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的方法:韩三洲：且看徐梵澄知人论世1

　　正在读一本用日记体裁记述的《梵澄先生》，觉得饶有兴味。由于淡泊宁静、不事张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位东方哲学大家的徐梵澄先生，据身后的讣告了解，先生是湖南省长沙人，出生于1909年，病逝于2000年，上小学时毛泽东教过他几年地理，年轻时听鲁迅演讲受到教益，开始建立联系并成为他的弟子。1929年8月赴德国留学。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攻读艺术史专业，练习木刻艺术，并创作一幅中年鲁迅像，被誉为中国新兴版画创作第一人。1934年翻译出版了尼采的《苏鲁支语录》等著作。1945年初，他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派，参与中印文化交流，到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任教他致力于研究精神哲学，直到30多年后的1978年才回到祖国，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有人总结他的学术贡献为三方面，一是为我国最早的尼采哲学思想的翻译者和研究者；二是为系统翻译介绍印度古代精神文化典籍《奥义书》的先驱者；三是为印度三圣之一“圣哲”室利·阿罗频多思想的研究者和传播者。

　　而日记的记述者扬之水（赵丽雅）女史，现在的声名却远远大于梵澄先生了，因为她曾任十年《读书》杂志编辑，后到社科院文学所人研究院，有《诗经名物新证》、《古诗文名物新证》以及《终朝采蓝》等著作，都是旧书网上喊价很高的书品。这“日记中的梵澄先生”都是20多年前日记主人的在联系作者时的有闻必录，记录下了一位学问家在生活中与书与人相关的琐细微末与叙述评判。读她择选的当年与徐梵澄交往的日记，可让读者了解到作为一个哲人在私下交流时是如何知人论世的。

　　作为海外游子，徐梵澄滞留异域达30余年，你若问他印度好吗？他的回答是一句很简洁的高度概括：“不好。在印度有一句话，说是印度只有三种人，圣人、小偷、骗子。”先生当年去国，是蒋介石到印度访问，欲与之修好，答应派两位教授去讲学而成行的，同行者为后来的敦煌学专家常任侠，但二人下飞机后便反目了，因为常的思想左倾，徐无党无派，但决不左向，于是各奔前程。有一种说法，徐梵澄提出返国的条件，就是要在国内出书，如果大陆不接受，他回去台湾的。但徐本人说到了印度之后，两相比较，觉得共产党要比国民党好，大陆也远比台湾稳定才回来的。不过，回国后的种种的情形也很令他失望，除了给个宗教所研究员的职称外，基本上就弃之不用了，几部书稿压在几家出版社，几年都没有音信。不过，在先生过世几年后，倒是出版了一套煌煌十六卷的文集。

　　当年在德国留学时，徐梵澄与贺麟、冯至是海德贝格的老同学。贺麟晚年入党了，徐曾写信庆贺。日记主人问徐，你问什么不入党？答曰：“贺不甘寂寞，而我，甘于寂寞。”冯友兰与贺麟，都曾在国民党出资办的西洋哲学名著翻译会做事。贺麟去世后，徐梵澄才将几次欲言又止“对他不住”的一件往事讲出，原来在重庆的时候，蒋介石曾欲笼络一批留德派，让人找到徐梵澄，想将他引荐给陈布雷，先生坚决推辞，说可以去找贺麟，此时贺刚刚出版了一本介绍德国三个哲学家的小册子，陈大为欣赏，于是蒋介石大笔一挥批了一大笔资金，成立了一个学术委员会，来由贺负责，此事也一直成为贺麟以后说不清、道不白的历史问题。先生说：“是我一手把他推上去的呀！”但先生认为贺麟并没有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操守。

　　作为弟子，徐梵澄对鲁迅十分推崇，谈起尼采《苏鲁支语录》的翻译经过，说鲁迅先生办事极是爽快，而且非常负责，他的译稿是鲁迅推荐给郑振铎的，郑当时手中已经有了一部译好的稿子，却放过不用，接受了徐的译稿，而那时他刚动笔，是译好一卷交出一卷，他认为“这是鲁迅先生的面子吧。”说起与许广平的一些不愉快，他说每次去看鲁迅谈话时，许广平总是离开的，“我们谈的，她不懂。”问他，“鲁迅先生怎么这样好骂？”梵澄解释：鲁迅待人太厚道了。厚道是正，一遇到邪，未免就不能容，当然骂起来了。随便举一个小例，一次到鲁迅先生家里去，保姆抱了海婴在一边玩，我在屋里走来走去地发议论，先生只是听，却突然很严肃地哼了一下，保姆抱着就海婴走了，原来孩子患了感冒在一旁不断地咳嗽，先生是怕传染我啊！徐回忆当初与鲁迅一起探讨学问的情形，可惜后来再没有这样的人了。他说不信轮回，却信因果，因果即缘。他与鲁迅也是缘，两人所读的书，多有相同者。先生叹服鲁迅的国学根柢，道他“学问深呵！”说他们虽一浙江，一湖南，但识见每每相合。问他是不是觉得世无知音了？先生点头叹息而已。

　　不仅是世无知音了，而且还有着今人不如古人感慨，因为古人做学问能到一个高的境界，缘其纯也。徐还以故事譬之，唐朝的康昆仑弹得一手好琵琶，有人拜师，先奏一曲，康止之曰：若已不可教，以所弹有胡音之故也。放眼今日，已是遍地“胡音”了，再求境界，不可得矣。或问：“没有能代表我们这一时代的大家出，不是太悲哀了吗？”

　　——那只是一方面。现在老百姓人人有饭吃，这是了不得的成就，历史还没有、或者很少有哪一王朝达到这种程度。作诗作文到底比不上吃饭重要。而且现在是普遍的提高。全民族素质提高一寸，就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

　　作为哲人，免不了会对人谈起对别的哲学家看法，对《读书》杂志刊载不少介绍冯友兰的文章，徐梵澄说冯“毕生也只是一个哲学教授，称不上哲学家，更称不上哲人。孔子是哲人，苏格拉底是哲人。”还说他阿世是一贯的，在重庆时就为蒋介石政府捧场，到了文革时期，一点也不“哲”了。后来写了一本《三松堂自述》，很诚恳地检讨。“那更不必，要就不做，做了，又何必检讨？总是不甘寂寞罢了。”问：“贺麟是哲人吗？”答：“贺麟可以说是哲学家，他有一些自己的东西。”不过，对于多年来远离祖国的人来说，徐梵澄对现代中国也有“隔”的地方，如对冯至、贺麟在文革时期的遭遇，他说，你们去干校，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锻炼一下筋骨，没有什么特别苦呀。直到看了别人回忆文章，才明白一点那时候的情景。

　　徐梵澄一生未婚，可以说是纯粹为学术为思想而生而死的人生。正如日记中所记述的他的话：他的一生也没有匡世救国的心，不过求学问，求真理，一日不懈此志罢了！说着，又引用了鲁迅的那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他说，他走的是自己的路！（原载《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