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希 中国政法大学:渡江战役-1

 
      解放军陆战经典之渡江战役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4月至6月，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向国民党军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发动的规模巨大的强渡江河战役。
      1948年秋至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在战略决战阶段的其他战役，国民党军大部主力已被歼灭，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东北全境、华北大部、西北一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使其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已濒临绝境。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发展到400万人，士气高昂，装备得到进一步改善，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已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军。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正规军还有71个军227个师的番号约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为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为146万人。这些部队，多是新建或被歼后重建的，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防御。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一方面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并出面提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仍以国民党总裁身分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江西省东部的军事，会同华中"剿匪"总司令部(4月改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总司令白崇禧指挥的部队组织长江防御。到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汤恩伯集团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省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地段上；白崇禧集团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1000公里地段上。同时，以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计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安庆、芜湖、镇江、上海等地的长江江面，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等地江面，沿江巡弋；空军4个大队计飞机300余架分置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支援陆军作战。此外，美、英等帝国主义也各有军舰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海面，威胁或伺机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江，自西向东横贯大陆中部，历来被兵家视为天堑。曹操、拓跋焘等军事统帅均因被阻于此而未能完成统一大业。长江下游江面宽达2至10余公里，水位在每年4～5月间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大浪高，影响航渡。沿江广阔地域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大兵团行动。防守该地段的汤恩伯集团，除以一部兵力控制若干江心洲及江北据点作为警戒阵地外，以主力18个军54个师沿南岸布防，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并在纵深控制一定的机动兵力，企图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凭借长江天险，依托既设工事，在海空军支援下，大量杀伤其于半渡之时或滩头阵地；如江防被突破，则分别撤往上海及浙赣铁路(杭州-株洲)沿线，组织新的防御。其具体兵力部署是:以第8兵团指挥第55、第68、第96军防守湖口至铜陵段；以第7"绥靖"区指挥第20、第66、第88军防守铜陵至马鞍山段，第17兵团所属第106军位于泾县、宁国、太平地区为预备队；以第6兵团及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指挥第28、第45、第99军防守南京及其东西地区；以第1"绥靖"区所属第4、第21、第51、第123军防守镇江至江阴段，第54军位于丹阳、武进地区为预备队；以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第37、第52、第75军防守苏州至上海间。另以第9编练司令部指挥第73、第74、第85军和第18、第67、第87军共20余个师位于浙赣铁路沿线及浙东地区，担任第二线防御。防守湖口至宜昌段的白崇禧集团，以27个师担任江防，其中以主力第3兵团位于武汉及其以东至九江地区；以13个师位于长沙、南昌之间地区。
      1949年2～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决定在同南京国民党政府谈判的同时，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一部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8个兵团26个军110万人，准备适时发起渡江战役。为统一指挥，中央军委决定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等5人组成中国共产党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准备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同时决定，第四野战军以第12兵团部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今北京)津地区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总前委依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意图和国民党军的部署以及长江中下游地理特点，3月31日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于4月15日在江苏省靖江至安徽省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国民党军，然后向南发展，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占领江苏、安徽省南部及浙江全省。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其兵力部署是：以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指挥第20、第26、第34、第35军，第10兵团指挥第23、第28、第29、第31军和苏北军区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指挥。其中第34、第35军位于江北全椒、仪征、扬州等地并攻占瓜洲、浦口、浦镇，吸引和牵制南京、镇江地区国民党军；主力6个军由三江营(扬中以北)至张黄港(靖江以东)段实施渡江，成功后向宁沪铁路(南京-上海)挺进，控制该路一段，阻击南京、镇江的国民党军东逃和上海方向的国民党军西援，并向长兴、吴兴方向发展，会同中突击集团切断宁杭公路，封闭南京、镇江地区守军南逃的通路，完成战役合围，尔后协力歼灭被围之敌。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指挥第21、第22、第24军，第9兵团指挥第25、第27、第30、第33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芜湖以北)至枞阳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兵力歼灭沿江守军，并监视芜湖守军；主力迅速东进，会同东突击集团完成对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尔后各个歼灭被围之敌。第7兵团并准备夺取杭州。为求得中、东两集团行动上的协调，迅速合围南京、镇江地区守军，中突击集团过江后统归粟裕、张震指挥。以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指挥第10、第11、第12军，第4兵团指挥第13、第14、第15军，第5兵团指挥第16、第17、第18军及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和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由枞阳至望江段实施渡江，成功后以1个兵团挺进浙赣铁路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控制该路一段，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主力沿江东进，接替第9兵团歼灭芜湖守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夺取南京的作战。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掩护第二野战军渡江后，依据情况和中央军委指示实施渡江。4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上述计划。为了便于部队就粮和避免过分拥挤，4月17日总前委又决定西突击集团过江后，第3、第5兵团直出浙赣铁路沿线，第4兵团执行东进任务。邓小平、陈毅位于合肥以南的瑶岗，代表总前委统一指挥渡江作战。参加渡江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于3月初～4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开展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形势任务和新区城市政策纪律教育；侦察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工事和长江水情、两岸地形；在地方党和政府的帮助下筹集、修理船只，到渡江前夕，共筹集各型木船9400余只，培训了数千名部队选调的水手；开展以强渡江河和水网稻田地作战为主要内容的战术、技术训练等。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原局的统一部署下，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竭尽全力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支前工作，仅随军参战的船工即达1万余名，临时民工达300万人，山东、苏北解放区还组建了16个民工团随军服务。与此同时，各兵团还以一部兵力拔除了枞阳、土桥、仪征、三江营等长江北岸国民党军据点10余处，从北岸控制了长江航道，为主力渡江开辟了道路。
      1949年4月1日，国共双方代表团在北平根据毛泽东发表的“八项和平条件”开始谈判。为争取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人民解放军数度推迟渡江时间。4月15日，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商定4月20日签字。但南京国民党政府却拒绝签字，人民解放军即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于20日夜按预定部署发起渡江作战。中突击集团第7、第9兵团第一梯队第24、第25、第27、第21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冒着国民党军军舰和江防炮火的拦截，在100余公里的正面上，首先登船起渡，迅速攻占了鲫鱼洲等江心洲。接着，突破鲁港(芜湖西南)至铜陵段国民党军江防阵地，连续打退守军的多次反击，巩固了滩头阵地，尔后向纵深发展攻势，至21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并继续迅速东进。国民党军芜湖以西地段的长江防御被人民解放军突破后，汤恩伯于21日到芜湖亲自布置堵击，但已无济于事。当晚，人民解放军由第8、第10兵团组成的东集团，由第3、第4、第5兵团组成的西集团发起强大的渡江作战。东突击集团第一梯队第23、第28、第29军展开于龙稍港(泰兴西南)至张黄港段，在天生港(泰兴以南)等地突破守军防御后，击退其第45、第21、第123军的多次反击，于22日进抵南闸(江阴以南)、百丈镇(申港以西)之线，建立了东西50余公里、南北10余公里的滩头阵地。同时，国民党军江阴炮台守军7000余人在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的策动和率领下起义，控制了江阴炮台，封锁了江面。第20军由泰兴西北龙窝口至永安洲段起渡，22日攻占扬中。西突击集团也于21日晚在预定地段突破守军江防阵地，控制了宽100余公里、纵深5至10公里的滩头阵地，于22日占领彭泽、东流等地，并解放安庆。中突击集团则继续发展攻势，占领南陵，歼国民党军第88军大部。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停泊在镇江附近江面的英国军舰4艘公然炮击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人民解放军当即以炮火猛烈还击，击伤其旗舰"紫石英"号，后4艘军舰相继逃往上海。为此，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申斥了帝国主义的这一侵略行径，并要求英、美、法等国在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海、领土、领空，表达了中国人民保卫主权的决心。国民党集团鉴于江防已全线被突破，部队有在沿江一线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围歼的危险，于22日下午仓促部署总退却，芜湖以西的部队向浙赣铁路沿线撤退，芜湖以东、常州以西的部队向杭州方向撤退，常州以东的部队向上海方向撤退，企图在浙赣铁路沿线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人民解放军除组织第二梯队军继续渡江外，主力乘胜向国民党军防御纵深发起追击。23日，东突击集团主力相继解放丹阳、常州、无锡等城，切断了宁沪铁路，争取了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司令林遵率舰艇25艘在南京以东江面和另一部舰艇23艘在镇江江面起义，另一部舰艇23艘在镇江江面投诚。第34军进占镇江，第35军于23日晚进占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中突击集团一部占领芜湖，主力渡过青弋江，并在湾沧地区歼国民党军第20军大部和第99军一部。西突击集团占领贵池、青阳等地，歼国民党军第8兵团一部。在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占领武汉以东以西的黄梅、浠水、汉川等地，有力地牵制了白崇禧集团，保障了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的翼侧安全。
      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后，4月22～23日，总前委依据沿江国民党军全线南撤的情况，迅速调整了进攻部署，令第三野战军除以第8兵团部率第34、第35军担任镇江、南京地区的警备任务，以第10兵团第29军东进占领苏州并向上海方向警戒外，主力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分别沿丹阳、金坛、溧阳及太湖西侧和南陵、宣城、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今湖州）地区疾进，完成战役合围，歼灭由南京、镇江、芜湖地区南逃的国民党军，第7兵团并准备夺取杭州。同时解除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沿江东进的任务，改为与第3、第5兵团并肩向浙赣铁路沿线挺进，追歼逃敌，控制浙赣铁路，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保障第三野战军作战的翼侧安全，另以第10军担任安庆、芜湖地区的警备任务。
      第二、第三野战军接到命令后，不顾疲劳，不待重火器和辎重到达，克服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等困难，向指定地区兼程疾进。4月26日，第9兵团主力通过广德；第10兵团进抵天王寺、宜兴一线，并在溧阳以西、以南地区歼国民党军第4、第28、第51军各一部。国民党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多路追击下，不敢再沿宁杭公路南逃，改由宜兴以西山区直下郎溪、广德，企图由此突出重围，直趋杭州。27日，第10兵团第29军进占苏州。第三野战军主力会师吴兴，将国民党军第4、第28、第45、第51、第66军等5个军8万余人包围于郎溪、广德之间山区，经两天激战，将其8万余人全部歼灭(参见郎广战役)。5月3日，第7兵团占领杭州。第二野战军在皖南游击队的策应下，经屯溪、婺源、乐平等地，于5月4～7日相继占领浙赣铁路沿线的贵溪、上饶、衢县、金华等地，并在追击作战中歼国民党军第68、第88、第106、第73军各一部。其间，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占领孝感、黄陂，逼近武汉，完成了钳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
      郎广围歼战后，汤恩伯集团一部逃往福建，主力8个军25个师共20余万人退守上海，在蒋介石亲自部署下，企图凭借上海奉富的储备和4000多个永备工事继续顽抗。位于武汉地区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除以一部兵力迟滞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渡江外，主力准备南撤湘鄂边、湘中、湘鄂西地区组织新的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和西进四川的同时，准备撤离武汉。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依据战局的发展情况，决定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主力向浙江东部和南部进军，解放浙江省；第8兵团一部兵力继续担任南京、镇江地区警备，并肃清溃散于苏浙皖边界地区国民党军的任务；第9、第10兵团并指挥第8兵团一部攻取上海。以第二野战军位于浙赣铁路金华至东乡段休整，策应第三野战军夺取上海，准备对付美、英等国可能的武装干涉，并以一部兵力向福建北部、江西中部进击，视机进占南昌。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提前渡江歼灭武汉、九江等地守军，占领武汉三镇。为求完整地接收中国最大城市上海，避免市区遭受战火破坏，第三野战军决定以第9兵团指挥第20、第27、第30、第31军，第10兵团指挥第26、第28、第29、第33军和炮兵纵队主力分别经由浦东、浦西实施钳形突击，直插吴淞，截断敌军海上退路，迫敌投降。如敌继续顽抗，则对市区发起攻击，分割、歼灭全部守敌。5月12日，上海战役开始。占领昆山、太仓、松江、青浦、川沙等地，至22日，将汤恩伯集团主力压缩到苏州河以北地区。经第三野战军增调第7兵团第23军和第8兵团第25军分别加强第9、第10兵团，两兵团于23日夜向上海守军发起总攻。各攻击部队采取快速勇猛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和宝山、吴淞。为减轻对市区建筑物的破坏，尽量不使用重武器。至27日，完全攻占上海。汤恩伯集团除约5万人经吴淞口登舰逃跑外，15万余人被歼灭。在此期间，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在浙东、浙南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了宁波、奉化、镇海(今宁波市北部)、温州、临海、黄岩等城市和广大地区。第二野战军一部进占南城和古田、南平、临川、南城等广大地区。另一部为策应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的渡江作战，进至江西省丰城、樟树(今清江)一线，并于22日占领南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于5月14日开始举行汉浔间渡江作战，从武汉至九江间横渡长江。15日，争取了国民党华中军政副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2万余人在贺胜桥、金口起义，17日解放军完全占领华中经济中心武汉(参见汉浔间渡江战役)。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结束。
      点评：渡江战役历时42天，是继晋灭吴、隋灭陈、宋灭南唐之战后，中国战争史上第四次大规模的渡江作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追击的第一个战役，也是向全国进军作战的开始。它是由江河进攻战、陆地追歼战、城市攻坚战三种作战类型融为一体的战略性战役，其战场范围之广，参战兵力之多，阶段转换之快，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解放军在以木帆船为主要渡江工具的条件下，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其特点如下：一是在国共两党再度和平谈判，存在着和平渡江和战斗渡江两种可能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的一切工作立足于战斗渡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对战斗渡江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如敌依托江防顽抗、依托浙赣线顽抗、阻止中东两集团会合等，均预筹对策，因而顺利达成了预定战役目的；三是利用长江在南京、镇江地段江身向北凸出的有利地形，实施钳形突击，先完成合围，尔后从容歼灭；四是对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预有准备，当3野实施上海战役时，2野集结浙赣线担任战役预备队。战争的实践表明：人民解放军态度坚决，准备充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就减少或消失。五是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此役，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438840人，其中俘敌341530人，毙伤22310人，起义34830人，投诚67170人，占领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和上海、武汉等城市及苏南、皖南、浙江全省和江西、湖北、福建3省部分地区，为尔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渡江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向东南、华南、西南大进军奠定了胜利基础，大大加快了全国的解放进程。渡江战役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灭亡，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被赶出了中国，预示着新中国即将诞生，展示了百余年来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即将取得全国范围内的彻底胜利。渡江战役的辉煌胜利，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总前委英明决策、正确而及时指导的结果，是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正确指挥和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的结果，是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共同奋斗的结果。渡江战役，以她特有的雄伟气势和丰功伟绩在中国革命史上谱下了光辉的篇章。
      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
           粟裕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我第三野战军参加的渡江战役是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领导和指挥下，按照《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规定的任务，在战略追击阶段所进行的一个大型战役。参加这次作战的有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及中原军区、华东军区部队共一百二十万人。战役从四月二十日晚发起，至六月二日止，历时四十三天。整个战役可分为三个阶段：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为第一阶段，我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运载工具，于张黄港至湖门段六百余公里的正面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之长江防线，解放南京；第二阶段，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十一日，我军合围歼灭南京、镇江、芜湖逃敌，占领浙赣铁路；第三阶段，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七日，我军攻占上海，歼灭汤恩伯集团主力，六月二日解放崇明岛。渡江战役粉碎了敌人妄图盘踞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重振军力、伺机反扑的阴谋，为我军迅速南进，解放东南、华南、西南地区创造了条件。
      　　渡江战役是我军在长江以北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以后的必然发展。解放上海是渡江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又可以相对独立为一个战役，它是我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同以往的战役相比较，这两个相关联的战役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作战地域之广、战役纵深之大、参战兵力之众为解放战争以来所未有。渡江战役，仅三野参战的部队就有六十五万人，担负的战役正面，从江苏南通以西的张黄港至安微的枞阳宽约七百余公里，作战纵深远达三百余公里。(二)战役发起时间与国共两党的北平谈判密切相关。以往战役，指挥员可以根据当面战场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决定什么时候打和怎样打，只要消灭敌人就行，而渡江战役什么时候发起，不仅要看前线的准备、气象、水文的条件，还要看谈判的进展。上海之战则要看政策教育和接管城市的准备情况，才能确定发起时间。(三)根据战役的目的和战役面临的特殊地理条件，在战术，技术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如组织航渡、水上作战、抢占滩头、二梯队跟进、大兵团多路分进、追击、兜歼等战术都有新的创造与提高。在攻取上海时，采取了以断敌退路，诱歼敌主力于城市外围和乘市内空虚时，适时发起多路攻击的战术，从而既歼灭了敌人，又尽量保护了城市工商企业和人民安全。<四)在战役过程中，还必须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在这里，我主要谈谈自己在作战指导和战役指挥上的一些设想与体会。           渡江计划的演变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揭开以后，中央曾对华野渡江作战有过几次计划：
      　　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之时，军委提出“叶，陶两纵队(指华野第一、第四纵队)出闽浙赣，创造闽浙赣根据地”的设想，并要两广纵队随同南下。在刘邓大军决定提前进入大别山，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十纵队转入鲁西南后，中央军委认为在鲁西南需要重兵箍制敌人，保障刘邓南下，分散南进，对全局不利，放弃了这一计划。
      　　第二次是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命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渡江南下。五月初，中央同意了我提出的关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在黄淮地区歼敌的建议。要求在四个月至八个月内，华野主力在汴徐线南北地区歼敌。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在黄淮之间确有大量歼敌的条件，军委于七月十三日电示：“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一九四九年）的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十四日提出华野“争取冬春夺取徐州”，九月中央会议又决定解放战争第二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这就又一次推迟了渡江时间。
      　　第三次是一九四八午十月十一日军委改变了“冬春夺取徐州”的计划，，提出：淮海战役（当时，战役目的仅是歼灭黄百韬和海州，两准地区之敌)结束后，估计此时“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华野“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荷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并指示一九四九年一月休整，二月西兵团转移至中原，三月至七月协同刘邓开始上述作战，“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第四次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军委决定大约在—九四九年五月或六月渡江。当时淮海战役即将结束，杜聿明集团已被我紧紧包围，黄维兵团即将全部就歼，淮海战役胜利的大局已定。中央指示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占领长江以北，准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庆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并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全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控制之。这次军委渡江决定与以前几次不同，这是在南线同敌人进行了战略决战，将南线敌人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之后渡江。
      　　关于渡江问题，我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也经常在考虑。我是把它和未来的南线决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涉及到以什么样的战法，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和在什么时机同敌人进行南线决战的问题。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强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入主力的决战。济南战役，敌人南线三个兵团在我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说明敌人是在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我打大规模之仗，也说明我对敌进行决战的有利条件已逐渐成热。
          同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保障条件。我认为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又以在徐蚌地区决战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华中老根据地，距华北也不远，人力物力的支援更为充裕和便利。但是，是否在江北决战，还要看全局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原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的牲利，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这个现实性显示出来了。于是我们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辰时电报中央军委，提出如果各老解放区尚能对战争作较大支持，以迫使敌人在江北与我决战为有利。我们于歼灭黄百韬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我们的建议符合中央军委的意图。九日毛泽东同志为军委起草的复电指出：“齐(八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重大决策将大大有利于我军尔后的渡江作战和在长江以南的作战。因此，当决战胜利即将到来之时，接到中央军委十二月十二日的来电，我不禁为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决策的英明和战局发展的顺利而感到格外振奋.
      　　总前委于十二月十七日开会对中央十二日指示进行了讨论，由刘伯承、陈毅二同志亲赴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并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战役前的形势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巳濒临总崩溃的境地。国民党军在两年多的作战中，共损失四百九十五万人，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巳被我歼灭殆尽。残存的作战部队不足一百五十万人，而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政治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逼迫蒋介石下野。一些高级将领公开要求蒋介石停战言和。经济上财政已山穷水尽，物价飞涨，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迅速破产，民怨沸腾，岌岌不可终日。总之，国民党当时的形势是军事上主力被歼，土气丧尽，政治上众叛亲离，人心失尽，经济上财政崩溃，力量耗尽。
      　　我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的作战，已经由一百二十多万人增加到四百万，其中野战军已发展到二百一十八万人．装备进一步改善，土气高昂，大兵团作战经验更加丰富。南方各省游击队武装也有很大发展，总兵力达五万余人。两年来，我军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各解放区己联成一片，总面积达二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有二亿。
      　　我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大批民主人土纷纷来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我党建议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长江以南国民党的不少地方实力派也与我党进行联系。
      　　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编组训练部队，以便卷土重来，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二十—日宜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和我党进行谈判，但实际上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在幕后操纵一切，就在蒋介石下野的前后，先后召见、任命一些高级将领，并布置了长江防线。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主席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出，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一月十四日，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三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还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总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九年是要向长江以南进军的和平谈判成功了，我军即用和平的方式渡江，和平谈判不成功，即由战斗的方式渡江。所以党中央在准备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要求我军加紧进行以战斗方式渡江的准备。
      　　面对上述总形势，我作了一些设想，从经营发展建设江南出发，渡江以和平的方式为最好，但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又必须立足于天津方式，立足于以战斗去解决问题。在用战斗方式解决问题时，还再尽量降低战争的破坏程度，尽量减少战争对城市和重要建筑、工业设施的直接破坏，并尽量不使敌军流散，力争聚歼，以减少蒋军流散为匪的祸害。为此，在战役中应力争作到：在渡江前认真准备，周密部署，加强侦察和训练，尽量减少渡江的伤亡，保持突破江防后的锐气和实力。突破江防后，对江防之敌迅即采取兜歼战术，不使其逃窜或流散，设法减少或不给敌人以据城固守的可能，尽可能多地在野战中消灭敌人。在攻取大城市时，我们不能采取虽消灭了敌人，却打烂了城市的战法，如把上海等大城市打烂了，对全国的经济建设影响就太大了。           打过长江去       　　从一九四九年—月起，国民党政府在和谈烟幕下，加紧修建长江防线，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的军事，会同驻在武汉的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共同负责长江防御。其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持凇沪，然后待机反攻”。敌人防御部署是：汤恩伯指挥的七十五个师，约四十五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八百公里的地段上(重点置于南京、上海之间)，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五十四个师，位于浙赣路上担任第二线防御的有二十一个师。白崇禧指挥的四十个师，约二十五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近一千公里地段上，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二十七个师，在第二线上有十三个师。另以江防舰队和第二舰队共一百三十余艘舰艇，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以三百余架飞机分置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协同陆军进行防御。敌人防御的明显特点是第一线兵力单薄，纵深空虚。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江，下游江面宽处达十余公里，历来被称为天堑。对我来说，长江并不是陌生的，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率部往返三次渡过长江，当时敌强我弱，我们只能采取趋敌所不意、避实就虚的做法，选择在敌人薄弱部位进行偷渡。这—次渡江形势已大为不同，我们可以采取大部队公开地、宽正面地以强渡的方式渡江，可以说是以实击实。我们选择这样的战法，是建立在我军强大优势条件下的，我军的炮火已空前强大，可以压制对岸敌人的火力，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能力对付敌人的兵舰和空军。而敌人兵力、火力不足，防守空隙甚大。我军宽正面渡江，敌防不胜防，使我渡江有绝对成功之把握。但是，水战不同于陆战，除了陆战所必须的准备外，还必须对沿岸的地形、水情、气候等进行仔细的调查，对渡江器材进行周密的计算；对部队和船工进行有力的政治动员和训练，把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得更充分、更扎实、更科学、更严密。
      　　我们渡江的准备工作，可以说从一儿四八年初就开始了．那时为了执行中央军委耍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江南进的任务，我派出一个加强营，带四十挺机关枪和全营武装，还带了二百余名干部前往皖南。另请中原局派出一批干部到皖江地区和含山、和县、巢湖地区工作，以后我们又派出十个营，组成以孙仲德为司令，谭启龙为政委的先遣纵队，并随带部分地方干部南下江边工作。在江边广泛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对长江的渡口、水文以及相连的湖河港汊作了详细调查，绘制了地图。与此同时，我又请东北代为购置了一些引擎，将民船改装汽船。这些工作对大部队顺利过江起了重要的作用。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华东野战军未立即开往江边，而是开赴徐州和海州地区整训，以免大军集结江边的时间过长，粮食供应困难，被迫大量北粮南调，浪费人力物力。在整训期间，我们全面都署了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以兵团为单位组织军、师干部率侦察队先期赴江边侦查，了解情况。
      　　在此期间，我们组织全军学习毛主席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广泛展开新区政策、城市政策的学习，进行纪律教育，为我军渡江南下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各兵团于三月上旬先后到达渡江作战出发位置，进行深入具体的准备。至四月初．全军已收集到各种类型的木船八千余只，自制了-部分汽船和可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筏和木排；动员了近万名船工，从部队挑选和训练了数千名水手，满足了载运第一梯队渡江的需要。为了提高船工参战的积极性，召开了船工誓师大会，制定船只损坏赔偿办法和船工伤亡优抚条例。与此同时，军民共同进行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训练。为了顺利地航渡和成功地突破敌防线的滩头阵地，各部队利用湖泊及内河进行了游泳、划船、上下船、水上射击、打击敌舰、滩头爆破，登陆冲击等战术的技术演练。并利用黑夜在长江中组织试航。各军均派出侦察部队过江对南岸地形进行实地侦察，井在南岸建立隐蔽点线关系。
      　　我们还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指示，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毙伤俘敌军四十四万三千余人(内起义投诚四万四千多人)，我方伤亡十万零五千余人。由于我军执行在强大政治工作保证下的即俘即补政策，部队增补了大量解放战士，到一九四九年一月，我军己由淮海战役前的四十二万人发展为五十五万多人。经过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我和谭震林分任副司令、副政委，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第七乓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第九乓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每个兵团下辖四个军，特种兵纵队直属野战军。通过整编统一了编制，充实了干部和兵员，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
      　　二月上旬，总前委初步确定渡江作战的部署：以第三野战军的四个兵团(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一个兵团(第三兵团)为渡江第一梯队；第十兵团在江阴、扬州段；第八兵闭在南京东西段；第九兵田在芜湖东西段；第七兵团在铜陵、贵池段；二野第三兵团在安庆东西段；以第四、第五兵团的五个军为总预备队。同时，建议第四野战军派三个军十余万人迅速南下，进至武汉地区牵制白祟禧集团。
      　　四月一日，总前委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在四月三日得到军委批准。纲要指出；我军的战役目的是，以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纲要判断了我军渡江后，敌军可能产生的四种变化，并根据此确定了我军的作战纲领和战役第一阶段渡江作战的部署。纲要指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纲要还指出：在我军渡江成功后．三野之第七、第九兵团应与三野之第八、第十兵团迅速会合，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此着为全战役之关键。
      　　总前委统一部署：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司令员在合肥附近统一指挥二野、三野，主持全局。二野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指挥二野部队为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渡江作战。三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和参谋长张震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第八、第十两兵团为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三野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七、第九两兵团为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战。三野两路(四个兵团)归粟、张统—指挥。
      　　我和张震同志于四月一日率三野机关，自蚌埠出发，冒着春雨东移，于四月五日到达泰州以南的白马庙。
      　　为了实现总前委确定的战役意图，我把选择突破地段和向敌纵深发展联系起来研究，对三野负责的正面和任务进一步作了仔细的考虑。为达成迅速包围歼灭南京、镇江、芜湖地区之敌，东集团渡江后必须以主力楔入南京与上海之间，切断京沪铁路，这样可把汤恩伯的防御体系拦腰砍成两段。而长江的走向，在京沪间，以江阴为中心,有一个向南突出的弯道，我十兵团以选择江阴东西地段突破最为有利，突破之后，可以最近的距离，直插金坛、宜兴、吴兴地区，切断南京，镇江之敌退往上海及杭州的通路。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从裕溪口至铜陵段突破江防之后，必须作远距离迂回．向宣城、广德，吴兴地区急进，争取在吴兴地区与东集团第八、第十兵团会合，封闭合围口，将芜湖、南京、镇江江防及守城之敌兜住，再图歼灭。敌如弃城而逃，则可将其歼灭于郎溪、广德、长兴一带，不使其逃入杭州等城市。
      　　为了更好地发挥各部队的特长，我们将熟悉苏南情况的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军由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分别调归东集团第十、第八兵团，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的第二十四军和第二十五军从东集团第八兵团分别调归中集团的第七、第九兵团指挥。
      　　四月六日，我们召集第八、第十两兵团军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了总前委的基本决心、战役指导思想，明确了东集团渡江作战的决心和部署，并对渡江后战役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研究。我提出三种可能山现的情况和相应的对策：
      　　(一)敌以南京、芜湖地区的兵力，对付我中集团，阻止其向东发展．集中南京至上海之间的兵力，寻求在京沪之间与我决战。如出现这种情况，要求东集团在渡江成功之后，主力控制在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带，下决心在京沪线上打一个恶仗，打上三，五天，打出一个好局面来。同时，要求中集团，在渡江成功之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主力迅速向东发展，和东集团打通联系。
      　　(二)南京、镇江等地区之敌，向杭州、衢州撤退，在浙赣线上组织第二道防线：京沪线之敌向上海收缩，固守上海。如出现这种情况，则三野先集中兵力协同二野解决浙赣线上之敌，然后—再围攻上海之敌，各个击破之。
      　　(三)我渡江一举成功并迅速突入敌人防区纵深，把南京，镇江的敌人退路切断，敌人全线溃退．一片混乱。如出现这种情况，要求东集团只用一部兵力监视上海之敌，主力迅速向吴兴急进，配合中集团，将逃敌围歼于郎溪，广德地区。同时，也要求中集团渡江成功后迅猛东进，到达吴兴地区与东集团会师，围歼逃敌。
      　　在这三种可能的情况中，我们力争第三种情况的出现，同时，也为第一种情况出现做好准备。
      　　通过研究讨论，大家统一认识，战役预定四月十五日发起。
      　　四月八日下午，我与张震同志联名下达了对东集团渡江作战部署的指示。规定：“我八、十兵团主力决于杨中至护漕港(江阴东南段)强渡，为求主攻方向强渡顺利，决定八兵团以积极动作箍制镇江、扬中段之敌，而以十兵团附二十三军、特纵主力，于江阴东西地区强渡(前头部队采取偷渡)，力求南渡三个军或四个军之大部，务须当晚控制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区，坚决打击敌之反击，尔后乘胜扩展，开辟镇江段南北地区广大战场，以利野战军主力尔后作战。”这—指示在下达东集团的同时，还通报了谭震林同志和中集团，并要求东集团拟制具体实施计划上报。
      　　四月十日，军委给总前委并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发来电报说：“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四月十五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我当即召集前委讨论，并于当日复电军委，报告了长江下游水情——如延长一月，则江水上涨，又临雨季，现我方小船占三分之二在江水上涨情况下难于在江中行驶。并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我不知道李(宗仁)签字后能否统率蒋军，其内部会起何种变化。如协定不成再行渡江，则镇江下游较为困难……如仍需强渡，则依原定(时间)为好，或将渡江重点置于安庆、南京段，江阴下游实施佯渡，但由此不易截断敌向沪杭退路。”同日，二野也向军委建议按原定时间渡江为宜。总前委则提出“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的建议．军委在考虑了总前委及二、三野的意见后，根据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于十一日复电总前委并告栗张、刘张李：“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四月十二日，我向军委和总前委建议，为渡江便利计，不要再推迟至二十二日以后，“以二十日前后为最好”。
      　　四月十八日军委指示总前委及二、三野于四月二十日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实行总攻。当日总前委给二、三野发电提出：”整个战役从二十日晚开始后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总前委还估汁，东集团在渡江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因此决定中集团较东、西两集团提前一天渡江，以便能有力地支援东集团作战。
      　　四月二十日晚，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二十时，我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突击。第一梯队四个军(第七兵团之第二十一、第二十四军，第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在我强大炮火掩护下，二十一时许，攻占了黑沙洲、鲫鱼洲、闻新洲、紫沙洲等江心洲，并逼近南岸，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建立了滩头阵地，继续向纵深发展。敌人在一片混乱中．仓皇南逃。二十一日我军攻占了铜陵、顺安、繁昌等城镇。我中集团突破江防后，汤恩伯即派机动部队第九十九军前往增握，增援部队甫抵宣城，敌江防部队已放弃阵地，第九十九军即向杭州逃窜。二十二日中午，中集团突入敌人防御纵深己达五十公里。二十三日，中集团第二梯队的各军也全部渡到南岸。
      　　二十一日夜晚东集团在三江营至张黄港段，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同时发起了强大的突击。我第十兵团第一梯队之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首先在天生港，王师塘、长山等地突破敌人江防阵地，登上南岸，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反击之后，于二十一日中午进抵百丈慎、南闸镇、秦皇山、香山之线。建立了正面宽五十公里，纵深十公里的滩头阵地，并继续向纵深进击。当日，江阴要塞守敌在我秘密党员内应下宣布起义，我第二十九军占领要塞，控制了所有的炮台。我特纵炮兵封锁了长江，断绝了敌舰东逃的航道。二十二日，占领常州，丹阳等城，切断了京沪铁路。
      　　我第八兵团之第二十军，在龙窝口至永安洲段向扬中岛发起突击。二十二日占领扬中岛，二十三日渡过夹江，登上南岸，并乘胜向纵深发展。该兵团位于南京，镇江正面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五两军，于二十三日晨占领镇江和浦口、浦镇．当晚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留在南京的部分政府机构，在李宗仁率领下，已仓皇撤向广州。
      　　西集团(第二野战军)，由马当至贵池段强渡成功，占领了贵池，彭泽等地，主力直趋浙赣线，迅速割裂敌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
      　　国民党的海军除第二舰队在南京附近江面起义外，一部分在镇江附近江面向我投降，另一部分逃住上海。
      　　在我军渡江之际，英帝国主义悍然派出军舰于二十、二十一两日两次驶入我东集团渡江地段，炮击我军阵地。我军强大炮兵于以有力回击，将其紫石英号击伤，搁浅于镇江附近（后于七月三十日午夜逃跑），其余舰只被迫缩回上海。
      　　南京是国民党统治中国人民达二十二年之久的政治中心。南京解放的伟人意义，正如中共中央的贺电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          围歼逃敌于郎溪、广德地区
      　　我军神猛迅速，一举突破江防。敌人的长江防线，土崩瓦解。此时，关键是否能达成对敌人的割裂和围歼。二十一日十九时，我与张震同志联名向军委、总前委建议：鉴于第七、第九兵团渡江后，敌尚无全盘部署，抵抗甚微，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使敌无暇调整部署，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并建议第九兵团渡江后，除以第三十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第四兵团外，主力应不为小敌所阻，向东北挺进，控制溧阳，截断“京杭国道”(即南京至杭州的公路)，截断南京之敌向杭州的退路，以孤立分割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该兵团先头部队力求于二十六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第七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尾九兵团之后，力求十七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
      　　次日，接到中集团二十二日十一时对第七的作战部署电，指示第九兵团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于二十四日占领南陵．青戈江，湾址镇，并包围宣城后，二十五日集结休整一天，以便骡马赶上。二十六日继续东进，于二十八日十时至郎溪附近。第七兵团则于二十九日进至广德附近，这时，我们判断敌人丰力特向杭州撤退。为迅速切断“京杭国道”这条公路，不使敌人主力退向杭州，并达成对敌人之围歼，我与张震同志认为必需加速第七，第九兵团的行动，立即于二十二日十七时发电给第七、第九兵团，令九兵团率第二十五、第二十七两军全部．以急行军经青弋江、宣城向郎溪，溧阳挺进，不为小敌所阻惑。令第七兵团迅速将攻击箭头转向南陵以东宣城方向，在第九兵团右侧后成梯次队形前进。这个电报同时发给了谭震林同志并报告了总前委。二十三日总前委复电同意。
      　二十二日夜，南京、镇江、芜湖地区之敌开始向杭州撤退，芜湖以西至湖口地区之敌向浙赣线撤退，常州以东之敌向上海收缩，出现了我们估计的第三种情况。这时，我把指挥的重点，转到迫歼逃敌上来，全神贯注指挥东集团和中集团的部队在广德、长兴、吴兴一带会师，封闭合围口，将向杭州及浙赣线溃退之敌，围歼于郎溪、广德及长兴地区。
      　　我在地图上反复测算敌我双方到达长兴和广德地区的距离和行程。从南京到长兴、广德约一百四十公里，其中一部分是山区，而且敌军在撤退的路上，还耍受到我追击部队的攻击与阻拦，其速度必受影响，故估计需四至五天才能到达。我东集团从江边直插太湖，到达宜兴地区约五十至八十公里，如果发展顺利，仅用二至三天的时间，就可以在这里切断南京到上海的通路。再用一至二天的时间．就可以在长兴地区切断南京至杭州的通路。我中集团从渡江地区向东到广德，长兴地区约一百五十至二百公里，这是我们过去活动过的地区，干部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和道路情况，我军善手吃苦耐劳，猛打猛追，故有四至五天的时间，也可以到达那里切断南京到杭州的通路。
      　　二十三日晚至二十四日晨，我连续几次电促各兵团加速向指定的合围地区前进。命令第十兵团除以第二十九军沿京沪路向苏州进逼，监视上海方向之敌外，以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一军沿太湖西侧以吴兴，长兴为目标兼程急进，首先占领宜兴，再继续向长兴挺进，以求与第九兵团在此地区会师。以第二十三军从长荡湖东西地区向南急进，切断溧阳、宜兴之间的通路。第八兵团之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归第十兵团指挥，沿丹阳、金坛以西一线南下，配合各部歼灭逃敌，第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到达宣城后即向广德、长兴，吴兴急进，务于二十五、二十六日赶到广德以东之天平桥、梅溪之线以东，与第二十八军取得联系。第八兵团部率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在南京，镇江地常州。
      　　追击战要求‘快速”。我广大指战员在胜利的鼓舞下，高度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怕疲劳，不怕饥饿，不顾春雨连绵，踩着泥泞的道路，跋山涉水，快速行军。
      　　我军听过之处，群众以极人的热情夹道欢迎自己的子弟兵。他们把稻草铺在泥路上，以防战士滑倒，用木板和小船加固破烂的小桥，以便我军顺利通过。群众的这种热情，又给我们的部队以极大的鼓舞。所以经过任途跋涉的战士们，虽然脚底下已起了大大小小的泡，但仍然满怀豪情，一脚泥，一脚水地追赶敌人。当时上上下下的思想都集中在一个字上，就是‘快”。
      　　二十五日下午，第二十八军：占领了宜兴，第二十三军于同日黄昏占领溧阳，南京至杭州公路遂破我切断。敌人不敢再沿京杭公路退却，改由宜兴以西的山区直向郎溪、广德方向逃窜．妄想突出重围。二十六日我中集团的先头部队已进至郎、广地区；同日我第二十八军进占长兴。二叶七日，中集团之第二十七军在吴兴附近与东集团第二十八罕打通了联系，这样，就封闭了合围口，把南逃之敌第四军、第二十八军，第四十五军、第六十六军及第五十一军的一部，逼入郎溪、广德之间的山区。敌军十万之众，乱作一团，东奔西突，妄图逃命，但却四处碰壁。我追击各军机动灵活，猛插猛打。战至二十九日上午，将敌全部歼灭。
      　　这是一大胜利，因为如果不将这十万敌军歼灭，让它进入杭州．这座名闻中外的秀丽古城将遭受一场浩劫。当时我还很耽心我国当年最长的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受到破坏。所以再三嘱咐要抢占钱塘江大桥，我先头部以到达时，敌人来不及爆炸大桥就为我消火了。三野在郎广围歼战中加上在长江南岸边及追击途中歼灭的敌人共十三万九千余人。江防之敌仅第五十四军及第五十一军之一部，在我追击部队到达之前逃到上海。
      　　在我围歼郎广地区之敌的同时，我第七兵团在谭震林同志指挥下加速向杭州挺进。二十八日占领宁国，五月一日占领孝丰，五月二日占领余杭，五月三日，进占浙江省会杭州，五月四日至七日，第二野战军占领了上饶、贵溪、横峰、金华、衢县等地，控制了浙赣线，切断了汤恩伯集团和白崇禧集团之间的联系。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一部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进武汉地区，完成了牵制白崇嬉集团的任务。渡江作战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钳击吴淞，解放上海      　　郎广围歼战结束之后，我就把指挥的重点转到攻占上海这方面来了。五月初，总前委移驻京沪线上的丹阳城，我和张震同志率领第三野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指挥上海战役。
      　　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考虑，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尚来完成．要求我第二野战军暂不要进攻上海，而且也不要靠近上海，不要惊动敌人，不使其过早地退出上海，以免仓促进去，陷于混乱，同时令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线休整，随时准备支援我三野作伐，并准备应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
      　　这时敌军退守上海的部队，有八个军，二十五个师，加上军舰三十余艘，飞机一百二十余架，共约二十万人。
      　　守备上海的敌军妄图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实行固守防御，敌人的防御阵地，分为警戒阵地、主阵地、中心要点工事。主阵地有：月浦、杨行、大场、真如和浦东的高桥、高行等地．主阵地的前沿，距市区三至六公里。中心要点工事包括国际阪店、四行仓库、百老汇大楼(即现在的上海大厦)等三十二座建筑物。整个上诲，仅钢骨水泥的碉堡，就有四千余个。这些工事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请美国人、德国人修的，后来日本人、国民党军又加修过。
      　　敌军将上海划分为沪西北、沪西南．浦东三个守备区。具体配置是：第一二三军及暂编第八师驻守太仓，昆山，青浦、嘉兴、平湖、金山卫之线，第五十二军驻守月浦、刘行、吴船、宝山等地；第五十四军驻守真如、大场；第二十一军及第九十九师驻守江湾等地；第七十五军驻守虹桥、龙华；第三十七军驻守周浦从浦东市区和南汇之线；第十二军驻守高桥、高行地区；第五十—军残部及五个交警总队驻守市区，从敌人兵力部署上来看，其防御的重点是浦西市郊之吴淞、月浦，刘行．大场和浦东区之高桥、高行地区，藉以保障吴凇和市区，维护其出海通路。在这些地区以钢骨水泥的碉堡为骨干，结合大量的土木结构的工事利蜘蛛网式的堑壕，外设多层障碍物，构成纵深达到三公里的防御地带。为了扫清射界，平毁了距阵地一公里以内的房屋和树木。这些地区，靠近长江，可以得到舰炮的直接火力支援。而市区和沪西南则是敌人防御的薄弱部分。
      　　我们打上海的指导思想是：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而又不能把城市打烂了，要争取把上海基本上完整地接管过来。我们的一切作战部署及战法，都是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打上海有二种方法可选择：第一，围困战法。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对内地的若干城市采用了此种战法。但是上海情况特殊，上海有六百万居民，生活资料依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所需数量很大，长期围困，人民不仅没有吃的，由于没有煤，不但机器不能运转，连自来水都没得喝，人民的生活将陷入绝境，而敌军因有海上通道，我们围不死。而且我军渡江以后，应力争迅速解放全中国，所以，长期围困的战法不可取。第二，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山。这一战法，虽避开了敌人设防的重点吴淞，伤忙也可能减少，但主战场将市区，城市会被打烂。所以，这一战法也不可取。第三，把攻击重点放在吴淞，钳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如果敌人要坚守下去，必将为保护其唯一的海上退路而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与我军决战。如出现这一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吴淞周围是敌防御的强点，因此，这种战法，将是硬碰硬的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要的、值得的。为此，此方案是我设想的虽佳方案。
      　　为了不打烂城市，当时我们还规定进入市区作战，应尽可能不使用重炮轰击。
      　　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尚未做好，我们不得不推迟了攻占上海的时间，敌人却利用时间在上海大肆抢劫物资从海上运走。五月六日，中央军委指示，为了阻止敌人劫运物资，可先占领吴淞、嘉兴两点，以切断敌劫运物资和退逃之路。但不改变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要我们部署进行。
      　　军委的这一指示，与我们设想的第三种打法不谋而合。我们于五月七日巳时上报了作战方案：以第二十九军并配属两个炮兵团攻占吴淞、宝山，以第二十八军主力控制太仓、嘉定，以第三十军攻占嘉兴、嘉善、平湖、乍浦、金山卫线，为防敌向南汇、川沙撤退，以第三十、第三十一军进入浦东截敌退路。并预定十二日、十三日发起攻击。五月八日，军委给我和张震同志的复电说：“(一)同意七日巳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二)在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军委此电同时发给了总前委。
      　　根据军委指示，我于五月十日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战役预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二日起，钳击吴淞，断敌海上通路；第二阶段，待接管上诲工作就绪后，向市区发起总攻，解放全上海。兵力部署是：以第九、第十两个兵团指挥八个军(以后又增调第二十三．第二十五军配属给第九．第十兵团)及特纵炮兵一部，从上海两翼迂回，钳击吴淞；第十兵团之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个军攻占宝山、吴淞；第二十六军攻占昆山、安亭，第三十三军集结常熟地区，为兵团预备队。该兵团的后续任务是待命由上海西北地区协同第九兵团围攻上海。第九兵团之第二十军攻占平湖、金山卫，打开向浦东前进的通路。三十军、第三十一军向浦东挺进，协同第十兵团钳击吴淞；第二十七军集结嘉善地区，该兵团的后续任务是待命由东，南、西三面协同第十兵团围攻上海。
      　　五月十二日，第二十九军占领浏河，当晚向月浦进击；第二十八军占领太仓、罗店等地，继续向杨行，刘行进击；第二十六军攻占昆山。十三、十四两日，我军连续向月浦、杨行、刘行之敌猛烈攻击。但敌钢骨水泥碉堡林立，构成了许多子母堡群，并配以众多的副防御障碍。以这些子母堡群为核心，筑成多道阵地，依托阵地进行顽抗。我军攻克一个地堡群，往往耍付出重大代价。而且敌在海军舰炮、空军飞机的支援下，以坦克、装甲车为掩护，频繁对我军发起反冲击，因此争夺十分激烈。十五日，敌又调第二十一军及第九十九师增援。经几天激战，虽然我军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没有大的进展，仍对峙在月浦、杨行，刘行一带。
      　　我仔细地考虑了这种情况，觉得要加快战斗进程，就必须以锥形队形力求打开几个口子，由缺口透入敌之纵深。因此，十六日我们调整了部署，并且下达了战术指示，指出；对敌永久性设防阵地的进攻。必须周密组织，选择敌突出、薄弱部与结合部，楔入其纵深，从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集中火力轰击其一点，挖交通壕接近碉堡，以小群动作，轮番攻击；充分发挥炸药的作用，以炸药包开路，发挥孤胆精神，纠正集团进攻的方式。我进攻吴淞外围的部队，研究了这一指示，总结了前—段的经验教训，改变了进攻方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第二十八军以小的伤亡，攻占了刘行等要点；第二十九军攻占了月浦街区。
      　　第九兵团之第二十军于十二日攻占平湖、金山卫后，进至松江地区，第二十七军进攻青浦以东地区。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于十四日攻占奉贤、南汇，十五日，攻占川沙，十六日攻占周浦，十八日，逼近高桥。十九日后，敌调其七十五军增援高桥，在飞机及舰炮支援下，对我军频繁地进行反击。因这一地区河流多，桥梁多被敌人破坏，我炮兵跟不上去，仅靠轻火器与敌反复冲杀，部队伤亡较大。二十三日，我炮兵赶到，对高桥以东海面之敌舰猛烈轰击，击中七艘，余舰逃逸，我控制了东翼的海面。
      　　自我钳山吴淞以来，敌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陆续从市区调来吴淞及高桥的三个军，市区更加空虚了。这对吸引敌人在郊区作战，保持城市的完整是很有利的，完全符合我们在战前的设想，但吴淞两侧濒江临海，正面狭窄，河流纵横，我兵力展不开，优势难以发挥出来。所以每攻克一点，伤亡消耗很大，战役时间拖长，而市区虽然已经空虚，因受接管准备工作的限制，不能乘虚攻占。
      　　有鉴于此，五月十八日辰时，我与张震同志联名向军委、总前委建议：如对沪攻击已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意见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楔入吴凇，而以第九兵团主力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尔后会攻苏州河北，如此实施，则我楔入敌之纵深不致被动。“惟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
      　　当日，总前委复示
          “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十九日，又得到中央军委电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准备工作巳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于五月二十五前后开始攻城？于是，我们制定了总攻的部署，并于二十一日午时上报了军委。部署将总攻分为三步：第一步全歼浦东之敌；第二步夺取吴淞、宝山及其外围阵地，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敌军之包围，攻占苏州河以南并沪西区及南市区全部，第三步聚歼可能溃缩在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的江湾地区之敌，达成全部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这个部署上报后，军委于二十二日复示：“同意二十一日午电所述主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
      　　二十三日，我侦悉汤恩伯已率其一部兵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苏州河以南仅剩下五个交警总队。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判断敌将撤离上海，便决定当晚发起总攻，第一步和第二步攻占计划，同时进行。
      　　二十四日，第二十军攻占浦东市区，第二十七军攻占虹桥及徐家汇车站；第二十九军攻占月浦南郊之小高地。敌为保住海上的逃路，以四个营的兵力在八辆坦克支援下，向我月浦南郊之小高地反扑，并将己调至高桥的第七十五军一个师，调回月浦增援，但未能阻止我军之攻势。
      　　二十四日夜，第二十七军由徐家汇、梵皇渡之线攻入市区，第二十二军由龙华附近攻入市区，第二十军主力从高昌庙西渡黄埔江攻入市区。二十五日晨，我军攻占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当晚第三十、第三十一军攻克高桥。敌殿后部队指挥官派员与我军接洽投降，我一面派人与其接洽，另一面令各部迅速向各攻击点猛插。
      　　二十六日，各部攻占吴淞、杨行、宝山、江湾、大场及苏州河以北之市区。当日，残留在杨树浦等地之敌人，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率领下向我投降。二十七日肃清了在市区的残敌。至比，上海战役胜利结束。
      　　至此，总前委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赋于我第三野战军的任务全部完成。
      　　这次战役，在上海外围特别是吴淞口地区，打得十分激烈，用的时间也较长。但在市区打得并不激烈．用的时间也较短，这样既歼灭了大量的敌人，而市区也没有遭受大的破坏，这正是战前我们期望的最佳结局。
      　　在这里我更特别提一下上海党组织的作用，上海党有悠久的斗争历史和坚强的群众基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为解放区输送了大批干部，帮助采购、转运了大量物资、药品，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军民的斗争。在上海的解放中，他们更作了大量艰苦扎实的工作，是我军解放上海的坚强内应。战斗发起前，他们对上海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分布作了周密的调查，绘制成图，送给了我军。攻城战斗发起后，他们组织了工人护厂，学生护校，保护公共财物，维护社合治安，积极支援上海的解放斗争，使上海在攻城战斗中，没有停过电，没有停过自来水，电话局照常工作，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迹。
      　　战上海的枪声刚停，我接管的工作人员即随部队进入上海市区，在地方党和群众配合下，按系统有秩序地展开了接管工作。参战部队除担负警备任务者外，立即撤离了市区。进入市区的机关和部队，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纪律，坚决执行约法八章，并把后方置于十五公里路之外。当时正值梅雨季节，部队露宿于阴雨连绵的街道上，吃的是从十五公里路外送来的冷饭。在币制未有明确规定之前，不购买物品。同时积维护社会秩序，制止不法行为，打击敌特破坏活动，收容散兵游勇，保护公共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外国侨民等。我军的这些行为，得到上海市各阶层人民的拥护、爱戴和赞扬，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所以说上海战役我军不单在军事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在政治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上海解放是继南京解放后又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它的意义，正如当时新华社时评所指出的：上海解放，表示了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都已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结束了国民党二十余年的反动统治，也表示了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结束了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因此，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渡长江、战上海．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战争的硝烟早巳消失。但这个重大战役，导致了旧中国的结束，新中国的诞生，已永远载入史册，供后人研究和思考。
       雄师渡长江鲍先志       １９４９年３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日子，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长江沿岸胜利进军了！
      江北的条条道路上，滚动着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战马嘶鸣，风一般疾驰在辽阔的原野上；战士们排列成几路纵队，掮着枪，扛着炮，迈开矫健的步伐，唱起雄壮的战歌：“……血战两年半，胜利在眼前，长江南的父老姊妹们，你们解放的日子已不远！
      我所在的部队，同各路大军一样，满怀着淮海战役光辉胜利的喜悦，和在一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雄心壮志，于３月间接受了刘、邓首长的进军命令，从安徽阜阳出发，转经六安，到达长江中游的重镇安庆外围，对盘踞在安庆的蒋匪一七四师展开了攻击。４月８日，我部接兵团首长命令，将安庆防务交给友军，领受了光荣伟大的渡江任务。部队立即开往安庆以东的马家窝、枞阳镇一带沿江地区，积极进行准备，待命渡江。
      早在淮海战役刚结束时，国民党反动派就玩起了“和平谈判”的阴谋，妄想利用长江天险为屏障，把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阻隔在长江北岸，以便取得喘息时间，重整旗鼓，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但是，反革命的鬼把戏早就被我党中央和毛主席戳穿了。１月１４日，毛主席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强有力地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和平”骗局，宣布了八项和平条件，在准备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指令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领袖的声明，鼓舞着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全军指战员。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经成为全军指战员坚定不移的决心，请战书、保证书里写着这个誓词，枪杆子上贴着这样的豪言，驻地的墙头上写着这样的壮语。在驻地的营房中，在进军的行列里，时时可以听到战士们在议论：“蒋光头叫咱们给打得趴下来了，想喘口气，养养伤，再来害人哪！”
      “要和平谈判，他就要老老实实接受咱们毛主席提出的八 项条件！”
      “吃人的狼，还能改掉狼性？指导员说：蒋介石表面下了台，换上个傀儡李宗仁，暗地里在组织部队，想争取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编四百个师，再来和咱们干！”
      “说干就干！马上打过长江去，干它个窝底朝天！”
      我们部队进入了江防。沙河部队进驻鸭儿沟、代池沟、大王庙一线阵地；童、高师进驻玉板洲、铁板洲一线阵地。布防就绪，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任务非常紧迫，兵团首长要求我们在两个星期内做好一切渡江准备。摆在我们全体指战员面前的，是十分复杂的组织工作。横渡长江，这不比夺取一个山头、攻克一座城池，它将是一场激烈的水上战斗。在炮火纷飞中，几万人的部队从江北渡到江南，需要有大量的船只，和许多熟悉长江风浪、善于掌帆把舵的水手；同时要摸清对岸的敌情、地形、火力位置，以便组织炮火摧毁敌人的江防工事，掩护我军登陆。但是，当我们到达江边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没有船只，没有水手，也没有各种必需的造船工具和器材，真正是“两袖清风”。船只，有的给蒋匪军拖走了，有的被敌人破坏后沉入江底；沿江的群众和渔民，遭受蒋匪军的迫害，纷纷逃反去了。这时，我们除了缺少物质和水手的巨大困难，部队在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些顾虑。我们部队的战士，大都是生长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子弟兵，习惯于山地和平原地区作战。在太行山，在大别山，我们的战士们曾经创造过惊人的战斗功绩；渡长江，这却是出娘胎来的头一回。长江，人们都说是一道天堑，它究竟有多么宽、多么长、多么深，浪涛有多大，脾性怎样？对我们的战士来说，这些都是猜不透的哑谜。部队里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论调：“喂，你知道长江风浪有多大？”
      “无风三尺浪，有风一丈高呗！”
      “听人说，黄河是‘面恶心善’，表面上翻滚着大浪，卷着漩涡。可是，叫咱们一下子就渡过来了。长江可不一样，是‘面善心恶’，表面上没有大浪，肚子里可有江猪暗礁哩！”
      “江猪比老虎都凶呢！”
      “还听说，长江内有九里十三矶，碰上就翻船……”面对着这些情况，军党委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一致认为渡江准备工作做得好坏，是保证部队胜利渡江的关键。准备工作必须依靠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就地解决困难，不能依赖向上级伸手；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时解决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顾虑，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当前的胜利形势与人民解放军肩负着拯救江南三亿人民的光荣任务，使每一个同志都树立为人民立功、争取当突击英雄的革命志气。军党委同时决定，组织全体指战员轮番到长江边上去实地观察，以通过实例解决同志们思想上的各种疑虑。
      为了迅速地收集船只，全军各级参谋长、主任集中组成船舶管理委员会，四出访问，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号召大家支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最后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当人民知道面前的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时，立即欢欣鼓舞，情绪振奋。许多船主自动地把隐藏起来的帆船，从内河的芦苇丛中摇驶出来，献给了自己的军队。与此同时，战士们正在翻江倒海地从江底打捞沉船的残海在玉板洲的夹江里，就捞出了三十余只大船。这些船被敌人破坏得破烂不堪，战士们马上自己动手修补。船主们闻讯，急忙从几十
      里路以外，扛了桅杆、绳索、篷帆、桨舵、锚具赶回来。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船已经搁在江滩上，有的船已被战士们修好，纷纷拉着战士们的胳膊，激动地流着眼泪说：“大军同志，你们真是好队伍！船是我们渔民的命根子，都叫‘刮民党’给毁了。亏你们帮我们捞起来，修理好，真是感恩不尽哪！好，同志，把桅杆装上，把桨舵安好，我们要帮助大军过江。把我们编进船队吧！”
      在上级首长的关怀和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船只一天比一天增多了。在远离长江的隐蔽的内湖中，桅杆林立，船只成行，真是一幅雄伟景象。
      这时，上级首长和地方党委的同志，又为我们动员了大批船工、水手，犹如猛虎插翅。有了船，有了水手，部队胜利渡长江的信心更加充沛了。      二
      ４月间，天气依然很冷，阵阵江风吹来，使人哆嗦。为了在渡江战役中，争取当突击队员和水手，战士们只穿着一条短裤，成天在冰冷的水里当“混江龙”。“人人学泅水，个个当水手。艺高胆大，啥也不怕。”在这些战斗口号的鼓舞下，战士们奋不顾身地进行着水上练兵，有的抱着一块门板，在水里扑腾；有的抱一根粗毛竹，在水里扎猛子。战士们风趣地说：“人民战士不怕困难，‘旱鸭子’定要变成‘水鸭子’。
      办法靠人想，本领靠勤练；说不定过了长江，‘黑旋风’就变成‘浪里白条’啦！”不管是阴雨绵绵，还是阳光普照；无论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是年岁较大的老战士，日日夜夜都钻在水里练兵。在很短的时间内，部队里就涌现出许多水手，他们能够初步驾驭船只了。
      tU2to V 
      但是，面前的渡江任务，决不会是平平稳稳地把几万人马用船装过江去。我们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几道江防。一当我军万船齐发，敌人势必要做垂死挣扎，发扬各种火力来阻挠我们前进。波涛汹涌的长江，那时将是弹雨纷飞、炮火迸裂、水柱冲天的战场；我们是要迎着敌人，冒着炮火，淋着弹雨，奋勇地打过长江去的。为了减少伤亡，避免部队在江面上过多地减员，并保证登陆战的成功，用强大的火力压制敌人的江防是十分重要的。各部队组织了火力队，兵团首长支援了我军几个炮兵团。各种口径的大炮，源源不断地拖上了沿江阵地；在浓密的树丛中，在深入地下的炮兵工事里，炮身挺立，威武地昂着脖子。时代不同了，如今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一门迫击炮只有可怜巴巴三、五发炮弹的年景了。
      今天，我们具有着强大的炮火，每门炮都要求最少打一百发以上的炮弹。在我们这个突破口上，准备要在敌人阵地上落四千发以上的炮弹，一定要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打得敌人阵地上烟雾弥漫、工事碎裂，让敌人领教人民解放军的威力！我军炮兵指挥员、炮手、瞄准手，对敌人的江防阵地进行了周密的侦察，摸清了敌人的火力位置、兵力配备的厚度，而后进行了炮火分工，确定目标，校正射向。我们还把全军的战防炮、迫击炮，及○·五机枪集中在马家沟到前江口一线，划区分段来对付敌人可能出动的兵舰。
      要迅速渡过长江，以最快的动作扑上长江南岸的敌人阵地，还必须使船队缩短在江面上航行的时间，加快船速。可是，我们的船只，都是渔民的帆船，一张帆、两支橹，顺风驶得快，逆风行得慢，要能把这些帆船都变成机器操纵的轮船，该有多好啊！是幻想吗？不，这是现实。一场轰轰烈烈的军事民主运动展开了。全体指战员响应党委号召，纷纷开会研究，人人献计献策，个个搞发明创造。许多指战员白天黑夜地蹲在船上，摸索着怎样改进桨舵的装置。铁路工人出身的战士樊瑞来，研究出一种能加快航速的土轮船的装置：用四块长约三尺、宽约三尺八寸的木板做水叶子，套成十字架，在船面上装设一个前卡子和后卡子，把十字架的轴钳在里面，端头再装一个木柄，人坐在舱里摇，既可以隐蔽身体，又可以加快航速。这个办法立刻得到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全力支持。樊瑞来在三个木匠师傅的技术协助下，只用了两昼夜的时间，就将一只装有新式推进机的土轮船安装成功了。下水试验，效果很好，又经过几度改进，吸收了群众的意见，使结构更趋完善，巩固了土轮船的几大优越性，航速每小时十四里，横渡长江最多用不了二十分钟。这对渡江战役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全军立刻掀起了改造船只的热潮。在船舶停靠场，一片斧头削木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抬木板，竖桅杆，势如一座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厂；工程师、工人都是身穿军装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当船只准备就绪，新的困难又摆在了面前：收集了几百只船，集中隐蔽在内湖塘里；沙河部队的起渡点在鸭儿沟，而他们的船却在离江十余里的石塘湖中。内湖与长江之间，相隔两道高大宽阔的江堤，怎样使船翻过大堤，引入长江，一时成为最使人忧虑的难题。各级党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有人提议将大船从陆地运到堤下，然后翻过大坝，送到江里去。
      要知道，数百只船，每只船几百斤重，在陆地上抬运十几里路，还要翻越两道几丈高的大堤，不单耗费的人力、物力浩大，时间不允许，而且会损毁船只；更何况，这种行动极易暴露军事目标，为江对岸的敌人所发现。据说，在日俄战争时期，俄军曾经使用过这个办法。但是，这毕竟是十九世纪的古老办法了。部队经过民主讨论，发动广大指战员提倡议书，立刻涌现出千百条办法。其中，“劈开江堤修引河”的办法，最优越、实用，被党委采纳了。这同样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为了突击抢修引河，沙河部队党委决定以九三团为主力，加上全部炮兵、工兵、警卫部队，共同完成这项艰巨的光荣任务。７日夜晚，疏通航路、保证船只顺利入江的引河工程开工了。同志们扛着铁锹、洋镐、铁耙，抬着筐子、竹箩，从四面八方赶来工地。他们个个精神百倍，千百只铁锹、洋镐在挥动，一筐筐的泥土被飞快地运走。指战员们发扬了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排与排、班与班以及个人之间，展开了友谊的劳动竞赛。第三天，工程起了水，黑泥糊烂，深度齐腰。据说这是古老的江底。哪管污泥臭气冲鼻，哪顾得天空下着麻秆子雨，大家就陷在泥水里干。战士们脱光衣服，边干边打趣说：“同志哥，干脆洗个冷水澡。”干部们以身作则，跳到泥水中，和战士们一起干开了。他们没有工具，就用双手捧着稀泥往上甩。江堤的土质是一层泥一层沙，每当快要挖成功的时候，两旁高坝上的泥沙，便哗哗啦啦塌下来。有的同志被压伤了，大家毫不灰心，再修再干，并且得出经验，采取加宽上面、减轻压力的办法，挖成梯盖形。在引河两旁梯盖形的堤坝上，钉上木桩、竹篾，扎上席子，使它牢固。无论是月光皎洁的夜晚，或者是伸手不见掌的雨夜，整整十三个昼夜，五千多名英雄终于将一条长达五十米，深七米八，上宽十四米，下宽三米七的引河修成了。仅两旁的堤坝上，就钉了大小五百七十个木桩，十五大捆竹篾，扎了三百零二条草席。
      这正是４月１９日黄昏。江水缓缓地流入引河。２０日夜，部队在引河两岸排列成行，拉着纤绳，吭唷嗨呵地呼喊着，将一只只船从内湖牵进引河。当木船一只接一只滑过引河，进入江口的掩蔽部时，战士们在江堤上兴奋地相互拥抱，跳跃欢呼。这时，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单等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发布进军令了。        三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业已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坚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常那么，就只有依靠人民解放军强大的铁拳去砸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了。
      ４月２０日，在鸭儿沟、铁板洲的各路部队，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当夕阳的余辉在浩荡的江面上闪烁着耀眼的鳞光时，各部队分别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大会。
      三十三师突击营的全体英雄们，穿着崭新的草绿色军装，整整齐齐地围坐在铁板洲的绿荫丛中。一面面红色锦旗，悬挂在树梢间；简短有力的彩色标语，贴满了会场内外的树干上、石块上；翠绿的树枝上，掩映着一串串、一篮篮鲜艳的英雄花。主席台上，高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一面辉煌壮丽的大红旗，迎着晚风飘扬，几名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雄赳赳地护卫着它。这面红旗，是上级首长授给突击营的。战士们把它看做是党的信任和人民的期望，他们决心不惜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以前仆后继的革命英雄行为，把它插上长江南岸的锦绣河山！
      在雄壮嘹亮的军乐声中，全场肃立。英雄们睁大了眼睛，凝视着主席台。曾绍山军长代表军党委讲话说：“同志们，这次渡江，咱们刘司令员已经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了保证，立下了‘军令状’，咱们每个指战员也应该有这样的决心：胜利和前进！”
      简短有力的战斗动员，使全体突击队员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刹时间，铁板洲出现了拳头和枪杆子的海洋，口号声遮盖了惊涛骇浪：“困难吓不倒我们，长江天险挡不住我们。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一定要把红旗插上长江南岸！”
      “英雄比英雄，江南会英雄；人人当英雄，江南立大功！”
      英雄们的吼声，震荡着辽阔的田野。树林中的飞鸟，也在为英雄们的凌云壮志而狂欢起舞，拍打着翅膀，迎着云层，飞向江南，去向那沉沦在苦海中的江南人民报喜：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就要打过长江，来拯救他们了！
      夜色降临，阵阵晚风吹散了浮云，夜空闪烁着亿万颗银星。战士们依然聚集在会场上，三五成群，侃侃而谈。夜深了，英雄们的决心和誓言还没有表尽，想到伟大的渡江战役即将开始，蒋介石反动王朝即将崩溃，人民即将彻底解放，战士们怎能够静下心来安睡呢？
      当铁板洲的突击英雄们还在倾诉衷肠的时候，鸭儿沟部队的誓师大会也进入了高潮。挤在祠堂里的突击队员们，一
      个个胸前佩着大红花。祝贺献礼的人群，还在不停地从大门外拥进来。直属队和当地的群众，抬着香烟、点心、毛巾、鞋袜……各种慰劳品，分送给每个突击队员。宣传队员们还演出了精彩的节目。突击队员们感受到最大的鼓舞和崇高的荣誉，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抿着嘴，红着脸，紧紧地握着首长和同志们的手。这无言的表示，更令人信服地说明：英雄们决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托付。
      期待已久的伟大日子，终于来到了！
      ４月２１日清晨。太阳还没有露头，江面上飘荡着乳白色的晨雾。沿江阵地上，这时已忙得不可开交了。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渡江命令，通过各种形式，传达到每个指战员的心中。战士们纷纷拿着彩色传单，反复诵读着《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那些激动人心的字句：“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在各个突击出发地、船只起渡点，忽然间出现了好几座松柏搭成的彩楼门。这些“英雄门”、“凯旋门”，是宣传队员们和文工团员们连夜扎起来的。然而，呈现在你面前的更加雄伟的景象，是沿江阵地上那威武的炮群。各种口径的大炮，卸去了伪装，高高昂起炮口，晶晶闪亮地排列着。炮兵战士们头戴钢盔，精神焕发地最后从瞄准镜里测定目标，或者用劲在擦拭着炮弹、炮膛和各种装备。当你走近他们身边，每一个炮兵战士都能十分准确地告诉你：这门炮的任务是什么，准备打多少发炮弹；末了还加上一句：“保证掩护步兵老大哥打过长江！”说得步兵战士们挺不好意思。
      下午四时。天晴气朗，太阳照着平静的江面，群群江猪忽隐忽现。在这庄严的时刻，我和军指挥所的同志们，站在铁板洲阵地上，观察着眼前的一切。少顷，突击勇士们头戴钢盔，背负行囊，手提着枪，激动地通过“凯旋门”，开始登船了。水手们立刻忙着竖桅拉帆，架橹整舵。岸上的炮兵战士，更是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就要向敌人发起压制射击，以雷霆万钧的强大炮火，拉开雄师渡江的序幕！文工团员们站在高高的鼓动棚上，打起呱嗒板，提高嗓门说快板；军乐队员手持金光闪闪的乐器，整齐齐地排列在江岸上。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将以雄壮的乐曲鼓励勇士们渡过波浪滚滚的长江天险……五时五分，“轰卤一声巨响，震动了长江两岸的人们；一发炮弹呼啸过江，在对岸敌人陈家坟阵地上爆炸了。随着这个讯号，我强大炮火同时开始射击，每一门大炮都迸裂出火花，炮弹犹如狂风骤雨一般，飞过江面，结结实实地落在敌人的阵地上，爆炸开花。站在江边，不用望远镜，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烟雾、火光、尘土，把对岸乌沙头、陈家坟一线敌人阵地折腾得天翻地覆。我们江边所有的人们，面对着气势磅礴的景象，兴奋地蹦跳欢呼。在滚滚如雷的炮声中，忽然响起悠扬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们的心情更加激动了，大家随着军乐的节奏而放声歌唱……我看看手表，时针正指六点。开始突击的时刻到了！曾绍山军长正在指挥所里紧张地指挥炮兵射击和步兵突击。从长江边各条引河里，呼啦啦飞出百来只“土轮船”，整整齐齐地排开队列，冒着敌人的炮火，迎着冲天的水柱，向长江南岸疾驶。与此同时，我强大炮群进行了更加密集的射击。炮兵指挥员钻出指挥所，一手拿着电话耳机，一手挥舞着红色的指挥旗，双眼圆睁，望着船队，望着江南，高声命令：“连续发射。预备——放！”炮手、装填手脱去军衣，浑身冒着热汗，跳动着身子，不停地装弹发射。炮弹狂风骤雨般倾泻到敌人阵地上，真是惊天动地。滚滚黑烟不断升高，扩展开来，凝聚成长达数里高达几丈的巨大烟幕。几十分钟之后，先头突击船靠近了长江南岸。从几十只突击船的船头上，发射出连珠般的机关枪弹和投出一串串手榴弹。有的船只被敌人的炮火打翻了，勇士们纷纷跃入长江，依凭着救生圈和熟练的浮水技术，一手划水前进，一手举枪射击。紧接着，作为第二梯队的大帆船也一批批靠近江南岸。
      江北岸的同志们，抑制着紧张的焦急的心情，注视着江南岸的战况，等待着那伟大的决定性的时刻……。忽然，在江南岸，穿过浓密的烟雾，腾空升起两颗绿色的信号弹；突击队登岸了！军乐队立刻奏起《胜利进行曲》，“凯旋门”上升起了红旗，文工团敲锣打鼓，人民热烈欢呼，许多干部和战士，面对着宽阔的长江，激动得热泪盈眶！
      长江，波澜壮阔的长江！自古以来，在你面前经历过多少战争，有多少壮士为了谋求解放，反抗黑暗的帝王统治，揭竿而起，率领义兵，在你面前演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但是，又有多少壮士的鲜血和头颅，洒落在你那翻滚的浪涛中，给万代子孙留下了悲壮的颂歌……长江，多灾多难的长江！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玷污了你那纯洁的江水，日本鬼子屠杀了几万中国同胞的尸骨，沉入你那深渊；美、英帝国主义的兵舰，在你的身上横蛮行驶，任意开炮放枪……长江啊！今天，黑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祖国大江南北，要永见光明；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已经摇摇欲坠；压迫中国人民的最后一个王朝，即将彻底崩溃！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正义革命战争的结果。在全世界面前，伟大英雄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夕阳西沉，满天烧起了火红的晚霞，有如千万面红旗在蓝天飘动。当苍茫的暮色笼罩了长江时，枪炮声已经向长江南岸的山峦、原野伸展开去。敌人开始全线溃逃。突击队的勇士们利剑般砍向敌人，后续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溃敌压去。
      第一批突击船只返航了，船身上弹痕累累，留下了许多光荣的创伤。船老大和水手们满面红光，胜利地欢笑着，招呼大军继续登船。曾军长和我以及指挥所的同志们跳上船去。
      江风阵阵吹来，夹着浓浓的火药味。我伫立船头，望着江南的群山原野，胜利的喜悦就像长江的波浪一般，在我的心头汹涌着。渡江成功了，这还只是伟大胜利的第一步，我联想到毛主席的指示：将革命进行到底。辽阔的江南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那里还有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几万万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令，奋勇前进，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军队。      四       我军突破了长江天险，驻守江防的国民党匪军立即土崩瓦解，狼狈溃逃。皖南的条条道路上，到处是衣衫褴褛、缺鞋少帽的散兵游勇，到处是瘦骨嶙峋的马匹，敌人遗弃的档案文件、弹药辎重、衣被棉絮、锅碗瓢盆，以及女人的照片、高跟皮鞋、胭脂花粉……。我军所至，溃军无不惊慌失措。一窝匪兵来到名叫高坦的村子里，想饱饱肚子，刚刚做熟两锅米饭，忽听得山头上的哨兵大喊一声：“来啦！”不问青红皂白，轰然一声四处鼠窜。另一群匪军，在七里镇正在烫一只从老乡那儿抢来的肥猪，突然一声枪响，吓得丢下肥猪拔腿就跑。
      敌人脚底板抹油，溜窜的这样快，就增加我们追歼任务的艰巨性。皖南是个多山多水的丘陵地带。这时正是黄梅雨季，三天两头洒落着淅淅沥沥的牛毛细雨，道路泥泞。忽儿春雷滚动，刹时倾盆暴雨，山洪暴发……这些都给大部队进军带来了困难。我部的任务是追歼溃敌九十六军、九十八军、一七四师等，从皖南直插到浙赣路，解放沿途各城镇及大片乡村。上级要求我们在敌人溃败之中打乱其部署，迅速、坚决、彻底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鉴于新的情况和任务，党委当即召开会议，提出新的战术口号，树立明确的追击战思想，发扬我军“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战术思想，敢于以少胜多，独立歼敌，一个打几个和三猛（猛打、猛冲、猛追）三快（眼快、手快、脚快）。要求全体指战员以雷厉风行之势，追歼溃敌，不为小股掩护之敌所阻，不为成群逃散之敌所惑，不为缴获所拖累，不为大小城镇所阻留；不怕山高路窄、人困马乏；不顾狂风暴雨、烈日当空；不怕挨饿吃苦，狠狠地追，猛猛地打，直把溃敌消灭干净。同时，党委让每个指战员明白当前敌人兵败如山倒的特点，必须善于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攻心为上，瓦解敌人，使敌人纷纷归降。
      我部追击的第一个目的地是贵池县的殷家汇。那儿曾经是敌九十六军军部驻地。
      夜色漆黑，大家臂膀上扎条白毛巾，便于互相联络。大雨不停，道路泥泞，部队冒雨摸黑奋勇前进。从渡江前夜开始，已经三个夜晚没有睡觉了，稍一休息，哪管大雨纷纷，四
      处污泥，大家倒在地上就呼呼噜噜打起盹来。可是一声喊：“走！”个个抖擞精神，拔腿就走，毫不含糊。战士们具有强烈的责任感，知道自己担负着解放江南人民的重任，早一天到达一个地方，就能早一天解除那里人民的痛苦。
      雨住了。东方渐渐发白，阴沉沉的天空，忽然露出了蓝色的天窗。一轮鲜红的太阳，慢慢从东方升起，万道金光，普照着山川绿野和水渍汪汪的大地。
      上午八时，先头部队按时到达殷家汇。殷家汇本是一座繁荣的小镇，可惜已被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掠夺得满目疮痍。当地的老百姓一听说我们的大军来到，立即拥到镇口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表示欢迎。街道上每家商店的门口，摆了一张张小长方桌，上面搁满了茶水、纸烟。粉墙上、门板上张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到处写着：“欢迎劳苦功高的人民解放军！”
      部队进入殷家汇的街道，当地的居民端水递茶，殷勤接待。有一位老大娘，双手捧着一碗清凉的香茶送到战士的面前，满脸笑容地说：“白天望太阳，晚上望月亮，一天望到晚，望解放军来搭救我们，现在总算盼到了。大军同志，快喝掉这碗水，南面不远就是蒋匪军。……”一个挽着半截裤腿的老爷爷，拄着拐棍从人群里走出来，抖动着灰白色的胡子说：“大军同志，你们不来，老百姓快死了！你们一来，老百姓就活了！”
      一刹那间，宣传队员已经把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布告和印着大红字的胜利捷报贴上了墙头。学生、店员、居民簇拥着观看。市场上活跃起来了。
      殷家汇焕然一新。家家户户都说昨天和今朝是两个世界。
      小孩子们蹦呀跳呀的，唱着刚刚从大军叔叔那里学来的歌子：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部队像流水一样通过殷家汇继续向南挺进。南方传来了阵阵炮声，部队立即跑步往南猛插。
      进驻殷家汇的部队在群众的带领下马上进行搜索。敌人是昨天后半夜离开这儿的，丢下了大批的枪械物资。街南边的广场上有三辆满载汽油的大卡车。电讯局东边还有三辆装满弹药的胶轮大车，牲口还套在辕上，车板下用麻绳捆着几只不知从哪个老百姓家里抢来的大肥猪。电讯局右侧的一座小屋子里是个军械库，里边堆满了步枪、子弹、炮弹、军服。
      这些缴获品统统由搜索部队派人负责看守，秩序井然，完整无损。
      当天，我们军指挥所在殷家汇扎营，立即收到了各追击部队奋勇歼敌的胜利战报。这些胜利，完全证明党委关于追击战的思想，已经深入到每个指战员的心灵中去了。战士们高度发扬了孤胆作战、主动歼敌的精神，继横渡长江的伟大胜利后，又创造了一连串的以少胜多的惊人战绩。
      我们军有六个战士追击敌人到达殷家汇东南八里地的半里铺时，天已大黑。忽然，迎面拥来一大群黑影，步伐急促，气喘吁吁，犹如丧家之犬。战士们断定这是敌人。我们只有六个人，敌人却有好几百，怎么办？
      “哪个部队的？”一个战士向黑压压的人群大声喝问。
      “我们……保安四团……突击第二大队……”有一个敌人，听声音是个当官的，颤颤抖抖地回答。
      我们那六个战士齐声高呼：“我们是人民解放军！这里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谁敢顽抗，坚决消灭！缴枪投降，优待不杀！”
      这一阵突如其来的吼声，使这群又饥又饿、毫无斗志的敌人吓破了胆，顿时像被谁捅破了的马蜂窝里的马蜂，你推我撞，东奔西窜，呼呼啦啦逃起命来。
      战士们又齐声大喝：“四面都是人民解放军，你们往哪里逃？只有缴枪，没有别的出路！”
      早已成了惊弓之鸟的敌人，完全被慑服住了，乖乖地把枪丢在地上，排起队来举手投降了。
      我们那六个战士摸着黑清点了一下俘虏和缴获，共俘敌人三百九十八名，缴步枪百余支，轻机枪十二挺，重机枪一挺，还有四门六○小炮。等大部队赶到，他们把俘虏和缴获的枪支弹药如数交上，又再往南追歼敌人。
      当晚午夜，我们军部突然接到情报，蒋匪一七四师弃掉安庆，溃退到了殷家汇附近。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被我九三
      团三营阻挡在松岭一线。这是个良好的战机。我们军指挥所除令一个师继续追歼逃敌九十六军之外，立刻调集另外两个师的主力，形成钳形之势，围歼一七四师。各路部队以最神速的动作，完成了合围的任务。几小时后，我们便发起了总攻。战士们在我军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向一七四师进行了勇猛的冲击。不到几个钟头，就把这个与我们在大别山为敌多年的桂系部队的王牌，歼灭得一干二净。战士们形容这次战斗时说：“仇敌相逢眼更红，一鼓作气打冲锋，消灭了一七四师，多年的怨恨一扫空！”
      天亮后，大批广西籍的俘虏兵垂头丧气，穿着沾满污泥、破烂不堪的军衣，有的赤着脚，有的掉了帽，活像一串串大龙虾，被我们的战士押解下来。这支国民党的“反共劲旅”，终于在我们刘、邓大军的铁拳下，结束了它可耻的寿命。      五
 
      我们围歼了一七四师，部队又乘胜向南追击。出了殷家汇，满地是国民党溃军遗弃的辎重、尸体和奄奄一息倒卧路旁的伤兵。这些辎重和伤兵倒给我们指引了追击的目标。
      由于国民党溃军的疯狂浩劫，我们所到的各个村镇，都看见一片凄凉空旷的惨象。家家户户被散兵游勇抢劫得乱七八糟，满街满地的稻草、门板，满屋满院的粪便、猪毛，没煮熟的夹生饭，刚抢来的大青菜，猪脚、羊头、鸡爪、鸭毛，到处都是，还有许多被残杀的群众倒卧在血泊和泥水中。
      沿途这些景象，更激起了我军战士们的无比愤怒。他们个个咬牙切齿，誓为人民报仇雪恨。脚起泡了，不管它，走。
      肩膀肿了，忍着点，赶。为了早日解救人民出苦海，早日消灭残余蒋匪军，部队日夜兼程前进。渴了，喝碗凉溪水；饿了，吞把生炒米。从军、师指挥员、政委，到连队每个战士，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追击！追击！不让敌人有喘息的余地，不叫敌人有残害人民的空隙。
      ４月２５日大清早，我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了皖南赫赫有名的大洪岭下。
      大洪岭位于祁门县以北五十余里处，是黄山山脉的一隅，上七里下八里，悬崖绝壁，巍峨险要。莫说有敌人防守，就是平常行军通过此地，也是非常艰难的。山上除了一条石砌的阶梯小道之外，满眼是茂盛的森林，浓密的灌木丛，还有一片一片的毛竹林和一人多高的野草。从山下望不见山顶，山腰又为雾腾腾的白云所遮掩。
      狼狈溃逃、疲惫不堪的敌九十六军，妄想借大洪岭的天险，阻拦我军前进，以便得个喘息的机会，养养神，饱饱肚，睡睡觉，整理一下残部再退再逃。因此，他们抢占了大洪岭，控制了大洪岭的主峰及各个要隘，在上面布置了相当强大的兵力和火器，把独有的一条山路，封锁得严严实实。
      但是，敌人估计错了！他们不知道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部队。我们本来就是太行山上的抗日健儿，又是大别山上的猛虎雄狮。战士们不仅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还有非常灵巧的战术手段，善于山地作战。因此，小小的一个大洪岭，就更不在话下了。
      我们的先头部队见正面受阻不便强攻，立即改道而行，从没有人走过的地方，攀登上了悬崖绝壁，钻过了深山密林，突然迂回到敌人主峰的两侧，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一口气攻下了这座险峻的大洪岭，为后继部队开辟了畅通的道路。
      敌九十六军残部看见我先头部队迂回到主峰的两侧，慌忙丢下大洪岭往南逃窜。南山脚下，又震响着隆隆的炮声和密集的机关枪声。
      部队又像条长龙似地翻山越岭了……
      大洪岭刚刚下过一场暴雨，山道十分光滑难行。我们的骡马、后勤辎重非常艰难地翻越大洪岭崎岖的山路，我们军部接到各师各团的报告，部队里许多匹骡马都跌伤了蹄，炮架、电台、弹药、器材，只好从牲口的背上，换到战士们的肩头。
      战士们的负荷加重了，但是，他们还是勇往直前，边走边唱：不怕饥饿和疲劳，铁腿追歼大赛跑，多捉俘虏多缴枪，要为人民立功劳。
      部队在大洪岭绵延的山峰上前进的时候，忽然从山谷两旁的密林里拥出了许多身上穿着黑色军衣，脚登草鞋，头戴斗笠，肩背土枪、鸟铳、红缨枪、大刀片的人。他们提着茶水桶，捧着山果子，拥上前来慰劳我们。
      奇怪，这是什么部队？战士们都用疑惑的眼光望着这些热情的人。 
      原来，这就是坚持在敌后进行了多年艰苦斗争的皖南游击队。他们听说大军渡江，就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在游击队政委苏帅仁同志和队长查得富同志的率领下，赶到大洪岭来和我们会师。
      皖南游击队的同志非常热情，一见面，还没说上几句话，就帮助部队干开了工作。查队长亲自带领游击队员上火线去抬伤员，苏政委立刻将皖南的敌情、地形、民情风俗向我们作了全面的介绍。有了游击队的配合，使我们好像增加了一对眼睛，增加了一双手臂，办什么事都方便多了。
      我们和皖南游击队会师后，他们因为接受了留在原地肃清残匪的任务，和我们分手了。我们大家虽然相聚的时间很短，但是，彼此之间已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临别时，大家都依依不舍。我们送了一些好枪好弹给他们。游击队员们快活得跳了起来，纷纷说：“老大哥给了我们好武器，肃清残匪就更有把握了！”
      在游击队的夹道欢送下，部队又继续往南猛插。
      在行军途中，我们见到数不清的蒋军官兵、眷属，拄着拐杖，挑着大皮箱，胸前别着个红“十”字章，手上拿着解放军发给的“释放证”向北走去。这批为蒋介石卖命流血、又被蒋介石遗弃的官兵们，都为他们自己的悲惨下场流露出哀怨之情。幸亏人民解放军伟大的俘虏政策，给他们指明了新的生活道路，发给他们路费，让他们各自回家去，否则，他们只好远离他乡沿途求乞，或者是无声无息地倒毙路旁。
      部队插过祁门、屯溪，直向浙赣路前进。在屯溪，我们又兵分两路，一个师从东直插浙江名城金华；另一个师继续由东向南进军，跨过浙赣路，直向龙游、衢县、云和等县，再进至江西上饶一线。
      ５月６日，我们向龙游挺进的先头部队刚刚爬过高达三十华里的大喂岭，就截住了敌九十六军的尾巴。先头部队的战士们忘记了连续行军的疲劳，一见有鱼可抓，马上精神抖擞，来了个猛打猛冲，一刀斩断了浙赣铁路，解放了龙游城车站。
      龙游城麇集着蒋匪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九十六好几个军的残部，差不多都是庞杂的指挥机关。一个小小的山城，被挤得人挤人、人碰人，水泄不通。龙游城中简直乱了套，殴斗，争吵，拉亻夫，抢劫，残杀，形形色色，无奇不有。
      正当敌人在城内闹得乱哄哄的时候，我们已经结集好队伍发起攻击。一阵枪响，城内的敌人惊惶失措，还没有看见我军的人影，又脚底抹油，闻风而逃了。
      下午九时左右，我军九十四团三营兵分三路插入龙游。入城时，各条大街上的残敌还在你推我挤地抢上汽车。战士们大喝一声：“缴枪不杀！”六百余蒋匪军一枪未发，全部当了俘虏。
      龙游城内的居民从门缝中望出来，看见满街满巷挤满了整整齐齐、穿草绿色军服的部队，个个态度和蔼，年轻力壮，他们知道这一定就是久闻大名的人民解放军了。他们立即把大门打开，拥上街来。街上还有许多工人兄弟，手提灯笼迎上来高声说道：“大军同志，我们是代表龙游人民来迎接解放军的。四天前，我们就知道你们要来了。我们汽车工人把车上发动机上的小零件都卸了，谁也不愿给那些赤佬们开车。没有饭吃，我们就卖衣服买米……”一刹时，满街满巷人声鼎沸，灯火通明。沉睡在黑暗中的龙游城，一下子变得灯光灿烂。人民自动带着解放军到处搜索残匪及敌人遗下的物资。
      “喏，前面是仓库，有不少粮食弹药。”
      “同志，团管区还有敌人一个排。那里藏有枪，还存有许多抢来的粮食……”在龙游当地人民的协助下，我们的前卫部队就搜索到了许多残敌和武器。整个龙游城的人民，也和我们一样一夜没有合眼。
      在敌人快要溃退之前，龙游城内有许多国民党的退伍军官和还有点头脑的现役军人，眼看蒋家王朝大势已去，不愿再作无谓的牺牲。他们在龙游城内匆匆忙忙成立了一个“华北同乡会”，推选一个辽宁籍的退伍军官当会长。这个同乡会到处出榜收容人员，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入城时缴枪保命。许多不愿再当炮灰的蒋匪军听说成立了同乡会，马上报名参加。
      一下子“同乡会”就收罗了上千人枪。
      我军入城后，“同乡会”的负责人就主动前来商谈缴枪的事情。细细一清点，共有一千八百多人。名义上是“华北同乡会”，实际上会员的籍贯远远不限于华北籍，其中还有安徽、河南、福建、广东、江西等省的人。这些人所在蒋匪军的番号则有七十二军、七十四军、二○六军、一○六军和二十八
      军等。武器有迫击炮、火箭筒、轻重机枪，还有一百八十多支步枪，真是一盘丰盛的大拼盘呢！
      天明后，我军九十四团的涂学忠团长又发出了追击敌人的命令。汽车工人一听说部队又要前进，马上动手把汽车完全抢修好了。不到两个钟点的工夫，三十多辆大卡车就呜呜地开到马路上。汽车工人拉开嗓门高声喊着：“大军同志，快上车，坐着汽车去追击蒋匪军吧！”
      六点钟，三十多辆载满人民解放军的汽车，嘟嘟地响着，顺着碧（湖）龙（游）公路疾驶前进。战士们坐在车上一边警惕地监视着前方，嘴里一边轻声地哼起雄壮的进行曲：在那广大的城市里，人民欢呼伟大的胜利；在那辽阔的农村里，人民欢呼伟大的胜利。
      江南战场，千里平原，
      滚卷着解放战争的暴风雨；
      两大野战军的无敌铁流， 
      四面八方，给敌人投下了毁灭的打击！      各路追击部队都以最快的速度向南进军，战果越来越丰硕。大部分先头部队都由步行改乘汽车，用敌人丢弃的车辆做我们追歼溃敌之用。只几天的工夫，我军就解放了浙南全境。战士们的足迹，直踏到东海边上。衢县、云和、遂昌、永嘉、金华、丽水、青田等等城市，城头上都飘扬起红色的大旗。到处是一片人民庆祝解放的歌声。
      数千年来沉沦在苦难中的土地苏醒了，受尽了压迫和灾难的浙赣人民见到太阳了。我军广大指战员胜利完成了党所托付的光荣任务，实现了解放江南人民的宏愿。但是，我们进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还残留着四
      处逃窜的蒋匪军。国民党反动派妄想退守到大西南的崇山峻岭去休养生息，待机东山再起。我们全军每个指战员在这胜利的形势中，都怀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再接再厉，定要把最后一个拒不投降的残余蒋匪消灭掉，把解放的红旗，插到祖国的边疆和海岛！           京沪地区国民党军的江防守备及崩溃实况
          李子亮 邹彬等           国民党军守备长江的企图及战役指导思想
      　　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军主力被歼灭殆尽，即欲作困兽斗，又感力不从心。自古守江必先守淮，此时亦无能为此，只有龟缩长江以南，作垂死挣扎。这时国民党军守备长江的总企图和战役指导思想，从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一些。兹将他们的几段有关讲话，引证如下：
      　　1949年3月9、10日，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丁治磐在武进召集独立团长以上官员开会时讲话说：“长江天险，并有坚固的江阴要塞，共军要想强渡长江，只有葬身鱼腹，步孙传芳失败之后尘。假如共军要在江阴渡江，一定能达到我们歼灭敌人的目的；就是共军渡到江南一二十万人，那也起不了作用，因为我们有强大的空军和海车，可以在长江遮断其后续渡江部队，并在战斗发生后一小时左右就可以将我们集结在京沪杭各交通要点的装备优良的部队，利用所有的铁路、公路以及水道迅速运至主要战场，在飞机、兵舰、铁甲车、战车协同作战下运用‘火海战术’，将其迅速歼灭。共军可能会因为缺乏交通工具与渡河工具以及徐蚌会战中伤亡过大，需要一个时间休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作好准备，在本年5、6月间，我第二线兵团建成后，就可大举反攻了。”
      　　同上会议，总司令官汤恩伯讲话，除对丁治磐所说各点表示了同样见解外，并说：“外传和平不可靠，决不可轻信和平，应加紧备战。长江天险，并有强大后备武装，我们对确保江南，具有坚强信心。我们不但对共军所传４月渡江有准备，如果他们4月不来，我们便5月渡江反攻。”会后他还对各高级军官说：“我们有美国援助，美国有原子弹，我们有现代化装备，现在我们的后备军，已经建立起来了，整训几个月，到5、6月就可以北渡反攻了。”           作战准备及重要措施
          国民党军对长江防守注意力多集中于下游，即京沪地区，在芜湖以上至湖口之漫长防线上，不但兵力薄弱，部队素质亦差。国民党军在京沪地区的作战准备和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先后多次举行军事会议及政工会议，企图安定军心，维持士气据了解自1949年1月以后，先后举行之重要军事会议及政工会议共达4次，除前项业已述及者外，尚有以下3次：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前3天，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在南京国府路桃源新村其司令部所在地召集南京附近各部队团长以上人员举行会议，蒋介石亲自出席训话，特别着重训诫两点，大意是：一、我们官兵之所以打败仗，是太不注意军风纪，部队军容不整，像叫化子一样，换防部队在南京大街上挑着稻草走，到处拉的是马粪，这样叫外国人看不起我们，以后换防部队，不许通过城内。二、我们的官兵太不争气，要是这样下去，打不过共产党，将来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1949年3月31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在南京孝陵卫召集所属军长以上（首都卫戍部队则为团长以上）人员举行江防会议。参谋总长顾祝同、国防部长徐永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以及行政院长何应钦等均出席。
      　　何应钦宣读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大意是说：我已离开，中央尚有200万军队，这是党国的基石，希妥为爱护。接着，何应饮讲话说，总统虽已离开，仍在惦念我们，大家应当好好努力。三次大战，必然爆发，美国会继续援助我们，京沪地区必须保持（大意）。以后顾祝同讲话说，我们只要守住长江就有办法。你们都是军校学生，共产党来了，我们想当白华亦不可能，希望大家努力工作，消灭共产党，才有光明前途。
      　　最后汤恩伯讲话，他大骂板桥起义部队，并说要悬赏5万银元捉拿起义人员。
      　　所有各次军事会议，并无作战检讨及江防研究等内容，完全是为给部队打气。另外在3月间，国防部政工局还召集一次军师政工处长会议，局长邓文仪讲话，要求加强部队政治教育，鼓舞士气，并严密注意官兵思想等。
      　　2．不断派遣高级将领沿江进行视察，督促部队加强防务，美国军事顾问团也派军官参加活动1949年2、3月间，第一绥区司令丁治磐偕同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从崇明岛起到仪征止，视察江防，严令部队加强工事，扫清射界，塞河布雷（如在瓜洲河口凿沉铁驳船数只并布雷等），控制船只，在江岸直后重要地带构筑二线预备阵地及游动炮兵阵地，并加紧训练工兵爆破、架桥、布雷技术以及步兵乘船登陆动作等。
      　　在丁治磐视察至仪征时，曾发生一幕趣剧。仪征为前线城市，家家闭户，景象荒凉。丁治磐来到时驻军未发动人欢迎，其随从军官某上校低声暗示第四军副军长李子亮说：“我们司令官平时爱与老百姓谈话，你叫守备部队找些人来见见司令官。”李知其用意，马上就叫一个副团长去办。过了一会儿，首先找来了5个老头“当街迎接”，按照预先的招呼说了一套恭维话，“主席关心人民疾苦，爱民如子”，“驻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等等。丁治磐及陪同视察之该军军长王作华听了均甚得意。继续前行至城门附近街口，那里又集合好了一群妇孺和老头，约60余人，“夹道欢迎”，并按规定呼喊“欢迎爱国爱民的丁主席”等口号。丁治磐频频摆手，回答说：“你们辛苦。”又问：“驻在你们这里的军队好吗？”起先谁都不敢作声，停了一会儿，一个老太婆开口说：“那个茅棚里住的老总把我的棉被拿走了。”接着，许多人抢着说：“我家的门板给老总搬走了”，“我家的锅给老总搬走了，还有两只鸡也抓走了。”一时诉苦纷纷，有的还一边说着一边哭泣，弄得无法下台。丁治磐尴尬地说：“老婆婆不要哭了，我叫王军长查明，把你们的东西还给你们。”王作华就把守备团长骂了一顿：“丢那妈，还没有打仗你们就乱搞，赶快查清楚给他们赔偿。”这就样了结一场风波。 
      　　1949年4月中旬，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李延年率领高级参谋3人，偕同美国军事顾问团中校及上尉级军官各11人，从上海起，溯江而上，视察江防。18日视察了江阴附近的二十一军，19日视察了江阴要塞及扬中附近的五十一军，20日及21日视察了镇江、金山、焦山及大港一带，20日晚宿第四军军部，21日视察至南京为止。沿途指示部队加强工事及训练，并到处打气说“防守长江要有信心，等二线兵团建成，即可反攻”云云。在第四军军部时，李延年还对王作华说：“如果共军在你们当面渡江，我会马上调两三个军及两个游动炮兵团来增援你们，放心固守好了。”
      　　无独有偶，在李延年一行人等20日于第四军军部晚宴中也发生了一件趣副。席间副军长李子亮为借机向李延年敬酒，说：“总司令给我们派两个炮兵团来，那我们作战就有办法了，我代表全军官兵敬总司令一杯酒。”这时在座的那个上尉级美国军官问了翻译以后，就转问李子亮：“你们这个军有多少炮，有美国炮没有？”李子亮答：“只有12门日本炮，没有美国炮。”
      　　这上尉马上摆出主子面孔，大发雷霆说：“那么多的美国炮哪里去了？都运到台湾去了吗？这样怎么不打败仗？”正在兴高彩烈之际来这么一下，弄得大家哭笑不得，最后还是李延年陪着笑脸说：“现在还是喝酒，暂时不谈这个问题。”这样才把场面敷衍过去。
          除了以上两次重要视察，另外在4月初美国军事顾问团还特别派了上、中尉军官各一人到江阴要塞视察。最后在司令部吃午饭时，那个上尉说：“我们美国坚决支持你们，但当前形势是困难的。”
      　　3．清剿人民游击队，企图巩固后方。在京沪杭警备总部辖区内，皖南及浙西地区素为人民游击根据地，在国民党总崩溃时期，这些地区的人民武装颇为活跃，成为江防心腹之患，因此国民党军虽在兵力分配上捉襟见肘，仍力图抽调部队从事清剿。
      　　1949年2月，汤恩伯命令七十三军李天霞部由宣城移驻歙县整训，同时负责对徽州黄山地区人民游击队进行“搜剿”，先后捕获许多“嫌疑犯”，关押于歙县县政府，至4月25日夜间准备逃跑前，李天霞命令警卫营将其中一部分活埋在军部所住徽州中学后面的山坡上。
      　　1949年2月中旬，汤恩伯饬第七绥区转令驻芜湖鲁港一带之暂编第一纵队移驻南陵、泾县及茂岭镇等地，“清剿”人民游击队，直至3月中旬该部开往浙江临安为止。
      　　1949年4月7、8日，驻皖南宁国附近之一○六军（属七绥区序列）军长王修身对其所属部队下达了如下要旨之命令：“我军为巩固江防，决心肃清宣城、宁国、泾县、旌德等县之共军游击队。军奉命执行任务。兹区分：二八一师担任黄渡、青田、周王村、港口、东岸、甲路、胡京司之间地区的清剿任务；二八二师担任水东、竹锋铺、排湾店之间地区的清剿任务；一九二师担任泾县、晏公堂、榔桥河、旌德之间的清剿任务。各师应自4月10日开始行动，部队并列由北向南联系前进，对各山区进行反复搜索。”
          这一行动直到渡江战役发生后，于21日夜间才奉绥区命令停止。
      　　1949年4月12日，驻汤山整训之九十九军（京沪杭总部直接控制）军长胡长青命令其所属之二六八师前往茅山地区清剿人民游击队，并对该师师长李慎言说：“汤总司令认为茅山是江防盲肠，必须彻底肃清该处人民游击队，要我认真负责，迅速完成任务。”后因汤恩伯与顾祝同意见不一致，茅山清剿计划中止实施。
      　　4．其他措施。第一，举行江防演习。1949年2、3月，守备南京近郊之四十五军军长赵霞奉准在龙潭附近举行“江防演习”，并邀请南京附近驻军派员参观。演习历时一日，参加演习的部队有该军的两个团及海军舰艇数只，演习内容为阻止解放军渡江及防止人民游击队之策应行动等。第二，封锁长江交通。自1949年2月起，封锁长江交通，禁止南北通航，上下船只亦须靠南岸行驶，并经过检查，停泊在南岸河汊内之木排一律冻结，不准驶出。第三，增筑沿江公路。长江南岸原有若干并行公路段，但不成体系，不合军事使用，因此令各部队就近协同地方政府增建必要之临时公路，连接原有公路，以利部队机动。           京沪杭警备区拥有部队及其实力概况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前，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九江以东之江南广大地区所有武装部队均归其掌握，担任长江防守及后方治安之维持。所辖部队计有：正规部队：21个军，下辖60个师，177个步兵团，1个军属炮兵团和1个军属骑兵团。
      　　准正规部队：7个交警总队，3个宪兵团，3个高级指挥部特务团，1个总统府警卫团。 特种部队：1个装甲车团、1个战车团。
          要塞部队：江阴、江宁、吴淞3个要塞所属共3个要塞炮总台（每总台相当于1个重炮团）、1个游炮团、3个要塞守备总队（每总队相当于1个步兵团）。
      　　保安部队：1个保安旅、2个保安总队（总队相当于师）、6个县保安团。
      　　警察部队：3个警察总队、1个水警总队（均相当于团）、2个水警分局（共4千余人，浅兵舰艇若干）。
      　　海军2个舰队。
      　　空军3个大队。
      　　全部兵力共计60至70万人，大炮400至500门。
      　　国民党军这些正规部队一般素质低劣，能作战者甚少。其中战斗力比较强的，有五十四军、二十八军、五十二军、四?军、七十五军、二十军、五十军、六十八军等8个军。其余，六十六军，系在宋瑞珂、李仲辛任军长期间，先后在山东、开封两次被歼后重建；九十九军系在梁汉民、戴之奇任军长期间，先后被歼两次后重建；五十一军系由五十九师残部重建；七十三军于莱芜被歼后重建；八十八军于1948年在大别山区大部被歼后重建；九十六军于山东战场被歼后由潍坊地方团队编成。再加二十一军虽为美械装备甲种军编制，但因在王雨卿、王克俊任军长时期于苏北如皋地区连续遭到人民地方部队打击，被歼3个团以上，士气低落，战斗力弱；三十七军及十二军也与二十一军类似，无甚战斗力。更差的如一○六军、一二三军、暂一军等，系由苏北伪军、地方团队以及散兵游勇流氓等编成，乌合之众，不堪一击。非正规部队只交警战斗力比较强，其余均不堪作战。           江防序战
      　　江防作战，实际包括4个部分，即：1．序战，包括解放军渡江前扫荡桥头堡及夺取江心洲先后发生的多次小战斗，时间可追溯至3月底；2．江阴地区守备战，即对抗解放军渡江的战斗，当事部队为二十一军及江阴要塞，兼及五十四军之增援，时间为4月20日晚迄22日晚；3．荻港地区守备战，亦为对抗解放军渡江的战斗，当事部队为八十八军，兼及二十军左地境一小部之行动及二六八师之增援，时间与上同；4．浦口地区守备战，此为南京外围保卫战；与一般桥头堡战斗有别，守备部队为二十八军，时间为4月21日晚迄22日晚，兼及其前数日警戒阵地之战斗。           这里介绍一下江防序战的情况。
      　　自1949年3月底起，解放军对长江北岸各桥头堡阵地开始进行扫荡，第四绥区五十五军在土桥及枞阳所设营据点首先被歼，至4月初，六十八军在华阳所设营据点亦被歼。八十八军原来在荻港对岸油坊嘴与汤家沟南江心洲等三处所设连据点，见势不妙，自动撤销。从此以后，在南京以上，除裕溪口还有二十军的一个团，安庆还有“华中剿总”的一个师据守而外，其余北岸据点均被肃清。在同上时期内，解放军还曾一度攻占八十八军左地境之太阳洲及五十五军当面之枞阳江心洲。
      　　南京以下地区，自4月上旬末起，解放军亦开始扫荡行动。4月10日黄昏，第一绥区第四军当面大港对过江心洲苏保二旅第四团一个营所守据点受到攻击，经4、5小时之战斗被歼灭，该营长仅率十余人逃出。江心洲对掩护海军巡逻活动及南岸主阵地均具有重大意义，绥区司令丁治磐对之甚为重视，据报后随即指派绥区预备队五十四军驻丹阳之一九八师前往反攻。该师于11日黄昏到达大港，进行侦察准备，12日拂晓开始攻击，在军舰3艘及飞机3架配合下经半日战斗，伤亡百余人，始夺回。再派工兵加强工事，仍交保四团固守，一九八师于13日上午返回原防。
      　　4月15日至17日之间，五十一军守备北岸龙梢港及口岸地区之一一三师也受到攻击，经过一天多的战斗，其三三九团所守据点被消灭。
      　　4月18日，第四军当面守备六圩之新四师（归四军指挥）又遭到攻击，该师只两个团，约6000人，经过两天战斗，伤亡约400至500人，撤回南岸约千人，其余被俘，战斗于19日夜半结束。           江阴地区守备战 
      　　1949年4月20日晚，解放军以强大攻势于江阴附近及荻港以东地区同时突破国民党军防线，随即向纵深穿插分割，使国民党军防御体系迅速肢解，历时仅两天两夜即告全线崩溃。江阴当面解放军发起渡江，约在20日18时。江防舰队及江阴要塞及时起义，未加入战斗；二十一军的抵抗，迅速被击溃，嗣后虽经第一绥区派其预备队五十四军增援，亦无济于事。       　　１．二十一军之守备战
      　　该军系美械装备甲种军编制，自1948年8月从台湾调到苏北参加反人民战争，经过如皋、李堡、清江、黄桥及两泰地区历次战役，伤亡损失在3个团以上，兵员不足，士气消沉，除一四六师战斗力稍强外，其他两个师战斗力薄弱。1949年2月初撤至江南后，忙于整理补充，对防守长江缺乏信心，希望和谈成功。同时认为，即令和谈破裂，解放军也得3个月以上准备，短期内不至渡江；渡江地点会在南京上游，不会在江阴附近，因江阴附近有要塞，又有长江舰队能确保控制江面。因此该军除积极构筑八圩桥头堡工事外，对南岸防务有些松懈，仅筑成简单野战工事，至4月初始奉令加强工事，增筑掩体及掩蔽部等，并修筑沿江公路。4月18日及19日，副总司令李延年及绥区司令官丁治磐先后指示在沿江构筑营据点，在后方申港等处构筑团据点，尚未及实施。总的说来并无真正作战打算。
      　　4月20日18时，解放军开始渡江，事前守备部队全未觉察，并且在20分钟以前尚有长江舰队的一艘军舰和江阴要塞的炮艇在江面游弋，突然北岸解放军以压倒优势之炮火向南岸猛烈轰击，约10分钟内将沿江防守部队之有线电联络大部摧毁，团以下联络中断，致使高级司令部一时情况不明。约1小时后，得悉江阴附近之一四五师四三三团之守备队被解放军登陆部队突破，正激战中；二三○师当面之解放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大部队正在渡江。
      　　约至22时，二三○师沿江阵地大部被解放军炮火摧毁，并突破该师六九○团第三营申港西北阵地。解放军登陆后由突破孔向两翼及纵深扩大战果。
      　　战斗至21日拂晓，一四六师四三六团赶来申港。此时解放军正向申港附近之二三○师积极进逼，该师即令四三六团立刻投入战斗。当时阻止了解放军向正面前进，但发现解放军一部从两侧迂回到申港东南之舜歌山附近地区。
      　　21日12时许，援军五十四军二九一师在武进到申港途中被阻击，一四六师在夏港附近被阻击。与此同时，二三○师得知情况，四三三团正面解放军大部已渡江，该团已退至黄泥港附近抵抗；申港至江阴公路已被解放军截断，并正向六八九团及一四六师部队进攻；解放军大部在江阴至武进公路集结；申港当面登陆解放军分割国民党军后向两翼席卷，积极向师部进攻，并以一部迂回师部向纵深穿插，有形成包围之势。二三○师遂决定缩短战线，调整部署，决心突围，从申港南逃。至舜歌山南端，受到解放军截击，师及直属部队大部被歼，师长骆周能，参谋长梁国光，四三六团团长郭政被俘。六九○团团长在解放军南进集结的空隙中，率残部约两个营及团直属部队逃到无锡附近。六八九团在一四六师的掩护下撤至青阳镇。
      　　其余各部之情形；一四五师四三三、四三四团残部约4个营随军撤至青阳镇（四三三团团长张劲竹被俘）；固守八圩桥头堡之第一四五师师部及师直属部队残部南逃至青阳镇。四三五团在八圩向解放军投诚。
      　　23日，一四五师、一四六师及二三○师之六九八团、六九○团残部撤至无锡集结，随即乘火车撤至上海。
          是役二十一军损失共约4个团。解放军渡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动一战成功，江阴要塞起义有重大作用。      　　２．江阴要塞的守备和起义 
      　　江阴要塞原计划以江阴城北黄泥港为中心，西至申港，东至后滕，为防守地区。至1949年4月，改以江阴城东之黄山为中心，东起肖山与一二三军衔接，西至君山与二十一军衔接，利用这三座高达三四百米的高山山顶的固有炮位和山麓既设阵地工事进行固守防御，对北岸四墩子、六圩港、八圩港及南岸肖山港实行火力封锁，并于黄山储备粮弹3个月，准备在最后必要时将两翼部队撤至黄山固守。中央地区以黄山为中心，包括黄山东西山坡及黄山港，由要塞副司令杨安国指挥（战役发生前一日去上海，改由守备总队副总队长沈震遐指挥）。右地区以肖山为中心，包括山脚，由游炮团长王德容指挥。左地区以君山为中心，包括山脚，由总台长唐秉琳指挥。其余部队如工兵营、勤务连、通信连等，都集结黄山营房，由守备总队长李云葵指挥。要塞指挥所原在江阴城内，以后移至黄山营房。
      　　据起义的总台长唐秉琳与游炮团长王德容说，4月20日晚，当解放军渡江之际，总台长唐秉琳在君山，游炮团长王德容在肖山，分别率部起义，对顽固的黄山中央地区部队形成包围态势，并由起义人员将黄山通信网全部破坏，使要塞司令戴戎光与其亲信失掉联系。这时戴戎光手忙脚乱，由黄山营房指挥所跑到黄山顶地下室，派专人将守备总队副总队长沈震遐召至地下室，一面与沈商量怎么力，一面迫令黄山炮台（实际上这个炮台也是起义的）向肖山方向发炮。这时，威海舰林舰长打来无线电话：“请司令讲话。”戴要“林舰长派汽艇来接我，我现在在黄山顶”。话刚说完，起义的工兵营长唐秉煜、解放军一位教导员和四位战士走进地下室，戴戎光被活捉了。沈震遐见事不妙，便由地下室后门溜到黄山顶第一大台部，碰到副总台长陈明耀，就和他商量怎么办。正说着，起义的总队长李云葵来了，就把沈等一起带到黄山营房，交给了解放军二十九军军部。
          这就样，江阴要塞的大部人员参加了起义，要塞回到了人民的手里。           荻港地区守备战
      　　荻港地区为八十八军所守备。八十八军为两个师的军，在国民党军中属于二、三等部队。1947年9月，其所属六十二师在安徽六安张家店被歼后，撤销番号；随后不久，其所属新二十一师亦脱离建制；1948年5、6月，军部及其残破的直属部队由砀山调至皖南当涂重新编组整补，辖二三○师及一四九师；同年12月，二三○师拨出，另外由军新成立三一三师。至江防战役发生时，三一三师尚未完全编成；其一四九师虽成立较早（1947年冬或1948年春），但一直在砀山修建营房，缺乏训练。1949年1月，因原任芜湖以西地区江防之一○六军之二八二师起义，八十八军始奉命接替该军防务，此时整训尚未完成，实际还不堪使用。
      　　军部之部署及防守正面，前后变动多次，至1949年4月中旬，才最后确定。三一三师担任右地区，右自油坊嘴东约3华里之瓦窑起，左至荻港以西约１华里处止。一四九师担任左地区，右接三一三师，左至铜陵（含）。军野炮营有七五野炮12门，配置于油坊嘴附近8门，灯标（旧县镇西3、4里）附近4门，均对江面直接瞄准射击；另外上面配属的一个平射炮连（其隶属关系忘记），配置于黑沙洲东北部。4月中旬，上面派来了一个设雷组，在江岸重要地区如油坊嘴及灯标附近等处敷有若干地雷。整个工事甚为草率，工事有掩盖者甚少，据点工事才开始工作，还不能使用。
      　　这个军不但战力低弱，战志也极消沉。第一，军师主官没有到过江边，也没有颁发过守备计划；第二，平时团营连长谈话，不是说新兵枪都不会放，没法打仗，就是说部队士兵如流水，今天抓来一批，明天又逃走一批，连维持都感困难，大都不想干；第三，战役发生前10天，原任军长马师恭见势不佳，经其再三活动，口头获准辞职，不等命令公布，即将职务交与副军长杨宝毂，自己匆匆离去，大家都说他是找替死鬼。全军上下，人心惶惶不安，对作战完全无信心。
      　　4月20日21时许，解放军开始全线炮击，随即在黑沙洲东西两侧发起渡江。具体登陆地点，一为油坊嘴，一为旧县镇西3华里灯标附近。22时许，油坊嘴及黑沙洲同时发生激烈登陆战斗，油坊嘴附近的抵抗迅速被击溃，1小时后解放军即确实占领了该渡口。这时三一三师驻旧县镇之前进指挥所派预备队营（欠一连，仍留置旧县镇）前往增援，企图堵塞突破口，到达其附近时亦被击溃，嗣后即无作为。至21日1时许，守备该地区之九三九团完全被歼灭，团长孙奉夔被俘，抵抗被肃清。守黑沙洲之团有半数老兵，并以连为单位筑有据点工事，凭工事顽抗，到21日拂晓前始被彻底消灭，团长杨椿柏阵亡，其余被俘。灯标附近，约在20日22时30分左右，发生登陆战斗，守备该地区之九三八团一触即溃，团长谢大成化装潜逃，部队溃散，荻港迅速被解放军占领。
      　　解放军于突破南岸守备后，对两翼仅稍扩张，主力即向纵深迅速挺进，约在21日4、5时，先头部队即已越过繁昌县城。八十八军军部、直属部队及一四九师，于21日拂晓前后被迫南逃，此时繁昌通南陵公路已为解放军截断，到处受到阻击，部队大部溃散，少数漏网南逃之残部，以后亦在南陵附近被解决。其残留于旧县镇的约两个连，于21日9时左右，由三一三师副师长邹彬率领南逃，至大磕山（旧县镇南约5里）东侧与解放军行军部队相遇，全部被俘。至此，八十八军全部被歼灭，惟团长以上人员大部逃脱，全军只被俘了两个副师长和一个团长。          浦口地区守备战
      　　浦口、浦镇为南京之直接屏障，国民党军对之甚为重视。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还特别写信给守备该地区之二十八军打气，大意说：我请假退休回奉化，国事托付副总统李宗仁料理，共产党对和平谈判无诚意，你们不要轻信和谈，还是要坚守阵地，希望全体官兵恪尽职守，为党国效忠。此信曾经该军军长刘秉哲在全军干部会议上宣读。
          二十八军为国民党末期最精锐部队之一，装备稍次于五十四军，兵员充足，而且老兵多，在以往战斗中一直表现顽固，因此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倚重。
          1948年12月，该军由湖北调到南京后，即在浦口、浦镇、江浦等地区布防构工事，准备固守，保卫南京。1949年4月初以后，又加强了工事，因此阵地防御设施颇为强固，阵地完全由据点构成，主要工事，均有掩盖，阵地前外壕、铁丝网、地雷等障碍设施很完善。
      　　渡江前数日起，该军在主阵地前所设警戒阵地，先后为解放军所攻占。约在4月17、18日，解放军向该军二三八团据守花旗营车站的第八连进行攻击，战斗约1小时，该连阵亡排长1名，伤亡士兵34名，被迫撤回主阵地。21日晚，解放军之一部又以炮兵火力掩护，向该团守备大顶山之第三连进攻，从12时开始战斗，至拂晓前结束，该连被歼一个排，另伤亡士兵10余名，被迫撤回主阵地。大顶山为制高点，被解放军攻占后，浦镇地区完全被瞰制。守备高丽店至石佛寺一带高地之一五六团在17、18日以后，不断受到炮战的打击，该团团长姜雪军负伤。21日晚解放军在攻击大顶山之同时，向一五五团据守高丽店警戒阵地的一个连进行攻击，拂晓前将该处占领。21日晚12时，解放军向江浦城进行攻击，守 备该城的为一五四团，激战至翌日天明，该团大部被歼灭，只第二营及团直属部队一部分逃出，共伤亡官兵600至700名，阵亡连长3名。      　22日拂晓前，解放军已全线进至该军主阵地前一二百米处，并构筑了工事。至晚上8、9时，开始对浦口、浦镇地区发起总攻击。至夜12时许，浦镇方面之八十师开始向浦口车站撤退，天明后上船完毕。五十二师一五五团正面战斗更为激烈，当晚10时左右，由高丽店、石佛寺方面前进的解放军一部已进至浦口至浦镇间的公路和铁路附近，由江浦方面前进的解放军进至三北码头附近。这时全军主力陆续上船南逃。
          至23日午前8时，国民党军全部逃走，解放军解放了浦口、浦镇整个地区。           江防总撤退及溃逃、被歼经过
      　　江防国民党军的撤退，以四绥区刘汝明部为最早，4月21日上午，即撤离防地；其次为第一绥区，22日黄昏开始撤退；第七绥区和南京卫戍总部行动较晚，23日上午开始撤退。各部撤退、溃逃及被歼的概要情况如次：
      　　1．第四绥区刘汝明部4月21日拂晓，刘汝明接到所属五十五军守备大通的七十四师师长李益智的电话报告：“敌人已在我侧翼铜陵以东八十八军正面大举渡江，并渡过不少。据说那里的部队有一部分‘叛变’后，立即擅自决定放弃江防阵地，全线撤退。”刘随即亲自用电话对所属3个军长下达口述撤退命令下：
      　　（1）敌人现正在铜陵以东大举渡江，我决定放弃江防阵地立即向东南方向撤退。八兵团总部、绥区司令部及五十五军即于本日上午8时开始行动，由青阳经太平、徽州向屯溪方向撤退。
      　　（2）九十六军即于本日上午8时开始行动，由殷家汇取捷径向祁门方向撤退。
      　　（3）六十八军即于本日上午8时开始撤退，由至德经石门街向江西浮梁方向撤退。
      　　刘汝明的口头命令下达后，即于上午8时许亲率其绥区司令部及五十五军由青阳向太平撤退。其余两个军均按指定路线行动。
          汤恩伯获悉刘汝明撤退后，即于当日打电报给刘，要他“务必坚守江防阵地，阻止共军渡江”。刘汝明未理。23日刘到达太平附近时，又接到汤的电报，“着该兵团就地停止，集结所部协同七绥区的二十军、九十九军反攻，围歼已从荻港渡到江南的敌人。”刘汝明仍然不理，继续径向屯溪南逃。
      　　刘汝明率五十五军到达屯溪后，召集绥区司令部参谋长杨然、副参谋长李诚一等研究继续南逃的目标。经过一番争论，决定前往福建漳州。就是因为刘逃得快，所以当时没有受到损失。刘汝珍率领的六十八军因行动较缓，在乐平地区受到解放军的截击，其一一九师大部被歼，师长张勋亭、参谋长董治良被俘；其一四三师向上饶以北大山逃窜，最后亦为解放军包围，大部被歼，师长阎尚元被俘；其八十一师后来逃至弋阳时，由副军长王振声率领起义。
      　　2．第一绥区方面。4月22日18时，第一绥区司令官丁治磐用长途电话下达命令，要旨如下：一、奉总司令汤命令，共军在突破我荻港、江阴地区江防阵地后，正大举渡江中，我军决即放弃沿江阵地，转移上海，杭州附近地区，再与敌人决战。二、本绥区司令部决于本日19时以后由武进出发，向杭州移动，尔后司令部设杭州。
      　　第四军军长王作华接到这个撤退命令后，破口就骂：“丁治磐这个老油条，前天对我吹牛，要抽几个军同江阴渡江的共军作战，今天就下撤退命令，真是开玩笑。现在全线撤退，没有一个军担任掩护，离上海近的跑掉了，远的都要吃亏。”
      　　命令是要第四军22日19时开始撤退，因为军部久住城市，前线部队撤退凌乱，迟至23日零时20分才由镇江附近出发。中途复遇雨，小路又难行，至23日20时才于宝埝全部集中。24日黄昏到达天王寺以南时，京杭国道上撤退部队如潮涌至，拥挤不湛，行军速度甚缓。25日中午到达南渡附近，又与南京撤退下来的四十五军相遇。这时王作华企图脱离部队逃上海，对其副军长李子亮托故说：“鉴泉，我们这样各不相顾地撤退，不是办法，请你招呼部队，我先到溧阳或吴兴找陈沛商量，我军与四十五军一道行动，都归他指挥（陈沛为南京卫戍副总司令兼四十五军军长，与王作华为小同乡，私交甚厚），互相掩护撤退，以保安全。”话后，他自驾吉普车直奔溧阳、吴兴。至溧阳附近时，得知溧阳在1小时前被解放军占领，因即返回。自途（离南渡不远）与部队相遇，当即决定部队脱离公路向南走小路，当晚又与四十五军会合。26日，四十五军在西，四军在东，分路南窜，行约40里，至杜渚附近，与由郎溪东窜之六十六军又相遇交叉，阻塞达3、4小时，部队被插乱，通信营被挤掉，与绥区联络中断，加之山洪暴发，前面不远有一河流，不能通过，被迫与四十五军一道在杜渚附近宿营。27日拂晓，四十五军径向南走，四军向大山脚东行，上午10时通过狮子口山地区后，得知解放军已有三四百人于26日晚到达广德县城。四军正在搜集架桥材料准备渡河之际，二十军、九十九军、六十六军等部拥挤而来。28日拂晓四军到达岗背附近，得知四十五军一○二师拂晓前在广德附近通过公路时被消灭。上午9时许，先头部队九十师及军直属部队到达泗安以北20华里地区，后卫部队五十九师不明下落。至午后2时，五十九师仍无消息，却发觉军部已被解放军包围，当即决定与附近占领山头之六十六军靠拢。29日天明后，部队回头北窜，行约2华里，五十九师一个营长刘云标率少数残余人员来到，报告说：该师于昨日中午被解放军消灭，师长林方策、团长李绍汤、安蜀疆、参谋长林季荣等均被俘。又行约3、4里，受到解放军的包围攻击，部队溃散缴枪。军长王作华逃到村庄内躲入床下，等解放军离村后，到河边用巨款买通一小柴船逃往上海。副军长李子亮、参谋长罗旷、九十师师长唐连、参谋长黄伯英以下被俘官兵共计2万余人。
      　　其他各部，五十一军于22日20时以后由扬中撤出，23日上午到达丹阳集结，以后经金坛逃至吴兴，其所属新四师残部千余人（其余已于4月18日在六圩被歼）被截住歼灭，师长丁作彬被俘，以后又脱逃，换便衣赴上海。军长王秉钺率四十一师及一一三师残部共约五六千人由吴兴逃往上海浦东。一二三军于太仓集结后，开往松江。江苏省政府特务团，因行动迟缓，在金坛、溧阳地区被歼灭，团长冯志修被俘。江苏省保安第二旅，至丹阳附近被击溃，大部被歼灭。江苏省保安第一总队，撤退时总队长周某单身脱逃，部队溃散。江苏省保安第二总队，其第十一团在吴江地区，情况不了解；第十团26日在宜兴张渚被歼，总队长许少顿被俘。溧阳保安团及金坛保安团亦同时被歼。
      　　3．首都卫戍总部所属各部。江宁要塞于4月23日晨，开始撤退，司令胡雄率第一台沿京杭国道向上海逃窜，至昆山附近被歼，胡雄逃脱。守备总队长谢耀华率领该总队第一大队向南逃窜，至句容附近自行溃散；其二、三大队在龙潭附近自行溃散，均未与解放军接触。其余在南京附近未逃出的，还有总台长黄端，第二大台副大台长李祥麟等。
      　　四十五军于4月23日晨由南京出发，沿京杭国道南逃，兼军长陈沛自己脱离部队乘车逃上海；部队由副军长兼九十七师师长陈阵指挥。25日行至南渡，得知溧阳已被解放军占领，赶快脱离公路向南逃窜，来到广德附近，被全部歼灭。
      　　二十八军，4月23日上午10时由浦口、浦镇撤到下关后，军长刘秉哲召集团长以上指示：“本军沿京杭国道撤退，到宜兴集结整理后转杭州待命。”中午来到孝陵卫，德悉京杭国道已经发现了解放军。军部又赶快决定：各部队尽量轻装，就地将棉衣裤之棉花拆除，本晚夜行军兼程前进。新七师各团于23日在汤山集中后，当天晚上，副师长张少武率第一团起义，并向第三团发起攻击，除第二团和师直属少数部队由师长袁英率领南逃外，该师主力由张少武率领投向解放军。26日上午，军属其余各部到达溧阳之南渡镇，又受到了解放军的进攻，公路上人山人海，骡马、车辆、山炮、辎重、通信部队，混乱不堪，全军特种部队从此脱离掌握，以后均在溧阳附近被歼。嗣后全军改为“各部队分路出发”，“最后到杭州集结待命”。军长刘秉哲率领的部队，28日来到广德东北，被解放。刘带着参谋长陈宜群化装逃芜湖转上海，上海解放后准备逃台湾时，在轮船上被查出。副军长兼八十师师长刘建伟率部来到煤炭山大隘路时，受到解放军的伏击，被歼灭。
      　　刘只身化装逃上海，6月被捕。五十二师师长朱丰和副师长段建嵩率部，行至宜兴与溧阳交界的山区，大部被歼，朱、段化装逃走。五十二师参谋长熊介生率部，向浙江孝丰、梅溪方向逃窜中，大部被歼，部分逃杭州。
      　　4．第七绥区方面。七绥区原来只有六十六、二十、八十八、一○六等四个军，临撤退前调来一个九十九军（欠九十九师）。七绥区之撤退始于22日拂晓前，23日晨全部撤离防地。
      　　一○六军主力驻宣城、宁国间地区，一部分遣在附近各县担任“清剿”任务，4月22日拂晓前，接到准备出发命令，午后，又奉令“轻装向徽州迅速撤退，凡不携带之物资一律烧毁。”由于执行掩护任务，该军在绩溪、徽州一带停留约2日，25日黄昏前，徽州城郊发生了激烈战斗，二八一师之八四一、八四四团被歼灭，八四一团团长刘立卓只身脱逃，八四四团团长肖琛被击毙。剩下的八四三团逃到淳安时，团长陈永灿率领部队夜间化装解放军进村庄要粮，为解放军围歼，陈永灿化装脱逃。4月29日左右，二八二师之八四六团在寿昌西南之上方附近被歼，团长王牖民下落不明。4月30日以后，军长王修身率残部约两个半残破团，由浙江龙游、龙泉经福建松溪、政和、周宁等地窜往福州。
          九十九军奉绥区司令张世希命令，沿湾？、宣城间青弋江东岸布防，保障宣芜公路交通，掩护绥区司令部及江防部队撤退。军长胡长清当即命二六八师担任北段防守，九十二师担任南段防守。二六八师于黄昏前到达湾？，晚饭后未及部署，解放军先头部队即已渡过青弋江，与其担任警戒之搜索营发生接触。九十二师深夜到达湾？以西地区，不久即受到解放军的攻击，该师很快被击溃。解放军接着就进攻宣城，在宣城的军长胡长清以手枪自杀未死，由副军长刘建修救出，并收容九十二师残部约1个团，向东疾逃上海。军人力输送团长陈国华所率领的军直属部队，23日行至团风关、九里山附近，被解放军击溃。以后二六八师师长李慎言和陈国华带少数人员向东逃到广德西北，作了俘虏。至此，该军除所属之九十九师驻龙潭直接逃往上海，副军长刘建修在宣城附近所收容的九十二师残部的1个团逃往上海外，其余均被歼灭。
      　　4月23日晨，绥区司令部及江防守备部队（二十军、六十六军）全面撤退。由于绥区司令部全部用汽车运输，清晨由芜湖出发，中间经过宣城、徽州、淳安，算是逃到了福州。
      　　二十军于23日晨开始由芜湖及鲁港等地向宣芜公路上撤退，当夜就又接到了“速向宣城撤退”的命令。可是24日晨，一三四师刚出湾>b镇，即被解放军包围，四○○团的副团长文学科阵亡，团即溃散。四○二团在芳山镇被阻止，伤亡很大。四○一团在团长蒋国钦率领下，总算逃出一部分。至午后2时，解放军的炮火更为猛烈，军长杨干才在湾?附近被炮火击毙，官兵伤亡过半，乱逃乱窜，溃不成军，全军除军直属之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脱逃，一三三师之三九九团及一三四师之四○一团部分突围外，余均被俘。被俘主要人员计有：副军长陈亲民、军副参谋长胡显荣、一三四师师长李介立、副师长朱太安、参谋长吴文光等。
      　　六十六军溃逃情况不够了解，只知4月29日该军全部窜至泗安北10余里之门口塘附近被整个歼灭，军长罗贤达亦被俘。
      　　5．京沪杭警备总部直辖各部。京沪杭警备总部直辖之野战军有3个单位，除九十九军随第七绥区溃逃外，尚有七十三军及暂编第一纵队两部。
      　　4月28日，第七十三军由皖南歙县原驻地出发，向浙江淳安前进，预定最后目标为福建莆田。这时沿路已很拥挤，当天只走了30里。某日中午，部队正在遂昌以东之二十里铺大休息，解放军一部乘汽车追至，战斗至当日黄昏，全部被击溃。
      　　暂编第一纵队后来改编为八十五军（军长吴求剑）辖一○○师，5月4日于义乌举行起义。          一个总统计
      　　1949年4月中下旬，渡江战役中，京沪杭地区国民党军被歼总计：有7个军部（第四、二十、二十八、四十五、六十六、六十八、九十九等军部），19个整师（二六八师、九十二师、五十九师、九十师、二三○师、新四师、八十师、五十二师、新七师、一○二师、九十七师、三一二师、一三三师、一三四师、一四九师、三一三师、十三师、一八五师、一九五师），3个独立团（第一绥区司令部特务团、二十军军部特务团、二十军军部炮兵团）；非正规军有1个旅（江苏省保安第二旅），3个总队（江苏省保安第一及第二总队、首都警察厅保安警察总队）；1个团（南京总统府警卫团），1个要塞炮兵总台，1个守备大队（江宁要塞），2个水警分局（江苏水警第一及第二分局）。以上各部估计约30万人左右。当时在战场起义的有1个要塞和1个舰队（江阴要塞的1个总台、1个守备总队、1个游动炮兵团和海军第二舰队的大部舰艇）。
      　　其他如五十五军、六十八军、一○六军、七十三军等残部虽侥幸从京沪杭地区逃到福建，亦先后在福州战役及厦门战役中被歼，估计共约6至7万人。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渡江战役中的27军汪洋       长江，作为战争的攻防对象，战守的地理要素，在历来兵家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为长江留下绝唱。渡江战役，无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蒋家王朝的覆灭奏响的绝唱，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绝唱中，最嘹亮的无疑是这一支英雄部队——第27军。
      这支英雄部队延续着山东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的血脉，传承着抗战初期天福山起义的火种，胶东人民勤劳勇敢、朴实忠厚、执着彪悍的民风是这支部队的基础。八年抗日战争，这支红军时期的游击队成长为胶东地区的“老八路”，从延安过来的著名将领许世友、聂凤智等人，将勇猛顽强的红军战斗作风注入这支部队，更加快了这支部队成为主力部队的进程。解放战争中经莱芜、孟良崮、胶东保卫战、张（店）周（村）、吕（乐）潍（县）、兖州等战役的洗礼，使这支部队迅速成为华东野战军的主力；济南一战拉开大决战的序幕，奠定了该部队在华东野战军中的头等主力地位，也让这支部队名声大振：“济南第一团”——这一称号成为中央军委在解放战争中授予我军的绝无仅有的“第一”的称号。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各野战军按番号顺序排列》的命令，原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27军，聂凤智任军长、刘浩天任政委、贺敏学任副军长兼参谋长、仲曦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79、80、81三个师：
      79师下辖235团（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当日中央军委批准授予该团“济南第一团”荣誉称号）、236团、237团；
      80师下辖238团（1948年12月因淮海战役碾庄战斗荣立集体一等功）、239团、240团；
      81师下辖241团（1948年5月8日荣获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野战军授予的“潍县团”荣誉称号）、242团、243团（1947年9月因招远县道头李家庄战斗荣立集体一等功）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已经被消灭殆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意图是要渡过长江，直捣蒋家王朝的巢穴，这已经是世人都知道的不争事实；而蒋家王朝的覆灭，也已经是毫无悬念。
      “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雄浑交响曲开始奏响。      侦察
      根据渡江战役的兵力部署，27军奉命在9兵团编成内，属渡江战役三大集团之中集团，位于安徽境内荻港至鲁港一线之长江以北实施渡江准备。为更深入地了解敌情，研究拟定作战方案，1949年2月21日，聂凤智军长率军部前指先行出发，3月1日抵无为县江边一带，开展渡江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大部队于3月3日由宿县出发，十天后陆续到达无为县，全军渡江准备工作随即讯速展开。
      一到江边，聂凤智就带着军、师、团各级军事主官看地形，观察长江两岸的地形地貌，了解水情，研究敌情，选择渡江突破口。江边我军的活动引起对岸敌军的注意，时常用冷炮攻击我骑马的干部，因此这些驰骋疆场的将领们纷纷脱去戎装，换上便衣，向老乡借了耕牛，三三两两骑着牛去江边活动。聂凤智，这个湖北大悟穷山沟里走出来的放牛娃，旧业重操，自然不失牧童之风。
      27军当面的长江，正面宽达30公里，江道弯曲，江水由南向北奔涌而去，突遇江心黑沙洲等三个江心洲，转头折向东北，水流湍急，风高浪大。江面最窄的地方有1~2公里，最宽的是江心洲一带，足足有5公里，急速的江水突遇江心洲的阻挡，在江面上形成一个个漩涡，成为渡江的天然障碍。黑沙洲是江心最大的江心洲，洲上有敌军驻守，与江南敌军炮火形成交叉火力，成为我军渡江时的重大威胁。地形、水情和敌情均于我军不利，作为27军的第一任军长，聂凤智能不焦心吗？
      一天，聂凤智去江边临江坝指挥所检查工作，午饭时一碟韭菜炒鸡蛋，一碟炒青菜，两小碟时新菜蔬并没有引起军长注意，接着又上了同样两个菜，只不过碟子换了盆，量大得多了。几个参谋和管理员挤眉弄眼请军长分别尝尝碟子里的和盆子里的菜，问哪个好吃？别看军长打起仗来像只黑虎，平时和属下亲如家人，打个篮球、开个玩笑实属正常。军长分别尝了尝两个菜，眉头皱了半天也没品出个一二三，心想今天要栽在这几个小家伙手里。
      几个参谋见军长不说话，又逗起了军长：“你小碟子里的青菜、韭菜有点特别，和大盆里的不一样。”军长故意虎起了脸：“鬼话，什么风水宝地上长的？恐怕谁出了点子，又想敲我的竹杠！”
      “这是江南的菜，他们刚摘过来的。”
      军长一愣，停住了筷子。参谋们这才报告，接连几夜，派侦察员尝试着偷渡过江侦察，有的在江中迷失了方向，有的遇上大浪翻了船，昨夜终于登上对岸，可惜没有碰上敌人，没有抓到“舌头”。见天已快亮，几个侦察员顺手在地里拔了一把青菜和韭菜，划船归队了。
      这一把青菜和韭菜启发了聂军长，军里立即组织侦察兵偷渡过江侦察，组织了10次，成功了8次，捕捉俘虏30多名。（《战场——将军的摇篮》聂凤智回忆录149-150页）
      1949年3月15日，侦察英雄、79师侦察队副队长齐进虎率领侦察小组，乘雨夜驾船到江心黑沙洲侦察，登岸时被敌人发现，他们索性弃船登岸，潜入洲内。他们昼伏夜出侦察敌情，渴饮长江水，饥吞蚕豆叶，躲过了敌军的频繁搜捕，摸清了洲上敌军的布防详情，乘一只采菱的木盆，九死一生，冒险过江，将情报送交军指挥机关，为我军渡江的决策做出重大贡献。齐进虎也因此被华东军区授予“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那只渡江的采菱木盆作为文物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征集、展出，供人们瞻仰。侦察英雄齐进虎不幸于1950年11月在抗美援朝二次战役柳潭里小德西南山战斗中牺牲。（《陆军第27集团军英模功臣单位人物事迹汇编1935-1994》141-142页）
      随着渡江作战任务的迫近，聂凤智感觉这样零打碎敲的偷渡侦察有一定的局限性，便大胆设想：能不能派遣一支侦察分队过江，与江南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及时而又周详地掌握我军当面之敌的变化情况，通过无线电台不断向军部报告。当然，大军渡江前夕，由27军单独派一支小部队潜入江南，无论是这支部队和27军军政主官，尤其是出谋划策的聂凤智，都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风险虽大，但是聂凤智认为值得一搏，他认为：
      “敌正规主力部队，被我大军牢牢吸引在江防一线，纵深力量配备薄弱；敌各部防守正面宽大，兵力不敷分配，到处有缝隙可钻；江南地方反动武装，面临我大军渡江日益迫近，各自考虑后路，忧心忡忡，骚扰活动有所收敛；皖南山区曾是哺育新四军的主要根据地，有较强的地下党组织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我侦察健儿多次出入敌阵，机敏善变，孤胆顽强，积累了丰富的敌后侦察经验。从我们多次组织偷渡侦察看，成功的把握是有的。”
      （《战场——将军的摇篮》聂凤智回忆录150-151页）
      据此，27军党委经过反复研究，将实施方案上报9兵团。兵团首长认为此事事关重大，在全军也没有先例，为慎重起见，需向上级请示。经过一级一级上报，最后得到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赞誉和批准。
      27军即以军侦察营1、2连和79、81两师抽调的3个侦察班，组成先遣渡江大队，由原在皖南地区工作过的81师242团参谋长亚冰（章尘）和军司令部侦察科长慕思荣分任大队长和副大队长。4月6日夜，先遣大队分两路偷渡长江成功，尔后在敌人腹心地带展开侦察活动和游击战。他们与铜陵、繁昌的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收集了大量情报，通过电台发往江北。特别是他们侦知敌人从芜湖调一个军西移、增强江防力量的重要情报，为我军正确下定决心和制定渡江作战方案，提供了有力依据。4月20日夜，当我军发起渡江战役之时，他们根据军部电示，切断敌军电话线，在敌江防区放火为号，为我军炮兵指示目标，扰乱敌指挥，错乱敌部署，并直接攻占敌江防据点，接应大军胜利渡江，又协同渡江的80师238团歼敌一部。
      月21日凌晨军指挥所渡江，在江南大磕山的一个小村里与侦察大队会合，聂军长连声夸他们打得好。战后，军侦察营2连荣获第9兵团授予的“先遣渡江侦察英雄连”称号。解放之后，侦察英雄们的事迹被电影艺术家搬上银幕，《渡江侦察记》成为风靡一时而经久不衰的著名电影，使这些英雄们至今仍为人们所记忆犹新、津津乐道。（参见章尘的回忆文章《聂凤智军长与先遣渡江侦察》——载《杰出将领聂凤智》309-315页，《陆军第27集团军军史》234页）
      “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交响曲以明快的行板开始，首曲就已经不同凡响。      练兵
 
      3月3日，27军的大部队从宿县陆续乘火车到合肥，再从合肥行军到无为。这是淮海战役之后，27军的将士们第一次坐上了火车。
      “华东一级人民英雄”辛殿良，当年在235团8连任2排长。
      辛殿良，山东海阳人，1922年生，1947年6月入伍，1947年9月入党，是全国著名的战斗英雄。有“一英七模”之称（华东一级人民英雄，七次战斗和政纪模范），入伍两年立功16次，其中一等功两次。老人8次负伤，至今肺部还有一颗子弹，被排异的躯体组织包裹成一个包块，顶弯其外部的肋骨。1978年，老人从南京机床厂党委副书记任上离休。
      老人说：我们8连是老红军连队，又是有名的“钢8连”，坐火车的进军，况且又是胜利的进军，使战士们兴奋得无法形容，几乎是唱到合肥，笑到合肥。可是到了无为江边，波涛滚滚的长江却让这些山东大汉们心头打起鼓来。
      据说当年曹操想从这里兴兵伐吴，可到江边一看，风急浪高，惊涛裂岸，大惊失色，只好望江兴叹：“此地无可为矣！”因此，此地便取名“无为”。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流，江宽水深、风大浪高，自古被称为天堑。现又经国民党军多年经营，其江防设施更加完备。国民党军在长江南岸部署了115个师，加上海，空军的军舰和飞机，总兵力达70万余人。我军渡江作战，既无飞机，又无舰艇，仅有些小帆船作涉渡工具，因而要突破敌江防，其难度之大、困难之多可以想见。因此，充分进行渡江战役准备，就成为夺取渡江战役胜利的关键环节了。
      渡江的准备工作从三个方面展开：
      1、征集船只，训练水手：船只与水手是渡江的基础，也是战役准备的中心环节。我首批干部随聂军长抵达江边时，即在无为、临江、无南三县进行初步调查，掌握了船只与船工的大致数字。因敌人南逃时将船拉走或沉入江湖，给征集船只造成极大的困难。大部队到后，于3月1
      8日抽调大批干部战士分赴各县，7 9师往临江，80师赴无南，81师在无为，征集船只与船工。各师在新区群众思想顾虑大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至3月底征集到完好木船5 1 5只，集中水手（含部队内部抽调）2 4 6 3人。同时还动员一批后备水手，以随时补缺。船只、水手集中后，即按预定作战方案和船只性能，进行渡江战斗编组，加强各船军政干部配备，抓紧船只的修补和改装。为提高船工的阶级觉悟，使之解除顾虑，树立信心，各师均派出得力干部，协同地方党组织，对船工进行了大量的启发教育工作。广大船工与部队水手以及受苦难民一道愤怒控诉国民党政府和反动军队对自己的压迫与剥削，阶级意识明显增强。船工们意气风发，信心充足，纷纷向部队领导表示，坚决完成送大军渡江的光荣任务，争当“渡江第一船”。此外，本军各部还协同地方党和政府，研究制订了船工伤亡优抚条例，船工家属补助办法，以及船只损坏赔偿规定等，充分调动了广大船工及其家属的积极性。
      2、架桥筑路，开坝疏河：为保证既能隐蔽船只，又能一声令下迅速开入长江，需要进行大量疏通河道、修筑水坝等工程。经周密勘察，并邀请地方水利工程人员协助，制订全面规划，及早组织施工。根据全军船只集结和作战区域，共选定四个入江渡口，即泥汊河渡口、神堂河渡口、小江坝渡口和姚王庙渡口，围绕四个渡口，一方面疏河开坝，一方面筑坝蓄水，以利行船。同时要大量筑路架桥，以便部队集结和机动。由于部队指战员练兵任务繁重，以上工程主要依靠地方党和政府承办。广大群众积极为我军渡江作战出人出物，冒着敌机频繁轰炸忘我地施工。全部工程自3月12日动工，至4月7日完工，动用民工25．5万劳动日，部队也协助出工15万左右。计疏浚泥汊河等四条主要河道6613米，修汽车路50公里，开坎堵坝19道，架桥l 1座，为我军江边机动大开方便之门。
      3、思想动员，江边练兵：部队抵达江边，部分干部战士的思想问题也随之而来，一种认为敌人海陆空封锁严密，我军突破长江天险困难；一种是由于国共“和谈”为时已久，和平幻想又有所抬头，战斗意志有所松懈。针对这些问题，军政治部门除在思想发动中进行一般教育外，还结合实际反复宣传当前形势和任务，破除和平麻痹思想，牢固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各师通过宣扬本军侦察员多次突破敌人防线、渡江侦察捕俘的生动事例，打破部分人员存在的畏惧心理，坚定“天险”可渡的信心。思想教育使部队放下了“包袱”，激发了渡江作战的热情，求战情绪十分高涨。团以上单位都举行了渡江作战誓师大会，指战员纷纷上书请战，以争取首先渡江为最大光荣。此外还重申了城市政策和外交纪律，并进行了与江南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会师的教育。
      南下途中，27军就指示指示各师、团利用徒涉河川之机，进行实地练兵。到江边后，当即展开以渡江登陆作战为重点的战术技术训练，包括航渡组织、登陆突破、步炮协同以及划船、游泳、救护、水上射击等战术动作。各部努力避开敌机的侦察与轰炸，利用河流、湖泊等场所日夜苦练，各种技术全面迅速提高。第235团9连一个班渡过50米宽的小河，从上船到下船仅需2分钟；第237团40人夜渡90米宽的河面，从上船到全部登陆只要3分钟。
      8连驻在江边一个叫八棚的小村子里，辛殿良老人说：“江边一个棚就是一个村子，我们8连就住在八棚。”
      3月的江北，冷雨绵绵，寒风彻骨，难得碰上个好天，那阳光也是懒洋洋的。老人说：“别看咱胶东靠海，但是大部分战士都是‘旱鸭子’。要渡江就要和水打交道，学游泳，学上船、下船、登陆，战士们成天在水里扑腾，江边的老乡们可开了眼，裹着大棉袄的老乡站在岸边，看着我们的战士们一个个光着脊梁，只穿一条短裤，跳进冰冷的河水中学习游泳、踩水、水上射击等动作，水中的战士还没叫冷，岸上的老乡们鸡皮疙瘩都起了。”
      我随口问：“你们就不冷？”
      老人说：“咋就不冷，都还穿着棉衣呢！先脱了棉衣、棉裤，在风里冻一冻，再下水，这水就变温了。下水赶紧活动，上来后擦干身子，棉衣一裹就不冷了。”
      看到我们的战士从河里把船翻到坝上，又从坝上翻到河里；上船、下船，又上船、下船；开始在河里练，后来乘雨天雾天把船抬到江里练；从单船动作，到成建制协同、队形训练……看得老乡们如堕云里雾里：“这大军是怎么了？”老乡们还没明白过来，我们的战士已经从不谙水性的“旱鸭子”，练成了“水上蛟龙”。
      辛殿良老人说：“船有大有小，大的能上一个排的人，小的只能上一个班。我们2排是条大船，正好装我们一个排。”
      “团里组织各级干部看地形，对各连各排各班的任务进行明确的分工。江边看对岸好天时看得很清楚，对岸敌人在江堤上的活动都能看见。那时年轻，眼神也好，能看到有人在扛木头，有汽车。”
      我问：“用望远镜吗？”
      老人答：“那时候望远镜配到营级，连一级都还没有。在江边芦苇丛中，用芦苇做掩护，就用眼睛看，能看见。”
      依据聂军长提出的“战斗方法多样化”原则，训练中广泛发扬军事民主，充分发挥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仅很快地熟练了各种渡江战斗动作，而且对可能遇到的突然情况，也认真做了分析研究，做到有备无患。训练立足强渡，争取偷渡，牢固树立偷渡与强渡结合，独立自主、有进无退、主动协同等战术思想。炮兵训练则依据炮兵的任务，明确渡江作战中炮火使用原则，反复演练远距离支援射击、对敌舰艇射击和船上射击动作。对于夺取敌人滩头阵地及堤坝时的指挥与战术动作、稻田水网地带攻击作战的指挥与战斗动作，也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演练。
      大军云集，又活动频繁，无为一带老乡几乎家家养狗，部队一动，满村狗吠，部队走到那里，狗就叫到那里，尤其是夜间，狗吠之声传出去很远，这无疑对部队的保密形成巨大威胁。军里正打算向地方政府提出，却发现狗迹全无。原来地方政府也发现狗吠问题，便向各村群众打招呼，为了大军安全过江，老乡们有的将狗关在地窖里，有的将狗送到北边亲友家，更多的村民干脆捉狗、宰狗、吃狗，无为一带江岸，一时狗肉飘香。
      渡江的前一天，各部队和分配来的船工们会餐，喝“同心酒”，决心“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辛殿良他们8连2排分来的船工是一对夫妻，老人说：“既不是小两口，也不是老两口，看模样有40多岁，北方人，说话咱懂，是地方政府组织来的，人家和我们是生死同心，可是拼了身家性命来的。”
      我随口问：“你们不也是拼了身家性命吗？后来还见过面吗？”
      老人笑了：“一过江我们就登陆了，人家还要回去再接后面的部队过江，就再没见了。”
      一个半月的江边练兵使我军将士信心大增、战力大增，过江只等中央一声号令。
      “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交响曲在经过渲染和铺陈之后，即将进入华彩的高潮。      渡江       27军当面之敌军江南防区部署为：敌88军，军部驻繁昌。该军149师师部驻顺安，全师守备十里厂到铜陵段江防，部队分布于裕繁公司铁矿山、钓鱼台、十里厂、太平街、夹江口一线。313师师部位于鸡头山上之芝兰岭，部队分布于黑沙洲、油坊嘴、旧县、荻港、灵山寺等地。49师师部率两个团以及军直属队驻南陵。黑沙洲上敌情也已查明，为敌313师937团团部及两个营。
      我27军态势是：上游（右翼）友邻部队是第24军，下游（左翼）友邻部队是第25军。27军各师位置是：81师居中正对黑沙洲，右翼是80师，左翼是79师。
      经过对地形的侦察，对于我军登陆地点的选择，聂军长和主要军政主官经反复研讨，确定了6条原则：“一是选敌岸弯向我方之突出部，使我突击部队不受敌两侧火力杀伤；二是选便于靠岸、登陆地点，可以展开兵力，防止延误战机；三是选敌布防之弱点，利于迅速楔入，向纵深发展；四是选敌两支部队之间的接合部，使敌人难以协调；五是选敌守备重点之侧翼，以利于迂回包围，错乱其指挥；六是选可作依托之点，使我军由背水攻击变为有依托之攻击，逼敌由有依托的守备而变为无依托的溃逃。”（《战场——将军的摇篮》聂凤智回忆录147页）
      关于我军渡江的船队队形，聂凤智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仍采用三角队形，另一种意见是改用一字队形。在讨论中，各摆利弊，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采用一字队形渡江。这样宽正面多箭头的进攻，既能分散敌之兵力、火力，又使我军形成雄厚的突击力量，登陆后能迅速控制较大范围的前沿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源源不绝地投入战斗。”
      另外，聂军长强调：“这次大兵团作战，总的要立足于强渡，然而偷袭的可能性总会有的，要善于把强渡与偷袭结合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争取和创造偷袭机会，在战术动作上保持高度的迅速和突然性。”（《战场——将军的摇篮》聂凤智回忆录147-148页）
      在研究作战部署时，如何处置黑沙洲之敌的方案引起不同的争论。有人说在主力渡江之前攻克黑沙洲，以避免我军主力渡江时遭黑沙洲敌军火力侧击。有人说渡江时远远避开黑沙洲，从敌军火力范围之外渡江。前一方案是可使我军主力在渡江时避免黑沙洲之敌的侧击，但我攻击黑沙洲之时也就暴露了我军的渡江时间，使敌江防部队有所准备；而且我军攻击黑沙州时，江南敌军炮火对我造成侧击，使我军限于敌交叉火力之下，必然伤亡重大。后一方案将对我军渡江部队展开不利，增加了渡江船只的单位密度，同时也增大敌军炮火的杀伤密度，也会使伤亡增加；并且使我军航渡时和登上南岸时将产生战术缺口，不利于分割和聚歼敌人。所以，以上两个方案都不是最佳选择。聂凤智认为：敌人以为最安全的地方正是我军最容易突破的地方，敌军在江南防区前摆了个黑沙洲，认为是抗击我军的桥头堡，江南之敌必定有所麻痹，我军从这里渡江，反而易于成功。他主张：在我军主力从宽大正面直接渡江的同时，以81师243团从两侧攻击黑沙洲，而黑沙洲两侧我79师237团、80师238团置该敌于不顾，直接渡江。这样，我军的渡江时间不会暴露，同时黑沙州之敌在我军攻击下，只能自顾不暇以求自保，江南之敌在我军渡江时也无暇顾及黑沙洲。
      但是，这一方案立马遭到政委的反对，理由无非是“冒险”、“不可能”、“太绝对”等泛泛之辞。聂凤智却胸有成竹：
      1948年2月打周村，大家都说用“层层剥皮”的打法，先打张店，再打周村。而聂凤智却提出用“黑虎掏心”的打法，置周村外围敌军据点于不顾，出敌不意，直捣周村。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山东兵团首长许世友、谭震林支持聂凤智，结果打了一个漂亮仗。
      4月打潍县，潍县是双城，东城敌军防守弱，西城城高且敌军强，大家都说先打东城后打西城。聂凤智又力排众议，建议先打西城后打东城。他说先打东城我军在东西两城的敌火中攻城，伤亡必然大，且打完东城依然要仰攻西城，得不偿失。不如集中兵力攻击西城，得手后东城城低可顺势而下。又是一个出敌不意，当然也是许、谭首长支持，仗打得果然如聂将军所预料的一样顺手。
      9月打济南，聂将军将一纸“助攻”的命令改为“主攻”，又将主攻的突破口选在内城最高点——气象台，使27军（当时是华野9纵）在济南最先突破城防，荣获“济南第一团”的光荣称号。还是一个出敌不意。
      上述仅几例，都是聂将军创造性地运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辩证法的结果，“兵者，诡道也”，“出敌不意”，“攻其不备”这些兵法原则，在聂凤智手中已运用得炉火纯青。但是说破嘴皮也说不动政委，聂凤智只有用最后的王牌：“这样吧，军事问题军事主官有权决定，我决定了，我负责。谁不执行，谁对党负责，撤职枪毙，到时候别怪我！”（《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60页）
      于是定下27军作战部署：军以第79师、第80师为第一梯队，第81师和归27军指挥的第33军99师为笫二梯队，在鲁港至荻港间三十余公里宽的正面上，开始渡江作战。
      第79师4月18日晚预先隐蔽集结于马圩、红庙子以西地区。渡江后在旧县镇、夏家湖一线突破敌江防，首先以一部攻占油坊嘴、鸡头山，师主力攻歼旧县之敌，尔后向东、南方向发展进攻，协同第80师围歼繁昌之敌第88军军部。第80师18日晚集结于旧坝头以南、桥码头以北地区。渡江后在荻港至旧县（不含）一线突破江防，首先攻歼荻港、马鞍山之敌，尔后向孙村镇方向攻击前进，协同第79师共同歼灭繁昌之敌。第8l师于渡江开始后，以第243团攻歼黑沙洲之敌，以牵制敌人，保障第79、80师渡江翼侧安全；师主力随第79师之后跟进，担负向纵深发展和巩固已得阵地任务。第33军99师随第80师渡江并归其指挥（追击战后99师归还原建制）。
      方案上报9兵团，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立马批准，还说聂凤智这小子打仗就是肯动脑子。聂凤智给宋时轮将军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应该是济南战役，当时宋时轮指挥攻城西集团，聂凤智指挥东集团。宋将军向战役总指挥粟裕将军要求将麾下10纵作为主攻，粟裕将军拗不过便答应了。聂凤智指挥9纵改助攻为主攻，从外围打到外城，又从外城打到内城，再从内城打到大明湖畔，仗打得有声有色。可是10纵却没给宋将军脸上增色，打完外城就锋芒尽失，当预备队监视吴化文的起义部队去了。打济南，宋、聂二将军有没有争功之嫌，笔者不敢杜撰，但是二位将军因此结下的友谊确实不假，这可能就是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吧。
      1949年4月20日，我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指示，发起渡江战役。
      这天早饭后，“济南第一团”235团军政主官正在团部开碰头会，79师师长萧镜海打来电话，团长王景昆接完电话就跳了起来：“师长命令，今晚8点半渡江！”
      一声令下，部队开始忙碌起来，这时又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毛主席、朱总司令今晚不睡觉，等着听渡江胜利的消息！”这消息传到了连队就成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到咱师部了，今晚不睡觉，等我们胜利渡江的消息！”
      黄昏，我第一梯队各团开始拖船翻坝，进入长江，部队随之整装登船，根据上级预先号令，当晚20时30分开始渡江。20时15分，235团已将船拖出大部，其中3连已全部整装待发；237团也拖出一部。部队上船之后，235团团长王景昆命令各部再检查一下登船情况，传令“调好船头，听令开船。”235团3连这个“济南第一团”中的“平度城第一连”、“潍县战斗模范连”的连长、“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王凤奎立即令通信员将“调好船头，听令开船”传达到各班、排。通信员也兴奋得不是个事儿，传达到排里就省了“听令”两个字。2排长林显信得令后更是简单明了，一声：“开船！”3连2排4、5、6三个班三条船如离弦之箭，直射江南。7连这个“济南第一团”中的“胶县城战斗模范连”、“高密城
      第一连”、“济南英雄连”，一见3连开动，当然不甘做人后，也应声开动……
      团长王景昆急了，立即报告师里，师长萧镜海当机立断，命令235、237团立即渡江，一场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就这样意想不到、神使鬼差地拉开了战幕。
      随后，27军各部突击队也陆续起渡，我渡江中集团4个军：21、24、25、27军同时展开。
      3连2排5班的船在班长刘德翠的指挥下，冲在最前面，7连1排1班紧随其后。船上除了船头的机枪射手，战士们都用工兵锹奋力划水，船速如飞。渡江之初，南岸之敌毫无察觉，距南岸只有一二百米时，敌军方从睡梦中醒来，开始了炮火拦击。这时我军炮兵也按照预定方案向南岸轰击，压制敌军炮火，掩护我军渡江登陆。            
      辛殿良所在的235团8连2排是一条大船，“铁7钢8锤子9”中的7连、8连在第一梯队中冲锋陷阵，谁也不甘落后，9连是二梯队。老人说：“7连、8连是肩并肩，9连在后面，是一个倒三角的队形。这仗是从偷渡开始的，偷渡到江心敌人都没有发现，离南岸只有二三百米时敌人发现了，向我们开火。”他说：“江上炮火连天，可不是形容，真的是炮火连天。”两岸炮火隔江对射，把天空染得通红，天上炮火齐飞，江上千帆竞渡，好一幅壮丽的战争画面。            
      3连5班的船将近南岸，掌舵的水手老李头右臂负伤，船头一歪，顺流而下。班长刘德翠抢上去把住舵，战士李世松给老李头包扎伤口，老李头一跃而起，推开刘班长：“班长，你去指挥，掌舵是我的事，我还没死！”一咬牙，拨正船头，战士们再加把劲，船头冲上南岸沙滩。
      下船、架梯、登岸，一套动作再熟练不过了。战士姜保崔第一个跳下船，在3米高的陡岸边竖起了梯子，班长刘德翠跃上梯子，三步并两步登上陡岸。岸边的泥沙松软，撑不住梯子和全副武装的战士，梯子在往下陷。岸上敌人机枪子弹横飞，炮弹爆炸，形势凶险，战士李世松奋力上前用肩扛起梯子，大喊：“快上！”战士小黄也扑上来，和李世松一起扛住梯子。顷刻之间，全班战士登岸，压制敌人火力并发起冲击，迅速攻占敌人岸边的地堡并消灭了一股占据侧后房屋顽抗之敌。
      自此，江南第一个滩头阵地攻占并得到巩固。战士们急不可耐：“快，快打信号弹，向毛主席报告，我们过江了！”三发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27军79师235团1营3连2排5班成为我军百万雄师中的“渡江第一船”，时间：1949年4月20日21时整，地点：安徽省繁昌县夏家湖西侧江岸。
      “济南第一团”指挥船上的王景昆团长看见登陆的信号，一面令全团加速前进，支援1营，一面令参谋长单文忠发信号向军、师首长报告。《陆军第27集团军军史》中记载“21时，235团登岸成功”，《第9兵团渡江战役总结》中记载“21时20分27军235团首先由夏家湖、庙下陈一带登陆”。
      战后在论及谁是真正的“渡江第一船”时，得知3连通信员在传令时“吃掉”“听令”二字，致使3连先行15分钟，向来要求严格的27军党委对这个“渡江第一船”就不再认定了。聂凤智军长说：“有的同志问究竟是谁先过的江，我们说是毛主席的路线先过江，人民解放军先过江。”很多235团的老人们说，就是把先行的15分钟刨去，3连还是第一。也有的老人不以为然：一是违犯军纪；二是如果后续部队不动，3连这几条船就全军覆没；这样还要不要令行禁止，聂军长这样做当然有道理。这样“渡江第一船”的英名就沉寂了，后来经过安徽省和27军党史部门的调查和考证，才使沉寂多年的“渡江第一船”英名重现。（参见《济南第一团》489-491页）
      7连1班在班长阎功勋的带领下也冲上滩头，他们搭人梯攀上陡崖，向敌人滩头阵地发起攻击，班长阎功勋在攻击敌人地堡时身负重伤壮烈牺牲。战士岳玉明率领突击组，突击最快，直扑大坝上的敌人地堡，攻占地堡后向逃敌发起追击。追击中他左臂负伤，血流不止，他简单包扎后，单臂夹枪，继续向纵深突击。指导员迟浩田动员他下去时，他说：“我还能打手榴弹，还能指挥小组战斗。”继续前进。战后岳玉明被授予“渡江作战特等功臣”。
      我先头部队各船在驶近江岸时，均遭敌炮火拦阻和轻重机枪的严密封锁，很多船只中弹，人员伤亡。我指战员不怕牺牲，迅速压制敌火力点，靠岸登陆，抢占滩头阵地。遇有敌舰艇纠缠则予以消灭或驱逐。80师第一梯队238、240两团于22时起渡，一路船行甚速。船过江心，遭敌火凶猛射击。238团3连l班班长、副班长先后牺牲，全班在另一副班长指挥下，不怕伤亡，划船疾进，终于在22时25分登陆，随即突入敌前沿阵地，摧毁敌一批火力点和地堡，接应大部队登陆。l连1班在接近江岸时，船被打穿漏水。班长不顾伤痛指挥全班迅速堵塞漏洞，加速划船，以最快速度靠岸登陆。第240团2连6班在近岸时受敌火拦阻，全班机智地下船涉水登陆，迅速突破敌前沿，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
      辛殿良老人说：“离岸边还有五、六十米，我们就跳进江水，向敌人的第一道防线冲击。我们是背水作战，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战士们冲锋也猛，动作也快，敌人士气不高，看到我们黑压压的一片冲上来，吓也给吓傻了，上岸一打敌人就退了，我们伤亡也不大。”
      第一梯队登陆成功后，聂军长就率领军机关指挥班子随同第二梯队渡江。这艘指挥船是一只小船，仅装载20人驶往江南，船刚开出，一轮明月拨开云雾，照亮江面。参谋们说，第一梯队出发有云雾隐蔽渡江，我们第二梯队出发有明月照着渡江，真是天遂人愿！
      军部抵达南岸，聂军长立即口授一份电报：“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要求用最快速度发给中央军委。参谋们都说，军长在做诗呢。他们可能不知道，这12个字的神来之笔，是将军兴奋激动而又感慨万分的感情流露，聂凤智从一个放牛娃参加红军，从战士、班、排、连、营、团，一个台阶没落，一直干到红军的团长，又从八路军的师长一直干到解放军的军长，20年的军旅生涯，血雨腥风的战争使他负伤8次，在他身上留下11个弹洞，他身边又有多少战友流尽最后一滴血，看不到即将胜利的这一天。如今，大军过江了，蒋家王朝要完蛋了，他能不激动、能不感慨吗？40年之后，退居二线的聂凤智在回忆录写到这里时，依然无比激动，他写道：“这份只有12个字的电报，在我的军事生涯中，算得上是文字最短而且措辞奇特的一份电报。而它所包含的喜悦和豪情，又该用多少文字才能容纳得下呢？！”（《战场——将军的摇篮》聂凤智回忆录154-155页）
      27军各部登陆以后，首先分别攻占当面之敌滩头阵地。尔后置江面游弋之敌海军船只、舰艇于不顾，向各自预定攻击点发动不停顿的猛烈进攻。       79师方向：
      235团1营登陆后向东发展进攻，接应友邻部队第25军过江，并与25军一部控制了夏家湖、庙下陈一线阵地。3营在l营右侧登陆并向西发展，21日零时35分攻占油坊嘴，并与237团取得联系，歼敌88军313师937团l营一部。
      突破第一道江防工事之后，235团3营7连指导员迟浩田和通信员张瑞林就冲在最前面，两人直插敌纵深一个小村子，敌人以为是前线退下来的“自己人”，迟浩田一面大声和敌人敷衍，一面令张瑞林从侧翼包抄上去。走到敌人面前，两人一声“缴枪不杀”，就俘虏了30个敌人，打开了通往敌人纵深鸡头山的道路。
      237团l、3营23时许在六庄两侧登陆。l营控制六庄后即向陡门口、坝后攻击前进；2营随l营之后登陆，沿李家桥、铁钱冲攻击前进。其3营登陆后向西发展，首先攻占姚家墩、陈家墩、滕家社一带阵地，歼敌937团l、3营各一部。2l日黎明前后，连续攻占高埂桥、笠帽山和旧县镇等地，歼敌939团大部。237全团会合后，乘胜经大小磕山向南疾进。
      236团21日5时全部过江，l营配合235团2、3营于6时20分攻占南岸制高点鸡头山，歼敌939团团部及一个野炮连，俘虏敌团长孙洪奎；还歼灭由鸡头山南向东逃窜的敌88军野炮营一部，缴野炮3门。
      235团攻占鸡头山后，即向大小磕山攻击前进，并指挥236团l营进逼繁昌。当日上午，敌88军军部弃城南逃。我235团于17时30分占领繁昌。当晚，我237团与79师师指、236团一部进驻繁昌城西北之闸口，集结待命。       80师方向：
      238团登陆后，当即抢占老牛埠、钓鱼台、西峰庵、徐家黄一线阵地；240团攻占迎风洲、板子矶、马鞍山等地，
      一部沿江岸向南攻击，在裕繁公司以北歼敌一个连。80师二梯队239团登陆后，于21日拂晓抢占龙门山、寨山。当日6时，240团攻击荻港，经四小时战斗攻占之，歼敌313师938团两个营，俘虏敌团长谢蔚然。全团转向东南进攻，经孙村镇、观音庵一线，东进繁昌。当日上午，238团攻占灵山寺，尔后经小磕山西侧南进。239团攻占铁矿山后，黄昏进至繁昌，与79师会合。       81师方向： 
      243团在渡江发起后，以主力分两路攻击黑沙洲之敌。正如聂军长战前所作的估计那样，黑沙洲之敌在我军打击下，还手尚且无力，根本不能侧击我军渡江船只。至21日7时，243团全歼黑沙洲守敌313师937团团部及两个营，击毙敌团长杨椿柏。
      24l团于21日4时由79师渡口过江，其1营迅速向小磕山发展，至9时许全部攻占山头阵地，歼敌88军200余人，俘团长一名。
      242团于21日6时全部过江，即沿油坊嘴、横山街向繁昌方向猛插。l0时许在积巅与我友邻部队第25军一部会合。全师完成预定任务后即分路南进，亦于21日黄昏抵繁昌。
      从4月20日晚到21日晚，经一天的战斗，我27军突破敌军江防，胜利渡江，深入敌军纵深30余公里，攻克江南重镇繁昌县城。      “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交响曲已进入高潮的华彩部分，奏响最雄壮的旋律。       追击  
      4月21日晚，我第2、第3野战军东、西两集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全线横渡长江。江南之敌鉴于江防已被我全线突破，沿江一线部队一部被歼，余部亦有被我分割围歼之虞，遂于4月22日仓猝部署总退却，分东西两路向上海、杭州方向撤退。我军则一面组织二梯队继续渡江，一面向江南之敌防御纵深展开迅猛攻击。
      据敌情通报侦知当面之敌88、89军正向杭州方向撤逃，南京地区之99军等部亦向宣城方向溃退。22日上午，27军奉命由繁昌一带出发，沿南（陵）宣（城）公路进行追击。时逢连日阴雨，道路泥泞，间有敌机轰炸骚扰。27军各部排除万难，轻装疾进，以日克一城的气概追歼逃敌，使其无喘息之机。
      22日下午15时，我239团进抵南陵，向由黄浒向东溃撤的敌88军149师残部发起攻击，歼其445团大部，控制了南陵。我238团副团长阎川野率该团3营和侦察分队为师先头，22日夜首战青弋江镇，歼敌两个排，再架浮桥渡过青弋江，歼灭对岸之敌百余名，并接应我80师全师过江。
      23日至24日，第3野战军两次发出补充命令；第9兵团依令命我27军沿南陵、宣城、广德一线向吴兴疾进，求得与第10兵团主力在长兴、吴兴一带会师，切断宁杭公路，包围南逃之敌。27军奉命以令各师日夜兼程冒雨东进。
      23日10时，我80师238团由南陵东南出发，下午进抵寒亭附近，打垮了敌两个团有组织的抵抗，歼敌88军149师446团全部，俘敌700余人。我军79师当日在大周村一带与敌99军一部相遇，当即组织部队进行战斗。至24日13时，歼敌99军山炮团、辎重团各一部，余敌向东、南逃窜。
      24日拂晓，我80师239团进抵宣城，遭一股敌人突然袭击。我当即抢占宣城西山，因敌人兵力较大，未贸然攻击。天亮后，我238、240团赶至宣城南北一带，配合第239团攻击宣城。敌人凭借日军当年修筑的工事顽抗，战斗十分激烈。至14时许，宣城守敌99军92师两个团不支东窜，我80师当即控制该城。当日我军79、81两师在宣城一带亦与南逃之敌遭遇，我均一举击溃或歼灭之。我27军三个师在宣城一带共歼敌99军军部一部和92师大部，88军149师残部，20军134师一部以及炮兵、辎重部队共4000余，敌99军军长胡长青心惊胆战，自戮重伤。
      辛殿良就是在宣城负的伤，老人说：“过了江每天就是跑路、打仗，打仗、跑路。到了宣城，南下的敌人就和我们绞到了一块儿，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打了一场遭遇战。”
      当时8连是全团的后卫，而2排又是8连的后卫。老人说：“我们离前面的部队大概2公里，都听见吹号打尖休息了，我见路边有两个小山包，命令6班长带两挺机枪上了一个山头，其他两个班上了另一个山头。”
      我问：“你们不休息吗？”
      老人说：“我们是全团的后卫警戒，不占领有利地形就不能休息，就是休息也要瞪着眼睛、竖着耳朵。”
      “一会儿就发现敌人涌下来了，烟尘滚滚的，前面是4辆汽车，后面有骡子有马的，近前就打上了。截住的是敌人的后勤部门，车上装的是药品和纱布什么的，战斗力不强。前面休息的部队听到后面我们一打，也回过身来增援。我们8连连长张天德说：‘你们2排这下发财了！’然后命令我带2排作前锋，向敌人的来路攻击前进。过了几个山头，发现山下有敌人在集结，黑压压的一片，我立即命令抢占路边的小山头。这可是敌人的战斗部队了，足足有一个团，有机枪，迫击炮也上来了。我正往山上跑，右手抓了两个手榴弹，左手提着枪，敌人开枪了，第一枪打在右手上，我手榴弹就掉地上了。第二枪在腰上，子弹从腰上打进去，顶在前胸的肋骨上，这伤就重了，子弹到现在还没有取出来。第三枪打在左手肘上。我们阻击了一阵，后续部队就上来了，加入了战斗。”老人是用担架抬下来的，今天老人还耿耿于怀：“我们吃亏就是没有炮！”
      由于我军将渡船用于赶运作战部队，车炮和骡马等均留在江北，聂军长和军、师各级首长都和战士们一起徒步行军，过宣城时，警卫员给聂军长牵了一匹刚刚缴获的马来，军长骑上没走两步，马失前蹄，把军长甩出老远。原来缴获的这匹马是瞎马，军长戏言：“马是瞎马，人可不是盲人！”不骑了，还是和战士们一块走。
      4月24日晚接第9兵团令，令27军于25日起以最快速度东进，不为小股逃敌和物资缴获所掣肘，昼夜兼程直插吴兴。我军决心以79、80两师为一梯队，8l师为二梯队直奔吴兴。
      25日5时各部冒雨出发，一路小跑疾速东进，日行130至160华里。指战员跋山涉水，沐雨栉风，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但仍保持旺盛的士气。
      25日，27军军直警卫营、侦察营等部在洪林桥与敌第99军通信营遭遇，一举全歼该敌。当日黄昏，我军先头部队79师经洪林桥至誓节渡，为河水所阻；其余各师亦先后抵达。因河水上涨，水流湍急，79、81师几次架浮桥未成，遂连夜扎竹筏摆渡或绕路涉水过河，次日继续东追。
      80师于25日黄昏在十二里店附近阻于河水。次日架桥未成，先以小船、木筏渡过一部，黄昏在下徐四搭一简易石桥，部队过河连夜东进。各部接连克服由于河渠水涨、敌人毁桥所造成的重重障碍，27日上午先后抵界牌。
      界牌位于皖浙两省交界，27军各部一周来从长江之滨迂回沪、杭，一直处于紧张的追击战斗中，人困马乏自不待言。军部刚刚进入界牌，就和南京方向涌来的敌军遭遇，一场恶战必不可免，请看这场营级战斗规模的战斗指挥员、27军军长聂凤智的叙述：
      “当我们军部机关行至广德以东20华里的界牌时，暂停休息。由于连续行军作战，大家疲劳极了。刚一歇下，有的抱枪打起瞌睡，有的一靠上树干就发出了鼾声。我钻进一座小茅屋，摊开地图，未及细看，忽闻屋外枪声大作，近在咫尺。警卫员冲进来报告：‘首长，村北发现敌人!’我三步并两步跨出屋外，只见村北敌人的火力很猛，决不像散兵游勇。敌人打来的六零炮弹，落在我前面六七米远的土坡下，泥土溅落我的一身。糟糕!敌人打到我们军部来了。由于穿插太快，各部机动追击，军部附近没有作战部队，仓促之间又无法联系。情况危急。军副参谋长李元不管三七二十一，拦住刚赶上队的一门山炮，指挥炮手向敌人轰击。作战科长一把抓过防空用的高射机枪，对敌人一顿平射。我迅疾指挥手边仅有的侦察连、通信连从侧翼包抄过去，机关干部、炊事员、饲养员、文印员等，也一齐上了阵。这一股敌人，最终被我们全歼。后来查明，他们是南京伪总统府警卫团的一个整营。战斗结束后，有的干部幽默地说：‘今天军长当营长，我们机关的战斗力还真不弱呢!’”
      （《战场——将军的摇篮》聂凤智回忆录157-158页）
      下午，军侦察营在泗安消灭敌人一个炮兵营。侦察营2连副指导员、华东二级人民英雄徐万礼不幸在战斗中牺牲。27日黄昏，部队抵天平桥；当晚架桥连夜东进。
      28日凌晨2时许，27军先头部队抵吴兴，与先期到达的第l0兵团28军（从江阴渡江）于虹星桥胜利会合，最后封闭了合围口，将国民党军第4、20、28、45、66、99军共五个多军拦截包围于郎溪、广德一带山区。该敌于29日被我第9、第l0兵团主力合力歼灭。
      还是当事人聂凤智将军给我们描述了一幅胜利画面：“4月29日，我（渡江战役）东、中集团在吴兴会师，聚歼从南京、芜湖、镇江溃逃之敌五个军。敌人陷入重围之中，插翅难飞。在丘陵山谷之间，成群结队的俘虏，排成蜿蜒曲折的长蛇，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蔚为壮观。”
      （《战场——将军的摇篮》聂凤智回忆录158页）
      在渡江和江南追击作战8昼夜中，27军在全线最先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尔后迭经8昼夜迅猛追击，终于赶在南逃之敌前头，圆满完成9兵团赋予的追击合围任务。歼敌军长以下8000多人，其中俘虏7690余人。战后，27军第237团2连被9兵团授予“渡江英雄连”称号；军侦察营2连被9兵团授予“先遣渡江侦察英雄连”称号；第238团2营机炮连被9兵团授予“团结互助模范连”称号；第240团2连被9兵团授予“渡江模范连”称号。27军授予第79师侦察队5班、第238团3连l班、第240团2连6班“渡江英雄班”称号。（《陆军第27集团军军史》243页）
        27军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交响曲中，以著称我军的渡江侦察，以渡江第一船，以8昼夜8百里迂回追击，在全曲中扮演了最为嘹亮的角色。
          “百万雄师过大江”在雄壮的进行曲中结束。
      邓小平与渡江战役
      袁德金
 
      渡江战役，又称京沪杭战役，是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追击的第一个大战役。它以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而彪炳史册。对这场战役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进行历史的考察，是本文的任务。      渡江前夕       还在淮海战役期间，中央军委、毛泽东就开始筹划渡江战役。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给总前委的一份电报中指出：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休整两个月（分为四期，每半月为一期），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在江淮间现有诸敌未退至江南的条件下，两军协力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举行江淮战役，歼灭江淮间诸敌，占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庆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其时间大约在明年五月或六月。”
      淮海战役以后，当时主持总前委全局工作的邓小平即以全力投入到了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之中。他认为，在渡江作战前抓紧部队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是十分重要的。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１日，他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到部队的思想情况时指出：“一般说来，打过长江虽都知道一定要去，而且很快要去，也知道惟有打过长江才是正确的。但北方人到南方确实具有恐惧心理。过去每次向南行动，总要逃亡几百人。所以过江动员仍是一个艰巨工作。”为此，１月１３日，邓小平和张际春制定了《中野两个月整训之军政大纲》，指出“其目的是，在政治上完成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在军事上奠定正规化的初步基础，在组织上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工作。”
      １月２９日，邓小平在河南商丘主持召开了中原局扩大会议。２月６日，他把这次会议的情况给毛泽东作了报告。报告中写道：“经过听报告、阅读文件，分组讨论和会终作结论后，一致拥护政治局决议和毛主席的指示。特别对毛主席关于坚持人民革命立场，揭露各种类型的丧失阶级立场、迁就资产阶级、羡慕并俯就帝国主义等奴性倾向，以及因胜利到来而轻敌骄傲、对现在未来不懂得比较，无预见无分析等表现，对到会的同志均有极大启示，提高了大家的警惕性并均联系部队和地方工作的实际有了原则的检讨。我们认为经过此次会议，必然在思想斗争上、政策掌握上、工作部署上可获得改善和提高。”
      毛泽东接到电报以后，于２月１３日给邓小平、陈毅复电，指出：“（一）二月六日报告收到，极好，即转发各处研究，指导所属纠正同类偏向。我们欢迎此种分析党内思想动向的报告。（二）中野及中原党百余高干会议刚毕，不需要再开会了。华野似宜于二月十八日左右再开一次高干会，检讨上次会议执行情形，加紧准备渡江，传达将重点放在城市的指示。会后你们即来开二中全会，于二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到达中央即可。（三）不要轻敌一点，甚为重要。我们说国民党基本上已被打倒，以后可能没有像辽西、淮海那样规模的大作战了，绝不应当被引导到轻敌思想。敌人还是要挣扎的，我们还要打仗，不过往后的作战可能没有像辽西、淮海每次歼敌五六十万那样大的规模和局部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业已增加罢了。此点在会议时望着重说明，不使产生偏向为要。”
      ２月９日，邓小平又在商丘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第一次具体研究讨论了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等问题，并于当天给中央军委并华东局发了电报，报告了研究的情况。电报称：“我们于丑佳（２月９日）召开总前委会议，中原局负责同志均参加，具体讨论了渡江作战问题。（一）关于渡江时间。我们一致认为，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在政治上，以乘敌内部尚未求得一致，对军事部署尚在守沿江南岸和京、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两策之间徘徊的时候，实行渡江较为有利。在季节上，四月初水小雨少，更便于作战。在准备工作上，确较仓促。只要前后方加紧努力，当可成行。有些准备工作（如雨具、纱布等），即再推迟一个月，亦难办到。如推迟到四月出动，四月底五月初渡江，则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更多准备。特别在季节上，已届春雨桃汛时间，困难增多，仅在准备方面略较充分。如提早在三月初出动，三月中旬过江，虽在政治、季节诸方面更属有利，但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都来不及。（二）关于战役部署。依现态势及华野、中野具体准备情况，确定以华野四个兵团，中野一个兵团为第一梯队。华野之四个兵团，一个任江阴、扬州段，一个任南京东西段，一个任芜湖东西段，一个任铜陵、贵池段。中野一个兵团则任安庆东西段。中野另两个兵团，除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五个军作为总预备队，以便紧随首先突破的部队之后，适机渡江钳制。而我们预定的突破重点位置，拟在芜湖、安庆地段。至于突破江防之后的作战，则视当时情况决定。（三）关于开进。华野两个兵团，已在两淮及蚌埠以南。其余两个兵团，当在宿县东西地区。拟先移一个兵团至合肥，另一兵团则于三月半移动，以半月行程到达江边。中野各部路程较远，拟于三月初旬，移至潢川、固始、六安之线休息，待机即向指定位置开进。
      （四）华野、中野指挥机关拟于三月初移至合肥及六安，并各派先遣部队迫近江边了解情况，并作准备。（五）为适应紧迫的作战要求，安徽省委必须立即建立。宋任穷、曾希圣等应即到职，使有所依托。否则，江淮、皖西不能统一，妨害极大。对建立皖豫鄂三省委事，前曾数次电报，究应如何，恳早示复。如中央认为此时尚非建立省委时机，而为作战需要，我们建议，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领导皖西、江淮两区及豫皖苏之安徽部分，而将豫皖苏之河南部分，交由中原局另组区党委管辖（但困难很多）。究应如何，请早示复。（六）关于出动准备。部队思想渡江无大问题，具体准备则有许多事项尚无着落，务请军委、华东局予以解决。……（七）粮食是最困难的问题。主要是就地筹集，但仍须后方准备大量接济。除华东外，我们意见，中原局亦应予以准备，以豫皖苏及鄂豫力量支持中野一个时期，直到过江为止。（八）为保障华野、中野行动，建议东北野战军即以三个军约二十万人迅速南下，于三月底运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2月11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等人的复电中指出：“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并指出：“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2月18日，邓小平来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经常找邓小平等人商量渡江作战的问题。当邓小平即将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渡江作战就交给你指挥了。
      3月18日，邓小平回到徐州。当天，他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我们在济南谈了一次军事问题：（一）部队已按期开进，华野（三野）全部均可于寅哿（３月２０日）前进至距长江一天路程之线，中野（二野）三个兵团计时均已超过淮河，现在位置待查报。（二）攻击浦口、炮击南京的准备业已完成，候军委命令行动。（三）原来的决心，是在攻击浦口的同时，全线夺取江北敌人一切据点。（四）我们再三考虑结果，认为攻击浦口及炮击南京与夺取一切江北敌人据点，应同时施行，而且应紧接着开始渡江作战，其中间隙不宜超过七天以上，以三四天为最好。否则既可使敌人的战役战术上能作出比较从容的部署，又会使我江南可靠关系可能遇到很大的困难，而我们则会丧失可能的战役战术的突然性，增加渡江的困难。（五）因此建议，攻击浦口作战，推迟至四月一日（卯东）开始，以便与十号（灰）渡江作战相含接。如果时间来得及，我们亦有可能提前两三天于虞（７日）齐（８日）开进渡江。”
      3月21日晚，邓小平随总前委、第三野战军指挥部由徐州登车南行，第二天渡过淮河，抵达蚌埠以南１１公里处的孙家圩。３月２６日，在这里主持召开了由第三野战军各兵团负责人参加的总前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渡江作战问题。会议开了不到一天时间就结束了，当天１７时，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向中央军委并第二野战军作了报告，“建议推迟两天，即十五日(删)黄昏发起渡江。”
      中央军委得知总前委扩大会议已经开完，于３月２９日来电询问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接到这一电报后，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经过研究，决定以第三野战军前委的名义把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准备工作向中央军委作一正式报告。邓小平请陈毅草拟这个报告，陈毅遂告张震起草一份包括第二、第三两野战军行动的作战命令。
      邓小平在审阅张震起草的作战命令初稿后说：对大兵团指挥不能太具体，主要是说明战役企图、可能预案等项即可。于是，邓小平亲自动笔起草了一份渡江作战纲要，即《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３月３１日，初稿完成。４月１日，他又召集有关人员对初稿进行逐段讨论、修改后，随即上报中央军委并下发各野战军兵团以上单位。
      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邓小平在对敌情分析的基础上，对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成功后，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作了判断，并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案，指出：“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二野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三野之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
      邓小平又将整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切断敌人的后退；第三阶段，分别歼灭被包围的敌人，完成全战役。据此，对第一战役阶段作了具体的作战部署。邓小平最后要求：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取得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４月１日，即《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上报中央军委的当天下午，邓小平、陈毅带着新组建的一个总前委的轻便指挥机构，在蚌埠火车站登上了一节“闷罐车厢”，开向前线。
      第二天一早，陈毅、邓小平到达合肥，随即便来到了总前委的驻地——肥东县瑶岗村。
      当邓小平在瑶岗村住下同中央军委取得联系后，４月３日便接到了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一份电报：“卯东（４月１日）电悉。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按照《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规定和中央军委的批准，渡江战役发起的时间是４月１５日１８时，还有十多天时间了，各路大军都在积极地准备着迎接这个非凡时刻的到来。       蹉商渡江时间       正当渡江各路大军都在积极准备迎接４月１５日１８时这个时刻到来的时候，４月１０日２时，邓小平接到了中央军委发给总前委的一份电报，电报说：“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４月１５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渡江的时间又要推迟了，邓小平接到电报后，心头沉重了起来。对于渡江的时间，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９年４月的半年时间里，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之间已经蹉商过多次了。
      ３月３１日，邓小平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提出“决于四月十五日十八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４月３日，中央军委复电表示同意。但是，４月１０日２时，中央军委在给总前委并告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提出：“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并询问：“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接到中央军委的这一电报后，邓小平、陈毅立即进行了认真地研究。经过反复磋商，４月１０日１５时，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了给中央军委的电报：“灰丑（１０日２时）电悉。前接虞（７日）电后即令部队调查江水情况，尚未获答复。顷据曾希圣等说：他们在长江边驻数年，每年阳历五月初开始涨大水，而且五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果如此，则从五月起的大军供应必须由老解放区重新准备，此点亦甚重要。按目前部队准备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究应如何，请核夺。”
      中央军委接到这一电报后，也进行了研究，根据各方面情况，决定推迟一个星期渡江，即由原定的４月１５日推迟至４月２２日渡江。４月１１日５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总前委并告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的电报，指出：“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并强调：“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的损失只是推迟了七天渡江时间，此外并无损失。”
      当天中午，邓小平收到了中央军委的这一电报，他立即作了答复：“电示悉（只收到一二三段）。我们同意推迟一星期，即推迟二十二（养）日渡江。但我们意见切不宜再推迟，否则困难甚多（部队无粮草，群众无时间填补堤坝等），如能比二十二（养）日更提前三两天更好。”电报刚发后，邓小平又接到了中央军委于４月１１日６时发来的电报，指出：“一切请照十一日五时电办，并请你们迅即表示意见。”
      中央军委的两份电报，前后相隔仅一小时，邓小平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和陈毅商量后，于当日１９时又给中央军委发出了复电，指出：“十一日六时电奉悉。设想江水大发，即推迟一个月后用战斗渡江困难甚多。……故就水势一点来说，推迟半个月即在二十九日以前渡江，估计尚无大碍，但粮食柴草困难；如在二十二日前渡江尚无大问题；如再推迟一礼拜到二十九日则困难不少。……从军事上说，当以二十二日渡江，不再推迟为好，即使政治上必需，也以不要推迟至二十九日以后为好。”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向广大的指战员们说明推迟一星期渡江的原因。中央军委在１１日５时的电报中说：“你们下达推迟渡江至二十二日的命令，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这反映了中央军委为了保持部队渡江的高昂士气的一片苦心。但是，邓小平感到，如果从正面如实地讲请军事斗争服从政治要求的道理，则对提高部队的政治思想认识更为有利。于是，邓小平在４月１２日亲自为总前委起草了给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和各兵团党委并上报中央军委的电报：“此次我军推迟一个星期渡江，完全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即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任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将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间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五）大家最关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四）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报告我们，以凭解决。（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两天以后，毛泽东在来电中说：“总前委卯文（４月１２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渡江时间仍按四月二十二日（卯养）实施，不要改变。但有可能再推迟几天，即推迟至四月二十五日（卯有），至迟四月二十七日（卯感）。是否如此，要待四月十八日左右才能确定。”
      渡江作战的任务日益迫近。但究竟何时开始渡江，总前委又向中央军委作过多次请示和建议。４月１５日５时，中央军委在给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的电报中说：“和平谈判决以四月二十日（卯哿）为期限，本（十五）日即向南京代表团宣布，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二十日（卯哿）确实攻占除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当日９时，总前委在给中央军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提出：“我们意见，能争取在谈判上有政治收获，即令军事方面稍有不便，亦是值得的，故主张卯号（４月２０日）行动，凡能一夜夺取者，则一夜夺取之，不能一夜夺取者应留置之。照目前前线实况，今后军事行动，以能于开动后持续进行为更有利。”同日１８时中央军委又指出：“为着充分准备二十二日大举渡江，同意你们迅即攻占永安州其他各北岸及江心据点，亦可早日攻占，不必等到二十号。”
       这几天，总前委和中央军委的电报往来极其频繁。４月１６日８时中央军委又来电指出：
      “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政府愿意于卯哿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卯养（２２日）改至卯有（２５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
      接到中央军委的这一电报，邓小平、陈毅立即找谭震林、王建安、宋时轮一起进行研究，并于４月１７日１时把研究的结果报告了中央军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养（２２日）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故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我们渡江成功之后有可能。所以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需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有（２５）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当天１５时，总前委又把渡江作战部署报告给中央军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并指出：“我们两周来经过反复研究，并设想种种困难之后，均一致认为，二十日后开始渡江作战，到二十二日全部投入夺取南岸的总行动，以后完全占领皖南五个县，均有把握胜利完成。……故一致请军委考虑，如在全局上二十日可以开始，二十二日实行总攻，则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后再考虑停顿；如认为二十日开始太早，则请于十八日先期通知延期。因二十日开始到二十二日总攻不能再停，主要原因是我军届时已处于半渡状态，全军均已投入战斗，如加停顿必陷于非常不利。”
      在这同时，第二野战军的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于４月１７日２１时，第三野战军的粟裕、张震于４月１７日１３时分别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中央军委接到这些电报后，毛泽东于４月１８日９时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总前委、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的电报，指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历时６个多月，经过反复变动的渡江作战发起时间终于确定下来了。           进入南京       ４月２０日晚８时，芜湖、铜陵之间的江面上，战火纷飞，千船竞渡，两个小时后第一批渡江成功登陆的信号弹在长江南岸腾空而起……
      这一夜是大江南北千百万人的不眠之夜，更是瑶岗村的不眠之夜。陈毅、邓小平在总前委作战室里，渡过了最紧张的一夜。４月２１日１３时，邓小平亲自为总前委起草了给中央军委并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的电报，电报除报告了第七、第九兵团渡江任务顺利完成外，又对第二野战军和第七、第九两兵团渡江后的作战任务作了规定。
      毛泽东接到这一电报后，极为高兴。４月２２日１时，他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总前委的复电中说：“（一）庆祝七九两兵团渡江胜利。（二）同意总前委马午（２１日１３时）电之部署。”
      正是在总前委的指挥下，百万大军仅几昼夜就打破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胜利地渡过了长江，并且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迅速形成了包围，开始在江南大地上横扫千里。４月２２日１３时，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渡江任务业已完成。我军今后力争迅速完成东西打通联系，割裂敌人，截断浙赣路。”
      驻守在南京之敌和国民党的军政人员眼看大势已去，纷纷逃离南京。４月２３日，南京解放了。当胜利的消息传到肥东县瑶岗村时，邓小平高兴万分，从来不喝酒的他破例在中午与大家同饮庆祝。
      也就在这一天的２２时，邓小平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及时地改变了作战部署。他在为总前委起草的给中央军委并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的电报中说：“顷悉南京敌已全撤，仅由民团维持秩序，判断芜湖敌亦已撤至宣城及其以南地区。我东路军及七、九兵团均在东西对进，能否截获一部尚不可知。二野三五两兵团刻正向石棣、浮梁方向挺进。而原定接收芜湖、南京之四兵团，则尚在望江、湖口地段之江南岸。该兵团如向芜、京转进，至少需时半月，且与三、五兵团交叉运动较不便利。故我们已与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商定，作如下处置：（一）陈赓四兵团取消接管南京任务，改沿杨（勇）苏（振华）五兵团之右侧出浙赣线上饶东西地区，协同三五两兵团歼灭浙赣线上之敌，并视情况向东发展。（二）南京城防改由陈（士榘）袁（仲贤）八兵团以两个军担任之，陈袁任警备司令和政委。（三）芜湖城防暂由九兵团之三十军负责，尔后由二野派第十军（刻在安庆）主力接替。（四）宋任穷率接管南京干部今梗（２３日）夜可到全椒。……”
      这一作战部署的变化，对围歼江南之敌起着重大的作用。他把第二野战军的３个兵团齐插至浙赣线上，这就把敌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割裂开来，使他们彼此不能相顾，从而为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条件。
      ４月２４日２时，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指出：“小平、陈毅二同志应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４月２４日１３时，陈毅、邓小平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我们遵命于明有（２５日）夜到南京，并与刘伯承同志商定，二野亦于明有（２５日）夜移动，宥（２６日）夜可达南京。”
      但是，正当他们准备按时动身时，想不到老天爷连降大雨，河水暴涨，道路泥泞，难以行车。４月２６日１３时，陈毅、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并宋任穷说：“连日大雨，道路泥泞，我们明感（２７日）或后俭（２８日）才能由合肥动身去南京。”
      ４月２７日早饭后，陈毅、邓小平乘车离开了肥东县瑶岗村向南京行进，一路还算顺利，晚间到达了浦口，夜间进入南京市区。
      来到南京已有二三天时间了，邓小平感到有必要把南京的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一报告。４月２９日１９时，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了给中央军委关于南京解放初有关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因南京解放太快，干部尚在途中，故现仅设立军管会及警备司令部两机构开始工作。此次南京破坏不大，房屋一般完好，仅国民党部特务机关、司法行政部、国防部等机关，为反动派撤退时自行破坏。”
      南京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怎样管好这个城市？邓小平把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的会师当作“第一关键的工作”来抓，力求从组织上会师开始达到思想上、政策上的会师，以便统一思想和行动。
      南京的工作有了头绪以后，新的战斗任务又在等着邓小平去完成。４月２７日，中央军委在给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就指出：“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以便在上海敌军假如迅速退走，上海人民要求你们进驻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仓卒进去，陷于被动。”战局发展的确很快，两天后，即４月２９日，由泰州白马庙进驻在常州合作仓库的粟裕、张震向总前委、中央军委报告：“逃向杭州被我逼入山区之敌第四、二十、二十八、四十五、五十一、六十六、八十八及九十六军等部，已大部被我歼灭，仅五十四军残部（约余两个师），被其逃跑。”中央军委接到这一电报后，立即于４月３０日复电粟裕、张震并总前委，指出：“艳辰（２９日９时）电悉。（一）歼灭诸敌甚慰。（二）部署甚妥，如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完成此项部署并完成对于攻占上海的政治准备工作与军事准备工作，则你们可以立于主动地位。（三）总前委除直接领导南京工作外，请迅速抓紧完成攻占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星期以后假如汤恩伯从上海逃跑时，你们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为了赶紧完成攻占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邓小平同陈毅商量把总前委移驻到丹阳。          从丹阳到上海       ５月６日夜，邓小平从南京抵达丹阳。这时，解放上海的序幕即将拉开，第三野战军主力正向上海周围的军事要地集中。
      毛泽东对解放和接管上海十分重视。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对上海解放的问题提出了重要方针，即“既要歼灭防守上海之敌，又要完整地保全上海。”陈毅比喻说：解放上海，好比瓷器店里打老鼠，老鼠要抓住，瓷器可不能打烂。
      为了做好解放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４月３０日，总前委还在南京时就曾向中央军委建议推迟进入上海的时间。他们在给中央军委和粟裕、张震的电报中说：根据南京的经验，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就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因此，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中央军委同意了总前委的这一建议，５月３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总前委、华东局和粟裕、张震的电报中说：“上海在辰灰（５月１０日）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工作。在辰灰以后，则应作两方面的计划：甲、即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在十天内由海上退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主要地应放在这点上。否则，你们将陷入被动。……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二十天或一个月再去占领。只要汤恩伯不走，就应如此。”毛泽东最后说：“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在５月６日的一份电报中，毛泽东又指出：“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你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
      解放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真是千头万绪。邓小平一到丹阳，一个又一个紧急而迫切的问题就提到了总前委和华东局的面前。作为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的邓小平肩上担子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而此时，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第二、第三野战军的主要领导成员，除陈毅、邓小平在丹阳外，其余大都在外地。
      一连几天，邓小平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虽然数千名接管干部都陆续来到了丹阳，但这些人能否通过训练正确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则直接关系到未来接管上海的工作能否顺利完成。他决定首先对接管干部和部队进行形势任务和政策纪律教育。他要求部队认真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布告、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政治部颁发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命令，以及入城纪律、外交纪律等具体规定，做到人人熟记，个个遵守。
      邓小平对接管准备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密。如草拟接管上海各种组织机构的命令，印制军管会命令和军管会代表的任命书，刻制和盖印各种接管印章，印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上海市军管会人员的胸、臂章等，他都亲自过问。
      ５月１０日，邓小平在丹阳起草了给毛泽东关于渡江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三四两个月在极度紧张和忙乱中度过。”“我军渡江后战局发展太快，敌人拼命溃逃，我军一方面占领南京、芜湖、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杭州等数十城镇，一方面追歼逃敌，阵势亦形紊乱。截至辰江（５月３日）为止，由常州迄湖口沿江一线，向南逃窜之敌均已被我基本上歼灭，已知俘虏十二三万人。京沪杭作战即将完全胜利结束。”“近日我们对外交纪律、入城守则、金融问题等等已有具体规定，对进入上海的准备也较为细密。今后毛病可能少出一些，出了毛病也可能纠正得快一些。”邓小平在报告的最后说：“江南将有许多复杂的、尚难预料的困难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当从注意集体领导和注意向中央军委报告请示的方法中，予以逐渐地解决。”
      在抓接管上海准备工作的同时，邓小平对攻占上海的军事准备工作也一刻不敢放松。他和陈毅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顺利攻占上海又完整地保留上海的办法，苦心孤诣地谋划。他们还把分散在外地的刘伯承、粟裕、谭震林等人请到丹阳来，一起精心研究，以便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不断修订、补充和完善作战计划，及时作出新的决策。
      ５月１２日，第三野战军第九、第十两兵团向上海外围守敌发起了攻击。但由于敌工事坚固，第九、第十两兵团伤亡较重。５月１５日２２时，陈毅、邓小平在给粟裕、张震等人的电报中指出：沪敌在我钳形攻势下，已难逃脱，应明确告知第九、第十两兵团前线指挥员，攻沪作战，不要性急，应立于主动地位，作充分准备，大量使用炸药，配合炮兵及坑道作业，克服敌之钢骨水泥碉堡。５月１７日，总前委又致电粟裕、张震并报中央军委，指出：在敌固守上海的情况下，“在部署上，似应同时由南向北实行攻击，因苏州河南为敌防御守备较弱的部分，且多面攻击才能分敌之势，使我易于奏效。”第二天，粟裕、张震复电：我们完全同意对淞沪全面攻击，惟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当日，总前委复电指出：我们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你们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５月１９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粟裕、张震，指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准备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于５月２５日立脚点后开始攻城”，攻城时应“先歼苏州河以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５月２０日，毛泽东在给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的电报中对总攻上海的时间和步骤作了指示，指出：“为使侦察及兵力配备臻于完善起见，总攻时间似以择在辰有（５月２５日）至辰世（５月３１日）之间为宜，亦可推迟至已东（６月２日）左右，如何适当，由你们决定。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攻击兵力必须充分，如觉兵力不足，须调齐兵力然后攻击。攻击前必须作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准备。”
      ５月２３日，第三野战军侦察得知汤恩伯已率一部分兵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苏州河以南市区仅剩５个交警总队，据此判断敌人将撤离上海，便决定于当天晚上对上海发起总攻。
      为便于指挥上海作战，５月２６日，邓小平率领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干部，乘火车离开了丹阳前往上海。几个小时后，火车到达了上海。陈毅、刘晓、刘长胜、潘汉年把邓小平接到了圣约翰大学休息。第二天，他们一起搬到了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的原国民党“励志社”的所在地——“三井花园”。
      ５月２７日，上海人民迎来了解放的灿烂曙光。胜利的捷报传来之时，便意味着极其庞杂的接管工作开始了。从住进“三井花园”起，邓小平就更加繁忙起来。
      ６月２日，传来了长江口的崇明岛解放的喜讯。至此，整个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了。６月５日，邓小平在上海听取了第三野战军第七、第八、第九兵团关于渡江战役和解放宁、沪、杭作战中部队的伤亡、减员以及进城后部队的思想情况后，作了三个方面的指示：（一）总的方面是好的，满意的，但不可避免的有缺点。虽然是不可避免的缺点，也有必要进行批评、责备或提起注意，如此，才能督促进步。（二）三野的担子仍然重大。不动的部分在沪宁杭沿海线，国防前线，担子甚重。（１）军事有备无患，要继续加强战备，继续提高军队素质。（２）政治上担子更重，一举一动，影响世界。要求严守纪律，全军一致，高度集中统一，尤其在执行党的政策上。（３）干部会不会失业？据上述任务可知，不但不会失业，担子反而更重了。（三）思想倾向，渡江后，一般是满意的。一防骄，二防腐。
      这一时期，由于华东军区、第二、第三野战军指挥机关都设在南京，邓小平经常往返于上海、南京和北平之间。在上海，邓小平累得病倒了。中共中央批准他休假一个月。然而他又怎么可能休息呢？６月２３日，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公开宣布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加重了接管上海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华东局和上海市及时召开会议，研究制定了反封锁的方针。会议结束后，邓小平从上海赶到南京，７月１２日，他又由南京动身于１４日到达北平，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向中共中央汇报完工作后，邓小平从北平回到了上海。８月４日，他又从上海到北平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作了《从渡江到占领上海》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回顾了京沪杭战役的过程，而且对取得这一战役胜利的原因作了总结。他说：“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我们预计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原因是，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领导正确外，第一，我们军事准备充分，指战员英勇。在渡江前，蒋介石集团以为我们给他们宽大是表示人民的软弱，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押这个宝。但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了必胜的信心。这信心不单是建立在政治的信念上，而且是建立在实际的准备上。第二，群众支援，地下党和游击队之配合。第三，敌人的脆弱。接着，他又向代表们报告了城市接管工作取得成绩的原因。
      1０月１日，邓小平在北平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庆典之后，邓小平又和刘伯承一起率第二野战军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征途。
      渡江战役背后的情报战
      (宋向明 房红彦)      1949年4月20日午夜，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发起渡江战役，迅速突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在这个影响中国命运的战役中，中共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获取国民党苦心制定的长江防御军事计划，为解放军渡江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      　　“深藏后院”的“天之骄子”与北伐老将      　　当时的国民党军官许锡缵就是获取长江防御计划的主要地下工作者之一。1936年许锡缵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便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的空军，踏上当时被人称为“天之骄子”的青云之路。谁也不会料到，他不久就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许锡缵出身名门，父亲是国民党元老，身居高位，叔父曾经是蒋介石的老上司。这一切都使他的共产党员身份不易为人察觉。
      　　1946年秋天，许锡缵在国防部第6厅任第2科科长(中校军衔)。此时，内战已在全国爆发。他所在部门可通过工作关系接触各种军事机密，这就为他的情报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许锡缵逐渐靠近核心军事机密的同时，另一位中共地下工作者也正潜入国民党军事首脑机关，他就是挂着国民党中将军衔的吴仲禧。吴是北伐老将，曾参加过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和武昌战役，1937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1946年吴仲禧奉调去南京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后又出任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这样他就可以利用关系从事情报工作。根据当时中共南方情报机构负责人潘汉年的指令，吴仲禧继续潜伏并相机行事。       　　一步步获取核心军情       　　1948年，吴仲禧的一次调迁使他获得了掌握军事部署的机会。当时徐州地区酝酿着长江以北的一场大决战。他被国防部调到“徐州剿匪总部”。接到调令后，他立即向香港的潘汉年汇报。潘指示他抓住时机，获取核心军事情报。赴任不久，吴仲禧便从参谋部门抄录了徐州地区国民党部队的兵力、番号以及兵种部署的全部资料。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长江已经成为双方较量的舞台。而国民党军事大本营对于防御战略存在很大分歧。以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为代表的少数派倚仗蒋介石的支持，否决了多数派的意见，决定“不守淮”，即放弃江北，重兵退守江南。这一重要情况经由两位参与作战计划的将领告知了吴仲禧。吴迅即向上级作了汇报。
      　　掌握长江防御实权的汤恩伯不久便向沿江守备的10个军长下达作战命令，明确各军的位置和任务以及后勤补给细则。隐蔽在汤恩伯司令部内的一位参谋人员(中共地下党员)将消息密告给吴仲禧。此时上海情报线已断。吴立刻将情报转送香港分局。后来的事实证明，吴仲禧所提供的情报不仅有助于解放军渡江作战，而且影响到解放军渡江后能够迅速围歼国民党10多个军于长江三角洲地带。       　　最后时刻送来重要情报       　　在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就要打响渡江战役的关键时刻，中共地下党员许锡缵以他特有的条件加紧行动。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陆续南迁广州，国防部第6厅亦安排撤退。此时，许锡缵“临危请命”，要求坚守岗位至最后。厅长赞赏其“忠勇可嘉”，同意他负责该厅，并代表第6厅出席国防部有关会议。
      　　1949年3月28日上午，国民党南京国防部第3厅留守处在励志社召集紧急会议，部署长江防御的最新任务。参加的有2厅、6厅、保密局、兵工署的代表。许锡缵在席位上心情很不平静。他注意着会场内的一切动静。
      会上，第3厅负责人讲述了最新的兵力配置和反渡江作战细则之后，保密局提出了下列措施：1.在长江下游沉没大批木船并投放石块，阻塞水道；2.必要时，在长江各渡口附近倾倒汽油，燃烧封江；3.在长江南岸各渡口附近村庄的水井大量放毒。最后会议宣布：第1、2项由部队实施，第3项由保密局直接实施。
      次日清晨，一架运载国防部撤退人员和物资的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当它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后，许锡缵匆匆走下飞机，到东山梅花村会见了他的“女友”，于是，中共中央迅速获得了这次会议的情报。当渡江战役的炮声响起时，许锡缵和吴仲禧，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上海。他们身着国民党军服，以内心激动而外表平静的姿态迎接这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
 
      2005年03月08日 中国国防报
 
           打响渡江第一枪，有点意外”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
      　　1949年4月22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这篇题为《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新闻稿，86岁的渡江战役亲历者秦叔谨，至今仍能全文背诵。
      　　蒋介石妄想“南北分治”，毛泽东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已经下降至204万人，作战部队仅为146万人。而解放军总兵力却增加到了358万人。
      　　天堑长江，成为蒋介石企图依托的最后机会。
      　　中央军委决定：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为争取与国民党谈判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我军在完成渡江作战一切准备之后，还曾经几次推迟渡江时间。”78岁的军事科学院百科研究部原副部长王辅一说。
      　　然而，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接受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历时20天的和谈至此破裂。
      　　侦察英雄意外情报，打响渡江第一枪
      　　“打响渡江第一枪，有点意外。”王辅一说，渡江时间原定在4月22日，“后来，汤恩伯部队大规模换防情况被27军渡江侦察大队获悉，我军提前两天打响了渡江战役。”
      　　作为27军的一名侦察排长，尽管徐法全被临时配署到攻打南京的35军，但他对老战友齐进虎的传奇经历了如指掌。
      　　第9兵团27军79师侦察英雄齐进虎率领7人侦察小分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登船到敌人驻防的黑沙洲侦察。
      　　得知敌第88军与第20军正在换防，27军军长聂凤智立即向上级报告。“总前委决定趁敌换防立足未稳之际，立即打响渡江战役。”王辅一说。
      　　1949年4月20日晚11时，中集团总指挥谭震林下达了“开始渡江”的命令。
      　　“每一支船的船尾都点了一盏小红灯。”王辅一说，“这支小红灯的前、左、右三个方向都不透光，只有从后面才能看见。”
      　　徐法全回忆说：“战斗打响后，从江南岸往北看，仍是一片漆黑，但如果从江北往南岸看，则可以看见无数支小红灯在闪烁，非常壮观。”
      　　“当时，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有一个规定。”王辅一说，战斗部队过江一个营，师长就要过江，过江一个团，军长就要过江。
      　　“紫石英”号事件――解放军不惧外强干预
      　　“西集团的代价小得惊人。”王辅一说，第一拨渡江的6个步兵团中，伤亡不到10人。
      　　但是，当东集团做好了渡江的最后准备时，4艘英国军舰突然闯进我军防区，这就是“紫石英”号事件。
      　　“4月20日上午，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突然窜到扬州东南20公里处的三江营一带，还向我军开炮。”今年已101岁的陈锐霆回忆。
      　　这位百岁将军说，炮三团没来得及向他请示，就直接还击。
      　　很快，4舰英舰与正在渡江的人民解放军展开对峙。一场激战，受伤的3艘英舰被迫逃往上海，“紫石英”号搁浅被俘。
      　　人民解放军炮击英国军舰的消息轰动世界！前首相丘吉尔竟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远东去实行报复”。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声明予以严正谴责：“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
      　　关键时刻的起义
      　　“紫石英”号事件不能阻挡解放军前进的脚步。
      　　4月21日晚，东集团发起冲击，仅用十几分钟，突击队就登上了南岸。
      　　地处长江下游的江阴要塞，江面最窄处仅1500米，素有“江防门户”之称。汤恩伯在此驻有7000余精兵，外加各种口径炮90余门。
      　　“我们党早在1947年年初就派人深入要塞。”84岁的上海市公安局离休干部王征明回忆说。1949年2月，粟裕亲自点将，让王征明潜入江阴要塞，领导策反工作。王征明曾经在济南战役时成功策反国民党96军军长吴化文起义。
      　　在王征明的策反下，江阴要塞3000余名官兵阵前起义。
      　　开国上将叶飞生前回忆：“如果没有江阴要塞起义，我们也可以从江阴渡江，但不可能那么顺利，可能要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
      　　几乎在江阴要塞起义的同时，林则徐侄孙、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大小舰艇25艘，在长江下游南京东北4公里处的笆斗山江面起义，另一部23艘舰艇在镇江江面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后来，毛泽东与朱德致电林遵及其率领的起义官兵：“庆祝你们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        渡江作战的回顾
        张  震       　淮海战役胜利后，我二野、三野百万大军前出于长江北岸，威胁国民党江南基本统治区。其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区——南京、上海，已经直接暴露在我军强大攻势之下。         
      （一）
 
      渡江南进是我军最高统帅部长期以来周密擘画的战略企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最终实现这一企图的时机才完全成熟
      早在解放战争爆发之初，面对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我军曾确定敌进我进、外线出击、逐步向南、进逼长江的战略计划。后来，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转入外线作战的设想数度推迟。经过一年的自卫战争，在内线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后，1947年夏秋之间，中央军委决定，
      由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出击鲁西南，并于7月23日提出：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另以“叶、陶①两纵队出闽浙赣，创造闽浙赣根据地”。此后，在刘邓大军千里①
      指以叶飞为司令员的华野第一纵队和以陶勇为司令员的华野第四纵队，跃进大别山，陈粟、陈谢两军①与之互为犄角，密切协同，经略中原之时，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又于1948年初提出由粟裕同志率华野外线兵团分两批渡江，创建并发展东南战略根据地的重大决策。上述战略计划的基本意图，就在于逐步将战争推移至蒋管区，以减轻我根据地连年战争的负担，同时以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威胁敌之腹心重地，扭转敌攻我守的局面，夺取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主动权。但由于敌强我弱的战略形势当时尚未根本改变，南渡长江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高统帅部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以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为尔后的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创造条件。
      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电报中再次提出渡江作战的大体构想。要求我们华东野战军“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当时的战役目的仅仅是歼灭黄伯韬和海州、两淮地区之敌)，然后仍分为东西两兵团。东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在苏北、苏中作战，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还指示我们于明年1月休整，2月西兵团转移至中原，“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随着我军在南北两线各个战场上的胜利，渡江南进的条件日趋完备。中央军委于1948年12月12日电示淮海前线总前委，提出准备在1949年5月或6月举行渡江作战的大体设想，并要求召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加以商讨。12月下旬，刘伯承、指分别由陈毅、粟袼指挥和由陈赓、谢富治指挥的两支野战部队。陈毅同志赴中央开会，具体研究确定了渡江作战问题。
      1949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新年献词》中正式向全党全军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同时指出：“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明确提出了“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战略任务。接着，
      中共中央1月8日政治局会议对于目前形势与我党1949年任务的决议中再次提出：“1949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大部，其中有的省则是全部。”要求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渚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中央军委命令中野、华野在结束淮海战役后，以两个半月时间分五期(从1月15日起至3月31日止)进行整训，“并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
      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上述指示，我华东野战军在胜利结束淮海战役之后，迅速转入整训，加紧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华野前委于1月19日至26日在徐州东北贾汪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听取了陈毅司令员关于1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的传达报告，对党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六条结论和1949年度的十七项任务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粟裕副司令员代表华野前委在会上作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与华野全军1949年六大工作任务的报告，其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全国作战总任务下，与兄弟兵团密切协同，坚决与完满地完成1949年我军的作战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粟裕同志特别强调，部队整训的目的就是为了过江。因为南进最困难的一关是渡江，我们两个半月的休整就是为了打过长江去，一切是为了如何渡过长江。因此，能不能顺利地打过长江，决定于此次休整的好坏。他还说，过江不能光凭勇敢，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思想问题和物质准备问题，要反对“歇一歇”的思想，树立远离大后方作战的观念。陈毅司令员从对形势的分析、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问题、任务问题、编制问题，政策与纪律问题、参谋工作、后勤工作、减租减息、以及会议传达等九个方面为会议作了总结，前委扩大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关于拥护《中央元月八日政治局会议对于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的决议。
      前委会议精神在各部队进行了传达贯彻。各单位一是针对部队现实思想情况，深入开展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的形势任务教育和阶级教育，党的各项新区政策和城市政策纪律教育，以及与江南地方党和游击队会师的教育等。二是对预定渡江地段实施大规模的战役战术侦察，在江南地方党和游击队配合下，展开全面的侦察活动，初步查清了敌兵力分布、工事构筑和沿江两岸地形情况，掌握了长江水情，为部队拟定渡江登陆计划提供了依据。三是针对渡江作战这一新课题，开展以横渡长江作战为重点的技术、战术和协同训练。四是筹集船只，训练水兵。根据分散筹集、统一分配、集中训练的原则，团以上单位成立船舶管理机构，协同地方党政机关筹集船只，动员船工、渔民随军参战。编组突击、火力、运输三种船队，进行训练，并构筑船舶隐蔽场所，防敌轰炸破坏。五是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开展规模巨大的支前工作。修复公路、铁路、架设长途电话线，进行大规模的疏河开坝等工程保障，并集中大量粮草军需，组织船只，车辆和民工的庞大运输队伍，以保证我军渡江作战的需要。
      贾汪会议后，华野全军按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番号的规定，进行了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辖第7、第8、第9、第10四个兵团。第7兵团以王建安为司令员，谭启龙、姬鹏飞分任正副政治委员，辖第21、第22、第23、第35军。第8兵团以陈士榘为司令员，袁仲贤、江渭清分任正副政治委员，辖第24、第25、第26、第34军。第9兵团以宋时轮为司令员，郭化若为政治委员，辖第20、第27、第30、第33军。第10兵团以叶飞为司令员，韦国清为政治委员，辖第28、第29、第3l军、两广纵队。陈士榘参谋长调第8兵团工作后，我由华野副参谋长接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唐亮、钟期光仍任野战军政治部正、副主任。刘瑞龙副参谋长改任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与华野特种兵纵队番号不变。华东军区机关南下后，在山东另组山东军区，以胶东军区新5、新6师组成第32军。在整编中，我们特别强调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性，展开了反对本位主义的教育。第三野战军整编任务的顺利完成，使我三野全军的正规化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体制编制上保证了尔后渡江作战的顺利进行。       （二）       2月4日中午，粟裕同志告我：中央在2月3日关于渡江问题的指示电报中认为， “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而目前“第二种可能性业已增加，即是说用解决北平问题的方法，和平地解决南京、芜湖、镇江、苏州、无锡、杭州、上海等处的可能性业已增加，我们应当针对这两种可能情况，准备两种对付方法。”如果“国民党仍然采取在京沪线组织坚决抵抗的方针”，则按原定计划，“休整至三月底为止，准备四月渡江，五、六两月夺取宁、镇、锡、苏、杭、芜诸城”。如果国民党改取弃守南京等城，“而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我们应作提早一个月行动的准备”，“休整至二月底为止，准备三月即行渡江，于占领镇江、芜湖之后，即去占领南京”，然后“逐步地去占领苏、杭”，部队“可于占领南京后再行休整”。据此，我们立即向各兵团发出《关于渡江侦察工作问题》的指示，规定了各兵团的侦察区域，明确了侦察的主要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注意事项，并令各兵团按此即行派出侦察。并将此情况于当日报告了中央军委。
      2月5日晨，．由司令部情报股重新整理标绘敌江防示意图，展开各种作战资料的准备工作。从2月6日开始，我与刘瑞龙等同志一起在作战室反复研究了渡江作战的具体问题。一是根据各单位派出侦察后所掌握的最新敌情资料，基本弄清了敌江防整个部署情况。其中，敌京沪杭警备总部汤恩伯所属24个军45万人，布防在上海至湖口段沿江地区及浙赣线以北地区。第一线部队共18个军。即：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属第37、第52、第72军防御金山卫、吴淞口至白峁口段；第1绥靖区所属第4、第21、第5l、第123军防御白峁口至镇江段；第54军位丹阳、武进地区为预备队；第6兵团及首都卫戍总部所属第28、第45、第99军防御镇江以西之桥头镇至马鞍山段，重点置于南京及两浦(浦口、浦镇)地区；第?绥靖区所属第20、第66、第88军防御马鞍山至铜陵段，第17兵团之第106军位泾县、宁国地区为预备队；第8兵团所属第55、第68、第96军防御铜陵至湖口段。上述江防之敌分别以一部兵力控制长江北岸之八圩港、三江营、两浦、裕溪口、枞阳镇、安庆、望江、湖口等据点及若干江心洲。第二线部队共6个军，即第18、第67、第73、第74、第85、第87军等，配置于浙赣线及其以北地区?华中“剿总”白崇禧所属“个军25万人，布防在湖口至巴东段沿江地区。敌海军第2舰队(各种舰艇89艘)位于长江下游，江防舰队(各种舰艇44艘)位于长江中游。飞机300余架分别置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担任支援陆军守备任务。此外，美、英帝国主义的海军舰艇一部，也停泊于上海及长江口，企图伺机对我军渡江行动进行干扰破坏。
      二是具体研究丁渡江作战的地理环境条件，主要是对长江天险的特征及其两岸的地质水文情况作到心中有数。我们感到江阴至芜湖段江身向北弯曲，成一大弧形，利于我军实施钳形突击，达成战役合围。平时长江中下游水流平稳，但安庆以东受潮汐影响较大，落潮时近岸边有大小不等的泥滩或沙滩。每年春雨桃汛之际，水位渐涨，水流渐急，但对航渡影响不大。长江两岸多半为土堤，多港汊，利于军队、船只隐蔽和进行水上训练。江内有数量较多的江心洲。下游各省除皖南、苏南有部分山区与丘陵地外，多为水网稻田地，河港湖泊较多，不利于大兵团行动。
      三是从我军渡江作战的主要困难人手，预筹对策。我们感到最主要的是：缺乏现代化渡江器材，我军将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对付全部机械化的陆、海、空军联合作战，所以要在部队中广泛开展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的形势任务教育，坚定全体指战员敢打必胜的信心；部队广大指战员多属北方籍，不习水性，组织指挥大兵团强渡江河作战经验缺乏，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部队关于航渡组织、登陆突破、步炮协同以及水上射击、救护、游泳、划船等战术技术训练；新解放区和江南新区基础尚弱，后勤给养特别是粮食补充困难，需要作好充分的物资准备，制定周密的战役后勤部署。此外，为了更好地发挥各部队的特长，我们还建议将熟悉苏南情况的第23军和第20军由第7、第9兵团分别调归第10、第8兵团指挥，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24军和第25军由第8兵团分别调归第7、第9兵团指挥。
      2月8日，粟裕副司令员、谭震林副政委等去总前委参加会议，研究贯彻中央2月3日电报指示精神，具体商定渡江作战部署。总前委会议讨论决定了如下内容：(1)确定了渡江作战时间。即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因为敌人正在固守沿江一线和京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两策之间徘徊，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字上汫，都有提前渡江的必要，也是一个难逢的战机。从自然天候上看，3月底4月初长江水少，雨季未到，也便于渡江。当然，由于时间提前，一些准备工作可能比较仓促。但只要加紧准备，是完全有可能和有把握的。(2)明确了渡江战役部署。确定以三野4个兵团和二野1个兵团为第一梯队，三野4个兵团分别在江阴、扬州段；南京东西段；芜湖东西段；铜陵、贵池段展开；二野1个兵团在安庆东西段展开。二野另两个兵团除以1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主要突破地段选择在芜湖、安庆段。(3)关于各部队开进问题。因三野两个兵团已在两淮及蚌埠以南，其余两个兵团尚在宿县东西地区，所以，拟先移一个兵团至合肥，另一个兵团于3月半出动，以半月行程到达江边。三野指挥机关拟于3月初移合肥。二野各部因路程较远，拟于3月初移至潢川、固始、六安之线，休整数日后，即向江边指定位置开进。二野指挥机关拟于3月初移六安。此外，为保证渡江作战的顺利进行，总前委还建议立即成立安徽省委或以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以统一组织领导原江淮、皖西、豫皖苏等解放区的力量，支援渡江作战。并建议第四野战军以3个军约20万人迅速南下，于3月底进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部，以保障二野、三野的渡江行动。
      中央军委于2月11日复电总前委和华东局：“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为便于统一领导，协调行动，中共中央还决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参加华东局。并要求立即召开一次华东局会议具体研究渡江作战诸问题，以及统一江淮、皖西和豫皖苏地区的领导关系问题。中央还重新明确：“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与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2月18日至21日，三野前委于贾汪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2月8日关于“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电报指示，研究如何顺利完成我党从城市工人运动中产生，尔后走到农村，经过20多年又重新回到城市的根本性转变问题。陈毅司令员做了重要报告。他指出，要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毛主席提出的这一根本转变的精神实质，如果坚持20多年来先农村后城市的观点不加改变，跟不上革命飞速发展的形势需要，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单纯强调动员一切力量放到城市，无限制地取给于农村，不是树立无产阶级的城市观点，而是继承资产阶级的城市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陈毅同志还强调指出，军队作为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双重任务，就是说要一面作战、一面建设。人民解放军是打仗打出来的，也是做群众工作做出来的，不能认为现在大规模的战争阶段已经过去，就产生轻敌麻痹的思想。同时，也要反对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产生恐美病。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不学习城市政策，忽视城市建设的偏向，也要反对只强调工作队，借此脱离军队的个人主义愿望。他说，今天军事的重要性并未减轻，不能因为胜利冲昏了我们的头脑，要把美帝国主义占领我沿海城市列入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我军的作战任务并未完结，许多敌人要我们去消灭，许多地方要我们去占领。作为军队来讲，第一位的问题是要把仗打好。即使全国胜利了，我们还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正规军，并准备击退任何帝国主义的进攻，还要防止敌人和我们打游击，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减弱军队的重要性，而是要加重军队工作的任务。陈司令员的讲话，使与会同志更加明确了人民解放军作为一个战斗队的根本职能，以及立足于用战斗方式渡江是全军的基本任务。2月20日，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第三野战军正式下达了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
      前委扩大会议结束后，陈毅等同志赴中央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粟裕同志原定一同前往，但因长期指挥作战，极度劳累，头疼病复发，遂请假改赴济南作短期休养。由我和唐亮、刘瑞龙同志主持召开了三野参谋长会议，具体研究了加强司令部工作、渡江物质准备、战备训练和部队正规化建设问题。       （三）       2月底3月初，我三野部队按预定计划沿津浦路两侧南下，先后进抵长江北岸。第7兵团进至庐江地区，第9兵团进至无为、含山地区，第8兵团进至扬州、仪征地区，第10兵团进至靖江、泰兴地区。按照中央军委指示，为密切配合当时进行的和平谈判，同时为渡江作战创造条件，各兵团均派出部分部队对妨碍我军渡江准备的敌江北桥头堡据点达成包围封锁，并以炮火控制江面，积极打击敌人舰艇的活动，有效地控制渡口、船只，开辟渡江交通要道，保障大部队迫近江岸，全面展开渡江之前的各项准备。
      在我军兵临长江之际，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也即将开始，中央军委要求我军作好先行攻占浦口并炮击南京的准备。3月1日，粟裕同志在赴济休养临行前，召集唐亮、钟期光同志和我商定了具体攻击部署。我即组织司令部拟定厂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作战预案，各兵团均依据野战军预定央心起草了作战预备命令。3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渡江作战时间推迟一周。陈毅司令员、饶漱石政委也给我们发来电报，要求我们按军委推迟渡江时间的决定充分作好准备工作。3月14日，我们下达了关于肃清江北桥头堡作战的指示。3月17日，中央军委又来电告诉我们：“渡江战斗之确定日朗为四月十日。”并提出“攻占浦口浦镇的准确时间，必须由中央临机决定。至于浦口浦镇以外沿江各点之攻占，则由你们自己规定攻击时间。”据此，我们确定了攻占浦口、炮击南京和肃清江北桥头堡的作战部署。同时，考虑到为保持尔后渡江作战的突然性，我们特向中央军委建议，攻击浦口作战推迟至4月1日开始，以便与4月10日的渡江作战相衔接。
      中央军委十分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于3月20日复电：攻占两浦如非渡江所必要，则以一个兵团监视该敌。江北岸据点4月2日开始攻击，4月5日或6日完成此项任务，再以一周时间开辟港口并布置船只，如此，则全军可于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并征询我们“如何盼复”。我们随即按照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加紧准备，调整部署，并决定三野指挥机关向南开进。出发之前，三野前委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司令员关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报告，大家对于毛泽东主席报告中讲的：“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的光辉论断，以及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战略思想，倍感英明正确，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提高了我们以中央的方针、政策指导暧江战役的自觉性。
      3月23日夜，三野指挥机关按照预定部署，转移至蚌埠以南孙家圩子。3月25日，总前委邓小平、陈毅同志在这里召集了三野兵团负责同志会议，听取厂我对第三野战军渡江准备工作的汇报，具体研究了渡江作战的部署问题。邓政委告诉我们，第二野战军第3、第4、第5兵团已于3月5日起．从阜阳、漯河、沈丘等地出发，向长江北岸挺进，4月初可分别进至枞阳镇以北(第3兵团)，高河埠以南(第5兵团)，望江、宿松(第4兵团)地区：为配合二野、三野渡江，中央军委已令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第40军、第43军分别由马驹桥、马头镇地区南下，大致于4月初可进抵湖北浠水及汉口以北地区。邓政委还提出，拟以第3兵团附第15、第16军肃清枞阳镇至望江段，攻击目标首先指向安庆。该部先头已距安庆20余里。白崇禧为保守武汉，已将安庆之第46军西撤，第7军、第48军集结于平汉线。汤、白之间的矛盾可供我们利用。为统一协同动作，四野两个军归二野指挥，并以主力出宣化店。力争以两个师兵力在4月10日前出现在宣化店，吸引白崇禧部主力，以配合二野、三野渡江。同时，总前委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同志还提出，中央军委原定4月13日渡江之寸，正是阴历十六，月光通宵，不利于求得攻击的突然性，因此，主张推迟到4月15日黄昏渡江。这样，我们对总前委的整个渡江作战部署及考虑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3月26日，会议继续召开，大家听取了谭震林同志关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会上，我们与各兵团负责同志研究了作战部署问题。大家感到，在我百万大军直逼长江，拥有战略战役主动权的情况下，可采取宽大正面同时展开强渡与有重点的突击相结合的打法，使敌防不胜防，以保证一举渡江成功：我们还向各部明确：4月15日黄昏发起渡江；对于敌江北桥头堡，凡对我准备工作及渡江无大妨碍者则不攻击，凡对我准备无妨碍但对渡江有碍而又容易拔除者，则在渡江先一日或数日拔除之，凡对我准备及渡江妨碍甚大者，则视情况于4月；2日或2日以后立即拔除；此外，还决定不攻浦口、浦镇；将第26军东移，加强东集团兵力；留第34、35军在两浦正面积极佯攻牵制敌人。总前委首长批准了我们的意见，并于3月26日电告中央军委。3月27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十五日发起渡江及对敌江北据点的处置。”
      正当会议进行中，我们接到报告，国民党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率部起义，但为敌发现，仅少数人员乘船抵北岸。王宴清师长到野司后，我接见了他，并进一步了解了南京周围地区的敌军部署，以及南京市区内的情况。3月27日，我们继续研究作战部署问题，并听取谭震林同志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报告。
      3月28日，粟裕副司令员返回野司，我把整个部队的作战部署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傍晚，我们再次研究作战方案，最后确定野直东移泰州附近地区，加强东集团渡江方向的指挥，将主渡方向选择于苏中地区，以求迅速遮断宁沪交通，切断南京周围敌之退路。随后，我召集司令部各处长研究了野直东移与指挥所组成诸问题，指定专人分工负责，组织拟制行军计划与汽车分配等。3月31日晨，根据粟裕同志指示，我将整个作战部署拟成电文致二野并报中央军委。
      3月31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在广泛听取各野战军情况报告基础上，统筹全局，最终确定了渡江作战的决心部署。当时，小平同志要陈毅同志拟草作战计划，陈毅同志遂告我起草一份包括两大野战军行动的渡江作战仑今。我拙葭后空陈毅同志转呈小平同志审阅。邓政委指示对大兵团指挥不能太具体，主要是说明战役企图、可能预案等即可，随即小平同志亲自草拟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役纲要，即《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1日午前，小平同志召集我们逐段讨论了这一纲要，上报中央军委并下发各野战军兵团以上单位。中央军委很快于4月3日批准了这一战役纲要。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全文共八个部分：第一，敌情。第二，我军战役目的，发起战役时限。第三，我军渡江后，敌军可能的变化(四种变化)。第四，我军的作战纲领(共七项)。其中，规定了各阶段(分三个阶段)任务，要求战役准备应围绕主要方案进行，指出无论出现何种情况，割裂敌人各个歼灭是关键。第五，第一阶段作战部署。要求我军分为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其中，第三野战军组成东、中两集团，粟裕同志和我负责东集团(第8、第10兵团)；谭震林同志负责中集团(第7、第9兵团)，并确定以上两路(四个兵团)归粟裕同志和我统一指挥。第二野战军(第3、第4、第5兵团)则组成西集团。第六，指挥与联络问题。第七，各种保障(由各野战军自定)。第八，基本纲要未尽事宜，随战役发展另以命令规定。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是周密计划战役，进行宏观决策的典范，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纲要充分体现了我军渡江战役目的的坚决性。规定我军要歼灭沿江与浙赣线之敌全部或大部，迅速夺占苏南、皖南及浙江全部。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战役纵深达500余公里。为此，纲要确定了我百万大军强渡长江的战役布势。以第二、第三野战军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在总前委统一指挥下，在张黄港至望江段实施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求歼沿江防御之敌，突破长江天险。另以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归第二野战军指挥，位于武汉正面，在鄂豫、桐柏、江汉各军区部队配合下，箝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作战。
      纲要对我军渡江后敌情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了细致分析，保证了战役计划的周密性。纲要分析指出了在我军渡江后敌情的几种变化可能性，即：(1)收缩兵力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企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2)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割裂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至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3)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集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4)在情况不利于撤退时，分别固守京、沪、杭诸点，以图顽抗。纲要还针对上述可能情况，分别提出了相应的行动预案，并强调指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神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要求我军应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以准备敌乘我三个突击集团相距甚远之际，与我决战为基本出发点。为此，我第三野战军两集团渡江后，应并力对进，力求迅速会合，集结力量割裂包围敌人；第二野战军渡江后以主力出浙赣路，在断敌东西转用兵力的通道同时，以一部兵力迅速东进，逐一辖替第三野战军攻歼芜湖、南京之敌的任务。
      纲要既从大处着眼，提挈全军，又不统的过死，充分体现了战役计划的灵活性。在赋予各野战军、兵团任务寸，指出各部可根据情况的具体变化机断专行。一些具体的打法及各项保障均由各野战军、兵团自定，指挥责任明确，保证了各级指挥员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给各级指挥员在作战中根据情况变化实施临机处置留有充分余地。《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是渡江作战的纲领性文件，纲要所确定的具体设想，在渡江战役中完全得到了实现。     （四）      4月1日下午，粟裕同志和我率三野指挥机关，经凤阳、临淮关、明光、盱眙、汊涧、天长、扬州、泰州，于4月4日夜抵达泰州东南15里之白马庙。4月6日，我们召集第8、第10两兵团军以上干部会议。首先，由第10兵团参谋长陈庆先汇报该兵团渡江准备工作情况。接着，10兵团叶飞司令员，8兵团陈上榘司令员报告本兵团作战方案。唐亮主任、钟期光副主任和我也讲了话。最后，由粟裕同志作总结报告。他代表三野前委向第8、第10两兵团传达了总前委的基本决心和战役指导思想，明确了由以上两兵团组成的东集团渡江作战的决心和部署，并提出战役发展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和相应对策。粟裕同志认为，在我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渡江后，一是敌可能以南京、芜湖地区的兵力，对付我中集团，阻止其向东发展，同时集中南京至上海之间的兵力，寻求在京沪之间与我军决战。如是，则要求东集团在渡江成功后，主力控制在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带，下决心在京沪线上打一个恶仗，打上三五天，打出一个好的局面来。这样就要求中集团在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主力迅速向东发展，与东集团打通联系。二是敌可能将南京、镇江等地之兵力，向杭州、衢州撤退，在浙赣线上组织第二道防线；京沪线之敌向上海收缩，固守上海。如是，则三野先集中兵力协同二野解决浙赣线上之敌，然后再围攻上海守敌，各个击破之。三是我渡江一举成功并迅速突入敌防区纵深，把南京、镇江之敌退路切断，敌人全线溃退，一片混乱。如出现这种情况，则要求东集团只用一部兵力监视上海之敌，主力迅速向吴兴急进，与中集团密切配合，将逃敌围歼于郎溪、广德地区，同时，也要求中集团渡江成功后迅速东进，到达吴兴地区与东集团会师，围歼逃敌。粟裕同志要求全军力争第三种情况的出现，同时，也作好应付第一种情况的准备。
      4月8日晚，我们下达了对东集团渡江作战部署的补充命令。确定“我八、十兵团主力，决由扬中、护漕港(江阴东)段强渡。为求主攻方向之强渡顺利，决定八兵团以积极动作箝制镇江、扬中段之敌，而以十兵团附二十三军、特种兵纵队主力于江阴东西地区强渡(前头部队采取偷渡)，力求当晚南渡三个军或四个军之大部，务须于当晚控制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区，坚决歼击敌之反击，尔后乘胜扩展，开辟镇江、无锡段南北地区广大战场，以利野战军主力尔后之作战。这一指示在下达东集团同时，报告了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还通报了谭震林同志和中集团，并要求东集团根据上述决心拟制具体实施计划上报。
      4月10日，中央军委发来电报，告诉我们和谈可能于15日左右签定正式协定，和平渡江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渡江时间将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同时还询问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有何不利，要我们立即提出意见以便军委决策。前委几个同志都认为，从目前各方面情况看，不宜推迟渡江时间。总前委也坚持认为，如情况许可最好不推迟原定时间，或在20日左右渡江为好。并提出“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的建议。中央军委于4月11日电复总前委并告二野、三野：依谈判进展情况需要，决定将渡江时间由4月15日推迟至4月22日。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我们即令各兵团、各军按重新确定的日期进行战斗准备，并规定各部在4月12日至16日间不得发起任何战斗，以免过早暴露我军攻击企图，给敌军以调整部署的时间。同时，粟裕同志还致电军委，再次申述如情况许可时，不要再推迟至22日以后渡江，以20日前后为好的意见。
      4月14日，和谈情况逐步明朗化，中央军委电告我们：谈判决定以4月20日为限期，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4月16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来电告诉我们：和平协定方案已在今日上午送达南京，如20日不签字则谈判宣告破裂。电文强调“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至此，渡江战役的发起时间由开始提前到后来数度推迟，终于最后确定，全军指战员朝夕盼望的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即将到来。
      根据中央军委的要求，总前委于4月17日呈报了我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具体作战部署，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于4月18日复电：“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并强调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当日，总前委还电示我们：“整个战役从二十日晚开始后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此外，总前委还估计到东集团渡江后可能面临的严重困难，决定中集团较东、西两集团提前一天渡江，以便吸引敌人并有力地支援东集团作战。
      4月19日，我们在白马庙召开东集团渡江作战会议。第8、第10两兵团8个军及野直机关等单位的师以上千部全部到会。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总前委关于渡江作战的命令指示；各兵团首长对作战方案作了简明扼要的报告，并提出了需要议决的事项；粟裕副司令员作了总结讲话，进行了简短有力的作战动员，再次检查了各部队的准备工作情况，最后明确了渡江作战的具体要求。此时此刻，全军上下，群情激奋。大家都抱定一个坚强的信念，就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五）       4月20日晚，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8时，我中集团在谭震林同志指挥下，在枞阳镇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渡江作战。第一梯队四个军(第7兵团之第21、第24军，第9兵团之第25、第27军)在我强大炮兵的掩护下，于9时许攻占黑沙洲、鲫鱼洲、闻新洲、紫沙洲等江心洲，进逼南岸，迅速突破敌人防线，建立了滩头阵地，并乘胜向敌纵深发展。江防守敌在一片混乱中仓皇南逃。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正式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军在进军令的强劲号角声中，向敌发起猛攻，先后攻占铜陵、顺安、繁昌等地，中央军委也发来电报：“祝贺七、九两兵团渡江胜利”。至22日中午，中集团突入敌防御纵深已达50公里。23日，中集团第二梯队各军也全部渡过长江。
      在东集团方向，我军于4月21日19时许从三江营、张黄港段发起强大的突击。第10兵团第一梯队之第23、第28、第29军首先在天生港、王师塘、长山等地突破敌江防阵地，登上南岸，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反扑，于4月22日中午进抵百丈镇、南闸镇、秦皇山、香山之线，建立了正面宽50公里、纵深10公里的滩头阵地，肃清顽抗之敌，并向西南方向挺进。当日，江阴要塞守敌在我秘密党员策动下宣布起义，我第29军迅即占领并控制了要塞及所有炮台。我特纵炮兵封锁了长江，断绝了敌舰东逃的航道。23日，我军占领武进、丹阳等城，切断了京沪铁路。在此期间，我第8兵团之第20军，在龙窝口至永安洲段向扬中岛发起突击，22日占领该岛。23日，渡过夹江登上南岸，并乘胜向敌纵深发展。是日，第34、第35军从南京正面乘胜攻占了浦口、浦镇和镇江，并于当晚占领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首都南京。
      在我东集团胜利渡江之际，国民党海军第2舰队在林遵司令率领下，于23日下午在南京东北笆斗山江面起义，另一部在镇江附近江面向我投降，还有一小部分逃往上海。另外，英帝国主义悍然派出军舰4艘于20、21日两次驶入我东集团渡江地段，炮击我军阵地。对于帝国主义军舰破坏干扰我军渡江的挑衅行为，我强大炮兵予以有力回击，将其紫石英号击伤，搁浅于镇江附近(后于7月30日午夜逃跑)，其余舰只被迫缩回上海。在我军胜利渡江的隆隆炮声中，人民海军的前身——华东军区海军于4月23日在白马庙宣告成立，这一天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纪念日。
      当我中集团渡江成功后，根据敌沿江防御抵抗甚弱的情况，粟裕同志判断，我东、西两集团全面渡江后，定将造成敌全线溃乱的局面，我军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并插向敌之纵深。这样，不仅可使敌无力重新调整部署，甚至将促使敌全面崩溃，以达成我军分割包围、各个歼敌的有利态势。于是，我们在4月21日致电总前委和中央军委，建议第9兵团渡江后，除以第30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第4兵团外，主力应即沿南陵、青弋江、宣城十字铺之线及其以北地区向东北挺进，控制溧阳，截断“京杭国道”，使南京敌人无法向杭州退却，以达成孤立分割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之目的。该兵团先头部队应于4月25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第7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应尾第9兵团后沿南陵、宣城、十字铺以南地区急进，力求于4月27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第10兵团大部南渡后，第28军出宜兴，第23军出丹阳、金坛，并以一部向溧阳挺进。第8兵团第20军及第26军一部渡过夹江后，向镇江、丹阳间挺进，策应第34军南渡攻占镇江。总前委接到我们的电报后，迅速作出决定，于4月22日、23日连续电示我们：我军主力大部过江，渡江任务业已完成。今后应力争迅速完成东西打通联系，割裂敌人，截断浙赣路。并同意谭震林同志率中集团迅速东进策应东集团行动。为便于渡江后的统一行动，总前委还重新明确第7、第9兵团直归粟裕同志指挥；同时确定南京城防改由第8兵团担任，二野第4兵团改出浙赣线。
      战机稍纵即逝，我们此间的指挥重心已大部转移到怎样追歼逃敌上来。4月22日，在收到第7、第9兵团向郎溪、广德地区进军的部署电报后，我们认为还应加速该兵团的行程，即令第9兵团率先头第25军、第27军，以急行军经青弋江、宣城向郎溪、溧阳挺进，不为小敌所阻惑。令第7兵团迅速将攻击箭头转向南陵以东宣城方向，在第9兵团右侧后成梯次队形前进。令第10兵团第28军兼程南进，攻占宜兴。第31军尾28军后跟进，在第28军继续向长兴推进时控制宜兴。第23军由涌湖与长荡湖之间急进，截断溧阳、宜兴间交通，协同第28、第31军合围歼敌。4月23日，我们又连电催令第10兵团第23军“尽可能于明晨赶到金坛及其以南，并继向西南挺进”；第28军应“不顾疲劳于明晨攻占宜兴及其西南，并继向西南挺进，不得延误”；令进至无锡的第29军“设法乘火轮渡太湖南下，抢占长兴、吴兴，以截断由南京、镇江南逃及由宣城东逃杭州敌之退路”(后因合围达成，改沿沪宁铁路向苏州攻击前进)。令第9兵团第25、第27军“到达宣城后不必向东北，应即沿广德、吴兴公路南北向吴兴急进，以完全封锁敌人之退路，望克服疲劳、迅速猛进、至要至要。”
      我军广大指战员在渡江成功的胜利鼓舞下，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昼夜兼程，追击逃敌。4月25日，第28军占领宜兴，第23军占领溧阳，切断了南京至杭州的公路交通。溃逃敌军只得改由宜兴以西的山区向郎溪、广德方向突围。4月26日，我中集团先头部队已进至郎溪、广德地区；经28军亦进占长兴。4月27日，中集团之第27军在吴兴附近与东集团之第28军打通联系，封闭了合围口。南逃之敌第4军、第28军、第45军、第66军及第51军一部10万之众，在太湖西岸郎溪、广德之间山区东逃西窜，乱作一团。4月28日，鉴于逃敌已被我合围的情况，我们对三野全军部署作出调整与区分。决定由宋时轮、郭化若同志统一指挥第9、第10两兵团负责全歼被围之敌，谭震林、王建安等同志率第7兵团速向杭州攻击前进。陈士榘、袁仲贤同志串第8兵团担任南京警备任务。
      4月29日，我第9、第10兵团实施多路向心突击，被围之敌全部被歼。我们向中央军委、总前委报告了这一胜利消息，同时令第9、第10兵团负责继续清剿残敌，并对我军下一阶段的作战部署作了具体规定。一是明确了各部归还原建制问题。并今第26军归三野司令部直接指挥，沿武进、无锡、常熟之线向上海攻击前进；二是将第9、第10两兵团集结于太湖南北地区，准备攻击上海。三是令第7兵团经广德、吴兴之线以南地区向杭州进击，并强调了夺取钱塘江大桥之极端重要性，要保证不为敌人撤逃时所破坏。中央军委于4月30日复电我们并告总前委：“(1)歼灭诸敌甚慰。(2)部署甚妥。如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完成此项部署，并完成对于攻占上海的政治准备工作与军事准备工作，则你们可以立于主动地位。(3)总前委除直接领导南京工作外，请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星期以后，假如汤恩伯从上海逃跑寸，你们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在我围歼郎溪、广德地区之敌同时，第7兵团在谭震林、王建安等同志指挥下，于4月28日占领宁国，5月1日占领孝丰，5月2日占领余杭，5月3日，先头第21军乘胜进占杭州。由于我军行动迅速，敌人来不及爆炸钱塘江大桥便为我军歼灭。杭州的攻占，形成我军会攻上海的有利态势，并确保了我军继续向南、向西南进军的通路。5月4日至7日，第二野战军占领了上饶、贵溪、横峰、金华、衢县等地，控制了浙赣线，并于7日与我第7兵团部队胜利会师于诸暨，完全切断了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孝感、黄陂，威逼武汉，有效地牵制了白崇禧集团。从我第三野战军开始渡江到郎溪、广德追击战结束，我军共计歼敌13．9万余人．缴获各种火饷950余门，汽车140余辆，舰艇61艘(含起义)。至此，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第一、二阶段的任务胜利完成。      （六）        渡江战役第三阶段我们第三野战军的任务，就是攻占上海，歼灭负隅顽抗之敌。
      早在淮海战役结束之寸，敌人就以抗战爆发前上海原有的工事为基础，开始了整个上海地区防御工事的构筑。由于我军迅速扩大了渡江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士气低落，再加器材不足等方面的原因，所以，工程进展迟缓。直到我军兵临上海城下，仍然未能完成整个防御体系，但其主阵地防御工事已经十分坚固。4月26日，蒋介石还亲自乘舰到吴淞口召开军事会议，研究部署上海防御问题，企图凭借上海丰富的资财和已经完成的4000多个永备工事作困兽之斗，以争取时间，抓紧抢运物资，并准备大肆破坏该市，阴谋挑起国际事件，促使帝国主义出兵武装干涉。
      上海地区守敌为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部汤恩伯指挥下的残余部队。除第1绥靖区丁治盘率暂编第1军位于崇明岛外，其．余8个军25个师连同其它特种部队、勤务部队、保安团队及交警总队等，共计20余万人，军舰30余艘，飞机120余架，密集驻防于上海市及其附近港口、村落地区。其具体部署是：以6个军20个师配属坦克、装甲车各约百辆，防守黄浦江以西地区。以2个军5个师防守黄浦江以东地区。整个防御阵地编成，是以浏河、嘉定，南翔、华漕、七宝、北蔡、川沙之线为警戒阵地，以月浦、杨行、国际无线电台、刘行、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龙华及浦东之高行、高桥地区为主要防御阵地，并以其右翼月浦至虹桥及其纵深约3公里地带为防御重点，借以屏障吴淞及市区，保障其出海通路；在市区则利用火车站、码头、工厂、仓库等高大建筑物，构成要点工事，形成核心阵地。
      当时，我随粟裕同志率三野指挥机关已于4月27日夜由白马庙经江阴转至常州。随着郎溪、广德地区逃敌被我合围后，我们指挥的重心即已转到对上海的进攻上来。
      4月底5月初，我军经侦察获悉，上海之敌已运走万余人，很可能提早撤退。中央军委提出，以一个军先行攻占测河，威胁吴淞，使敌不敢从海上逃走。但总前委和我们均顾虑我军一旦行动，可能促使蒋军迅速撤退，造成我们接收不及，引起上海城市的动乱。于是，总前委于4月30日向中央军委建议：为作好准备，避免被动，应推迟进占浏河以及进入上海等地的时间。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采纳。确定我军在5月10日前不占上海，以便充分准备，待命行动。根据中央军委上述决定，粟裕同志和我们在常州进一步研究了攻占上海的部署以及接收准备问题。
      5月2日，粟裕、唐亮同志赴丹阳将我们的大体设想与工作部署向总前委作了汇报。，5月4日，三野前委召开接收工作会议。传达学习总前委指示精神，以及研究接收任务的具体区分等问题。5月6日，前委开会布置工作。第9兵团及第26军的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粟裕同志作了关于淞沪警备问题的报告，我向大家明确了警备任务的区分及注意事项，最后，由唐亮主任作了接收上海政治上、政策纪律上必须注意的问题的报告。
      5月7日，中央军委来电，重申“何时占领上海，仍需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并令我们“即行部署于5月10日以后、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运走。”
      根据军委上述指示，结合前委原来设想的方案，我们迅速拟制了攻占上海的整个战役计划，于5月7日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决心集中第9、10两兵团8个军首先扫清上海郊区敌之据点，然后从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切断敌人退路，阻止敌人抢运上海物资或提前逃走。待接管工作完成后，如敌继续顽抗，即对市区发起总攻，解放上海。为使城市居民生命财产和公私建筑物尽量不受或少受损失和破坏，我们还规定部队在市区作战时，力争不使用火炮等重武器。
      5月8日23时许，我随粟裕同志率指挥机关移至苏州，完成了指挥战役实施的准备工作。9日午后，收到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我们对上海战役之部署。我分别转告第9、10两兵团领导同志，并于5月11日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5月12日，我军向上海外围守敌发起进攻。至当夜，北线第10兵团左翼第29军、第28军分别攻占浏河、太仓、嘉定等地。13日后，继续向月浦、杨行、刘行攻击前进，守敌第52军在海、空军支援下，依靠密集的钢筋水泥碉堡(有的阵地多达七八道工事和障碍)，以炽烈的火网封锁我军攻击道路，并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向我连续实施反冲击，争夺十分激烈。15日，敌又增调第21军、第99师加强该地区的防御。我军虽顽强攻击，付出较大的代价，但始终未获大的进展，与守敌形成胶着状态。右翼第26军经过反复争夺，占领昆山，进逼南翔。
      南线我第9兵团第20军、第27军、第30军、第31军进展顺利，先后占领了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及松江、青浦等地，进逼川沙，威胁沪敌侧背。14日，敌被迫由市区抽调第51军至白龙港、林家码头地区，企图阻止我军继续向浦东发展进攻。
      根据战况发展，我第10兵团调整了攻击部署，并使用二梯队加入战斗。第9兵团也全力向川沙、高桥地区攻击前进，力求以炮火封锁黄浦江面，迅速达成对上海之敌的钳形合围。5月16日，根据粟裕同志指示，我起草了淞沪作战战术指示下达各部队，要求对敌永久性设防阵地的进攻，必须周密组织，选择其弱点，楔入其纵深，然后从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集中火力突击其一点，实行对壕作业接近敌碉堡，以小群动作，轮番实施攻击，以炸药包开路，改变集团式进攻的办法等。我进攻部队也及时总结了前段攻坚战的经验教训，改变战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22日，我军已先后攻占月浦、刘行、国际无线电台、周浦、川沙、白龙港、高行等地。
      在10天的外围作战中，我第10兵团、第9兵团共歼灭敌51军、第23军、暂8师等部两万余人，占领了敌人的外围阵地，部分突入了敌人的主阵地，迫使敌人集中更多的兵力于吴淞口两侧地区，造成我攻取市区，全歼守敌的有利条件。同时，也由于我军避免攻击市区，仅以主力一部从敌人两翼实施突击，地区狭窄，部队不易展开，使敌有可能集中力量坚守上海市区至吴淞通道，我每攻一点，费时较久，消耗较大。市区守敌虽已倾巢出援，但我军受接管准备时间限制，不能乘虚攻占。
      有鉴于此，粟裕同志于5月18日向中央军委、总前委建议：如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准备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楔入吴淞，南线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区之敌，尔后会攻苏州河北敌人，并询问了接管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完成。当日，总前委复示：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我们遂于5月19日召开作战会议，第10兵团政委韦国清、参谋长陈庆先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参加了会议。我们商定增调第7兵团之第23军、第8兵团之第25军及特纵炮兵第1团和第3团各两个营及第2团全部，分别加强和配属第9、第10兵团，第24军作好参战准备。当晚，我们接到中央军委来电，指示我们：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不宜拖得太长。如接管准备工作就绪，可于25日前后总攻。并提出：攻击前，必须调齐兵力，充分准备；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当。据此，我们即令第9兵团首先歼灭浦东之敌，尔后以3个军歼灭苏州河南之敌。并令第23军于23日集结于松江。同时，派特纵陈锐霆司令员前往第10兵团部署炮兵火力组织诸问题。21日，三野司令部根据粟裕同志指示，拟定了如下作战计划：第一步以第9兵团之第30军、第31军和第20军主力迅速攻歼高桥和浦东市区守敌，控制黄浦江东岸阵地，第27军、第23军和第20军一部积极箝制浦西之敌；第二步，第9、10两兵团协力夺取吴淞、宝山及苏州河以南市区，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敌军之包围；第三步，聚歼退缩于江湾地区之残敌，达成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中央军委于22日复示：“同意21日午电所述之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
      5月23日，我们查明汤恩伯等已登舰出海，在吴淞口外指挥退却，苏州河以北敌之主力正向吴淞收缩，苏州河以南市区之交警总队亦已北撤，即令各部迅速发起总攻，大胆楔入敌人纵深，截歼逃敌。第29军于当日夜攻占月浦南郊高地，并连续击退敌4次反冲击。24日，第27军占领虹桥及徐家汇车站并攻入市区，第23军也由龙华附近攻入市区，第20军攻占浦东市区，并从高昌庙西渡黄浦江攻入市区。至25日晨，我军全部占领苏州河以南市区，并乘胜向苏州河以北追击。当晚，第30军、第31军攻克高桥，至26日午肃清了浦东地区敌人。同时，第26军攻占大场、江湾，第25军、第29军攻占吴淞、宝山，第28军、第33军攻占杨行等地。5月26日，我们三野前指随粟裕副司令员经南翔于次日晨抵上海，在圣约翰大学成立指挥所。27日下午3时，残留在杨树浦之敌4万余人，在敌京沪杭警备总部副总司令齐昌义率领下向我军投降，上海宣告解放。三野司令部即移至北四川路新亚酒店，尔后又移至四川路原日寇的港口司令部办公，继续指挥部队向浙东、福建地区进军。在上海战役中，我军共计歼敌15．3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300余门，坦克、装甲车110余辆，汽车1100余辆，舰艇11艘及大批军需物资。汤恩伯率第54军等约5万人先期登轮出海，逃往台湾、定海等地。6月2日，第25军解放崇明岛，歼敌3700余人。至此，整个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 
          在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日子（作者：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原副局长李欣）           一、 从闵家庄南下          1945年10月，我有幸被调至山东渤海军区司令部学习机要译电，只是刚学了几个月就被分配到政治部宣传大队（文工团）工作。据说国共两党有了协定合作，八路军要整编缩减，用不了太多的机要人员。在宣传大队，我被指定为大队部秘书。从此，我就一直做秘书工作，直到1991年62岁离休。
      　　在宣传大队只干了三个月，国民党便全面发动了内战，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人民解放战争。因而在1946年5月间，我又被调回机要部门。这次不是回渤海军区，而是南下到了山东军区司令部暨新四军军部机要处住临沂南关的机训队。在机训队又只是学了三个月的社会发展史，同年阴历八月中秋那一天，奉命提前结业到了山东野战军指挥部机要科，科长叫李德安。到了这时我才知道密码译电是怎么回事。以我当时的想法，搞这个工作，心灵手巧固然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汉语水平。第一，你的硬笔书写要好，至少把汉字写得端端正正，顺眼易识；第二，汉语语汇和社会知识要丰富些，否则你摆弄电文就很难准确、迅速。在山东野战军，不久因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我回到了华东军区机要处，处长是肖光。他是经过长征的老干部，为人厚道，品格高尚。
      　　我在华东军区机要处，从1947年开始，四次被外派单独执行译电任务（每次两三个月）：先是到华东军区卫生部，在崔义田同志手下；后又到华东支前司令部张劲夫同志处；1948年4月攻打潍县时，被临时派到警备旅译电；打下潍坊后被留在潍坊市徐冰同志（市委书记）、姚仲明同志（市长）处，直至同年8月回到了军区机要处（闵家庄）。机要处在闵家庄驻扎时间较长。淮海战役结束，我二野、三野大军处于向南推进扫荡之势，渡江战役势在必打。1949年2月，华东局、华东军区机要处奉命南下，第一步到达山东滕县。
 
          二、 在瑶岗       　　此后，我们在总前委的故事就开始了。先交待一下总前委的产生经过:淮海战役时，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同志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淮海战役胜利后，1949年2月11日，毛泽东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同志的电报说：“……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这样，淮海战役的总前委就变成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了。总前委由二野、三野的最高领导成员组成。
      　　在滕县，我们机要处分成两部分：一部分20人左右，比较精干，1949年3月20日前后到达合肥的肥东县瑶岗村，担负总前委（还有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密码译电任务；另一部分留在后方。1949年4月，渡江胜利，总前委在江苏丹阳时，机要处这两部分又会合为一，到了上海。这是后话。
      　　到瑶岗的这一部分由肖光同志率领，称为总前委机要处。我们从滕县南下时，先是在徐州小住一、两天，到蚌埠后又住了一些时间，1949年3月20日到了目的地。分到这个机要处的，除处长肖光外，还有刘良明、葛非、江柱、钱钧、李钧、张镜源、姜文焜、袁震寰、赵训经、李欣等，时间太久，记不准确了，总之是20人左右。
      　　总部机关这一路从徐州南下，虽然经过精简，合在一起仍是一个不小的队伍。与前不同的，现在是火车、汽车轮番乘坐，用不着步行了。机要处多数时间是乘火车，虽然乘坐的是中间开门的“闷罐”车，大家仍是兴高采烈，一路唱一路笑，把上前线看成像是去参加盛大庆典。
      　　瑶岗是个小村。总前委首长陈毅、邓小平住的稍好一点，也是民房，（刘伯承在西线前沿指挥部，粟裕、谭震林在东线和中线前沿指挥部，开会时曾住过瑶岗）。机要处分住在几家民房内，是紧挨总前委首长的西邻。这个村分前后两个部分，我们住的是南边这一部分，村内没有街道，大多房门坐北向南，只是门前有一块平坦的空地，大约是做打谷场用。向南十几米稍高出一尺多的地方，是大小不等的块块稻田，田埂一般只能走单行人。再向南望，一公里外横着一条铁路路基挡住了视线，但这个时候并无火车行驶。我们进驻时长江流域已是春天，遍地葱绿，间或有一、二个使牛人在田间耕作，一派田园景象，使人心旷神怡。然而，这里住的是指挥人民解放军全面渡江作战，将要摧毁蒋家王朝老巢的总指挥部。暂时的宁静，预示着将要爆发的大行动。
      　　实际上这里就是机要处的战场。机要处虽然只有20人左右，却分成四部分工作。约一半人员搞译电，还有部分人员搞办报。办报，是办理电报，即登记、分送、处理电报。这在当时也许是中国的独特职业，是地道的秘书工作。其余几人有的是搞密码业务，有的是搞管理。我们担负着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全部译电工作。而这时正是战争的关键时刻，电报特别多，大凡土改、城市管理、工商政策、后勤供应、支前工作、情报传递、作战总结和部署等等，几乎都通过电报译发。这可忙坏了几个译电和办报人员。他们几乎天天是连轴转，昼夜连续作战，铆足了劲地干。密码，是个很广泛的概念，总归是摆弄数码，不是将电文通过有序操作变为无序数码，就是通过有序操作将无序数码变为电文。其中无穷无尽的是数码变化。正是这个道理，译电人员的工作总是顺来倒去搞数码，很容易出错，错一个码，至少会错一个字，这个字倘是在关键位置，那就全篇弄反，乃至影响大局。这需要工作人员经常保持清醒头脑才行。可是，这时的译电量已超出人的负荷极限，尽管人们铆足了劲，瞪大眼睛振作精神，还是免不了出现朦胧困意，甚至译电时把铅笔拄在纸上，“定格”睡着了。这种情形多发生在双人合作，一人报念数码，一人执笔译写时。睡着的人一旦被对方唤醒，相对一笑，又振作精神干下去。这就是译电，这就是战场，这就是战斗！当时的无数电报，战斗的、经济的，农村的，全是这样上传下达的。相对于战斗部队的渡江作战来说，这里已在渡江作战了。当时，我与方彦同志共同负责一个台的译电工作，也常常会发生那种“定格”现象。机要处有不少女同志，如方彦同王玲在苏北时一起参加机要工作，方来自文工队，会唱歌；王玲则善谈，道来有滋有味，除了工作，二人几乎形影不离，人称一对姊妹花。吴澄波，雍容大方，文静柔和，典型的南方女子。另一位名达式华，回族，圆脸庞，大眼睛，小嘴巴，高鼻梁，活脱脱一个洋娃娃。还有几位女同志各有特点，她们都同男同志一样，独挡一面。
      　　机要处的同志虽个个忙得不可开交，却个个乐观向上，没有半点倦态苦相。这里没有球类可玩，没有电影可看，没有音乐可听，甚至没有最简单的扑克。其实，有了这些，也没有时间去玩，去看，去欣赏。他们不叫苦喊累，却看准一点，除非有特别急的工作，都不会放弃晚饭前后找点时间散散步，换换空气，恢复一下体力。逢到此时，太阳西坠，偶尔钻进天空飘浮着的一片云彩，那云的边缘立即散射出万道霞光；地上绿草嫩叶上雨后尚存的水珠闪闪发亮，与之遥相呼应；田园大小路埂上三三两两的散步者尽情地淋浴着那大地的气息，呼吸着绿草的清香；一时间所有的疲劳消散了，精神鼓足了，接下去又是通宵达旦的战斗———译电。这就是总前委机要处工作人员的生活写照。在瑶岗，对我们来说的美中不足，就是蛇太多。我们在田埂上漫步，常会遇到蛇，当它临近我们时，又胆怯地摇晃着身躯逃走了。农民在田间劳作，也有蛇相伴摇来游去，甚至在我们住的草房檐上，也挂着蛇的尸体。好在它们当中毒蛇甚少，没听说有蛇伤害人的事情。
      　　机要人员虽然默默无名，又十分繁忙，但他们有文化、有思想。他们接触机密，身处政治环境，许多事情经他们手里过来过去，虽然都有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不随便议论，但这不妨碍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这是与其他部门的干部不相同的地方。那么，他们现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恐怕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件事。还在来瑶岗之前，就传闻有人主张让中国以长江为界，国共各据一方，听到该传闻的不会太多，但他们总会有所担心。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后，就解除了他们的担心。不料，3月下旬国民党提出了和谈要求。这事全体人员都和道，人们无疑高兴超过忧虑。因为，这是国民党失败的信号，他要完了，想出了一条活命的路。谁也会想到党中央不会听他们那一套的。但终究中央接受了和谈建议，而且为配合和谈，中央军委命令总前委将渡江时间向后一推再推。他们想到了中央的决心和策略，就是心里还有嘀咕，不知最后到底怎么样。1949年4月19日，中央复电总前委同意不再推延渡江时间，并命令4月20日开始发起攻击时，大家心情兴奋，一切内心嘀咕全消散，就等着好消息了。当时一位领导人说：要么明天过江去和平接管南京，要么明天强行渡江去武力接管一切。决心之大，信心之足，感染了工作人员。他们现在想的全是过江后的事情。
      　　我们把时间稍微向后拉几天，然后再回到渡江这件事上来。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大约3月下旬，总前委机关传达了这次全会的内容。而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已迁进北平。两事并临，更使机要处的同志欢欣鼓舞。机要处传阅了毛主席在全会上的报告文本。这个报告把胜利后的大事情都讲了。我看了文本，舍不得交出去，可又不能自己留下，于是下决心利用自己天天抄电报的特长，利用一切能挤的时间，把这近万字的报告抄了下来。从学习角度说，抄写比一般阅读效果好得多。对报告，除了例如今后将是改农村包围城市为城市领导农村等理论性、路线性、方针性问题觉得很深刻外，对“糖衣炮弹”一词印象尤为突出，感到很新鲜、寓意深远。我一直将抄本保存到进入上海有了印刷本为止。如果把当时的抄本保存下来，对自己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可惜没有想到这一点。
      　　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总前委指令东线三野、西线二野部队于4月20日开始发起总攻，4月21日全线突破长江天险，随即攻占包括南京在内的沿江南侧许多城镇。南京解放是一个标志，国民党在全国大陆的反动统治已被从根上摧毁，全国一片欢腾。毛主席即兴赋诗：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最重要的是这句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倘若像有些人所主张的，以长江为界停止革命战争，岂不是跟项羽那样前功尽弃！
      　　渡江战役开始后，陈毅司令员在总前委彻夜不眠，等待前方战报，发令指挥战役。当他得知我军已渡过长江占领南京时，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禁不住在自己住室的西墙壁上挥笔写下气势磅礴的诗篇：
      　　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
      　　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
      　　此诗未见发表，一直保留在瑶岗他当时住室的墙壁上。
      　　我们机要处的同志自然也欢庆雀跃，激动万分，许多同志已断定很快就会跟随陈司令进南京。果然，南京4月23日解放，前委机关4月27日就乘汽车浩浩荡荡离开了瑶岗。很多同志虽然彻夜工作，在汽车上仍是又说又笑，没有丝毫倦意。他们在想什么呢？可能每人都有美好的憧憬，都有浪漫的幻想，或可笑的算盘。我就曾想，胜利了，在工作之余坐在沙发上看看书报什么的，就满足了。虽然想望不算很高，但很久以后才成为现实。           三、南京—上海      　　队伍从浦口过江后，总部机关进蒋介石的总统府。院子纵深很长，是古今结合的建筑，有宫廷式廊房，也有现代的小楼。我急不可耐的找人领着看了蒋介石（也许是李宗仁）的办公室。住进所谓总统府，机要处的人有种特别的感觉。这感觉就是胜利的豪迈感，是蒋介石完蛋了，我们住到你的“府”里来了的神气感！许多人想打鬼子、打蒋家军，风里来雨里去，不分昼夜，走不完的路，打不完的仗，好多同志牺牲或负伤了，现在终于尝到了胜利果实，实在是不容易。尤其现在住到蒋介石的总统府，很有象征意义，也很荣幸，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只有我们这几十人（连其他部门不过百把）有此洪福！但问题也接着来了。机关有位炊事员异想天开，竟把总统府的地毯割开几块，想是将其作垫毡使用吧。陈司令因视察部队进来较晚，本对机关住在这里有些生气，加上发生了剪地毯的事，当即下令机关全搬出总统府，住进国民党财政部大楼。这个情节与电影《开国大典》关于部队开进总统府后的行为略有不同，那是作者和导演改编的情节。
      　　机要处在南京只住了10天左右。中央军委1949年3日电令总前委率三野部队攻打上海。5月15日前后，总前委离宁东进，机要处自然跟随。我们先是在镇江短暂停留，接着就住进南京东边沪宁边上的丹阳县。
      　　总前委住在丹阳，部队向东伸展分布在上海以西的大片城乡区域里，形成攻打上海的态势，但并未立即动作。这是因为需要时间作战部署，部队也需整顿和动员。人民解放军长期在农村环境运动，这时很需进行入城后的政策教育，还要介绍必要的现代城市知识，乃至包括怎样使用卫生设备、怎样尊重市民生活习惯，以适应进入现代大都会的新情况。
      　　机要处仍属总前委。但这时条件已不同于在瑶岗。
      　　首先，在山东滕县时留在后方的那些同志到丹阳与我们会合，兵多将广使工作紧张忙碌情况略有缓和；其次，住地不再是草房，办公、照明条件也好了些。当然，现在没了空气清馨的田园景色，但有了当时农村缺少的篮球场等设施。条件有了改善，体育积极分子有了施展身手的机会，有空闲就找当地中学组织比赛篮球。较量的结果，总是我们赢几分。
      　　我军5月20日夜向上海守敌发起总攻，24日九兵团攻占浦东市区和上海市区。27日上海战役结束，上海全市解放。28日上午，机要处乘车进入市内。汽车经过市区时，街上的工人、学生和其他市民自动夹道欢迎，又招手，又鼓掌，情景十分感人。
      　　机要处径直开进上海圣约翰大学住下，只一两天就迁到市政府隔壁15层高的建设大厦。这是蒋家“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的财产，建筑和装修十分豪华，其生活设施在当时说是很先进的。我们这群人先是在南京住进所谓总统府，在上海又住进豪华的大厦，自然十分兴奋，胜利的自豪感很强。不少同志虽当时还不免带点农村味，可是此后不久就以空前速度“入乡随俗”，适应了城市环境，变成“都市人”，但并不失朴素大方。
      进城了，工作量有增无减，工作人员仍是汉字数码、数码汉字，加班加点的干，精神饱满，不喊不叫。胜利了，电报如此多，主要原因是此时电信、邮路不发达，没走上轨道。加上领导同志们习惯于将文件用电报发，机要部门自身也没分流处理，以致电报越来越多，越来越长。但这时有了一个新情况，进入上海不久，机关吸收进一批青年学生参加工作，其中也有分到机要处的。我们本也是青年，两者融洽，一下子把单位业余生活搞活了。1949年，我刚20岁。我在文工团学的那点不上档次的玩意也派上用场，例如演戏，用二胡给小节目伴奏等。一次机关搞舞会，说陈毅司令员也参加，要我去加入小乐队。那个小乐队的成员比我强不了多少，我十分打怵。领头人（卫生科的）说：行，给陈司令员伴奏，还不干！舞场设在本大厦九层楼，地板是胶质材料，很涩，临时撒了滑石粉。我们的小乐队虽奏不出行云流水的美妙旋律，也没有超低重音的舞步节奏，但奏起那些熟悉的小调和歌曲，也成旋律，而且节奏明快。陈毅司令员笑着说，蛮好，蛮好！
      总前委住在后来改称瑞金二楼的厉志社。1949年6月，总前委开会作出三项决定：华东局留住上海；华东军区返回南京，但分出一部分人给华东局；总前委撤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机要处自然不再属总前委而应回归华东军区。碰巧，我们在华东军区拨给华东局的那一部分之内。于是，机要处集体转业到华东局成为地方党政干部。尚可宽慰的是，陈毅司令员签发证件，给每人保留预备役军官身份，家属仍享受军属待遇。集体转业和发放证件，是在机要处迁至总前委隔壁的三井花园住了一些日子后才宣布的。当然，此时已没有总前委了。
      　　（作者李欣原为总前委机要处译电员，后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           

          瑶岗渡江战役         
          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一千多里的战场上，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渡长江，解放南京，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十二年的蒋家王朝。
          在伟大的渡江战役中，安徽处于重要的地位。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总前委驻在合肥附近的瑶岗。最先于四月二十日夜突破长江天堑的我军中路大军，则是由巢湖进军，然后取道无为县泥汊一线渡江的。著名的“渡江第一船”支前模范马毛姐，是安徽的一个劳动妇女。
      　　中央军委部署了渡江战役的作战方案，指示原淮海战役的总前委（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统一领导渡江大军（包括二野、三野和四野的一部）。总前委在安徽萧县附近的蔡洼，召开会议作了具体研究，从思想上、组织上和政策上为渡江进行全面准备。四九年三月中旬，我渡江总前委南进到合肥附近的瑶岗，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针对国民党守敌的江防设施，决定组成三路大军横渡长江。其中以粟裕，张震同志率第三野战军的八个军三十五万人为东路兵团，从江苏的扬中至江阴渡江；以谭震林指挥三野的七个军三十万人为中路兵团，自安徽的裕溪口至枞阳门渡江；以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指挥二野的九个军二十八万人为西路兵团，自枞阳至江西的湖口渡江。各路兵团经过两个月左右的整训，于四九年二、三月间，先后由徐淮地区和阜阳地区南进到江北一带，形成同敌军隔江对峙的局面。
      　　我军抵达长江北岸后，作了大量的渡江作战准备工作。各军内部分别建立了船舶管理委员会，积极协同地方政府，广泛地向船工和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打捞沉船，修补船只，很快筹集各种船只达二万余只。与此同时，中路渡江大军在安徽的巢湖开展了水上练兵活动。广大指战员学习划桨、掌舵、挣篱、抛锚和泅水本领。接着，部队又进行实战演习，组织夜间航渡、水上射击、水上救护、水上架线、水上通讯联络，并以船为单位编成新的战斗集体，把所有的现只都分类编号，担任具体任务、为了把隐蔽在巢湖和内河的船只秘密地开进长江，部队和船工经过十多天的日夜挖掘，挖出引河，抢渡船陆续驶到了江边。
      　　在水上练兵的基础上，我军开展了全面的侦察活动，通过实地观察和调查研究，掌握沿江的敌情、水情和地形，并派出侦察分队先期偷渡过江，了施敌军布防情况。我中路大军派出的第二十七军侦察营，分成几支侦察部队，由汤沟至泥汊一带，偷渡潜入江南。其中有一个由七名战士组成的侦察小组，于四九年四月六日夜晚乘坐小舟登上江中的黑沙洲，摸清了湖上的敌情。接着，由三百人组成的渡江先遣营，从北岸泥汊镇附近的夹江口乘木船向市偷渡，到荻港附近登岸后，直扑宣城阳山，转战泾县云岭，在江南游击队的配合下，将敌情用各种办法送到江北渡江指挥部，为确保渡江作战的胜利提供了条件。
      　　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严阵以待的百万渡江大军兵分三路，立即投入战斗，一场举世瞩目的渡江战役打响了。为了有利于东、西两路兵团作战，并在渡江后统迅速会师，我军决定中路兵团提早在四月二十日午夜渡江。白天，中路大军第七兵团和第九兵团，各以两个军组成一个梯队。午夜时分，千万只战船出现在长达一百多公里的江面上。一小时后，渡江突击队先后攻占了闻新洲、紫沙洲、黑沙洲、鲫鱼洲等江心洲。紧接着，他们强渡夹江，建立了滩头阵地，直指获港板子矾。与此同时，我军大炮轰掉了敌军主碉堡，强渡战士首先登岸。到二十一日凌晨，渡江第一梯队突破敌军防线，敌军自芜湖西南的港至铜陵的江防地带全部土崩瓦解，敌军丢盔养甲，夺路南进。
      　　中路大军突破天堑的当天晚上，东、西两路大军接连发起了渡江攻势。西路兵团从下午五时开始全线进攻，在三十华里长的战线上，排列着三百多门大炮，经过一个小时的猛烈炮击，摧毁了敌军的前沿阵地。接着，在贵池至马当的二百华里长的江面上，从各港口涌出的数千只战船，立即向南岸驶去，很快突破了敌军的西边江防。二十二日我军又解放了贵池、彭泽等地，猛扑浙赣线，向敌军纵深进攻。在西路大军强行渡江的同时，我东路大军于二十一日下午七时也发起攻击，在申港、靖江地区南渡。战船冒着密集的炮火向前猛冲，首批八个团的兵力，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就在圩塘镇至王坍镇、申港至夏港及长山两侧三个地段登上南岸，歼灭了据守敌军。接着，最先登岸的突击营战士，即与驻守在江阴县的起义人员会合，机智地活捉了国民党要塞司令戴戎光，摧毁了江阴要塞，敌军纷纷向南溃退。
      　　当我三路大军向国民党的千里江防展开猛攻的时候．集结在滁县以南地区的我三十五军，从四月二十日开始，也对南京正面的江浦、浦镇、浦口地区发起攻击。他们先从右翼拿下江浦，从正面夺取浦镇，后再攻取浦口，直捣南京。至二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八军见我大军已接近浦口，使星夜缩回南京。二十三日上午，我各师先后到达浦口，打开了解放南京的北大门。我三十五军乘胜前进．飞渡南京。当晚，人民解放军胜利占领南京，红旗插上了“总统府”，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
          (来源:合肥市人民政府)
      关于渡江作战任务、时间、部署的确定
      陈廉
      １９４９年４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第二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一部举行渡江作战，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大中城市，这是一次关系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解决国民党军队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作战的成功，促使国民党军全线崩溃，实施战略退却，我军则实施战略追击。决定这次战役胜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我军经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歼国民党军主力，在力量对比上我占绝对优势之外，科学的战略决策，从实际出发，把握军事与政治、敌与我等各方面情况，正确地确定渡江作战的任务、时间、部署，则是取得胜利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的因素。       关于渡江作战的战略目的、任务       渡江作战，向江南及全国进军，这是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既定战略任务。早在１９４７年７月，全国各战略区举行春、夏季攻势之后，中共中央于７月２１日到２３日，在靖边县小河村举行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问题时，即提出了派遣主力渡江作战的问题。在制定的第二年作战计划中，确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２２９页。】。据此总任务，在２３日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等人的军事部署建议中，与部署刘邓军出大别山同时，第一次提出要华东野战军叶飞（一纵）、陶勇（四纵）两纵队渡江南下作战。但因叶、陶两纵伤员较大，兵力不足，未能实施。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刘邓军已在大别山区展开，陈粟军已挺进豫皖苏，中央军委第二次提出了渡江作战计划。１５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粟裕，指示："六个月后（约在明年四月）你们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那时拟由刘邓方面派一个或两个纵队出湘鄂赣边区"。此电发出不久，国民党军便于１２月初开始对大别山区进行围攻，刘邓军在内地进行反"清剿"作战，陈粟军进行了破击陇海路的作战，渡江南进之事未能予以准备。
      １９４８年１月，我南线三路大军内外配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对大别山区的"清剿"之后，中央军委于２７日致电粟裕，第三次提出渡江作战计划。要粟裕率领叶飞一纵、陶勇四纵、王必成六纵共三个纵队，约七、八万人之兵力，渡江南下，以"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关于南下时间，中央军委提出２月、５月、秋季三个方案。２月１日再电粟裕，明确指示３月下旬出动。为执行渡江南下任务，粟裕率领三个纵队于２月上旬由漯河北出发，进入鲁西南，３月１６日到达濮阳地区休整。之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粟裕分析了中原战局与三个纵队南下后将遇到的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于４月１８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过江，即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规模歼灭战。４月３０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开会，听取粟裕汇报，作出了粟裕部暂不渡江南进，先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尽可能多的把敌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决策。
      中共中央这几次提出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及刘邓军各一部渡江南进，其战略目的、任务是为了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调动敌军分散，利于各个歼敌，以策应大别山区作战，巩固大别山区根据地。这个设想是从长远考虑的。但以当时我军兵力，如以两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无论对中原、对江南作战，都是弊大于利。两三个纵队进江南无济于事，而中原战场却因兵力减少，大规模歼敌困难，局势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僵持。事后战争胜利发展的事实证明，中央决定采纳粟裕意见，暂不渡江，就在江北歼敌主力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暂不渡江并不是改变撤销了渡江作战的战略任务。就在中共中央作出暂不渡江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派出１０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济南战争，为大军渡江作准备。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场歼灭了黄伯韬、黄维两兵团之后，中共中央当即着手酝酿制定向全国进军的作战计划。这时，战争形势已发生重大的甚至是根本的变化。第一，淮海战役即将结束，华北胜利在望。第二，敌我兵力对比发生了变化，渡江作战的条件已经具备。第三，国民党政府面临着军事失利、经济危机、政治分崩离析的全面崩溃局面。第四，美蒋有坚持长江、控制半壁江山的打算，为此集结重兵，加强江防。这一情况表明，我军是否举行渡江作战，关系到我党我军能否夺取全国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抓住战机，适时地确定了三大战役后举行渡江作战，向全国进军的战略任务，并作了具体部署。这次渡江作战，所用兵力不是几个纵队，而是第二、第三、第四三个野战军，２６个军（纵队），１２０万人；作战任务不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分散敌人，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创建与巩固根据地，而是向全国进军，解放全中国。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粟裕、谭震林，提出了淮海战役后举行渡江作战向全国进军的战略设想，请他们准备意见，待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指出："在全歼黄、邱、李【注:黄、邱、李，指黄维、邱清泉、李弥。】诸敌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条件"，"两军协力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举行江淮战役，歼灭江淮间诸敌"，"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其时间大约在明年五月或六月"。"东北我军协同华北主力于明年一二两月完成夺取平、津、张、唐任务，三四两月休整，五月沿平汉南下，六七两月执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八月渡江"。渡江后，"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东北野战军第一步经营鄂南、湖南及江西一部，第二步夺取两广【注:《党的文献》１９８９年第４期。】。经酝酿后，１９４９年１月６日至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指出："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平津、淮海战役结束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１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这时摆在全党全军面前的直接任务就是举行渡江作战，向全国进军。２月３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及华东、中原、东北野战军首长发出指示："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如果"国民党采取坚决抵抗的方针，则我仍应按原定计划，华野、中野休整至三月底为止，准备四月渡江，五六两月夺取宁、镇、场、苏、杭、芜诸城"；如果主力撤至南线布防，"则我们应作提早一个月行动的准备"，"三月即行渡江"【注:《党的文献》１９８９年第４期。】，占领镇、芜、宁后逐步地去占领苏、杭。
      这些就是中共中央确定的渡江作战的战略任务，即：举行渡江作战，突破敌军江防，占领宁、沪、苏、杭等城。关于渡江作战占领宁、苏、杭等城后第二步的战略任务，在５月２３日中央军委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中明确规定：华东野战军迅速准备入闽，于６、７月占领福州、漳州，相机夺取厦门；"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四野于６月上旬渡江，７、８月到达湘乡、攸县、永州、郴州之线后，"十月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注:安徽、江苏档案馆编：《渡江战役》第４５页，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关于歼灭残余国民党军的方式，中共中央根据现实的实践经验，提出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二、渡江作战时机的选择，具体时机的确定       中共中央在４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２日向二野、三野首长发出的征询意见的"意见"中，将渡江时间估计为二、三野约在５、６月，四野在８月。１９４８年１月６日至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本年夏、秋、冬三季应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华东、中南、西北九省的总任务后，预计４月渡江。１月１２日，淮海战役刚结束、平津战役正在进行时，中央军委通知第三野战军首长粟裕、陈士第、张震："华野、中野休整时间规定两个半月，由一月十五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止"，"望按此部署休整，并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这里预定的时间是４月之后，中央军委坚持了这个预定。２月３日，中央军委发出军事形势指示，通知各中央局，指出国民党军有抵抗、撤退两种可能，如在京沪线组织抵抗，我军则准备４月渡江；如撤退湘赣线布防，我军则提前于３月渡江。２月８日，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联名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加紧进行渡江准备工作，提前于３月初行动，四野派出渡江部队应提前南下。中央军委于当日分别致电邓、陈及第四野战军林彪、罗荣桓，表示同意中野、华野加紧整训，准备提前３月初行动。但同时指出："在实际上，三月仍需整训"，"四月渡江为宜"。这几个指示表明，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将渡江作战的时机、日期选在４月。
      中共中央为什么将渡江时机、日期选在４月？这是因为：第一，淮海战役后，江北敌军主力全部撤向江南，江北仅有少量踞守桥头堡部队，因此我军不需要进行江汉战役，即可直接举行渡江作战，只要我军准备好了，即可行动。这样，渡江时间就比１２月设想的５、６月可提早一个月。第二，我军渡江主力部队第二、第三野战军１月上旬结束淮海战役，部队需要休整，诸如渡江所必需的服装、雨具、船只、政治动员、调集与训练南下干部等项准备工作需要进行，这些没有两个月时间是不行的。而且在此期间部队尚须由淮海、山东地区向江边开进。因此，中央决定２、３月为休整、准备时间。第三，北平和平解放，蒋介石"引退"，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时局声明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后，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发表声明并致电毛泽东表示愿进行和谈。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并根据我军渡江准备情况，定于４月１日开始谈判。中共中央准备"争取仿照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榜样去和平地解决南京等处的问题"（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致林彪等电）。为迫使"鉴订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协定"，认为渡江时间应在"开始谈判十天或五天后"【注:中央军委致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电。】。这样，渡江时间只能在４月。
       关于渡江的具体时间，因受多方条件的制约，加上情况变化，经中央军委与总前委多次磋商，在确定４月之后，具体日期变更四次，最后定为４月２０日。
      第一次变更。２月９日，统一二野、三野军事行动的总前委成员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联名向中央军委报告："我们一致认为，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注:《渡江战役》第４０页。】因为，在政治上以乘敌在撤、守之间徘徊时渡江为有利，在季节上４月初雨水少便于作战，如４月底渡江正是春雨桃汛时间，困难增多。１１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注:《渡江战役》第４２页。】为策应华野、中野渡江，中央军委考虑了邓小平、陈毅２月４日向中央军委所作关于为防止武汉白崇禧集团东调转用于京、沪方面，建议调第四野战军五、六个军先行南下的意见，于１２日将这个决定通知了林彪、罗荣桓、令其先出两个军，于３月２０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地区，４月１５日前迫近汉口，休整待命，箝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
      第二次变更。国共谈判日期定为４月１日开始后，经与到中央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陈毅、饶漱石、邓小平、谭震林共同研究决定，"渡江战斗之确定日期为四月十日"，即在谈判日期４月１日或５日，"开始谈判十天或五天后我军即实行渡江"，目的是"迫使对方或者签订有利人民的和平协定，或者破裂和谈，担负继续战争的责任"【注:《渡江战役》第５０页。】。３月１７日中央军委将这个决定通知了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司令部。
      第三次变更。３月１９日，陈毅、谭震林根据攻占江北据点需４至５天，攻占后又需一周布置船只，４月１０日渡江准备不及的情况，根告了中央军委，要求"延至十六日为宜"。中央军委根据南京代表团将于４月１日到达北平的情况，２１日复电指示：可于２日开始攻占长江北岸据点，至５、６日完成任务，１３、１４日渡江。３月２６日，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召集三野兵团负责人汇报情况。大家认为，１３日正是阴历１６日，月光通宵，突击队无法隐蔽，因此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推迟两天，即十五日（删）黄昏发起渡江"。次日（２７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你们十五日发起渡江战斗"。
      ４月１日晚，南京政府代表团到达北平，２日开始交谈，至５日颇有进展。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安庆以西至黄冈线之守军将于４月１０日前撤至武汉，但东线国民党仍在加修工事、破坏交通，部署江防，阻我南下。党中央针对武汉李宗仁集团与南京蒋介石集团对战争、和平的两种态度，实行了按期战斗渡江与推迟渡江以等待和谈达成协议后实行和平渡江的两种方针，但立足于战斗渡江。因此，一方面决定推迟渡江时间，以便等待和谈争取和平渡江；一面通知部队加紧准备，按期战斗渡江。４月５日，中央军委通知邓小平、陈毅、刘伯承等："谈判已四日，颇有进展"，安庆至黄冈线之敌限十日前撤退，因此，黄冈、黄陂、花园、孝感、汉川一线"一个月内我军不去进占"，"一个月后用谈判方法和平接收"【注:《渡江战役》第７２页、７３页。】。４月７日，中央军委电告邓小平、陈毅等："和平谈判已有进展，可能于十五日以前成立协定"，"请加紧准备于十五日准时渡江，你们方面务必不要变更"【注:《渡江战役》第７４页。】。４月１０日，中央军委根据和谈情况，估计可能在４月１５日签订和平协定，战斗渡江将改为和平渡江，认为"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因此请总前委查明江水情况，看"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当日总前委报告，每年农历５月初开始大水，长江水面极宽，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草料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必须将部队后撤；建议立即渡江，"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中央军委根据谈判与江水、部队困难情形，于４月１１日致电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注:《渡江战役》第７９页。】。这是第四次变更。
      ４月１５日，国共谈判结束。双方代表经多次商谈，起草的《国内和平协定》定稿。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郑重宣布：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２０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不签字，"则二十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当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及二野、三野首长："请立即准备好，于二十日（卯哿）确实攻占除安庆、两浦【注:两浦，指浦口、浦镇。】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４月１８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哿）实行总攻"，"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注:《渡江战役》第１００页。】。
      至此，渡江作战的具体时间便确定下来。       三、渡江作战的部署       关于作战部署，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行使统一领导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军事及作战职权的总前委，于２月８日讨论，决定以华东野战军四个兵团分由江阴、扬州段，南京东西段，芜湖东西段，铜陵、贵池段渡江；中原野战军两个兵团作预备队，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并确定各部于三月初开始向江边开进。２月９日上报中央军委后，１１日军委复电同意。依此，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兵团于３月初，分别从安徽的阜阳、蒙城、太和、临泉，河南的漯河、周家口和沈邱、项城地区出发，月底进至安庆，罗田、麻城，太湖、六安、苏家埠地区。第三野战军于２月下旬、３月初，由陇海线东段沿津浦路、运河线分路南下，进至合肥（七兵团）、滁县（八兵团），含山、全椒、巢县（九兵团），姜堰、泰州、曲塘、如皋、海安（十兵团）等地，４月中旬靠近江边。白崇禧集团在我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向武汉、宜昌、沙市地区机动，二野第四兵团沿潢川、麻城向江边开进下，将兵力向武汉、九江收缩。二野趁机解放了太湖、望江、潜山等地，４月初进至棕阳、安庆、望江一线。为策应东线华野、中野作战，牵制白崇禧兵团防其向东进击，中央军委于２月８日指示林彪、罗荣桓先派两三个军南下，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于三月底夺信阳、武胜关，四月十五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遵此，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指挥第四十三、第四十军，于１２月２５日从北平附近出发，３月２１日进至开封、考城一线，后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４月初进至信阳、广水、罗山、黄安一线。
      ３月３１日，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其主要内容是：一、国民党军集结于上海安庆段之兵力共约４４万人左右，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之目的，决发起渡江作战。二、我军渡江后，敌军有四种可能，即：收缩兵力于京、沪、杭三角地区或宁、芜地区与我东线集团决战；或向后收缩，一线在南京、芜湖、无锡以南地区布置防线，主力控制浙赣线，割断我东西两集团之联系，然后在京沪杭或浙赣线与我决战；或弃守京、芜，退集浙赣线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区顽抗；或分别固守京、沪、杭。三、我之作战纲领是：第一阶段渡江，实行战略展开；第二阶段包围割裂敌人，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围歼敌军，完成全战役。四、兵力部署，第三野战军，分为东、中两个突击集团。东突击集团由第八、第十兵团组成，由粟裕、张震指挥，由张黄港至京口岸段渡江，后向京沪线挺进，封闭、围歼宁、镇地区逃敌。中突击集团由第七、第九兵团组成，谭震林指挥，由枞阳镇至谣家沟段渡江，尔后东进，协同第八、第十两兵团割裂围歼京、沪、杭地区之敌。第二野战军由枞阳镇至望江段渡江，渡江后以一个纵队控制浙赣线，主力东进，歼灭芜湖之敌，攻取南京。４月３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此纲要。
      ４月１日，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中共中央"决定联合李、白【注:李、白，指李宗仁、白崇禧。】反对蒋党"（１９４９年３月３０日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电）。为争取和平，争取达成有利于我之和平协议，并在四野结束平津战役后急需改编傅作义部队暂不能南下之时，稳住西线白崇禧，全力攻击东线敌军，继三月十七日指示三野司令部不要攻占南京的浦口、浦镇，以防止国民党政府逃跑，不利于和谈和我和平接收南京之后，又于４月２日电告刘伯承、张际春：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军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我们认为不要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４月４日，中央军委致四野第十二兵团首长萧劲光等，指出："我们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团风、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以利和平接收。为使二野四兵团迅速南进到达江边，５日，我中央军委部长李涛奉命致电白崇禧："安庆及其以西直到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速撤退，并限四月十日以前撤退完毕"，"黄冈、团风、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以北以东各地之贵部，望即向该线撤退"，"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当日，中央军委即将此意电告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令我军遵守，９日白崇禧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称李涛５日电敬悉，"业经通知敝方前线军事首长。惟关于安庆撤退事，暂有困难。国防部曾令坚守待援，该地辖京沪区指挥，敝方不便擅令守军撤退。拟请贵方允许，暂留该地勿攻，敝方亦不出击，以待和平解决"。当日，中央军委电令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请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以利和谈解决"。这样，我军便稳住了西线国民党军，全力攻击东线。但为防止白崇禧困扰我二野、三野渡江，并准备在谈判破裂后追击白崇禧集团，除令四野先遣部队于４月初进抵信阳、广水、黄安、罗山等地，归二野指挥，从４月２７日起向汉口逼进外，并于３月２８日致电林彪、罗荣桓，同意林、罗意见，四野主力于４月１１日开始出动，５月３１日到达南阳、信阳以南地区，于６月３０日前到达沿江北岸，并相机攻占汉口，于７月上旬渡江。
      谈判结束后，在等待南京国民党政府限于４月２０日前表态签字时，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渡江部队，加紧准备，立足点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４月１４日致电总前委："前线保持平静的时间请由十六日延至二十日，在此时间内，即使敌方发炮，我方也不要还炮；【注:《渡江战役》第８５页。】为着准备渡江的直接行动，为着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起见，请你们准备于卯哿（注：指四月二十日）攻占从安庆至南通除安庆及两浦（浦口、浦镇）两点以外的一切你们所需要攻占的北岸敌人据点及江心洲"。１５日，再电总前委，"立即准备好，于二十日确实攻占除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注:《渡江战役》第８５页。】。１６日，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攻占北岸及江心据点的时间及作战部署后，当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指出："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二十二日一举渡江成功。"【注:《渡江战役》第９５页。】１８日，收阅总前委渡江部署电后，复电指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注:《渡江战役》第１００页。】
      ４月２０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主战派主持下，拒绝在双方代表拟就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上签字。当日夜，中集团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首先行动，于２０时突破阵地，次日占领铜陵、繁昌等地。２１日夜，东集团第三野战军第八、第十兵团突破敌江防，次日占领浦口、浦镇、扬中等地。西集团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兵团于２１日黄昏渡江，２２日解放了贵池、彭泽等城。２１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渡江部队猛追逃敌，于４月２３日解放南京，５月３日解放杭州。二野部队于５月上旬控制浙赣线，５月１９日解放九江，２２日解放南昌。四野先遣兵团于５月１１日向江边开进，敌逃窜，我军于１６、１７日进占汉口、武昌，后占通城、咸宁、蒲圻、德安等地。四野主力部队自４月１１日至５月３１日，行军５０天，行程两千六百里，进抵豫南、鄂北，６月３日起就地休整。
      主力南进后，上海国民党守军继续顽抗。中共中央认为，"如果美舰撤退，杭州又受威胁，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走可能。加以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在上海打仗，故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４月２７日中央军委致粟裕电），因此采取了争取和平接收，准备武装攻取的方针。当三野东集团部队突破江防南下后，中央军委于２７日通知粟裕，"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２８日电告总前委及粟裕："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个时期，以利我军先取杭州，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我们认为，你们暂时不要去占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直接的威胁。"【注:《党的文献》１９８９年第４期。】及至得知我军已于２７日进占苏州时，又于２９日致电粟裕、张震："在苏州停止，让昆山、太仓、嘉兴暂时留在敌手；我军应在常熟集中重兵，密切监视上海情况，防敌经海路逃跑。一经发现敌有从海上逃跑象征，立即攻占吴淞，控制浦江出口。"５月５日，中共中央接到上海地下党情报，得悉敌正撤走大批物资似有逃跑迹象，中央军委致电陈毅："是否可以在五月十日以后数天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切断敌从吴淞及乍浦两处逃路，然后从容布置，待你们准备了的时候再去占领上海。"７日，粟裕、张震决定先以两个军攻占吴淞、宝山，嘉兴、金山卫线，预计１２、１３日发起攻击。８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５月１２日起，三野以第九、第十兵团发起攻击，２７日解放上海。
      在我军主力进行渡江作战前后，有若干迹象表明外国有对我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为防止帝国主义者对我革命战争进行武装干涉，中共中央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加强华北、华东地区边防、海防，并准备一定机动力量以应付不测情况。２月２８日，中央军委令华北军区杨成武第二十兵团开秦皇岛、塘沽地区布防。４月２８日批准粟裕、张震关于以十二个团对青岛举行威胁性攻击的报告，以求迫敌早日撤退，我军早日占领青岛。５月２８日，电各野战军首长，对预防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作了部署。决定西北杨得志兵团在歼灭陕甘边境胡宗南、马步芳等主力后，集结于宝鸡、凤翔地区待机。四野留一个军在河南机动，准备随时增援开赴华北。渡江作战后，青岛留一个军守卫，南京、镇江、苏州地区留两个军，浙江区三个军，吴淞、上海七十个军。第二，第二野战军是对付外国武装干涉的战略预备队，渡江作战后集结于浙赣线、南昌地区，"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放，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注:《党的文献》１９８９年第４期。】。５月２８日，中央军委指示，二野"在六、七两月内，位于现地主要进行整训"，"待两个月后，看情况再定行动方针"。第三，在外事方面，采取保卫领土主权、保护侨民的政策，极力避免纠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我军必须"避免与美军作战"，"避免与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不得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发炮"；一切外交事件，"无论大小均须经中央同意方能办理"；"黄浦江是中国内河，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但如有外国军舰在海上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外国轮船在上海停泊未动或经我准其停泊或开行者"予以保护"；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要求去沪，许其以外侨身份乘火车前往。由于我军遵中央指示严格执行党的外事政策，正确地处理涉外事宜，因而在渡江作战期间未发生意外事端。
      综观中共中央及总前委关于我军渡江作战的部署，可以看出，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努力争取和平渡江，但立脚点放在谈判破裂或达成协议后国民党方面反悔，不执行协议，我军必须实行战斗渡江上面，要做好充分准备。渡江前坚决夺取除安庆和南京市浦口、浦镇以外的一切江北及江心据点，以利按时渡江。第二，渡江前，我军进抵江边部队已达百万，敌军江防部队共七十万，数量、质量我军均占绝对优势，有充分胜利把握。但在作战部署上，仍以能应付最困难的情况为着眼点。总前委分析我军渡江后可能出现四种情况，在战役组织上则以敌军依托京、沪、芜等要点和浙赣、京沪、沪杭三条交通要道，与我在东线宁、沪地区或在西面浙赣线上决战的最严重情况为出发点采取相应措施。总前委认为，战役最困难情况就是，东线敌军收缩兵力，依托要点，隔断我二野、三野之联系，集中主力与我三野主力在宁沪线上作战，而西线敌军则退守浙赣线，保障东线敌军退路。为达成分割包围敌军主力之目的，决以四野第十二兵团位于西线，箝制李宗仁、白崇禧集团，不使其东调增援。而以第三野战军主力组成东中两突击集团实行钳形突击。突破江防后，两集团迅速东西对进，截断京杭路，及早会师，使两个钳头迅速合拢。第二野战军为西突击集团，突江后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控制浙赣路，断敌退路，主力则协同三野在东线与敌主力作战。这个部署的显著特点是，先在战役上完成对宁、沪、杭三点敌军的分割、包围，然后逐个强攻歼灭，夺取要点。为防止敌军南逃和东集团可能遇到严重战斗，又决定中集团提早一天渡江，以便早日到达吴兴、长兴等会合点以截断京杭路，封闭镇江、丹阳、南京地区敌之退路，并协同东集团作战，攻取南京。第三，渡江作战，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全线渡江、全面突击的战法。由总前委统一领导部署，东中两集团归粟裕、张震指挥，西集团由刘伯承、李达指挥，共二十多个军，于４月２０、２１日两天夜晚，在５００余公里的地段上，齐向江防守敌攻击，使敌军处处挨打，防不胜防，无法相互策应。第四，战役发起后，要求渡江部队不停顿地"一气打到底"，占领京、沪、杭，在完成以此为目的的渡江作战任务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第五，第二步行动，应是有计划、有组织，稳扎稳打，有步骤地稳健地前进。行动前重新调整兵力，作出部署。在内地以大迂迎大包围战法作战，在沿海地区则是以钳击战法，急追敌军，同时以二野主力作为机动，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第六，为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针对国民党内部出现分裂的情况，采取"联合李、白，反对蒋党"的策略。同李宗仁、白崇禧集团达成暂时划界驻防的协议，争取稳定了西线白崇禧集团，既为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赢得了时间，又保障了二野渡江作战部队的翼侧安全。第七，在我军渡江作战浩浩荡荡势如破竹的大好形势下，对上海的略取，依然采取争取和平接收、准备作战攻取的方针。
      实践证明，这些指导思想是正确的。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中共党史研究》
                解放军“渡江第一船”：死也要死在南岸上      　　“渡江第一船”提前15分钟“抢跑”
      　　后方紧急命令“回来”，“船长”宋孔广“违令”：死也要死在南岸上
      　　“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
      　　60年前，毛泽东在这篇为新华社撰写的题为《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的新闻稿中，对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恢宏场面作出气势非凡的描写。在万艘英勇的渡江战船中，那曾立下赫赫战功、率先将战士们送抵长江南岸的“渡江第一船”当年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日前，本报记者辗转找到了仍健在的“渡江第一船”“船长”——原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宋孔广。在南京军区司令部第四干休所的活动室里，85岁的宋老以眼镜盒当“船”，会议桌的中心凹槽当“长江”，为我们还原当年“第一船”渡江的故事。
      　　渡江前 为加速双桨渔船变四桨,　渡江战役时，宋孔广只有24岁，任27军79师235团3连副指导员。这个团是赫赫有名的“济南第一团”。1949年3月初至4月初，宋孔广所在的部队先后抵达安徽无为县的长江岸，做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部队中的很多战士都是北方人，不识水性，由于信息闭塞，加上国民党对长江天险“妖魔化”宣传，北方人眼中的长江是“无风不起浪，有风浪三丈”。为打消战友们的顾虑，使他们尽快掌握游泳技能，宋孔广带领他们在内河学游泳，没有救生圈，就抱着木盆、竹板天天练划水。
      　　另一个难题是船。当时大部分船只都被国民党带到江南去了，带不走的也全炸毁。为了找船，宋孔广四处奔走。曾被国民党军队打断一条腿的“船老大”拍板：和解放军合作！在他和船工的纷纷响应下，到3月底，3连成功征集到151只渔船，选调水手2467名。宋孔广还记得，渡江时，这位“船老大”用断腿仅存的腿弯夹橹，双手奋力划桨帮助解放军渡江。
      　　要以迅雷之势突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就要加快船速，缩短船队在江面上行驶的时间，但征收来的民船都是渔用小木舟，船底较平，只有一对桨，航速十分有限。如何加快航速呢？宋孔广和战士们经研究，决定在后船身加一对桨，条件好的船底再安置一个船橹。下水一试验，航速果真大大提高许多，这个办法立刻就被推广开了。
      　　船有了，“引船入江”又是一个难题：搜集的民船集中隐蔽在内湖，离起渡点还很远，内湖有的与长江相通，但相通的入江口有国民党严密把守，内湖与长江不相连的地方，中间隔着十余里旱路，船只要渡过长江，还要翻越几丈高的堤坝。部队最后决定采用在渡江点“开坝挖河”的方案，将渡江点的江堤挖出一个“豁口”，宽度可以让渡江船只通过，保留一定高度防止江水决堤，再从存放船只的内河内湖挖引河通到渡江口。为了不让敌人发现，夜幕降临后，挖河工程才开始进行，经过连续二十多天的午夜作业，就挖出了一条引河。       　　渡江时 “渡江第一船”“抢跑”      　　4月20日，国共和平谈判破裂，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签发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晚19时，宋孔广与战友们、船工集结在无为县长江北岸一线，用粗糙的黑泥碗喝了“齐心酒”。就在这时，又传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毛主席今晚不睡觉，专门等着渡江战役的喜讯。“大家的情绪更加高亢了，都憋足了一股劲。”宋老说。
      　　行动开始了。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悄悄揭去堤坝上的竹板，用水冲软挖掉一半的堤洞上的土，将隐藏在江堤内侧的木船用绳拖出，越过稀软湿滑的江堤，滑入长江。风平浪静的江面上，只见一只只整装待发的小木船，在距离渡江点上游150米处一字排开。宋孔广则与渡江突击队的另外12名战士一起登上了排在首个冲击位置的排头船。
      　　按计划，20时30分发起冲击，船队有规定，不能传达命令、不能吹号、不能用信号，后面的船要跟着前面的船往前冲。20时15分，全连的船都上了江面，排放到位。宋孔广所乘的排头船这时调过头来，准备听命令启航。一看“排头船”调头，其他船误以为攻击开始了，也跟着动了起来。看此情形，宋孔广所在的排头船顿时冲了出去。“船冲出去一百米后，我就听到岸上的营长董万华喊：回来、回来。听到喊声，我一看情况不对，但退回去已不可能。我对战士们说，咱们死也要死到南岸上去，同志们冲啊！”宋孔广与战友们誓死一搏。
      　　改装后的船走得很快，船队很快驶离江岸100多米远，这时，国民党守军开始用轻、重机关枪疯狂射击。宋孔广与战友们一边用脸盆、铁锹划水加快船速，一边躲避子弹。宋孔广所乘的船只率先抵达南岸后，年轻的船工迅速跳下，喊着口号用身子死死抵住船身，帮助解放军顺利上岸。强大的解放军很快突破了长江天险。宋孔广所乘的排头船最先渡达南岸，但是，他们比规定开船时间提前了15分钟，违反了纪律，所以事后争议也很大。后来，还是聂凤智军长说的一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过的江”平息了争议。       　　渡江后 “第一船”其余12人都牺牲在上海
      　　成功渡江后，解放军大军如决堤之水，汹涌向前。21日拂晓时分，宋孔广所在的一营行至繁昌县东山时，与敌88军不期而遇，双方打了一场“遭遇战”，当时的88军还剩200多人，最终被一营轻松击破。
      　　“我和渡江突击队的12位战友是坐‘第一船’第一批登上南岸的，没有一个伤亡，没想到一路打到上海，除了我之外，全部牺牲在上海四川路桥。”21日天亮后，宋孔广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调离三连，去一连担任指导员，原来一起浴血奋战的其他12位同志则继续南进，进抵上海。当他再次打听到战友的消息时，他们已全部牺牲。“他们牺牲在5月13日，离上海解放还差2天。”宋老说，当时为保全上海建筑的完整性和人民人身财产安全，全军严禁使用重武器、炸药包等，上海的四川路桥是解放军进攻的必经之路，国民党军早在桥边的楼顶布置了严密的机枪防线，“敌军在暗处用机枪横扫，我们的突击组在明处冲锋，和我同船的12位兄弟就是这样倒下的。”说到这，这位戎马一生的老人不禁闭起了双眼。张军荣  魏靖 秦小奕       　　英雄档案：
      　　宋孔广，1924年出生，山东威海人。1944年参加八路军东海独立团，翌年加入共产党。后编入华东野战军，先后参加了胶东保卫战和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3年于军事学院学习，翌年任一七九师副政委。1968年出任坦桑尼亚军事专家组组长。1971年回国任一七九师政委、师长。1978年进军事学院学习，翌年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1984年5月离休。
    
          图：“渡江第一船”登陆南京      　　2009年3月3日，从江苏省灌南县重新回到南京的“渡江第一船”“京电号”“踩”着气囊出水上岸，并将被安放在即将竣工的南京渡江战役胜利纪念馆新馆。据记载，在解放南京的战斗中，该轮总共运送了6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过江，因此被国家文物局考证确认为“渡江第一船”。中新社发
       
      
          亲历者话当年谈“南京解放”2009-03-02 11:20:49 中新网     　渡江战役享尽“天时地利人和”      军事科学院百科研究部原副部长、著名军事专家王辅一少将，是渡江战役的亲历者，当时王辅一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任机要秘书，随东突出集团在江阴渡江。日前，他接受本报专访，从亲身经历来谈渡江战役。
      王辅一将军介绍，大家习惯上说“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个数字很准确。因为，渡江战役又称“京沪杭战役”(当时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简称京)，在渡江战役中，分东、中、西三个集团，自芜湖开始分布在长江沿岸来渡江，共有第二野战军约30万、第三野战军58万、以及华东和中原的地方部队参加，人数总计达百万。        30万人在芜湖江面打响首枪       “对渡江战役的打响时间，军事史上其实是有不少争论的，有人认为是毛主席下令打响了渡江战役的第一枪，不过，我认为是在芜湖打响的第一枪。”王辅一说，1949年4月15日中央下令，与国民党和平谈判的最后期限是4月20日，渡江战役的时间也由此提前。当时下达“开始渡江”命令的是中集团总指挥谭震林。
      当时第三野战军七、九兵团为主力的中集团约30多万人，部署在长江芜湖段的江面上，1949年4月20日晚8点左右开始渡江，这是渡江战役开始的准确时间。4月21日晚上，东集团和西集团分别从南京以东到江阴江面和安徽的安庆江面渡江。     　23日晚胜利占领“总统府”       王辅一说，客观地讲，渡江战役在南京这段并不是“打进来”的，真正的战斗发生在浦镇。
      1949年4月20日深夜，第三野战军的八兵团35军约3万人，开始进攻江浦。在进攻浦镇的过程中，国民党在浦镇修筑了很多重要工事，战斗进行得非常艰难。在这个过程中，中东西三个集团的胜利渡江成功牵制了敌人，使得国民党军队无法支援南京。
      4月22日下午，与解放军交战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向汤山方向撤退，解放军部队也紧跟着追击。这时候面临一个不利的情况：国民党将沿岸的船只都集中起来，解放军没有船只，无法渡江。后来南京段渡江是依靠城里的地下党组织群众收集了一些小船只。
      4月23日的晚上七八点，小规模的侦察部队率先渡江；晚上九点后，大规模部队才陆续过江。占领南京的时间在深夜。王辅一补充说，新华社宣布南京4月23日解放。一直以来，争议较多的就是南京解放的确切时间，观点有两个，一是23日晚，一是24日凌晨。“我为此还特地进行了一次实验，请一位参谋重新测量了当年解放军进城的路线，即从下关码头出发，沿中山码头、挹江门、中山北路、鼓楼、长江路到“总统府”，确认距离是8.8公里。”他认为，当时南京城内没有敌人阻击，行军所费时间应该在2个小时左右，所以南京正式解放应是1949年4月23日。      直线渡江才花半小时       王辅一说，当时他在江阴，渡江那天下午下起了小雨，能见度低，敌人飞机的扫射命中率也低。随着前方捷报频传，大家士气高涨，直线渡江时间只花了半个小时。另一方面，国民党部队兵败如山倒，解放军气势如虹，“真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老兵忆渡江战役：五百敌军席地而坐投降
      2009年04月03日 11:19扬子晚报       战士乘几十艘小木船深夜登陆江中小岛击溃敌军，85岁老教导员亲历这场秘密战斗。      李克成正在回忆参加渡江战役时的点点滴滴。
      1949年4月20日晚上8时许，在江阴附近的西开沙(今名双山沙)江中小岛上，发生了一场鲜为人知的战斗，一支先头部队趁着夜色划着小船，神不知鬼不觉地登岛，一举击溃了固守岛上的一个加强营的敌军，为大部队胜利渡江提前扫除了障碍。时任先头部队教导员的李克成亲历并指挥了这场战斗，如今已是85岁高龄的他谈起这段往事，依然难掩激动之情，“当时接到这个秘密任务，我们觉得很光荣！”
      提前一周接到秘密任务
      红润的面庞，稳健的步伐，清晰的谈吐，在南京市中央门外北崮山干休所内，记者眼前的李克成老先生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十几岁。李克成是南通人，16岁参加新四军，1949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9军85师253团一营的教导员时年仅25岁，从保存下来的黑白证件照上可以看出当年他十分英俊儒雅。
      “4月20日渡江，我们是提前一个星期接到这个秘密任务的。”李克成说。原来这个命令是从江北指挥所发出的，决策者是85师参谋长吴森亚。253团接到命令后，决定派出一营和二营去抢先攻占一个名叫西开沙的江中小岛。
      此岛位于江北通向江阴的江面上，外形呈勺子状，是国民党江防部队固守长江的重要支撑点，由于战略地理位置重要，敌人驻有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企图火力封锁江面。被上级指派为先头作战部队，李克成所带领的一营四百多名士兵感到很光荣，接下来的一周里，大家认真地训练如何防守、练习如何登船。       激战时敌我距离仅30米       4月20日晚上8时许，江面漆黑一片，十米开外不见人影。一艘小木船上只能承载20多位战士及武器弹药，所以李克成下令分乘几十艘小木船出发。战士们身上的救生衣是用芦苇秆扎成“井”字形圈，各船间的联络靠自制的竹哨子，吹出一种像江鸟的叫声:“咕……”“吱……”为部队摇橹的船工是苏北革命根据地英勇的乡亲们。
      江面风大浪大，小木船颠簸了近一个小时才相继靠上了岛屿的尾部，李克成率领一营战士们登岛，沿江边向岛主体行动，靠拢二营。当时跟随他前进的是一营二连和一个机炮排，大家荷枪实弹追击敌人至岛南部的一个名叫二圩的村落。驻扎在村里的敌人利用早已筑就的工事向我军射击。当时，敌我双方的距离只有30米，李克成侧身站在前沿阵地上，“只觉得子弹从脸前嗖嗖穿过。”
      寂静的黑夜中，敌我双方讲话的声音互相都能听到。由于正在跟进我们的机炮排发出了较响的声音，狡猾的敌人循声扔了一颗手榴弹。“不好，要造成伤亡了！”李克成心里一惊，立马回身跑到机炮排低声说:跟我来。战士们迅速跃出几十步与敌方拉开距离，在江堤下分两边架起二门60炮，重机枪则架在江堤上制高点，一来可以封锁江堤，遏制敌人运动，二则利用机枪的超越射击，保护我军步兵前进或后退。我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只见白色的江堤，百十米的路面没有任何遮蔽物，可清楚地看到对面敌军的黑影，战士们向敌人展开了更猛烈的攻击。
      天色微亮，枪声也渐渐稀疏，李克成沿江堤下去查看敌情，找到了营长，交换了各自带队战斗的情况，营长说:“江北指挥所要求我们在拂晓前解决战斗，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五百敌军席地而坐投降      说话间，李克成发现江南岸发生了一幕令人惊异的景象:江边码头上有四五百人的国民党军队席地而坐，75型迫击炮和多挺轻、重机枪分架两边，没有指挥官，也没有人说话，宛如一群石雕。他一惊:这么一大批敌人要干什么？是在等船南渡？还是等待受降？谜底很快揭晓了，原来是敌军匆匆撤退后丢下的守江官兵无心恋战，缴械投降。见此情景，李克成振臂高呼:“我们胜利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就是西开沙岛的新坝码头。
      天已大亮，我们的渡江部队已在凌晨时分，到达长江南岸的江阴、张家港地段登陆集结。稍事休整后，部队向无锡城方向大踏步前进。李克成带领的一营率先进入无锡市，受到了无锡市地下党组织的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一位戴着眼镜的青年男子握着他的手说:“欢迎解放军进城！”
      上世纪60年代，李克成曾为这次渡江赋词一首:《梦江南》“春潮涨，战舫发长沟。千炮雷鸣惊夜渡，击楫弹雨夺滩头，解放二圩洲。”这场秘密战斗伤亡人数很少，然而不幸的是，在1949年10月5日打金门的时候，这两个营的战士几乎都牺牲了。
          渡江战役在贵池    
          ——纪念渡江战役胜利六十周年      　　今年四月二十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六十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在邓小平为书记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的直接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一举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四月二十三日，解放了国民党二十二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四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渡江大军的攻击中国民党贵池150里的长江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二十二日贵池县城解放。从此，贵池人民获得了新生。为纪念贵池解放历史性的时刻，为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重睹六十年前人民解放军的英雄风采，我们特刊此文，以飨读者。       　　我军大军云集厉兵秣马
      　　1949年，辽沈、天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主力军已被歼灭，残余的一百多万人，分布西北、西南、台湾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为了彻底摧毁蒋家王朝，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全部，以及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共100多万大军，实施渡江战役。并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渡江总前委，统一指挥作战。全军统一分东、西、中三路大军。适时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一千余里的长江发起渡江战役。1949年3月，根据渡江总前委的决策，二野三、四、五兵团并列，在贵池至马当之间，以安庆东西段为重点横渡长江，突破敌人防线。兵力布置是第三兵团由安庆以东至枞阳段；第五兵团由安庆以西至望江段；第四兵团由望江至马当段。为了适应指挥渡江的需要，二野的司令部逐时进行了南移，先抵合肥上派河，再移舒城，4月19日移至桐城。根据二野司令部的命令，3月初，三、四、五兵团分别从阜阳、漯河、沈邱等地出发，挺进长江北岸。担负西线作战集团的第三兵团（陈锡联部）司令部移至枞阳陈氏宗祠。四月初，三兵团十一军（军长曾绍山）正式接受安庆以东地段实施强渡长江的任务，并转移到安庆以东之枞阳、大王庙、鸭口沟地区用隐藏的方式进行渡江前的准备工作。十一军三十一师担任前江口至杨林洲强渡长江任务，该段为我军渡江重点；三十三师驻铁板洲，担任李阳河至乌沙夹地段相机实施渡江任务；三十二师为渡江预备队。各师进至江防后，三十一师九十二团于前江口构筑工事实施佯攻，而三十一师主力则选定地形开阔、平坦且凸向敌方的大坝和新河坝之间的鸭儿沟为起渡点。并在老峰头、汪家圩、于家嘴、张家店地区隐蔽。在石塘湖、长风港进行编队、登船、登陆训练。渡江部队士气高昂，随时听从号令强渡长江。       　　国民党军负隅顽抗垂死挣扎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为了获得喘息的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蒋介石妄图用“和平攻势”做垂死挣扎。同时妄想，凭借长江天险，构筑所谓“从天空到水底的立体防线”，还集中残余陆军的大部，约15个师和海空军主力，包括海军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约130余艘舰艇和280多架飞机，共70多万人的兵力，分布在湖北宜昌至上海1800多公里的长江防线上。九江以西由白崇禧统领40个师约25万人；湖口以东由汤恩伯统领75个师约45万人防守，企图阻挡我军渡江。
      　　位于长江南岸有75公里的江防的第八行政公署所在地的贵池，是国民党长江防线上的重要一环。京沪杭警备总部所辖第八兵团刘汝明部的三个军约4万余兵力防守湖口至铜陵段，其中五十五军军部驻贵池（军长曹福林），其二十九师（师长黄芳俊）防守贵池至牛头山地段；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军部驻殷家汇，防守大渡口东西两侧25公里地段的阵地。
      　　国民党军在贵池地区采用一线兵力配备，防守重点是乌沙夹至大渡口段，其战役密度为每师均占17公里地段，沿江构筑的据点式阵地，由高层据点，低层土木工事和地堡三者结合。以高层据点为守御重点。乌沙夹的据点工事用钢筋水泥建筑，低层工事多利用山腰，山脚修建。江心的大小沙洲都筑了许多地堡，组成了高、中、低交叉火力网。
      　　为配合国民党江防部队防御，国民党地方政府纠集起县保安大队和第八区保安团，又在西北乡、罗城乡分别组建第四营、第五营；等反动军警加强江防。同时国民党贵池县政府还举办“动员戡乱讲习会”，培训反共骨干，抓夫派丁，强迫老百姓为国民党江防部队修碉堡挖战壕，并将江边所有船只集中于内河，入夜一律不准行驶。妄图阻挡我大军渡江。       　　强渡长江解放贵池       　　1949年4月21日下午四时，十一军军长曾绍山等到达渡江前沿指挥所，渡江部队各梯队在石塘湖通向长江的一条水道里登船，同时，江堤上五个高音大喇叭（20号安装并伪装好）向江南敌军阵地播放我中央广播电台由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颁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议，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负责人员所以拒绝这个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内的问题。……我们命令你：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广播一停，我各炮兵部队按照原定的射击目标，万炮齐放，猛轰南岸敌军防线，马踏石至李阳河江防顷刻间，灰飞烟灭。我登船突击部队，在“打过长江去，消灭蒋匪军！”的口号中，万帆齐发，直扑南岸，南岸江防守敌如惊弓之鸟，纷纷逃窜。下午六时许，十一军指挥所和三十一师、三十三师全部胜利地渡过长江，三十一师、三十三师向双桥、殷汇方向追击，敌九十六军亦弃殷汇向南逃窜。十时，十一军李德生部在殷家汇设指挥所。
      　　我军渡江战役前，已成为孤岛的安庆城被我二野十军三面包围。渡江战役打响后，其守敌桂顽一七六师（副师长李祖霖）、一七四师（师长吴中坚）、安徽省保安团第三团共计二万余人，见我军突破长江天险，便弃安庆向贵池方向溃逃，企图走黄湓、蛟口、牌楼、渔亭到屯溪，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会合。
      　　根据敌情变化，十一军领导当即研究决定：三十三师继续追击殷汇等南逃之敌；三十一师、三十二师向西围歼安庆南逃之敌。包围安庆的十军的三十师从安庆过江，其主力直接插入牌楼、小河以西地区，堵住敌人西逃之路。三十一师兵分两路，一路由殷家汇、五里、吴田到牌楼；一路由殷家汇、杨桥到牌楼，以截断敌南逃之路。二十二日上午，溃敌九十六军一部与贵池中队结合，妄图凭恃牌楼奇壮岭险要山势和原已有的构筑工事，负隅顽抗。我前卫部队二野八旅二十三团（淮海战役前的老番号）三营猛冲猛打，突破敌人防线，敌军溃败。我二路大军于牌楼济公岗会合。
      　　这时安庆逃敌，从蛟口到达佳山、济公岗，一场遭遇战便打响了。一时间枪炮声，喊杀身震撼山谷。拂晓，敌军溃逃，我军乘胜追击。我军在奇壮岭、济公岗歼敌一个团。解放军牺牲二十二人。
      　　奇壮岭战斗后，我军在牌楼、十字、小河经过两天一夜的围歼战斗，除敌一七四师师长带千余人向南逃跑之外，其余敌人（安庆逃跑之敌、九十六军等）全部被歼灭。共俘获官兵二万之众。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的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师亦分别突破贵池上、下江口国民党江防，占领了馒头山等沿江阵地，迅速攻占观前、灵芝，向青阳方向追击国民党55军残部。
      　　1949年4月20日，贵池城内一片混乱，55军驻贵池黄芳俊师开始向南撤退，为阻止我军追击，敌55军下令炸毁贵池城南门大桥。国民党贵池县政府、县党部、县自卫队等也出南门逃窜。
      　　4月22日清晨，我二野三兵团所属杨福民部和十一军某部解放贵池。21日夜间，天降大雨，部队露宿街头，城内秩序井然。22日拂晓，雨止，东方露出了曙光，“百万雄师过大江”，贵池各界人士前往九华街热烈欢迎大军。人民解放军十一军先遣团团长赵尚祥和政委于新民接见了他们。欢迎人员陪同赵团长、于政委前往贵池中学休息，解放大军随即进城接收城防，消息传出，贵池全城欢声雷动，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天亮了，解放了”，人们纷纷涌上街头，欢呼雀跃，欣喜若狂，大街小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盛况空前。上午九时左右，在贵池中学举行欢迎大会，赶来参加欢迎会的各界人士，挤满了礼堂和操场，欢迎大会共推桂树五主持，李辛白老先生致词。赵团长在会上讲话，并宣读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宣布，上级命令由他代理贵池县长，于政委担任城防司令。群众听到这一宣布，全场一片欢腾，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云霄。会后成立了支前委员会，由桂树五任主任，协助留城部队调拨粮草、船只等工作。翌日，贵池全境解放。
      　　1949年4月下旬，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亲笔写下了几份新闻稿，向世人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天堑，攻占贵池殷家汇、占领东流、香山以及正向青阳进击中的消息。其中的4月22日电文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21日已有大约30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20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24小时，30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这份文字简明的电文稿。就是贵池渡江战役的真实写照。从此，贵池人民获得了解放。
      　　渡江战役如同英雄史诗铭刻在贵池人民的心头。
      　　图片摘自《安徽省志军事志》1995年版
          池州日报 2009。4。16
     
      忆的渡江战役 开战前对敌情了如指掌
      向守志
      2009年06月01日       渡江战役前，我军渡江侦察的故事很多，最著名的要数27军的“先遣渡江大队”。原在皖南地区工作过的章尘担任大队长兼党委书记，于4月6日晚上，他们分两路渡江，顺利突入南岸的南陵、繁昌、铜陵三县交界山区，迅速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展敌情侦察活动。他们获悉敌人从芜湖调一个军西移至我军渡江正面，增强了防御力量。这一情报具有重要价值，当即派侦察员越过敌人封锁线，送到江北我军手中。在江南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帮助下，他们神出鬼没地开展江南敌后斗争，就像插入敌人腹部的一把尖刀，对敌人在政治上、心理上所起到的震慑作用，甚至超过了这一行动直接产生的军事意义。“先遣渡江大队”活动的精彩片断，在电影《渡江侦察记》中，得到艺术的再现。章尘同志后来任上海警备区政委，他们的这段故事，多年来一直广为流传。       渡江作战试验       在组织敌前侦察和对长江水文、气象进行观察调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我分别对各团下达任务，各团根据任务选定起渡点和登陆地段，组织第一梯队干部和班、组长现场明确任务，熟悉攻击目标，组织沙盘作业，发动群众进一步研究和推演作战方案，统一战术思想，并进行了细致的编组。战斗队形和船只分配，开始时是大小船混编，以致船速不一，形成队形混乱、拥挤。
      当时的大船可以载1个排，小船可以载1个班。后经试验，发现大船载人多，突击力量大，但行动受限制；小船载人少、灵活，便于多头冲击等。掌握了这些特点，确定根据大小船的性能编组，一般是第一梯队营用小船，第二梯队营用大船。
      这样，既便于水上运动中掌握建制，又可保证由于同一时间内多头冲击，登陆突破，扩大战果。为便于水上战斗，改造民船为战船，指战员们用砖粉、白灰、污泥混合涂抹在船身和帆上，施以伪装，使船水一色。同时，在船上增橹加桨，提高航行速度；用竹、木、稻草和绳子制作救生圈和救生绳，以备救护；用湿棉被钉在船舷上，增强防护能力。
      每船还备有棉花、麻屑、桐油、石灰、钉子、木板、塞子等修补器材；用麻袋装上稻草和沙土在船上构筑避弹设备和射击工事。指挥员分乘各船，直接掌握和指挥分队作战，配以轻重火器，确保“船自为战”；并将各船人员分为火力、战斗鼓动、观察、划船、抢救等小组。      对南岸敌情一清二楚       我师当面之敌为第68军143师，其师部及第427、428团位于娘娘庙至彭泽地段，第429团附榴弹炮3门位于娘娘庙至茅林洲段，娘娘庙至香口为第2营，香口至茅林洲为第1营，团指挥所及第3营位于香隅畈地区。牛矶、张公矶和香山、黄山为团防御枢纽，航标灯塔东南无名高地为敌第1营指挥所。各制高点有集团工事和重火器射击掩体，两山鞍部有木桩并敷设有地雷。
      我师以第130团和第131团各两个营为第一梯队，由方文举副师长指挥，于航标灯塔以西至青土坎段登陆，向香隅畈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第一步夺取航标灯塔、香山、黄山、田家河桥等滩头阵地，歼灭守敌，并向双河口、牛场、牛栏店一线警戒，确保渡口安全，保证后续部队渡江；我率领第131团(欠2个营)、第132团和师直属队为师第二梯队，随第一梯队跟进。
      第131团在左，于航标灯塔以东至神父庙段登陆，抗击由茅林洲、香隅畈方向反冲击之敌；第130团在右，于航标灯塔以西登陆后，控制田家河桥，主力位于香山东鞍部待机行动。根据作战部署，军炮兵群直接支援我师战斗，渡江前压制并摧毁香口至小白庙一线敌人工事；渡江时压制敌各火力点和控制天星洲附近江面，拦阻敌军军舰；部队登陆后，拦阻渡口之敌的反冲击，摧毁航标灯塔及白石矶一线敌人工事，支援部队冲击直达香山、黄山，并封锁茅林洲西端公路，阻止敌人西援。
    
      渡江开始老天帮忙送来“西北风”
      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进军命令，我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在西起九江东北之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百万大军强渡长江。
      我师于4月21日16时45分开始炮火准备，当即压制敌人炮火，并将位于敌方的航标灯塔摧毁，顿时，土矶垄附近敌人阵地烟雾弥漫。我指挥全师趁炮火准备之机，由望江南吉水沟沿内河乘船向江边运动，19时30分，突击团到达华阳镇进攻出发地点。
      当天早上，江面上刮的是西南风，下午起变成了西北风，指战员们兴高采烈地说，当年诸葛亮破曹军巧借东风，今天我们渡江解放全中国，军委和总前委首长神机妙算，巧借北风，老天爷也来帮忙了。
      当我第一梯队勇猛插向南岸时，由于夜暗不便观察，有的船只失方向，顺水漂到毛岭洲附近错过突击目标。第二梯队随即起渡，各船不顾敌人猛烈的火力袭击，利用铁锹、钢盔等当作划水工具，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前进。
      第130团团长李钟玄面部负伤，仍挺立船首，指挥部队前进。第3营营长所在船上的船工水手都负了伤，全船同志伤亡达四分之三，副营长陈起贵同志英勇牺牲，营长李学增也负伤两处，但大家仍情绪高昂，高呼口号:“只有前进，不后退，坚决完成任务。”
      敌人一发炮弹落在第6连1排船的后舱，伤亡6人，船工牺牲，船被打穿，情况十分紧急。乘坐在这只船上的连长罗金印，不顾身上多处负伤，亲自掌舵，一面指挥部队抢修，一面号召发扬硬骨头精神，加快速度前进。
      第131团1营机枪连8班9人已伤亡7人，正副班长均负了重伤，班长仍坚持划桨前进，全班一个决心，“只要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要战斗到底，打过长江去”，表现了无比顽强的战斗意志。       战斗到底:“真英雄好汉在江南岸见”
      船队越接近敌岸，敌人射击越猛烈，不少船工伤亡。第130团3连2排为了保障船只按预定方位前进，战士韩孝忠、张存志、徐原等挺身而出，为船工挡子弹；在距岸100米时，12岁小船工王金先负伤，敌4个火力点向2排射击，战士张国正站在船头，掌舵前进，并鼓励大家:“快靠岸了，真英雄好汉在江南岸见。”
      敌人见我军各船飞快靠岸，便用火焰喷射器喷射，企图阻止我师登陆，战士高玉生一跃而起，端起冲锋枪，射出仇恨的子弹，将敌人消灭。经过40分钟水上运动，各突击船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于23时50分先后突破敌人江防阵地。
      第130团第2营首先于航标灯塔附近登陆，5连战士周庆兴迅猛地向敌地堡群冲击，不意掉进敌堑壕里，被4个敌人按住，周庆兴立即拉响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敌人见势吓得松手逃跑，周庆兴迅速将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投向敌群，炸死2人，其余敌人抱头鼠窜。周庆兴乘胜追击，为部队开辟了通路。第5、6两连迅速占领了航标灯塔守敌指挥所及主要支撑点，使敌人失去了指挥。
      与此同时，第5连1排未按预定点靠岸，单独由香口东500米处登陆，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排长崔元德率领全排坚决勇猛地攻上香山，全排无一伤亡。第10连3排在副连长庞保顺率领下，迅速攻占了敌炮兵阵地。
      第130团1营和第131团第1、第2营，同时于航标灯塔以东登陆；第130团3连夺取江岸阵地后，向香山前进，在5连一排协同下占领香山。第131团1营在第2营的协同下攻占了黄山。第130团3连和131团3连，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两面红旗，分别插上香山、黄山。
      按照事先的约定，攻占香山、黄山后，信号员立即发出3颗绿色信号弹。当信号弹“嗖、嗖、嗖”飞上被炮火映红的江天时，军首长欣喜地看到了这一幕，高兴地说:第44师已登上了江南的土地！为我军又立首功！上岸后，我军越战越勇。经3小时战斗，守敌大部被歼。
      至此，我师胜利地完成了突破长江任务，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被我师胜利突破，很快就全线崩溃。
      文/向守志 摘《向守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渡江战役中“和平渡江”始末
          姜继永（安徽）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歼灭汤恩伯部江防军18个军、58个师共40万众。在这之前，国共双方代表曾在北平举行了近一个月的和谈，共产党从人民渴望和平的大义出发，提出一个“和平渡江”方案，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也已接受，并将其写进《国内和平协定》，但幕后操纵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拒绝签字，人民解放军决定打过长江去。
      　　1949年元月，解放军接连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事惨败、外交失策、内部分裂、财政崩溃，蒋介石被迫下野，但仍以党领政，让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收拾残局。3月12日，蒋介石支持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希望李宗仁能用和谈挡住解放军南下，维系半壁江山，以图东山再起。
      　　3月底，南京国民政府组成以张治中为团长、邵力子等5人为成员、卢郁文为秘书长、屈武等3人为顾问的和谈代表团。此前，李宗仁为和谈代表人选大伤脑筋，经过权衡，他认为张治中是最适合的人选。张治中是国民党官员中少有的几个敢向蒋介石直谏的人；又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抗战期间，他三到延安，为国共和平解决问题奔走，被人们称之为“和平将军”。张治中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李宗仁连番打电话、去电报催他速到南京，商讨和谈大事。张治中经过数天考虑，决定为国共和谈做最后一次努力，于22日到南京接受任命。4月1日，南京和平协商代表团，乘飞机赴北平。当晚，由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和聂荣臻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设宴款待。周恩来问张治中：“你们对和谈有无具体意见?”张治中不敢将“划江而治”的底线拿出来，便说：“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方的意见。”周恩来说：“目前，形势发展很快，全国人民渴望和平，这是不能拖延的。因此，我们想先采取个别谈话的形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经过三四天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张治中同意这样安排。
      　　从2日到7日，双方代表开始个别交谈，交换意见。在此基础上，8日开始，毛泽东又分别会见国民党和谈代表。
      　　4月8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一见到张治中，就满面笑容地握住张治中的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时，承蒙你的热情接待。”这一天，毛泽东同张治中讨论了许多问题。张治中问：“如果组建联合政府，国民政府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吗?”毛泽东说：“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了，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张治中说：“我们没有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愧对人民。今后你们执政，你们怎么做，责任是重大的。”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做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地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稳步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在10日会见黄绍竑、刘斐时，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是不愿意打内战的，发动内战是蒋介石嘛。只要李宗仁这次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黄绍竑说：“李宗仁现在搞和谈，有许多阻力。背后有个蒋介石，他什么事也做不了主。”毛泽东说：“是的，他现在是六亲无靠。”毛泽东扳着手指说，蒋介石靠不住，美国靠不住，蒋介石被打残破的那些军队靠不住，桂系那点力量靠不住，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半真半假也靠不住，他不真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毛泽东说到这里，站起来踱了几步，走到黄、刘两人面前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和谈，我们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4月13日，谈判在故宫勤政殿正式开始。周恩来首先发言，提出此前个别商谈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一个概括的说明。他说：“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要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
      　　在谈到国民党最敏感的战犯问题时，周恩来说：“一切战犯，不论任何人，他必须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才能取消战犯罪名，给予宽大待遇。”
      　　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经过一天多的研究，提出40多处修改意见。中共方面也作出很多让步。
      　　15日，双方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焦点是解放军渡江问题，是采用战斗渡江，还是和平渡江。为了保证协议签字以后有效实施，解放军必须渡江接收。在长江下游扬中、江阴2县，和中游的繁昌、南陵、铜陵、青阳、石埭、贵池、东流、至德8县，由解放军和平渡江，接管这10个县的地区。这样，可以使得长江以南在国民党政府管辖下的要想率部叛乱破坏协定的部队，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还是称兵作乱的，我军就以力量协同南京国民政府所管辖愿意和平的部队一起讨平它。在南京国民政府所管辖的部队，如果有不同意和破坏这个协定称兵作乱的，人民解放军就不能受约束在这10个县份之内，解放军愿意与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接受和平协定的部队一同讨平它。
      　　双方对《国内和平协定》达成共识后，张治中问周恩来：“如果我们带回协定，南京不能签字，中共就预定4月20日渡江，是不是?
      　　周恩来回答：“是的。你们代表团派人把这个最后文件带到南京去请示，如果来电报说可以签字，当然渡江的日期和办法是可以商量的。”
      　　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已集结于长江以北待命，渡江战役总前委曾数次请示中央军委渡江时间，毛泽东耐心电告部队：“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如果和平协定能够签订，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就可以改变为和平渡江。”毛泽东还说：“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如果我们能够和平过江，可以避免许多牺牲。这些年，我们的牺牲已经不小了。”
      　　然而，这个国共双方代表共同争得的和平大好时机，却被蒋介石白白断送了。
      　　4月16日，国民党代表团推举黄绍竑携和谈协定文件回南京。第二天李宗仁、何应钦派张群乘专机前往溪口，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一见协定文件就拍案大怒，不接受这个文件。1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国防部会议厅召开会议，到会一些人听到蒋介石不接受文件，也反对签字。最后，何应钦宣布，不接受和平协定条款。
      　　4月20日，解放军中突击集团率先渡江，并迅速突破安庆、芜湖间国民党防线。21日，毛泽东、朱德下令：“向全国进军!”当晚，解放军东、西渡江集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全线攻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摧毁了统治22年的蒋家王朝。新中国的朝阳已展露东方。
           寻访解放军中路兵团渡江的足迹
          王传厚（安徽）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分东、中、西3路横渡长江，一举推翻了对中国人民进行反动统治近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20日夜首先取道安徽省无为县泥汊一线突破长江天堑的就是中路大军。
      　　在渡江胜利60周年前夕，我们怀着对当年指挥渡江战役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心情，对在渡江作战中英勇牺牲的先烈们的深切怀念，寻访了当年中路大军渡江的遗址、遗迹。       　　从合肥到瑶岗       　　渡江战役总前委设在合肥附近，于是我们的寻访就从合肥开始。
      　　合肥地处淮河、长江之间，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要地。在合肥，我们访问了曾在渡江战役总前委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了渡江前夕的情况。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我军先后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全国性的胜利已指日可待。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败局，玩弄起新的阴谋，一方面要求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同时又积极布防，妄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我军南下，争取时间以图东山再起。
      　　中共中央对敌人的阴谋早已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坚持以革命的两手准备反对反革命的两手阴谋、而且把主要精力放在揭露敌人的谈判阴谋、用武力消灭敌人上。三大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在接见二野师以上干部时饶有风趣而又意味深长地说：当年，曹操83万人马下江南。今天，我们200多万人马，三路大军下江南，浩浩荡荡，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他的这番话对我渡江大军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就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指示原淮海战役总前委(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统一领导渡江大军(包括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总前委领导下，我军迅速开始研究渡江作战的方案和准备工作，从思想、组织和政策上进一步为我军胜利前进做全面的准备。
      　　当时，国民党军在长江沿岸的防御态势是：由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800余公里的地段上；由白崇禧指挥的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宜昌至湖口附近1000公里的地段上；江防舰队和第二舰队（约130余艘舰艇）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300余架飞机分置于汉口、南京、上海等地，协同陆军进行防御。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结合敌人江防情况，渡江战役总前委于3月下旬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以第三野战军组成中、东两个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率三野统帅机构，直接指挥三野八、十2个兵团主力共6个军又3个独立旅为东路突击集团，自江苏扬中至江阴间强行渡江；另以八兵团三十四、三十五2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手段吸引和钳制浦口、浦镇之敌。由谭震林指挥三野七、九2个兵团为中路突击集团，自安徽境内裕溪口至枞阳间强行渡江。以第二野战军第三、四、五3个兵团组成西路突击集团，自江西境内的湖口至枞阳间强行渡江。各野战军协同作战，首先消灭江防之敌，然后急速向纵深发展，东、中两集团东西对进，于太湖西岸的长兴、宜兴地区封闭合围口，合围歼灭芜湖、南京、镇江之逃敌主力集团，然后东进。二野各兵团则从皖、赣向南、东南前出浙赣线，多路向闽北、赣中追击。另以第四野战军之先遣兵团进逼武汉，牵制武汉地区之敌，策应第二、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并相应由武汉、九江段渡江。
      　　各兵团经过2个月左右整训，于二三月间先后由徐淮地区和阜阳地区南进到规定的布防地区。至此，我百万雄师便与敌军隔江对峙。1949年4月初，渡江总前委南进到合肥附近的瑶岗。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我们决定追寻先辈们的足迹，首先到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瑶岗去访问。
      　　从合肥出发，乘车向东南行20公里，便到了撮镇。瑶岗位于撮镇西北约1.5公里，是一个有200余户的自然村，现为肥东县撮镇的一个行政村。这里的干部、群众听说我们是来访问当年渡江战役总前委遗迹的，就围拢上来，热情地讲述当年的所见所闻。
      　　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等来到瑶岗后，他们多次开会，研究贯彻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指挥整个渡江战役。总前委领导机构十分精干，连同警卫共约200人左右，主要住在瑶岗村里一座祠堂内，电台设在距瑶岗约1公里的汪李村，后勤处设在距瑶岗1公里的旌湾村。
      　　从4月20日晚渡江战役开始起，一连几天，渡江战役总前委领导人的办公室里灯光彻夜不熄。总机室里的电话不断，报务室里的发报声整天整夜响个不停。当我中路大军突破天堑在荻港登陆和八兵团之三十五军经浦口渡江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时，大家兴奋地分享着胜利的欢乐。4月26日，总前委离开瑶岗，向江南进发。
      　　总前委在瑶岗工作的那段日子，给乡亲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领导同志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生活俭朴。陈毅喜欢和群众谈话，特别关心群众生产和生活情况。他们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临离开时，把每家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借的东西一一点交清楚。一位房东回忆说：总前委机关挑水损坏了我家一根毛竹扁担，还折价赔偿了4角钱。           在巢湖之滨      　　乘火车从撮镇往东南行驶约50公里，就到了位于巢湖之滨的巢湖市。抬头眺望，巢湖波平如镜，湖面上白帆点点。这里曾是支援渡江战役的屯粮发兵之地。当年湖里的木帆船，曾经运送我解放大军飞渡长江天险!我们在巢湖党史部门同志的陪同下，在巢湖之滨，找到了当年的老同志，访问了当年大军和船工们在湖河沿线进行水上练兵的情况。
      　　一位当年参加渡江的老团长介绍说，1949年4月，大江南北春光明媚，人民解放军来到了长江北岸沿线，立即投入渡江前的准备工作。在那些日子里，一个最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江面宽1000多米，究竟怎样飞越?我们是步兵，大多数又是北方人，有人连长江都没见过。渡江不仅需要大量的船只，还需要许多熟悉长江风浪、善于掌帆把舵的水手。可北岸的船只大都被敌人劫走、破坏。沿江的渔民和群众，因受蒋军的胁迫和欺骗，也纷纷外逃。在此情况下，我们的同志存在各种顾虑：“长江是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一丈。下船就有险啊!”“渡江要经过九里十三滩，撞上就翻船!”“旱鸭子在水里扑腾不起来，咋打仗?”面对这些新问题，我军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进行了敢不敢渡江、怎样渡江的教育，提高了大家的觉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同时，在各军内建立船舶管理委员会，广泛地向船工和乡亲们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号召大家支援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乡亲们知道面前的解放军就是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时，立即主动把隐藏起来的船只从芦苇荡中划出来，献给自己的军队。战士们也配合船民从湖河里打捞沉船，进行修补。在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船只一天比一天增多。这时，我们除了组织部队“看水”，请识水性的人“谈水”外，还展开了一个热火朝天的群众性的水上练兵运动。在“人人学泅水，个个当水手”口号的鼓励下，在船工们的帮助下，战士们不论白天黑夜，不怕风吹雨打，学习撑篙、掌舵、划桨、抛锚和泅水技能。大家风趣地说：“人民战士不怕困难，旱鸭子定要变成水鸭子。”经过水上苦练，战士们逐渐习惯了水上生活，摸熟了水性。
      　　老团长接着说：我们还进行了实战演习，组织战士演习夜间航渡、登陆突破、水上射击；组织卫生员演习水上救护、电话员水上架线、通讯员水上通讯联络等。还以船为单位编成新的战斗集体，每只船上都配有指挥员、政工人员、战士和水手。所有的船只都分类编号，分别担任突击队、通讯联络、救护和运输任务。渡江前，为了把隐蔽在巢湖和内河的船只秘密地开进长江，指战员和船工一起想出一个“劈开江堤修引河”的办法。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要从距江数里、数十里的地方探一条引河，直挖到江边。在支前民工的大力支援下，指战员们夜以继日地投入了挖掘引河的战斗。仅过十多天，引河就挖成了。所有用来渡江的船只，陆续通过引河驶到江边。
      　　一位当年参加渡江荣立一等功的老船工说，当年首长和解放军同志不但经常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讲渡江的重大意义，还帮助他们修船，和他们交朋友，拉家常。战士们真心诚意地拜船工为师，为船工端饭端水。军、师首长还请船工们喝酒，和船工们商议渡江大事。那时，各处码头都高挂着大红绸子做的“渡江有功”、“渡江先锋”等奖旗，准备赠给过江有功的船工。船工们也都想争取成为“渡江第一船”。老船工边说边骄傲地把他们老两口荣获渡江一等功的奖状拿给我们看。抚摸着这些奖状，一股敬意油然从心头升起：多么好的老人啊！       　　巢城——无为途中       　　离开巢湖之滨，乘车前往无为县。汽车飞驰在银屏区境内一条公路上，车上一位老支前模范向我们介绍说：这条公路当年为大军胜利渡江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哩!
      　　这条公路是当年巢县和无为陆地交通的要道，全长46公里。在解放军渡江以前，这条公路断断续续，残破不堪；从芙蓉岭到斩龙岗一段还没开凿，只有崎岖小道，不要说汽车无法通行，就是行人通过也非常困难。为了支援解放军渡江，巢县、无为县两县人民群众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争分夺秒，开山炸石，日夜抢修，仅用一周多的时间就打开了通道。这条公路上第一次出现了汽车、重炮……它为我中路部队顺利渡江做出了重大贡献。
      　　此时，车窗外，柏油路上行驶着的卡车车队，正把江淮一带的工业原料和农业产品转上长江航运。而当年，在这条公路上，来自山东、苏北、皖北，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口音的百万支前大军，推着小车，挑着担儿，抬着担架……汇成一股洪流。就是这些英雄的人民群众，在渡江战役中，用他们的双手疏河开渠，修复铁路、公路、桥梁，架设长途电话线，筹运军需用品。据不完全统计，仅山东、苏北、皖北三地区的支援渡江的民工就达320多万人；从皖北、苏北两个地区运到前线的粮食就有1.7亿公斤、船舶2万只，仅山东妇女做的支前军鞋就达200多万双。广大人民群众为我军胜利渡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从泥汊到荻港       　　离开无为县城，我们循着大军进军的道路，来到江边。沿江西行，先隔水瞭望当年渡江侦察小组最先登上的黑沙洲，然后以北岸的泥汊和南岸的荻港为中心，走访了当年我中路兵团渡江的起渡点和登陆阵地。
      　　我们来到泥汊镇东北角靠近江边的烈士纪念碑前。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在渡江战役中牺牲的英雄们而修建的，先烈们用鲜血浇灌了泥汊这块土地，泥汊人民永远铭记着英雄们的丰功伟绩。
      　　泥汊对岸就是国民党军队据守的重镇荻港。这里江面狭窄，敌人设置了很强的火力。无数小碉堡星罗棋布，此外还有纵横交错的壕沟和密密麻麻的铁丝网。
      　　一位陪同我们的老同志说，当时，我中路大军各级指挥员亲抵江边，对敌人的江防阵地及江流、地势等进行实地观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进攻计划。其要点是：把那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投入进攻的第一线，不留“后手”。这是与历次作战用兵根本不同的地方。部队在起渡号令下达后，用偷袭和强攻相结合的办法渡过江面。这就是说，总攻开始时，大炮完全不开火，不进行例行的摧毁性射击；部队在绝对隐秘状态下登船起渡，驶过中流。一旦被敌人发觉，就机枪、大炮齐发，压制敌人。部队乘势突进南岸阵地，先求自己在南岸立稳脚跟，然后调过头来，消灭江防工事里顽抗的敌人，变我方的背水战为敌方的背水战。
      　　为了确保渡江作战的胜利，我中路兵团决定派出几支侦察部队，由汤沟至泥汊一带，潜入江南，进一步摸清敌人在南岸的布防情况和防御设施。关于这些，老同志又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侦察活动先从黑沙洲开始。这个江心洲是荻港东面不远的江中孤岛，是我军渡江的必经之地。不拿下黑沙洲，突击队就很难登陆。登陆不成，背后是滚滚的江水，没有退路。4月初，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二十七军某部派出了由7名战士组成的侦察小组，乘坐一叶小舟向黑沙洲驶去。侦察组长带着两个战士刚登上黑沙洲，就被敌人发现。其他4名战士无法再登陆，被迫掉转船头返回北岸。登上黑沙洲的3个侦察员在一户老乡的掩护下，侦察到一些情况。后来敌人把岛上的老百姓都赶到江南去了，想使“水”一干，“鱼”就藏不了身。3名侦察员只好白天躺在洲上的麦稞里，任凭风吹日晒雨打，到天黑才能偷偷走出，弄点田里的蚕豆或油菜充饥。岛上所有的工事，他们差不多都去看过。后来，他们又顺着电话线找到了敌人的指挥部，天天晚上去偷听敌人的电话，听他们用报话机与江南联系。就这样，数日之后，他们不仅搞清了黑沙洲上的情况，连江南的情况也收集了很多。之后不久，他们趁着黑夜，乘坐一只木盆，带着重要情报，顶着狂风巨浪，回到长江北岸。这次渡江侦察，不仅给我指挥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而且用“一只木盆也能渡过长江”的事实，打消了一些人的疑虑，提高了广大指战员胜利渡江的信心。
      　　在老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又到了泥汊镇附近的夹江口，一艘白色的客轮，正从上游缓缓而下。江对面七一一船舶修理厂的船坞，背靠着隐隐青山，矗立在滔滔江面。在这样和谐宁静的环境里，谁会想到当年曾有过那么激烈的战斗？陪同我们的老同志指着这一片水域说：“当年的另一支渡江侦察先遣部队，就是由这儿偷渡到对岸的。”
      　　接着，他向我们讲述起这一段故事。那是1949年4月6日的晚上10时，二十七军的渡江先遣队约300人，在侦察处长亚冰和慕思荣的带领下，分四路乘木船向南岸齐渡。10时25分登陆，以勇猛的动作抢占了头道堤埂，然后向三江口搜索前进。到了三江口，又按原计划找渡船通过两道内河，直扑宣城县境的阳山。先遣队登上阳山后，被国民党军队发现，敌人从山下围了上来。为了保存实力，争取时间，迅速与江南游击队会师，亚冰命令战士不准开枪反击。他巧妙地把13个号手分布在山的周围。当敌人爬到半山腰时，满山遍野响起了冲锋号，吓得敌军退下山去。接着，我渡江先遣队在泾县云岭山中的陈坦冲里和江南游击队胜利会师。在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先遣队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之后，先遣队很快与江北渡口指挥部取得了联系。4月18日，先遣队从江南送来一个重要情报：敌人发现了我中路兵团的进攻部署，并针对这一点采取了行动。汤恩伯把防守芜湖一线的敌二十军全部西移到繁昌、铜陵一带。国民党二十军是敌人江防部队中的骨干，在以往的作战中，没有受到我军歼灭性的打击，还保持着一股傲气。这个军放在我们突击方向上，会给我们的进攻带来更多的困难。同时，原来布防在繁昌、铜陵一带的敌八十八军防线缩短了，战斗力也就得到相应的加强。渡江前线总指挥部后来又获悉：敌二十军从4月18日开始西移，其先头一个师19日已经进抵三山街，敌八十八军正忙于交防。
      　　敌二十军的西移，对于我军渡江是个不利的变化，可是，敌人交防之际又是我军渡江的有利时机。这对我中路大军原定于20日发起的渡江战役，是个极好的“配合”。
      　　1949年4月20日，我百万雄师整装待发。下午三四点钟，传来了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的消息。接着，在我军将领们的电话里、会议桌旁，战士的行列中，传递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毛主席今天整夜不眠，在等待我们胜利渡江的消息。前线指挥员谭震林来到二十四军军部，兴奋地说：22年前的今天，是反革命开始向人民总进攻的一天。22年后，将是人民最后结束反革命统治的一天。
      　　这一天，泥汊这一带，几乎所有的堤旁、圩埂边和田野里，都集结着解放军战士。密密麻麻的大小船只潜伏在江边船坞里和柳树林、芦苇丛中。无数门大炮构成了空前强大的炮兵火力，直指江南阵地，特别是扼住荻港咽喉的三座主碉堡。我中路突击集团第七兵团和第九兵团，在谭震林亲自指挥下，各以2个军组成渡江第一梯队，准备强渡。夜晚，我军发出扬帆起航命令。千万只战船，向南岸急驶而去。我军的大炮也随之轰鸣起来，硝烟直冲天空，渡江大战就此开始。
      　　老同志微笑着补充说：4月20日这天，是个大晴天。天色还没黑下来，隐蔽集结在江北岸的船只就陆续驶出引河和河沟来到江面。部队分成了许多梯队，1个梯队百余船只。曾获中央军委嘉奖的“济南第一团”成为全军的先头部队，他们划着90只小船，飞过江面，直指荻港，主攻突出在江中板子矶上敌人构筑的大碉堡。随着这支突击部队的起渡，所有的强渡船只都跟了上来。在连天的炮火中，战士和船工们个个争先恐后，千帆齐发。后出发的人才在北岸踏上舷板，先起渡的人已在南岸发出登陆的红色信号。荻港的江防首先被突破，敌人仓皇逃窜。午夜，我第一梯队各部先后突破敌人的鲁港、荻港至铜陵地段的防线。21日凌晨，毛泽东、朱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东路兵团和西路兵团立即渡江。
      　　陪同我们的老同志高兴地接着说，我中路大军七、九两个兵团的提前渡江，大大迷惑和震慑了敌人，鼓舞了后续渡江的东、西两路大军。我中路军突破敌人江防后，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于21日匆忙赶赴芜湖部署反击。但敌人的一切挣扎都无济于事。当天晚上，我东、西两路大军也先后突破了江防。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被我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垮了，敌统帅部陷入混乱状态。22日，敌部署总撤退。23日午夜，我三十五军占领了国民党反动派盘踞多年的统治中心——南京。27日午夜，我中路大军进抵吴兴，与我东路追击的先头部队会师，胜利完成对逃敌的合围。我第二野战军从西路渡江后，针对敌溃逃情况，迅速向浙赣以北地区发展、进攻，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之联系，使京沪杭之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对第三野战军合围残敌，起了巨大作用，而且为以后作战奠定了有利基础。5月27日，我军解放上海，除守将汤恩伯率残部由海上逃跑外，其余15万余众全部被歼。6月2日，我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崇明岛。
      　　1949年4月20日开始的渡江战役，到6月2日胜利结束，共歼敌40万，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解放了苏、浙、皖、闽、赣广大地区和人民，使敌人丧失了借以顽抗的长江屏障，为解放全中国造成了有利的形势。
          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成了“豆腐渣工程”      　　（１９４９年旧闻：新华社长江前线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不含），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
          亲历者说：
      　　三大战役过后，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已经下降到２０４万人，作战部队仅剩１４６万人。解放军兵力却增加到了３５８万人。天险长江，成为蒋介石东山再起的最后机会。
      　　二野、三野及华东和中原的地方部队共计百万大军，早早地开始了渡江的战前准备。
      　　７３岁的老作家孙侃当年是渡江战役中的一名司号员。“我们这些北方兵，大多是些‘旱鸭子’，最多能在水里扎几个猛子，能‘狗爬式’地游上几米远，就算是水中豪杰了。”孙侃回忆，“所以，一到江边驻地，全团就开始水上练兵。”
      　　早春的水温还颇有凉意，战士们每天穿着衬衣、短裤集合在湖泊边上学习游泳。“先让懂水性的人示范。然后连长喊一声：‘前进！’所有人就‘扑通扑通’跳下水，有的乱挣乱游，有的呛几口水就得爬上岸来喘气，这样反复好多次。”
      　　孙侃回忆，有个山西籍的战士，连长喊了好几次“前进”，就是不敢下水，被连长猛一掌推到水里，后来不但学会了游泳，还成了水上尖兵。“团政治处派人采访他，他说起初对连长耍‘军阀’推了他一掌很有意见，不过多亏连长耍了点‘军阀’，不然到今天还不敢下水。”
      　　水上练兵的要求，不仅要会游泳，还要“在水中能有半个身子露出水面”，不仅不能晕船，还要“在船上能坐稳、能打枪”。这样训练到４月中旬，战士们都练出了一身好水性。孙侃是司号兵，他还练出了一手“水中吹号”的绝活。
      　　人员需要训练，参战船只也经过了一番精心准备。开国少将向守志时任第二野战军４４师师长，他回忆说：“开始时是大小船混编，结果船速不一，队形混乱。后来经过试验，发现大船载人多、突击力量大，但行动受限制；小船载人少、灵活，便于多头冲击。所以再次编组，第一梯队营用小船，第二梯队营用大船。”
      　　渡江的战船是由民船改造的，战士们用砖粉、白灰、污泥混合成“伪装色”，涂抹在船身和船帆上，使“船水一色”，在船上增橹加桨，把湿棉被钉在船舷上，每艘船还准备了棉花、桐油、钉子、木板等修补器材。
      　　对守敌防线的侦察也早已开始了。各军都派出了侦察部队先期渡过长江，把江岸地形、水情、敌情等一一摸清，有的还建立了隐蔽联系点。侦察排把国民党军舰的巡逻规律也一一记录下来——解放军用来渡江的都是小木船，军舰一旦开来，掀起的浪很容易把木船打翻。
      　　后来的电影《渡江侦察记》让这一段故事广为流传，其中“李连长”的原型就是第９兵团２７军７９师侦察英雄齐进虎。他率领７人侦察小分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登船，到敌人驻防的黑沙洲侦察，在岛上隐藏了十几天后，又借助一个木盆漂了回来。
      　　“他带回了敌人第８８军与第２０军正在换防的重要情报。这一情报使渡江战役提前２天打响。”军史专家王辅一说，中央原定的渡江时间是４月２２日，得知这一情报，“总前委决定趁敌换防立足未稳之际，立即打响渡江战役。”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０日晚１１时，渡江部队中路集团总指挥谭震林下达了“开始渡江”的命令。
      　　夜幕中的长江江面上，千船竞渡。每只船的船尾都点了一盏小红灯。小灯的前、左、右三个方向都不透光，只有靠后方才能看见。
      　　“战斗打响后，从江南岸往北看，仍是一片漆黑，但如果从江北往南岸看，就可以看见无数只小红灯在闪烁，非常壮观。”７８岁的徐法全当年是２７军的一名侦察排长，回忆渡江时的景况，他仍然激动。
      　　“当时，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有一个规定：战斗部队过江一个营，师长就要过江，过江一个团，军长就要过江。”王辅一说。
      　　著名战将聂凤智是第一批“打过长江去”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双脚一踩在南岸的土地上，他便指示向总前委发电报：“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
      　　仅４月２０日一个晚上，中路渡江部队３０万大军，便在裕溪口至枞阳镇段２０余公里的战线，以锐不可当之势胜利渡过长江。
      　　西路渡江部队在刘伯承的指挥下，于２１日１６时渡江。近千门大炮把炮弹铺天盖地地倾泻到南岸敌军阵地上，接着几十万大军争入激流，直冲对岸，仅用４个小时，就控制了宽２００余里、纵深１０里至２０里的登陆场。至２３日，西路主力全部渡过长江。
      　　“西路集团的代价小得惊人。”王辅一说，第一拨渡江的６个步兵团中，伤亡不到１０人。
      　　东路集团于４月２１日晚发起冲击。他们需要突破地势险要的江阴要塞。汤恩伯在这里驻有７０００余名精兵，各种口径炮９０余门，号称“江防门户”。
      　　作战最紧张之时，江阴要塞的３０００余名官兵突然起义。
      　　“我们党早在１９４７年初就派人深入要塞。”８４岁的上海市公安局正局级离休干部王征明，当年参与了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２１日晚，当要塞司令戴戎光下令向解放军开炮时，王征明率领地下党员冲进指挥所，把他活捉了。
      　　开国上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叶飞生前回忆：“如果没有江阴要塞起义，我们也可以从江阴渡江的，但不可能那么顺利，可能要付出重大伤亡。”
      　　几乎在江阴要塞起义的同时，林则徐侄孙、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大小舰艇２５艘，在长江下游南京东北４公里处的笆斗山江面起义，另一部２３艘舰艇在镇江江面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蒋介石集团曾经想依靠长江阻止我军前进，他们说：长江自古天险，曹操、苻坚都渡不过来，何况共产党？”徐法全说，“可我们只用４天，就让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成了‘豆腐渣工程’，百万大军胜利渡江。”
      　　守土之道，在德不在险。２０００年前中国古代军事家的断言，再次得到验证。
          来源：新华网
 
          解放军33军99师1949年强渡长江歼敌4个整团    
          来源：海峡军事频道转载解放军报      　　1949年4月20日夜是一个举世瞩目、振奋人心的夜晚，我军第33军99师将作为渡江第一梯队突破长江天险，实现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又一伟大壮举。60年后的今天，我的耳畔依然清晰回荡着渡江战役胜利的呐喊声。记得出征前，在临江的无为县苍头村，297团政委王世延在战前誓师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动员道：“同志们！淮海战役后，江南的老百姓早就盼着我们解放军打过长江去！从我们部队到达长江的那天起，有些乡亲们就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江北来找我们，问我们为什么不早点过江去搭救他们，还说已经为大军准备了粮食和鞋子……我们决不辜负江南人民的热切期望，坚决把红旗插到江南大地！”当99师接到率先发起渡江反攻的命令时，所有的战士和船工们都沸腾了，响亮的口号声回响在田野山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一定要把大军送过长江去！”“一定争取江南第一船！”……
      　　20日黄昏，一抹夕阳映红了一望无际的船帆。部队集结到长江北岸的河汊口、刘家渡、高家镇一线枕戈待旦。夜幕降临，南岸守军开始向我方开炮，我33军、27军炮兵团早已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向敌阵地猛烈攻击，一道道火舌划破了夜空。此时，我军大部队也已迅速登船，万船齐发，开始强渡长江。
      　　早在渡江前，各部队就精选了部分侦察骨干，组成侦察大队于深夜偷渡长江，插入敌人腹地，收集重要情报。他们10次侦察偷渡，8次成功，抓到几十名“舌头”，渡江时切断了敌88军通往各师的电话线，为突破长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英雄事迹在新中国成立后，还被拍成电影《渡江侦察记》流传至今……
      　　那时，人民解放军既无空军也无海军，指战员大部分是北方人，既不会游泳更不会划船。要想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强渡几十米深、三华里长的长江，没有沿江百姓的殊死援助，胜利渡江是难以实现的。那一晚到底来了多少船工、多少百姓已经难以计数，但这份军民鱼水情谊至今令我难以忘怀。记得有位60多岁叫耿树学的老船工，那一年为了逃避国民党抓壮丁，不让儿子去充当炮灰，他居然忍痛用锥子刺瞎了自己儿子的眼睛。渡江时他一边划船一边高喊：“冲啊！报仇的时候到啦！”老人四次连续往来运送部队，未曾停留半刻；有共同上阵的张姓父子，儿子后背中了弹，战士们立即为他包扎，准备送到船舱底，父亲坚定地说：“同志们的生命都在我的船上，船越慢越危险，你们狠狠打，我快点划。”战士们放下他的儿子，含着泪又投入了战斗，登陆时，他的船冲在最前面；有位无为县的船工右腿负了伤，战士于禄立急了，一下子冲到他面前，用身体挡在他的前面，并大声喊道：“我在前面挡子弹，你快点划！”这个船工感动得拖着血流不止的腿，一鼓气将船划到南岸。
      　　99师297团的先头部队以20分钟的惊人速度登上了南岸，可296团二营三个班所乘的船刚到江心橹和桨就都断了，船一时无法控制前进的方向，顺着江水漂到敌人驻守的江心黑沙洲附近，洲上的敌人发现后猛烈地朝他们射击，老战士齐怀治当场牺牲，战士们在颠簸的船上奋勇还击。这时，南岸已纷纷发出部队渡江成功的信号，一排长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一定要打过长江去！”就在这紧急关头，27军的81师攻上了黑沙洲，船上的战士们一边还击一边发动政治攻势，有10来名国民党军在我英勇的战士面前弃枪投降。战士们上了岸，缴获了武器继续攻击残敌，共俘敌30多名。在81师同志的援助下，27名勇士终于渡过了长江。
      　　1949年4月21日，33军《进军报》一版头条刊发消息：“至21日7时，27军同我99师全部歼灭江中心黑沙洲之敌，包围了长江南岸荻港及旧县城，(99师共歼敌4个整团加一个团部和两个营，俘敌4000多名)。”22日，新华社通讯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1000华里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东起江阴西至九江东北湖口。”
      　　5月3日，33军99师奉命向东南方急进，准备参加淞沪战役，用赤热的鲜血换取大上海的解放、全中国的解放！
          (鲁英 鲁京京)
           亲历百万雄师过大江
           梅世雄
           2009年09月22日09:39   来源：《文汇报》       　 　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       　　“战端未开，结局已定。”80岁的军事科学院百科研究部原副部长王辅一将军，当年是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的秘书。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已下降至204万人，作战部队仅为146万人。
      　　“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由全面内战爆发时的120万人增加到358万人。”王辅一说，“在数量上，我军已由长期劣势转化为优势。”
      　　但蒋介石不甘心就这么退出历史舞台。他最后的凭依就是长江。
      　　83万曹操大军赤壁惨败，始有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近百年，皆因长江阻隔……在熟知历史的蒋介石看来，再来一个南北分治，就靠长江了。
      　　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蒋介石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其中京(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的地段。国民党海军100多艘舰艇日夜沿江巡弋，空军4个大队随时待命。
      　　蒋介石制定的京沪杭地区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搞起了缓兵之计。”王辅一说。为获得喘息之机，以便将残余部队全部调到长江南岸，坚守长江天险，从而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蒋介石再次玩起假和谈的伎俩。       　　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图谋。      　　淮海战火未灭，毛泽东指示淮海战役总前委：“……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
      　　1948年12月底，毛泽东专门抽出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了一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认真学习了这篇文章。”时任23军69师205团团长的秦镜回忆，“我们认识到，只有打过长江去，才能缔造新中国。”
      　　在长江这样最宽处5000米、最窄处2000米的河面上进行大规模作战，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长江边有这样一首童谣：‘长江长，长江宽，燕子也得飞三天；海无边，江无底，秤砣掉下不落底。’”时任27军侦察营侦察排长的徐法全说。
      　　渡江战役总前委决定，将已在安徽安庆至江苏张黄港地段沿江北岸展开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各部队，以夺取南京为中心，分别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
      　　东集团，由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指挥，在南京浦口至南通的张黄港渡江。
      　　中集团，由第三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指挥，在芜湖裕溪口至枞阳镇段渡江。
      　　西集团，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在江西湖口至安徽枞阳镇段渡江。
      　　“为争取与国民党政府谈判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我军在完成渡江作战一切准备之后，还曾经几次推迟渡江时间。”王辅一说。
      　　然而，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接受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历时20天的和谈破裂。      　　渡江战役的大幕拉开。      　  打响渡江第一枪
      　　“打响渡江第一枪，有点意外。”王辅一说，中央原定的渡江时间是4月22日，“汤恩伯部队大规模换防情况被27军渡江侦察大队获悉，我军就趁敌军混乱之际，提前打响了渡江战役。”
      　　后来被拍成电影《渡江侦察记》，至今仍广为流传的渡江侦察的传奇故事，发生在中集团聂凤智所率的第27军。
      　　作为当年27军的一名侦察排长，尽管徐法全被临时配属到35军，但他对老战友齐进虎的传奇经历了如指掌。
      　　齐进虎率领侦察小分队潜入敌人驻防的黑沙洲，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岛上隐藏了十几天。后来，借助一只木盆漂了回来。徐法全说，一只木盆可以渡江，说明长江并不是不可征服，敌人的长江防线也不是牢不可破的。
      　　得知敌人第88军与第20军正在换防，聂凤智立即向上级报告。
      　　“总前委马上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建议，趁敌换防立足未稳之际，立即打响渡江战役。”王辅一说。
      　　1949年4月20日晚11时，中集团总指挥谭震林下令渡江。转瞬间，上千只木船直冲对岸。
      　　“每一支船的船尾都点了一盏小红灯。”王辅一说，这只小红灯的前、左、右三个方向都不透光，只有靠后方才能看见。“战斗打响后，从江南岸往北看，仍是一片漆黑，但如果从江北往南岸看，则可以看见无数只小红灯在闪烁，非常壮观。”
      　　中集团渡江的对岸，国民党军队在悬崖峭壁上构建了数不清的地堡，炮弹如暴雨一般倾泻在江面上。
      　　如今，船工张孝华驾驶的“渡江第一船”静静地躺在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内，供游人参观。
      　　在长江上与风浪搏击了20多年的张孝华主动报名参战，被编在27军79师第一突击队第一组第一艘船上。出发半个小时后，张孝华这艘冲在最前面船只接近南岸。
      　　王辅一说，渡江中，敌人疯狂阻击，不少战士和船工中弹，落入水中。
      　　整个渡江战役期间，有成千上万个张孝华式的群众无私地支援解放军。王辅一说：“我们是人民用双手托着送过长江的!”
      　　仅一个晚上，中集团30万大军便在裕溪口至枞阳镇段20余公里的战线上，以锐不可挡之势，胜利地渡过了长江。
      　　“蒋介石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天堑’瞬间就破灭了。”王辅一说，“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有一个规定，战斗部队过江一个营，师长就要过江，过江一个团，军长就要过江。”
        　著名战将聂凤智就是第一批过江的高级将领。双脚一踩在南岸的土地上，聂凤智便向总前委发报：“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      　  切断汤恩伯和白崇禧的联系       　　当中集团胜利渡江与南岸之敌展开激战之时，“朱毛”的命令才发出——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通过收音机、报纸和传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迅速传遍了长江前线的每一个阵地。”王辅一回忆。       　　西集团总指挥刘伯承动手了。      　　“渡江战役的关键，就是中、东两路大军渡江后，迅速东西对进，对南京、镇江、芜湖之敌进行钳形合围。”王辅一回忆，而以第二野战军为主的西路渡江大军，则要像一支楔子楔进蒋系和桂系部队防守的结合部，切断汤恩伯和白崇禧两大集团的联系。
      　　21日16时，西集团近千门大炮发出的强大炮火，铺天盖地射到南岸国民党军阵地。
      　　18时30分，西集团几十万大军争入激流，直冲对岸。
      　　当夜20时，已有16个团渡过长江，控制了宽200余里，纵深10至20里的登陆场。至23日，野战军主力全部渡过长江。
      　　“西集团的代价小得惊人。”王辅一说，第一拨渡江的6个步兵团中伤亡不到10人。
      　　就在东集团做好了渡江的最后准备之时，发生了“紫石英”号事件。
      　　“20日上午，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窜到扬州东南20公里处的三江营一带，不听我军劝告，还向我军开炮。”时任三野特种兵纵队司令的陈锐霆回忆。
      　　与英舰发生冲突的炮三团没来得及请示，就直接还击。4艘英舰与正在渡江的人民解放军对峙。
      　　一场激战后，受伤的3艘英舰被迫逃往上海，“紫石英”号搁浅，被我军俘获。
      　　“‘伦敦’号目标最大，中弹最多。”陈锐霆回忆，后来据英方报道，英国军舰上死亡人员52人，包括“紫石英”号舰舰长，受伤55人，梅登中将的军服也被弹片撕破。
      　　解放军伤亡达252人。秦镜的战友、202团团长邓若波就牺牲在英舰炮下。
      　　国民党官兵破口大骂：“怎么自己人打自己？”      　　4月21日晚，东集团发起冲击。      　　“那天下午3时左右还是吹的东南风，到4时左右风停了，接着转成了东北风。”秦镜回忆，“过去诸葛亮借的是东南风，而我们毛泽东‘借来的’是东北风，真是天遂人愿。”
      　　“各突击团迅速满帆顺风而下，仅用了十五六分钟，我们师突击队就登上了南岸。”秦镜率领205团紧跟其后，“江面上穿梭着‘嗖、嗖’的红、绿曳光子弹声，时不时地有‘噗、噗’的子弹声贴着身子穿过，射进船边的水里。”
      　　乌淤港，是23军的主登陆点，水深流急，地势险要，国民党派有重兵把守。
      　　“枪炮声最密集、火光最亮的地方，就是我们营的登陆突破口。”今年85岁的黄浩当年是23军67师201团1营营长，“全营指战员和船工用桨和洋锹，使足了劲划。”
      　　“炮弹不断在船队中爆炸。”黄浩回忆，“20时左右，我与营部和通讯班首先下水徒涉上了滩头，组织7连一个排，消灭了滩头和岸上残存的敌人。”
      　　就在东集团渡江作战最紧张激烈之时，国民党军队的两支王牌却突然起义了。
      　　首先起义的是江阴要塞的3000余名官兵。
      　　地处长江下游的江阴要塞，地势险要，江面最窄处仅1500米，素有“江防门户”之称。汤恩伯派驻7000余名精兵，外加各种口径炮90余门，担负田黄港至张家港25公里的守备任务。
      　　“我们党早在1947年初就派人深入要塞内部，开展策反工作。”86岁的上海市公安局离休干部王征明是当年要塞策反的参与者——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王征明是策反的行家里手，济南战役时国民党96军起义，他参与了具体组织。
      　　4月21日晚，当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下令向开始渡江的解放军官兵开炮时，王征明率领地下党员唐秉琳等冲进了他的指挥所。
      　　已被地下党员控制的各个炮台，按王征明的要求，迅速掉转了炮口。
      　　附近的国民党21军官兵破口大骂：“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2日黎明，唐秉琳集合官兵，宣布起义。”王征明回忆。
      　　几乎在江阴要塞起义的同时，林则徐的侄孙、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大小舰艇25艘，在长江下游南京东北4公里处的笆斗山江面起义，另一部23艘舰艇在镇江江面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后来，毛泽东与朱德致电林遵及其率领的起义官兵：“庆祝你们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
      　　新中国成立后，林遵曾任东海舰队副司令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三路大军顺利渡江。
      　　4月23日，由吴化文起义部队改编的35军占领南京。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渡江部队展开了一场千里追歼战，一个月零四天之后，解放上海。
      　　（摘自《检察风云》2009年第13期）
      解放军渡江摧枯拉朽：两个营活捉国军一个师
      2009年10月22日 08:25凤凰网历史综合
      本文摘自《1949 解放》作者:葛红国 裴志海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渡过长江以后，在粟裕、张震指挥下，三野各追击部队高度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怕牺牲，不怕疲劳，不为小敌所纠缠，日夜兼程，猛追猛打，迅速扩大战果。
      5月3日，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命令六十一师攻占杭州市区，并临时担负杭州市的警备任务；令第六十二师沿富杭公路前进，抢占钱塘江大桥；令作为军第二梯队的第六十三师随后跟进，并作好战斗准备，预备从第六十二师右侧迂回，夺取萧山，切断杭州之敌退路。
      当时还在杭州西湖绘画研究所学习的李涵，日后不久参加了十二军美术队，他经历了杭州解放前后的日日夜夜。他回忆说:  
      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后，杭州就已经很乱了。我们那时算是进步学生了，许多同学都很振奋，都想参加解放军。有些同学等不及了，听说四明山那里有共产党的游击队，他们就去那里去找游击队。我没去，我想在杭州等正规军。国民党军队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整天忙着撤退，西湖的白堤上横七竖八地堆着国民党军队扔下的破烂吉普和辎重，像个狼藉不堪的战场一样，他们还到处骚扰，市内不时响起枪声，许多店铺被洗劫。
      家家户户提心吊胆的，不管白天黑夜，都关门闭户。地下党通知我们这些进步学生，要保存力量，准备迎接解放。我们主要任务是保护老师，国民党来抓时，我们不能让他们把人带走。我和另一个同学王伪君还到浙大开了会，是地下党开的联络会，让我们这些进步学生不要暴露自己，保护好学校，如果解放军要在这里打仗，我们就要搞好救护。
      我们也分了任务，是保护国立艺专。好在国民党还比较老实，没搞什么大的破坏，都争着逃命，很快就跑光了。解放军来时，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解放军一进入杭州，整个城市就活过来了，工人、学生、市民都拥上街头了，人山人海的，地上站不了，有的就爬上楼房，欢迎解放军，到处都是锣鼓声、鞭炮声，到处都是“欢迎解放军，庆祝杭州解放”的口号声，还有“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
      许多人还拥到行进的部队跟前和战士握手，有说不完的话。我也很激动，心里也很好奇，很注意地观察那些解放军，他们的样子很兴奋，但面对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又显得有些腼腆和拘谨，看上去很老实，和国民党的部队截然不同。我那时就下决心要当解放军了。
      有意思的是，这时还在上海的汤恩伯，居然还不知道杭州已经解放，仍然天天从上海向杭州发列车，运送国民党士兵、军政要人及其家属。5月3日晚10时，杭州解放后汤恩伯发来了第一列火车，在一个连的护卫下开进了良山车站。国民党兵刚下车，迎接他们的是解放军。解放军上去缴枪时，敌人这个连的连长还在高声抗议:“我们是交警总队的，我是连长，请不要误会。”解放军战士则告诉他:“连长先生，我们没有误会，我们要缴械投降的就是国民党部队。”
      后来的几天，火车开到半路，当听说杭州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就只好停到那里，不敢再往前开了。人是下来了，但能去哪里呢？最后还是到杭州来缴械投降。
      解放军在杭州受到了群众热烈的欢迎。有些连队无处可住，就在街头露宿。杭州市民早晨看到部队露宿街头，纷纷把战士往自己家里拉，一位老年人感动得流着眼泪说:“从晚清到民国的兵我都见过，从未见过像你们这么好的队伍。”这是对解放军最好的赞誉。
      三野部队解放杭州后，集结主力部队围歼隅守上海之敌。为扩大战果，密切配合三野主力作战，二野继续轻装追击敌人。 
      5月8日中午时，三十五师一○三团赶到东阳。
      原一○三团通信班长屈海群回忆说: 
      我们团赶到东阳，在离西关不远的地方，部队停了下来，主要是情况不明，不知道东阳到底有没有敌人，有多少敌人。
      我们观察了一会儿，也没听到有什么动静。战士们吵着朝西门轰上几炮，一鼓作气把它打下来。二营长张二胖说:“不要大意，有没有敌人，我们还不清楚，既然没动静，我们就悄悄地摸上去。”二营搭起人梯，上去了两名战士，他们报告说，没看到敌人。等到进去一个班时，敌人的保安团这才发现解放军已经摸进了城里，慌忙开枪射击。班长果断命令两名战士还击，其余的用背包带往城头上拉人，上去一个连时，大家呐喊着冲了过去，三下五除二地就把东阳的保安团消灭了。
      团长蔡启荣赶到以后，让二营驻在南门外，三营驻在东门外，一营驻在城内，休息待命。战士们连续追击了十几天，终于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有的洗衣服，有的则打算好好地睡上一两天。
      一○三团在这里逮住了国民党军三一八师，活捉了少将师长彭怀霖。 
      原一○三团宣传股长杨锦华回忆说:
      5月10日早上，部队正在吃饭，我闲着没事，就跑到城墙上看风景，正看着，忽然发现从东面公路上开来一长串卡车，烟尘滚滚，车声隆隆，直向东门开来。我忙跑回团指挥所报告，一营急忙丢下饭碗，全部进入阵地。敌人更近了，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3辆卡车上架的机枪，车上满载戴着钢盔的敌人，后面跟着一辆小轿车，再后面还是卡车。看到这情景，我还感到有点奇怪:敌人这支部队是怎么回事，怎么连基本军事常识都不懂，步兵不在前面，却让汽车当“开路先锋”？一营长也感到奇怪，他让战士们沉住气，等汽车走近了再打。这些汽车大摇大摆地开到东门外30米时，营长大喊一声:“开火！”机枪、迫击炮一打，汽车立刻着火了，敌人跳下汽车，也顾不得还击，扭头就跑。
      枪声一响，住在东门三里外芦宅的三营立即赶了过来，教导员崔松山首先让九连占领了东、北两座山冈，堵住敌人的退路，然后指挥全营发起冲锋。刚从汽车上跳下来的敌人，一看到处都是端着明晃晃刺刀的解放军，吓得丧魂落魄到处躲，有的滚到公路边，有的趴在汽车下，大部分像放羊似的朝山上跑。部队冲过去像逮小鸡一样地抓俘虏，田野里一片喊杀声。
      就在三营和敌人交火的时候，跟在后面的敌人见势不妙，带着几十辆汽车扭头就跑。团长蔡启荣命令一营、二营立即出击，紧紧地咬住这股逃敌。
      三营很快就结束了战斗。教导员崔松山审问一个俘虏，这家伙是个副营长，也很老实，问一答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原来他们是九十二军三一八师的一个加强营。他们这个部队是从天津撤下来守上海的，谁知上海早被解放军包围了，便赶紧绕过绍兴经嵊县南下，准备从义乌乘火车沿浙赣线到广东去。他们这个营是师里最强的一个营，全是美式装备，他们师长几次都舍不得拉上去打，谁知现在连人带武器都交给解放军了。
      说到这里，这个副营长也不禁埋怨起师长来了:“早上我们从嵊县出发时，师长还训了话，他说根据最近情报，在这个星期内浙赣线不会有什么问题，还说昨晚他在电话上亲自问了东阳，说解放军还在徽州，隔得老远哩，想不到贵军如此神速……”后来我还带着战士们去打扫战场，被打坏的汽车上掉下了许多东西，一些包袱散开了，里面都是银元、金条，收拾起来足有几麻袋。
      那辆小轿车正好被一发迫击炮弹击中，有个妇女烫着发，穿着旗袍，披头散发地坐在轿车旁哭着。我上去问她:“你哭什么？”她很害怕地看了看我，哭着说:“我丈夫……死了！”我就问她:“你丈夫是谁？”她指了指轿车里面的一具尸体，说:“他是……师参谋长。”旁边还站着一群拿着小号、大号的国民党兵，他们也不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我一问，他们原来是三一八师军乐队的。后来李德生听说抓到了一个军乐队，还挺高兴的，让把他们送到师里去，师里正缺一个军乐队呢。
      我后来当了师宣传科副科长，直接领导了这支军乐队。这些人一看到我都很亲切，说:“副科长，你把我们解放了，我们现在又在你手下干，咱们有缘分呀。”
      一○三团一、二营拼命地追击残逃的三一八师的大部队，他们一天一夜行军60余里，一顿饭也没吃。后半夜时，赶到了四路口。四路口在公路的下面，从镇子里隐隐约约地露出了电灯光。原二营营长张二胖回忆说:
      我那时还有些吃不准敌人会不会在这里宿营，就让部队先停下来，让六连副连长张海水先带部队去搜搜看。六连摸进了镇子，两个敌人的哨兵正抱着枪坐在地上睡得正甜，五班上去毫不费力地缴了他们的枪。接着他们又向街心摸去，突然，一道手电筒光忽闪忽闪地亮了过来。二排长李阎贵装作是敌人的哨兵，先发制人地喝问道:“谁？干什么的？”对方立即骂道:“你咋呼个屁！”李阎贵生气了，吼了一声:“你给我站住，把手给我举起来！”
      哪知对方却不吃他这一套，还骂他:“他妈的，你给共军吓昏了，老子的声音都听不出来？”说着就气势汹汹地走过来，举起手准备给这个不知高低的“哨兵”几个耳光。但当他的手电筒光照到李阎贵胸前“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和黑森森的枪口时，他的手立刻软了，哆嗦着说:“你们，你们这么快？”李阎贵他们一问，这家伙原来还是个团长，敌三一八师全部住在这里。张海水一面让战士回来报告我，一面带着部队继续往前摸，又一下子捉了29个敌人。
      我一听，就忙把一营长谭笑林找来，我们商量了一下，简单地区分了一下任务，然后就冲了进去，很快就把他们分割包围起来了，到处都是我们解放军的喊话声:“蒋军官兵们，你们缴枪吧，保证不杀不辱你们！”敌人那时真怕我们了，他们一个师，我们就两个营，这仗却打得很轻松。张海水就带了一个连，包围了一座房子，喊了几声“缴枪不杀”，打了几梭子冲锋枪，又扔了几颗手榴弹，300多名敌人就举着枪一个个地走出来了。
      张海水让战士们看着这些俘虏，他自己又带着一个3人小组继续向前摸，在另一个院子里发现了一股敌人，敌人也发现了他们，胡乱地打着枪往后门拥去。张海水就让战士们先不要开枪，他大声喊道:“你们不要害怕，缴枪不杀，前面的都缴了枪，你们还等什么？”他话音刚落不久，就从院子里来了一个敌人，边走边说:“你们别开枪，我是来接洽缴枪的。”他们投降的条件只有一个:解放军保证不杀他们。张海水说:“你们投降了，我要是杀了你们，我还犯错误呢。”
      敌人很快就出来投降了，原来是三一八师的通信连，共有190人。3个人缴了190个人的枪，嘿嘿，你看看这仗打的。 Xw# "?B(M] 
      敌人那个师长也是六连捉的。李阎贵带着二排摸到了敌三一八师师部，只见楼上乱七八糟的，军用地图、电话机、皮包、酒瓶，扔了一地，就是没见一个人影。李阎贵就把四班、五班留下来看管俘虏和搜索其他房子，他带着六班冲出后门搜查。他们经过一片稻田，看见半山腰上有几个人影往上跑。他忙带着战士们紧跟着敌人屁股后面追了过去。这时天也亮了，山上有十几个敌人。李阎贵向敌人喊话，可是喊了半天，嗓子都快哑了，这十几个敌人却没一点动静。
      六班长朝着敌人扔了两颗手榴弹，正要让战士们冲过去时，一个高个子敌人站了起来，连连挥着手说:“不要打了，我们缴枪，我们缴枪。”李阎贵把这十几个俘虏打量了一番，问他们谁是师长，半天没一个人吭气。他看见里面有个高个子，长着络腮胡子，穿着士兵服装的俘虏，就是刚才要求投降的那个家伙，就去问他:“你是干什么的？”那个家伙说:“我是连长。”
      李阎贵有点怀疑，说:“真的？”他还咬定说是连长。李阎贵也不管他了，准备先带回去再说。走到半路上，最后面的一个俘虏偷偷地告诉李阎贵:“他就是我们的师长。”然后指了指那个高个子。回去一审问，这个高个子不得不承认，他就是三一八师少将师长彭怀霖。
      敌三一八师1500人全部被我军俘获。
      原一○三团宣传股长杨锦华回忆说:
      我们团长蔡启荣一听说抓到了三一八师师长彭怀霖，他就站起来对我说:“走，咱们去看看，我有好几个问题想问他。”
      蔡启荣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进攻的阵势怎么那么怪，为什么要把汽车摆在前面？”我也觉得很奇怪，就忙竖起耳朵认真地听着。
      彭怀霖这时已经老实多了，显得很殷勤，有问必答，非常配合，他说:“我们昨天晚上到了嵊县，离东阳20多里，也得到了情报，说东阳有情况。我们还开会研究，虽然知道你们已经过了长江，但估计你们还到不了浙赣线，东阳就是有情况，也无非是些土八路(游击队)。既然是土八路，前面汽车上的机枪一打，不就过去了？路上我们也遇到过，都安全地过来了。我们急着到义乌，准备坐上火车撤退。”
      蔡启荣又问他:“你们是部队，要行军打仗，带那么多银元、金条干什么？” 
      彭怀霖苦笑了一下，说:“我给你说实话，我也看出来了，国军不行了。我准备把部队带到广州，部队解散，把财产留下来，然后去香港。”
      这事让李德生很生气。
      原一○三团通信班长屈海群回忆说:
      过了几天，团长让我带人把彭怀霖送到了师里。我把他带到了李德生跟前，对彭怀霖说:“这是我们师长。”彭怀霖忙上去要和李德生握手，李德生一把把他的手打开了，气呼呼地说:“你跑就跑吧，谁也不管你，你为啥还带走了那么多人民的财产？还要准备到香港去！你跑啊，你能跑出我们解放军的手心吗？”
      彭怀霖忙一个劲地点头:“跑不出，跑不出。”  
      就在一○三团攻打三一八师时，正在东阳城外的李德生突然接到住在义乌城内的师部打来的电话，说有紧急情况，要他赶快回去处理。李德生赶回师部才知道，在义乌北山上的敌八十五军一一○师，找到一○四团团长张镰斧，说要起义，一○四团请示怎么办。
      淮海战役时，国民党军一一○师起义后，蒋介石重建一一○师，师长廖运升和在淮海战役时起义的一一○师师长廖运周还是堂兄弟。
      1949年1月，一一○师刚一成立，二野政治部就注意上它了。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立即让原一一○师，现为解放军十四军四十二师师长廖运周写信策反廖运升。在渡江战役之前，四十二师敌工科长杨振海就已经化装到了江南，到处打听一一○师的行踪。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一○师在浙江临安，他急急地赶去，但一一○师又奉命到了杭州，等他赶到杭州，一一○师又到了萧山。杨镇海追到萧山，见到了廖运升，把信交给了他。
      廖运升看到信后，沉思良久，告诉杨振海，现在周围国民党军队甚多，起义成功的把握不大，无法立即举行起义。
      5月2日，一一○师又奉命开赴义乌。当天晚上，廖运升在义乌图书馆后院，召开各团团长和高参赵继武6人参加的秘密会议，告诉他们自己决定起义，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5月4日凌晨，廖运升在黄庄召开了全师(欠三二九团)官兵大会，他义正词严地宣布:“我们决定起义，投向人民解放军，走向光明大道！” 
      一一○师的大多数官兵也早就不想打仗了，有的当场高呼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等口号。但也有人不愿意，三三○团一个连长站在最前面，听到廖运升宣布起义后，掏出手枪就要向他射击，幸亏周围有人看到，上前把他紧紧抱住。
      第二天，廖运升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并和共产党的浙西游击队取得了联系。
      5月10日中午，廖运升得知解放军三十五师已进入义乌，立即提笔写信，派新任参谋长赵继武和游击队吴逊和区长前去义乌，向解放军联系起义事宜。
      李德生并不知道这些情况，王近山也不知道，他指示三十五师:“坚决让一一○师投降，不能让他们起义，队伍编散，补充到各个部队！”
      原三十五师作战参谋冯嘉珍回忆说:  
      那次是一○四团去接受一一○师投降的。我们押着一一○师来到了义乌的广场上，怕他们反水，战士们站在两旁，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们。我站在前面给他们喊口令:“准备架枪，一二三，放！”他们也很听话，我话音一落，地上“哗啦啦”地放了一大片枪。我又喊:“后退三步走。”他们后退三步，然后我让他们都蹲下来，战士们耀武扬威地进来了，把他们的枪收走了。这下他们傻眼了，本来还以为自己是在起义呢，都不愿意了，乱哄哄地发牢骚，有的说:“我们是起义，怎么投降了？”还有的人说:“我们都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还要缴我们的枪！”我听了还纳闷，国民党军怎么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我就随便点了一个人让他唱，虽然不是那么准，但他还真是唱出来了。我也有点迷糊了，后来才知道，他们那还是真起义，我们的游击队已经和他们接上头了，还到他们部队里教过他们唱歌了。
      一一○师还是被立即编散，每个师都补充了一部分。
      原十二军司令部参谋武英回忆说:
      一一○师的那些团以上军官是我去接收的，要把他们送到军里去。杨振海我们是老相识了，他那时在淮海战场上起义的一一○师做地下党，那个部队起义时，也是我进去把他们接出来的。我也知道他在陈赓的四兵团，没想到，我会在这里突然看到他，我还感到很奇怪，问他:“你怎么也在这里？你不是在四兵团吗？”杨振海就把一一○师起义这事给我说了。我还笑嘻嘻地对他说:“这也晚了，这可是投降，不是起义啦。”杨振海感到很委屈，说:“我早就把工作做好了，廖师长也在5月5日通电起义了，你们还让他们投降，这太不公平了！”说实话，我也感到这事很难办，木已成舟，枪也缴了，部队也被编散了，不可能再回头把他们当做起义来处理了。我就说:“这事我也管不了，只管来接收你们。你以后要去哪里？”杨振海气呼呼地说:“我要回兵团，找到陈赓司令员给他说说这事。不然，我就对不起人家一一○师！”后来，一一○师还是按照政策，算是起义了，参加解放军的官兵，现在都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了。
      有意思的是，在淮海战场上的一一○师，是由当时任六纵司令部参谋的武英带出来的，在六纵的帮助下成功起义的。重建后的一一○师遭遇到同一支部队，也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
      1949年充满了戏剧性。
      45年后的1994年，李德生又到了义乌。 
      1949年时的义乌是个破旧不堪的老城市，城区不到两平方公里，它给当时的师长李德生留下的印象，并没有特别显眼的地方，同样是田园荒芜，百姓流离，百业凋敝。1994年，已经从中顾委常委离休的李德生再次踏上义乌这块他曾经指挥过战斗的土地时，这里已经是一幢幢高楼，四通八达的柏油马路，已成为全国知名度很高的小商品市场。李德生不禁感慨万千，欣然题词:“小商品，大世界。”
      这就是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