国电影一百年了，在《英雄》之前，我们要在国外看到中国电影，那么你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就是中国城里的录像厅，因为所有的影院放的都是好莱坞商业大片，文艺片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院线抵制国产文艺片？就是因为不赚钱，商家是要赚钱的。最突出的例子就像台湾，台湾现在已经没有电影了。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了，要拍有票房有市场的电影。别堕落到现在像台湾连电影都没有了。
张艺谋也说，现在不是萝卜种得好就能卖得出去的，如果吆喝得不好，这萝卜就有可能烂在家里头。现在中国电影已经到了酒好也怕巷子深了，酒再好巷子深也没人去，怎么把观众请回电影院？怎么把巷子弄得热热闹闹的？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采访/胡斐)
陈伟明：有关方面远没有从市场角度来思考问题
(陈伟明，中博传媒董事长)
中国电影现在的局面，总的来说完全不成熟、不健康，每年只有几个导演、一两部片子在吆喝，没有形成整体效应，其结果就是大部分中国电影进不了西方主流院线，只能走艺术院线和DVD市场。政府在如何看待文化产品以及政策的倾斜、配套等方面也远远做得不够。都知道电影的影响力有多么大，但怎么发展这个产业，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做得不够。
拿韩国来说，他们是站在很高的战略角度来看文化产品，通过文化产品的输出传达文化价值、观念甚至是生活方式。他们也有好的机制去扶持电影产业，只要有好的idea，就会有资金来支持，还有好的市场来检验这个idea是否成功。比如韩国电影的配额制度，首先电影引进制度是开放的，但在引进一部外国片的同时，必须制作一部国产片，政府会提供一部分资金，也通过免税的办法鼓励企业投资电影，这样可以形成良好的电影生态。
中国电影产业要发展，我的看法是：首先在人才储备上，需要一批优秀的，有国际视野、懂国际市场运作的制作人、导演、编剧甚至厂工；其次，在体制方面，需要真正把电影产业的门打开，做到题材多样化、发行公开化、审查标准化。否则，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该怎么定级，创作方向不明确的话，创作人也就无所适从。中国不缺好的导演、编剧，中国人多聪明啊；缺的是好的产业环境。如果在投资、发行、院线等方面发展好，中国电影没有理由做不起来。
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中国跟世界日益融为一体，而且正在成为全球经济中心，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因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对所谓“中国符号”的展示已经成为历史，他们现在好奇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以及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方式。这一点，应该是创作者努力去体现的方向。在这方面，贾樟柯、王小帅等那拨导演做得不错，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国家能给他们好的包装，他们会起来的。
如果政府能够把电影作为一门产业来看，那么中国电影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但如果还停留在把电影当作一种意识形态，要对它进行控制的话，那还会有问题。我感觉现在有关方面还是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思考，在资金的流向、如何扶持创意方面还存在种种问题。比如每年电影基金几十个亿，都去哪里了？不知道；又有几部片子能出来？没有。人们一边骂《无极》一边掏钱去影院看，就是因为电影太少。 (采访/谭山山)
王广义：文化逆差是大国文化之耻辱
(王广义，著名艺术家，中国最具商业价值的艺术家之一)
应该说，中国美术界还没有向世界输出什么值得标榜的东西，比如艺术品、艺术家、流派、观念等等。我们现在已有做得很好的，就是中国艺术家在国外做的艺术品展览，但是它的观念的源头在西方。这是个矛盾。有社会主义烙印的，有社会主义方法论的艺术品和艺术家应该说刚刚才开始进行对话，还没有对西方构成影响。
美术界的这种逆差，从主观上是要扭转的，扭转的前提就是我们要建立新文化的概念，建立新文化的起点。如果我们不扭转，我们永远是西方话语权的模本，或翻版。无论做得多好，都是二手的东西，从长远角度考虑，这是非常可怕的。确立我们的新文化，和我们的文化背景，很难，尤其是做当代艺术的。国画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个话语权和西方是没有关系的，西方也不懂，它也不参与。但当代艺术是要参与的，这个话语权非常重要。
在所有艺术形式中，当代艺术是中国美术界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依我看要比电影影响力大得多，今天世界上所有参展美术馆的馆长对中国艺术家都是很刮目相看的，他们看中国当代艺术的角度和评论方式有点变了。这里有它的学术原因，还有就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的国际影响力。如果一个国家整体的影响力增强了，人们看你的艺术的角度也变了，如果本土的影响力不大的话，人家就始终把你边缘化。
中国美术家还是有潜力向国外输出一些观念的，这个还是取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国外的艺术界对中国画家和作品，最初是猎奇，但现在变成一种文化的认知。我们今天还在讨论文化输出输入，顺差逆差的问题，说明这个问题现在还存在。我们也已经开始考虑大国形象，关心国家尊严的问题，已经不是说我展览不展览的问题，而是说谁影响谁。大国梦想，所有人心里还是有的，现在在所有领域中国都要确立大国形象，大国是绝对不允许文化交流有逆差的，这个逆差是耻辱。 (采访/陈艳涛)
王晓京：在国外的生长环境比在国内好太多
(王晓京，著名音乐制作人、经纪人，一手打造民乐团体“女子十二乐坊”)
十二乐坊的走红除了音乐本身之外，大环境也很重要。其实经济发展得快，文化也会受到关注，这是成正比的。十二乐坊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赶上了，早一年晚一年都未必有这个效果。其实日本的音乐文化也是逆差，宇多田光在日本卖600万张唱片，到美国还卖不过十二乐坊。只是现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得不好，很多东西不能很好地制作。包装、宣传都需要钱。在国内，一张唱片只卖十几块，盗版到处都是，根本赚不到钱，拿什么去包装好东西？而在美国唱片卖100万张是很平常的。
我们做的东西融入了西方音乐元素，二胡能拉爵士，而且都是老外们很喜欢的曲子，他们觉得好。再加上乐坊的漂亮女孩儿又会表演，老外就更喜欢了。日本人很佩服我们，他们就做不了这样的音乐，乐坊在日本家喻户晓，他们是真的喜欢。我们走到哪里都有日本的乐迷，比如说去美国夏威夷、加拿大多伦多，好多铁杆乐迷跟着。去年在多伦多演出效果特别好，一场的观众大概是550人，两场就是1100人，还有一千多人没有票。在夏威夷连站票都卖完了。
十二乐坊这个奇迹在日本市场是从来没有过的，连喜多郎、坂本隆一都只能卖20万张，乐坊是200万张。日本人都惊呆了，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基本是前无古人。除了十二乐坊，国外根本不认可中国音乐。内地音乐人不像港台音乐人很多从小就到国外去学习。现在中国搞编曲的音乐人，没有时间出去；而且很多都是半路出家。港台音乐人就很职业，内地人就都是玩设备。做什么样的音乐才能受欢迎，不是坐在屋里想出来的。
我们做的音乐不是传统的，是时尚的。乐坊演奏的是一种全新的音乐，将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的音乐类型。我们没有颠覆民乐，也不是新民乐。乐坊的音乐中原创的东西很多，改编的东西也很多，但是大家一听都知道，这是十二乐坊的音乐。在表演上，她们经过长期演出，去国外见世面，气质上有了提升；而音乐方面，主要是选曲、改编中西方结合，不是说什么音乐都能改编，关键是能不能创作出跟西方音乐能融在一起的音乐，我们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是最大的。制作人首先要了解民族乐器，也要了解西方乐器，而且有十分丰富的知识，和声、配器、节奏都得非常了解，并不是简单的大合奏的概念。乐坊的音乐就是呼应特别好，制作人不光要把音乐做好，还要想到表演的时候，女孩子在舞台上都得有事儿干，不能说该笛子声部了，其他人都站在那儿。这就是画面感和视觉效果，在创作音乐的时候就得考虑好。
女子十二乐坊在国外的生长环境比在国内好得太多了。而且回报也特别好，付出的劳动是一样的，拿到日本就创造了奇迹，每张唱片的收入跟在中国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就一点钱都赚不到。我们盯准的主要是海外市场。
(采访/孙琳琳)
甄文达：很多人总是很急功近利
(甄文达，Yan Can Cook节目主持人，第一个成功打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中国电视人)
我喜欢说“推广中国”，而不喜欢说“贩卖中国”，因为“贩卖”的说法显得太过于商业化。一种产品，尤其是文化产品，应该去推广，而不是贩卖。你首先要让人家接受、认同你的文化，不然就算是免费，人家也不要。现在国内很多人在把东西往外推时总是很急功近利，要知道急功近利的东西是不会长久的，要把眼光放长远些去做事情。
每个国家的文化都很多元，而饮食文化最容易激起人们的共鸣，因为全世界的人对美食都有共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有机会通过做烹饪节目将中国最优良的传统对外推广及发扬光大，而且节目一做就做了26年，可能是美国最长寿的美食节目。我们抱着把中华美食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共享的态度，外国人对中华美食的认识起初不是只限于杂碎、咕噜肉吗，那我就从他们熟悉的炒饭、咕噜肉说起，慢慢由浅入深。现在外国人对中国菜的认识应该说仍然很表面，但他们进步很快，会点北京烤鸭、清蒸鱼、豆腐、牛腩，会叫点心，还会吃素菜，这种转变也不过是二十来年的事。很多外国人用筷子甚至比中国人都好。在这方面，我想我和我的节目是有一点贡献的。
现在是将中国饮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的最好的时候。至于应该怎么去做，中国有很多传统，拉面是传统，吃蛇虫鼠蚁，尤其是濒临绝种的野味也是传统，那这个显然是不能介绍给人的。那么多的传统，不是领导说就要那个，结果人人都指鹿为马，唯领导指令是从；而应该研究、了解世界潮流，以此作为依据。拓宽眼界、善于兼收并蓄是必需的，Fusion(混合)也正是目前世界饮食的潮流。
那么多种不同的文化，只有两种文化是有世界共通性的，一个是美食，一个是音乐。人家未必知道你放了什么东西在里面，但好吃的东西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我觉得通过美食和音乐去推广一个国家的文化，是最直接、最有效、最快速的。 (采访/谭山山)
李振盛：中国摄影的价格太寒碜
(李振盛，著名摄影师，现旅居纽约，他的《红色新闻兵》画册被《美国摄影》杂志评为2003年度世界最佳摄影画册之一)
“是否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这一说法由来已久，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口号。在有利于推动历史进程的前提下，民族的往往是世界的，并非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的东西有精华也有糟粕，民族文化中的糟粕不能成为世界文化。
就摄影的民族化而言，假如一位摄影师把中国56个民族都拍全了，是不是就注定可以走向世界呢？我们既不应当将民族的与世界的对立起来，也不要将其简单地等同起来。民族文化必需与外来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其表现手法和样式也应为普世所认同所接受，这样的作品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并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这几年，国内摄影媒体时常报道说，中国摄影师在某国际比赛中获奖，或在国外举办个人展览的消息，这自然是好事情。但是，某一次获奖，在某国举办三两天的个展，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是走向世界了呢，我想对于“走向世界”这个概念应当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也应当有公正和客观的评价。任何艺术品真正走向世界的标志，应当是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并得到国际主流媒体的肯定与评价。
至于中国的摄影机制，有很多方面是可以讨论的。中国这几年终于出现了策展人机制，这是很可喜的事情。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策展其实也是一个艰巨的艺术再创作过程。策展人并非是一项轻松的工作，策展人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要有广博的学养，在深刻理解影像文化的基础上，对被策展的摄影师的作品驾驭起来挥洒自如。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是国际上公认的策展大家，他作为我的环球影展策展人，花了三年多时间策划我的影展和编辑《红色新闻兵》画册，他的策展理念是“让人感动”，他选择了巴黎首展，他说：“任何艺术展览，凡是能感动巴黎，就能感动世界”。
我认为中国的摄影经纪人至今还没有形成气候。经纪人需要有市场化的专业智慧和运营手段，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有些摄影作品不一定属于上乘，但是通过经纪人的运营便可以推向图片市场。摄影作品不能只满足于在小圈子自娱自乐，要到大市场中去接受检验。至于中国的照片收收藏机制根本没有形成，眼下的照片销售价格低得可怜。某些有钱人并不懂得照片的潜在价值，他们舍不得花钱买照片。(采访/李健)
中国软力量到底有多硬？
五千年文明并未能让中国在全球软实力竞争中占据上风，在全球文化产业体系中，我们是绝对的被动方、接受者与弱势群体。国学
孔子学院的文化期待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1.1" SRC="http://273.adsina.allyes.com/main/adfshow?user=AFP6_for_SINA|news|chinaPIP&db=sina&local=yes&js=on"></SCRIPT> <NOSCRIPT><A HREF="http://273.adsina.allyes.com/main/adfclick?user=AFP6_for_SINA|news|chinaPIP&db=sina"><IMG SRC="http://273.adsina.allyes.com/main/adfshow?user=AFP6_for_SINA|news|chinaPIP&db=sina" WIDTH=360 HEIGHT=300 BORDER=0></a></NOSCRIPT>曾经身为牛童和仓库管理员的孔子也和塞万提斯与哥德一起，因为具备文化教育的象征意义而被选为形象代言人，试图用圣人声望向世界推展汉语及其背后广博的文化内涵。
2月24日，北京语言大学与日本北陆大学合作建立孔子学院协议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北陆大学孔子学院是在日本落户的第三所孔子学院，也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设立的第42所孔子学院。国家“汉办”副主任马箭飞表示，还有将近40个合作意向正在协商之中，距离在全球建立100所“孔院”的目标越来越近。
马箭飞强调孔子学院并非盈利组织，所有的启动经费均由中方投资，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教材一类的软资源建设。对方会提供校舍、办公地点、教学用具等。就目前而言，孔子学院的融资相当有限，更多的是依靠国家拨款。马箭飞坦言孔子学院在3到5年的时间内很难获取经济回报，需要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但相对于欧美的语言推广机构每年几十亿的预算，目前孔子学院每年从国家获得投入仅有7000万人民币，投入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引进中外企业参与建院的计划正在商讨之中，马箭飞希望这项举措能够缓解资金上的压力。事实上，“汉办”也在积极推出一些和孔子学院相关的产品，一套名为“长城汉语”的软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销售额。
孔子学院的建立速度与世界范围内正在发力的汉语热同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曾经被称为“天书”的汉语：在美国，已有2500所中小学提出要开设中文课程，而目前，开设中文课程的中小学只有200多所。在印尼，教育部门计划到2007年，在全国8000多所中学逐步开设中文课程。在韩国，目前开设中文课程和专业的大学已有347所。韩国教育部表示，到2007年，将在中小学普遍开设汉语课程。德国人则将中文课程制定为中学会考科目。马箭飞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汉语正在成为重要的商业语言，它的使用价值和潜在价值在逐渐显现。法国“促进机会平等”部长阿隆索曾就巴黎骚乱与解决贫困郊区的社会问题开出了中国药方：政府应该在贫穷地区的高中，特别是那些条件困难的高中，大量投资开设中文课程。他认为，“5年以后，中文将成为职场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如果我们今天开始大规模地教授中文，今天15岁的青少年到了25岁的时候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到那时他们找工作不会有任何问题。”这与巴黎街头的广告传达的是同一种意思——“学汉语吧，那意味着你未来几十年内的机会和财富”。
掌握汉语，对于外来者而言是进入中国商业世界的通行证，而对于中国，马箭飞坦言希望能让汉语成为世界主流，在他看来，语言的交流往往会带来意外的收获，有可能突进到科技、文化和意识领域，这让人们有更多期许。“汉办”的工作正在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同，中国商务部计划将部分项目向汉语教学方面倾斜，商务部发言人崇泉表示，中国商品要走向世界，缺乏语言的支撑很难实现。
而现在摆在孔子学院面前的难题是，随着汉语热的升温，“汉语师源荒”变得格外醒目。目前中国获得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的约3000人，国内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共计约6000人，但海外的汉语学习者已将近4000万人，远非现有师源所能满足。一项“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已经开始实施，“汉办”列出的志愿者申请条件相当宽松：年龄在65岁以下，有奉献精神，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马箭飞寄望能有足够多的志愿者奔赴世界各地，出现在需要汉语的地方。 (文/胡尧熙)
图书
引进10本，输出1本
引进版图书长驱直入，中国出版业缺的不只是想法，还有办法。
2005年7月16日中国与全球同步首发《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英文原版的火爆场面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在北京、上海都创下单日销售的最高纪录，售出的速度“就像发牌一样”。在读者欢欣鼓舞于能在第一时间与世界同步的同时，出版业界却面临着本版图书无论在品种、数量、销售量和受欢迎程度上都不敌引进版图书的尴尬：在开卷公布的2006年1月全国少儿畅销书排行榜上，哈利·波特系列的6部作品分别占据前三甲及第五、第七、第八的位置，而该系列过百万的销售量、过亿的销售码洋，也是本地图书所无法企及的。
而图书版权输入与输出所存在的严重逆差，更是出版业主事者的心中隐痛。全国政协委员、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今年的“两会”上以图书为例指出文化逆差程度之严重，他的论据是：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的逆差约为10：1，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2004年，我国通过出版社引进图书版权10040项，通过出版社输出版权仅1314项。其中，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2030种，输出16种；从日本引进694种，输出22种。需要补充的是，在这一数据背后还有着更发人深省的内容：从输出地区看，港台、东南亚地区占据了版权输出70%的市场；从输出内容看，主要集中在中医、武术和古典文学等中国传统文化及汉语学习、普及性中国读本上，而引进品种则覆盖了从科技、IT到经管、人文社科，乃至文学、生活等多种领域。比如以往由本土作家一统江山的青春文学领域，也在2003年被韩国的可爱淘成功攻陷。
中国书业与世界的正式接轨始于1992年，那一年中国颁布《著作权法》，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两个国际性版权公约。1996年之后版权输入以每年增长5成的速度递增，但版权输出却既没有想法，也没有办法。在出版业者看来，这是语言障碍、国家实力、文化差异以及业界积弊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同心出版社总编辑解玺璋的说法是：“中国图书不是想不想输出的问题，而是人家想不想要的问题，是东西文化的问题。”曾策划过《北京娃娃》、《草样年华》，并成功卖出其海外版权的图书策划人沈浩波在谈到操作版权输出的体会时，就是一个字：难。最难的就是中国当代作家很难被西方主流市场认可，整体的国际竞争力、文学才能弱；中国的新锐文化也跟西方主流文化有差距。而这些差距是不能通过市场运作来弥补的，同时市场运作的成本也太高。他说《北京娃娃》引起海外注意，还是跟外国人对中国当代女性的猎奇心理有关，这种猎奇其实在卫慧的《上海宝贝》那里已经开始了，也因此《上海宝贝》得到了西方市场的认可。“很多外国人对中国女性其实有着根深蒂固的看法，乍一看到像卫慧那样的，多热闹啊，所以很好奇。”不过，他也说，这样的热闹可一不可再，西方出版业者在判断一本书是否值得购买时，首要标准就是国际性。
在引进版权可以保证获取利润，而输出版权由于运作成本高、信息沟通不畅等因素导致风险巨大的对比之下，业界“只进不出”的现象也就日趋严重。作为应对措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实施了资助国外出版机构出版中国图书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事实上，这个项目跟时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还有着不解之缘。1999年，国务院新闻办在法国办巴黎中国文化周时，赵启正就有过希望法方出版关于中国的图书，由中方资助翻译费的承诺；这个动议2003年开始启动，首批资助出版的70种法文版中国图书在2004年的法国图书沙龙受到欢迎，直接促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成型。据报道，2006年用于资助出版的资金将不少于1000万元。
有业界人士认为，这个计划的出台，确实能够鼓励激发国际出版商出版中国图书，但贸易逆差问题并不能因此而很快得到解决。前国家版权局副局长沈仁干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们对我们西化，我们也可以‘东化’他们”。出发点是不错，不过这个“东化”的过程还长着呢。 (文/谭山山)
艺术
“中国牌”的逃逸与回归
中国艺术品牌的身份如此可疑。但那些致力于兜售作品的艺术家们，既没有为是否能表现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与民族特色而犹豫，也没有为是否满足了国际买家们对异国情调阅读快感的需求而踌躇。
评估中国艺术在世界市场的销售业绩是困难的。是看深圳大芬村的油画出口总量，还是看北京宋庄艺术家们的海外经历？是看苏富比拍卖古董级国画的成交金额，还是看85“新潮美术”陈列在国外画廊里的价格标签？
梳理中国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输出成果更是困难的。从古老的出现在古希腊文里的东方神秘主义形象，到公元六世纪就开始输送到欧洲的丝绸与陶器，到敦煌石窟里用化学胶布“移”到欧洲博物馆里的壁画，再到长年旅居国外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们——中国与世界的艺术“交流”，经历着传说、贸易、掠夺与逃逸的不同过程。
叶永青说，他很喜欢于连在《红与黑》里的一句话，“我永远都不能原谅那些一辈子都没有离开故乡的那些人”。而当代中国艺术家所逃离的，不仅是困苦的生活环境和荒芜的艺术市场，在艺术观中刻意地区分“Invented inancient China”(旧中国造)与“Invented in contemporaryChina”(当代中国造)，是他们逃离旧文化的制约进入全新国际舞台的号角。
1980年代初，威尼斯双年展盛情邀请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参展。官方深思熟虑精挑细选，力求把富含中国人民聪明才智和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艺术展示给世界人民。于是，1980年，中国送去了剪纸，1982年，换成了刺绣，1984年，以新锐闻名的威尼斯双年展收回了向中国伸出的橄榄枝。
在以刺绣参展后的第11年，即1993年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上，栗宪庭率领王广义、方力钧和刘炜等艺术家以民间身份参展，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人眼中的刻板印象才得以改变。国际策展人史泽曼在1999年策划威尼斯双年展时，以占全部参展艺术家1/5的比例邀请了二十多位中国艺术家，人数甚至超过了美国和意大利。西方艺术界惊呼：“中国被重新发现了。”这一年蔡国强更获得“威尼斯双年展大奖”。之后，方力钧以光头泼皮闻名的“玩世现实主义”开始为世界熟知，王广义的“文革”式政治招贴和徐冰的“新汉字”也迅速获得国际买家的好感，他们的作品也开始在世界级画廊里明码标价。
而与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市场上逐渐站稳脚跟相反的是，这些被冠以前卫或者先锋的艺术品和艺术家，因对传统文化的背弃和对西方艺术的膜拜，在国内几乎遭到了口径一致的口诛笔伐。艺术理论界的声音展示了当代艺术的困境——纯粹模仿西方艺术的表达形式会沦为箭垛，而在先锋的艺术形式里偷打“中国牌”，又会被斥为“唐人街的地摊文化”(王南溟语)。
画家邱志杰这样概括艺术品里的“中国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想象主要来自唐人街所浓缩的那些生动的标本，它包含了从周易、禅宗、八卦、风水、中药、功夫、京剧、书法到舞狮舞龙这样一整套传统生活方式的道具和仪轨，雅俗精粗无所不包。政治化的中国牌主要基于对于红色中国的政治想象，它包含了‘文革’记忆，伴随着压抑假说的人权叙事和民主叙事，掺合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敌意与对于东方君主制传统的无奈。1990年代中期以来，旅游者和投资者们共同发现的一个新的中国形象，它经常被叙述为狂热的发展和建设，以珠江三角洲的经济繁荣和上海的摩天大楼崇拜为例证，它有时结合了对于传统中国想象之丧失的一种痛心疾首，就像我们在荣荣的废墟照片和尹秀珍的装置里经常看到的那样，它有时表现成挽救那正在遭受破坏的香格里拉的环保意识，有时则更加恶意地结合了由来已久的‘黄祸’的观念，表现出对中国的发展的恐惧。”而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生长，就如方力钧充满疑惑地问：“如何贩卖文化？发扬文化？”继而十分肯定地说：“不用发扬，存在就好了！”
2002年，汉学家提尔曼·斯宾格勒博士来到北京远郊的艺术家聚集地——宋庄，在那个远离城市文明的地方，每一位画家都雄心勃勃地怀着青岛啤酒式“誉满全球”的梦想。斯宾格勒在他的见闻录末尾留下了中国艺术家说的一句话：“咱们在这儿有什么可害怕的，院子里我们有狗，全世界我们有市场。” (文/邱晨)
电影
功夫才是硬道理
在全球对抗好莱坞的大背景下，中式功夫片的偶尔突围，只是一场花拳绣腿式的局部胜利。
“在多数电影缺乏好故事、好营销手段的情况下，只有动作片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好莱坞电影《杀死比尔》的武术指导陈虎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功夫片成为中国电影的唯一标签的？从《黑客帝国》中尼奥身手利落地躲避飞来的子弹，到《尖峰时刻》中成龙的奇趣功夫加上美国式插科打诨，再到《卧虎藏龙》借着飞檐走壁与中国意象拿下了奥斯卡和巨额票房，中国电影能在世界露脸的只有功夫片。
在1994年至2004年10年间，在美国取得票房前十名的亚洲电影中，排名第一的是2000年的《卧虎藏龙》，逼近1亿2810万美元；第二是2004年的《英雄》，票房为5000万美元；第三是1996年的《红番区》，3240万美元，三部都是功夫电影。反观功夫片以外的题材，能走出国门，在世界上造成影响力的少之又少，张艺谋导演的金牌投资人张伟平说过，《英雄》之前，中国的文艺电影只能出现在唐人街的录像厅里。
在西方人眼中，“武侠”甚至都是一个陌生字眼，“功夫”才是硬道理。陈虎在拍摄《杀死比尔》时与导演昆汀·塔伦蒂诺讨论过中国：“他所有的中国兴趣都来自于功夫片，对它的了解甚至要超过我。”陈虎进一步解释说：“我以前在美国讲学，只要稍微触及深一点的东西，听讲的人就茫然了，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和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他们更喜欢功夫。西方人更喜欢简单、直接，可以在短时间内吸引人的元素。比如印度电影，它只需要歌舞就可以迅速捉住观众。而所有的中国文化中，功夫有直观的东西可供欣赏。再配上一个好的故事，它就能产生商业上的效应。”
虽然从数字上来看，2004年是中国电影的一个丰年——先后在24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中国电影展，展出国产片240部次；155部次国产片参加了55个国际电影节，12部影片在14个国际电影节获得16个奖项。但是，这些电影仅仅也只局限于“影响”，而没有实现大规模“销售”。
就中国电影自身的产业比例来说，21世纪初，中国13亿人口，电影年产80部至90部，约等于美国的六分之一；同时，中国电影的年综合产值10亿人民币，仅为美国的千分之一。中美电影产业规模与产业效益之间的反差难以估量。
“中国有很多电影在国际上获奖，但没能进入主流市场，这不是我们造成的。而是题材、表达方式没有国际化。”在好莱坞摸爬滚打多年的陈虎说，“因为国外观众看不懂一些其他题材的电影。对于他们来说，看一部电影最重要的是寻找一个有兴趣的点，中国的很多电影都不能提供这个点，很快就会让老外泄气。”
相反地，功夫巨星成龙却对功夫电影占领市场的现状忧心忡忡，“不要以冲出去为荣。我们可能连自己的市场都守不住。”他说，尽管中国功夫人才济济，但西方电影工业发达，携市场、资金、技术、语言等等优势，很容易后来居上地把中国功夫电影的资源“收编”过去，再加以高明包装，最后用大价钱卖给全世界。
“西方人对风水、太极等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如果有电影涉及到这方面题材，并且包装好的话，或许会成功。实际上，制作电影的时候，已经不能单纯地考虑国内市场，海外，至少是东南亚市场应该包括在内。这样做，和国际接轨的可能性大些。”陈虎说。
成龙则说，语言是各国人民沟通的大障碍，所以“动作”成为了“世界语言”，动作片在世界受欢迎就是不要听对白，就是看身体语言，看我们真的动作。“如果其他国家的人对中国文化有兴趣，学了中文以后不单看功夫片，还可以看纪晓岚，会有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中国，看我们的长城，了解我们的文化，以后不仅是中国功夫片冲出全世界，文艺片和电视剧都可以冲出全世界。” (文/胡斐)
电视
睡在四大名著上
“韩流”不仅打入国内市场，还冲击了国产电视剧的海外市场。国产剧的海外市场越走越窄。
2005年年底，一则“中国电视剧《雪域迷城》史无前例地挤进欧美荧屏”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确实，中国电视剧卖到东亚、东南亚或者中东都不算新闻，中国电视剧在这些地区向来以价廉物美著称；但能挤进欧美主流市场，为西方主流文化所认可，不仅是所有中国电视人的梦想，也是所有文化产业从业者的梦想。
关于《雪域迷城》报道中大事张扬的，当然是它来自美国、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中东的阿拉伯国家等显赫买家，还特别强调是美国纽约主流电视台的英文频道，以及德国国家电视台和瑞士、法国的主流电视台。不过制片人常莎却坚持不肯透露到底是哪家美国电视台。据说原因是担心别家抢生意，但这种遮遮掩掩的手法却让人怀疑，这不过是一场炒作而已。
中国电视业的输出状况，实在不容乐观：电视节目方面，正如中博传媒董事长陈伟明所说的，因为存在着国家电视台，电视台自产自销节目，民营制作的节目要进入电视台都难，更不用说卖出去了。电视纪录片方面，虽说这是国外买家最感兴趣的节目类型，但中国电视纪录片还处在初级阶段，有题材难以对接国外市场、诠释方式陈旧、制作水准较低等一系列问题。
相比之下电视剧日子要好过得多，随着国产电视剧制作水准的提升，曾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港台剧逐渐降温，一部《还珠格格》横扫港台、东南亚、韩国，甚至引起了韩国电视剧业界的恐慌，可说是国产剧的一大胜利。但韩剧近年来却成功冲击了亚洲各地的电视荧屏，《大长今》就是一个例证。
据《中国电视剧市场研究报告》，2004年，内地电视剧外销在美国、日本等非华语国家和地区的销售比例明显上升，但港台、东南亚等传统外销地区的份额却萎缩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剧在这些地区的冲击。此消彼长，国产电视剧的份额自然下降。
说到最受欢迎的中国电视剧类型，还是首推历史剧。根据2005年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上透露的数字，2004年我国电视剧海外销售总额是1亿人民币，销售的主要剧目是《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有媒体在报道时不无刻薄地说道：“也就是说，中国电视剧海外销售一直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拍摄的四大名著系列上睡大觉。”而近年来卖得最好的历史剧是《成吉思汗》，广州俏佳人文化传播公司在去年10月的戛纳电视节上把《成吉思汗》成功地卖到韩国、土耳其和中东，据他们的工作人员表示，今年4月他们还打算带这部电视剧到戛纳参展。
中国电视人没少参加国际性的电视节。2004年戛纳电视节，国内特地组织了包括海岩剧、金庸剧、涉案剧等在内的多部作品参展，但最后都铩羽而归。一方面，人家觉得历史剧最有“中国味儿”，另一方面，其他电视剧类型我们确实技不如人。(文/谭山山)音乐
比中国足球牛多了
世界音乐向中国输入了打口CD，输入了三大男高音，输入了摇滚；而中国音乐正在试图向世界输出新民乐、钢琴家和东方文化。
1955年，当傅聪站在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领奖台上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是以一个“好的学生”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他的父亲在《傅雷家书》中告诉孩子：“(才华)并不是我的天才，而是要归功于我的东方的根。西方人的整个人生观是对抗性的，人和自然对抗，人和人对抗，艺术家和听众也对抗……而我们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
这是中国人对自己进行音乐观念教育的开始，更多时候，中国的音乐人扮演的是“好学生”的角色。毕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大学生的教育始于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此后的十年，当今享誉世界的中国音乐人正在苦练内功，他们包括：谭盾、余隆、郭文景、瞿小松、叶小纲、陈其钢等人。
1990年，美国国际新音乐作曲家比赛委员会授予何训田的作品《天籁》1988-1989年度唯一的“杰出音乐成就大奖”。这是中国流行音乐第一次为世界所认知。《天籁》迄今一共只演出了三场，引起国际音乐界的关注。而由他创作、朱哲琴演绎的《阿姐鼓》则是国际唱片史上在全球发行的第一张中文唱片，这是中国音乐向世界输出的第一份产品。
自出版发行以来，《阿姐鼓》获得国际和国内二十多个奖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知道何训田，是因为他的《阿姐鼓》。《纽约时报》评价道：“《阿姐鼓》使中国人实现了让其音乐走向世界的理想。”
与此同时中国流行原创音乐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新民乐创作也开始寻求突破，其中最被人诟病却又最成功的莫过于女子十二乐坊。“乐坊这个奇迹在日本市场是从来没有过的，连喜多郎、坂本隆一都只能卖20万张，乐坊是200万张。”创造了这一奇迹的音乐策划人王晓京说。
一方面，马友友的《丝绸之路》、谭盾的《卧虎藏龙》等取材于中国传统民乐的作品在世界上赢得了极高的评价，另一方面，王晓京领衔的北京世纪星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日本Platia株式会社已开始合作开拓女子十二乐坊的新市场：北美市场。他们的期望是：女子十二乐坊不仅代表中国音乐形象，还代表东方音乐形象。
可以说，中国音乐的输出正在通过两方面的努力尝试着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一边是中国正在向世界贡献诸如郎朗、李云迪这样的演奏大师，另一边是女子十二乐坊所代表的新民乐运动，用贴近市场的方式走向国际。
而维也纳中国新年音乐会从2001年起，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在国际上营造了中国音乐的一个“堂会”。
另外一名世界级大师、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虽说不是在国内长大的，但他却虔诚地说：“感谢我的祖先，给了我那么多艺术的灵感。”比起前辈，马友友以其独特的东方文化素质，把大提琴演奏发展到新境界。
郎朗，这位年轻的钢琴演奏家，被认为是古典音乐在当今时代最理想的诠释者。他曾被美国《民众》杂志评为“将改变世界的20个年轻人”之一。郎朗说：“中国人能弹成钢琴家吗？我也用我的实力做出来，我能当。”这种励志式的话语，引发了中国当代青少年的钢琴家庭教育狂潮。
比他更年轻的李云迪 年仅18岁就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金奖，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人向世界输出的最年轻的优秀演奏家。
真正要向世界输出中国音乐，其道路还非常漫长，它更像是一部“西游记”的音乐剧，指挥大师余隆曾带领107名演奏家，走遍北美及欧洲7个国家22个城市，中国交响乐团首次大规模的环球巡演在2005年首度实现。
余隆认为，几十年以后，中国交响乐团是有可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乐团的。虽然还存在差距，余隆却说：“中国音乐比中国足球牛多了，应该让国人了解他们在国际上的成就。”
旅美作曲家谭盾长期不在国内，他是当前最活跃的世界作曲家之一，然而，伦敦《独立报》一位乐评人却称谭盾是“在世界音乐与他老家的唱片店之间的文化盗窃行为，他在猖獗地抄袭”。谭盾的老家当然在中国，面对这种带有地域歧视的批评之辞，他回应道：“我利用西方和东方的文化来传达我的意思，这是关于人类文化传承的事情，不同的民族在一起能制造出更漂亮的孩子。” (文/孙琳琳)
时尚
土品牌也有春天
中国要想成为世界时装独特的目的地，需要有独特的品质和趣味。喝洋墨水并不能说就是坏事，“土”不要紧，时尚也需“师夷长技以制夷”，“洋为中用”才是硬道理。
当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把8亿件衬衫和1架空客A380放在等同位置上，流水线式大批量廉价成衣就成了中国时尚的一种痛；当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的帽子堂而皇之地扣上来，但属于中国本土的奢侈品牌还停留在襁褓阶段；当好莱坞新贵和英国王室都开始青睐Vera Wang和Jimmy Choo，却也始终墙外开花香在外，即使飘过来，也早变了味。
2004年10月，维多利亚·贝克汉姆的首次中国之行，并没有对任何“中国纪念品”产生兴趣，而是走进了上海襄阳路附近的一家小店，在4个保镖的簇拥下，挑选了4个A货手提包匆匆离开。中国并不缺少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更多的还是一种“东方化”的气质，走向世界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近几年把民族元素煽乎得热热闹闹的ShanghaiTang，在被瑞士历峰集团收购之后极力撇清与“本土”的关系，不厌其烦地向所有中国人宣传：我们是成功运用了中国元素的世界品牌。意思是喝了洋人的奶，就不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娃了。最初在香港人邓永锵手中的ShanghaiTang，卖的是真正的“土”货，包括毛主席头像和“文革”时期的蓝布衫，最终也只是停留在旅游纪念品的高度，无法再往上拔。历峰给ShanghaiTang注入了国际营销的概念和设计，一下子就一飞冲天。
2005年10月29日，台湾品牌夏姿·陈悄悄进驻了上海外滩9号，整个儿拿下了古色古香的轮船招商总局大楼。夏姿·陈品牌总监王陈彩霞说，“夏姿”二字来源于“华夏新姿”的寓意，这个看上去似乎土得掉渣的名字，用的也是仿中国古董提花布、绳股绣、织锦缎、双色缎，结合手绘、蕾丝、绣花、水晶装饰、毛料与斜纹绸，以较为宽松的H箱型线条和维多利亚式合身与中国服线条为主要轮廓，被国外媒体形容为《危险关系》与《花样年华》的结合体。这个1978年在台湾创立的高级时装品牌已于2001年在巴黎设立了专门店，曾被伦敦《金融时报》评为2004年度热门时尚品牌之一。而它最负盛名的特色竟然是棉袄，并且用的还是鲜艳惹眼的撞色调，有大派利市之意。初来乍到时，曾经令某些时尚人士大惊失色，但随即就受到台湾从上到下各界人士的青睐，一些名人政要的太太们，非夏姿·陈不穿，因为这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品牌。(文/胡斐)
旅游
中国旅游业的难题
中国开始成为世界游客心目中的最后一块热土，但中国旅游业的前景，却不容乐观。
德国《谈天说地》杂志试图向公众推销最热门的国际旅游路线，他们引用了罗盘旅行社总裁的话：“中国(线路)十分畅销，就像刚出炉的小面包那样被抢购一空。”但去年一年，中国境内德国游客的数量还是位居美加之后，根据中青旅入境旅游总部的统计，近水楼台的香港人继续担当着入境游的主力军，而增幅最大的人群来自欧美，共有2000余万人次光临了长城和布达拉宫。
对于中旅国际和中青旅这样的大型旅游公司而言，入境游的利润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样丰厚。中青旅的信息部经理杨寅立承认出境游的利润远远高于入境游和国内近线，除去市场的因素，杨寅立认为外资旅游不能参与出境游业务为中国本土旅行社赢得了很大的利润空间。而入境游的情况则显得特殊，“价格不像前两年那样低得离谱，几乎零利润，但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提升。入境游最开始的时候，国外旅行社往往会先在中国找一间旅行社作为代理机构，再由这间代理把来自世界各地的团派发给当地旅行社进行接待，这个时候，作为代理的中国旅行社会获得相当好的商业报酬。”但随着中国成为最大的旅游客源国之一，彼此之间的熟络和知根知底已经让国外旅行社放弃了这种合作方式，“他们现在基本上是直接和当地的旅行社签合同，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的费用，对于他们而言降低了成本，另一方面，中国旅行社的利润也降低了。”杨寅立认为利润的杯水车薪是中国众多旅行社将入境游部门承包出去的原因，“除了几间大型的旅游公司，这样的部门被承包的很多，费用可以低廉到3万元一年。”
在国家旅游局的年度盘点中，2005年中国旅游市场的国内旅游收入达到了5286亿人民币，而国际旅游收入仅为293亿人民币，和4176万人次的入境过夜旅游者的基数相比，创造的价值差强人意。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为入境游客最为流连的中国城市，据旅游局的统计，在这四个城市以及沿海地区，国外游客的平均消费可以达到1200美元/人，而在内陆地区，哪怕是成都和昆明这样的省会级城市，游客的消费水平仅能达到沿海的50%。杨寅立认为这种两极反差只有一小部分是由于物价的差异造成，关键的问题在于“为外国游客推出的很多旅游线路都不具备盈利的能力，在九寨沟游玩一个星期比不上在上海逗留两天。我们盛产自然人文景观，但这类景观除了门票，很难再产生其他的收益。中国还没有迪士尼那样具有品牌的人工旅游项目。并且一个人如果只是喜欢中国的城市，他甚至都不需要参加旅行团。”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和第四大旅游客源地，而国家旅游局将这个目标乐观地提前了一年。但在外资进入和利润空间挤压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旅行社很难在美好的远景前做兴奋状。存量初具规模、增量前景看好的中国旅游市场，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专卖店。尽管目前进入中国的18家外资旅行社几乎全部处于亏损状态，这似乎能让业界集体放心。但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承认，对外资“解禁”是早晚的事，对于中国的旅游市场，它只能实行短期保护作用。这个说法得到杨寅立的认同，他说其实很多同行都和他一样习惯把中国旅游和中国旅游业分开看，就现状来看，他看好中国旅游，但对于中国旅游业，他很难给出判断。(文/胡尧熙)
十二乐坊 当女子十二乐坊成为杭州市旅游形象代言人的时候，引发的争论是：一个没有知名度的乐队怎么能为这个著名的旅游城市代言？但，如果把知名度的定义扩展到海外，女子十二乐坊立刻炙手可热。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1.1" SRC="http://273.adsina.allyes.com/main/adfshow?user=AFP6_for_SINA|news|chinaPIP&db=sina&local=yes&js=on"></SCRIPT> <NOSCRIPT><A HREF="http://273.adsina.allyes.com/main/adfclick?user=AFP6_for_SINA|news|chinaPIP&db=sina"><IMG SRC="http://273.adsina.allyes.com/main/adfshow?user=AFP6_for_SINA|news|chinaPIP&db=sina" WIDTH=360 HEIGHT=300 BORDER=0></a></NOSCRIPT>2003年7月24日，女子十二乐坊在日本上市的第一张音乐专辑，两个月内突破100万张。2004年3月3日，在日本发行的第二张专辑《辉煌》上市首日销量第一，上市第一周销量第一。2005年1月26日第三张专辑《敦煌》在东京首发，当日突破10万张，次日荣登日本唱片公信榜第6位。
2004年8月，十二乐坊在北美发行首张专辑《东方动力》，第一周名列Billboard200排行榜的第62位，这也是中国本土音乐在北美唱片市场上的最高排名纪录。美国唱片工业协会(RIAA)的数据显示，该专辑自8月17日上市以来，连续11周稳居国际类唱片销量排行榜的冠军。
这是向海外销售中国元素最典型、最快速、最成功的一次胜利。
功夫片 《十面埋伏》在日本、韩国以及中国港台地区的票房达2.68亿人民币，加上索尼公司以1亿港币购买了该片北美地区发行权，该片的海外销售已达到近4亿人民币。《英雄》、《十面埋伏》、《天地英雄》这三部电影，去年在北美市场收回了大约11亿人民币的票房。
联想到此前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全部是买断发行，以片易片，几乎分文不进，这已经是伟大的胜利。
这次胜利，只有一个原因：功夫元素。Chinese Kungfu从来不缺海外观众，拥有嘉禾公司1970～1990年代全部电影版权的香港Fortune Star公司一直在向海外销售同样的电影，只要有李小龙、成龙，永远都有收益。
哲学体系、文化内涵、东方迷情、暴力美学，中国功夫片涵盖了全面的商业元素，成就了几十年的销售奇迹。
中餐 美国目前已拥有4万多家中餐馆，麦当劳却只有19000间分店。中餐，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元素最耀眼的一个，也是最适合中国人在海外淘金的途径之一。
从最初美味可口、价格低廉的简单评价到如今一些中餐馆进入“ZagatSurvey”等主流排行榜，中餐的淘金之旅一路向前。以美国为例，中餐业已经成为继制衣厂式微之后一枝独秀的中国特色行业、美国华人产业的第一支柱，还派生出传媒、餐具、食品、运输等等众多相关行业。
“除了飞机和风筝之外，我们能把一切飞的东西做成美味佳肴。”因主持《甄能煮》(Yan Can Cook)烹饪电视节目而走红美国的甄文达这样夸耀中餐。这个销售电视节目、书籍，甚至出售刀具的华裔厨师，深知中国元素在销售中的要义。
旗袍 和西方传统服饰陈述性的语法不同，旗袍以其想象性的语法代表了东方式迷情的全部内涵。就像《花样年华》的旗袍秀那样，中国式的暧昧和性感成为这部片子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向海外销售中国元素，必不可少的包装也是旗袍。比如奥运会开幕式上的8分钟、日本爱知世博会上的中国展区表演，甚至在数次颁奖礼上的妮可·基德曼、《初恋50次》里的德鲁·巴里摩尔、《老友记》里的詹妮弗·安妮斯顿等诸多明星也曾着旗袍亮相。
遗憾的是，旗袍元素却只装点了CD、Versace、YSL、Ralph Lauren等西方时尚品牌的成绩单，却没给我们换来实际利益。
香格里拉 詹姆斯·希尔顿描绘了一个理想国——香格里拉，把神秘的东方当作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想象源泉。接下来，西方世界的人们开始无比崇敬这个东方神秘园，纷至沓来。
在香格里拉想象中走得最早也最现实的云南迪庆州，一直都在培育自己的文化想象。迪庆2006年旅游工作的目标是：确保实现全年接待海外旅游者20.98万人次，同比增长15%，确保实现国内外旅游收入22.24亿元，同比增长15%。而云南的目标是：到2010年，滇西北地区接待海外游客110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5亿美元。
争辩谁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是虚弱的，这里面充满了整体包装、宣传策划、公关技巧和推销心理学。老实地讲，我们讨论的不就是好卖嘛。
云南映象 大型原生态歌舞作品《云南映象》2004年11月开始南美6场商演征程，并从2005年4月起，由专业国际演艺公司代理执行预计500场、覆盖五大洲著名城市的商演计划时，中国文化贸易似乎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为了适应海外销售的需求，《云南映象》海外版从国内版的2小时45分钟缩短为1小时40分钟，名字也改为更能引起海外关注的《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因此受邀在纽约百老汇剧场演出30周240场，拉斯维加斯也邀请《香格里拉》前去演出20个星期。
以原生态、民族艺术资源为主要卖点，《云南映象》的好卖从国内延伸到了海外。
谭盾 谭盾的广受欢迎不仅仅是从2001年《卧虎藏龙》的音乐获得包括奥斯卡奖在内的全球18项电影音乐金奖和格莱美音乐奖开始的。在此前和此后，他依然有《茶》、《死与火：和画家克利的对话》、《鬼戏》、《牡丹亭》、《天地人》、《地图》等诸多作品。
中国元素在谭盾作品中得到极大的彰显。不说《卧虎藏龙》音乐中的鼓，即使在以《圣马太受难曲》为题材的作品《复活之旅》中，谭盾也使用了埙、京剧青衣唱腔等中国元素。他说自己是用东方的声音诠释西方。
陈逸飞2005年，陈逸飞去世让他的作品再度成为拍卖热点。5月14日，《阳光的日子》以440万元成交；6月，《大提琴少女》以550万元成交；11月，《上海旧梦》以506万元成交；12月初，《晨曦中的水乡》以671万元成交；仅隔一周，《布达拉宫》以825万元成交，再次刷新其个人作品的成交纪录。
其实很早，陈逸飞就成为在海外热销的中国元素。早在1983年，纽约哈默画廊就隆重地推介陈逸飞，2000年哈默访华时，更将陈逸飞的《故乡的回忆》高价买下，赠送给邓小平。
Made in china全世界95%以上的玩具都是中国制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鞋国和鞋类出口国。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轮胎生产国。中国生产的空调、冰箱、洗衣机、电饭煲、微波炉、吸尘器和电动剃须刀7种家电，在世界上62个主要家电消费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份额均在30%以上。如果纺织品被动配额完全取消，中国纺织产品及服装在美国的市场份额2006年将达到71%，2008年将占全球出口总额的30%。
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只要需要购买物品，就不可能离开Made in china，但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某位人士说：“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得到的只是一些漂亮的数字，而美国和外国公司得到了真正的利润。” (文/陈漠)
兼容性比独创性重要一百倍
仅有土特产是不够的
没有配备得当的文化软件，任何看似强壮的硬件系统都将分崩离析。相对硬件制造，中国文化软件打造显得更为迫切而长远。中华文明的兼容特性提供了文化整合的前提，一方面要取势全球，另一方面又要重新找回自己的传统。无论企业、个人、家庭或国家，选取文化软件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实用。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1.1" SRC="http://273.adsina.allyes.com/main/adfshow?user=AFP6_for_SINA|news|chinaPIP&db=sina&local=yes&js=on"></SCRIPT> <NOSCRIPT><A HREF="http://273.adsina.allyes.com/main/adfclick?user=AFP6_for_SINA|news|chinaPIP&db=sina"><IMG SRC="http://273.adsina.allyes.com/main/adfshow?user=AFP6_for_SINA|news|chinaPIP&db=sina" WIDTH=360 HEIGHT=300 BORDER=0></a></NOSCRIPT>文/肖锋 图—马岭/新周刊
每年春节刚过，潮水般的农民工涌出广州火车站。那是一张张茫然而略带希冀的面孔。如果他们有幸不被火车站猖獗的“背包党”卖猪仔，将奔向遍布珠三角的各色工厂，这个由烟囱和标准厂房构成的“中国制造”的母体。那里是狭窄的宿舍、封闭的车间和紧张的节奏，农民工们计件工资，他们工闲唯一的乐趣就是蹲在士多店门口看插播众多广告的电视连续剧。
这就是崛起的中国的一幅图景。另一幅图景是远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和“印度”成了本届关键词。全球权贵们都欲在这个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分一杯羹。中国制造这架经济增长的高速火车上，贴满了跨国公司的LOGO。难怪西方媒体评论说，中国崛起了却鲜见中国企业的身影。更重要的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展示给世界的只有硬件、没有软件。所有运行效果良好的软件都由西方植入，从个人到企业和社会。这不禁令人想起一派海外观点，认为中国目前的GDP增长完全源于赤裸裸的市场和劳力，这种中国制造模式不能持久。“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之时，老辣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出书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这看似一个为肉食者谋的大命题：中国模式能持久吗？与“中国威胁论”同样甚嚣尘上的“中国崩溃论”，会不会像当年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炒家索罗斯预言东南亚金融风暴那样，在某个时刻沉重落下？
好看的是数字，不好看的是人际关系
一个5年没领到薪水的河南农民工，驾驶一辆抢来的出租车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疯狂撞死撞伤9人。问为何选择这条热闹的商业街，该名叫艾绪强的农民工在法庭上振振有辞，“王府井是富人们买东西的地方”。此类“鱼死网破”的案件屡见诸于报端。当下社会无不弥漫着某种死磕气氛。农民工跟包工头死磕，员工跟老板死磕，网民跟经济学家死磕，导演跟戏说者死磕，绯闻女友跟大腕死磕……经济增长每年都在百分之八九，而全国抑郁症患者也越来越多，最新统计显示达2600万人。3月21日“国际睡眠日”广州公布调查有七成人“睡不好觉”，中国正成为“睡不着的国度”。有网民道出热爱韩剧的心底：韩剧里的人都蛮幸福知足的。而我们缺少这种感觉。
就当下的文化生态而言就是一个“乱”字。“以人为本”之所以成为宣传口号，那是因为实际上是“以钱为本”的地方太多了，医院、学校、垄断行业、房地产……成功主义成为当今励志的第一关键词。安迪·沃霍尔的“每人都能成名15分钟”成为新生代们的座右铭。只要成功、成名，一切在所不惜。
中国人用西方的情人节来表达情义，用感恩节表达感恩。为重拾“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现代私垫悄然兴起了、又在一片质疑声中淡出了。没办法，大的文化生态不好，反差太大难以说服下一代。商家经常把经念歪，比如搞耻感训练，让员工列队低眉顺眼地向路人问候“你好！”或当街大声朗诵十遍《三字经》。
在这种扭曲的文化生态中，企业只好致力于内部的营造。三亚天域酒店把四书五经教义写在灯笼上，苦心在员工中营造一份和谐。该酒店老总认为，当今社会，男的浮躁，女的蛮横，思想上巨大空白使各色邪教乘虚而入。想来想去还是孔夫子，所以天域中餐厅里挂着“子曰”的红灯笼。相反，当部分企业界致力于将传统学以致用之时，迂腐的学界却在争论不识时务的话题。重拾传统不是一个回不回到“五四”的问题，分明是一个紧迫的社会控制问题。
最早将“软实力”概念介绍到国内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提请记者注意，“十一五”计划中体现为“三力”：综合实力、竞争力、凝聚力，应该说是“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和谐社会”就是国家的“软实力”。国家只有软实力提升，其文化、价值体系有吸引力，其他国家才会追捧你。
一位太极武师对“和谐社会”提出了质朴的阐述，和谐不是简单的力学平衡，关键在个体内部，不修身无以致和谐。传统能内明外用，关键在于推己及人。
贩卖中国，仅有土特产是不够的
中国给全球人的形象是什么？是成龙加章子怡加姚明，再加一堆“中国制造”廉价货吗？在日本爱知世博会上中国似乎只会贩卖土特产，展馆设计最土，产品最土，理念最土，不懂驾驭世界最顶尖潮流，连自身传统元素也用不好。
忙着著书“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提请人们关注“文化赤字”问题。与贸易顺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文化逆差，令中国制造“香”不起来，因为“只有文化大国，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谁开始喜欢你的文化，你就开始拥有了谁”。所以别国在中国连年上演的走马灯似的英国年、法国年、意大利年、俄罗斯年才会不惜血本。
反观中国，不仅文化出现赤字，恐怕连文化身份都将失去。欧典“行销全球80多个国家，源自德国的著名品牌地板”被揭假一案，及众多所谓“欧陆风情”现象都从侧面证明，我们的文化信心出现了问题。
“韩流”盛行，三星取代日本索尼成为亚洲第一品牌，及中韩申遗之争，这三者背后是同一件事。韩国人不仅读懂了中国儒家文化，也读懂了世界潮流，三星甚至设立了自己的艺术学院和设计学院。韩国人将“偷”去的好东西拿回来展现给物主，使人产生某种久违了的感觉。韩国人今天可以不承认中医而改头换面叫韩医，说明文化上的游戏规则是发明人并非一定拥有最终市场。就像中国人发明豆腐，可现在做得最好的却是日本人，超市货柜里热卖的是日本豆腐。
韩国人“为我所用”的策略树立了榜样。找回自身的文化信心是首要的，然后再去大胆利用他人成果，而非反之。系统论认为，再粗糙、简陋、迂腐的价值体系都要好过没有，缺乏定力的系统迟早要崩盘。没有定力，我们将沦为飘的人、飘的企业和飘的城市。传统是牵在手里的那根绳子，借全世界的风把风筝放到高处去。
实用是检验文化软件价值的唯一标准
英国间谍片《蛇》的开场白用了《孙子兵法》，该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谍报人员必读本。日本企业最早将《三国演义》引用到企业管理。这些都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化被他者利用的例证。可中国人自己到21世纪初才回过味来。
我们对传统的利用只零星散见于个别企业案例。获得“2005亚洲最佳商业领袖奖”的海航总裁陈峰以《菜根谭》为“干部手册”管理中层，国学大师南怀瑾写序，“咬得菜根则百事可为”，提出“以德养身、以诚养心、以义致利”。当然，这并不妨碍海航用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分权到位等西式兵法，否则难以吸引西方资本大鳄索罗斯青睐。就像张瑞敏用禅宗启迪企业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也会用德鲁克“创新就是创造一种资源”一样。
文化软件姓中还是姓西，这不是问题，将什么软件整合进来才是问题。无论企业、个人或国家，选取文化软件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实用。为此，自身软件的兼容性决定整合的成败。兼容性应比独创性重要一百倍。尤其世界扁平化之后，创新可以在全球任何一点重新组合，谁能兼容谁就是集大成者。
而那些经几千年历练而成的老文化软件只会像常识一样起基础作用。迄今为止，传统文化对企业的价值似乎仅限于“用人术”。在现代组织科层制化的进攻下，传统的血缘制、家族制土崩瓦解。杨振宁曾指对权威和传统的过分尊重妨碍了创新精神的发挥，过度谦逊的做派又不利于科技交流。李光耀晚年感叹，儒家文化并没有帮助新加坡制造出一家像样的国际型企业。跨国公司和海归们带来新游戏规则，带来创新文化、创业文化这些传统文化稀缺的软件。跨国并购必然伴随文化整合。华人首富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从家族制转向国际化正好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在2003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记者问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美国凭什么在未来维持领导地位”，鲍的回答是“靠软实力”。现在，这个问题变成了“中国凭什么在未来维持发展优势”？答案只能是靠软中国。文化是未来的经济。在当今各种文明不断冲突和角力之中，兼容整合者是最终胜者。难怪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瑟夫·奈创造的“软实力”一词15年后才大热。
在去年《新周刊》作的“中国欲望榜”调查中，排名前三的依次为“有更多的钱”、“中国强盛”和“周游世界”。这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回事。欲望是强烈的，关键是实现手段。中国人能够找到足够管用的文化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