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芜湖龙景装饰公司:转 吴三桂与施琅们的出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4 18:45:39
1644年的大明王朝已经不是简单的风雨飘渺，而是沦落到了国破山河在的地步，张献忠占据了四川，李自成占据了中原兵进北京，崇祯上吊殉国，南明小朝廷指挥不动左良玉及黄淮四镇那样拥兵自重的烂军阀，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军攻城掠寨不计其数，多尔衮的20万满清大军在关外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明帝国最精锐强悍的国防军——关宁铁骑，其统领总兵吴三桂也在考虑打算降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保卫家国比为大明尽孤忠要重要的多），总之，一切很难让人看到希望了。去除关外的因素，当时的中国很可能就要随着大顺朝的建立而改朝换代了。
然而历史并没有像当时许多人预计的那样发展，后面的故事熟悉甚至是粗通历史的人都清楚后面发生了什么，简单的整理一下大约是这样：
李自成的那套班子从上到下迅速腐败大肆祸害北京城（从达官贵人到平民），铁匠出身的哨总刘宗敏抢了吴三桂的小妾并抄了他的家对其父严刑拷打，吴三桂得知后“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怒为红颜。”割去了大顺使者的双耳，公开声明绝不降李。李自成发兵征讨，吴三桂自知不敌便出关邀请多尔衮出兵助战为君国报仇（我看还是报他私仇的成分要更大一些），清军入关协同吴三桂部与大顺军混战之后李自成败北，退出北京，一败再败直至灭亡。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也是相同的命运，大军阀左良玉病死后其大军崩溃，南明分成几个小朝廷有的由大顺残部支持，有的由大西残部支持，有的由海贼王郑成功支持，他们之间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还相互攻伐混战不堪，最后纷纷被满清所灭，明王朝除了台湾一隅尽数被灭。满清大汗成了中国的大皇帝，再后来被满清册封为藩王的吴三桂等人又起兵反清复明（后期干脆自己过皇帝瘾了）最终失败为清所灭，台湾的大将军施琅因与郑成功不和被杀了父亲，继而叛逃到满清引兵攻台，清军获胜，崖山之战的那一幕又在台海上演，像当年的宋军一样，明军士兵纷纷投海殉国，明灭，满清遂统一全国。
在这段历史里渗透着无数的血泪，掺杂着一个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有着一段段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米喇印、丁栋国将军在西北孤军苦战13年最终兵败凌迟就义；在缅甸晋王李定国留下临终遗言：“任死荒徼，勿降也！”（宁愿困死在荒野，也不要投降！）；在台湾的国姓爷郑成功临终前更是大喊：“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悲愤的把自己的脸抓了个稀巴烂而死。
时至今日，许多人仍未这段历史而愤愤不已，认为，如果不是吴三桂领着清兵入关，就不会上演以后的故事，吴三桂无疑是天字一号（秦桧没有被做实汉奸的证据）大汉奸，虽说他以后有反清复明的举动但他只是因为清廷要削弱他的势力，同时是为了过一把自己的皇帝瘾进而投机赌一把。
想到这里，我不禁想从吴三桂的处境与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在想，如果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妻室都保不了还保什么国？如果家和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国在残害自己的家，那应该如何对待？当然，那时候迫害吴三桂的不是大顺国，而是李自成所宠信的刘宗敏（实际职务相当于大顺军总司令），可是那是个家天下的时代，对于皇帝而言，朕既是国家，如果向刘宗敏报复就是向李自成向大顺朝报复，如果他当时已经归降了大顺朝，那他就是叛国。
对这几年被诟病的施琅也是一样，“犯点小错”（大将军执行军法杀个犯了死罪的亲兵算什么错？郑成功包庇那个罪犯才有错）就被灭门，他要想向把持南明军政大权的郑成功家族复仇就等于是向南明政权复仇，于是他也只能选择叛国。
还有人说，当时崇祯没有害吴三桂，吴三桂应该为大明尽孤忠。是的，假设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但是我们不妨来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没有什么李自成，如果崇祯就是个无道昏君，如果陈圆圆不是什么小妾而是正室夫人，如果强占陈圆圆抄吴三桂家的不是刘宗敏而是崇祯本人呢？这不是凭空乱假设，当年北齐高家就出了一窝这样的疯子坏蛋。那吴三桂得怎么做？有的网友说，废军甚至弑君，然后另立新帝（自皇族成员中），没错，这是个好办法，历史上也多次上演。可是当时的情况容得吴三桂那么做吗？吴三桂只要一个华丽的转身还没等另立新帝估计大明就亡国了，因为异族的大军压境，你们自己就先乱了起来，还有前提条件是崇祯是个把国家祸害的一塌糊涂的无道昏君（他当然不是，他是为他的父兄背黑锅），国家本身已经糜烂了，只要自己不守卫边疆就会亡国。
我丝毫不想替吴三桂这个人的后半生开脱，尤其是他“反清复明”那段历史，很明显反清是真复明是假，他起事的原因就是担心满清最后过河拆桥，自己也不想背汉奸的骂名，想给自己洗底，还有就是手握重兵看着康熙年轻好欺负想要自己当皇帝。如果满清不消藩、满清君主还是当年多尔衮式的人物，我估计他多半不会起事。第一不消藩自己的位子就很稳，二来强大的君主治下，获胜的几率也不大，而那时候顶着汉奸帽子的人物太多了，多也不多他一个，仅这点不足以让这个老滑头冒险。
但是，当年他在山海关引清兵入关的举动，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的吴三桂，没有任何出路。
要说出路也不是没有，只有两条可供他选择：要么当个卖国的纯爷们儿，要么当个爱国的活王八。
我并不是在宣扬卖国或者当活王八很爽很光荣，问题是诸位想一想，当年这位军爷，可否有别的路可走？
我国古代有个小故事叫“修桥顺母意，杀僧报父仇。”大意是说：过去一个孩子，爹爹去世的早，从小靠母亲拉扯长大。孤儿寡母的生活很不容易，生活艰难。还好，附近有一个和尚知道了，经常帮助他们家做一些事情，一来二去帮忙帮熟了，孩子的母亲心里就喜欢上了这个和尚，来往甚是亲密。当地人们有的说和尚本来就没安好心，早看上了那家孩子的母亲；还有人说两个人是日久生情，才是如此。可不管怎么样，孩子的母亲越来越感觉离不开和尚了，但是孩子一天天长大又不好怎么样，只是天天盼着和尚能来。可是，和尚从寺庙过来要趟过一条河，这条河虽然不大，但是也不小，天气冷起来，趟过去很是不容易。孩子看着母亲天天盼着和尚，便自己修了一座桥，使得和尚来往方便。如此，了却了母亲的一个小心愿。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终于去世了，儿子安葬好了母亲，回到家拿了菜刀，到寺庙里砍死了和尚。用当地的打油诗来说，这叫：“修桥顺母意，杀僧报父仇。”
当时我提到了这个故事来和吴三桂的反复行为（修桥=引清兵入关，杀僧=“反清复明”）做对比，网友大嘴丫说，为什么这个孩子不能让那个和尚去还俗，迎娶自己的寡母成为自己的继父，组建新家庭呢？
当然，在我看来如果那个孩子实在看不惯也可以申请和自己的母亲断绝关系，然后每月拿母亲给的抚养费直到自己长大成人去独立生活，这就属于一种相对逆反吴三桂的举动。
但是这两种办法都属于大嘴丫网友后来所说的，那就是这两种情况都属于已经建立了新的道德体系的社会中才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宋代的中华文明是中古时期非常先进和发达的文明，可以说当时达到了中古时代各文明的巅峰水平。但是最后自己陷入了有局限性的死胡同，程朱理学的出世就代表着文明发展的停滞，把一切前进的路子封死了，整个社会去向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圣贤化道德社会靠拢。
对古诗情有独钟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从程朱理学变成中国的主流信仰（也是构成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社会道德观之后，中国就再没出过一位像李白那样狂放的诗人。我学国画的朋友也告诉过我，中国的人物绘画到宋代就僵死了，画人物必须讲究几格几格等死板的套路难以逾越和创新。文艺、科技等其他各领域大致上也都有这个倾向。
在理学发达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虽然传统儒学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色彩并不浓厚。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后，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饮食为例阐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先生曰：“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则提出“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作为衡量贤媛淑女的标准。他们的后继者朱熹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
在那种道德大狱社会里的人，一旦遇到矛盾就没有出路。
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的牌坊下，寡妇改嫁是为不贞，和尚还俗就是淫僧，即便他们成功的还俗和改嫁了，不骑木驴、浸猪笼都算好了，社会大众还不用口水淹死他们？他们怎么会有出路？那人不修桥就是对自己母亲不孝，不杀和尚就是对自己父亲不孝，他会有什么出路？
在忠君爱国与夺妻之恨不可不报的至高标准下，吴三桂反叛李自成或者崇祯就是所谓的反贼或者汉奸，不反抗李自成就是个令人作呕的活王八，怎么都是窝囊，怎么都是错，他有什么出路？
所以，从这种圣贤化道德社会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那个修桥杀僧的人，还是将军吴三桂，都统统没有出路，说白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活在一个自我修筑的，扭曲、无人性的道德大狱里，谁也逃不出去。
可以说，自宋以后的中国一直在扭曲中要么变得麻木要么变得变态。我曾看过成书于晚清的《彭公案》、《施公案》，里面那种道德伦理的扭曲、对人性的压抑、为奴性的赞美令人不忍淬读，在现在看来甚至是匪夷所思，但偏偏那些就是那个时代被民众所津津乐道的道德标准与社会状态（里面的故事都是说书的传统段子）。明朝也好不到哪里去，《金瓶梅》就是最好的社会真实写照，总之是越往后越桎梏、越扭曲，直到鸦片战争直至八国联军时代过后，中国人新的道德伦理观才重新得以建立。
也就是到了北洋和民国的时代，吴三桂和施琅们，修桥顺母意杀僧报父仇者们，才真正的有了第三条或者第四条甚至更多条，既不违反道德又不违反各自利益的出路。
各位看官，吴三桂在现在的中国或许人人都有资格骂，可是放在1644年的大明王朝，大家设身处地的站在他当时的情况下，又有谁有资格骂他？
然而历史并没有像当时许多人预计的那样发展，后面的故事熟悉甚至是粗通历史的人都清楚后面发生了什么，简单的整理一下大约是这样：
李自成的那套班子从上到下迅速腐败大肆祸害北京城（从达官贵人到平民），铁匠出身的哨总刘宗敏抢了吴三桂的小妾并抄了他的家对其父严刑拷打，吴三桂得知后“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怒为红颜。”割去了大顺使者的双耳，公开声明绝不降李。李自成发兵征讨，吴三桂自知不敌便出关邀请多尔衮出兵助战为君国报仇（我看还是报他私仇的成分要更大一些），清军入关协同吴三桂部与大顺军混战之后李自成败北，退出北京，一败再败直至灭亡。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也是相同的命运，大军阀左良玉病死后其大军崩溃，南明分成几个小朝廷有的由大顺残部支持，有的由大西残部支持，有的由海贼王郑成功支持，他们之间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还相互攻伐混战不堪，最后纷纷被满清所灭，明王朝除了台湾一隅尽数被灭。满清大汗成了中国的大皇帝，再后来被满清册封为藩王的吴三桂等人又起兵反清复明（后期干脆自己过皇帝瘾了）最终失败为清所灭，台湾的大将军施琅因与郑成功不和被杀了父亲，继而叛逃到满清引兵攻台，清军获胜，崖山之战的那一幕又在台海上演，像当年的宋军一样，明军士兵纷纷投海殉国，明灭，满清遂统一全国。
在这段历史里渗透着无数的血泪，掺杂着一个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有着一段段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米喇印、丁栋国将军在西北孤军苦战13年最终兵败凌迟就义；在缅甸晋王李定国留下临终遗言：“任死荒徼，勿降也！”（宁愿困死在荒野，也不要投降！）；在台湾的国姓爷郑成功临终前更是大喊：“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悲愤的把自己的脸抓了个稀巴烂而死。
时至今日，许多人仍未这段历史而愤愤不已，认为，如果不是吴三桂领着清兵入关，就不会上演以后的故事，吴三桂无疑是天字一号（秦桧没有被做实汉奸的证据）大汉奸，虽说他以后有反清复明的举动但他只是因为清廷要削弱他的势力，同时是为了过一把自己的皇帝瘾进而投机赌一把。
想到这里，我不禁想从吴三桂的处境与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在想，如果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妻室都保不了还保什么国？如果家和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国在残害自己的家，那应该如何对待？当然，那时候迫害吴三桂的不是大顺国，而是李自成所宠信的刘宗敏（实际职务相当于大顺军总司令），可是那是个家天下的时代，对于皇帝而言，朕既是国家，如果向刘宗敏报复就是向李自成向大顺朝报复，如果他当时已经归降了大顺朝，那他就是叛国。
对这几年被诟病的施琅也是一样，“犯点小错”（大将军执行军法杀个犯了死罪的亲兵算什么错？郑成功包庇那个罪犯才有错）就被灭门，他要想向把持南明军政大权的郑成功家族复仇就等于是向南明政权复仇，于是他也只能选择叛国。
还有人说，当时崇祯没有害吴三桂，吴三桂应该为大明尽孤忠。是的，假设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但是我们不妨来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没有什么李自成，如果崇祯就是个无道昏君，如果陈圆圆不是什么小妾而是正室夫人，如果强占陈圆圆抄吴三桂家的不是刘宗敏而是崇祯本人呢？这不是凭空乱假设，当年北齐高家就出了一窝这样的疯子坏蛋。那吴三桂得怎么做？有的网友说，废军甚至弑君，然后另立新帝（自皇族成员中），没错，这是个好办法，历史上也多次上演。可是当时的情况容得吴三桂那么做吗？吴三桂只要一个华丽的转身还没等另立新帝估计大明就亡国了，因为异族的大军压境，你们自己就先乱了起来，还有前提条件是崇祯是个把国家祸害的一塌糊涂的无道昏君（他当然不是，他是为他的父兄背黑锅），国家本身已经糜烂了，只要自己不守卫边疆就会亡国。
我丝毫不想替吴三桂这个人的后半生开脱，尤其是他“反清复明”那段历史，很明显反清是真复明是假，他起事的原因就是担心满清最后过河拆桥，自己也不想背汉奸的骂名，想给自己洗底，还有就是手握重兵看着康熙年轻好欺负想要自己当皇帝。如果满清不消藩、满清君主还是当年多尔衮式的人物，我估计他多半不会起事。第一不消藩自己的位子就很稳，二来强大的君主治下，获胜的几率也不大，而那时候顶着汉奸帽子的人物太多了，多也不多他一个，仅这点不足以让这个老滑头冒险。
但是，当年他在山海关引清兵入关的举动，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的吴三桂，没有任何出路。
要说出路也不是没有，只有两条可供他选择：要么当个卖国的纯爷们儿，要么当个爱国的活王八。
我并不是在宣扬卖国或者当活王八很爽很光荣，问题是诸位想一想，当年这位军爷，可否有别的路可走？
我国古代有个小故事叫“修桥顺母意，杀僧报父仇。”大意是说：过去一个孩子，爹爹去世的早，从小靠母亲拉扯长大。孤儿寡母的生活很不容易，生活艰难。还好，附近有一个和尚知道了，经常帮助他们家做一些事情，一来二去帮忙帮熟了，孩子的母亲心里就喜欢上了这个和尚，来往甚是亲密。当地人们有的说和尚本来就没安好心，早看上了那家孩子的母亲；还有人说两个人是日久生情，才是如此。可不管怎么样，孩子的母亲越来越感觉离不开和尚了，但是孩子一天天长大又不好怎么样，只是天天盼着和尚能来。可是，和尚从寺庙过来要趟过一条河，这条河虽然不大，但是也不小，天气冷起来，趟过去很是不容易。孩子看着母亲天天盼着和尚，便自己修了一座桥，使得和尚来往方便。如此，了却了母亲的一个小心愿。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终于去世了，儿子安葬好了母亲，回到家拿了菜刀，到寺庙里砍死了和尚。用当地的打油诗来说，这叫：“修桥顺母意，杀僧报父仇。”
当时我提到了这个故事来和吴三桂的反复行为（修桥=引清兵入关，杀僧=“反清复明”）做对比，网友大嘴丫说，为什么这个孩子不能让那个和尚去还俗，迎娶自己的寡母成为自己的继父，组建新家庭呢？
当然，在我看来如果那个孩子实在看不惯也可以申请和自己的母亲断绝关系，然后每月拿母亲给的抚养费直到自己长大成人去独立生活，这就属于一种相对逆反吴三桂的举动。
但是这两种办法都属于大嘴丫网友后来所说的，那就是这两种情况都属于已经建立了新的道德体系的社会中才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宋代的中华文明是中古时期非常先进和发达的文明，可以说当时达到了中古时代各文明的巅峰水平。但是最后自己陷入了有局限性的死胡同，程朱理学的出世就代表着文明发展的停滞，把一切前进的路子封死了，整个社会去向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圣贤化道德社会靠拢。
对古诗情有独钟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从程朱理学变成中国的主流信仰（也是构成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社会道德观之后，中国就再没出过一位像李白那样狂放的诗人。我学国画的朋友也告诉过我，中国的人物绘画到宋代就僵死了，画人物必须讲究几格几格等死板的套路难以逾越和创新。文艺、科技等其他各领域大致上也都有这个倾向。
在理学发达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虽然传统儒学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色彩并不浓厚。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后，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饮食为例阐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先生曰：“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则提出“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作为衡量贤媛淑女的标准。他们的后继者朱熹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
在那种道德大狱社会里的人，一旦遇到矛盾就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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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忠君爱国与夺妻之恨不可不报的至高标准下，吴三桂反叛李自成或者崇祯就是所谓的反贼或者汉奸，不反抗李自成就是个令人作呕的活王八，怎么都是窝囊，怎么都是错，他有什么出路？
所以，从这种圣贤化道德社会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那个修桥杀僧的人，还是将军吴三桂，都统统没有出路，说白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活在一个自我修筑的，扭曲、无人性的道德大狱里，谁也逃不出去。
可以说，自宋以后的中国一直在扭曲中要么变得麻木要么变得变态。我曾看过成书于晚清的《彭公案》、《施公案》，里面那种道德伦理的扭曲、对人性的压抑、为奴性的赞美令人不忍淬读，在现在看来甚至是匪夷所思，但偏偏那些就是那个时代被民众所津津乐道的道德标准与社会状态（里面的故事都是说书的传统段子）。明朝也好不到哪里去，《金瓶梅》就是最好的社会真实写照，总之是越往后越桎梏、越扭曲，直到鸦片战争直至八国联军时代过后，中国人新的道德伦理观才重新得以建立。
也就是到了北洋和民国的时代，吴三桂和施琅们，修桥顺母意杀僧报父仇者们，才真正的有了第三条或者第四条甚至更多条，既不违反道德又不违反各自利益的出路。
各位看官，吴三桂在现在的中国或许人人都有资格骂，可是放在1644年的大明王朝，大家设身处地的站在他当时的情况下，又有谁有资格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