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呗提现:* 信仰丧失不仅仅是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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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丧失不仅仅是敲响了警钟

作者:缪金华   求是理论网 2011年01月21日 09时26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304a600101819k.html 
    在肯定反腐败工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仍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主要表现是:少数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仍然比较严重,一些案件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岗位的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突出,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领导干部作风和廉洁从政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与民争利甚至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依然比较严重。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对党员干部的侵蚀不可低估。(新华网)

    广东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70岁的女干部、原副主任覃赛先因受贿被指控,庭审时,她突然冲着法官当庭下跪,“我请求法官看在我为党和国家做过贡献的份上,考虑我余年无多,允许我到外面住院治疗,边住院边接受审查……我在这里给法官大人跪下求情了。”覃赛先13岁参加革命,案发前,官至副厅级。但在退休近10年后,被检察机关指控她在10多年前利用职务之便收取他人贿赂169万元,已经构成受贿罪。70岁女贪官的当庭下跪和她的凄凄求情,不仅让人感慨……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些年来,党和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反腐斗争形势。据中纪委通报,2009年1月至11月,纪检监察机关初步核实违纪线索数增长4.7%,立案件数增长4.5%,处分人数增长2.5%,移送司法机关人数增长16.6%。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人数增长10.8%,处分贪污贿赂金额在100万元以上干部人数增19.2%。来自检察机关的数据显示,20009年11月至2010年8月,我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和涉案人数,同比分别增加6%和10.6%,其中重特大案件同比增加9%;查处县处级以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比增加8%。2007年11月至2008年11月,一年处分近500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2009年1至11月,愈10万人受到党纪处分(占党员总数的千分之1.1)。2010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案件与2009年同期相比略有上升。2010年1至12月,119527人受到党纪处分(占党员总数的千分之1.5),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人。

    纵观日渐深入的反腐斗争,我们看到腐败领域正不断拓宽,涉腐人员年龄最高者83岁(早已退休),年龄低者则28岁(大有发展时期)。罪名除常见的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外,还有鲜见的爆炸罪、重婚罪、雇凶杀人等;其中,贪腐受贿额最高者20多亿元人民币,更有创下单笔受贿1.6亿元人民币的贪腐纪录。据不完全统计,23年来(1987年-2010年)有120名省部级高官因腐败落马。其中,在官员序列最顶端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克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仅2008年以来,就对6万余名贪污贿赂犯罪分子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

     贪腐官员,道德沦丧、生活腐化,其严重和泛滥程度为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据新华社报道,被查处的贪腐官员中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件与“情妇”有关。在落马的领导干部中,有许多官员流连于声色犬马,包养情人、“二奶”,甚至嫖娼狎妓。其中,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有情妇13名;吉林省人大副主任嫖妓逾百;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与107个女人有染;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玩弄妇女和包养情妇146名;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韩峰写黄色日记,记录自己如何喝酒、玩女人;宁夏副主席李堂堂包养情妇长达12年;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被11名情妇组成的“情妇告状团”“扳倒”;中石化总经理、董事长陈同海与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共拥“公共情妇”;山东省东营市副市长陈兴銮从2001年至2008年案发期间“日进万金”,包养情妇一度达到十几个。

    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令人触目惊心!官场腐败裂变的速度超乎公众的想象。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些领导干部如此疯狂,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滥用权力,大肆贪污腐败,买官卖官,追官逐利,封建迷信,“风水理政”,拜金主义,拉山头搞宗派,利用自己的职务和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对部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

   ——鄂州市人大副主任鄢立中说,“搞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要搞资本主义”。

  ——湖南株洲市人大副主任龙国华:“有钱就有地位、有钱就有人气”、“曾趁自己有点权的时候弄点钱”。

    ——湖南省常德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彭晋镛:“看到别人都在弄钱,我不捞钱,感到孤独。”

    ——广东省韶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叶树养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不仅没有被发现问题,而且一路升迁,他贪污受贿是为了实现“留下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刘松涛贪财好色,在审判席上:“有很多女人喜欢我,我也没办法”。

    ——广东省汕头市副市长马红妹:“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穿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

    ——福建省政和县县委书记丁仰宁买官卖官、收受贿赂,他的“官念”是:“千里来当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他对妻子说:“权有多大,利就有多大”。

    ——湖北省天门市市委书记张二江骄奢淫逸,到外地出差时,经常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皇帝还有三宫六院,我有两三个相好算什么?”

    ——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为此,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分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准备一有风吹草动时就开溜国外。

    ——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原四川省合川县委副书记高万成:“苏联解体,使我的信仰发生了大裂变。我想,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顶住,变不变也很难说呀!两个月后,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了,我误认中国要搞的市场经济和苏联解体后的自由经济是一回事。自由经济就是自由捞钱。于是,我便用手中余权大捞钱。”

    ——“河北第一秘”李真:“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经济准备。”

    ——国土资源部机关服务局接待处原副处长昝红伟侵吞公款,他认为自己是因“工作负荷大”和“自己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才犯了错误”。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教育局局长方小健:“看透官场、看透社会、看透人生”,放纵自己,随波逐流。

    ——北京市通州区副区长、北京市地税局副局长苏文权,我是“被动受贿”,“一些人给的钱和物都是出于私交”。

    ——甘肃省窑煤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人志被法院一审判处死缓时抱怨,“如果纪委、检察院能够及早对他进行预防腐败、廉政警示谈话,他就可能不会犯罪。”

    ——甘肃省陇南市政协副主席任登宏:“在我身边不少有点实权的大小人物都在捞钱,就像老百姓形容的那样‘无官不贪、无官不腐’。看到这些,我认为腐败已经成为不治之症。”

    ——吉林省白山市政协副主席李铁成:“做了十几年官,收了十几年礼,整个儿麻了。我不是管他们要钱,收这十几年礼也不是咔嚓一下整万儿八千,一年年送,礼钱数水涨船高——觉得没啥了不起。”

    ——四川攀枝花市建委副主任彭宗才:“在拜金主义思潮的左右下,我就像没有航标的航船,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随波逐流……”
    ——辽宁省副省长、沈阳市长慕绥新:“逢年过节,大事小情来看望领导,送些礼,给点钱,无可非议,大家用的都是公款,在沈阳每次看望领导送钱的标准约在1万元左右……”

    ——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把自己腐败的原因部分归结为仁途多年原地踏步,升官不成,就乱用权。“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身的,也有社会环境的影响,制度约束的滞后等等。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主、客观因素都存在。”

    ——广东增城市人大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邱伙胜索贿受贿:“所做的一切都是被‘二奶’逼的。”

    ——天津市信号厂科长范利民:“我恨那些给我送礼、送钱的人,是他们用钱买走了我的权力,买走了我的良心,买走了我的晚年的幸福生活。他们求你办事时,甜言蜜语,把你捧上了天;等到出了事,没有人站出来为你说话。我进来了,他们却在外面偷偷地乐……”

    ——海南省海口市地税局龙华分局局长陈小涛与海口市地税局一名副局长交流收受贿赂经验,他认为“水至清则无鱼,人太察则无徒”,我说“趁着局里管理混乱,我们边收税边发财,那位副局长则说应是边发财边收税”。

    ——江苏省海门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思飞:“自己是80年代的研究生,高知学历,跟那些低学历但又腰缠万贯的人相比,觉得自己太不值了。没那个条件怎么办?就只有用别人的钱过自己的安逸日子……”

    ——北京市海淀区区长周良洛“亿霖”案受贿,案发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出入专属的高档会所,美女相伴,歌舞升平。后来,一到了晚上,他“就很想过那种‘夜生活’……”。

    ——山西吕梁上水西村村支书王根平:“我不贪污,当官干啥”。

    ——甘肃省庆城县县委书记张畅钰:“拒收贿赂很有可能伤害了我们县民营企业家的自尊心,万一导致项目夭折,我岂不是成了人民的罪人。”
   长期以来,有人把贪污腐败的发生归咎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和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历史时期。”但是,透过贪腐官员的“腐迹”和他们的“肺腑之声”,我们不难看出,领导干部大面积贪腐、沦为党和人民的罪人,是因为信仰丧失,而信仰丧失则是诱发和催生贪污腐败的关键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信仰经历了迷失、缺失、危机和丧失的渐进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大型社会调查显示,“有无信仰”的调查者回答的结果是:“有信仰的”占28﹒10%,“曾有过信仰的”占22﹒24%,“没有信仰的”占36﹒09%,“不想回答的”是13﹒57%。其中,“有信仰的”仅占全部的28﹒10%,这一数字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令人深思。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仅仅是个别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信仰迷失或缺失或危机,不足以加剧和推演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全行业、多领域的腐败发生,并导致一些官员的“前腐后继”!事实证明,只有信仰丧失,才能使人从根本上放弃理想、改变信念、背离宗旨、道德沦丧,最后落于窠臼……

    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信仰丧失的程度和其所造成的危害,是党和国家反腐史上所罕见的。领导干部的信仰丧失,导致其宗旨意识的背叛,一些领导干部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台上讲马列、台下烧香拜佛”“台上讲清正廉洁、台下贪污腐化”的两面人;他们喊着社会主义的口号,却过着资产阶级的奢靡生活;喊着反对西方的口号,却把自己的子女亲属送往西方国家。他们背叛和丧失了对党的信仰,不相信党的力量,“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些“党的同路人”(列宁语),利用党的执政地位,获取政治资本,以权谋私,信奉位置和权力所具有的含金量,“权有多大,利就有多大”“自由经济就是自由捞钱”“没那个条件怎么办?就只有用别人的钱过自己的安逸日子……”“‘无官不贪、无官不腐’,腐败已经成为不治之症。”“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

    在一些贪腐官员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一点共产党人的气节:在敌对势力面前,他们关心的不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是丧失原则立场;在金钱、美色面前,他们贪图安逸,奢侈浪费,讲排场、比阔气,沉溺于灯红酒绿、吃喝玩乐;在权力面前,他们不是为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是跑官要官,利欲熏心、见利忘义,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亲友谋取私利;贪污腐化,信念下滑,道德沦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渐蜕变。所以,“千里来当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不信马列信迷信,不信科学信风水”,“一到了晚上,就很想过那种‘夜生活’……”。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曾埋怨说:“共产党没有给过我什么好处。”“入党为做官,做官为发财”这种论调仍象不散的“阴魂”,在严重的腐蚀着党员和领导干部队伍、特别是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的信仰丧失,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破坏了党的队伍和组织建设,导致一些高中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地方党政“一把手”的贪腐行为屡禁不止,产生了1575次受贿上千万元、在1212天内敛财1556.8万元平均每天受贿超过1万元、把情妇从“床上”扶到“台上”、省人大副主任嫖妓逾百、鲸吞贪污款20多亿元、单独或伙同其子和情妇索取及收受贿赂2959万元、科级干部6年受贿273次、副市长“日进万金”包养情妇十几个等一批贪腐官员;违纪违法案件仍然易发多发,其中高中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集中频发;腐败涉及领域广泛;腐败成员小至“村官”上至省部级“高官”;腐败成员的性别及年龄多元化;行业腐败泛滥;领导干部边腐败边升迁、在职腐败退休也腐败案件时有发生;集体腐败、窝案串案日渐多发且又复杂;新案“陈”案交织,一些领域和阶层的腐败仍是社会的焦点、热点,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安危。

   “吏为民师”,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无不对社会产生影响和作用。一段时期以来,丧失了信仰的领导干部助推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的衍生和流行,放大了“一切向钱看”的负面影响,“有钱就有地位、有钱就有人气”等加剧了腐败对社会的危害和影响,促使社会道德观、价值观发生异变,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的影响和毒害。“唯利至上”等腐朽没落的颓废观念在影响和改变着一些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唯利至上”、拜金主义就像恶毒一样在侵蚀着我们的社会。

   丧失政治信仰,动摇和破坏了地方党组织的根基,集体腐败、窝案、串案常常涉及十几个人、几十个人、数百人,其危害和杀伤力影响深远。对他们而言,信仰太虚、理想太远,唯有利益、金钱、名利是“实”,进而丢掉“虚的”,抛弃“远的”、大捞“实的”,“有利就想,有钱就图”。信仰,已经成为一些领导干部的沉重话题和心里的“病”!他们已经成了权力、金钱、美色和“西方民主”的俘虏。因此,不能简单的用理想信念淡薄、组织观念不强、缺乏党性修养、群众观念淡漠、先锋模范作用不突出等去评价已经丧失了政治信仰的领导干部。

   坚定的政治信仰,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事关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死存亡。丧失了政治信仰,就丧失了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丧失了灵魂,丧失了精神支柱。邓小平同志曾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他指出,一些党员干部“在考验面前就已经打了败仗,有的革命意志衰退了,有的走到邪路上去了,有的甚至堕落成为社会的蛀虫和罪犯……”。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归根到底是来自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和远大的社会主义理想,邓小平同志讲要把以“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我们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之一。胡锦涛同志指出“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信仰永远都是鼓舞我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必须有鲜明而又坚定的政治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 

   信仰、理想,为什么会成为党员和领导干部十分突出的问题并被摆在了全社会的面前?如何坚定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仰?如何坚持不懈的对党员和领导干部进行信仰教育?如何检验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仰?党员和领导干部如何动摇、特别是如何丧失了政治信仰?是执政党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和严肃的课题。特别是“在腐蚀与反腐蚀、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共产党员如何重谈信仰和理想,不仅仅是应尽的职责,更是当代共产党人庄严的使命。”

   共和国元帅贺龙之女贺捷生在《今天谈信仰为何变得沉甸甸》一文中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缺什么也不能缺信仰,在人的生活里金钱是重要的,但仅有金钱是不行的,拜金主义只会让人堕落,金钱的泛滥能使信仰沉睡,官场的庸俗能使理想失色,逐利的失信能使社会畸形,值得注意的是,蔑视理想的拜金主义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损害着我们社会的健康肌体。在全社会中张扬理想,重塑信仰,建立和倡导一种高尚的社会道德,去和一切腐朽的低俗东西作斗争,是摆我们面前的任务,所有中国人都应当为此努力。”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亿万人民历经艰难险阻建立新中国,并使之独立自主、繁荣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人具有鲜明而又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为人民服务的远大理想,并为之前赴后继、舍生忘死、浴血奋斗……

   今天,我们再提信仰,是因为有些党员和领导干部已不仅仅是因为信仰迷失、缺失、危机,而是丧失了政治信仰并动摇和破坏了党的根基,引发腐败和社会相关问题愈演愈烈,党和国家的安危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把重提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信仰和坚定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信仰,置于“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的高度,并加以落实和考量,对丧失信仰的领导干部既要严惩不贷又要惩前毖后,建立健全评价信仰的科学体系,时刻检验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仰及政治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充分体现执政党的宗旨和执政党的先进性。
  信仰丧失,已不仅仅是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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