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与你的半夏:总论 突然袭击为什么不可避免？——情报和计策的释义

突然袭击的不可避免性 
　　前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突然袭击的战例以及在战后的国际纠纷(战争)中和在外交上进行突然袭击的事例，本书在上述分别进行了详细分析和研究。战后几个时期美国对突然袭击的研究也都同具体事件的发生有关系。其第一个时期正是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议会很快召集珍珠港事件调查委员会，联系政治斗争，追究遭到突然袭击的原因。第二个时期系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这期间相继发生了1967年6月的六天战争、1968年8月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外交”和1973年10月的赎罪日战争(以色列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称呼)。第三个时期即开始对紧张局势的缓和产生怀疑的时期。苏联对阿富汗的突然入侵，完全粉碎了“缓和”的论调。 
　　与此同时可以清楚地看出，“突然袭击研究”中的共同点，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突然袭击的不可避免性”。也就是说，无论怎样把握敌方的动向，无论掌握敌方多么丰富的情报，企图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也能周密地准备，成功地实施。因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能够对其攻击的目标进行详细的调查，认真查明其盲点，掌握其弱点，隐匿行动企图，展开欺骗作战，使敌人处于混乱状态。因此，被袭击的一方，即使准备充分，也会遭到突然袭击的。这一点，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都是一样的。 
　　即使不发展成为战争，类似在摩尔曼斯克发生的南朝鲜航空公司的飞机事件和后来在南桦太上空发生的南朝鲜航空公司的飞机被击毁的事件，如果从苏联的立场来看，自认为警戒严密的摩尔曼斯克(摩尔曼斯克是苏联最大的海军基地，防空体系非常完备)却轻而易举地遭到笨重的民用飞机的破坏，因而作为苏联新型核潜艇导弹发射点，其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在防卫系统不断加强的鄂霍次克海上空，也同样很容易遭到民用飞机的侵犯，而且飞机差一点儿逃掉。如果这些飞机不是民用，也不是在和平环境，那么苏联的基地就将遭到沉重的打击。也就是说，这些事件表明，苏联自以为万无一失的空中防御体系，已意外地遭到了“突然袭击”。 
　　与日本密切相关的米格-25飞机逃往函馆的事件，也可以说是日本的防空网被突破，遭到了突然袭击。这一事件，使日本清楚地看到了防空方面存在着薄弱环节，应该予以充分注意。读过别连科中尉的回忆录就可以知道，别连科中尉对日本防空系统的优点和缺点，了解得一清二楚，否则，就很可能被日本的防空警戒网迅速捕获。反过来说，即使日本拥有完善的探测系统，也可能遭到突然袭击。 
　　笔者所列举的具有代表性的突然袭击战例都说明，即使掌握了大量的情报，其结果仍然是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获得成功。巴顿·乌埃利先生1969年撰写的《军事战略——战争中的欺骗与突然袭击》一书，从欺骗的观点研究了突然袭击。书中列举的将近70年的战例，都是欺骗的一方占优势。也就是说，即使被欺骗的一方(即被突然袭击的一方)拥有大量的情报，欺骗的一方也要积极地进行情报活动(或者全面的隐蔽行动)，使对方分辨不出是“噪音”还是信号，最后达成突然袭击的意图。 
　　战后对“突然袭击”的研究摆在读者面前的事例，在时间、地点、性质及伪装样式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也都没有超出罗伯塔·沃尔斯特德所著的《珍珠港——警报和决心》一书(1962年)。对于该书的研究和该书的观点，前边已做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这位女士的论点，从珍珠港事件的史料中找出了很多假设证明的素材，认为即使在核武器时代，也同样会发生突然袭击。在美苏之间的“恐怖的核均势”中建成了双方都认为完备无缺的警戒系统。但她警告说，不管有多么完善的防卫体系，都很可能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绝对不可麻痹大意。该女士使美国国民认识到，之所以能够发动突然袭击，不是警戒系统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 
　　这位女士的警告，虽然还没有发生她所担心的那种事情，也没有发生以美国本土为直接目标的突然袭击事件，但是正如这位女土所警告的那样，在当今的世界上“突然袭击”是不会断绝的。如阿富汗遭到了突然袭击；美国自己也由于伊朗人质事件的突然袭击，有着沉痛的切身体验。   
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 
　　突然袭击为什么会成功？换言之，就是“突然袭击成功的重要条件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以前面介绍的9个具体战例为基础，不按次序地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个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是欺骗敌方也欺骗己方。 
　　第二个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是无视法律义务(国际法和国内法律)，或者运用巧妙的方法反其意而用之。 
　　第三个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是实行常识上一般人认为不可能的办法，即采取令人难以想象的行动。 
　　第四个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是利用一切途径获取情报。 
　　第五个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利用敌我双方的情况。 
　　第六个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是从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和心理上综合运用各种手段。 
　　第七个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是引进新技术，使用难以预测的手段。 
　　第八个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是不仅向有形的目标渗透，而且要向无形的目标渗透。 
　　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必定要采取行动创造上述条件，并要有周密的配合行动。 
　　戈登·H·麦科米克先生在《奥比士》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突然袭击、认识和作战样式》(1983年)的论文，认为各国及各国国民在认识上的错误估计，是招致突然袭击或者突然事件的关键。根据麦科米克先生的论述，国家的战略行动同人的行动一样，因为长时间在一定的环境和风土人情之中，自然会形成模式化，而其样式具有一旦确立就不会轻易改变的本质。反过来况，对方一旦认定我方具有这种特性，其估计就很难超出这个范围。这就是突然袭击发生的根本原因。 
　　比如，以最近在英国和阿根廷之间发生的福克兰岛战争为例。从英国方面来说，他完全知道阿根廷方面对福克兰岛有蠢蠢欲动的迹象，但从阿根廷的国力和国情来看，认为很难想象会以武力占领福克兰岛。从阿根廷方面来说，英国对位于南大西洋上的如此小小的群岛出动大规模部队长驱直入进行远征，也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英国还是阿根廷，双方都根据以前的两国关系和对对方的印象，认为“不会发生意外事件”。结果却由于极普通的原因爆发了战争，而且后来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两国都遭到了突然袭击。 
　　麦科米克先生在这里指出的重要问题是，为了避免由于这种错误理解所造成的误解及由此而引起的突然袭击，就必须“钻进对方的鞋里去”，即头脑要灵活。换句话来说，就是不要以自己的现成概念去考虑对方，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以对方的头脑来考虑对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其动机、行动原则、目的和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假设等等，就能够找出避免突然袭击的手段。情报和探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判断和判断的方法。无论获得多么重要的情报，如果对其判断错误，就难以避免遭受突然袭击。 
　　 1941年6月德军对苏联的进攻也同样，之所以会发生突然袭击事件，就是在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头脑中顽固地存在着对希特勒可以信赖的错误的印象。1941年12月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也是这样，离开突然袭击而从日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来看，可以看出美国人对日本的印象是错误的，或者说是对日本人的认识不深刻。如果美国领导人对日本人有更深刻的了解(反之亦然)，日美两国的开战和珍珠港事件就可能避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真想大声疾呼：突然袭击珍珠港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是日美两国之间在相互理解上的差距。 
　　 1973年10月的赎罪日战争，也是如此。自从1967年的六天战争以来，以色列人的头脑中对阿拉伯和埃及人有一个固定的看法，认为阿拉伯要挑起这次战争，而且还要发动突然袭击。正是因为以色列人未能深刻地理解埃及人对“复活心理”的需要及其努力，所以只能自己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叹息不止。麦科米克先生解释说，如同观察自己一样，认真地观察敌人，是避免突然袭击的最重要的条件。笔者拟表示赞同这种意见。突然袭击的真正原因，也可以说是“文化的偏见”所造成的。 
　　这种突然袭击的真正原因，再加上上述的重要条件，便可为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提供技术上成功的基础。因此，只要不发生特别严重的问题，突然袭击就能获得成功。但是，突然袭击的成功，并不一定关连着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本书列举的战例之中，作为突然袭击成功影响到最后胜利的例子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盟军的诺曼底登陆作战、以色列的六天战争和苏联军队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等。如果要问是否达到了突然袭击本身的目的，可以肯定地回答，所有的突然袭击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获得了成功)。   
被突然袭击的一方 
　　如前所述，“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和“突然袭击的真正原因”，都已经谈到。这里，拟站在“被突然袭击一方”的立场上来研究一下。突然袭击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呢？这个问题也应从被突然袭击的一方来研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使突然袭击成功的重要原因中有一半取决于突然袭击的对象一方。也就是说，突然袭击就是被突然袭击的国家对自己错误印象的积累。 
　　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理查德·K·贝茨在其近著《突然袭击——国防计划的教训》一书第四章和第五章“突然袭击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分别对明显的实际原因和含糊不清的政治原因，站在发动突然袭击一方和被突然袭击一方(牺牲者)两者相对的立场上进行了分析研究。贝茨在分析中，引用了日本的情况，而作为“被突然袭击一方”的参考标志，只列举了要点(因为今后日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处于被突然袭击的地位)，大部分同前面讲的重复，但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情报与警报。两者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即使获得了可能将要遭到攻击的情报，但是发不发警报的决心还是个问题；即使发出警报，究竟采取不采取对付措施也是个问题。即使获得了情报，也发出了警报，如果不采取任何对策，最终或大或小会遭到突然袭击。因此，即使遭到突然袭击，其程度也不尽相同，在被突然袭击一方来说，从全面的突然袭击到局部的突然袭击，其幅度很大。贝茨将这种情况称之为“突然袭击的相对性”。通常，都会事前发出警报，并且采取一些对策，但尽管如此，也难免受到某种程度的突然袭击，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准备得完美无缺。即使能够做好准备，但攻击一方也肯定会在其发挥效力之前(不给对方充裕的时间)采取行动，况且果断地采取完备的对策也不是那么简单。 
　　 1939年的波兰就是这样。德国入侵的危机迫在眉睫，各种情报非常充分。波兰虽然有150万人的预备役力量，但要完全动员起来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已经没有希望利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波兰政府，直到德军开始发动进攻之前，还没有下决心实行总动员。1940年5月，在西线已经发现德军集结部队。驻柏林的比利时武官多次向国内传送德军发动进攻的情报。在发动进攻的前一天还发来了这样的情报。比利时政府发出了警报，并且召回了正在休假的官兵，但是，按计划一旦有事就支援比利时的法国军队，大部分正在出外训练，或者正在休养。当德军向卢森堡发动闪电式进军的消息传来时，大多数法国兵都在戏院看戏或者正在睡觉。 
　　 1941年6月，有关德军“巴巴罗萨”作战的情报已经传到了斯大林的耳朵里。虽然斯大林在某些方面是自己欺骗自己，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苏联指挥通信系统贫乏，对德军进攻部队的规模和状况没有搞清，苏军内部控制混乱，命令的传达和思想的交流很不畅通．1941年12月，日军一举摧毁珍珠港，如果驻当地的美军官兵们都能各自坚守岗位忠于职守(雷达操纵和飞机驾驶)，是能够在事前发现日本特混舰队的。另一方面，驻在菲律宾的麦克阿瑟将军于12月6日向所有航空兵部队发布了全面警戒的命令。但是，日军对菲律宾的空袭比袭击夏威夷晚9小时，因此，稍一松懈就可能在地面补充燃料的时候遭到袭击。克拉克空军基地由于日军的空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如果当时麦克阿瑟不发出全面警戒的命令，其损失可能更加严重。 
　　朝鲜战争后，麦克阿瑟将军在议会上发表证言说，即使他在北朝鲜军队入侵的3天之前收到警报，战况也是大同小异。为了将驻日本的美军第8集团军运往朝鲜作战，当时至少需要3周的时间，因此，无论如何是来不及的。1968年，在越南战场上，越军“春节攻势”的情报在3周之前已送给威斯特摩兰，而威斯特摩兰一接到情报就立即发出警报，改变了部队的部署。但他没有下达如何进行反击的命令。虽然展开了警戒巡逻，但连一个如何对付的蓝图都没有制成。 
　　 (二)发警报过程中在组织上和手续上的障碍。为了发警报，必须有大量的情报。但是，所获得的情报是否准确，是否能够表明所有的征候？这个疑问是没有尽头的。从实际观点来说，任何国家或者任何组织，无论什么时候也不可能把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所拥有的全部信息都集中起来，另外传送不到所需要的人手里的情况也是很多的。甚至还有在本组织内由于人事关系等原因将重大情报销毁的情况。 
　　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美国收到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情报。但是，没有侦收到日本的全部电文，侦收到的电报也没有全部破译出来。误译电报的事也时有发生。有的情报，下面认为很重要，但上面却不那样判断，其相反的情况也有。美国认为从战争的全局来看，首先是对付希特勒。日本即使开战，可能为了夺取资源首先进攻东南亚，当时的首要任务是要帮助丘吉尔。就是这种心情使华盛顿没有理睬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情报。 
　　也可能是机构内部的传递系统歪曲了情报的重要性。中间传递者的主观想法会增加或减少传递速度，改变传递的方向，甚至还可以决定是否传递。在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今天，一切都可以用电子计算机自动地实时处理。但是，要从“大量的情报”中抽出有价值的情报，这一工作最终还得由人来进行。与此有关的人的主观意志不仅左右着对情报的分析判断，而且还影响着情报的传递。人的这种作用却没有被信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破译了德国的“谜语”密码，但是知道破译内容的只有丘吉尔和有直接关系的极少数人。英国情报部认为这一破译情报是“超级”情报，不能相信。原因是过于准确了。也就是说，由于过于准确，英国情报部反而不敢相信了。而且相反地认为更加危险，怀疑是不是里通德国情报部的人搞的。据说，如果这些情报很明显的是通过破译密码电文获得的，即使有错误或误译，也可能受到信用。这些例子清楚地说明，科学情报(不加入人的主观意志的情报)很受信用，对带有人的感情色彩的情报(主观认定的情报)往往抱有不信任感。 
　　以最近的事件为例，苏联侵略阿富汗和在伊朗扣留美国大使馆人员事件中的美国都是这样。利用卫星侦察及其他技术手段获得的情报，比通过人的关系获得的情报更加受到重视。因此，虽然有所注意，但因事前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待察觉到时，为时已晚，结果成了马后炮。现在，我们必须认真分析研究看得见的假情报比看不见的真情报更受到信任的这种情况。 
　　贝茨除了提出以上两项之外，还研究了“突然袭击为何能获得成功”的几个主要原因。与本书战例研究中所述要点具有相同之处，而且好象在沃尔斯特德女士的论述里也有其基本观点。在此且不详细叙述，只把贝茨提到的其他几项突然袭击成功的重要条件列举如下： 
　　 (三)预测的局限性。 
　　 (四)虚假现象。即反复地发出假警报，而一旦发出真警报时就会麻痹大意，丧失机能。 
　　 (五)警报可疑而复杂。 
　　 (六)拖延定下决心的原因。即谁也不愿意做困难多而麻烦的事情，都想尽可能选择一种比较容易的方法。 
　　 (七)欺骗。 
　　 (八)技术上的突然袭击。即在昨天的幻想今天可能变为现实的条件下，必须预料到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手段。 
　　 (九)概念上和原则上的突然袭击。即七十年代的常识不适用于八十年代；而八十年代的常识也不能保证适用于九十年代。 
　　 (十)无逻辑性地类推。即只根据表面情况的必要条件，就断定与过去的某些事例相同，而看不到事物的真相。 
　　 (十一)危险的先入为主的观点和自以为是的假设。 
　　 (十二)缺乏不合逻辑性的认识。即必须充分认识到，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有时可能会象希特勒那样“疯狂”，以致招灾惹祸。 
　　 (十三)自我欺骗。 
　　 (十四)估计错误。 
　　 (十五)政治意图。 
　　 (十六)是进攻还是防御，进退两难。 
　　 (十七)是实行防御还是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犹豫不决。 
　　 (十八)是遏制还是挑战，难以抉择。   
危机回避与危机管理 
　　如前所述，突然袭击成功的重要条件，袭击的一方和被袭击的一方各占一半。然而，站在“突然袭击是不可避免”的观点上来看，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突然袭击所带来的危机，也就是危机管理的问题。再进一步追溯，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努力回避能够预测到的危机。这就是“危机回避”或者叫做“危机前管理”。此外，危机过去之后，对恢复突然袭击所造成的破坏即“危机后管理”进行研究探讨，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日本，虽然出版了几本取名为《危机管理》的书，但其内容都是以“核危机”为主；或者虽然说是危机，但不是整个国家的危机，而是小范围的，可以说是现场指挥官(或者地位与其相当的中下级负责人)面临危机时的精神准备，即个人的处理措施，但不能作为日本国家领导人的指导方针。明确地说，国家的“危机管理”措施，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如何对付突然袭击(军事上和非军事上)。在日本，迄今也许还没有这种国家性的对付突然袭击的要求。但是，雅尔塔体制趋于混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世界上出现“打破现状”的动向(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突然袭击)。在当今的时代里，日本人也应该站在这一认识的立场上考虑对付突然袭击的措施了。 
　　在探讨国际纠纷中的“危机回避”和“危机管理”等基本问题时，作为一般的理论，可以参考美国的研究结果。这里介绍一下美国的研究情况。 
　　美国的这项研究就是由俄亥俄州立大学马赛中心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协作进行的《关于国际性危机回避和危机管理的研究》。 
　　这项研究工作有以下6个目的： 
　　第一，开发并提高预测和识别危机及其他非危机问题的能力。 
　　第二，开发和评价旨在提高对外危机管理的组织机能。 
　　第三，研究出一种非常有力的手段，以提高每个决策者在危机时刻能够果断地下定正确决心的能力。 
　　第四，开发并改善处理危机后的问题的能力。 
　　第五，扩充同危机回避或危机管理有关的技术领域的基本知识。 
　　第六，确立并维持有关对付危机的正确对策、调整计划和活动。 
　　马赛中心的研究提出了符合以上6个目的的研究课题。这些都是关系到美国整个国家的建议。但考虑到日本将来可能卷入的国际纠纷，对于已经进入大国行列的日本来说，今后探讨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启发。 
　　一、为了提高预测和识别可能发生危机事态的能力： 
　　 1、包括理论基础在内，开发并提高有组织的监控能力，以便监控可能直接和间接地给美国以冲击的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威胁。 
　　 2、为了提高对有关国家的政府可能发生的危机进行预测的能力，同其他国家建立监控和情报协作体制。 
　　 3、找出政府内部在组织上阻碍探测和处理潜在的危机警报信号的主要原因，并排除或削弱其影响。 
　　 4、鼓励有关处理危机问题的研究，并且根据政府内部条件，研究实行时的费用。 
　　 5、研究对付八十年代危机根源的对策和对付未来不同形式的危机的对策。 
　　二、为了提高机关处理危机的能力： 
　　 1、以经历过危机状态的人所指出的征候为基础，改善组织机构，训练各级组织单位。 
　　 2、向有关机构提供关于发生各种危机时采取各种对策的情报。 
　　 3、研究各级组织机构和程序对危机处理政策的影响。 
　　 4、认真研究通信、指挥、控制(C3)程序。 
　　 5、整理在过去的危机中体验的处理不明确事项时所存在的问题，并加以程序化。 
　　 6、研究挑起危机和利用危机的条件。 
　　 7、研究发生危机时充当角色的“演员”在国际上的作用，研究并确立同其接触的方法。 
　　 8、认真归纳总结危机时应采取什么方针政策的研究成果，同时还要明确其政策在实行时的适用界限。 
　　三、为了提高领导者处理危机的能力： 
　　 1、认真掌握主要决策者的意图，确认发生危机时的行动条件。 
　　 2、研究领导者处理危机时的决定方式。 
　　 3、研究领导者本人影响危机行动的条件，特别是不利条件(阻碍控制危机重要原因的状况)。 
　　四、为了提高解决危机遗留问题的能力： 
　　 1、改进对政府处理危机的动向进行探测的手段。 
　　 2、研究危机后可能发生国际问题的各种情况。 
　　 3、分析研究危机前或危机后影响解决未解决问题的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 
　　 4、从危机前就研究政府处理危机的对策，限制危机后的混乱状况。 
　　五、为了扩充有关危机回避和危机管理的技术知识： 
　　 1、推进对危机的标志和有关问题的理论研究，并据此对近期的纠纷进行分类。 
　　 2、调查在不同性质的文化、社会、政体的情况下，危机处理和危机行动的差异。 
　　 3、根据历史的经验，实事求是地进行危机和纠纷的理论研究，加深对发生危机的理解，提高个人和集团对危机的适应能力。 
　　 4、提高危机研究的方法论和技术。 
　　六、为了确立和维持适当的危机对策和调整机能： 
　　 1、关于危机管理方面的重要条件和具体国策，在学术领域和决定政策的水平两个方面明确定义。 
　　 2、建立适当的调整、统一、协作和实行的机构。 
　　以上介绍的情况，仅仅是从马赛中心的调查报告中抽出来的极其一般的要点。不知读者是怎样理解的。   
十九世纪防止危机的办法 
　　一提到“危机管理”，我们都感到有些新鲜。的确，这个词及其概念，以前在日语中没有，即使有，也是极少数专业人员的专门用语。但是，有史以来，世界上只要危机不断，就要努力防止危机、回避危机和控制危机。而且这种努力决不能次于现代的科学手段。蒙大拿大学的波尔·G·劳伦在题为《十九世纪在外交上防止危机》的论文中指出，十九世纪期间的努力至今仍保持着适用的价值。即使不考虑什么新的策略，我们的先辈也早已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方法。当然是可以想到的，这里有必要列举一下。如果说对老问题有新的解决方法，那么这些可能就是对新问题的老的解决方法。 
　　 (一)互相协商和集体决定政策。一提到“维也纳会议”，似乎已经成了没有任何结论、进展缓慢、毫无意义的集会的代名词。但维也纳会议也有好的方面，即稳定了当时的均势，保证了统治者的正当利益，协调了领土主权和争议，确立了较长时期和平的基础，并为改正欧洲的版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根据以前战乱时期的经验，为了维持在战场上以很高的代价和流血牺牲所换来的和平，必须规定竞争关系，建立集体安全保障关系，设想共同的目标和政策，并且共同商量协调工作。这样，即使是暂时的也好，欧洲协调的时代还是顺利地开始了。 
　　 (二)建立缓冲国家。在维也纳会议上，为了保持大国的均势，作为一种措施，将德国分成30多个小国家，企图以此来吸收大国的领土要求。这样一来，法国不得不中断向东攻击的念头，奥地利停止向北移动，普鲁士向西的去路被堵住。英国和俄国之间也以同样的方法，处理了印度的问题。所谓“西藏”这个缓冲国家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并且由此解决了英国和俄国之间潜在的冲突。 
　　 (三)设置中立国家、中立地带和非武装地域。19世纪，在欧洲大陆上产生了三个中立国家，即瑞士、比利时和卢森堡。由于一致同意建立这样的中立国，调整了法国、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大国之间的均势。在东欧，有必要调整包括俄国在内的力量均衡。而且在不可能使一个国家中立化的时候，一致认为可利用克拉科夫自由城市的中立化和非武装化，使大国之间相互遏制。达尼尔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中立化和非武装化谈判则是另外的例子。 
　　 (四)限制地区性纠纷和限定地域。目的在于控制地区性小规模的纠纷，避免大国之间的直接针锋相对，防止大规模战争的发生。在比利时发生革命动乱的时候，由于牵连到荷兰，害怕受到影响的5个大国一致认为有义务将革命风暴封锁在欧洲洼地国家里。在巴尔干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事例。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等地发生了反对土耳其统治的骚乱。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情况与此相关。此外，在大国介入的可能性非常大的情况下，奥地利、俄国和德国一致同意，法国和英国也参加，共同商定为了防止危机的发生，把动乱限制在巴尔干地区以内。 
　　 (五)限制战争手段。17个国家签订的1890年布鲁塞尔条例就是典型的事例之一。即为了防止由于武器的进入而扩大危机，限制了对非洲大部分地区供给武器弹药。由于担心民用资源被用于战争，大国之间一致同意对此进行限制。例如对阿富汗的控制，英俄两国之间就达成了一致的协议。 
　　 (六)指明关心和介入的领域。谈判者要明确表明“绝对关心”、“特别关心”、“关心的领域”、“势力范围”、“行动范围”等自己关心的程度和意图，以便力图同对方妥协，并采取措施抑制对方的过激反应。在北非、巴尔干、黑海、苏伊士、波斯湾、中亚、南亚、东南亚等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在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奥地利、葡萄牙、荷兰等国之间，多次进行这种协商，并且根据其一致的意见，在和平的背后，相互保证扩张势力的范围。依靠这种方法，避免了危机。 
　　 (七)以联合行动共同介入。某个大国的单独行动往往会招致其他大国的怀疑，担心会陷入危机。因此要采取措施，几个大国联合介入危机地域，防止危机的扩大。采取这种做法获得成功的事例很多，而且在当时似乎出人预料，效果很大。其突出的例子很多，诸如那不勒斯革命时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等三个国家的联合行动(奥地利军队代表三个国家的军队)；希腊革命时英国、法国和俄国的联合行动；克里特岛发生反土耳其暴动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派遣的联合部队(海军和陆军)等等。这些联合介入对防止危机产生了很大效果。 
　　 (八)和平解决纠纷。常设调停审判所的创立，目的就在于缔结有关和平解决国际纠纷的条约等等，这在当时，促进了尽量合理解决国际纠纷的这种机会。联想到由于军事对立而招来的危机，及所造成的代价问题，虽然花费一些时间，但这种条约规章的普及化，给防止危机带来了很大的效果和极大的希望。多加银行事件的解决，从这种观点上来看，确实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划时代的典型事例。 
　　 (九)互相交流思想和事前协商。这也许是联合介入的另一种方式。做法是，竞争的大国之间通过事前对话，避免互相误会，回避战争的危机。在武装解除荷兰要塞时，当事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等事前向法国递交了议定书的副本，以此防止将来同法国的纠葛。 
　　以上是从劳伦的论述中节选的十九世纪回避危机和防止危机的方法。不管哪一种方法，好象都适用于现代。下边列举十项十九世纪在实行这些对策中所流行的基本精神，或者说主要观念：①符合情况的解决；②特定的条件；③理解内容和手段；④变革和调整；⑤评价关心和利益的偏向；⑥互相有利；⑦互相遏制；⑧权力和责任；⑨有诚意和负责任的宣传报道；⑩妥协精神。总之，向十九世纪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   
对不测事件的处理 
　　前面从突然袭击的研究开始，分析了危机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危机都是由“难以预料”的事件引起的。这样看来，“对付突然袭击”是“危机管理”的重要部分，这是一种自然趋势。最后应该强调的是，对于这两个互相关连的问题，重要的不是这种“危机”或“突然袭击”发生后的处理问题，而是如何努力设法阻止事态的发生。突然袭击肯定会发生，危机肯定会到来，而且事态的发生肯定都是以难以预料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出现。但是，其背后也肯定潜伏着使某些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只要能够排除或控制住这些原因，就能够防止或避免突然袭击和危机的发生。这就是说，突然袭击和危机环境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想谈一谈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这是一个同20多年来长时期不断发生危机的津巴布韦的纠纷有关的问题。杰弗里·达维多所著的《国际危机的处理——津巴布韦的教训》一书，从津巴布韦的经验中指出了将来处理国际危机的有益的标志。他说：“头脑清醒地对付变化和革命”对防止国际危机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点同笔者所说的对付难以预料的事件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他提出的13项标志虽然都极为平凡，但我认为这里面却蕴藏着伟大的真理。 
　　 (一)强有力的领导者。即必须拥有能全面掌握本国的国家利益，善于洞察国际上的现实情况，并能以灵活机动的战术追求战略目标的强有力的领导人。 
　　 (二)只解决纠纷并不等于成功。即使同一次纠纷，其性质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虽然纠纷没有解决，也不能指责谈判失败。所谓杰出的政治家，就是指能够认清事物的性质，并把握本质变化的人。这种性质上的变化，是以看不见的形式进行的。 
　　 (三)经常脚踏实地认真做一些工作，比戏剧性地解决问题更为重要。性质的变化是逐步进行的，因此应该经常不断地进行接触，连续不断地分析判断情况。 
　　 (四)实行制裁并非就好。如果不能有效地制裁，反倒会引火烧身。当然，单纯的制裁、制裁性的恫吓等，如果明确其立场，不能说没有价值，但必须指明达成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结束制裁。 
　　 (五)互相交流思想比实行孤立更为有利。虽说通过互相很好地交流思想也未必能解决问题，但是，一旦把对方孤立起来，就更无法对付了。高超的外交手段，不外乎是维持情报的自由流通，经常打开国家之间互相交流情况的渠道。 
　　 (六)有时月亮和蔷薇花也能起作用。对于杀气腾腾的谈判对象，必须使其在心理上得到未来想往的满足。 
　　 (七)有必要缩短选择时间，其时间越短越好。权力的转移花费的时间一长，形势就越来越复杂，情况就更加混乱。 
　　 (八)进行选举的时候，只要自由公正就可以提高效果。 
　　 (九)在通常情况下，有实力的不公正的中间调解人，往往是最好的调停人。并不一定同纠纷的当事国没有关系又没有权力的人才是最好的调停人。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即详细了解情况，并能施加影响的人能够胜任调停工作。 
　　 (十)超级大国一介入竞争关系，纠纷就会变得更加准以解决。超级大国的介入，会使地区性的小问题变成全球性的大问题，很难和平解决。 
　　 (十一)革命运动的行动口号，并不一定能成为夺取权力后的行动的指南。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就会忘记原来作为革命政治家的立场。 
　　 (十二)熟练的人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最好的商品。教育训练是控制危机的最有力的武器。 
　　 (十三)种族、民族和文化上的对立，在结构上必须留有余地。必须允许性质上存在的差异，使之在政治上保持满足和充裕感。统治集团的独裁，反而会露出破绽。 
　　达维多的这些论述，其主要着眼点是对付以第三世界为舞台的国际危机。但其基本观点的内含是，世界形势正在不断地变化，如果以固定的观念急于解决问题，反而会扩大危机。为了对付无形的难以预料的危机，最重要的是经常保持灵活性，经常开放自由交流情况的渠道。 
　　笔者还想再附加两句。尽管如此，危机仍然会突然来袭。为了防备万一，应该经常保持冷静的头脑，避免看错世界历史的潮流。在动荡不定的世界危机环境的变化中，如果顽固地坚持固定的价值观念，我们就会进一步为突然袭击提供机会。危机和突然袭击随时都可能在我们的门外等候，一旦把门打开，就可能乘机而入。这不是对方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