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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是一件多么危险而又多么幸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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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老师，叫傅明秀，女。因为我只有五岁半，因为我是一个右派的狗崽子，因为我就读的那个蔡家坝小学的无遮挡式厕所是一座两丈多高的吊脚楼，我怕撒尿的时候出身好的高年级同学从背后推我下去，所以就制定了一条适合自己的方针，每天早晨在家里上完厕所再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家再上厕所。不料有一次，上到最后一节课时出现意外，我禁不住尿湿了自己的裤子。是这个女老师把我带进她的寝室，脱下我的湿裤，洗净，烘干，给我洗一个澡，然后徒步背我回家。惊心动魄的时刻到了，我等待着她说出事情的真相，但她没有，她捍卫了我的尊严，说我下课时不小心跌进了水沟。
几十年后我把这事写成了小说，发表在杂志上，收进了集子里。在我遥远的老家，被早已经退休的傅老师看到了，傅老师对我母亲说，五岁的孩子呀，怎么那么好的记性！
我的第二个老师，叫李家炳，男。因为我学习好，一直当着班上的学习委员，学习委员的责任重大，每天要把全班几十个同学的全部作业都收齐了交给老师，这样就常常要到很晚才能回家。有一天我的肚子饿得不行，我把最后几本作业放在李老师的讲桌上，李老师批评了我，我不接受他的批评，他就索性批评出一句很重很重的话来，他说，希望你不要像你爸爸一样！
几十年后我把这事也写成了小说，发表在杂志上，收进了集子里。然而在我遥远的老家，李老师已经看不到了，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最初是瞎了一只眼，接着连人也死了。听说他的眼睛失明，我还曾幸灾乐祸地想，哦，这是上天怨他不该用这只瞎掉的眼睛歧视一个六岁的儿童！但我又听到他的死讯的时候，立刻就为自己的心胸狭窄而忏悔起来，我想我应该在他死之前去看他一次的，让一个右派的狗崽子年复一年地当着班干部，这是多么破例的器重！是我辜负了他，以后等我的思想有了进步，我会重写一篇关于李老师的小说。
上中学后，我的第一个老师叫胡家新，男，声若洪钟，且通音律，可惜他不教音乐，却教语文。他的古文甚好，对我的文言翻译白话赞赏有加，每上新课，必点名让我站起来对照注释先讲一遍，然后他再进行补充或纠正。我当然也把这件值得骄傲的事写成了小说，还把杂志与书寄给了他。胡老师激动得给我写信，又打长途电话，用他的男高音说要向我学习，不过他要搞的是音乐创作。上海世博会召开的一日，胡老师的电话又打了来，他让我点击世博会的音乐网站，说他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而且自己演唱，在世博会上对外国朋友纵情高唱了一首歌！
我的好老师真是多啊！当我的大学老师陈美兰与我的妻子在北京西站像红色娘子军一样手挽着手，走向南去的列车的时候，当我的大学校长刘道玉苦苦寻找了我三天，要跟我商量写一本书的时候，我的男儿泪都要流出来了！
在我20岁时我也当过老师，我姓彭，此前本校已有了一个彭老师，学生们就叫我小彭老师。小彭老师当老师的故事我没好意思写成小说，只写在一篇长长的散文里，他当得不怎么样。有一个名叫尹绪松的学生值日期间，抹完了黑板擦完了窗户扫完了地，忘了把四脚朝天的板凳从桌子上放下来就回家了。次日上课，小彭老师在黑板上赋诗一首，题目叫“观满教室仰板凳有感”，哄堂大笑声中，他撤去了这位值日生的班长职务。
30年后，在我回乡必经的一座城市里，一位安全局的干部夜间来访，此人就是尹绪松。这位当年被撤的班长像背唐诗一样背诵了那首诗，抑扬顿挫，平仄仄平，连同标题37个字一个字都没有错。小彭老师难过地说，啊，多么危险的工作，一失语成千日恨、万日恨哪！
然而又是多么的幸运，因为尹绪松没有恨我，他是一个好学生，除了记得那一首诗，还记得更多的师生情。以后每当我经过那座城市，他都会开着一辆可以直达铁轨的汽车，来时相迎，走时相送，比担任值日的时候认真多了。
（作者系著名作家，现居北京，从事自由写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庸国》《纸厦》《王先生》等，并创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 插图：薰衣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