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蒂牌猪骨汤粉:马思聪《我为什么离开中国

马思聪《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原文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
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和许多党内外多年以来虽然不是一直掌权但毕竟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人的遭遇是一样的。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他为何离开了他的祖国　　　文 / 怀明飞
——帮助我出走的恩人们---贾俊山
我平生有两件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周思来
贾俊山，1899年出生于河北南宫县，西式厨师。1866年间为马思聪家的厨师。
1966年8月14日晚，中央音乐学院一帮身穿绿色军装手拿着一大捆“大字报”的“造反派”，闯进马家大院张贴。并把在惊慌之下躲进鸡舍的夫人王慕理纠了出来，站在长条凳上进行“批斗”。
8月16日受辱的王慕理带着儿子马如龙、女儿马瑞雪偷偷的离开了北京，来到南京她的妹妹王志理家躲避暂住。临走时，夫人看贾俊山为人忠厚老实，便把马家大院托付他代为照看。并叮嘱他有机会就常去看看马思聪。在那年月，看人只看家庭出生。还好贾俊山是个工人成份，他还可以进出中央音乐学院，可以探望隔离审查中的马思聪。后来夫人和马思聪互相通信也是靠他来偷偷传递。
他和马思聪并没什么深交，他在“文革”前夕才到马家工作的，工资是由马思聪支付的。自从马思聪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隔离审查后，他就连自已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可他有一颗中国普众善良的心,他同情马思聪，总觉的马思聪这样能谱写出《祖国大合唱》、《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的大音乐家，不应该遭到批斗。
在夫人王慕理离开北京没多久，马家大院就被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抄了家，并占用了大院，只留下一间书房。当马思聪得知家被抄；房被占；妻儿流离失所；自己又被关押，神情一度很低落，终日惶惶。在一次拉出去批斗遭到毒打后，产生了了结此生的念头。悲哀的是，当时想留下只言片语的遗嘱都不可能。在“牛棚”里，纸和笔只有“造反派”要你写检查材料和汇报书时才给你，并且，还有专门有一个人看着你写，写完了纸和笔全部拿走，不给留下。在贾俊山前去探望时，他托贾俊山转告其妻子和儿女，要他们珍重，要好好的生活。
贾俊山惊讶了，他用尽一切能感动马思聪的语言百般劝导，激发鼓舞马思聪面对生活的勇气。就是这次的探望，贾俊山一个做了一辈子的厨师，却在当时冒着生命危险，挽回了一个一代杰出音乐家的生命。他赶紧把马思聪想轻生的念头写信告诉了王慕理。
“我妻子和女儿9月中旬来北京找我，但我不能出学校，因而不能同他们见面。她们来京时乘的火车塞满了红卫兵。红卫兵不住地盘问她们，把她们视为可疑的人，差点儿把她们抓起来。幸亏我女儿马瑞雪做出非常粗鲁的样子——连皮也没削就把梨吃了。这一切使红卫兵相信她们是劳苦的农村妇女。我的女儿和妻子本想住在北京的朋友家里，可他们没有一个敢收留她们的。因此，她们只好在火车站的人群中躲藏了几小时，然后上车走了。”（马思聪，《我为什么离开中国》1967年）
那次王慕理和女儿没有见到马思聪，只有贾俊山匆匆赶到火车站与她们见面，详细地把马思聪这段时期的情况告诉了她们。而后，又把她们母女俩的劝慰，在探望时转告给马思聪。就是这样，马思聪和其妻女间的联络，全靠着贾俊山才得于互通信息。
也就是这次，王慕理母女俩来京想探望马思聪未成。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知道了她们的行踪，追赶到南京王志理家来。幸亏得到了贾俊山提前的通知信息，她们母女俩才得以躲过了。9月27日凌晨，母女俩如惊弓之鸟仓皇逃离了南京来到广州。广州是王慕理的家乡，有弟妹亲友，就这样一家躲藏几天过着担心受怕的一段生活。当时从北京逃离时，她的儿子马如龙已经直接到广州隐居起来了。
“我妻子和女儿当时所住的城市里，有很多人谈论着逃出国境的方法，有的徒步走去，有的乘船而逃。我女儿不知道到底什么方法更好，但她确信，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我还没有这种思想准备。”（马思聪，《我为什么离开中国》1967年）
10月中旬的时候，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只身一人又一次来北京，在贾俊山的帮助和安排下，马思聪和他女儿在北京城南郊贾俊山的家中见了面。
当时见面谈话的情境，马思聪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我们躲藏在院子里的一个小厕所内，在黑暗中小声地谈话，而我的朋友则站在外面给我们放哨。我们就这样谈了几个小时。”
因为马思聪所写的《我为什么离开中国》一书时间是1967年，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在动荡的社会。他只有在书中把贾俊山的名字用“我的朋友”四个字来代替！
在这次，也就在那个小厕里，马思聪听他女儿谈了出逃中国的计划。对于出走，马思聪感慨万千。他，毕竟是中国音乐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当时全国人大代表。他对祖国有着一片深厚的感情！
往事历历在目。他想起了谱写《祖国大合唱》的日子。
想起了，他谱写的《思乡曲》的旋律。
想起了，他谱写的曲，郭沫若词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想起了，想起了，周思来总理对他的关怀。
……
就在马思聪犹豫，彷徨，难下决心的时候。他记起，有一次在集体挨斗之后，偷着私下问赵沨：“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赵沨回答说：“照我看，这还是刚刚开始。”（赵沨，1966年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11月间，中央音乐学院里的几股“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红岩公社”。正和“北京公社”大打“派战”，忙于争权夺利。“造反派”们也顾及不了看管他们这些“牛鬼蛇神”，总算放松了点。马思聪也就可以白天到学院报到工作，晚上回家睡觉。可批斗还是没日没夜地进行着。
11月20日，马瑞雪再次偷偷的来到北京，住在贾俊山南郊的家中。马思聪假借“肝病复发”请假看病，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他的女儿马瑞雪会合见面。
“马瑞雪站了一夜队，才买到了火车票。我早上到学校上班，然后我说我病了，要到门诊去看病。我和马瑞雪收拾了一部份寄存起来的东西，（包括我的小提琴在内）包成两个包袱，用绳子捆起来。我的一些新作品只好留下不要了。我穿了一件蓝色的衣服，看上去像个普通的工人。我还戴了一个外科医生用的口罩，在星期二寒冷的夜里我们上了火车，告别了北京。几个月来我头一次比校轻松地叹了一口气……”（马思聪，《我为什么离开中国》1967年）
贾俊山送马思聪父女俩上火车。还拿出了自己还为生计操心，而所剩的一点微薄的积蓄，资助处于落难困境中的马思聪大音乐家！
一个多月后，马思聪一家四口从广州珠江口离开了中国，离开了他们忠爱的祖国……
第二年，在康生、谢富治下令：“要彻底查清”之后，1967年6月27日，北京公安局逮捕了贾俊山。并抄了他家，在他家中只搜查出一张马思聪家的菜单。
贾俊山被捕关押在北京半步桥四年多，因查不出个究竟来，再加上贾俊山的血压及高，他被保外就医。因家境寒苦，贾俊山又无工资，再加上两个儿子背上了这黑锅，也没有工作。贾俊山在家瘫卧了六年多。1978年春，这个有着中国普众良心的公民——贾俊山，含恨离开了人世。
1984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致函中央音乐学院学委，明确指出：“1967年5月由公安机关对马思聪先生立案审查是康生、谢富治决定的，原认定马思聪先生为‘叛徒投敌分子’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1985年3月16日，公安部又发出文件，指示北京公安局为马思聪一案受牵连的贾俊山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经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叛国投敌”和流亡生涯
从香港、美国的报纸上得知马思聪已经出走后，中央音乐学院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和“北京公社”，立即派专人追查此案，在马思聪的亲友中进行调查、逼供。“造反派”把初步查到的材料汇总整理后，上报了“中央文革”和公安部。公安部将这作为要案，于1967年5月成立了“马思聪专案组”，由于马思聪出逃乘坐的电动拖船为“002号”，这个专案组为了保密，就以“002号”为专案组的代号。专案组在审查中，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都被审查，有的被投入监狱，帮助马思聪离开北京的贾俊山、倪景山也被捕。他们当中，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上演了一出株连九族的人间悲剧。
1968年1月18日，在经过8个多月的专案审查后，专案组终于结案了，谢富治、康生批准了专案组的结案报告，将马思聪定为“叛国投敌”，造成了“文革”中的又一冤案。
在国内对马思聪出走进行审查的同时，马思聪正在大洋彼岸忍受着心灵的痛苦和煎熬。到达美国后，美国先把他一家安排在弗吉尼亚州的农村的一栋别墅内暂住。在此期间，马思聪拒绝了美国方面提供的“政治避难基金”。1967年4月，为了澄清社会上对他出走的众多流言，马思聪首次公开露面，在美国纽约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马思聪没有一句责怪他祖国的语言，相反，他只是控诉了“文革”极“左”错误给中国、给他本人带来的灾难，只是如实地讲出了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他表示：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的工作环境。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当前中国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马思聪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在这里发出的是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心声，他为自己的祖国正遭受劫难而痛心和悲哀。
不久，马思聪迁往美国马里兰州居住，后又迁往费城郊区，在一所高层公寓里定居，直到他1987年离开人世，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间，他仍然以开音乐会和创作为其生活的全部内容。作为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他多次在美国各地和东南亚、台湾等地进行演出，他坚持以自己的演出收入作为全家的生活费，而拒领美国政府的“救济”。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如舞剧《晚霞》、歌剧《热碧亚》，以及一些小提琴、钢琴曲。在他的演奏作品和创作作品中，蕴含着他浓浓的思乡情结，他将其中的一首乐曲名为《相见时难别亦难》，而他音乐会每次必演的则是《思乡曲》。
历尽曲折获平反
在马思聪于国外年复一年思念祖国的煎熬中，他的祖国也发生了变化。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并开始清理过去的积案，为一大批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昭雪。
1985年1月25日，文化部发出《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表示“我部经过讨论赞成公安部的决定。现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马思聪先生及他的家属，并请有关单位立即着手落实有关平反的各项规定”。2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致函马思聪，通知他公安部、文化部关于为他平反的决定。3月5日，中央音乐学院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宣布了这一平反决定。因马思聪冤案受牵连的有关人员也得到平反。
从被迫出走，到平反昭雪，其间整整度过了十八个春秋。马思聪离开祖国十八年来，心中无时不挂念那块生他养他的热土。获得平反之后，他决定回国看看，甚至想回国定居，叶落归根，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
1987年5月20日凌晨，马思聪因心脏病手术失败，病逝于美国费城宾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75岁。一代音乐大师与世长辞，他至死没能实现回到祖国的宿愿，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
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
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可以说从那时起，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发生了变化。好心人少了，象贾俊山这样的人；坏心人多了，象这些为虎作伥的红卫兵。至今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想不通，一个音乐家（还有很多很多的老师、知识分子），与这些红卫兵无冤无仇，这些红卫兵对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如何下得了如此毒手！如果是在曰本侵略者面前，他们胆敢如此英雄吗？如此对待弱者，不怕因果报应吗？这些红卫兵今尚在，他们也成了老人了，你们想过吗？你们忏悔吗？你们过的好吗？也许你们会说是被利用了，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却不这样呢？
有个小小的细节，值得描述一下：当年马思聪逃离大陆，踏上香港的土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面向大陆，把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摘了下来，扔进了夜幕下黑黑的大海中……
我认为马先生的这个举动与《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越狱成功后，脱掉囚服张开双臂在风雨中呼吸自由的空气一样，是一种表达内心真实想法的肢体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