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火百度云 丁当:中正大学于熊式辉 中正大学校长与水杉

熊式辉与中正大学的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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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正大学是抗战中期 在江西创办的综合性大学。中正大学的创办,改善了战区学生升学困难和国家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状况,是我国战时教育事业尤其是江西省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件富有意义的事情。学校的创办与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辉关系密切,正是因为他的“苦心擘画,积极筹备”,才终成其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正大学创办的历史缺乏研究,已有的论述或对其创办过程语焉不详、史实不清,甚至有的误认为“国立中正大学在重庆开学”;或可能出于政治原因而对熊式辉的作用不予提及,有的甚至认为创办者是首任校长胡先骕,是胡“受命于危难之际,接受了在战时创办国立大学的重任”。理清中正大学创办的史实和熊式辉在大学创办过程中的作为,对于研究民国高等教育史,认识地方当局的政治、文化行为,乃至民国政治运作的某些侧面,都是有所裨益的。
一、长久未遂的大学梦想
历史上,江西曾长期为文教发达之区。自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仿行欧美新式教育制度后,江西开始实行教育体制和教学形式、内容的转变,走上教育近代化的途程。“民国成立,气象一新,各县人士均感兴学之重要”，江西新式教育出现较大发展。在高等教育方面,据教育部公布的资料,江西公立法政、农业、工业、医学等四所专门学校和私立心远大学等的创办,首开江西高等教育的先河。到20世纪20年代初,江西在依靠本身力量创办新式专门学校方面,位列全国前列,但更高一级的大学则属空白。其后,江西人士遂将目光转向开办省立大学。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占南昌,成立临时政权江西省政务委员会。政务委员会对建立新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秩序有所筹划,其中在教育方面,决定在南昌市以原省立法、工、农、医四个专门学校为基础,筹建江西中山大学。1927年2月1日,政务委员会任命王恒、傅尔□、李为涟、吴恺、彭学沛、陈礼江、吴有训等7人为大学委员。9日,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推定王恒为主任委员,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教授张有桐为秘书,委员会及秘书处随即开始工作。经委员会多次会议议定,将原四个专门学校改为大学专门部,派各委员前往接收;校址设南昌东湖边贡院;暑期招收大学预科新生。随后,相继开始编订大学组织规章、预算等。但是,因江西政局发生巨变,筹备工作中断,该大学竟未能设立。
1929年,各省一度出现创办大学的热潮。江西省教育厅乘时向教育部提出筹办省立江西大学,并相应进行了资金准备,但这一努力被教育部阻止。教育部认为,各省办学趋势,多汲汲于设立大学,“未免缓急失宜”。9月,教育部明令江西省教育厅停止筹备江西大学,所余之款“移作普及整顿中等教育改设专科学校之用”。江西创办大学的努力,再遭遏制。
又一次办学机会出现于1934年夏。当时,蒋介石为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继续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蒋介石从“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局及其政略战略考虑,认为中国教育不能适应国家社会需要,其因在于教育事业始终停滞于盲目移植与盲目生产之阶段,而与国家社会完全隔离,与政治完全脱节;政府未及贯彻三民主义教育制度,而一般大学趋重于高深而忽略于平实,不能供给国家急需的成千成万干部人才。因此,他在庐山“力倡大学教育必须与地方政治完全扣合,以救其弊,并决定试办一种理想大学,以为彻底改革大学教育,培植建国基本人才之实验”。他见庐山南麓秀峰寺山水壮丽,认定“此处最宜讲学,大学设于此处乃佳”。随行在山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本就虑于“江西苦无大学以为全省学校之表率”,蒋之意图一出,可谓正中下怀,他立即向蒋“建议由江西创办一理想大学,首先实验政教合一之理想”,当即得到蒋介石“嘉纳,并饬着手筹划”。由于江西当时忙于“协剿”,经费奇窘,兼以大学人才集中于繁盛都市、师资难觅,此次仍未能办成大学。但是,中正大学的校史及校友,均将此定为该校创办的缘起。
这时江西的高等教育形势已是十分严峻。因教育部限制地方设立法政学校,江西法政专门学校于1933年停办,全省高等学校实际只有江西农业、工业和医学3个专门学校(1932年由教育部统一改称江西农艺、工业、医学专科学校)。1935年农专停办,全省只剩2所专科学校。从1931年到抗战前夕,专科学校在校学生仅1058人。这种情况说明,当时江西的高等教育呈衰退状况,连北洋时期也已不如。
1936年5月,蒋介石召集10省高级行政会议,再次提出政治与教育打成一片的要求,并令各省政府就地取才,利用学校教授的专门知识,参与行政研究与实践,协助推动地方政治。江西因无大学,并无落实这一要求的条件,参加会议的熊式辉,遂向蒋介石再次提出兴办大学并以“中正”命名的愿望。这一次,蒋介石既想实验自己的理念,也顾及江西财政的支绌,乃拨给一百万元作为基金,支持江西省政府创设大学。而就在江西正谋创设大学之时,另外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得江西兴办高等教育之事有了突破。
也是在1936年,教育部接受被其聘任为医学教育专门委员王子玕的建议,决定筹设一所适应推行公医制度需要的医学教育中心,并于10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筹备会主任委员王子玕认为,蒋介石长期在赣指挥军事,这所学院故应设于江西,得到一致同意,并确定以蒋介石的名字为学院名。11月,王子玕偕教育部参事陈泮藻到南昌选择院址,熊式辉对此自然高兴,当即予以“热心赞助”,拟以医学院为基础,“将大学次第完成”,遂划拨阳明路东基地300亩,令南昌市政府办理前期工程。中正医学院于是在南昌市动工兴建。1937年6月,教育部聘任王子玕为中正医学院院长。9月25日,学校正式开学,学生来自全国16个省。当时,全国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4所,江西高等教育之落后已十分明显,但即便如此,中正医学院作为全省第一所独立学院,其创办无疑是江西高等教育的重要突破。
二、开办中正大学的创议与擘划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布局,也使战时人才的巨大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凸显。江西作为东南抗战的重要省区,位处三、九战区抗日作战的前线,又属国民政府重要的粮食与兵源基地,在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战时形势的变化及需要,再次将创办大学问题摆到江西省政府面前。
1939年1月,熊式辉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后他留渝一个半月,主要奉蒋介石命草拟“县以下行政机构改进案”。期间,他邀请在川部分专家学者进行座谈,征询江西创办大学意见,并向蒋介石提出在赣先行开办中正大学之行政学院。据熊式辉说,虽然“孔庸之辈俱不以为然”,但此议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3月15日,蒋介石手令拨款一百万元,作为中正行政学院的开办基金。蒋介石的再次支持,使熊式辉更加坚定了创办大学的决心,认为“此一百万元之款虽有限,而为余精神上之助力则不啻千千万万也”(1939年3月15日)。这时,教育部鉴于学校西迁、战区高中毕业生升学困难的现状,决定在江西省筹设一所临时政治学院。熊式辉遂计划将中正行政学院改为中正政治学院。
经历日军攻占南昌及省政府西迁吉安、泰和之后,熊式辉开始落实办学计划。5月1日,后来在熊式辉筹组学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马博厂出现在熊的面前。马博厂(1899-1966)是留美博士,原任金陵大学教授、历史系兼政治系主任,长期从事县政和社会学研究。抗战爆发后,先后在湖南、重庆参与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活动。1939年春,任平教会县政考察浙江团主持人,经江西到浙江考察县政。熊式辉原本与晏阳初熟悉,1938年两人曾多次商谈区乡镇改善问题。马博厂在赣停留时,又曾参加江西省地方政治研究会(由熊式辉主办,聘请学者霍俪白主持)的座谈会,其意见可能引起了正致力于改善地方政治、训练行政干部的熊式辉的兴趣,遂邀其5月1日见面。面谈中,熊认为马所谈县政府所以不能达成职务原因及整理改进办法,俱颇中肯,而熊所谈江西各种设施抱负,也让马“殊动容,并言愿设法来赣共事”[9](1939年5月1日)。这次会谈,建立了两人共事的基础和情谊。同年8月,马被熊式辉请来泰和,协助筹建大学,深得熊之信任,从选择校长、设置机构到聘任教授,熊式辉都十分注重他的意见。马博厂对筹建事务也很尽责,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7月1日,熊式辉决定:“电请中央调甘自明、何淬廉两先生并为电约张君劢、晏阳初、黄培元、陶行之诸先生来赣参加筹备。”[9](1939年7月1日)甘乃光(字自明)、何廉(字淬廉)等均是著名学者,熊式辉拟请他们领办,可见起点甚高。其后,可能是请中央调约这些著名学者有所不当,遂改为熊式辉“以私人资格”,先后函电邀请他们来赣襄助。[11]8月上旬,复由熊式辉出面,“延请本省学者王造时、罗隆基、许德珩诸人返赣,共商进行”,“晤谈一切”。8日,熊式辉在遂川文庙主持筹备会,参加者有邱椿、程时煃、许德珩、罗隆基、王造时、雷洁琼、萧钝锦、霍俪白、杨亮功、彭文应、王有兰、张含清、许德瑗、刘恺钟、徐晴岚、李德钊、胡光廷、王又庸等人,讨论大学筹备事宜。此会及此前重庆座谈会的“与会人士,或为全国大学教育之前辈,或为中枢政治设施之负责人员,或为赣省学术权威之专家,皆能开诚相见,贡献宝贵之意见”,对大学的创办产生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遂川会议做出两大决定对中正大学创办具有重要意义:其一,与会者一致认为,仅办中正政治学院不足以适应战时及本省的需要,不如按蒋介石和熊式辉的最初意思,“径行创办一完全之大学”,即省立中正大学。熊式辉即将此意呈报蒋介石,得到允准。其二,“组织筹备委员会,负责办理一切进行事宜。”上述过程,不难看出熊式辉办事精明。
会后,由省政府先后聘任晏阳初、邱椿、马博厂、萧纯锦、程时恺、高柳桥、吴华宝、雷洁琼、王次甫、文群、杨绰庵、朱有骞、何棣先、刘中藩、蔡方荫等15人为筹备委员。9月28日,熊式辉与各委员商议,请晏阳初兼主任委员,晏不在赣时由马博厂代行其职。这些委员,包括了省政府财、民、建、教全部四位厅长,省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和城建专家,其余均为富有名望的学者。而以因兴办平民教育而蜚声内外的晏阳初领衔(实际未到),说明熊式辉极为注重筹委会的影响力。筹委会随后设立校舍设备、图书仪器和教育计划等三个委员会,分别以省政府委员程时恺、邱椿和筹委会代主任马博厂为主席,经办具体事项;并推马博厂、蔡方荫、程时恺三人赴重庆,向蒋介石和教育部长陈立夫汇报。中正大学的筹备工作在八九月间进入实质性运转。
但是,在艰难抗战的环境下,由地方创办大学也确非易事。江西创办中正大学的消息一出,立即在重庆等地引起强烈反应,“各方颇多物议”。反对意见集中为三点:“一则曰,总裁为全民族之领袖,应受全国之崇敬,江西不得而私,中正大学应为一全国性之大学,宜设于首都,以隆体制。再则曰,当此抗战紧要关头,江西为四战之地,首受敌军侵略之威胁,允宜集中一切精力以谋增加战斗之力量,并以争取最后之胜利,文化事业应于安静环境中培育之,故此时在江西创设一所新兴之大学,既非其时,亦非其地。三则曰,抗战以来,东南人才恐慌,江西尤感偏僻,教授不易延聘,学生质量难期整齐,即能创设大学,亦难有所成就,更不能作到特殊贡献。”最有分量的反对者,则包括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及孔祥熙、张君劢等要人。据熊式辉日记记载,他向从重庆回来的蒋经国“询重庆情形,伊言二陈与孔对赣政殊不了解,对大学设立成见更深。言重庆方面宜常有人来往沟通”(1940年4月9日)。反对者的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陈立夫等人可能还有不相信军人熊式辉能办成大学的深层疑虑。由于反对意见相当激烈,以致影响到蒋介石,竟使支持最力的蒋介石也一度动摇,而在1940年2月15日电示熊式辉:“中大如未筹备完成,作罢为宜。”[9](1940年2月20日)所有这些,反映出熊式辉的办学之路走得相当艰难,在国民党高层政要中遇到了很大阻力。
尽管如此,熊式辉没有轻易放弃。他一方面,针对战时环境、教授延聘等确实有道理的意见,加大力度进行筹备工作;另一方面,对重庆政要展开新一轮的说服争取。1940年2月20日,他回复蒋介石电,再次申述办学理由。又一一致函其他重要官员,进行解释。据其日记所载,仅在3月,他即于1日致函陈立夫、张君劢,详告办学设想及省议会要求将中正大学改为国立的动议;14日,他与时任第三战区经济专员的孙晓村谈“中正大学使命,及农业院应注意各事。因其即赴渝,使便宣传”;21日,定稿中正大学办学旨趣,写成私人信函10件;22日,派蔡方荫赴渝,“嘱咐赴渝与各方接洽应注意之事,托带致呈总裁及岳军、立夫、作孚、自明、辞修、君劢、阳初、淬廉、布雷、又庸等函十件,内附大学旨趣一张”(1940年3月22日)。所列10人中,既有蒋介石身边的军政要人和重要幕僚(如张群、陈诚、甘乃光、陈布雷),又有文化、教育、国民参政会的著名人物(如陈立夫、卢作孚、张君劢、晏阳初、何廉、王又庸等)。可见,熊式辉为争取中枢支持江西开办大学,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熊式辉的努力取得了成效。蒋介石很快打消了“作罢”的念头,再予支持,并让陈布雷转述其四点意见:“1.筹备时间宜充分。2.人才不可忽略,在开始时特别留意。3.仪器图书不可忽略。4.学生素质不可马虎。”[9](1940年4月9日)蒋介石的支持,再次为中正大学的创办开了绿灯。
张君劢等事实上也改变了态度。政治学界名宿张君劢原对创办中正大学之意义不甚了解,经熊式辉诚恳解释,“竟能力表赞同,并专函表示对于中正大学之期望”,希望结合江西政治及农工医矿等实际需要,进行办学。至于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碍于蒋介石的态度,虽有不通也不便明确反对。但直到1941年4月28日晚熊式辉在重庆上门拜访,“与陈立夫部长详述中正大学作法,俾释误解”,才算消除了疑虑。
1940年3月下旬,时在重庆的江西教育厅长程时恺探知,教育部将批准设立中正大学并由省立改为国立,由教育部直辖,校长人选由熊式辉函请蒋介石决定。(1940年3月23日)经行政院会议批准后,5月,教育部发出部令:“中正大学定为国立,筹备事务,仍托由江西省政府主持并聘定熊式辉、程时恺、邱椿、萧纯锦、马博厂、蔡方荫、朱有骞、罗廷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熊委员式辉为主任委员。在校长未任命以前,一切校务,由筹委会负责办理。”这8名委员中,前4人为省政府委员(其中程、邱、萧也是著名学者),后4人为学者,这个结构,保证了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6月1日,筹委会在泰和正式成立。新成立的筹委会继续前筹委会的工作,负责建筑校舍、购办图书仪器、修筑交通公路和编制规程章则等一应事务。国立中正大学的开办,至是成为定论。
三、历时经年的实际筹备
中正大学的实际筹备,从1939年8月遂川会议开始,到1940年10月底学校开学,历时15个月。以1940年6月1日为界,可分为省政府、教育部聘任的筹委会前后主持筹备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熊式辉虽未出主筹委会,全部工作却是由他实际主持。因此,中正大学的筹办,均是在熊式辉的操持和决断下进行的。
选择校长,设置院系。在教育部确定由江西推荐校长后,从1940年4月起,熊式辉即与马博厂等商量人选,几个月来,颇费思量,其间还曾有个有趣的插曲:4月底,行政院组织政务巡视团分路巡视各省政务,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著名学者蒋廷黻负责湘赣粤桂四省。6月,他来到江西泰和。据其事后回忆,熊式辉在接谈中,请他出任中正大学校长,他认为熊的计划不合时宜而婉予拒绝,劝熊不可操之过急。7月初,蒋介石来电询问校长人选。9日,熊式辉向蒋介石举荐7人,即陈布雷、蒋廷黻、王世杰、何廉、甘乃光、胡先骕、吴有训,(1940年7月9日)请其择定。这个名单,是熊式辉与僚属多方商讨的结果,但前5人显然不能或不愿来赣出任校长,事实上只能在后两位江西籍著名学者中选任。胡先骕时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中国植物学会会长;吴有训时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中国物理学会会长、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而吴有训“辞就江西中正大学校长”,并与其他同乡劝说胡先骕接受。教育部遂于9月间任命胡先骕出任中正大学首任校长。
大体说来,由于教授之学业素养,关系到学校的前途和学生的质量,筹委会对教授的选聘,“极端审慎,务期品学兼优,经验丰富,如不得其才,则宁缺而不滥”。各院系和研究部教授大多来自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西南联大等著名大学。如文法学院的萧公权、唐庆增、萧蘧、陈鹤琴、童润之、雷洁琼、邱椿、姜琦、严楚江、王易等,工学院的蔡方荫、张闻骏、吴诗铭、袁行健、俞调梅、王修寀等,农学院的周拾禄、张明善、马大浦、鲁昭涛、何琦、黄野萝等,研究部的冯言安、叶青、姚名达等,多为国内知名之士,而于学术上有相当贡献者。因此,校长胡先骕对预聘的教授极为满意,认为“本校所聘教授,皆硕学宏才、一时知名之士”。一所远离政治中枢和中心城市的新办大学,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延请到较多的知名教授和专门人才,确实很不容易。亲历其事的马博厂将其归纳为两大原因:熊式辉的求才若渴、礼贤敬士精神,至足感人;教授学者认为中正大学意义重大,相约应聘。当然,泰和能集中起较多知名学者,与抗战时大片国土沦陷、高校内迁的形势有很大关系。
用心筹划,力求周详。熊式辉将筹备中正大学列为其政务上的头等大事之一,对于筹备事务极为用心,计划周详。仅以1940年1月看,13日,他会见马博厂、程时恺,“嘱筹备中正大学,速着手拟定编制、预算、计画送审”。23日上午,又到筹备处,“与马、高、左、吴诸君杂谈数问题。……乃至大学工作计画等问题,殊太宽太泛”。25日,再见马博厂,“谈大学筹备事,嘱速订工作计画”。一事而嘱再三,可见其何等用心。因为太用心,他自己有时也觉可笑。据其日记所载,2月3日,他与马博厂、何棣先谈中正大学事,事后他自认为“发言太多,且屡屡敷陈意见,或言补充他人语,或径自提出,浅露形态可笑”。13日晚,他睡眠不佳,至凌晨2时30分始成寐,其故竟“半因昨夜9N—11N30在中正大学筹备处与博厂等谈话太疲倦,精神过于兴奋,半因近来修改各种计画草案,每因不能洽意,太费思虑”(1940年2月14日)。亲手修改各种计划草案以至太费思虑,也再次说明他对学校筹建倾心之深。从其1940年日记统计,这一年中,他竟有67天记载有讨论和解决学校筹备事务,亦可概见筹备事务在其政务中所占分量之重。
熊式辉也比较注重遵循教学规律及其要求。他明确提出“大学一切应力求标准化”的问题[9](1940年4月7日),要求“大学始创,应建立新的风气,并应力求取得各大学之长,而避免各大学之短”(1940年8月30日)等。这些意见,对中正大学的规范起步有着良好作用。
四、中正大学开学与办学宗旨的确定
1940年10月1日,教育部任命的校长胡先骕来到泰和,10日正式就职。胡先骕(1894—1968)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由他出任校长,实是所选得人。这时,经过艰苦努力从香港、上海购置的图书设备,也大多到校。学生4日起陆续到校注册(共计391名)。开学时间一再推延,最后定在蒋介石生日即10月31日,举行奠基暨开学典礼。
10月31日,江西省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和社会名流,与中正大学全体师生会聚在杏岭校园,相继举行中正大学奠基典礼、开学典礼和蒋介石生日祝寿仪式。[22]下午5时,熊式辉“会宴省党部、省政府委员及大学校长、教授职员等140余人”,晚上举行游龙灯和平剧演出。开学情景欢欣热烈。次日,学校正式上课。
蒋介石为学校开学发来长篇训词,指出赣省在吾国文化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诸生在此抗战建国艰虞之际,就学于先哲前贤流风未沫之地,必当明了本校设置之意义与其特有之使命。他对办学宗旨和学生学习详加训示,要求该校负担两大任务:“一方面,应为研究中国国民革命之历史与进程,阐扬三民主义之真谛,以示吾人奋斗之指针;一方面,必当本登高自卑、行远自迩之指针,对国家社会之实际需要,授与诸生以实务中必需之知识,俾诸生于力学之中,更能力行,而更即行以求知”,故学校“所研究传习之道,必为救国救世、三民主义之达道,所授予诸生之课业,必为担当革命建国事业之实际”;希望“诸生所修习者,虽有文、法、工、农、商、医诸系别之分,而均不可不于入学之始,立定为国家效忠、为同胞服务之志向!一切个人本位之企图,与我国过去文人浪漫不羁浮华不实之故习,均当摧陷而廓清之”,从而造成“非仅博通学术之专才,实为革命建国之干部”。蒋还对其文武合一、术德兼修的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23]蒋的训词,反映了他长期主张的政教合一思想,以及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确定了中正大学的办学宗旨,三民主义教育及阐扬三民主义被定为学校教育与研究的中心任务。中正大学后来成为国统区三民主义教育与研究的主要力量之一。
教育部长陈立夫发来训词:“江右人文蔚起,代有传人。明义利之辨,鹿洞遗风;昭忠贞之心,文山大节。今兹创校,式冠嘉庑,讲舍宏开,更逢令日。所冀领导群伦,景行仰止,以开来学,且绍前修,本部长有厚望焉!”[24]陈立夫以古励今,对学校也寄予愿望。
熊式辉为奠基碑石撰写了碑文,并在开学典礼上做《中正大学之创立及今后之希望》的长篇演词。如前所述,要把中正大学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熊式辉一直有自己的主张。严格地说,他创办大学的目的,与其说在教育上,不如说在政治上。他从其改良型或者说创造型的地方政治目标出发,对教育的要求,一直是为地方政治实践提供实用型的人才,这既是他秉承蒋介石之意坚持在江西开设大学的初衷,也是他起初不大愿意将中正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的深层原因。因此,在开学典礼的演词中,以“创议人兼前筹备委员会主任”的身份谈对学校的“希望”,亦即自己的办学主张。在他所谈三点希望,即发扬三民主义之学术思想、实验政教合作之计划教育和建立民族复兴之精神堡垒中,一、三两点分属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第二点则是他之根本的办学主张。他将这一主张系统表达为:理论上,大学要能成为一般政治人员之理论研究所,用各种方式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学理,使之增进创造力和自信心;一般政治人员则应成为大学之理论证验者、推广者及题材供给者,不断反映实际问题,提供实际资料和研究课题。技术上,大学要能成为一般政治工作之技术供应部,接受政治工作者的咨询并解答其疑难;还要搜集整理各种实际资料与经验,编为专书,一面提供政府机关作为工作手册,一面教授学生作为补充教材。人员上,大学要能成为一般政治机关之人才制造厂,省县乡镇各机关所需干部之质量和数量,应约定大学负责培养;大学养成的人才,各级机关则应负责任用,使学校成为有计划之人才制造厂,国家得适用之人才,学生有一定之出路。为此,大学教育计划必须力求与行政计划相扣合,协同一致,作连锁式推进,在直接完成教育计划的同时,间接促成行政计划,从而使政府的行政计划有其生动之灵魂,大学的教育计划有其寄托的形体。熊式辉认为,这就是有计划之教育,就是真正的“政教合作”[15]。从根本上说,熊式辉的主张,既受到近代日本教育思想的影响——与他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大学的背景有关,也源自蒋介石,是对蒋介石“大学教育必须与地方政治完全扣合”、“政治与教育应打成一片”等思想的落实。当然,在教育计划、人才培养方法上,熊式辉也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有适应现实政治需要的一面,但与教育的自身规律与要求也存在很大的距离。
熊式辉等对中正大学寄予极高的期望。在反复修改的奠基碑文和开学演词中,他将中正大学况之为民族复兴的精神堡垒,并以普鲁士创立柏林大学促成德国兴起的事例,来引申中正大学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与意义,指出不但要通过学校的学术研究,来“造成中国民族文化之主流”和中华民族能“自树立其创造性之学术体系,以求有所贡献于世界人类”,而且要“毅然以复兴民族之精神堡垒自任”,“以达成革命建国之历史使命”。胡先骕在论述学校身负“阐明总理遗教与发扬总裁的政治理想”的责任和“尤足为吾国民族复兴之象征”的意义时,还认为学校要“求树立新中国高等教育之基础”,“求自然获得全国高等教育中领导的地位”[26]。这些期望,反映了大学教育在民族复兴中的真实使命,以及人们对大学作用的真切希冀,但显然也有不合实际、过于自信的成分。
中正大学的创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全国重要报刊都做了报道,就是在上海沦陷区的《申报》,也连续三天刊出报道,称学校的创立“意义至为重大”。中正大学开学时设立文法学院、工学院、农学院3个学院9个学系。其后几年间,学校逐年发展,又在赣县龙岭设立了分校,“规模渐宏”,1944年时,“教员与学生盖五倍于初矣”。在抗战的艰难条件下,有这样的发展,是很不容易的。首任校长胡先骕为学校的办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1944年4月辞职后,由萧蘧继任。1945年1月,为避日军的窜扰,学校迁至宁都长胜,赣县分校也并入本部。抗战胜利后迁至南昌,经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及江西省主席曹浩森协助,借用昌北望城冈的军政部营房为校址,1946年1月在望城冈开学。学校相继增设理学院,文、法学院分立,增设数学、物理、化学、历史、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法律等学系,到1947年,中正大学共设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18个学系,以迄于全省解放。
五、结语
中正大学的创办过程可谓波澜迭生,从上层人物的物议怀疑,到筹备期中的诸多阻难,种种波折,不一而足,致使熊式辉有时也“感觉棘手,难以应付”。自始至终参与其事、深悉内情的马博厂事后说过一句很有感触的话:“设非天翼先生毅力坚强,勇往迈进,大学之筹备,或有中断之危险”,“恐已久成泡影”。这大体是一个实情。可以说,尽管应该肯定江西省政府和一大批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但如果没有熊式辉的创议、坚持与实干,就不会有中正大学的出现。中正大学的创办过程,颇能反映出熊式辉的个人性格、从政作风以及民国政治运行的关节。
创办中正大学是熊式辉主赣10年中操持的一件重大政务。熊式辉是江西民国史上一位有较大作为的省政府主席。他在抗战非常时期与一省主席的繁杂政务中,能将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创办一所大学上,归根结底,与他对大学在地方政治、文化发展和抗战大业中地位作用的认识密切相关。大学是百年树人的事业,在文化传承、精神建构、人才培养和国家建设上,其作用极为重要,非一般机构所能替代。正是从事物的性质和意义上看,尽管他在省主席任上做了不少有影响的事情,但比较而言,当以创办中正大学为最。这一点,当时人已经见及,认为熊式辉“毕生之事业,将以中正大学之成立,最值得称颂”,称赞创建中正大学是熊式辉“最伟之事业”。这个评论,在今天看来,仍是站得住脚的。
中正大学的创办,改善了战区学生升学困难和国家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状况,是我国战时教育事业尤其是江西省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江西近代化进程中富有标志性意义,对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国立中正大学是民国时期江西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它的开办及其后的建设,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大学教师(据1945年初的统计,中正大学在全国25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中,有教授78人排第13位,副教授45人排第3位),其中有多人为国内著名学者;提升了江西高等教育的品质,填补了民国时期江西国立综合大学的空白,是江西近代化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培植了一大批具有较高素养的人才。在中正大学存在的不足9年时间中,为国家培养了6届约2000名毕业生。这些毕业生遍布江西以及京津、华中、华东、华南、东北、台港、东南亚和欧美各地,在文化传承、学术研究、教书育人和地方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还有一批人成长为著名学者。因此,中正大学的创办,在教育文化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1949年5月江西解放,8月将中正大学改名为国立南昌大学。1952年底,全国开始实行院系调整,南昌大学的文史理工等主要学科和师资,大部分被分别调整到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10多所高校;农学院的一部分分出建立江西农学院,师范部的一部分留校建立江西师范学院(即今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校名于1953年10月撤销。被调整到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的师资力量,在上述地区长期发挥着良好的作用,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和大学校长。中正大学的学统由江西师大传承。台北则于1989年在嘉义恢复成立了中正大学。

　　胡先骕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是名副其实的，正是他开创了中国植物学的教育和研究事业，是他创立了中国大学的第一个生物系、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抗战期间（19401944年），他还做过故乡江西的中正大学校长，一度对蒋介石有过好感，能对蒋直言相告，对国民党的腐败提出批评，蒋对他也很尊重，然而终究渐行渐远。

胡先骕主持中正大学的三年半，不许国民党党、团分子到大学内活动，在他看来，“党”是“江西王”熊式辉的党，“团”是在赣南自成一统的小蒋———蒋经国的团，他不愿受他们的控制。他不要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只要把学业搞好即可。有一次他听完该校文法学院院长马博厂的学术报告，直率地批评“想不到马院长不学无术，一至于此！”一次有50多学生患疟疾，半数不治，他在公祭时失声恸哭。又一次，有两名学生遭遇日军，壮烈牺牲，他扶棺大哭。这样的校长自然得到学生的拥戴。

　　1942年夏天，日军进犯江西东部，中正大学曾在赣州设立分校，招收一年级学生。蒋经国想要中正大学整个迁往赣州，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小蒋请他到赣州，殷勤招待，言谈之中隐隐露出这个意思，他竟以迁校困难为由淡淡地拒绝。1943年春天，胡先骕不在校期间，学生与江西党报《民国日报》的记者发生纠纷，记者在报上刊出文章，贬损中正大学，引起学生愤怒，砸了报馆。老蒋下手谕要求严惩肇事学生。胡了解了事情起因，未开除学生，只是给学生记大过处分。

　　此后，小蒋去重庆时向老蒋进言，说中正大学办得很糟糕，结果导致胡先骕于1944年春天被迫辞职。他自述是老蒋下手谕逼他辞职，全体教授打电报挽留无效。竺可桢日记中也说，胡不是辞职，实为免职，“近因由于蒋经国至都后报告中正大学办得很坏”，老蒋遂写信给熊式辉，熊当然只有向教育部提出换人了。这件事即使蒋所信赖、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也不满，胡先骕后来听人说，陈为了此事曾说过：“伺候一个人已经够了，难道还要伺候人家的儿子吗？” 

 

胡先骕

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号忏盦。江西南昌新建县人。植物分类学家，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正大学校长。毕生从事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是继钟观光后的又一位大规模植物标本采集者。一生发表植物学论文140余篇，发现一个新科6个新属和一百几十个新种。1946年底收到郑万钧寄来的薛纪如从四川万县磨刀溪采到的水杉枝、叶、花、果标本，进行研究并确定，它与日本古植物学家三木茂在1941年发表的两种植物化石同为一属植物。
编著中国第一部《高等植物学》和《中国种子植物属志》
为了使中国的大学生能够读到由自己国家的科学家编写的大学教材，胡先骕与邹秉文、钱崇澍于1922年共同编著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供大学生物系学生使用的中文《高等植物学》。该书于1923年由商务印务馆出版，全书462页，插图306幅，书末附有英汉名词对照表。书中的内容比较新颖，还改正了以前从国外植物学版本中转译过来的欠妥名称和名词。当时，中国还没有中文本的《植物学》教科书，该书即成为国内各大学的主要教材，在教育界的影响很大。
1923年秋，胡先骕再次赴美入哈佛大学深造。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仅用1年即获得硕士学位。他还在哈佛大学阿诺德森林植物园（Arnoldarboretum）内，用2年多的时间（1923—1925）把该园自1899年起从中国西部和中部采集并运走的植物标本，以及国外各期刊杂志中登载有关中国植物的科属记录一一检查、收集，整理编写成一部《中国种子植物属志》（英文打字稿上下两册），作为博士学位论文，于1925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继续任东南大学植物学教授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当时，因国内急需资料鉴定标本，该书稿被相互辗转传抄达十次之多，为中国植物学者开始学习研究植物分类提供了必要的文献。
平时，胡先骕对青年蔡希陶和助教俞德浚不止一次谈到：“自17世纪以来，中国的植物不断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的传教士、探险家、专业采集队、商贩和园艺家大摇大摆地采走，上万号的植物标本，成千种的花卉、果木种苗，都被他们带回各自的标本馆、博物馆等研究机构和大学标本室收藏，或在植物园内加以驯化。仅英国E．H．威尔逊（Wilson）一个人，本世纪初在中国湖北、四川、贵州‘旅行’11年，共收集6500号植物标本，约有5000种，并把1500种植物果木运回到美国和英国。在他的《一个带着标本箱、照相机和火枪在中国西部旅行的自然学家》一书中，承认中国的植物最丰富。中国的花卉是世界上最富丽的，特别赞赏中国杜鹃花的品种之多。在160多个品种中，他就采集80多个品种，其中60多个品种被他送往美国、英国去了。这怎不叫痛心！所以决心要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以抵制他们，尽快发展中国的植物学。世界上只有中国的植物最丰富，中国的植物又以云南省最丰富。此人没有到过云南，还不知道中国云南的情况呢，应当到云南省去。”由于胡先骕的鼓励与支持，奠定了蔡希陶一生在云南把植物学的科研事业担当起来的基础。胡先骕称赞他们二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1930年，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在英国剑桥召开。会上，胡先骕、陈焕镛、史德尉被选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的委员。为了加速中国植物学科研工作，并进一步了解国外到底掌握中国多少资料。1930—1931年，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经费不多的情况下，胡先骕仍支持秦仁昌到收藏有世界各地500多万号植物标本的英国邱园（皇家植物园）去。后来，秦仁昌从该园精选出18300余号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并将其拍成照片带回，以应国内研究者的需要。这是胡先骕、秦仁昌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与发展所作出的一项极为卓越的贡献。
1932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改由胡先骕担任，秉志仍为动物部主任。所址迁至西城文津街3号的新建楼房，内设有动物标本室、植物标本室（委派秦仁昌兼任标本室主任）、陈列室、图书室和动植物实验室，并定期出版《中国植物图谱》（胡先骕、陈焕镛）、《中国蕨类植物图谱》（胡先骕、秦仁昌）、《河北习见树木图说》（周汉藩）和《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这时，科学研究人员已由10余人发展到50余人。胡先骕历年均派员到河北、山西、吉林、四川、云南和海南等省去调查和采集标本，并进行分析研究。此时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国内外已成为较有声誉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之一。
为了扩展中国的科研机构，1938年，胡先骕派俞德浚会同蔡希陶在云南昆明创建了“云南省农林植物研究所”，由静生生物调查所与云南省政府教育厅合办。胡先骕兼任所长，并办有较大规模的植物园，即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郑万钧教授是国内外著名的裸子植物专家，薛纪如则是他亲自指导培养的第一位研究生。1946年，薛纪如受导师的嘱托，并依据王战所提供的路线，独自两次前往万县水杉产地进行采集和调查。由重庆乘船到万县，当时到水杉产地磨刀溪要走120公里山间小路，交通极为艰难，且时常发生拦路抢劫，商旅因此视为畏途，大都裹足不前或中途而返。第一次前往是春节刚过的2月间，行前虽然听到不少有关杀人越货的传闻，但为了事业，他毫无畏惧，只身上路。第三天赶到磨刀溪村已是黄昏时分，当时已精疲力竭，但他不顾旅途疲劳，马上找人指路，直奔那棵巨大的水杉树。暮色中的水杉顶着枯黄的大树冠，他判定可能是落叶所致，采下的标本使他兴奋无比，虽然已落叶，但枝条上挂满了金黄色的雄花序。此时既证实了水杉是落叶树种又第一次采到它的雄花序。为了取得更完整的标本，在当年5月间他第二次前往磨刀溪，这次采集到带叶球果标本，并对其生长态势、生境等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同时还采到竹柏、黄杉等标本。1948年胡先骕、郑万钧依据薛纪如所采的标本（即模式标本）发表了水杉这一孑遗树种，活化石的发现，在植物界引起极大的震动与反响，后水杉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1984年美国哈佛大学树木园主任Pet.S.阿斯顿（Ashton）来华访问，特地邀请他撰写一篇当年采集纪要，刊登在1985年《阿诺得树木园杂志》上。1996年他又应邀访美，美方特地安排他访问加利福尼亚州红木公园，并观看了加利福尼亚州最早引入栽培的水杉树。之后应邀访问哈佛大学标本馆，当年他所采的那份模式标本就珍藏在那里。薛纪如凝视着自己亲手采集的水杉模式标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钦佩水杉顽强地顶过了第四纪冰川的劫难，更感到欣慰的是这一珍稀树种已发展成为一个大家族，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