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职工免票图片:1中国古代建筑与室内规划资料

汉代阁道与廊桥考述

提要  就现有资料看、廊桥与商周至汉代的阁道有很高的相关系数。文章将汉代阁道分为3类，辨析与阁相关的名词或修饰词透露出用途、构造、形态等方面精微特征和意义并作初步的考释。在此基础上，分析阁道与廊桥的关系。进而对汉代廊桥存在的一些踪迹考释。关键词  汉代  阁道  廊桥1·阁道1·1 阁道的特征  先秦至汉代古籍中，“阁”，常与诸如栈道、复道、辇道、涂等并称。如《史记· 秦始皇本纪》：“秦每破诸侯，写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国策·齐策》：“为栈道木阁以迎王与后于阳城山中。”早期典籍中这种“阁”，不同于唐宋以后与“楼”并称的多层建筑类型，而是作为交通联系的“阁道”之“阁”。下文中“阁”，均指阁道。先秦至魏晋，阁道是很普遍的。这首先是因当时盛行高台建筑，架空的阁道作不同高差建筑间联系是很方便的。就是第宅，汉代楼居也较后世普遍，楼间也常用阁道联系；其二，当时基础工程技术较低，木结构技术却驾轻就熟。加之当时木材资源丰富，便以木桩架空底层代替筑基。阁道或称栈道，对险峻山区乃至地形起落较大地区，都是一种非常有效和经济的技术。这也可从巴蜀、湖北、福建地的悬棺见出。在有些山区，阁道技术传承至今。汉代是中国木构的成熟期，社会相对安定的四百余年，传承下颇丰富文献和诸如画像砖石、明器一类形象资料，使我们能对汉代的阁道进一步考释。1·2 特征与分类阁道的基本特征是：1）木构，底层由柱架空，属于干栏结构。“干栏”早期亦称“阁栏”，这一称谓至少延续到宋代；2）阁道两侧有栏杆；3）有屋顶覆盖。早期古籍原典中的阁道，就其性质盖可分为三类：Ⅰ型  位于单体建筑外部，附属于该单体建筑，用于观景等用途。亦即宋《营造法式》中的“平座”。从汉代出土的明器陶楼（图1）和画像砖石，均可见到此类阁道；Ⅱ型  建筑群内部联系，此类阁道的形象资料，见诸于汉代明器，如河南出土的陶楼，可见其间以阁道贯通。（图1）1966年山东费县潘家疃汉墓中出土的画像石（图2）也相似，两楼间联以阁道。1981年河南淮阳庄汉墓出土的陶庄园，角楼间也以阁道联系（图3）；Ⅲ型  用于建筑群与外部交通的阁道，亦称栈道，此类阁道有屋顶覆盖部分相对要少。1·3 释名汉唐文献中，与阁相关的名词或修饰词很多，如周阁、楼陛、栈道、飞阁、桥阁、隥道等等。而这些词又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用途、构造、形态等方面精微特征或意义，以下加以辨析：栈道  栈道即阁道。有学者认为，栈道与阁道区分在有无顶篷。“栈道或复道上面有屋宇的叫阁或阁道。……栈道可能是只有木柱顶着平座，而阁道则在平座上面更有屋宇。”^[1] 阁道之“阁”，强调干栏结构。栈道之“栈”，由《说文》：“栈，棚也。竹木之车曰栈。”栈本义为车棚。由此可知，栈道与阁道都是指有屋顶用于交通联系的建筑，意义基本相同。在古籍中，常互训。如《汉书·张良传》：“良因说汉王烧绝栈道”，颜师古注曰：“栈道，阁道也。”^[2]   栈道大多指外部交通联系用的阁道，亦即上述第Ⅲ型。偶有指建筑群内的联系，如《淮南子·本经训》有“延楼栈道”，高诱注：“延楼，高楼也。栈道，飞阁复道相通”。^[3]沟通楼宇联系，亦即建筑群内部联系，当属于第Ⅱ型阁道。栈阁  栈道或阁道的别称。《后汉书·隗嚣传》：“白水险阻，栈阁绝败。”李贤注：“山路险阻，栈木为阁道。”^[4]周阁  周，环绕。环绕并附属于殿堂，当属于平座性质的第Ⅰ型阁道。 如《史记· 秦始皇本纪》所记述，秦咸阳北阪的所筑的六国宫室“殿屋复道周阁相属”^[5]。相属，与单体宫室相联。从前些年发掘的先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看，它环绕宫殿底层架空的构筑，当为“周阁相属”的阁道。又如阿房宫“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5]其中，“周” 为相属阿房宫的阁道。由此可判断阿房宫有平座；“驰”，乘马车，当然是较长的阁道，属第Ⅱ型、第Ⅲ型阁道。飞阁  “飞”修饰阁道高貌，多指第Ⅱ型、Ⅲ型阁道。如《三辅黄图》：（建章）宫在未央宫西长安城外。帝于未央宫营造日广，以城中为小，乃于宫西跨城池作飞阁，通建章宫” ^[6] 这里的飞阁，指的就是未央宫通往建章宫的阁道。曲阁  “曲”修饰阁道蜿蜒曲折，指Ⅱ型、Ⅲ型阁道。如司马长卿《上林赋》中描述上林苑中：“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司马彪注：“曲阁，阁道委曲也。” ^[7]途阁  途，道路。途与阁并称，指架空有棚的道路。是第Ⅱ型、Ⅲ型阁道的别称。《西京赋》：“长廊广庑，途阁云蔓。”李善注：“谓阁道如云气相延蔓也。” ^[7]   连阁  指单体建筑间联系的阁道，即第Ⅱ型阁道。如《鲁灵光殿赋》：“连阁承宫，驰道周环。 阳榭外望，高楼飞观。长途升降，轩檻蔓延。” ^[7] 又如《淮南子·主术训》“高台层榭，接屋连阁” ^[3] 连阁除了用于描述帝王宫殿内联系的阁道，更多地指豪强地主田庄内联系的阁道，如《水经注·比水》描述樊宏的田庄“广起庐舍，高楼连阁。”^[8]飞陛  楼陛   多指第Ⅰ型阁道，即平座。如汉景帝时恭王所造的鲁灵光殿“飞陛揭孽，缘云上征。” （《鲁灵光殿赋》） ^[7]其中的“揭孽”，据李善注所言形容“高貌”。^[7] 从现有文献看，飞陛或与第2类阁道是贯通，或外设台阶登入。飞陛而不像宋以后平座为孤立楼阁建筑的一部分。除  “除”的本义为宫殿的阶级。《说文》释：“除，殿阶也。”引申用于第Ⅰ型阁道，通飞陛、楼陛。司马彪《上林赋注》：“除，楼陛也” ^[7]罘罳 “罘罳”本义为网，指门阙外一种网状屏风，或屋檐下防鸟入内金属网。由于罘罳于门阙相连，阁道亦与门阙相连，且干栏结构的阁道形态又为网状，有时也将与门阙相连的阁道称罘罳。如《汉书》卷四文帝纪：“（八年）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罳灾。” ^[2]颜师古注曰：“罘罳，为联阙曲阁也，以覆重刻垣墉之处，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2]隥道  第Ⅱ型、Ⅲ型阁道别称。隥，《说文》释曰“仰也”，段玉才注“仰着，举也。”可见，“隥道”用以饰阁道，形容其高。如班固《西都赋》中描述未央宫通往建章宫的阁道：“凌隥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联外属。”^[7] 大意是，未央宫的隥道凌空而起，跨过西城，与建章宫等融为一体。张衡《西京赋》中有：“墱道邐倚以正东。”李善注：“墱，阁道也。邐倚，一高一下，一屈一直也。”^[7]枳道  枳，木桩。引申为干栏结构。枳道指第Ⅲ型阁道。桥阁 见于东汉永平六年（公元63年）《开通褒斜道碑》：“桥阁六百三十二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 其义下文详论。二·阁道与廊桥先秦至汉代的古籍中，无“廊桥” 一词。但这不等于说，汉代不存在近似今天的廊桥。事实上，“廊桥”一词出现是很晚的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刘敦桢在《中国之廊桥》一文中首次用“廊桥”称谓。他根据唐白居易《修香山寺记》中有“登寺桥一所，联桥廊七间”之句，“今秉斯旨，暂以“廊桥”二字撰述此文，或与桥之外形结构较为接近。”^[9] 刘先生之所以将此类桥冠以“廊桥”，一个重要前提是，限于当时的史料，刘先生判定这段文字是此式桥最古之文献。如果刘先生当时见到或注意到，东汉《开通褒斜道碑》中的“桥阁”一词，有理由相信，“廊桥”名称可能会被更准确的术语“阁桥”取代。事实上，刘敦桢不仅注意到阁道与廊桥的内在联系，甚至认定，阁道与廊桥同时产生，他说：惟木梁之上加构廊屋，则不知始于何时。以义度之，殆与阁道之产生，前后同时。……西汉长安诸殿，著录于李好问《长安图志》者，胥截山为基，渺若仙居，台殿之间，则联以阁道，窈窕相通；其巨者，且自未央，跨逾长安西墉，以达建章。而阁道咸以木构，有室有窗，方之廊桥，名谓虽殊，而用途结构，似无二致。故廊桥之诞生，或在西汉以前，春秋战国之际。^[9]这段文字要旨是：1）阁道与廊桥都有廊道；2）结构相近；3）具有用于交通联系的相同用途。因此，阁道与廊桥“名谓虽殊”，实质上似无二致。阁道与廊桥的关系，不妨以上述《开通褒斜道碑》那段文字进一步解读。褒斜道“桥阁六百三十二间，大桥五。”若以每间5~10米估算，约略3~6公里。这仅占约“为道二百五十八里”的2.5 %~5% 。显然，这里的“桥阁”，应当是有屋顶覆盖的那一部分。汉代“桥”称“梁”者居多，《说文》释：“桥，水梁也。”也就是说，汉代文献“桥”一词，肯定为水桥。《开通褒斜道碑》之所以用“桥阁”而未用“阁道”、“栈道”之类称谓，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其中有部分是跨水的阁，亦即今天所谓的廊桥。退一步，在“为道二百五十八里”中很难想象不涉河流。我们还须注意，桥面上设棚，除了供避风雨和休憩之外，还具有保护木构的桥面的需要。特别是，增加自重以“利用桥屋重量，抵抗洪涛之冲击，如《闽部疏》谓：‘闽中桥梁甲天下，虽山坳细涧，皆以巨石梁之，上施榱栋，都极壮丽，初谓山间木石易办，已乃知非得已，盖闽水怒而善奔，故以数十重重木压之’。”^[9] 可以说，廊桥材料结构上的上述需求，对早期的木桥对廊更具有依赖性。汉代文献未出现“阁桥”或“廊桥”称谓，有一点须注意。与明清以后的廊桥是孤立的不同，汉代阁桥仅是阁道的一部分。例如《汉书》卷五十“张冯汲郑传”记载：文帝“上行出中渭桥，又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2] 汉文帝所见桥下行人的地点，当然不在渭河上，应当属于阁道，大抵相当今天的引桥。就其形态与结构，水上阁桥与低洼处的阁道，或依山傍水的栈阁并无二致。这样一来，既然廊桥作为阁道一部分，设棚做法，很易从阁道延伸到桥。综上所述，汉代阁道的水上部分，即今日廊桥。 三·汉代廊桥存在的一些踪迹1·从汉代文献中反映的廊桥踪迹上文述及，秦至汉代的古籍中，并无“廊桥”的名词。但既然汉代实际存在过廊桥，从汉代文献中多少可反映的廊桥踪迹。我们首先注意到汉代的桥与阁道，都以“间”为重要参数。如《三辅黄图》中描述渭河的横桥“桥广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间，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6] 此处“桥广六丈”是桥宽，“南北二百八十步”是总长。至于“六十八间”，《说文》：“间，隙也。隙者，壁际也。引申之，凡有两边有中者皆谓之隙，隙谓之间。”这里的“间”，可能指桥墩间的空隙，更可能指桥面上桥阁（或廊）的间数。桥墩间的空隙数实际意义不大，即便是指它也是受有屋顶廊的命名影响。汉长安霸桥，也可作桥上有廊的旁证。该桥据《水经注·渭水》记载：“霸水又北径枳道，在长安县东十三里。王莽九庙在其南。……自东都门过枳道……水上有桥，谓之霸桥。”^[8]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霸桥是通往长安枳道上的桥梁。从当时重要阁道“周行数里，仰不见日”^[7]看，该桥上应当有桥阁。霸桥于王莽时期失火被烧毁，据《汉书·王莽传下》：“二月癸已之夜，甲午之辰，火烧霸桥，从东方西行，直至甲午夕，桥尽火灭。……或云寒民舍居桥下，疑以火自燎，为此灾也。”^[2] 刘敦桢在《石轴柱桥述要》谈及霸桥灾，认为霸桥“石构桥身之上，必更有木造之桥屋，故焚烧尽一昼夜，史籍以灾称也。”^[9]这一判断是可信的。惟从霸桥“桥尽火灭”看，西汉霸桥似应当全为木构。从汉代文献看，其时桥往往还是重要礼仪场所。桥头有“交午柱头”，桥上一些礼仪活动，似有必要覆盖屋顶。如《汉书》卷四文帝纪记载，代王立为孝文皇帝后，由中都赴西京。先令宋昌传旨。“（宋）昌至渭桥，丞相已下皆迎。昌还报，代王乃进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拜。……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玺。”^[2] 注意，《汉书》记述孝文帝是“进至”渭桥，加之拜谒新君、新君拜祀、上天子玺、宣旨等礼仪活动，很难设想不是在室内进行的。2·汉代画像砖石透露廊桥江苏睢宁双沟出土的一画像石（图4），可见3间的棚屋，无台基、门和墙，仅有栏杆。虽然架空层的柱、桩，大多被下层车骑遮蔽了，但还是在右边见出一根。显然，这是一阁道的形象资料。如果跨越的是条河，无疑就是廊桥了。这种覆盖简易的棚式的廊桥，今在江西婺源县清华、古坦等地传承至今。婺源清华镇的彩虹桥（图5）始建于宋代，虽多次维修，仍保持了原貌。稍检汉画像遗存，会发现几乎见不到廊桥图像。这是因为，汉画像图像学意义，大多采取一种象征方法。桥本身多半是个符号，廊的细节自然被过滤掉了。这可以秦汉西京的横桥为例说明，该桥汉代又称中渭桥。从汉长安北面的横门通往咸阳。这座汉长安南北中轴线殿后的桥，“广六丈三百八十步”^[6] 。有理由相信其上有廊庑。但该桥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上，仅作6跨。由于位于墓室拱上，梁式也被画作八字形。按汉尺，三百八十步约合520余米，显然这对梁式木构桥是不可能的。实际上，画面上该桥只是该画“七女为父报仇”题材的背景的象征，桥本身形态准确性无关宏旨。汉画像的图像中，有相当一部分描绘的是冥界。这虽然是一个幻想中的世界，但又脱离不开现世经验。偶尔也会透露出廊桥的细节。如山东邹县出土的画像石（图6）。一般都将其解读为现世的楼阙。该图上层当为冥界，底层注意到来往的车骑和左右双阙，我以为，是以剖面的方法，表现通往冥界的道路。其图像，无疑来自阁道廊桥的经验。 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谈摘　要：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一方面，前辈的专著不断问世，如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上）、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童《江南园林志》、刘致平《中国古代建筑史》一起，构成扎实、严谨、客观、史论结合的治学风貌。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面大量广的关于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讨论不断涌现，开放的社会带来新学新知对传统建筑史学的挑战，并突出表征在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对传统建筑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甚而出现以论带史的研究状况。

　　然而，学术的演进除了有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其自身发展也存在内在逻辑。了解中国建筑史学发展的途径、认识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规律，便成为客观的也是现实提出的历史课题。

　　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 从中心移向边缘

　　如果说，自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等于本世纪20年代开创中国建筑历史学科始至8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以中原为中心进行发散，以汉民族建筑活动为主题的话，那么，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在公众视野中逐渐从中心移向边缘。

　　郭湖生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 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汉族的文化特征和建筑的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认识中国建筑的自身。在郭先生的计划中，将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纳入到东方建筑研究的范畴。他的几位博士生研究成果，或论“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探析”，或谈“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均深入到先民的境外迁来、跨境而居和非中心的文化传播问题。

　　从中心移向边缘也突出表现在乡土建筑研究上。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以地方为划分的民居书籍，如《浙江民居》、《吉林民居》、《云南民居》等，但民居形态构成既受到不同地区之材料及构筑、不同民族之生活习俗和观念、不同地域之地理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一种类型通常又跨越几省，同一省份又含若干类型，是为研究难点，香港龙炳熙先生《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一书，将民居划分为八类外型，涉及边缘问题，尤其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民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受礼制的规限较少，其标准方法可谓卓见。陆元鼎先生近几年连续成功地召开了“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学术会议，或选址在西南边陲、西部边疆，或定点在广州进行海峡两岸和国际间的交流，实际上对边缘区域民居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也可从《中国民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边缘地区民居研究所占比重之大略见一斑。

　　陈志华先生则倡导“请读乡土建筑这本书”，认为建筑环境表现出来的耕和读、利和义十分生动，往往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他和他的同事研究并已出版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一书，对环境封闭、独立而有品格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的规划、百姓喜闻乐见的崇祀建筑、文教建筑、商业建筑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此较过去常见的对住宅本身和祠堂的关注，无疑拓宽了视野。这种变化正如陈先生所说：没有民众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这也可视为以帝王将相建筑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向民众历史和乡野建筑研究的移向。

　　2. 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

　　对中国古代各种类型建筑的研究，80年代十分活跃。探讨型制、手法、空间、技术及观念等，基本上属于对历史上单个或群体的认识和研究，是一种不近不远的中观把握。而要达到对建筑史上若干问题的深入理解乃至规律性的认识，则需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和视角。潘谷西先生在90年代主持《中国建筑史研究·元明卷》时，就力主林木互见。如元代的宫殿和城市建设，就触及回回的地位和蒙人的习俗等，它既包含制度化的层面，又涉及细微如器皿这样的生活内容，对“酒海”的考证和认识，不仅关系对饮具的理解，更影响至对建筑型制、制度和文化诸问题的认识。

　　再如张清常先生的《胡同及其他》，就是一本独具慧眼的从北京街巷名称入手去研究文化问题的好书。书中部分内容是专门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的，张先生是语言学家，富于趣味，但相当篇幅涉及官府、市井、交通等，且涉及少数民族政权问题，其开创之功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亦不无裨益。首届全国地名考证研讨会上，将地名考证与相关学科联系，从而展示见树见林的城市意义，是一重要特色。葛剑雄先生关于中国史上移民与地名关系的探讨，对揭示城市的发展和变迁规律及理解聚落的形成，都具有启示作用。

　　关于古建筑保护理论，如何从物质层面跃进到文化层面，如何从技术手段、科学管理深入到进行系统的保护问题，在80年代，研究还相当不完善。朱光亚先生在近年做了许多工作，“开发建筑遗产密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筑遗产评估”和“一个古老村落的包含和发展研究”，均从个案入手，却上升到宏观的历史遗产保护和发展模式选择问题。早在8 0年代，龙庆忠先生的若干研究生在城市和建筑的防灾技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90年代已形成景象，其中龙先生由具体的防洪、防涝、防潮、防风、防蛀、抗震、减灾等工作的开展而关注人聚环境的思考，是十分有远见的，也是典型的知微见著、见木见林的研究。

　　3. 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

　　以今人思维、生活、观念理解历史，总是一种旁观的态度。然而要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出现的真相是什么，就不能不贴近古代的人和当时人的心态。如想关心明朝的城市那么就需关心明朝人的日常生活及他们想象的世界是什么，类似的方法论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也就是把心态史与社会史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朱建飞（Jian Fei Zhu）的“天朝战场：中国明清北京和紫禁城”（A Celestial Battlefield: The Forbidden City and Beij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以大臣和太监、皇后、妃子、宫女对皇帝理性要求和感情需要的争夺为契入，及以北京生活的人和故宫生活的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从四个层面来探讨外朝和内宫、宫殿和城市的布局与空间关系的，进而分析封建帝国灭亡的原因，其视角之独特，别开生面。

　　关于近代建筑史研究，赖德霖先生的博士论文较《中国近代建筑总揽》更进一步，其突出的标志就是重视中国近代建筑出现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心理及建筑师自身所起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还有较多的国际行为，传教士、商人、建筑师等参与其中，一批外国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成果，如德国华纳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 ―建筑文化移植》一书，美国郭杰伟的《亨利·K·墨菲：一个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和《两个美国营造技术输出商对中国的意义》论文等，均进一步注意到个体的人与中国近代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关系。

　　在园林方面，探讨空间、手法、意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也是80年代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90年代初，中文系毕业的王毅先生，出了一本《园林与中国文化》，是致力于“道”、“器”结合的力作，其中探讨在“壶天”和“芥子”中叠山理水，构建完善、精美生活环境的关系方面，角度是独特的，契入到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心理和思维方式。1 993年5月在南昌“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听曹汛先生谈起他在研究园林时，常迷入文学情境进行文史方面的考证，会上发言时短未能尽意，有幸的是后来读到曹先生的两篇文章，“陆游《钗头凤》的错解和绍兴沈园的错定”和“故苏城外寒山寺，一个建筑与文学的大错结”，更是将建筑史上的疑点，通过对诗人的生平、诗作以及相关背景的考证解答出来。曹先生不仅考出史料的虚假，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对这些难言之隐的研究，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这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精专和广博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另开一派研究风气。

　　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这三大特点，是中国建筑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既是转变，也是延伸。

　　在这近三百年史学学术发展过程中，“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这一朴学传统，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充分体现这一思潮的考证学，曾成为清学的中坚。本世纪初，梁、刘二先生开创的建筑历史学科基本上延续这一传统研究方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所展现的力求忠实、博证和归纳、比较风格，似乎和在此找到源头，给后人留下至深印象，其对建筑史学术真相所作的努力，也给后人进一步从事深入研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成就了永不磨灭的价值。

　　80年代，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除史论结合外，还有以论带史、论由史出等提法。“重写”也是一个热门而沉重的话题。最早大概重写的是文学史，然后是哲学史、文化史、建筑史等。不过，“重写”两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或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就中国建筑史而言，“重写”，除了人们希望将新的资料补充进去外，更是因为人们对过去以背景控制的历史的叙述脉络、对立统一的原则、、进化的线索加上经济史观的认识不满，丰富的建筑现象往往变成了图解，当然有人希望重写。可是如果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成果和实物、文献发现，难免进行起来举步维艰，落入排列组合的俗套。

　　对于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我理解是更注重历史建筑及其发展，而非建筑历史的论述。从中心移向边缘、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实质上是要发展更多更实在的人类建筑活动内容。中国古代本来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时代，建筑又属于“形下”范畴，因此，在古代一些史家那里，关于建筑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而在一些想象丰富的文人那里又会孱入神话虚言。在研究中，这就有个“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运用问题。“有意”的史料，指成文的历史叙述、成定论的内容、有案可稽的制度等，如帝王将相的建筑活动，史官是他的代言人，但有时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经过精心粉饰后，使后人往往截取片断而难辩建筑本身形成的真伪。如坛庙和陵墓，过去多年一直被划分为礼制建筑，实际上若从“型”的角度去认识，它自始至终和原始宗教唇齿相依，而隶属礼制建筑，只是在殷末周初文化大嬗替? 《三辅黄图》的建筑史解读《三辅黄图》及其性质《三辅黄图》，是中国一部历史地理典籍，叙述以长安为中心的秦汉三辅地区的都城建设。书名中的“三辅”，指的是汉代在长安附近的京畿地区所设立的3个郡级政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至于“黄图”，早年研究秦汉史的陈直先生认为，取“宏大规模之义”。陈直长于以金石史料证史，得出此论据他所称：“昔见有‘昔引黄图’瓦当。‘黄图’二字，盖起于西汉，取其宏大规模之义。”^[1]  但陈直并未对“昔引黄图”作训释，仅推测此瓦当文字应为“汉宫所用摹写景物之词”。“昔引”作何解，瓦当中的“黄图”如何生出“宏大规模”之义，都未详明。此外，陈直语中用了“盖”，似对该瓦当的真伪或断代也不肯定。据此，当代学者辛德勇作对此作了补充：“黄”字古可通“廣”。…… 因此，“昔引黄图”瓦当和《三辅黄图》书名中的“黄图”，也完全有可能是通作“廣图”。“广”字有宽宏远大之义，“广图”用于瓦当，其吉祥语义犹如后世习用之“鸿图”。^[2]此外，学者何清谷认为，“黄图”就是帝都图。我以为“黄图”就是帝都图。《艺文类聚》六三南朝江总《云堂图》：“览黄图之栋宇，规紫宸于太清。”“黄图”在此指帝都，这可能是汉朝以来习用的称谓。“黄”，本谓土地之色。《易·坤》：“天玄而地黄。”古以五色配五行五方，土居中，故以黄色为中央正色，而中央为帝都所在。《三辅黄图》即三辅地区的帝都图。^[3]尽管《三辅黄图》书名存疑，作者也不详。但该著记述秦汉都城和京畿地区皇家建筑的主题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今天研究者，大多将《三辅黄图》看成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其实，中国的地理学典籍，如果从《尚书·禹贡》算起，就综合了历史、人文、经济等因素。远不像现代的“历史地理学”那么单纯。就《三辅黄图》来说，因其主题是汉长安及京畿地区宫观、坛庙、苑囿的，亦即在长安城的背景下观察其建筑，实际上也是一部弥足珍贵的中国建筑史学典籍。 《三辅黄图》的建筑史学价值 治中国建筑史，上溯到秦汉，就变得模糊起来。这是因为存世的地面建筑，仅有些石阙、石祠。不得不更多的借助文献稽考，以及画像石、画像砖、帛画、冥器一类的形象资料。其中《三辅黄图》的史料价值，备受建筑史学家的珍视。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童寯《江南园林志》、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与结构》等中国建筑园林的原典，都以其为主要参考文献。这是因为，在秦汉典籍中，《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学著作固然精审可靠，但只有只言片语涉及到建筑园林。有些汉赋是描绘城市和建筑的，如班固的《西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状物对象都是长安，其固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仅受制于篇幅局限，文学语言也达不到建筑学起码的精度。其它诸如《西京杂记》，虽然在西汉宫殿苑囿背景中展开，但却是以猎奇的眼光，专搜求奇闻轶事。难怪史家将其归为杂史著作。传世至今的，惟《三辅黄图》，聚焦于西京城市和建筑。  如果说，宋代的《清明上河图》展示的是一幅世俗建筑的长卷，透露出宋代市井文化的繁盛；那么，《三辅黄图》绘制的是一幅宫廷建筑的全景图，揭示了秦汉帝都的宏大气象。全书值得称道的是，城市与建筑的关系的处理：俯视都城时，不游离建筑；细说建筑时，有都城的视野。以书中对汉长安的记述为例，首先整体考察了汉长安：宫殿、八街九陌、九市十二门。然后将视线转向具体的宫殿、苑囿、池沼、台榭、明堂、圜丘、太学、南北郊、社稷、陵墓、观阁、署，乃至库仓、厩圈。如述及厩时，首句便是“未央大厩，在长安故城中。”，这种城市的视野观察建筑，在中国古代历史地理著作中是罕见的。《三辅黄图》的较高的建筑史料价值，还因其将触角探入到秦汉建筑的细节。以秦汉较普遍的建筑类型“宫”  为例：书中有“以竹为宫，天子居中”的竹宫；种植葡萄的葡萄宫；养犬的犬台宫；有大到“马行迅疾一日之间”方才“遍宫中”的馺娑宫；筑于泾水边用于“望北夷”的望夷宫。祭天的祈年宫，应当近于清代的祈年殿；“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的寿宫，当属祠仙性质。这些，深化了我们对秦汉宫室的认识。再如，秦汉高台建筑为一大景观。《三辅黄图》中有大量对高台建筑的记述：从“欲与南山齐”的云阁，到“梁木至于天，言宫之高”的天梁宫；从“高四十丈，上起观宇，帝尝射飞鸿于台上”的鸿台，到“祭仙人处，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的神明台，给出了是时高台建筑具体鲜活的形象。此外，重屋式的市楼——“旗亭楼”、最早的戏场——角抵優俳之观，藏书性质的石渠阁、天禄阁，射熊观等等，直面秦汉建筑细节。对《三辅黄图》的解读中，还可以看到诸多后世绝迹的建筑类型，如：“象天极”的极庙、“祠祭招仙人”的通天台、集仙宫、存仙殿等等。对这些建筑的考察，可以深入到秦汉城市建筑背后的观念形态。原来，除了儒家礼仪，还有后世已弱化淡化了的法天观念、长生成仙观念。 《三辅黄图》的版本及注疏《三辅黄图》一书被征引，始见于曹魏时期如淳的《汉书注》。因此，一般认为《三辅黄图》的初本，约略出于东汉末至三国时期间。原书至迟在南宋时期已散佚。今通行的传本，一般认为，是唐代中期前后所编定。初本的作者，以及今通行传本的纂辑者，都不详。《三辅黄图》始著录于《隋书·经籍志》时，称“黄图一卷，记三辅宫观、陵庙、明堂、辟雍、郊畤等事。”可见原书初本仅一卷。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时作三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时则作为上下二卷。元季致和年间（1328年）所刻的致和本，作六卷。该本为现存最早的版本。现代对《三辅黄图》的注疏，始于民国时主京师图书馆的张宗祥的《校证三辅黄图》，1958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陈直以张氏《校证三辅黄图》为底本，著《三辅黄图校证》，1980年5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陈直是著名秦汉史家，长于金石史料证史。当代学者何清谷的《三辅黄图校释》，2005年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何著除了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重视考古发现和实地考察。从校勘的细致、引证文献的丰富性等方面来看，是目前最完善的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