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 滨江公园二期:震海听风录：中国外交面临挑战 学者呼唤“大外交”（全文实录）

震海听风录：中国外交面临挑战 学者呼唤“大外交”（全文实录）
2010年11月04日 09:25【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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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外交近期遇到重重障碍，面对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邻国开始对中国的崛起有所防范，美国对华策略的改变也使得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并不理想。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既需要调整反思自身定位，学习如何实现大国的大外交战略，也需要不断提升国际形象，为和平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凤凰卫视11月3日《震海听风录》，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中国外交近期遇到重重障碍，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中国如何实现大国、大外交，如何反思2010年前十个月的中国外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日本东海大学教授叶千荣，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作客听风录。
邱震海：欢迎收看《震海听风录》，2010年还有不到两个月就要结束了，回顾10个月的中国外交，坦率的说似乎不太顺利，中国周边的环境，似乎在前10个月里面非常的严峻，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有哪些反思的空间？在我们今天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部短片。
解说：在2010年年初起中国外交就面临严峻挑战，从美国对台军售，贸易和汇率纠纷，奥巴马会见达赖，美韩联合军演，南海主权争端，到近期的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中国似乎陷入了多面受击的困境。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联合早报》上一篇题为《中国实现“大国大外交”几个条件》的文章中指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外交似乎显现出一种，可以称之为大国小外交的特色，方方面面都好像在疲于奔命，但鲜有成果，今天，中国外交的各个方面都在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
文章写到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应党出现的大外交格局并没有出现，而今天所面对的小外交格局，则是中国不应当享受的，在国际政治中尽管外交很重要，但是很多问题往往并非是外交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这些问题经常远远超出职业外交家的领域和能力。文章说外交资源的整合至关重要，而中国则欠缺整合机制，本来是应是国家利益优于部门利益，但因为协调机制的缺失，结果就是部门利益优于国家利益。文章还指出良好的社会环境，应该也是实现大外交的前提之一。
外交是考量一个社会是否理性的最好案例，而中国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有太多的义和团主义，动不动就打打杀杀，仍然缺乏理性民族主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从对外关系到国际关系的转型，对外关系每一个国家都有，但国际关系则不然。对外关系只考虑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关系，而国际关系则必须得把自身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构架内，来考量自己的利益。任何一个大国，如果希望有大外交，那么就必须超越对外关系，具有国际关系观。文章最后指出，从精神层面来说，大国外交最为关键的是确立自信，大国没有自信，就不会有大外交。
邱震海：好，郑永年这个观点可以说提得非常的犀利，到底如何看这个观点？在香港现场是香港城市大学郑宇硕，你好郑教授。很犀利的观点郑永年，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郑宇硕：我还是有一点点保留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中国算不算是一个大国了，我们目前的情况是看到中国从地区大国，慢慢的成为一个国际大国，在这个过程中总有一点适应的情况。首先我们很多国内生产总值现在是攀升到世界第二位了，但是我们持续的资源还是非常有限的，比方说高科技方面我们还是有一段时期要追赶的，你也可以看看比方说在我们的国企、民企，在国企的金融体制里头，国企的工商业体制里头，这个话语权还是不多的。再看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学术家，在这个国际论坛上的话语权还是不够强的。所以总有一点点适应期。
中国仍欠缺国际话语权
郑宇硕：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邱震海：您觉得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如果说今年上半年似乎不太顺利，最主要的问题在哪里？
郑宇硕：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由于我们国际地位提升得比较多、比较高，我们的政治力量开始提升，然后我们临近国家就觉得有一点危机，过去我们非常努力的抵消这个中国威胁论，但是目前其他的邻国面对我们这样的情况，对冲、防范、平行的力度就大了。
邻国对中国崛起有所防范
郑宇硕：所以今年我们出现一些困难，主要的原因就在一起，就是人家对我们的崛起就更加平行，更加努力的去平行，更加努力是把美国拉进来对冲，我们就要调整、适应，我们要避免四面出击这样的情况了。
邱震海：好，其他国家有一种对冲的策略，中国方面也要避免四面出击。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东京现场，听听东海大学教授叶千荣的意见，千荣兄，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叶千荣：我觉得刚才所说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目前中国在经济上、金融上，以及作为一个国际市场和国际最大的生产领域来说，它都拥有无法替代的国际地位。但是如果在回忆六七十年代，当时中国的国力非常弱小的情况下，中国在外交上所取得的许多有利局面，所获得的许多积极成果和当时那种游刃有余潇洒的外交出牌，我们不得不看到我们今天在外交上，还有许许多多值得借鉴当年的空间。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环境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邱震海：具体来说您觉得是哪些环节出了问题？如果是今年头十个月哪些环节出了问题？
叶千荣：我现在不想使用“出了问题”这四个字做结论，我首先想强调的是，今年我们所面临的不同问题是，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国内舆论，乃至网络民意，以及一些观点认为大国化之后，必然会要求自己的发展权，而发展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必然是霸权。结果事实上就有相当一部分论调认为，和平与发展这个曾经被我们明确认定为是国际社会主流的认识已经过时了。
和平发展战略是否已过时？
叶千荣：所以我就想回顾十个月，一个最根本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仍然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的主流。
邱震海：好，从刚才两位嘉宾当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是西有遏制中国，对峙中国，另外从中国自己来说，到底是不是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战略，恐怕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有关这个问题在北京现场金灿荣教授。灿荣，你看看这两方面，既有西方的问题，同时也有中国自己本身战略方向的问题，您怎么看？
金灿荣（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至于现在讲的大国小外交这个问题，它的出发点，就是今年外交确实不太顺，坦率讲这是我们下面两个月要好好反思的地方，现在我想还没有结论。我能想到的是这样，目前在北京很多人的心态是觉得有点困惑，中国外交今年好像我们大的方针没有变，外交哲学、基本的外交政策没有变，还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确实这十个月外部的情况变差了一点，这个变差还不光是你们这个小片里面讲到的两个问题。
外部环境恶化影响中国外交
金灿荣：一个是中美关系恶化，一个是周边环境，特别是周边的海上环境恶化。其实还有两点这里面没有提到，一个就是俄罗斯转向西方，这个长期来讲对中国外交影响挺大的。还有一个中国现在成为世界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受害国。现在世界贸易组织里面有三百多项反倾销法案，其中70%是针对中国的。所以实际上今年中国外交恶化情况，比你们小片讲的还要多一些。但是另一个方面，我同意刚才郑宇硕教授讲的，这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成长的烦恼了。
中国迅速崛起：成长的烦恼？
金灿荣：中国这么快的崛起大家想不到，因为这么说吧，就是两年以前，2008年3月，全世界基本上绝大部分经济机构都预测，中国是2020年GDP取代日本。当时最大胆的摩根士丹利的预测，说2015年，现在事实是比最乐观的预测是提前五年。所以这样一来，坦率的讲外部和我们里面，和中国都没有做好准备，所以都有调整的一个问题。
邱震海：对，从策略到战略，策略背面明显是一个战略思维问题，讲到战略就显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战略，而是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共同的一种战略，一种成长的烦恼。到底如何解开这个世界？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为您讨论。
邱震海：欢迎回到《震海听风录》，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有关2010年头十个月，中国外交反思的一个现场的电视讨论，坦率的讲今年头十个月中国外交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似乎也不太顺利，这里面的原因到底在哪里？从第一部分我们讨论当中可以看出，中国和其他国家双边都有问题，而在双边有问题当中，显然是既有策略操作层面的问题，也有策略背后它的战略思路问题，到底如何看策略背后的战略思路？我们同时请出三位嘉宾，三位好。我们先看看中国方面，如果说反思的话，头十个月中国方面在战略思路方面，有哪些可以反思的空间，东京千荣你怎么看？
叶千荣（日本东海大学教授）：这十个月的确矛盾纷争不断，尤其是中美和中日之间。这些一连串的事件，乍一看似乎都是对方挑起的，中国被动的受到了对方的挑战。
中国外交：策略背后的战略思维
叶千荣：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外交结果，它往往都是一个反面意义上，或者是正面意义上互动的结果，因此所谓反思就要从中国方面来考虑的话，我想应该直截了当的提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是否依然把国际社会的主流视为和平与发展。我们如果认为国际主轴依然是和平与发展的话，这一认知是否从政府高层直到外交领域，直到军事领域都持统一认识。如果持统一认识的话，我们的外交行动出牌，乃至军事行动也是否都在这个统一认识上，做出了统筹的安排，否则的话就可以带来外交上的表白，与军事上行动的不一致，或者军事行动的结果，不得不由外交领域出来做解释。乃至引起国际社会上的各种不同议论。
邱震海：好，千荣应该说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坦率的讲，现在中国外交的声音似乎有多种管道同时发出，同时也有军方系统的。我们在请灿荣做回应之前，我们先看看香港学者的意见，郑宇硕教授您怎么看？从香港的角度你有观察到这种所谓的多种声音吗？
郑宇硕：美国方面还是最重要的问题，我猜从这个尖锐的层次，还是怎么样评估美国的情况。我们看得到目前的情况跟里根、克林顿、小布什的时候不同，他们都是先对中国施压，然后了解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关系缓和下来。现在就倒过来，奥巴马上台之初，因为国际金融海啸对中国是非常客气。甚至美国主流意见是觉得对中国让步太多了，中国的回应不够，所以就对中国施压，过去小布什时代最后的一年跟奥巴马上台的时候，他们明明是说不能公开对中国施压，这样围堵产生反效果，现在不是了，现在它们是公开对中国施压了。
美对华策略有改变
郑宇硕：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还要多分析，这个不单单是中期选举的问题，我们就是全盘的要评估国际社会重要国家、周边国家怎么样对我们的一些抵触和一些反应。比方说我们的军舰突破了第一岛链，这个日本持续的反应是很强的，我们这方面估计是不是足够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不要四处树敌，特别是现在人家觉得我们崛起太快，要对我们施压的时候，我们应该对这个形势有足够的估计，我们处理方面要全盘的评估。
邱震海：不要四面树敌，恐怕是今年头十个月，我们大家感到非常严重的挑战，北京的灿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显然有美国、日本，西方国家的因素，但是你觉得中国方面在评估方面，有没有可以思考的地方？
金灿荣：是这样，我们看今年这个问题，要把客观问题和主观因素分开，我们如果光看主观因素，把客观因素忽视了也不对的。今年出现这些状况的第一个原因还是客观原因，那就是中国崛起这个事实本身，这个崛起影响是太大了，9月27号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请我们几个学者吃饭。
客观因素：中国崛起引外部反应
金灿荣：他就讲了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就是一个超级大国了。因为按照购买力评价，中国的GDP不是5万亿美元是10万亿美元，世界上有10万亿这个档次的，就是美国和中国两家。他就提醒中国就是一个超级大国了，不是一般的大国，中国要适应成长的烦恼。第一就是脸皮要厚，外面要骂你、嫉妒你、攻击你，这个非常正常，要平常心待之，不要过度敏感。当然这是他的一个视角，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是他这里面提醒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崛起本身必定导致外部世界的某种反应，因为你改变了国际力量结构。这个外界的反应跟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你做的再好他也要反应，这一部分原因就叫客观原因。
外部因素：美国高调重返亚洲
金灿荣：主观原因有中国、有外部，我们先谈外部，外部一个是刚才郑宇硕先生讲的我是同意的，美国现在他要回到亚洲，他高调回到亚洲，因为过去十年，他忽视了亚洲，他觉得在这一块他已经丧失了一些影响力，他现在要回来，所以他现在高调回来，战术上要高调回来，某种意义上讲，是战略上他有失误，他是为了弥补他的战略失误，高调回来。
另外一个刚才就是我们周边国家，面对中国高速崛起，他也不适应，然后他自己掂量他也没有能力来制约中国，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海军，就是来对冲，拉美国进来。这是外部的原因，这个原因坦率的讲跟我们政策没有太大关系，他基本上是必然要发生的。
邱震海：刚才千荣实际上提出一个战略空间挤压的问题，西方国家包括你刚才说的美国重返亚洲，明显的从主观意图上试图要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中国自己应对的策略到底是如何？如何使自己进一步扩大战略空间？还是由于自己由于回应的措施不当，而使自己的战略空间反而是有所收缩，这可能是在目前十字路口大家考虑的问题，您怎么看？
金灿荣：他是这样，就像我上面讲的，有一部分客观原因是必然要发生，跟我们政策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跟我们国内一定的特殊背景有关。
当今中国外交的五个特点
金灿荣：我现在总结，今天中国外交跟十年前比，就是跟五年前比也有五个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现在我们中国真正的实行集体领导，一个单一领导人个人的作用是下降的，这一点是必然的。第二就是整个外交口，整个外交决策这个机制，在中国内部政治过程，这个政治结构当中，他的地位是有点下降的。第三个就是非外交政府部门对外交的参与是增加的。第四个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加入。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民意，特别是网络民意对外交的影响非常大。这个五点都是新发生的事情，长期来讲，这五点都是好事，他会使得我们中国多元的观点，多元的利益得到充分的表达，长期来讲是好事。但近期来讲，他就有点问题是导致我们外交就变得非常不确定。
郑宇硕：我对民意这个问题觉得很重要，我们知道中国国民是期望看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而且中国领导层要明白了，这个是政权的（应受性音对）、震荡性重要的元素，但是我们国外的主流媒体，应该有适当的引渡，而且我们要认识到过去也因为美国的失误，我们占到一点便宜。
邱震海：我们来听一下东京千荣的意见，千荣您刚刚提出一个战略思路问题，刚才灿荣从五个方面归纳总结了中国外交其实现在他整个的决策机制发生些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您觉得中国目前从战略思路上或者包括各个利益集团之间，有些什么协调和一些思考的空间？
叶千荣：我想强调一下由于今天的题目是反思，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过多的谈我们自身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都认识到客观，实际上我们遭遇了挑战，但是我想直截了当表示我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在不断增加自身实力的同时，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我想这是谁也不会反对的，今天所要谈的恰恰就是国际形象这部分。我们不必要为自己的发展实力的增加，而认为只要实力增加就必然招来各国的诟病，我们的发展必然是引起各国的不快，我想这不是一个等号关系。中国今天还依然需要韬晦，依然需要发展，依然需要一个非常能够对自己的发展持欢迎态度的国际空间。
发展实力增加未必遭诟病
叶千荣：因此如何在发展同时，尽可能多的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敬，就像我们自己一贯所表达的那样，我们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同时我们也尽可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评价，正是我们外交的关键。而要实现这一外交的重担，我想仅仅靠外交领域的表态，或者企业家的会场发言是不够的，他需要一个其他部门的全盘配合，那就是刚才灿荣兄所说的这五个领域，事实上都对外交发生影响的时刻。
邱震海：好，中国外交目前遇到的一些挑战，或者同时也遇到一些困境，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折射出中国无论是内争，尤其是外交都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的发展是不是必然会导致其他的国家的猜疑或者嫉妒，中国如何应对，中国如何有一个全方位大国、大外交。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讨论。
邱震海：欢迎再次回到《震海听风录》，您现在收看的是有关2010年中国头十个月外交的情况反思的一个现场的电视讨论。中国的迅速发展是不是必然会导致中国周边、中国外交环境险恶，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可以打上一个等号？如果说可以打上一个等号，那么客观、主观的原因尤其中国自己主观方面的原因，到底怎么样。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北京、东京和香港现场同时请三位嘉宾，三位好。
刚才看样子在这个灿荣和千荣之间，有哪些不同的观点，同时香港的郑教授提出外部环境也是一个客观的原因。那么千荣认为首先是反思，还是从自己内部来进行反思，千荣你怎么看中国如果从自己内部，在战略思维上还有哪些继续反思的地方？
叶千荣：战略的问题刚才谈了很多，我反复强调的就是，我们必须从上到下统一依然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主流这一认识。对这一认识目前出现了不同声音是问题的关键，从高层到各部门必须统一这一认识。
邱震海：但是坦率的讲要在目前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完全统一那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完全统一的话，那势必要走回过去强人之争的时代，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逻辑的悖论。在目前这种困境下，如何走出困境？
叶千荣：对，多元的声音、多元的社会谁都是不会反对。而今天问题的关键是，它的一个最高政策部门的统一，这又是任何一个国家所必须的。某种不同的声音，如果外交方面，或者军事方面，或者最高行政部门在这两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认识，认为发展必然导致利益的冲突，同时霸权的追求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冲突的很多范例，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的永恒定律来解释的话，那就恰恰忽视了今天全球经济化时代、一体化时代。事实上西方国家跟中国在经济、在金融等其他各方面，已经存在的相互依存现象，如何通过这种相互依存，使中国拥有更多的战略利益，以及对对方外交、对国际社会的制约力是一个关键。这种制约力的表现，就要考虑到自己的国际形象，这个国际形象的维护是跟今天国际的准则、国际的舆论有极其重要关系的舆论。
邱震海：好。
叶千荣：现在我们注意到国内的舆论，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国际的舆论，一种健康的、多元的国内舆论，是跟他是否得到了国际的多元舆论信息环境也有关系的。具体的说是在操作上，不是战略上，是操作上，我想回顾的是，我们在军事上的许多行动，许多演习等等。作为一个中国的正当的权利、正当的范围，应该是被理解的。但是今后它是否有必要将这些行动的规模、时间、时机、都与外交的通盘考虑保持一致。同时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对有关行动的解释，向有关各国提前做好工作，这也都是需要。
邱震海：好的，有关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香港和北京两位学者的意见，二位同意刚才千荣说的这个观点吗？
郑宇硕：我基本上是同意这样的提法的。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崛起人家一定有反应的，你看应该美国很清楚的就是国际第一，它还是非常强调这一句。那日本对于中国的崛起当然也有反应，我看东亚高峰会议就看得很清楚，它一定要把美国暂时争不来，它也要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引进来，这是印度也有一种想法。
我猜我们在长远的道路上，还是怎么样好好的集聚力量，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二万五、六千亿美元的储备，这个储备怎么样好好的走出去，怎么样增加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我们也要正在打造国际媒体，这一方面也要好好的下功夫，在跟国际上的教育的交流、文化的交流。怎么样重点搞好这个留学生，对人家的精英集团的意见，对人家的媒体的意见，怎么样起一个积极的作用。这些都是很长远的道路，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不仅要明白，在国际方面，美国、欧盟、日本他们的共同利益是比较强的。
国际局势现状并不理想
郑宇硕：我们跟它们的共同利益还是比较弱的，我们跟俄罗斯，虽然最近这一年关系要改善了，但是我们之间的互信还是不够的，我们也要明白了，我们基本上还有先天不足的地方。
邱震海：好，我们来听听北京灿荣的意见，灿荣总体意见，如何避免四面树敌，您有一些什么战略上的想法？
金灿荣：是这样主观上中国，仍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个没有变化，这种主观意图，前提就是我们认定当今世界的主题还是和平与发展，然后在战略思维上，大概还是坚持韬光养晦的。所以这些主观的东西，今年这个时间点跟去年的时间点是一样的，没有变化。这样一来就是说对我们提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加强协调，我们现在能做的，我觉得就是把现有的协调机制，它的效率提高一点，这眼前能做的。
至于说未来能不能搞出一个协调一致的大战略，这个玩意我觉得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事情，你可以这样想但是真做到非常困难。那么强如美国，美国是世界老大了一把手，你说美国的战略协调怎么样，也不怎么样，问题也很多，否则也不会犯打伊拉克这么大的战略错误。眼前能做的就是根据新的客观形势发展，把一些政策协调改进一下，这也是现在能做的。
长期来讲，大家还是要相信，就是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个大家知道我们刚刚现在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大国，要给中国一定的学习时间，而中国的学习能力在世界上是非常强的，假以时日，我相信中国会有一个大国外交的。
郑宇硕：谈到实习，我们在香港在外头倒有一个提法，我们看到国内的媒体，国内的学术家，就中国外交政策的讨论是比较少的。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看到文章都是跟领导层的立场做解释，也没有什么批评，反思也不够。刚才金老师谈反思，其实这个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更多的讨论，我们需要更多不同的观点提出来，让大家做一个比较。我们特别留意到跟国内的政治政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差，就是我们对外交政策的讨论很不够的。
邱震海：非常感谢，这个中国的外交，其实现在已经不光是一个高层决策的诠释，更多的是民间的参与，所以中国外交未来如何增加民间参与，包括公共舆论讨论，乃至公开辩论空间，也许是我们大家可以继续反思的一个地方，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自然会使国际社会感到诸多的不适宜，所以在这一方面事实上是面临一个，就如刚才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共同成长的烦恼。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崛起能不能在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共同工作出一种，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大国共同的模式，所以我想这是未来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
而在这方面既然中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已经柔和了诸多，包括民意参与的成分在内，所以未来中国外交如何更多的呈现透明化，更多的有公共参与讨论乃至辩论的空间，我想这是下一步，我们大家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震海听风录》的节目，只是以善意建设性的一个方式，在这方面做出第一次的尝试。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同时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震海听风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