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弋矶山挂号电话:父亲母亲

越人书生

我的父亲是个教师。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躲避被抓壮丁，祖父将他送进了国立平塘中学，初级中学毕业后，先后到者密、卡蒲等地教书。1949年是兵荒马乱的年月，国民党要作最后的挣扎，到处抓兵，组建反共救国军。国民党县党部的一位官员到父亲所在的学校，要父亲参加反共救国军，父亲看到几个随从五大三粗，不敢造次。当天晚上父亲请他们喝酒，待他们个个酣醉后，父亲趁着黑夜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凡有陌生人进村，父亲就会很快跑到后山躲起来。1951年共产党在恢复社会秩序的过程中，需要一批本地人，当时父亲在当地也算是知识分子，自然也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父亲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当时父亲的领导是卓子仪（南下干部），父亲所在的土改工作队在卡蒲。因为父亲在卡蒲当过教师，所以在卡蒲小学恢复的过程，父亲自告奋勇地承担恢复卡蒲小学的工作。当时父亲的领导卓子仪动员他做政府的工作员，父亲谢绝他的好意，义无反顾地走上教师的行列。从那时候起，“杨校长”成为人们对父亲的称谓。

卡蒲小学的秩序建立后，组织上又派父亲去组建掌布小学，从1952年干到1957年。1956年父亲在掌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组织上给父亲定级为行政22级。1957年父亲又奉命调任免场小学校长。1961年父亲调任平湖第一小学担任校长。1963年调任卡蒲小学校长、1968年调任关上小学教师、1969年调任平湖第二小学主持工作、1974年调任新平小学校长、1975年调任新州小学校长、1976年调任平湖农业中学主持工作、1978年改为平湖中学（后改为平塘第二中学）……，总之，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工作调动很频繁，职位没有任何改变，但从未听到父亲发过任何牢骚与怨言，他总是高兴地接受，然后每到一个学校，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所以，在父亲退休后，平塘县成立退休教师协会时，被公推为退休教师协会理事长。

我的父亲工作很认真。可以说，在姊妹中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较长。因为父亲是校长，新学期开学他必须是第一个到达学校，打扫卫生，迎接老师们的到来，每天上午他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每天又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他经常与教导主任一道去听老师们上课，然后与老师们讨论。在卡蒲小学工作期间，经常下到村寨进行家访，帮助那些后进的学生。有一次父亲下村去了解一个辍学的学生情况，并动员他返校学习。我把晚饭煮好，菜洗好，一边做作业一边等父亲回来吃饭，因为玩了一天，累极了，就进入了梦乡。父亲大约是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回来的，他把菜做好后叫我起来吃饭，我在吃饭的时候，看到父亲的眼角是湿的。

因为我母亲在农村，当时称我们这种家庭为“亦工亦农”。父亲在休息的时候回家帮助母亲做农活，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放学后，父亲带着我往家里赶，一回到家，父亲就下地干活。卡蒲小学离我家大约有十公里，偶尔遇到熟悉的司机，我们可以很快到家，不过父亲走路很快，十公里的路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家，我经常是小跑地跟着父亲。走不动了父亲就背着我。我们经常是星期天傍晚又回到学校。尽管生活很辛苦，但父亲总是乐乐呵呵的。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对所有的人都很宽厚，从来不和别人吵架和计较，总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文革”初期，父亲是校长，在当时就是当然的走资派。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战斗队，到处乱哄哄的，父亲星夜将我送回家。过了一个星期，父亲回来了，照样下地干活，晚饭时，他一边喝酒一边与祖父和母亲说学校的情况，他说学校里一个姓甘的教师带领一帮学生揪他去斗争，窗外站着一大群的农民，那些农民用佯黄话（毛南话）说，如果他们对杨校长动手，我们就冲进去。批斗会结束了，那些农民兄弟争先恐后地请父亲去喝酒。虽然当时我还不懂事，但父亲的为人与淡定让我佩服。1978年教育系统调整工资，父亲在调资范围，因为指标很少，父亲主动放弃，把指标让给别人。所以，父亲直到退休，工资级别没有升过，一直拿行政22级。当我们问及为什么把调资指标让给别人时，他说，我是校长、共产党员，工资又比别人高，理应让给别人才是。

父亲的乡党应酬知识比较扎实，帮助老乡写对联，操办婚礼成为经常的事，退休之后几乎成了他的第一职业，他爽郎的笑声和诙谐的语言，常常为喜事增添了色彩。许多人慕名而来请他去帮写对联，主持婚礼。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从来就是平等的。1963年，大哥考上师范不去读书非要去当兵，父亲尊重他的选择。1970年已经当教师（教师是干部编制）的二哥要去当兵，父亲同样尊重他的选择。1977年恢复高考的讯息公布后，父亲当天就赶回家告诉我，要我准备参加高考。因为1975年推荐上大学时，我被推荐到贵阳师范学院，后被别人顶替了，所以只好就读平塘县师范，师范毕业又“社来社去”，着实让我失望，于是我下决心当农民。父亲对我的决定虽然很失望，但他不强迫我，他把这个信息告诉我的两个哥哥，哥哥很生气，提出要与我分家产，而父母亲的财产就是一栋木屋和几亩薄田，如此分产，我在农村的生存根基没有了，只好去参加考试。父亲听说我要去参加高考，对我百依百顺，要什么给什么，还破天荒地为买一双牛皮鞋。父亲对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春节回家。逢年过节一家人要在一起说说各自的所见所闻、亲历亲为的事，父亲会为我们的成功高兴，也会对我们的不足一一给予评价，所以我们每次回家都会聊到深夜。正是这种父子、兄妹之间的亲密无间的交流，使我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于我的成长可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父亲于2000年9月13日（农历8月16日）12时离世。7月份妻带着儿子到平塘看望他们，在妻儿准备返回时，父亲突然生病，在平塘住了两天的医院，病情在恶化，妻子将情况告诉我，立即将父亲送到贵阳，那天是妻与弟媳小唐两个女人护送他来的，我和弟弟联系床位。在贵阳住院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总是怕影响我和弟弟的工作，一再要求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后来当他得知自己得的是癌症后，坚决要求回家。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总是隐忍着，当着子女的面，他总是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疼痛时就要手紧紧地拽住木沙发的扶手。母亲告诉我，去世前一天，他总是往大门方向看，估计在等我和弟弟回家。我和弟弟得到消息后连夜往回赶，13日早晨，我和弟弟回到家时，父亲意识已经不清楚了。按照家乡的习惯，所谓送终就是让老人家在子女的簇拥下离开人世。轮到我抱父亲时，我看到父亲点了点头，就这样，父亲完成了他的人生旅程。那天是个阴天，我哭了整整一天，这是我记忆中哭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泪水如断线的珠子默默地流着。

我从小知道生活的艰辛和不容易，需要坚韧和努力，这种个性其实是来自我的母亲。

我母亲总共生了七个孩子，存活下来的有六个。我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我上面的一个哥哥在三岁的时候突然生病死了。母亲撕心裂肺地哭了很长时间，我大概是在那个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我的面貌很郁抑。1957年父亲将我们一家搬到县城的东街落户，租住梁家的房子，1958年妹妹降生，1959年祖母生病去世，为了照顾祖父，1960年我们又搬回老家，那时候是大食堂时期，因为我们的手续没有到，所以，食堂没有我们的口粮，吃野菜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可以到食堂吃饭了，那高兴劲甭提有多高兴了，吃饭的时候才发现，饭少得可怜，两岁的妹妹锇的模样真叫人心酸，她两口把饭吃完，然后眼睛盯着母亲，母亲又将碗里饭给了妹妹。这是我童年最为深刻的记忆之一，至今想起这事，泪水都会模糊我的双眼，使懂得了母爱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母亲才二十几岁，在土改的过程中自然就成为积极分子，曾被选为县、乡人民代表，村、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妇女主任。虽然母亲不识字，但记忆力极好，能够把上级会议的精神梗概传达下去。实行新法接生后，乡里派母亲去县卫生院培训，通过一个星期的培训，母亲能够记住许多药名和药品的用量，以后成为我们大队助产士，成为迎接许多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人。她从大队妇女主任的职位上下来时，郁闷得好一阵子，对我说，他们不要我当妇女主任，是因为我不识字。在村子里，谁家吵架了，闹了矛盾，母亲总会出现。直到母亲去世前，村子里谁家有矛盾，都还来找母亲诉说，母亲也会不厌其烦地劝说，直到矛盾解决。

我母亲是个个性很刚强的女人。母亲有兄弟姐妹六个，有四个舅舅和一个姨娘，谁家要有了问题，母亲就会倾力帮助。但因为母亲个性刚烈，听不得半点意见，经常为一些小事与舅舅、姨娘闹翻。从我记忆起，我家的事情当然也都由我妈说了算，父亲落得什么都不管的快活，所以就养成了他什么都无所谓的宽厚的个性。两个哥哥工作了，姐姐出嫁了，家里就是我和妹妹、弟弟，祖父认为家里应当有一个帮手，建议让妹妹在家帮母亲，当父亲把这一想法告诉母亲后，母亲与父亲大吵一场，她说，我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才吃了那么多的亏，再苦我也一个人扛着，无论如何必须让她读书，不能让她走我的路。在母亲的坚持下，妹妹又回到课堂，以后成为人民教师。后来，母亲跟我说，你姐只读到三年级就回家了，因为当时家庭比较困难。怪我当时没有坚持要她去读书，我对不起她。所以，母亲对姐姐一直怀着一颗内疚的心，总是怕我们这些姊妹说话、办事伤害姐姐的自尊心。

尽管母亲很爱我们，但却从来不宠我们。也许她太能够理解生活的艰难了，所以从小就训练我们面对生活的勇气。我从小就在农田里干活，插秧、割稻、撒猪粪，样样都干，从来没有过被娇宠的感觉。父母下地干活，子女们也跟着下地。放学回家，我就忙着割草、砍柴、喂猪、放牛。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母亲也几乎没有打过我，她根本不需要打我，只要看我两眼，我就知道自己必须加倍努力，否则后果会很严重。所以我的勤奋很大程度上是被母亲逼出来的。如果没有母亲，我肯定到不了今天这个地步。母亲唯一打我的一次是因为一双鞋。农村孩子从小赤脚，很少穿鞋，大概在我八岁的时候，母亲给我买了一双崭新的鞋，我穿上鞋子就到地里去了，回家后母亲一眼就看到了泥鞋，把我一顿臭打。晚上我疼得屁股都坐不下去，母亲又抱着我哭了一夜。

我后来能够上大学，成为老师，也是因为母亲。从小母亲就说在农村一辈子太苦了，希望我们能够像父亲一样当个先生最好。先生在农村人的嘴里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我从小被母亲念叨得对老师充满了憧憬。还好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尽管上学成绩不好，但不厌学。1973年高中毕业后，母亲和父亲商量让我到新平小学做代课教师。1974年生产队的小学教师与队长闹翻了，队长与母亲商量要我取而代之，母亲马上爽快地答应了。1977年中国迎来了全国第一次高考统考，我考上了，得到通知书的那天，母亲问我读大学出来可以到中学当老师吧，我说当然可以，母亲听后非常高兴。所以在我毕业时，学校要我留校，我却要求回平塘中学教书，系主任把我狠狠地批了一通。

母亲于2009年4月27日（农历4月初三）早晨五点离世的。春节期间，我们一家人在平塘过年，非常开心。2月11日（农历正月17日），我在贵定参加布依学会的新春团拜会，下午时分得到母亲生病的信息，我立即请假回家，诊断的结果是脑梗塞引起偏瘫。在母亲生病的日子里，大哥、二哥、大姐和妹妹日夜守候在病床前。4月27日凌晨5点16分母亲完成了她人生的旅程。我回到家时，母亲已经躺在冰冷的棺材里了，那一刻，我陡然失去了一切依赖，我似乎又明白了生之偶然，死之必然的道理，我必须支撑起父母留下的这个家，泪水一下全流到肚子里了。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宽厚，学到了退一步海阔天高的态度，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坚忍不拔，决不放弃的精神。我父母成就了我的个性，我的个性融入父母的优点，也把他们个性矛盾地结合到了我一个人身上。今天我做事的风格和为人处事的态度，几乎每一点都能够从我父母身上找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