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印补水面膜怎么用:我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国家——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独白

在中国混，必须了解这20条人性法则

我毕业后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毕业后为什么要留在这座城市？什么？这里收入多？这里繁华？这里是古都？都不对！你知道，我的老家在江南水乡，那里也很富裕，历史也悠久，文化氛围也不差。但那里和这里相比，却是小地方。小地方的一个特点，就是地方官员们敢胡来。这一点，我相信，全国各地都差不多。你要是家里没出什么事情，在那种小地方生活也很惬意，也很安适。但如果你家中遇到点事情，比如房屋被强拆什么的，你就会很难受。你没有地方说理，没有地方伸冤，也没有人敢为你说话。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这里的媒体多、大学多、外国人多，官员们要有所顾忌。咳，不扯远了，还是说我自己的事儿吧。就在我研究生毕业那年，我父亲在家乡出了一次车祸。我父亲步行过街时，被一辆开得飞快的车给刮了一下。人摔倒在地上，胳膊骨折了，脸也跌破了，流了很多的血。而肇事的车主是我们那个县县委副书记的公子。事故发生时，人家连车都没停；过后，也没来问一声。医药费等当然也只能由我们自己掏。我父亲伤好了以后，时常为这事儿生气，总想着去找人家说理，但如今这世道哪有什么理可讲。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让我做出了留在这里的决定。我留在这里，也是为了把我父母接过来，免得他们再受人欺负。

被别人不信任，让我心寒。这十多年，我出过几次国，有一次还在国外住了大半年的时间。我觉得，国外和国内的最大不同是在人与人的信任感上。在我去过的欧洲和北美等国，不论你说什么，人家总是先相信你。这一点，也给了某些善于耍小聪明的国人以可趁之机。他们乘火车逃票，说是车票被中途下车的朋友带走了；他们临时凑钱买高档电器，用过了就去退货，说是买重复了；他们假扮基督教信徒，目的却是去吃教堂里提供的免费食品……在他们眼里，老外都很笨，都很呆，都很好哄骗。但是不用我说，我们都知道，老外其实一点儿也不笨，人家相信你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善意，可一旦人家发现你不值得相信，你就要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德国，我认识的一个中国留学生，博士毕业了却怎么也找不到工作，原因是因为在他的信用档案里有三次乘火车逃票的记录。而国内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你跟不熟悉的人交往，人家首先是不相信你。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老人倒在街上没有人敢扶的报道，我们时刻都要提醒自己的孩子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讲话，我们几乎天天都会接到各种骗人的电话或信息。实际上，最让我伤心的还不是被陌生人欺骗，而是被熟悉的人不信任。我有一个相识近三十年的朋友，有一次他找到我说，家里有急事临时需要五万块钱。我二话没说就把钱拿给了他。但事情过去了，他却总也不把钱还给我，至今已经有六年多了。为此，他把手机都换了，我也无法再联系到他。我猜他可能是遇到难处了，但他若真的有难处，只要和我说一声，我就不会再找他要这个钱，可他就是不说。

很多国人心理阴暗。因为这些年出国的机会多了，我和朋友之间也时常议论有关中外差距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在经济与技术层面，有人认为在文化层面，有人认为在制度上，还有人认为在人的素质上。我同意最后这种观点，即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在人的素质上。但我想进一步说明的是，人的素质也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包括人的行为举止、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人的心理因素等内容。我觉得，在人的素质中，行为举止不是主要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与环境有关。我们知道很多在国外生活多年的中国留学生，也不随地吐痰，也遵守交通规则，对人也很礼貌，在公共场合也不大声喧哗，其行为举止一点都不比外国人差。我甚至认为，教育也不是主要问题。因为如今许多教育资源都可以全世界共享，中国只要能够实现学术自由和教育开放，中国在教育领域赶上发达国家也并非难事。我觉得，在人的素质中，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最大的差距体现在人的心理上。当然，我这样说从做学问的角度看，肯定是不严谨的。因为我不能通过调查与实验来证明我的结论。我所谈的仅仅是我的一种感觉，但这感觉却一直在困扰着我，总也挥之不去。在现实生活中，我总觉得，很多国人心理阴暗，具体反映在人们嫉贤妒能的意识上，反映在仇富的做法上，反映在某些人幸灾乐祸的生活闹剧之中，反映在人们喜欢对事故围观、看热闹的表现上，也反映在我们国家小家子气十足的外交政策上。同样，假如我说外国人心理阳光，也会招致非议。因为我也无法证明外国人比我们阳光在什么地方。这似乎也仅仅是一种感觉。

中国的文人最令人不齿。我自认为，自己也算得上是一个文人，但我却最看不起我的那些文人同类。你知道，我教书的这所学校也是所谓的名校。但数来数去，可以提得起来载入校史的，就那么几个人物。而这几个人物最后的命运都很悲惨，有的解放初期就被镇压了，有的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有的在文革中被整死了。我觉得，这么多年来，中国知识界一直在进行着一种逆淘汰。有思想的、正直的、不屈从于权贵的、敢讲真话的人，全被一次次运动给清洗掉了；剩下的，不是胆小怕事的就是坏了良心的人物。现在在学校里得势的，大多都是这些坏了良心的人物，他们敢学术造假，他们善于投机钻营，官场上溜须拍马、跟人站队的那一套他们也会。他们不仅拥有各种各样的官职，他们还是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我知道，他们这样做也是世事所迫，要比坏、比黑、比狠，他们比不过官场上和社会中的人物，但他们却很下贱，因为他们亵渎了知识，亵渎了真理，也亵渎了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长期与他们呆在一起，让我很难受。

没有人能够代表我们。你知道，在生活中欲代表我们的人很多，但当你遇到事情想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诉求时，却发现，你就根本找不到一个能够代表你的人。就说这退休工资双轨制问题吧。我太太、哥哥都是在企业退休的职工，但他们都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时的第一批大学生。他们的退休工资只相当于在机关退休的他们同班同学的三分之一。这么不合理的事情，就是见不到谁代表他们去解决，去伸张正义。甚至在每年一度的两会上我们也听不到哪位代表讲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社会差距很大。要弥合这种差距，关键是要在国家机器中有不同阶层的代表，让决策者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此外，这些代表还可以利用其拥有的权利向政府施加压力，帮助政府改进工作。但是，在我们目前那些所谓的人民代表中，代表官员的很多，代表演职员和体育精英的很多，代表老板和其他有产者的也不少，却几乎见不到能够代表工人、农民和下岗职工的人。

狼走了，虎来了，反腐、打黑没有尽头。小时候，我们看童话故事，但凡好人战胜坏人之后，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结局：即从此善良的人们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如今，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结局却不见了。腐败官员下台了，上来的官员也不被人们看好；黑社会头子被抓了，社会治安也并没有改善。我是学文科的，对腐败问题比较敏感。在中国腐败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制度问题，是当今官场的普遍存在。就说这住房吧，我认识的几个处级官员明里就都有五、六套住房，暗地里还有多少，局外人很难知道。按照现在的价格，这一套住房就是几百万，五、六套就是上千万。这么多钱，他不腐败怎么可能！可是如今反腐败，反掉的大多都是站错队的，不但新上来的官员不怎么样，就连反腐的官员自己也不干净。这样的反腐，反下去的贪官再多，社会也没有希望。打黑的事情，也是一个道理。如今这黑社会分子大多都有高官在后面撑腰。打掉这一伙的同时，也等于扩展了另一伙的活动空间。黑社会只有因形势变化而稍加收敛的时候，而不会有灭绝的时候。

我无法用真心去面对学生。很多人都认为，做大学老师清静，可以不和社会打交道。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就拿我们学校来说吧，校方对我们的要求是教学与科研并重。科研主要是申请课题和发表文章。而我们都知道，如今申请课题和发表文章都是需要找关系的。没有关系，就很难出科研成果。出不了科研成果，你就没有经费，就当不了学科带头人，甚至也评不上博导、教授。而教学的好坏往往是虚的，没有人在意。如今的学生也很实际，他们选你的课，读你的研究生，也并不是因为你有学问、你的课讲得好，而是看你能否帮上他的忙。因为学生也要发表文章，也要在社会上找工作。你若连自己的文章都发不出去，你又怎么能帮你的学生？我这么多年来对各类事情见得很多，自认为有一套处世做人的正确经验。我觉得，做学问不能只看眼前，不能急功近利，要立足于长远，要让你的成果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真正的大家，必须耐得住寂寞，不受虚名浮利的诱惑。我有时也想把这套经验讲给我的学生听。但每次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因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大家都很实际，不会有人愿意听我的大道理。

我见过的“爱国贼”。“爱国贼”这个词儿，我前几年才听说。刚听到这个词儿时，还有点别扭。通常，我们都把卖国的人看作是贼，怎么爱国的也成了贼。后来，我经历了一些事情，才开始明白“爱国贼”的含义。你知道，我们学校里也有几个被称为“毛左”的教师。起初，我觉得他们只是与他人政治观点不同，和爱国、卖国没有关系。但在前年国内发生的那次反日游行中，我才发现他们有点不对劲儿。那次反日游行中，出现了许多过激的行为，比如，有人打着类似“宁要中国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血腥味很浓的横幅，有人冲击日本人开的商店，有人拦截并砸毁日本品牌的车辆，等等。对这些行为，我们学校那几位教师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亲自参与、公开鼓励。我这时仿佛才明白，那些有过激行为的人和我们学校的那几位“毛左”教师就是所谓的“爱国贼”。因为爱国不应该是这么个爱法。他们这样做，只能败坏国家的形象，让别人愈加瞧不起我们。我听我的一个朋友说，在国外也有这样一批“爱国贼”，他们大多是中国官员的家属，他们在国外衣食无忧，过着人上人的生活。但他们却貌似很爱国，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时，美国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中美飞机相撞时，以及中日关系紧张时，他们都要出来游行，只是在印尼排华时期没有见到过他们的身影。

对民主的恐惧。私下里，我和我的同事、朋友也会谈论民主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在我们有生之年中国肯定会实行民主，但大家也都觉得中国在实行民主之初要乱上一阵子。至于会乱到什么程度，很难估测。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差距太大了，各个阶层的利益要求千差万别，大家很难坐在一个屋子内平等协商；另一方面中国又缺乏民主的启蒙。没有权利的时候，大家要权利；有了权利，却不知道怎样使用权利。不是有这样一个说法么？说灾难就是少数人的邪恶加上多数人的无知。我们都担心，中国未来的民主会给少数邪恶的人以公开表演的机会，同时也会给多数无知的人参与政治的选票。这种机会与选票的结合，就是我们实行民主之初将要面临的灾难。届时，若选出一个软弱的人，肯定压不住阵脚；若有强硬的人出来，则可能会做出比当今领导人更坏的事情来。

俗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现在我把这句话改一下，叫做：人之将走其情也真。我上面说的这些都是我的真心话，没有半点儿虚假的内容。你知道，我这次走是举家迁移，房子也卖了，就是再回来也没有我可以呆的地儿了。但我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国家能变好，也希望我不论在哪儿都能为我们国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我最最希望的，还是有一天我能够重新回来，而且从此再也找不到离开的理由。

（01）

朋友讲了个笑话，说有个小伙子，骑辆破摩托去个什么地方，路况不好，结果哐啷啷一声，油箱盖还是什么部件，颠掉了。

小伙子急忙下车去捡，不料被个老太太抢先捡起来，不肯还小伙子，非说自己捡到的，就归自己了。小伙子好说歹说，也没效果，只好报警。

警察来了，也拿老太太没办法，反过来劝小伙子认瘪了吧。这时候高潮来了，就见老太太蹒跚的走到社区废品收购站，把油箱盖卖了5毛钱，然后老太太拿钱走人了。收废品的大哥，又把油箱盖还给了小伙子，事情这才解决。

（02）

另一桩事是几年前，车上遇到个西部人。大家说笑，说起他家乡是多年古都，地下文物极多，随便在自家院里掏一掏，这辈子就够吃了。

那老兄说：哪有你想得那么容易？盯得紧着呢。我们那盖房，经常会挖出古物来，有些人就会一声不响，用锄头把这些价值连城的古董捣碎。反正挖出来也不归自己，何苦来着？

听他么说，当时我们心里咯噔一声，脑子里想象出无数被捣毁的古物，心疼至极，不知该说什么。

（03）

今年5月份，四川成都彭州市通济镇麻柳村村民吴高亮，在自家门口的承包地里发现了一根罕见的巨形乌木，原本以为这是笔不小的横财，但当地派出所认为吴高亮私采滥挖地下矿产，政府的态度很明确，这块乌木属于地下重大文物，必须收归国家所有。

但如何处理这烫手的宝物，当地政府也没个主意，只能打报告向上级请示。可始终不见上级回声，于是这件事，就成了没有结果的烂尾新闻。

两个月后，广东有位林先桑，从东江捞出了44根疑似乌木的木头，可木头刚从江底捞出来，林先生就被人举报，说他“倒卖古木”。

于是林先生打捞上来的疑似乌木被扣留，鉴定后发现确是稀世奇珍乌木。当地发布通报称：为了表彰林先生上交国家文物的举动，当地政府将对林先生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一般给予个人奖励5000元，颁发荣誉证书。

媒体报导称，调查表明，百分之九十的读者，认为挖掘或是捡到的无主之物不归自己，这么个规定不合理，可合理的规则又该是什么？大家也说不清。

（04）

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无主之物就意味着无责任，只会带来资源的极大毁坏。谁也不会珍惜那些产权不明确的东西，这是人类的天性，不是一纸规定，就能把人全都弄成非人性的圣类的。

只有对人性的尊重，制度或规定，才会有意义。

大概是三年前，韩寒去台湾，把个钱包丢了。很快就找回来了。

然后蒋方舟去台湾，也把钱包丢了，很快也找回了。

又不久，一名杭州男子去台湾，也学着韩寒蒋方舟丢钱包，这次没找回来，只好垂头气回家——但他回到杭州时，发现钱包已经给他寄回来了。

起初大家感叹台湾人民道德水平硬是高。然后才有人发现，台湾和大陆，法律完全是不一样的。大陆这边要求人人做道德君子，拾金要不昧，昧了就要上道德法庭接受谴责。而台湾那边则不然。

台湾民法规定，捡到丢失物品之后，6个月内有人认领的，拾得人应将物品归还，但拾得者可向失主索取物品价值十分之一的报酬——同时还规定，如果丢失物品的是贫困户，这十分之一的报酬，还应减免。至于对方是不是贫困户，是不是可以减免，如果有争执，这事可以上法庭解决。

这条法律规定的意义，就在于考虑到人性，占有是人性中无法抑制的冲动。但如果捡拾者能够拿到报酬，而且还让自己成为一个好人，这就弥补了捡拾者的巨大心理落差。

而我们这边，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是这样规定的：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 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

相比之下，这边就丝毫没考虑到人性私欲的要素，或是，在法律执定者看来，这边统统是圣人——圣人之法，落于凡间，带来的效果只会相反。

（05）

现在国学火热——但从这些事情上来看，这种热只是虚热，叶公好龙式的热，我们中有些人，根本无意识在现实中践行国学。

就比如说，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大土豪，有钱，任性。他在外边做了善事，不收报酬不取分文。结果孔子骂他：你混蛋，你王八蛋！你无端抬高了道德门槛，把贫穷的善人阻拦在行善的门外。

此前，贫穷者在行善中，因为获得酬赏而弥补了经济损失，所以他们会善行不倦。但现在被你一搅和，行善的门槛高到了只能付出而一无所获，这让贫穷者还如何做得起善事？

而孔子的另一名弟子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农夫，农夫把牛送给他，做为救命之酬。子路牵牛而归，受到了孔子的表扬：子路这娃懂事，他做了，获得了，此后人人都愿意效仿他做好事。长此以往，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

（06）

小时候，妈妈教我一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但警察叔叔拿这一分钱干什么呢？这事，妈妈没说，也没见到法律规定更详尽的通则。

其实我们也知道，禁止民众占有挖掘之物，或是不规定归物酬报，初衷并非是视百姓民众为圣人，而是让人感受到了法律制行者的冷漠与傲慢。法律制行者不是不清楚，就算是民众将地下之物挖出来，据为已有，最多也不过是改善自我生活而已，决舍不得毁掉。法律没有后续处理方案，就演变成了与民争利，置民众于贫困之地。法律制行者忘记了，民众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主人挖出来的东西却无法保留，巨大的利益落差，自然会气恼至极，所以才会出现有人将挖出来的古物毁掉的疼心事情。

再说失物，制订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激发民众心里的善良，疏理调节人际关系。出于这个目的就必须要考虑到最基本的人性，不考虑这个，民众心里失落已极，所以才会出现老太太强捡别人油箱盖不肯归还的怪事——你看这老太太不讲理，其实她是最讲道理的，只因为法律起不到疏理人性积淤的作用，才导致她的心理与行为双双失衡。

（07）

1788年1月18日，一艘英国战舰，把700多名恶行累累的犯人，押送到了不毛之地，此后80年，英国陆陆续续，又流放了16万犯人到这里。多年后，这里崛起一个富裕而令人羡慕的国家——澳大利亚。

哪怕是一群流氓，也能够建立起一个文明的国家。

只要制度合理。

制度是国家的良知，规则是群体的智商。而好的法律，能够激发人心中的善。好的规矩或法律，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是简单可行，第二是符合人心常情，第三则是能够有效疏理人际关系。人的天性是相同的，入尧舜之国则为尧舜，入桀纣之国则为桀纣，能够于逆流之中保持自身高洁情操的，是稀有物种。非要把规则制订到阴暗，生恐民众于中获利，把环境弄到一团糟，却强迫人人做圣人，这岂不是扯蛋？

——再说点题外话，三无学者屠呦呦获诺奖，学界顿时一片热议，在说屠呦軪何以未能入选院士时，明指其个人的德品。有些人读了后居然还点头，认为屠呦呦也不是一点毛病也没有，没评上院士怪不了别人。

可难道我们的院士，都是道德模范吗？难道学者的成就，是以其人品的高低来衡量的吗？

实际上，国际上获得诺奖之人，不乏人渣混账。诸如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厮的人品，说出来嘴都脏，听到了耳朵都脏。偷情劈腿，生活糜烂，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不敢干的——但心智成熟的人，能够区分这二者，一边阅读他的伟大作品，一边鄙视他的无耻人渣行径，这二者并不矛盾。

然而，一个制度有缺陷，或是法律起不到人际疏导作用的国度，必然沦为一个道德大国，混乱不堪的环境，只能是寄希望于道德来弥补，这种缘木求鱼式的努力，在加剧环境的混乱的之时，同时导致人的心智退缩，对人苛责已极，求全责备。违背人类天性的指望必然落空，带来的是进一步的人格社会化延迟和对他人更高的道德要求。于是许多人惊呼世道崩坏人心不古，其实人性是不变的，永远随着规则的良劣左右摆动。明明是制度规则有问题，你却开错了药方，药吃得越多，神经越是错乱。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对道德狂们保持警觉，一旦有人高张道德大旗，多半是在掩饰规则上的缺陷，以便于让他们自己于这种缺陷之中，或是捞更多或是干脆排斥民众利益。让道德的归于道德，制度的归于制度吧，否则我们只能泥陷于这无望的道德困境，苦苦挣扎。

核心提示：有人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为什么说是滞后的?其实是拿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故而认为改革是滞后的。造成所谓“滞后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迷信西方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