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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礼智信”与建构共同价值观
2007-08-07 07:43:00　作者:　来源:
“仁义礼智信”与建构共同价值观
王殿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的纷争已有百余年历史，对待“仁义礼智信”也必然是见仁见智。在20世纪的前八十年，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一直是被否定、批判、打倒和革命的对象。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1992年中国确定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文化发展战略从“革命”转向了建设，以往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道德的习惯思维定势，也随着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有糟粕也有精华，而精华多于糟粕；对待传统文化与道德要坚持批判与继承，而批判是手段，继承是目的，两者不能颠倒；对待本民族的文化不能“革命”，只能建设等等，这些新的文化思维正在被国人所接纳。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仁义礼智信”，就容易心平气和与客观公正。在此，仅从“仁义礼智信”与建构共同价值观的向度，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指正。
必须用历史发展观对待“仁义礼智信”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出过做人的三个标准，即智、仁、勇“三达德”，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然而，孔子有生之年，为之奋斗的伦理道德，是“礼”。
从公元前21世纪，就有了原始礼仪。周代以礼乐治天下，“周礼”的建设与发展前后八百余年。早于孔子百余年的齐国管仲，提出“四维”即“礼、义、廉、耻”，以礼为首，这些都是孔子所直接继承的伦理智慧。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是对中华伦理智慧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一生从礼、崇礼，对礼的建设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以至对后世中华礼仪之邦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孔子，幼年“入太庙，每事问”。后来他“入周问礼”，“吾从周”。
孔子，面对“礼崩乐坏”，提出了“克己复礼”和“礼失而求诸野”。
孔子提出“富而好礼”和“礼之用，和为贵”，指出了礼的产生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联系，而且凸现了礼的社会价值，礼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和谐。
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学礼，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文明之根。
孔子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将礼置于首要地位。
孔子强调学生要“博文约礼”，用礼的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并且能够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境界。他认为一个人能够用礼来约束或规范自己的言行之时，他也就很自然地遵守纪律和法律，这就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提出了“仁”，但在他一生所推行的道德是“礼”，也就是说，“仁”并没有成为当时人们共识与实践的道德规范。然而，孔子在“仁”与“礼”的关系上，确有重要贡献，他的“内仁外礼”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将“礼”融入“仁”中，使人的情感成为“循礼”的内在动因。这种外在与内在的和谐、内化与外化的统一，是孔子对礼的理论升华的突出贡献，成为中国建设“礼仪之邦”的理论依据，为当今礼的教育与礼的建设提供了参照。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德”，是对儒家伦理的新整合。其中，以“仁”为首，“义”为次，“礼”从首位降到第三，“智”也从孔子“三达德”之首，退居到末位。
汉代董仲舒，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上增加“信”德，表明当时“信”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生活准则和社会发展需要。从此，“仁、义、礼、智、信”推为“五常”，成为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它将儒家伦理推向了新高度，并统领我国伦理道德教化与建设两千年。
虽然，汉代“五常”是被官方认定、推向社会并影响深远的道德规范。但是自汉至唐，先后提出以“孝”治国，推行“举孝廉”的“吏制”，“孝”与“廉”这两种道德规范日益受到新的关注。因此，到了宋代，又有了“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其中再次恢复了管仲提出的“四维”，去掉了“仁”，增加了“孝”、“悌”与“忠”，将家族道德置于首位，“家”乃国之基。有了纵向的“父慈子孝”，又有了横向的“兄友弟恭”，建构一个纵横交错的家庭伦理十字架，就可实现“家和万事兴”。宋代从“家”与“国”的辩证关系上，突出“孝悌”，并将其置于“忠信”的前面，是一种审时度势的创造。这“八德”是宋代对中华道德的新建构，是对儒家伦理、中华道德的新发展，它一直影响到明清，以致影响到朝鲜、韩国等东亚各国。
从清末到民初，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认为，道德是中国之长项，只要推陈出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
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孝、悌、忠、信”这“四德”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这是“中体西用”、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杰作。新“八德”，调整了“孝”与“忠”，“家”与“国”的位置，表明民族和国家观念，高于家族的观念，既是对古人“教孝即教忠”的继承，也适应了现代“国家至上”的价值观。
孙中山立足中国、面对世界，将“忠”，也就是将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放在首位，建构“以国为本”的中华伦理道德观，是顺乎历史潮流，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新“八德”再次强调“仁”并加入了“爱”，将两者相连，既突出了儒家的“仁爱”，又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博爱”。国民党在“八德”的基础上，加上了“礼义廉耻”，统称“四维八德”，在台湾沿用至今。
中华道德发展的历程表明：
以孟子“五伦”为标志，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观。
宋代以“八德”为标志，形成了“以家为本”的伦理道德观，
孙中山以新“八德”为标志，形成了“以国为本”的伦理道德观。
这“三个为本”经历了三千年。分别成为不同时期道德教化的着重点，反映了不同时代及其发展对道德发展的必然要求。道德是历史的产物，又推动历史的不断进步。
而今，中国又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人”、“家”、“国”，这“三个为本”在当代的辩证统一，必将对反映当今人际关系的新伦理、新道德，做出新的概括，从而建构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新道德，在新的千年推动中华道德有个新的发展。
历史进程表明，道德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基本道德规范数量的增减，也包括每个道德规范在不同历史时期自身内涵的丰富与发展。
一些恒久不变的道德规范，是由人类社会生活长久不变的内容决定的，即使这些似乎“千古不变”、相对稳定的道德规范，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自己的内涵。因此，每个历史时代的中国人，都有继承前人道德智慧的责任，又有“推陈出新”发展中华道德的义务。
每个时代的道德规范，都是当时占统治地位思想意识的内核，既有时代的需要性，也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因此，对待中华传统道德，既要考察其各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更要重视其跨越时空和超越偏见的历史普遍性。我们长期以来对于以“五常”为代表的中华传统道德，进行阶级分析、大加批判和全盘否定，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如今，应在反思的基础上，更多地着眼于继承弘扬中华文化精华，复兴中华文化，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进行新的思考与创新。
“仁义礼智信”与中国核心价值观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核心价值观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核心价值观，也就是不能没有核心道德，因为它是治国安邦之纲。两千余年中华道德发展历史表明，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偏见的核心道德，就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因而，道德建设与发展的实质，就是核心价值的建设与发展。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如何从众多中华传统美德当中，精选和确定一些适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易于青少年所接受，又能成为易记利行、人人皆知、“化民成俗”的美德，是一项重要历史任务。
古今中外，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背后都是核心道德或是核心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所有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与取代，都是核心道德或是核心价值观的冲击与取代。
我国历史上形成的核心道德，就是中国和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作为常“道”，在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中，担当了中华民族核心道德的功能，它是我国传统道德之纲，它牵动、影响和辐射着整个社会道德规范体系，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这五个核心道德，对于确定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路向，锤炼民族性格，培育中华精神，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正是由于中华精神的力量，支撑中华民族才能长存不亡，衰而复兴，在多灾多难中始终奋进不止。
因此，研究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建构当代国家共同价值观，值得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仁义礼智信”的内涵要现代转化
党和政府要组织力量开展研究，对“仁义礼智信”逐个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作为建构国家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一种参照。
这里仅以“仁”为例。
“仁”与“以人为本”有内在联系。
“仁者，爱人”，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的体现。
“仁”是人所以为人的道理，是人性的体现。
“仁”是人类的爱心，是关心人、体谅人、照顾人、包容人。
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肯定会有良好品德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一定会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
早在抗战时期，我党就对承扬“仁义”二德，赋予了新的内涵：“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
而今，党和政府提出的“以人为本”，胡锦涛同志主张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等，都是仁德之体现。
参照“仁义礼智信”建构国家共同价值观
“仁义礼智信”曾经是韩国的治国之纲。至今，它还展现在汉城（首尔）的主要建筑上。汉城的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各自名称如下：东大门是“兴仁门”、西大门是“敦义门”、南大门是“崇礼门”、北大门是“弘智门”，韩国的“仁义礼智”正是孟子“四德”。独具匠心的是，建筑在汉城市中心的“钟楼”，被誉名为“普信阁”，这“信”与“四
德”合起来，就源自汉代儒家提出的“五常”。
新加坡政府于1990年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国家五大共同价值观：
(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这五大共同价值观，就是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一再强调的“东方价值观”、“儒家价值观”、“亚洲价值观”和“东亚价值观”的具体化。是经过二十余年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即“文化再生运动”的结晶。它使东方价值观所固有的强大生命力，在现代社会再显神通。
参考我国历史和当代东亚的经验，初拟我国的五大共同价值观：
施仁政得民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小康……）
持正义兴天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法制社会……）
崇礼仪序国家（人际和谐，建设礼仪之邦……）
明智德弘理性（治国大智慧、科学发展观、理性的民族、理性的社会……）
普信德百姓宁（普天之下讲信用，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宁……）
这五大共同价值观，首先要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座右铭，并成为干部队伍建设的核心标准。上行下效，示范于天下。其次,各行各业都要将这共同价值观加以具体化,并长期实施。第三，要将这共同价值观，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人民广泛而长期的宣传。第四，将其纳入“十一五”规划，进行长远战略研究，这是新世纪前五十年的一项基础建设，是两三代人的工程。
建构共同价值观要立法和普及
建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进而以共同价值观为纲，建构新的道德规范体系，要听取各方专家与权威的意见，更重要的是听取和尊重人民大众的意见。人民大众不仅仅是被教育者，应当主要是建设者，他们要参与共同价值观和新道德体系的论证和建设。
（一）要立法
对能否建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要开展群众大讨论，将共同意见与方案汇总，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经过法律程序定为国家共同价值观。
（二）文以载道
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文化是价值观的载体。要通过各种群众性文化活动，让人民大众实践与建设共同价值观。要将中华传统美德的承扬，融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动之中。要研究和创新中国历史上最能“化民成俗”的大众化活动。中国年节是历史文化积淀，是通过多种形式展现世人的向往与追求，宣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的群众性、社会性极强的活动。过中国年节为集中进行历史、文化、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教育资源和环境，也是人民大众参与建设共同价值观的有效载体。中国节日问题是近些年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都十分关心的议题，其深层反映的是传统与现代、民间与官方、民族与国家、文化（价值）与器用（效率）的大问题，因此，不仅要大力提倡过中国年节，而且要有理性思考。
（三）普及中华文化“经典”
中华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不仅是我国学术思想的历史渊源，而且是国人修身经世之本，其价值永恒不朽，历久而弥新。
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经典，这些经典之中又都包括着中华伦理道德与民族精神，是当今道德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就需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而需要学习和普及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知之甚少以至无知，何谈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美德。
要理解“仁义礼智信”，至少要读一读“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四书”是儒家伦理教科书。儒家伦理道德的内涵，都在“四书”之中。要理解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需要从读“四书”开始。
“四书”能使人体认中华文化的精髓，了解中国五千年立国的中心精神，肯定人性的尊严，确定人生目标和进德修业的准绳，鼓舞人奋发向上，培养完善的人格和提升处世的能力。
《论语》主“仁”。在书中，孔子提出了智、仁、勇“三达德”、“主忠信”和“内仁外礼”之学。“仁”字在书中就出现105次。
《孟子》主“义”。在书中，孟子提出了“仁义礼智”“四德”，为汉代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奠定了基础。
《中庸》主“中道”和“诚德”，为中国人奠定了人生哲学。
《大学》主“修身”，内修于己，外施于人，为中国人指出了“修、齐、治、平”，实现人生价值的路径。
西方人将《圣经》作为人生宝典，东方人将《论语》作为自己的“圣经”，当代中国人应当将读“四书”作为人生必修的教科书。
当今，我国一批有远见的企业家，在全面学习西方管理经验之后，发现西方企业文化的背后是西方基督教文明，是麦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的企业管理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要以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为依托，他们开始向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回归。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有业绩、有影响的中国民族企业的文化、理念与精神，都来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继承与弘扬、开发与创新。有330余年历史的“同仁堂”就是代表。大连万达集团将2005年定为《论语》年，全体员工学习《论语》，从中华文化经典中开发智慧，寻求力量。一大批现代企业家自动组织起来读中国“经典”，将推动一大批从来没有读过“经典”的党政领导干部急起直追，进而带动整个社会对中国文化新的自觉、自尊与自信。可以预见，这种趋势在今后会有大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领域对中国文化的新认同与新需求，将从根本上提升中国文化的质量和影响，为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添动力。它需要党和政府的因势利导。
培育未成年人的核心价值观应是一项文化发展战略
继承和弘扬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是一种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这种培育需要一两代人的坚持不懈。因为，要使得一两代人具备这种价值观，它至少需要五十年。因此，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要把培育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点，放在未成年人身上，使他们从小就亲近中华文化，继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近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各级各类学校开始重视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但是，此项教育仍然处在一般号召的层面，还没有从长远战略高度出发，使其“名正言顺”地进入学校的“体内循环”。对于究竟应该进行哪些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对于如何构建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内容的新体系，对于如何使中华传统美德真正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还需要有一个获得共识并有权威性的全国总设计方案。
（一）要明确学校教育的历史责任
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中国的学校教育一切责任的内核，丧失了这个内核是最不负责任的学校教育，因而不再是中国的学校教育。
落实这一内核的任务，是向学生传授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体系，进而真正提升他们的人文与思想道德素质，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二）要将中华“经典”列为必修课
要让新一代中国人从小接触中华文化“经典”，了解中华文化精华。这既是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培育，又是中华精神与价值观的教育。
自宋代以来，儒家经典“四书”就成为学校的教科书。
台湾省自1953年至2003年五十年间，在中学一直将“四书”作为中国文化必修的基础课程，使得18岁至68岁曾经接受过高级中学教育的人，都系统读过“四书”，这种教育并未影响台湾的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而且为三代人认同自己是炎黄子孙打下牢固的思想文化根基。在这项中华文化基础教育方面，大陆与台湾相比是值得反思的。
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党和政府提倡弘扬中华文化，在人民大众当中逐步摆脱西化的思想禁锢，重新挺直中华文化的脊梁，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文化热，转向了20世纪90年代的东方文化热。进入21世纪，中国人逐步意识到，没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年，中国文化经典被赶出学校，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变革的产物，尽管当时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也带来中国文化断裂和降低国人文化素养的严重后果。
近十年来，在中国内地民间与教育界兴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国学启蒙”、“经典诵读”活动。经典教育应当贯穿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应当按照学生的年龄特征，不同学习阶段加以连续而科学的设计，小学重在“背诵”、中学侧重“读讲”、大学着眼“运用”。目前，至少有三四百万青少年，正在通过各种形式诵读“经典”，而且成为海峡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面对如此大好形势，必须因势利导，由政府出面将中华“经典”，重新纳入学校的正式课程。它将是党和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战略上的一项重大举措。
（三）要立项研究由点到面地推广
对未成年人进行中华美德教育，是一项“百年树人”的战略工程，需要有战略规划，需要有理论上的研究与建设。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在大中小学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实验研究，已历经12个年头。“八五”期间在北京选择了三个区县，在100所大中小学的4万余名学生中进行了前期教育实验，“九五”和“十五”期间，以“学校中华美德教育与社区道德建互动研究”为题，被立项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先后在北京、山东、黑龙江、南京、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和四川等省市，选择400余所大中小学作为教育实验学校，有60余万学生参与和接受了此项教育。教育实验效果较好，也取得一些实践经验。
建议党和政府对于类似的教育实验研究，给予总结、支持，并进一步充实力量，创造条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一批坚持数年、效果显著、经验丰富的学校、县市、地区，作为相对稳定的实验基地，以点带面，逐步推广，稳扎稳打，坚持数年，必有大的成效。
编辑： 孙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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