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妖显灵电影种子:当前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与我国外交面临的新 挑战

当前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与我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

教学目标：

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经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的大变革和大调整，认识中国国际地位及外部国际环境所发生的新变化，理解世界形势的发展动向以及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教学重点：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复苏和调整的基本态势；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关系继续调整推进的国际体系变革；当前国际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加速变化的中国国际地位和我国外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思考问题：

1．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复苏和调整的基本态势？

2．当前国际力量对比的基本变化和大国关系调整的动向？

3．当前国际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

4．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和我国外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教学要点：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继续深入发展。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仍在调整中震荡，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新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各种力量的较量和互动更加突出；快速崛起的中国日益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因素，我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空前密切的融合与互动。

在此情况下，国际形势的变化动向，以及我国国际处境的好坏，对我国正致力的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及时了解和认清国际形势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能使我们更好审视判断我国当前面临的整体环境，更好地理解我国加快改革调整的总体方针政策。

一、世界经济温和复苏，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未根本解决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保持温和复苏势头，总体上走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07年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全球化浪潮下，迅速波及全球，引发了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主要经济体美、欧、日以及新兴经济体相继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面对危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联手应对，包含了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大国的20国集团(G20)取代原有的八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协调的重要组织。20国集团先后召开了3次首脑峰会，达成共同制定刺激世界经济增长的行动计划。在全球的联合干预和在力度空前的经济刺激措施作用下，09年世界经济从急跌到企稳回升，开始由衰退走向复苏。美、欧、日等经济体逐步走出衰退，出现复苏。新兴经济体也较快实现复苏和平稳增长。2010上半年，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势头进一步明显，主要工业国家从第一季度开始均出现了正增长。目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恢复情况都好于预期。

但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走上正轨还面临许多严峻挑战：

一是世界经济复苏很不均衡。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增长强劲，中国经济增长今年预计达10%；而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虽然保持了复苏势头，但近10%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日本在中国等新兴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出口增长，推动了经济复苏，但其财政赤字高企，债务规模接近 GDP的200%；欧元区经济总体上保持上行态势，但受到希腊等多国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经济复苏和调整举步维艰。总的看来，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后危机时期的结构调整，很难快速实现稳定的增长。由于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份量，其经济恢复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的恢复。

二是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较脆弱。

其一，发达国家普遍面临高财政赤字风险，这可能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因素。目前从欧洲到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都呈现加剧的状况，一旦主权债务危机爆发，金融市场将大幅震荡，拖累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去年以来相继发生的冰岛、西班牙、希腊和迪拜债务危机，就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带来很大冲击。（希腊债务危机： 09年10月希腊政府突然宣布，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对其成员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著恶化，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引发希腊债务危机。迪拜债务危机： 09年11月，迪拜财政部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房地产分支棕榈岛集团将推迟偿付数十亿美元的债务，以便进行债务重组。据《纽约时报》估算，迪拜世界公司的对外债务高达590亿美元，占迪拜总债务的74%。被此次迪拜债务危机深套其中的债权人包括汇丰控股、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全球多家知名大银行。）不仅如此，作为危机源头的美国金融业，其盈利前景仍存在很大变数。如身陷“欺诈门”的华尔街金融巨头高盛集团，在今年4月16日被美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涉嫌在销售次级抵押贷款支持类证券的金融衍生品时存在欺诈行为。消息传出，由于高盛集团将面临司法调查，其声誉损失对业务产生的影响难以估计，引发全球金融市场不同程度动荡。

其二，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高企。09年以来，全球经济的复苏主要是政策刺激的结果，是“无就业增长”的复苏。目前美国和欧元区失业率都达10%的较高水平。这已经成为目前美欧政府焦虑不已的一大问题。就业状况的暗淡，将直接打击人们的消费信心，发达经济体缺少国内消费的拉动，经济恢复的基础很不牢固。

其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当前国际上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一些主要国家不断出台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影响着外需的复苏，使中国这类的出口大国深受其害。09年以来，数十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调查和起诉，美国等国又不断逼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目前各国政府正在计划或准备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超过半数都是针对中国的。此外，国际主要股市、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也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由于为应对危机采取刺激性经济政策，各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扩大，使潜在的通胀风险日益积累，去年以来，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相继出现粮食价格大涨、通货膨胀严峻的问题。（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全球性通胀的隐忧，已成为明显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尤其是一些大宗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对国际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甚大的中国经济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发达国家的巨额主权债务或财政赤字、就业市场不振，新兴国家的通胀压力等问题，都反映了刺激经济政策的后遗症正在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

三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兴未艾，但引发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说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乃大势所趋，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危机后，主要国家和集团相继召开峰会，就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监管达成广泛共识。由于当今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源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反映的是当时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数十年过去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两大机构中的发言权势在必行。在匹兹堡金融峰会上，与会国代表一致同意将基金组织和世行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5％和3％。在今年4月的基金组织和世行会议上，也决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重。世行这一改革进展，使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投票权整体超过47%。

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远未取得令人满意的实质性进展。由于其涉及到改革成本的分担和传统主导大国的既得利益，如美元国际地位、国际金融救援，发展中国家权利与责任的不匹配等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虽然各方都认为需要改革，但改革的意愿在各国之间明显不同。发达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意愿相对要小；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改革来增加发言权，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改革意愿更为强烈。同在发达国家之间，欧洲国家更强调进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而美国则多有保留，不愿放弃其在该领域的权势。）问题还在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步缓解，一些发达国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意愿在减弱。

四是各国需要加紧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新的世界经济条件下，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越来越难以为继，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成为重要发展方向，各国经济结构都面临大的调整。与此同时，全球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更趋深化，推动各国加快以科技创新来带动产业的升级。而不同经济体都面临如何处理好自身的调整问题：发达国家力图在更高起点上实现“再工业化”，即重振制造业（经历金融危机打击后，美、英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其经济过度依赖服务业，靠消费拉动经济存在的问题，欲通过重振制造业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切实解决就业问题和扩大内需）；新兴经济体则需要努力增强自身的发展后劲。但经济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目前欧洲高福利国家的经济调整就面临强大阻力，欧美国家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不少国家还出现了社会动荡，英、法等国都接连发生大规模罢工抗议活动。

二、力量对比变化推动着国际体系的演变，大国关系的调整更显复杂

经过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国际力量板块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地位下滑，中国、印度、巴西等一批新兴国家加速兴起，新旧力量的相互挤压，推动大国关系的调整呈现更加复杂的态势。

（一）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消长变化，新兴大国整体崛起势头强劲。美国继续受金融危机和伊阿反恐战争拖累，软、硬实力都明显受挫。据统计，自9·11事件以来，美国用于反恐战争的费用已超过1万亿美元。美国近期虽然从伊拉克实现撤军，但在阿富汗仍然得维持大量投入。此外，美国国债和财政赤字不断创新高，对中国、日本主要债权国的依赖愈深。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遭到质疑，自信心和优越感大大受挫。欧盟、日本也是困难重重。欧洲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深重，经济的复苏缓慢，多国社会发生震荡。日本面临通货紧缩、日元升值、个人消费势头减缓等多重挑战，在亚洲的经济龙头地位已受到挑战。

与传统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内外困难，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兴大国发展势头强劲，不仅充当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甚至成为西方解危脱困和解决国际问题的借助对象。尤其中、印等国在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世界事务中的参与热情和影响能力都在增加。（如巴西、土耳其积极斡旋伊朗核问题）近期国际上二十国峰会地位的凸显，也反映了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带来的国际体系调整。（二十国集团即G20，于1999年底创建，成员包括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和欧盟。该机制的建立旨在促进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重要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并为相关问题的解决开展协商讨论，奠定合作基础。）2010年6月和11月，二十国集团分别在加拿大多伦多和韩国首尔举行峰会，加入了主要新兴大国的二十国集团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性问题解决和影响全球化进程的核心机制。传统的八国峰会地位和风光正在被二十国峰会替代。

当然，也应当认识到，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不能简单低估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综合实力和纠错能力。它们不仅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有着相当的实力基础，而且在科技、商业方面具有突出的创新能力，以及较为成熟的社会、政治、经济调整机制，使其在国际上拥有的优势还可保持相当一段时期。国际力量对比中北强南弱的基本格局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难以改变。即使是发展势头强劲的新兴国家，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追赶上发达国家几百年里积累起来的优势。

（二）美国等大国加紧调整对外战略。为应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的变局，同时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各大国都在对外战略和政策方面做出新的调整。

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美国对外战略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将其主要着力点放在：

一是对外告别“布什主义”，努力修复美国的国际形象。奥巴马上台后宣布放弃全球反恐战争的提法，并于今年8月底按计划将其战斗部队撤离伊拉克。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奥巴马政府更强调使用外交手段，不轻易对外动武，尽量通过对话等外交手段来达到美国的目标。如对僵持不下的朝鲜、伊朗问题以及巴以等问题的处理都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美国对外喧嚣一时的新保守主义基本偃旗息鼓。

二是把重振美国经济，摆脱危机阴影放在重要地位。为此，美国特别提升了G20对话机制，两次主办G20金融峰会，推动各国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协调行动；另一方面，为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继续压中国人民币升值，并采用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确保美国的经济利益。

三是放弃单边主义，更注重推动多边外交。为应对当前一系列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安全重大问题，美国更加注意借重各种国际力量，推行“多伙伴”外交。既巩固与其传统盟友的关系，也争取同中、俄、印等大国的合作。

美国的对外战略调整，多少缓解了美国在国际上成众矢之的的状态，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但是，奥巴马执政以来，虽然在对外战略和对内政策调整方面推出了不少重大举措，然而以其调整的实际效果来看，并未获得对他满怀期待的选民满意的结果。目前，美国经济恢复仍然困难重重，美国国际地位的重振起色也不突出，由此带来美国国内民意对奥巴马政府支持意愿的大幅下滑，年底国会选举在即，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令焦灼的奥巴马班子急欲寻求新的政策改变来争取支持。

其它各大国鉴于快速的国际形势变动和美国政策的变化，也纷纷加紧调整各自的对外战略。

俄罗斯在努力整顿国内经济的同时，对外致力于加强和改善与各方关系，继续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关系，重启修复与美国的关系，积极缓和并增进与欧盟的关系。

欧盟则在09年底完成了《里斯本条约》批约进程，这标志着27国欧盟的一体化建设取得新成果，即政治一体化进程进入到新阶段。欧盟政治一体化的进展，不仅有利于更好解决其成员间的协调问题，同时也鼓励和增强了欧盟参与全球治理国际议程的积极性。

日本在民主党首次上台执政后，对外战略的调整初显“回归亚洲”的端倪。鸠山政权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和中日美“等边三角形”外交关系的预想，旨在改变日本对外过分依赖美国，使日本外交向自主均衡方向转变。但面对近期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民主党新上台的菅直人内阁对日本外交调整的方向作出明显修正。重新强调美国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突出日美安保的基础性功效。（故近日菅直人获胜民主党党魁选举留任首相，被美国视为双方关系的一大利好。）

各大国对外战略的调整，目标均在于争取更加主动的国际地位，伴随这些调整而来的相互竞争和合作的深化，势必为各国的交往关系和世界局势增加新的变数。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大国关系的调整并非是单向的，而是呈现一种错综复杂的状况。

一方面，大国间的传统敌友划分趋于模糊，诸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围绕不同的议题往往形成不同阵营组合，并不严守传统的盟友或对手的界限。（如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欧盟国家成为最大受害者，危机后美欧间利益和政策分歧日益显现，从经济发展模式到危机产生根源，从国际货币体系政策到拯救危机举措等，美欧都各执一词，尤其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上凸显美欧货币之争，甚至有人指欧洲债务危机就是一场谋杀欧元的阴谋，以至双方关系出现明显疏离。）

另一方面，受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利益关系变动影响，各大国关系出现频繁的起伏动荡，充满更多的变数。

如令人关注的中美关系，近些年一直保持着总体向好的势头，双方在各领域的关系不断深化。但双方地位的明显变化加上结构性分歧的存在，中美在众多全球重大问题以及自身重大利益上发生碰撞，触发大量新的矛盾和冲突。加上受近期美国国内经济、政治压力影响，两国关系更是纷争不断，出现严重的波动。

（中美关系自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以来，明显出现一种高开低走的态势。2010年1月美国决定对台出售武器64亿美元，同月我国中段导弹反导试验成功，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获此技术能力的国家，给美国很大震撼；2月奥巴马不顾中国反对执意会见达赖；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坚持对伊朗制裁的态度遭中国反对；美政府不断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以达限制中国出口的目的。）

此外，中日关系也出现较大反复。由于天安号事件后亚洲安全局势的变化，以及面临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及外交上的压力，刚组建的民主党新内阁欲借钓鱼岛撞船事件展示在海洋权益及对华政策上的强硬态度，使本处于向好态势的中日关系陷于严峻局面。

（三）大国关系互动更加活跃。当今各种力量对比发生明显改变，全球性问题大量凸显，任何大国都无力单独应对，这使世界各大国的相互需要明显增加，由此带来大国间的互动呈现异常活跃和复杂的态势。

09以来，各大国的高层会晤、互访非常频繁，就当前国际重大问题及各方的利益关切展开对话、沟通。中美首脑在今年以来就进行了多次接触，4月华盛顿峰会、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6月在加拿大的G20峰会，还有下半年将进行的一系列会见。其频密程度为以往少见。在俄美之间，布什政府采取的对俄“挤压与削弱”引发的矛盾已趋于缓和，俄美双方在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加强了磋商与合作。虽然俄美发生间谍事件，但似乎并未影响到俄美军事领域推进交流。此外，俄欧在经济与及安全领域也在积极展开协调与合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新兴大国之间出现的加强协调联合的态势。被称为“金砖四国”的中、俄、印、巴领导人峰会自去年首次举行以来，今年4月再度举行，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几个新兴大国基于自身的发展和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关切点，开展彼此协调合作，扩大在国际事务中更大的影响力，这对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民主化将产生深刻影响。

三、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国际安全形势更显复杂

当前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上仍然保持缓和态势，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继续交织发展，给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带来新的挑战。虽然目前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因民族、宗教、恐怖主义、核扩散、陆海边界、能源、粮食、互联网纠纷、气候灾害等所引发的问题明显增加，且扩散效应更加突出，成为考验各国应对能力的重大挑战。

一是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在亚洲，“天安号”事件引发朝鲜半岛出现新的军事紧张，不仅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进程受阻，针对美韩进行大规模联合海上军演，朝鲜表示将“以强有力的核遏制力”来对付，使朝鲜半岛安全局势一时乌云密布，虽然目前局势有所缓解，但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正变得更加遥远。此外，吉尔吉斯斯坦、泰国相继出现严重政局动荡，缅甸、尼泊尔等国也出现不稳定状况；紧邻我国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反恐形势仍然严峻。在中东，以色列袭击给加沙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土耳其船队，激化了以巴以、以土矛盾，中东和平进程在各方矛盾难以缓解的情况下举步维艰。近期巴以在美国的斡旋下在华盛顿重启谈判，但由于涉及犹太人定居点、巴以相互承认及安全保障问题的障碍，和谈成果难以预期。伊拉克在今年美国实施撤军计划期间（8月完成大部分美军撤走）其安全状况一直不稳，甚至有恶化迹象。

二是核裁军、核安全与防扩散成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今年以来核问题在国际安全领域中进一步升温。美俄签署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4月首次核安全峰会在华盛顿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八次审议大会召开。各国对合作应对核安全问题的共识在增强，对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的期待上升。

但从各国的实际表现来看，未来若干年，核力量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很难有实质性变化。俄罗斯仍主要以核力量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支柱。美国则更不可能放弃核武。去年奥巴马提出的“全球零核”的概念，在国内就遭到传统势力的阻击。尤其美国在核政策上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强势打压其他国家搞核武，另一方面又继续加大其核武升级的投入，以确保其核优势。要美俄承诺履行核大国的特殊责任，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为核裁军提供必要的政治基础，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做到的。在目前世界最主要的朝鲜和伊朗核僵局问题上，伊朗虽然愿意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核谈判，但伊朗坚称，在外在的“敌对态度”和美欧制裁、威胁不改变的条件下，伊朗决不会放弃铀浓缩活动。而美国坚决要阻止伊朗发展核力量，除实施制裁，还宣称不排除对伊朗动武的计划和考虑。这就注定了伊核谈判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重大进展。伊朗核问题仍然是危及中东地区乃至世界安全的一大隐患。

三是世界高科技武器装备竞争趋于激烈。美国一方面倡导建立“无核武器世界”，以削弱战略对手，减少自身风险；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快速全球打击”系统等新型武器，维护美常规军事力量的绝对领先地位。美国着力提高各类作战平台的智能化水平，并正式成立网络司令部。其他军事大国也大力推行军事变革。国际军事竞争正由传统的陆海空向陆、海、空、天、网等新“战略边疆”拓展。　

四是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有增无减。 (注：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传统安全而言，传统安全主要指一国主权、领土的安全，即军事、政治、外交的安全；而非传统安全则主要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它对一国安全及国民、社会构成威胁的因素。包括生态环境、灾害疫情、粮食能源供应、网络安全、金融安全、恐怖活动等)今年的冰岛火山爆发、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俄罗斯森林大火等的跨国影响引人关注。猖獗的海盗活动严重威胁到海上运输和能源、贸易的安全，成为当今国际安全的一大顽疾。此外，近年粮食安全、水资源纠纷等问题也愈加突出。非传统安全已经是当今各国须全力应对的一大挑战。

非传统安全日益受到各国的关切和重视，使该领域出现更多国家间的激烈博弈。如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围绕金融主权与安全展开的规则制定主导权的争夺以及货币战呈加剧之势。气候变化问题也是狼烟滚滚。美欧一些发达国家在竭力推卸自己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同时，却在气候问题上设置碳关税，构筑绿色技术壁垒，严重侵蚀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气候问题甚至被高度政治化，成为一些国家对中国施加道德压力的工具。

四、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全方位外交活跃世界舞台

（一）我国国际地位变化及面临的新挑战

2010年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国际社会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中国，视中国崛起为本世纪最重大的全球性事件。中国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进一步上升。今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灿荣：08年奥运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动员力和民族凝聚力，09年阅兵向外展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2010年上海世博会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能力。）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国的外交自信心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

但是，随着中国地位和影响的迅速增大，各种外部阻力与压力也随之增加：

一方面，不少国家和外部力量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不适应感，“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不断出现。一些大国更对我产生明显的战略敌意，使我国面临更多的麻烦和事端。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接连发难，谷歌事件、美对台军售、西藏问题、贸易纷争和压人民币升值及南海军事问题。此轮中美关系的紧张，除了美国国内急于摆脱经济困境和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因素外，担心中国实力增强后会挑战美国的霸权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朝野普遍认为，中国正变得“自大傲慢”，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举措，被美国视为与美争夺亚太主导权，对美国在亚太的利益构成了威胁。美国国内一些智库的重量级人物公开主张，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中国成长产生的大国崛起效应也引起一些周边国家的疑虑和防范心态，增加了我们维护周边环境稳定的难度。我国周边环境复杂，邻国众多，又存在大量历史遗留的领土及边界划分争端。出现任何纷争，不仅当事国陷入麻烦，也为外部力量介入提供了机会。近年来中国在周边地区的一些维权活动，如中国渔政船在南中国海巡航、护渔、伸张主权，以及中国海军舰队在冲绳附近海域演习等，就引起周边国家的严重焦虑。一些周边国家为缓解中国实力上升的压力，希望美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平衡者”作用。菲律宾等国一直希望美国介入南中国海的争端。一旦外部大国介入，极易造成我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近期南海主权争端表面化和复杂化，美国的介入便是重要原因。（近两年，随着对中国护海行动疑虑的加重，美国一方面向中国施压，指责中国在南海问题处理上，妨碍了海上贸易的开展，违背了国际海洋法，另一方面，加快重返南海地区的部署。不仅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借口，增加在该地区的投入，频繁派遣军舰在南海活动；还通过军售、联合军演来提升与部分国家的军事合作。今年8月，美国就与越南在南海进行了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近年我国已经面临日益严峻的领海权益维护的考验。象南沙群岛，钓鱼岛及东海大陆架划界和东海油气开发等问题上，与越南、日本等国的争端都呈现加剧之势。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上对中国关注和重视的增加，对我国的期待也大大上升。国际舆论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使我国面临履行大国义务的压力明显加大。（如对巴援助问题；气候问题解决上要求中国承担过重的责任）尽管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有利于我国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可以增加我国的战略份量。但是，以我国现有的能力履行过度的国际责任，将影响到我国自身的长期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必须平衡好自己的国家实力与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

（二）新形势下中国的活跃外交

面对我国国际地位变化和国际形势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国以更主动的姿态展开全方位外交，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了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是积极开展峰会外交，扩大我国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国际峰会的高规格、权威性，既是各国直接表达自己声音的最佳场所，也是有效处理问题和发挥影响力的极好机会。去年以来，我国领导人频繁出席和参加了一系列重要峰会，象联合国系列峰会、金融峰会、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及今年更为密集的核峰会、四国峰会、G20峰会、上合组织峰会，以及即将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亚欧首脑会议、APEC峰会等众多国际峰会。通过领导人参加这些峰会，直接向世界阐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使世界了解中国的主张和诉求，既有利于展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也使中国的重要利益得到维护。

二是“世博外交”、“亚运外交”成为新的重要平台，促进中外相互理解与信任，展示我国开放包容、热情友好的形象。

三是稳定和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关键所在。与大国的关系出现问题，往往产生损害到发展和安全的严重后果。今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压力明显加大，复杂性的一面进一步显现。面对中美关系事端频发的不稳定状态，我国在正视现实，承认中美结构性分岐长期存在的基础上，为化解纷争展开了高层战略对话和协商，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排除两国关系的干扰，维持了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不断深化，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同时还保持了中欧关系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巩固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改善民意基础。加强同新兴大国的协调与合作。

四是深化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今年我国在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安全、能源及多领域合作得以切实推进。此外，通过推进多边区域合作还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上的互信。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将在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两岸之间的ECFA签署生效，建立中日韩东亚自由贸易区成为谈判议题。在区域安全合作上，今年我国在哈萨克斯坦参加了上合组织举行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促进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关系及在反恐和维持地区安全稳定上的密切合作。但与一些海上邻国的领土和权益争端问题迄今尚未得到解决，其中包括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尤其是南沙群岛领土争端，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东海大陆架的划界和东海油气开发等问题上的争端。一些领土争端有日趋国际化的倾向，某些外部大国和地区多边组织介入其中，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五是积极参与解决热点和全球性问题。金融危机后，我国不仅积极推动国际经济重建和国际体系的调整，我们还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伊核、朝核问题会谈，支持周边国家政府稳定国内政局的努力，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防核扩散、能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主动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中国还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既从自身做起，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发挥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