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恋蝶: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 国家计委产业发展研究所 马晓河

21世纪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

作者：国家计委产业发展研究所 马晓河

　　当前，中国有12.6亿人口，其中农村人口9.3亿人，要了解中国国情，研究经济发展，不了解农村显然是不行的。今天我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的一些发展特点；第二个是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第三个问题是今后农业、农村怎么发展，应该采取那些政策？

　　一、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又是从农业开始的，走过二十年以后，中国的农业、农村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和把握。

　　（一）农产品供给由过去的全面短缺，走向了结构性、地区性和阶段性的过剩。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出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农产品供给由过去长期全面短缺，走向了结构性、地区性和阶段性的过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我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国家和农民经过大量的资本和科技投入，使得中国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来自农村的人应该知道，过去中国农业增长是结构刚性：小麦减产，玉米肯定增产，或者棉花增产，粮食肯定减产。因为我国土地空间过于狭小，多种了粮食就得挤掉经济作物，正所谓“按住芦葫就起来瓢”。这是一种在结构刚性情况下发生的农产品生产情况。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科技推动下得到了普遍提高，它克服了土地资源不足的约束，出现了农产品全面增产的倾向，即粮食增产，棉花、，油料也增产，蔬菜、水果产量也在增加。这意味着土地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在“以粮为钢”的年代，人们常常讲讲“过黄河跨长江”，意思就是过去北方的一亩地能产500斤就算过了黄河，南方的一亩地能产800斤，就算跨了长江。改革开放二十年以后，北方的一亩地产粮500斤、南方产粮800斤都算低产。现在，南方一亩耕地产粮一吨、北方一亩耕地产粮1000斤，都很平常。这样，耕地资源总数不变甚至下降，但由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我国的农产品供给总量却大大增加了。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科技的引入、资本的投入，使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这里有几组数字可以证明我的观点。一是从粮食看，我国从1995年以来，粮食连续多年大幅度增产，使得国内市场的粮食供给远大于需求。比如2000年，由国家掌握的国有粮库库存粮食达到5600亿斤，另外全国农民人均存粮500多公斤。这就是说，中国农业一年不生产粮食，国内存粮也吃不完。但是，农民不生产粮食是不可能的。2000年，由于粮食减产4600多万吨就有人认为中国的粮食会出现问题，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一年会出现这么大幅度的减产。按照以往经验，粮食价格肯定会大幅度上涨。结果怎么样呢？实际是中国市场上的粮食供求没有出现大的变化，价格基本没涨。为什么呢？关键是农民存储粮食多，国家储备的粮食也多。到目前为止，全国的粮食库存还有4600多亿斤。这是个什么概念？目前城市居民每年人均口粮需要量为80公斤左右，一年全国非农业人口口粮需要量不超过600亿余斤，这样的话国有粮食库存可以供应城市人的口粮7年。所以从这点讲，粮食安全或者说食品安全问题，在目前来说已不是问题。中科院的一位专家预测，由于2000年粮食减产，今年和明年也有可能减产，这会导致中国的粮食可能在2003年或者2004年出现问题，届时国家粮食库存为零（2004年），粮价会大幅度上涨。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有两大理由：
　　第一，目前农业的土地生产能力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如果说粮食减产，价格上升农民会立刻调整结构反过来多种粮食。这种调整只需要一个周期即半年时间，就能扭转粮食减产的局势。
　　第二，中国目前外汇的储备，已经超过1700亿美元，民间储蓄已经近1400亿美元，这么大的外汇资源，进口几百亿斤粮食算什么？根本不成问题。所以完全有能力让中国的老百姓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有能力买得起、吃得起粮食。再看棉花，有人担心中国的棉花大幅度减产，也会出现棉花的供给不足。结果如何呢？2000年全国棉花大幅度增产，年末市场棉价上涨，今年各地农村棉农便纷纷种植棉花，因此2001年全国棉花供给肯定又会大幅度增加。另外，国家1998年的棉花库存，到现在还没有消费完，即使有减产完全可以动用国家库存。所以，以往那种传统的农业生产结构变动，到现在已经被打破了，不能再用过去的经验看当前的农产品供求形势了。再看水果的供给，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光和红黄香蕉等苹果以及芦柑等都挺稀罕，现在这些水果，从南到北都在大幅度增产。比如说2000年，中国的水果面积已经超过了1.3亿亩，产量超过了6200多万吨。90年代以来，全国每年增加740万亩水果面积，其产量增长远远高于需求，由此导致全国水果也出现了过剩。例如陕西、山东、河北每年出产的红富士苹果，到来年新苹果上市的时候还消费不掉，仍然存放在冷库里。再看蔬菜，90年代以来，中国的蔬菜在淮河以北突然之间出现了上亿亩的反季节大棚蔬菜，由于大棚菜种植过多，使得反季节蔬菜价格还低于正常蔬菜的价格水平。
　　总之，当农产品的供给增长连续多年超过需求以后，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就必然会在某一时点发生转折性变化，这就是供过于求。供过于求情况发生后，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需求结构变化，再继续追求以往那种农产品产量最大化，就适应不了市场的需要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此时，农业发展必须选择新的方式。

　　（二）农业生产在向商业化、专业化和区域化方向发展
　　在生产分工和区域布局上，农业生产正在向商业化、专业化和区域化方向发展。什么叫商业化？什么叫专业化和区域化？我去陕西苹果种植区就问过农民，现在苹果卖不掉，而枣的市场价格高赢利大，干嘛不把苹果树砍掉种大枣，农民就说当一个村到处都栽的是苹果树的时候，你如果腾出一块地来种别的农产品，第一肯定卖不出去，因为一户种植规模太小，收购商不值得为那一亩二分地来专门收购，否则流通成本就太高；第二一户农民种红枣，还会出现偷抢现象，这无形中加大了他们的管理成本。所以，经济发展到今天，农民要为别人生产，就必须商品化。商品化又要求专业化和区域化，只有农产品集聚到一定规模才会有低成本和高效益。因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农业和农村出现了一个趋势，就是各地都在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配置资源，由此出现了专业化和区域化的商品生产。比如苹果生产现在就集聚在几个省区，像陕西、河北、山东；棉花生产出现了向新疆集中的趋势，目前全国棉花有三分之一的产量来自新疆，新疆的棉花每年种植面积达到1400万亩；中国的玉米生产逐步向东北三省集中。这些都说明，农产品越是集中越是区域化生产，越是区域化生产商品率越高，所以说下一步中国如果能在分散的小农户生产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农业生产连片集中发展，实行区域化和规模化经营，农业的现代化才有希望。

 

　　（三）农业的发展对资本和技术的“依赖”度越来越强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在农业的增长方式上，农业的发展对资本和技术的“依赖”度越来越强。中国的人口多，土地少，优势应该在劳动力供给丰富方面。大量的活劳动投入成本低，对农业和整个经济发展都有利。但是，近几年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就是中国的农业增长现在越来越不依赖于劳动力，而是依赖于技术和资本。我曾经利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做过一个模型分析，结果发现改革以来，中国农业的增长对资本和技术的需求弹性是正值而且是明显上升的，对劳动力的需求是负增长。每增加一个劳动力的投入，对农业的增长影响弹性不但不是正，而且是负数。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增长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仅靠增加劳动力投入，再也适应不了农业发展的需要。这种变化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特别明显，而在中西部地区不是很明显。
　　举个例子，大城市郊区的设施农业发展，靠活劳动投入显然就不行，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本和技术。有一家农业上市公司叫顺鑫三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顺鑫公司搞大棚农业以后，利用组织培养技术，组培 “蝴蝶兰”，效益非常好。传统的“蝴蝶兰”生产方式就是用根进行有性繁殖，然后栽到地里让它生长，这需要好长时间。该公司引进了组织培养技术以后，他们用组培技术对“蝴蝶进行植物“克隆”。一年可以“克隆”上百万枝兰花，这么多的兰花要靠传统的人力投入是根本无法达到的。只能靠资本和技术投入。还有一例，转基因抗棉铃虫棉种的推广应用，节约了大量农药和劳动力成本，明显提高了种棉效益。 这种“基因”技术是一种高资本和高技术投入，靠农民的活劳动的搞不出来的。因此，经济发展的今天，农业发展要想提高竞争力，仅仅依靠活劳动是很困难的，还必须依靠资本和技术投入来发展。

　　（四）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就业结构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大家都知道，中国劳动力多，而且多余的劳动力大都集中在农业部门或者传统产业部门。现在有人讲，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它就象一个大蓄水池，取之不绝用之不尽。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力就业问题。但是，需要注意，9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出现两个很大的变化。
　　第一，从90年开始，在全社会劳动力结构中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开始出现了绝对量持续下降的现象。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供给在1991年的时候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从此以后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业量开始下降。尽管在这几年，由于城乡的一些非农企业不景气，市场需求不强，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回流有所上升。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持续减少的趋势。有人说这种“减少”趋势不稳定，有可能再过两年还要上升，我认为再上升也不会超过1991年，这是一种波浪式的“下降”。下降的经济学意义非常丰富。经济学家们发现，如果一个传统部门的劳动力绝对量开始下降时，就意味着社会的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此时社会各产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扬”。在中国有这么多人口的情况下，劳动力不再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其经济学意义要比一般国家大得多。
　　第二个转折点是从1996年开始，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开始低于50%。这意味着社会劳动力开始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或非农部门转换。西方经济学曾经解释，一个国家从产业结构转换来说，农业部门或传统部门的劳动力比重越小经济就越发展，人均的收入水平就越高，我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正在从农业部门正在向非农部门快速转换，预示着中国产业结构转换和经济增长将有加快的趋势。

　　（五）农业从过去的纳税地位走向了接受支持和保护
　　以前，国家利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超经济的手段强制从农业索取资本资源，支持国家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结构转换，农业的这种纳税地位逐步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以90年代中期为转折点，出现了两个方面变化：
    第一，在投资上，过去中国对农业的资本投入特别少，到了90年代以后，农业投资大幅度增加，过去那种农业“只付出、不投入”的状况得到彻底改变。这里有一组数据，90年代初期，国家每年给农业投资不足70亿元，2000年达到了800多亿，增长了十几倍。目前，国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到了完全可以脱离农业提供原始资本积累而独立进行工业化的阶段，同时国家还有能力向农业进行大幅度投入，支持改造传统农业。
　　第二，在价格上，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得农产品价格很快由过去低于转向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从96年开始，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如粮食、棉花、油料以及橡胶等农产品价格都普遍高于国际市场。这有什么经济学意义呢？一个国家的农产品价格如果高于边境价或国际价，就意味着全社会都在保护农业。当农产品价格高于边境价以后，消费者每消费一单位农产品就要支付一个比边境价高的货币分额给农业，和以前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六）非农产业领域资本、技术增密趋势在增强

　　目前，在农村非农产业领域，最突出的特征是资本、技术增密趋势明显增强。过去，乡镇企业发展主要是以活劳动投入为主，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带有劳动密集型特征。9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特征开始发生了变化，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倾向于资本和技术投入，就像农业一样，出现了资本密集趋势。例如，90年代以来，每个企业平均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十年间增涨了九倍，每个职工人均拥有的固定资也增长了将近八倍。这意味着一个企业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资本深化”，资本深化的出现将排斥劳动力，引起非农产业的就业弹性显著下降。这个变化对中国目前的整个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会带来挑战和矛盾。这是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乡镇企业在工业结构方面出现了加工深化倾向。以前，乡镇企业的起步靠的是一双手和一把铁锤，手工作坊式生产，粗放经营。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的需求结构开始出现多元化，市场分工也开始出现细分化。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不得不进行内部调整，由此就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乡镇企业，如兴发集团、蒙牛集团、三元奶业集团、森达集团、大江集团、希望集团、六合集团和科龙集团等，这些乡镇企业都是通过改组、改造，逐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方面转化，最终发展成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先进工业企业。
　　从上述几个特征看，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新的阶段里面，农业、农村的发展包括增长方式、政策安排，都必须重新选择。

 

　　二、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问题

　　当新的发展阶段来临之后，农业、农村发展将会面临什么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将给当前以及今后“三农”问题带来什么影响？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

　　（一）土地，水等资源严重短缺，严重制约农业的发展

　　土地，水等资源严重短缺，而且压力越来越大，这是发展农业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勿容质疑，中国是一个资源极为短缺的国家，特别是耕地和水资源极度短缺。目前我国人均耕地不到1.2亩，相当于世界人均耕的三分之一；水资源人均拥有量约为2200立方米，不足以世界四分之一，是全世界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有限的资源空间中，生产出越来越多、越来越优的农产品，就不得不提高农业的投入，只有通过加大资本和技术投入，才能使农业生产达到预期目标。为什么目前中国的每亩化肥、农药、薄膜等施用量，都超过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关键原因是土地、水资源短缺。在有限的土地、水资源空间上，想生产出大量的农产品，不可能不增加投入，结果是投入增加，生产成本上升，农产品价格很快超过国际市场。还有一个问题令人担忧，就是在新时期，中央提出来要加快城市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城市化是需要发展空间的，发展空间就是要消费土地、水资源等，这将使我们目前短缺的资源更加短缺。现在，有专家指出，我国下一步应该大力发展小城市，通过小城市的发展去带动劳动就业，带动非农产业的发展。在我国大力发展小城镇会带来一个问题，小城镇的发展所需要的土地和水资源要比发展大中城市多，而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率低。显然，过多的发展小城镇会使用于农业的土地和水资源数量下降，威胁农业的发展。
　　另外，现有土地、水资源还出现了环境污染问题。目前我国土地、水资源的污染，主要来自化肥、农药和工业化污染。经有关方面检测，最近两年凡是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农业污染都比较重，凡是落后地区，污染越轻，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凡是农产品加工度越深，污染越重，主要是工业污染。第三个特点凡是根菜类，例如萝卜、白薯、莲藕等农产品污染相对小，而叶菜类污染相对较重。该报告指出，南方有两个城市，叶菜类农产品叶面含 “镍” “铬”量，远远超过国家标准。
　　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像“欧共体”国家、日本、韩国等国家，利用“绿色壁垒”保护本国农业，纷纷制定一些严格的检疫措施，限制别国农产品的进入。近两年，中国的畜禽产品、茶叶、蔬菜等农产品出口都连续遭到此类措施的限制。我国农产品出口受阻，固然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因素，但也有我们本身原因，如果我国农产品中的各种残留量都不超标，符合进口国的检疫标准，农产品出口阻力必将大大减小。在国内市场上也一样，怎么样才能防止和降低农产品中的各种残留，让老百姓吃上放心食品，是事关国民健康和农业本身发展的战略问题。90年代中期特别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农产品生产越来越多，可是社会消费总量增长缓慢甚至无增长。根据统计资料计算，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居民消费的农产品几乎没有增长，他们消费的口粮、蔬菜和猪肉等农产品数量还减少了。有人指出，2000年城市居民农产品消费是增长的。从统计资料看，确实有所增长，但跟前两年相比较，这种增长是一种恢复性增长，还没有超过历史水平。为什么老百姓对农产品需求不旺呢？第一是城市进行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如住房改革、医疗卫生改革、国企改革教育收费改革等，最后老百姓都得拿钱，他们要买房子、要看病、孩子要上学，还要养老，所以就不敢消费甚至还压缩既期消费。第二个因素是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处于健康和食品安全方面的顾虑，不敢多吃农产品，害怕农产品中有化肥、农药和工业残留。许多城市居民就不吃工厂化生产的鸡蛋，不买个体过大的茄子、土豆、西红柿等，这是他们害怕各种残留的具体反映。我去一些地区调查时发现，有些农民种粮“两块田”，种菜“两个园”，养猪“两个圈”，供城里人吃的粮食和蔬菜，就向地里施用许多化肥和农药，而供自己吃的，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或少施化肥农药。养猪也一样，两圈猪中一圈猪是为卖的，产量越大越好，用的激素越多越好，因为这使猪长得快；为自己吃的时候，用粮食喂。这种生产方式，让城市人知道了他们肯定会产生惧怕心理。因此，当前资源短缺是发展农业的重要约束，但是最严重的威胁是资源环境的污染。

　　（二）结构转换和工业产业升级对增加农业投资、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带来了挑战和压力

　　前述曾指出，这两年国家有能力向农业大幅度增加投入，而且农业投入确实增加了，但是跟农业发展本身来讲，这点投入远远满足不了农业的需要。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在传统部门的就业量大幅度减少的时候，意味着国家的农业增长方式开始转换，这时就需要大量的资本和技术投入，中国就处在这个时期。但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遇到了一些不利的环境变化：
　　第一，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结构转换和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时期，这个时期工业结构升级和发展城市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就从资本配置上与农业发展形成了竞争关系。例如，近几年国有企业、城乡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都在纷纷地提高自己的产业集中度、技术密集度和资本密集度，这些最终都体现为投资，即企业发展需要的钱越来越多。现在一个建设项目一上马就是几个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恰恰在这时候，我国农业现代化也处于关键阶段，需要一个不断增长着的投资。在资金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工业和城市化投入的钱越多，农业可获得的资本资源就越少。为什么说当前农业发展过程中农民贷款难？虽然有体制问题，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结构转换和城市化环境造成的。
　　第二，国际环境变化也影响农业投资。自小布什打着反华的旗号上台以后，明确的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公开提出来中国在亚洲是不稳定因素和美国的竞争对手，而不是战略伙伴。他们在太平洋增加军事力量，在全球建立导弹防御体系，另外还从军事装备上大量支持台湾。于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能不考虑国防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是需要一些投资的，如果说国家被迫将大量的资本投在国防上，产业升级、农业现代化，必然要受到影响。所以我认为，新的国际军事竞赛对中国极其不利。第一次冷战的时候，军备竞赛美国拖跨了苏联，如果说再来一次军备竞赛，我国被拖进去，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抑制作用。若经济发展受影响农业将首当其冲。因此，我认为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能获得的投入多少，既取决于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又决定于国内结构演变和城市化进程。

　　（三）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更加突出

　　从1996年以后，农业增产不增收，是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我认为农民收入以及城乡差距问题，实际上是整个经济问题的一个表象。是许多城乡矛盾交织在一起引起的结果。农民收入从1996年以来连续四年下降，比如1996年农民当年收入增长9%，从那以后，我国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每年下跌，到了2000年农民的增幅是2.1%。更有令人担忧的是，近两年由于国内的农产品大量过剩，价格下跌，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还连续三年负增长，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农业为农民提供的收入都是负增长。为什么农民收入会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呢？第一是因为农产品价格下跌。第二是乡镇企业发展不景气，近两年由于国内市场工业品饱和，出口能力不足，最后导致乡镇企业发展不足，发展越来越难。因此农民来自乡镇企业的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第三是国有企业在改革，改革的结果是减员增效，于是下岗的工人越来越多，城里就业矛盾日益突出。许多大中城市，都纷纷推出一些限制农民进城的一些措施，导致农民进城打工难。在这种环境下，农民收入增长必然会连续不景气。
　　与农民收入增幅下降形成一个强列反差的是城市，从1998年以来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上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近两年国家给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员连续涨工资。为了拉动国内需求、刺激消费。1999年国家给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员，每人每月平均增加120元。这在历史上少有。2000年，在一些大城市，又给城里人增加住房补贴，像北京平均每人100元。2001年又两次大幅度增加工资。连续涨工资带来的结果是城市人的收入大幅度上升。而农村人的收入增长下降，于是城乡收入差距就不断扩大了。在80年代中期，农村人跟城里人收入比是1：1.8，1990年是1:2.2，1995年是1:2.71，到了2000年高达1:2.8。这种差距还没有扣除农民收入虚报部分。在城里人大幅度涨工资的时候，有一些经济学家甚至一些领导指出：给城市人增加工资，会带动农民收入增长。其根据是城市人增长工资以后，会增加农产品的消费总量。农产品消费总量增长以后，农产品价格就会上涨，自然农民就会增加收入。然后农民又会增加工业品的消费，进而刺激工业增长。这种推论看起来是多么的完美，可是结果大相径庭，当城市人的工资每年以百分之六甚至8%的速度上升时，城市居民并没有增加农产品的消费，农产品的价格还继续下跌，农民的收入增长也在不断下降。为什么？这里面就有个理论问题。
　　当城市人的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他们的恩格尔系数是大幅度下降的。在恩格尔系数下降的情况下，他们对农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是趋向于零。这时给城市人涨工资，对农业不会带来任何影响。2000年，城市居民的恩尔系数已经跌破40%达到了39%。跟日本人差不多，这种情况下，想靠增加工资来带动农产品消费只会是天方夜谭，不符合经济规律。另外，在一些群体收入增长困难的情况下，国家给一部分人涨工资，还会拉大社会差距，扩大基尼系数，引起一个社会不稳定。因此，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都是不利的。可以想见，目前全国百分之64%的人口在农村，而市场消费份额62%是在城市。农村市场消费份额仅占百分之38%，而且还在下降。这不是一个扭曲的消费结构吗？我认为要想拉动国内消费，关键在农村。农村的关键是在农民的收入。农民收入上不来，怎么靠农民去拉动消费。

　　（四）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屡禁不止，农民负担依然很重

　　众所周知，减轻农民负担是当前一个大问题。在农民收入上不去条件下，能不能用减法，把农民负担减下来，也可增加了农民的相对收入。从94年以来，国家年年喊减轻农民负担，可是农民的税费负担年年增长，其速度还超过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纳税。纳税按道理是国家的政策，负担不会增加太快。但是从1994年到2000年，农民向国家交纳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土地流转税等从223亿元上升到了465.3亿元。人均上交税金由25元增加到50.1元，每年增长12.1%，而农民的年均收入最高年分才增长9%，1999年是3.8%，2000年是2.1%，哪一年都没超过农业税的增长。农业税为什么增长？现在好多地方政府从农业收税有招。一亩地可以同时征收两重税，“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其次，农业税征收里面也有门道，比如说高估农产品价格，抬高农业产值，人为增加了农业税；第三点，征过头税，本来是年底征税，但年初征，本来明年征税却今年增，“寅吃卯粮”，最后导致农业税就年年超常规增长。更有甚者，为了增加税收，一些地方政府年初就规定，每户每人必须养一头猪，一头猪要收屠宰税，收多少钱，都是定好的。不管年底养不养猪，最后按人收，所以最后屠宰税就变成人头税。还有鸡也一样，年初规定每人每年必须养多少只鸡，养不养鸡不管，最后是按人收，这样农业税征收必多无疑。
　　第二，三提留五统筹，加上义务工和积累工。1994年到2000年，全国农民上交的提留统筹费，由人均40元上升到66.8元，年均增长是8.9%，也远远超过了这一时期收入平均增长水平。在一些地方，为了不超过国家规定的农民收入增长不超过上年农民收入总量的5%。故意虚报农民收入，本来收入1000元，却给报1500元，收入2000元就报2500元。收入基数扩大了，就可以从农民多收。结果农民的负担肯定就超过了规定线。还有义务工和积累工，现在都从农民收钱了。收来钱请人去做工。农民想出义务工，都不允许。收“两工”钱往往是多收，而雇人往往是少雇。这种情况下，农民的负担又无形中的上涨了。
　　第三，集资摊派、行政性乱收费增长也过快。这块就是个无底洞，谁也统计不上来。这里包括九年制义务教育达标，计划生育罚款，修公路，修电影院，小康村达标等都从农民收费。云南有一个地方对手扶拖拉机收费，一台手扶拖拉机，收28项费，每台每年要交4000块钱各种费用。农民还怎么去开手扶拖拉机。后来好多农民都把手扶拖拉机放在家里，不上路了，政府也收不着钱。广东每年向江西、湖南等省运进的生猪，收取卫生费、道路的修建费、检疫费等费用达19项。一头猪最高要交135块钱，最低也要交35块钱。为了避费，湖南老百姓晚上悄悄地走山路把猪运进城，不敢让当地的人看见。
　　我曾在湖北农村看一个大幅度标语：再苦再累，不要累了下一辈。什么意思？就是搞九年制义务教育达标，每户都必须为子女上学出钱建楼。我问老百姓对收费有什么感想，他们说很反感，但又很无奈。结果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学校的楼盖起来了，最后孩子没钱上学。在许多地方，老百姓形容现在的农民负担，是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就是哪一个税费都不轻，现在农民负担过重并超过收入增长速度，带来几个问题。第一，农民有限的收入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使得农民的钱很难用于扩大再生产。第二，农民的收入被残蚀以后，农民也很难去消费工业品，降低了农民对非农产品的购买力，形不成对工业的拉动。第三，农民的负担加重，会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现在许多地方，村干部都害怕自己的猪和鸡被人毒了。晚上睡觉后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发现自己的猪、鸡让人给毒死了。一些村干部自我嘲笑自己，每年的主要任务是要钱、要命、要粮。要钱：收税费，要粮：催交公粮。要命：搞计划生育。在三要情况下，干群关系必然紧张，如果这样长期下去，肯定会影响社会稳定和农村的经济发展。

　　（五）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就业问题突出

　　尽管改革开放20多年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农业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绝对量还在下降。但是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基数太大，农村劳动力仍然是过剩的，而且是大量过剩。现在，许多人都认为农村劳动力过剩是1.2亿，也有认为1.5亿。我曾经做过一些计算，用每亩耕地所需要的用工成本进行计算。到2000年末，农业剩余劳动力有1.1亿多，如此之多的劳动力怎么去安排，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实际上，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矛盾就是劳动力充分就业和产业升级的矛盾，或者说进一步工业化的矛盾。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下一步我国工业化和结构转换，核心是工业升级问题，升级就意味着要少用劳动力，多用资本和技术，而我国目前还有1亿多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外转移。同时，自1999年开始到2001年，从中央机关、省机关，到地、市、县、乡都在机构改革，加上国企改革，使得城市下岗职工和企业内部待岗职工达到1000多万人，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力剩余数量还将继续增加。下一步，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果产业结构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迈进越快，对劳动力排斥就越强，如果此时我国城市化步伐跟不上工业化，劳动力的就业矛盾更加突出。

　　（六）农业科技发展总体水平低，农产品质量差
 
　　农业科技发展总体水平低，科技发展滞后，难以支撑农业的发展。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第一，过去我国农业的技术路线是产量最大化，所以培养的品种如杂交水稻、杂交玉米、杂交高粱等都是产量越高越好。目前这种技术路线虽有所改变，但离市场需要差距甚远，例如膨胀剂、添加剂等的运用，就是产量最大化的技术路线的具体体现。
　　第二，农业科技体制不适应。目前，传统体制下配置的农业科技体系，“网破、线断、人散”，但新的农业科技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当前，我国农业面临最大问题是，加入WTO以后，我国要提高农业的竞争力，靠什么？肯定要依靠科技进步。当今世界，正掀起一场新的产业革命，这革命是以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推产业迅速发展。下一步，如果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相结合，有可能引起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现在美国硅谷把生物技术和电子技术结合一块，搞出了电子生物芯片，这大大改变了农业和工业之间的产业边沿，将农业发展推向了较高层次。新的生物技术革命出现以后，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怎么样去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如果还是用过去那种傻大黑粗的方式去搞农业根本不行，这是竞争不过人家的。
　　第三，农业科技投资不足，也是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制约因素。

　　（七）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也面临着困难

　　如前所述，乡镇企业发展出现了一些好的倾向，如企业集团化、高科技化，资本密集化，但从总体上来说，乡镇企业面临的问题还比较多。最近，国家规定“关闭十六小”，如小煤窑，小煤矿，小水泥、小玻璃等，这一下许多乡镇企业都倒闭了。因为2000多万个乡镇企业中大部分乡镇企业是小型的，但小的不一定全是好的。在市场竞争面前，大部分乡镇企业竞争力不强，技术档次比较低。分散的小乡镇企业要想在国际化的情况下，跟外资企业和城市企业竞争，是竞争不过的。在消费品短缺的时代，大家都需要工业消费品，你挣我抢，乡镇企业生产的那些产品都卖得出去。当产品已经饱和后，乡镇企业再来生产那些传统工业产品就卖不掉了，肯定要关门。还有一点就是乡镇企业集中度低，“户户点火，村村冒烟，”这种方式成本比较高，没有集聚效应。一个厂也得搞个电站，拉电话、修路，在使用公共设施上形不成集聚效应，基础设施投资成本过高。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必定处于竞争弱势。

　　（八）农业政策落实难

　　当前，中央包括省级政府制定的一些农业政策都非常的好，我认为已经达到一种理想化的程度，逻辑性、理论性、科学性都非常好，但实行效果差。什么原因？政策执行渠道不通。在农村有一个顺口溜形容农村政策执行情况：就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向上骗，一直骗到党中央；党中央下文件，一级一级向下念，一直念到十二点，然后到饭馆记帐吃饭，增加农民负担”。因此，我国现行体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在贯彻落实农业政策方面上下不衔接。
　　目前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有着深刻的体制背景和工业化背景。农民负担加重，农业投资不足，农业政策实行不了，都与此有关。首先从体制背景分析，自从实行了分税制以后，各级地方政府都实行财政包干制，乡财政管乡，县财政管县，省和中央各级管各级。但是，由于在分清各级财权之后事权划分不清，造成各级事权和财权不对称。往往是财权尽量上收，事权尽量下放。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财政收支平衡，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搞好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纷纷开辟收费渠道，向农民或企业收费，于是农民和企业的负担就加重了。
　　其次从工业化的背景分析。自从国家调整了工业化方针以后，各级地方都在搞自己的经济发展，都在发展自己的工业，特别是乡镇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更强。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先期办企业的大量投入，贷款靠农民还，无形中就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并挤掉了农业的投入。所以，为什么当前农业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中小型基础设施薄弱，显然与我国的工业化方式有直接关系。

　　三、新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的思路和政策安排

　　要想进一步发展农业，必须明确下一步发展的任务。目前，中国农业的发展，应该有三大任务。第一，就是要在增加农产品的同时，把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放入中心地位，只有优质化，农业发展才有出路。第二，农业的发展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重要目标。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实现以后，国家对农业的调节将越来越集中在调节收入上，而不在产品调节上，增加农民收入是最终目标。第三，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业的需求，开始从有形需求向无形需求转换。现在老百姓不但是为了吃，而且还需要吸收新鲜空气，观赏花、草、树，欣赏一些风景。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必须为社会提供一个美好的环境，即生态环境。因此，农业发展就必须从过去单纯追求农产品产量，转到上述三个方面。为此，下一步农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六个字：强农增收减负。

　　（一）增加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缩小城乡差距

　　1、加大投入，增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国家连续三年大幅度增发国债，增加全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为改善我国公共品供给不足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政策还应延续下去。下一步，农业、农村的发展应该利用这种“增发国债，起动内需”的机会来增加投入，增加农村的公共品投入。农村公共品不应该让农民自己投，就像城市公共品不由市民自己投一样，城市公共品国家可以投，农村的公共品就不应该由农民掏钱？有些解释是行不通的：如“取自于民，用之于民”，为什么城市人口袋里的钱没人敢随便乱掏？所以，从公平性角度看，农村的公共品也必须靠国家供给，让农民享受一个跟城里人平等的待遇，包括教育、道路、水渠、电力、通信等。从当前形势分析，要想靠国内市场来拉动经济增长无非两条途径，一个投资，一个消费。投资不可能总向城市投，像北京、上海、深圳等这些新兴城市，近几年建设速度之快以及漂亮程度，在发展中国家是少有的。今后，应该把国债的重点向农村，农村人口占全国的1/3，这里的公共品供给严重短缺。目前农村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通不了电，用不上洁净水，行路难，就医难和上学难，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国家来投资。

　　2、改善生态环境，逐步实现农业的多功能化
　　农业生产农产品是一种商品经济行为，而生产和供给生态环境则具有公共品性质，基于这一点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应承担主要责任。目前，国家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应该坚持下去，比如25度以上的耕地要不断退下来，坚决还草、还林。对于像中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农业向社会供给农产品固然重要，但它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强烈要求农业要为社会供给良好的生存环境。但是，这种环境产品完全由农民自己生产显然是困难的，政府必须投资，今后财政用于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不但不能减少还必须大量增加。

　　（二）大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第一，农业要向优质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以后。各级地方政府在农业优质化、专业化过程中，既要向农民提供各种公共品，也要鼓励工商企业积极进入农业。当前，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对农民至关重要，这些企业以资金、技术和市场订单为条件，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搞优质化和专用化生产，这给农民增加就业和收入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例如新乡地区，2000年市场上的普通小麦价格0.42元，而强筋麦价格0.57元。当地农民同商贸企业签订合同，发展了80多万亩的强筋小麦，平均每亩地收益可比普通小麦增加100到150元。
　　第二，建立农产品技术检测检验标准体系，实行标准化的生产和管理。加入WTO后，中国农业发展当务之急是建立既符合国际贸易又有利于城乡居民健康的农产品技术检测检验标准，并将这些标准尽快实施到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藏和销售之中。
　　第三，农业要实行区域化布局、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在东中西三大地区，农业资源结构要作些调整，东部地区应该逐步退出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生产，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农产品的生产。将耗水、耗土地比较多资源性农产品生产空间让给中西部地区发展。另外，我国北方普遍缺水，应坚决淘汰耗水大的农产品生产，走节水农业之路。
　　第四，发展农业要走加工增值之路。中国的农业要想完全依靠生产初级农产品来增强国际竞争力是很难的。因为我国农业的物质生产成本高进而农产品价格高，只有利用劳动力多的优势，把农产品通过加工增加附加价值，才能提高农业的效益。美国农产品从生产到加工消费，其价值的20%来自农业生产，75%来自加工、保鲜、储藏、运销等环节。下一步，中国的农业就应该走这条路。台湾人均收入很高，例如一个教授，每月收入8万台币，一年接近百万台币，折合人民币25万，但是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都要用于食品消费。将来，中国也许就是这种收入和消费格局，即高工资和高食品消费价格。

　　（三）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让全国每位农民都能尽快享受到税费改革的成果
　　目前中央在安徽搞的农业税费改革试点成功的，我认为改革步伐应该加快，面应该扩大。农村税费改革有以下问题需要考虑。农村费税改革应该坚持一个原则，不能增加农民的负担，要从制度上彻底根除农民负担产生的温床。基于这一点，我认为目前农村的税费改革只是一种过渡方案，最终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方向就是将财产税和所得税分开，农民跟城市居民一样，就是在对土地、房产等纳完财产税以后，按城乡统一标准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例如城市居民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800元，对农民开征个人所得税也应是800元，这样就会造成一个公平公正政策。这两年，我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有2000多元，每月平均不到200元，这么低的收入水平，还向他们征税收费，于情于理都是不通的。另外，改革乡镇机构也是农村税费改革需要配套的措施，适当压缩现有机构编制，减少在编人数，能为减轻农民负担，推进税费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

　　（四）要选择一个适应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竞争率的技术路线，营造一个适应新时期新阶段的农业科技攻关和技术体系
　　在这方面，首先要构造新的农业科技体制，重组科技队伍，增加国家科技投入，确定科技攻关和技术推广的重点，使科技真正成为新时期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五）发展非农产业，发展城市化
　　要解决农民收入低、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其根本上还在于发展非农产业，发展城市化。目前我国城市化已经落后于工业化，严重抑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今后，中国的城市化步伐应该加快，要同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在城市化发展模式上，也要清理以往的思路，我认为未来中国城市化应该走以大中城市带动小城镇发展的城市网络群的道路。基本构想是：围绕大中城市发展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在全国建设起几大城市聚合群体或网络圈。即以一个或几个大城市为中心，周边建设形成若干个中等城市，围绕中等城市聚集和建设起一批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最终在全国几大区域里形成若干个大中小城市协调配套的城市网络体系。
　　这些城市网络体系的形成，必然会引起各个网络圈中社会经济要素的集聚和经济规模的膨胀。这样一来，就会在全国培育起多个经济增长极，通过这些增长极可以扩张非农产业的发展规模，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带动农业的发展。例如，以京津两大城市为中心，并以秦皇岛、唐山、石家庄、保定、张家口、承德等城市为主要依托，发展众多卫星城和农村小城镇，形成华北城市网络群体；以上海为中心，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宁波等城市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建设和发展一批能大量吸引农村劳动力的卫星城和农村小集镇，把其培育成华东乃至全国的经济增长密集区和消费增长密集区；以香港、深圳、澳门、广州为核心，包括珠海、中山、南海、佛山、东莞、惠州和清远等城市在内的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群体。
　　还有，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网络群，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城市网络群，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城市网络群，还有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中心的东北平原城市网络带；以成都市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城市网络群等。另外，在鲁、湘、皖、赣、云、贵、甘、新等省区，应着力培育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以此为核心发展大、中、小城市相互协调，功能互补的城市网络群体。
　　实际上，在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目前正在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群体系。这个网络群之所以能够迅速形成，主要是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里，上海以及周围大中城市的快速扩张和各个城市功能的不断增强，拉动了周边地区小城市和农村集镇的发展。
　　现在，大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和乡镇企业正在从过去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转向“离土也离乡”“进厂也进城”的发展道路。从1991年到2000年，这个地区的上海、江苏和浙江等三省市城市人口由3013.9万人增长到4726.6万人，农村人口由9372.1万人减少到9062.4万人。相反，这一时期全国乡村人口却从90525万人上升到92819万人，增加了2294.6万人。
　　在形成全国若干个城市群体网络圈过程中，首先要注意优先发展大中城市，通过加强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扩大城市公共品的供给，不断增强大中城市的承载功能和辐射功能，充分发挥大中城市对周围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的带动作用。优先发展大中城市并不是不要发展小城镇，而且要依托大中城市发展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凭借大中城市的辐射力和对小城镇的衔接带动功能，将他们建设成为农业、农村经济的增长中心。
　　这些中心即是乡村工业集中发展的载体，又是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中心和向大中城市输送农产品的集散地，最终能为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农业收入提供有利的机会。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可借助大中城市辐射延伸的公共基础设施来规划和发展本身。
　　例如，在城市郊区兴办“工业小区”吸引乡村企业和其他企业进驻，让企业和农民进区造“市”；利用大中城市周边传统的商品市场，建立商业型小城镇；对历史上大中城市周围形成的老城镇，进行改造和建设，开辟和扩展生活空间，吸引农民进城。另外，针对大中城市中高收入群体的需求，在一定市场半径内，建造休闲、旅游度假小区，以小区为依据吸引农民入区，兴办各种服务业，最终将其建成新型小城镇。
　　围绕上述选择，我们应该积极调整目前的城市化战略和发展政策，按照新的城市化道路重新规划和布局城市，将资本、技术、土地和水等资源科学地配置到结构转换和城市化进程之中，以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