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中国在孔子遗产里痛苦挣扎 

　　许小年 著名经济学家

　　2011年1月11日，一座总高为9.5米的孔子青铜雕像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天安门地区又添文化新地标。

　　看到这条消息后，笔者发了条微博：“孔子被批60年，这铜像算是‘平反昭雪’么？看来仅有GDP还是不行，一个民族要有精神和思想的认同，否则就会散掉。但认同谁呢？马克思还是孔子？”改革开放30多年后，华夏民族碰上了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意味着在不触动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在经济层面上迅速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较其他转型国家政府更多的职能。然而强势政府如同双刃剑，一方面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稳定，使中国免受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之苦；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制约，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成为带有自身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

　　这样的裁判对社会公平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机会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过去两千年中困扰中国社会的痼疾再次显现，人们自然想到用同样悠久的儒家学说去应对。

　　与经济的繁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思想的贫乏，生于“礼崩乐坏”时代的孔夫子勉为其难，再次披挂上阵。

　　孔子会发现，这一次赋予他的使命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他要为现代人找到新的核心价值观，并为他们的精神寻求新的寄托。核心价值观是现代社会秩序和游戏规则的伦理基础，社会精神则要满足现代人对人生意义的探求。毕竟小康生活只是延续生命的手段，对于亘古不变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温饱加深而不是缓解了精神上的焦虑。

　　孔子会发现，他所建立的儒家学说和现代的普世价值观既有相容也有冲突之处。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孟子讲“民贵君轻”，与尊重个人权利的现代观念不无呼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失为朴素的理性主义。但在如何达成“仁”上，孔子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人特别是社会精英如君主和君子的自觉上。欲使“仁”成为他们的自觉，儒学就要成为他们的信仰。

　　现代社会却是多元的，既有利益的多元，也有信仰的多元，帝王不可能再“独尊儒术”，教皇也不能以基督的名义号令天下。在现代社会中，信仰是个人的私事，必须允许不同的信仰和平共存，允许儒、佛、道、基督、伊斯兰等宗教以及无神论的和平共存。要想在多重信仰的环境中建立一致认同的游戏规则，现代社会需要跨出重要的、也是儒家从未思考过的一步——私域和公域的分离，或者信仰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分离。

　　信仰将被当作个人事务，完全留在私域中，公域中的机构特别是政府并不干涉私域中的活动，这就是宪法所保证的公民信仰自由。公域的构建则需要从不同的信仰中，抽取共同的交集，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得到全体社会成员自觉和自愿的认同。用中国人的话讲，构建公域的原则就是“求同存异”。

　　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以个人为中心，主张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权利，每个人是他自己的主人，任何人不得也不可能以任何名义决定他人的命运。儒家在个人权利上没有也不可能像现代人这样彻底，例如“小人”的权利就与君子的不同，妇女的权利就和男人的相异。

　　崇尚个人权利不会形成隔绝、分散的“个人孤岛”，市场经济消除了个人之间的冷漠。在为他人生产的市场经济中，企业要想卖掉自己的产品赚钱，必先满足他人的需求，利已必先利他。市场假借人的利已之心为社会服务，这是斯密的伟大发现。孔子讲“克已复礼”，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不必克已，克己是不自然的，依靠克己维持的社会秩序因此是非常脆弱的。

　　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私欲的膨胀从外部受到法律的制约。为了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全体社会成员同意建立一组游戏规则——法律，协调个人的活动，裁决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法律是众多平等的个人签订的契约，而不是君王规范臣民行为的律令。法律具有强制力，而儒家一味宣扬的道德只具精神的感召力。人是奇特的动物，“一半为天使，一半为野兽”，驯服野兽靠皮鞭——强制执行的法律，而儒家的失算就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假设上。

　　回顾历史，孔子会发现，传统其实并不在他一边。虽说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祭上神坛的是董仲舒修改过的儒学，而不是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董仲舒抽掉了民权，保留了秩序，儒学就此变为君王的统治术。对此汉宣帝讲得再清楚不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王道就是讲仁义道德的儒家，霸道就是讲强权政治的法家。在寻找现代社会认同时，人们应特别关注早期儒家，即孔孟的、没有被阉割的儒家。

　　从早期儒家的民贵君轻思想到现代的权利与自由，其间有着太多的断裂链条，一一拾缀补齐，起码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重竖一尊铜像容易，重塑民族精神难。

　　孔子带着他一贯的宽厚笑容，正注视着现代人在他的伟大遗产上痛苦地挣扎。

　　===============================
　　周泽雄：孔子塑像的可疑意义

　　周泽雄 自由撰稿人

　　一座总高为9.5米的孔子青铜塑像，近日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背对着博物馆主体建筑，正对着东长安街。

　　或许，这是一个不必引起非议的文化行为。即使中华历史人物中只有一位配得上青铜塑像，文化影响力足与佛陀、苏格拉底、耶稣并列的孔子，亦属不二之选。别说正对长安街，改天我们把孔子像弄到月球上去，国人大概也会訇然叫好。

　　话说回来，即使在我们的文化先贤中挑一位最不必急于立碑塑像的人物，同样非孔子莫属。理由很简单：孔子塑像还少吗？中国各地有着不胜其数的孔庙文庙（两者大体是一回事），其中任一座都巍然矗立着“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清顺治二年（1645年）给孔子的加封〕双手交叠的蔼然形象。更别提初建于公元前478年、占地面积近十万平方米的曲阜孔庙了，其无可替代的历史、文化地位，足以使建在任一地方的孔子塑像，显得意思不大。

　　然而，由于孔子的独一无二性，一尊乍看之下最乏意趣的塑像，仍可能被人强行赋予意义。我上网找到了这尊孔子塑像的照片，也许与拍摄角度和我的审美观感有关，孔子的面貌虽然和蔼，但也意外地呈现某种呆滞之相。这并不重要（众所周知，生活中的孔子聪明绝伦），重要的是，孔子的体量有一种极尽夸饰之能事的魁伟，雕塑家似乎意在纠正“泰山其颓，哲人其萎”的印象，他选择的人物原型（如果他还有个原型的话），似乎是一名身高1.75米、体重两百公斤的超级壮汉，与孔子传闻中的“长人”形象格格不入。

　　可见，还原真实的孔子并非创作者的初衷，他只是可着劲地寄托理想、抟塑精神，竭力使那数吨青铜挥发出原子裂变般的文化大义。简而言之，我看到的乃是一个高度概念化的孔子，我从中无法感受孔子博雅风趣、通脱可爱的性格特征，相反，作者试图把一股游离于真实孔子之外的儒教影响力，强行灌注在青铜中，以期达到某种令人憬然生敬、瞿然生畏的风教效果。所谓风教效果，也就是距艺术最远的那种效果。

　　谈论孔子，与谈论其他文化贤哲有一个本质不同。历来存在着两个孔子，一个是真实的孔子，我们通过其弟子辑录的《论语》，可以想见他的非凡思想和有趣言行；另一个则是被奉为“万世师表”的“大圣先师”，其功用甚至被古人夸张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变态地步。这后一个孔子，不仅牵连着作为诸子学派之一的儒家，更关联着象征古中华最高意识形态的儒教。就前一个孔子而言，不过是约与老庄并列的先秦巨子，其伟大固然不遑多让，却毕竟不具备思想上的垄断性和排他性。而后一个孔子，简直具有某种宗教始祖鸟的超凡能力，其派生的思想、观念，以近乎无所不在的方式统摄了古人，也在相当程度上凝聚并代表了中华古文明本身。

　　儒学的发展光大对于兴盛古中华文明所起的突出贡献，不应抹煞也无从抹煞，但这不等于儒学会以同样的能量推进当代中华文明。好比说，我们应该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古代思想怀有理解和尊重，但这绝不等于我们还得对它加以借鉴和继承。儒家思想依托于古代国家制度，如陈寅恪先生所言，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已）无所凭依”。

　　古之君子日常言动中的儒学，与今之君子载诸笔墨的儒学，不宜等量齐观。我们的古人无从获得对现代人显得尤为要紧的民主、科学、宪政等观念，他们视儒学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先进思想，不仅情有可原，还是顺理成章的。由于时隔势禁，今人对儒学的认识早已无法进入古人情境，有人倘若视时代、制度和观念上的种种巨变于不顾，以一副假天真的模样，继续假定儒学复兴仍然会有助于我们的民族振兴——理由仅仅是：儒学曾经灿烂过我们——不过是销售一种文化“打鸡血”的偏方而已。

　　儒家学说包含大量优秀思想，其中的“仁、义、礼、智、信”，只要稍加挪移，也可完美地用于今天，身为中国人，我们没有理由不对此加以固守和传承。但是，继承儒家思想的先进性是一回事，继续赋予儒学以某种准国教的地位、放任其意识形态化，则是另一回事。衡诸今日人类获得的文明思想，强行抬升某种往昔学说的地位，不啻为观念上的蒙昧和倒退。

　　中国多一尊孔子像，原不值得大惊小怪，前提是，设置者最好别太过张皇其义。孔子是伟大的，也是可爱的，我愿意相信，孔子会以其特具的文化魔力，遥遥地滋养着吾族吾民，但我非常不愿看到，孔子的功用重新得到神化。这不会是孔子的福音，也不可能是吾人的福音。这会是谁的福音呢？我不知道，也不打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