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普宽带维修电话:中国信息安全的巨大隐患——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采取防范措施

中国信息安全的巨大隐患

——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采取防范措施

        下面三篇文章，系列报道日本的“日立公司”掌控数据存储技术和市场，并与全球的几大数据存储公司形成联盟格局（隐形垄断），从而对中国信息存储产业的影响与危害的。他们通过中国私人买办公司（如：“北京长远智杨公司的总经理法人代表石峰）暗中渗入到中国信息产业核心领域，特别是对中国金融信息安全领域的渗入，使得我国面临巨大的隐患和风险。

     现根据三篇文章的内容归纳及建议如下：

一、数据存储设备广泛用于政府、军队、金融等国家一些关键领域，但我国这些重要领域所使用的信息存储产品全都依赖外国几家跨国公司，如：日立、IBM、惠普等国际巨头。而数据存储相当于国家信息产业的神经中枢，这些跨国公司垄断我国市场，造成我国一些关键性领域的安全和风险增加。

二、数据存储是国家信息安全的基石，而“日立公司”通过中国个体私营公司销售其产品，曲线进入中国信息安全核心领域，同时，存在着商业贿赂的嫌疑。事实上，日本的日立公司在中国有数百家自己的企业，他不用自己的公司，却是用中国的一些私营公司进行商业公关。

三、中国目前数据存储产品销售渠道非常混乱，并且没有设置相关信息存储产业安全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制度体系避免关系到国家安全的信息数据泄漏。“日立公司”等外国企业通过中国私营企业代理，直接掌控产品销售、系统维护、软件升级、维修更换等相关业务，这样会导致外国政府、间谍机构通过这样的渠道掌握我国的国家机密情报。

四、日立公司等外国跨国公司已经完全垄断了中国信息存储的所有市场，从而影响我们数据存储产业的培育与发展，使得我国数据存储产业及国家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事实上，数据存储在现代信息社会中，相当一个国家的大脑，如此重要的产业被外国公司（甚至外国政府）所控制，后果不堪设想。

五、建议中国政府相关部门采取联合措施，规范数据存储产品的销售和服务体系。同时，支持中国的大型企业进入数据存储产业这一领域，如：华为、中兴，大唐等公司。这样，一方面形成一道安全防火墙，有效保障客户信息，避免国家机密泄漏，维持国家经济、军事和政府安全；另一方面，促进我国数据存储产业的培育与发展。

日本财团的政经角色

-----------从“钓鱼岛争端”到“中国金融安全”

文/余启阳

在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中，从领土争端到经济安全，我们常常忽视了日本财团在事件背后的利益纠葛与幕后作用。这次发生在钓鱼岛的扣船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中日关系问题，让我们重新审视和挖掘日本财团在中日政治、经济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谁挑动了“钓鱼岛争端”

　　2004年7月7日，正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67年纪念日，日方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派出调查船逼近中国“春晓”油汽田，进行为期3个月的所谓“勘探调查”。此前4个月，日本曾扣押了登上钓鱼岛的7位中国勇士，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抗议。

一个月后的8月7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为确保蕴藏着矿物资源的大陆架的权益而尽早划定大陆架”的基本方针。与此前进行大陆架调查相同，日本政府再一次启动了“官民一体”的机制。资料显示，日本“芙蓉石油开发株式会社”是试图开采东海油气田最积极的企业，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一直在向政府要求授予试开采矿业权。

　  正是在2004年，日本石油资源开发株式会社收购了“芙蓉石油开发株式会社”，并进一步整合芙蓉旗下的矿区，取名“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公司”，成为日本政府间接控股的一家上市公司，日本石油公团持有49.94%的股份。此后，公司更名为“尖阁石油开发株式会社”。“尖阁列岛”正是日本人对钓鱼岛的称呼。

　　资料显示，芙蓉石油开发株式会社是富士财团(又称芙蓉财团)的丸红株式会社(综合商社)下属企业。丸红株式会社这家日本综合商社并不为中国人熟悉，人们更多关注日本政府在钓鱼岛和东海争端的态度与动作，常常忽略了背后日本财团的意志和能量。

　　事实上，日本的大政方针更多是由财界主导、政界参与制定的。特别是日本的综合商社在社会经济与国际政治中，扮演了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可参见白益民最新著作《瞄准日本财团》)。

台湾问题背后的日本“财界人”

　　日本财界领袖级人物永野重雄曾对“财界人”下过一个定义：“自己不能搞政治就派代理人去搞。有这种力量的就是财界人。”正如永野所言，财界成为了事实上主导日本社会经济的“商人幕府”。 如1955年鸠山政权的倒台，源于时任经团联会长的石坂等财界主流的极力反对。

　　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日本财团是如何在政治上发挥能量的？除了在本土外，还在中国台湾地区得到充分体现。如，中国台湾长荣财团的创始人张荣发早年曾为日本船商效力，因而与日本商界联系密切。1978年中国台湾“交通部”批准长荣海运公司开拓欧洲航线，其资本额75%来自日本富士财团的丸红(综合商社)。长荣海运则一再强调，该公司与丸红之间只是普通客户关系，还煞有介事地在1980年正式委托一家英国公共关系公司出面驳斥“不实谣言”。事有凑巧的是，《国际集装箱运输》杂志上刊登了一则文章，透露出美国信孚银行贷款给丸红，后由丸红转贷给长荣的内幕，岛内舆论顿时哗然。长荣航空公司购飞机，丸红也出马进行联贷，参与的日本银行达百余家，台湾本岛一些银行想给长荣提供贷款，却根本针插不进。

　　上世纪80年代，台湾长荣财团投入7000万台币成立“国家政策研究中心”，高薪网罗一些专家、教授，专门研究“台独”问题。中心成立后，所需经费全由长荣集团支付，研究出的“成果”直接送给李登辉参考。因此，与日本财团关系紧密的长荣财团“国家政策研究中心”，成为李登辉搞“台独”的“智囊团”。

富士财团的马前卒：丸红与日立

　　丸红是富士财团的综合商社，表面是一家巨无霸级的国际贸易公司，而背后都是财团的金融企业大量持股，实质上扮演着一个投资银行的角色。2006年5月19日，新华网刊发了一篇“日本丸红公司与中国的故事”的文章介绍说，丸红2006年对华贸易为80亿美元，已在中国设立了144家合资与独资企业。

　　鉴于中国对外资源的依赖逐步加深，2010年5月，丸红宣布，将加大在海外资源领域的投资力度。根据丸红商社下属的资源能源部门新增的投资计划，到2012年以前，将投入资金3000~3600亿日元，用于强化其在包括铁矿石、普通煤炭、镍、铜以及稀有金属等领域的控制。丸红还计划投入专门资金，加强贸易类人才的培养，以确保获得最大收益。

　　富士财团是日本的六大财团之一，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安田财阀而发展起来的。富士财团又称芙蓉集团，因为日本人称富士山为“芙蓉之峰”。

　　与三菱、三井、住友等财团相比，富士财团较为松散，但是丸红作为财团的综合商社，发挥着产业组织者的作用，将其有机地结合起来。目前，富士财团由29家大企业组成，其核心企业有丸红(商社)、富士银行、日立、佳能、日产汽车、日本钢管、札幌啤酒、日本精工、久保田等。

日立公司是富士财团的重要核心企业之一，其重点产业在装备制造领域，包括高铁、核电等，实际上是一家披着民用外衣的日本军工企业。同时，日立集团大力发展数字媒体产品、电子零部件、汽车零部件等基础技术产品事业领域。

　　根据2006年制定的“中国事业新战略”， 日立当年在中国市场实现70亿美元的销售额， 预计2010年度在中国市场的总销售额达到120亿美元。为此，日立(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冢田实在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称：“我要不遗余力地寻求日立在华130余家企业协作效应的最大化。”

　　多年来，日立在中国投资的130余家企业所开展的业务，涵盖了电力及工业设备系统、楼宇系统、城市交通系统、信息通信系统、医疗系统、电子消费产品、建设及资源开发系统、汽车系统与汽车系统材料、信息电子及面向数字家电零部件与材料等领域。

　　日立已将“社会创新(基础设施)事业”与为此提供支持的“基础技术产品事业”确立为日立集团在中国市场的重点业务领域。一旦这个领域被日立掌握，也就相当于中国城市的生活命脉几乎也就被掌控在日本人手中。

谁在触碰中国金融安全的基石？

　　数据存储被称为金融信息安全的奠基之石。2010年，日本日立集团旗下的日立数据系统公司(HDS)在中国数据存储领域有了大动作，主要是通过一家名为“北京长远智扬科技公司”(简称“长远智扬”)的私有企业，接近中国大型银行等金融企业。为此，7月1日，日立向“长远智扬”的法人代表及总经理石锋授予了中国区首批“白金合作伙伴”的资格。

　　资料显示，长远智扬注册资金100万元，目前客户群主要是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工行、建行、中行、农行)，主要产品为日立数据存储、IBM、HP、Sun服务器和管理软件，总部设在北京，在福州、厦门、香港、上海、南昌、长沙、济南、郑州等地设有办事处。注册资金不过百万元，事业规模却如此之大，令人称奇。

　　长远智扬的法人代表石锋，兼为北京融商电子货币工程集团驻福州办事处负责人。资料显示，北京融商电子货币工程集团创办于1993年，是国内首家从事电子货币工程的专业化公司，尤其得到了银行系统的普遍信任。融商集团全方位致力于金融电子化、系统集成和办公自动化等系统的建设，并且在计算机网络、银行专用机具的研制和推广。

　　在IT业内，大家都知道“全面三防的日立Simple Touch军工移动硬盘”。所谓移动硬盘就是小型数据储存器。日立这款硬盘的外形类似一辆奔跑中的装甲车的造型。在性能上，日立Hitachi Simple Touch除具备常用功能外，由于这是一款采用军工技术研制的军工级产品，它还拥有能够经受住一吨重的重压和防水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日立公司与美国的IBM公司关系密切。2001年7月9日，IBM公司、日立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日立数据系统宣布达成战略技术协议，扩展存储服务器之间的互操作协议。2002年6月，IBM以20.5亿美元将其硬盘生产部门出售给日立公司。交易完成后，日立公司与IBM共同建立一个硬盘合资公司，名为日立全球存储技术公司(Hitachi Global Storage Technologies)，日立拥有合资公司70%的股份。

　　事实上，无论是日本的日立还是美国的IBM，都属于军工型企业，他们的产业部门与军工部门有着密切联系。军工型企业日立为何在中国与注册资金只有100万元个体户式的小公司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数据存储这样一个重要的金融信息安全基石领域，却由“长远智扬”这样与日本军工型企业密切合作的小型私企来构筑，不禁让人对其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忧心忡忡。

丸红在中国干过的勾当

　　更有疑问的是，为什么日立公司在中国有众多办事处及上百家合资企业，却不通过自己的公司，偏要启用一家中国个体企业“长远智扬”向中国的金融巨头们推销自己的数据存储设备呢？对此我们不能妄下断言，但就《瞄准日本财团》一书作者白益民先生曾在日本综合商社工作12年的工作经验来看，这种行为不可不防。

　　丸红就曾给我们上过很好的一课。在《法制与新闻》月刊2001年12月号上，曾披露过这样一个案子：

　　1985年我国对北仑港电厂项目向国内外招标时，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等几家公司参与竞标。当时，丸红公司投标图纸上的某些数据并不符合招标书的要求。为了能顺利中标，丸红公司找到了项目的招标业主——浙江省电力局副局长方复明。

　　按照规定，方复明只负责审查此项工程的采购指标、技术条款等，其他方面则鞭长莫及。但是方复明找到了在竞标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副总经理刘连城，另一个是该公司进口处处长吴守仁。

　　方复明把刘连城和吴守仁推荐给了丸红公司，此后丸红公司在竞标路上一路绿灯。最终取得了北仑港项目的承揽权。

　　事后，丸红公司按照约定向方复明支付了16万美元。方复明留下8万美元，剩下的8万美元刘、吴二人平分。两人分次接收了贿款，吴守仁以“姚午鸿”的名义签收。

　　方复明后移居美国并取得美国国籍，但在中国大陆活动频繁，引起我国侦查人员注意。侦查人员发现，方复明多次在一些国家大型招投标项目过程中出入主管领导住所，行迹十分可疑。1999年方复明再次回到中国。侦查人员悄悄潜入他的房间，打开他的手提电脑，里面的内容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电脑中有500余份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国家机密文件。

　　侦查人员在电脑里还发现了一张表格，表中赫然记录着方复明计划行贿数百万美元，已支付50多万美元以及受贿人的签字收据等情况。 这实际上就是一张佣金分配表！

　　从这些资料看，侦查人员断定方复明近年来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一些外国公司做项目代理，通过巨额贿赂我国家工作人员，为外国公司刺探、收买有关工程项目的秘密和情报，从中收取顾问费。侦查人员没有贸然行动，迅速离开了宾馆。2000年2月28日，方复明再次回国后被扣押。

　　后来，侦查员从方复明处查获的签字收据，大部分署名与佣金分配表中受贿人的姓名不符。在调取笔迹进行比对后，发现“姚午鸿”的签字与吴守仁的字迹相同。提审吴守仁后，15年前日本丸红商社中标北仑港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刘连城也就此归案。

　　2001年10月，美籍华人方复明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审理。 据《法制与新闻》月刊2001年12月号报道，该案涉及诸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原水利部副部长查克明、7个厅局级、数个处级干部。

　　前车之鉴，足以为戒。对于日本财团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活动之种种，国人不可不防！

日立公司打造中国“白金暗道”

文/余启阳

《日本财团的政经角色》一文，披露了日本富士财团旗下的丸红公司曾经在钓鱼岛争端、中国台湾问题以及商业间谍案中扮演了“幕后角色”。文章作者经过暗中调查和对公开资料进行分析后认为，与丸红公司同属富士财团旗下的日立公司正在中国金融信息安全领域，发起“暗战”。

     作者以日立公司在中国的主要合作企业代理人石锋的经营活动为线索，梳理出一层层的关系网，从而揭示出了日立公司进入中国金融信息安全领域的一条“暗道”。

悄然进入中国金融信息安全领域

    2010年9月，中国金融业信息安全暨数据中心发展研讨会在广东珠海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工信部、银监会、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等部门代表，香港金融管理局、澳门金融管理局以及境内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代表悉数与会。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李东荣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东荣强调，当前，金融业对信息化依赖程度日渐加深，金融业信息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和各金融机构应从国家安全的全局出发，牢固树立忧患意识，把金融信息安全工作作为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大事来抓。

谁搬动了中国金融安全的基石

    数据存储被称为金融信息安全的奠基之石。笔者经过多方资料梳理后发现，带有日本军工背景的日本日立公司，正悄然进入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数据存储这样一个重要的金融信息安全基石领域。

    2010年7月1日，日立数据系统公司(HDS)在其北京办公室举行授牌仪式，宣布将业绩斐然的渠道合作伙伴北京长远智扬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长远智扬”)升级为“白金合作伙伴”。由此，日立数据系统在财务，服务与支持，销售及业务拓展等方面给予长远智扬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支持。

    “白金合作伙伴”是日立数据系统全球范围内“五星级合作伙伴合作计划(TNCP)”中的核心组成部分，该级别一般授予市场及地域覆盖范围广，具有广泛的渠道渗透能力，并且具备获取客户详细情报的集成商。从长远智扬获得这一“殊荣”来看，其为日立公司深入中国金融安全领域立下了汗马功劳。

    数据是银行运行的命脉，数据中心的建设至关重要。2010年9月9日至12日，日立集团参加了“2010年中国国际金融(银行)技术暨设备展览会”。在这次会上，日立公司首次透露:日立的大型数据存储器、服务器已经被中国的银行界广泛采用，并为以金融行业为首的众多行业提供了优秀的IT解决方案。

    长远智扬总经理石锋曾对媒体表示：“日立数据系统的三容灾中心技术方案具有成熟、稳定、可靠等特点，非常切合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需求，帮助我们在银行业客户拓展中屡有斩获，实现了我们与客户和日立数据系统之间的多方共赢。”

    事实上，中国的数据存储安全已经面临被境外产品垄断的危险。赛迪资讯存储事业部张兴良博士曾经向《IT时代周刊》记者指出:“目前，国内存储业的公司大多都在扮演着利润率不高，同时技术要求又相对简单的系统集成商角色。

而处于高利润端的底层存储软件开发和大量的售后服务资源，则牢牢地被老牌国外存储软件商把持在手中。”

    公开资料显示，长远智扬是一家以提供软硬件产品和行业解决方案和专业的信息技术服务的公司，客户群主要为国内4大专业银行(工行、建行、中行、农行)，主要经营的产品为日立数据系统公司的数据存储设备，总部设在中国北京，在香港、上海、厦门、福州、南昌、长沙、济南、郑州等地设有办事处。

    令人称奇的是，业绩如此彪炳、简历如此显赫的一家企业，其注册资金仅为100万元，注册地为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这样一家注册资金仅堪比“个体户”的公司，是怎样悄悄搬起中国金融信息安全的这块基石的呢？

石锋其人

    要了解长远智扬公司(日立公司的白金级代理)，首先得了解公司法人代表兼总经理石锋。石锋，兼为北京融商电子货币工程集团(下称融商集团)驻福州办事处负责人。资料显示，融商集团创办于1993年，是国内首家从事电子货币工程的专业化公司，“尤其得到了银行系统的普遍信任”。融商集团全方位致力于金融电子化、系统集成和办公自动化等系统的建设，并且在计算机网络、银行专用机具的研制和推广。

    资料显示，融商集团驻福州办事处的地址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盛大厦，而石锋本人的户口所在地就是位于福州市鼓楼区。1998年12月4日，石锋还在福州市工商局注册成立了“福州康博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营计算机软件开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设计，安装维修。

    身为日立数据系统公司的白金级代理人，石锋以融商集团在福州、重庆、石家庄、南京、西安等几十家分支机构为依托，对全国各地的银行系统的工程建设信息了如指掌。例如，融商集团西安分公司承担了工商银行(601398，股吧)西安市分行网络工程的设计、安装调试、人员培训等业务，已经施工完成超过500家的典型网络综合布线工程。

    与此同时，石锋还有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周建新，此人是浙江建达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浙江建达”)董事长，两人同为号称“养生大师”韩良淑的信徒。浙江建达主要为金融、公安、交通、财税、政府和企业等行业提供信息技术产品和系统集成解决方案，拥有杭州建达软件有限公司、杭州博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浙江建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子公司，在北京、上海、南京、嘉兴和广东等地，都成立了分支机构。这些渠道也都成为了日立公司白金级代理人石锋的重要资源。

    在授予石锋“白金级伙伴”的授牌仪式上，日立数据系统公司中国区渠道总经理蒋慰慈表示了充分的赞赏，他说:“不断加强与渠道伙伴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是日立数据系统渠道策略的重点。在过去的几年中，日立数据系统的渠道合作伙伴数量增长非常迅速，这为我们在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石锋的渠道建设与公关能力，从长远智扬公司中标厦门广播电视集团项目过程中，可见一斑。据不完全统计，在2007~2009年三年政府采购中，石锋连续三次从厦门经发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的手中获得了机房设备自动控制、网络及办公设备的采购合同，价值数百万元。

    让人产生疑问的是，在2007年政府采购的中标书中，石锋的长远智扬公司登记的地址是“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大街16号华城大厦1-4-2202”，笔者暗访后发现，这是石锋在北京的居住地址。

换句话说，石锋2007年在北京凭借这样一个没有经营实体的公司就获得了大额采订单，其在家乡的人脉关系与公关能力，不容小觑。

 如今，长远智扬虽然名义上在北京的领行国际大厦办公，但贸易主体在厦门市凯旋广场2号楼，同时在香港建立了机构。

    除此之外，石锋还通过“养生大师”韩良淑、通过参与重建金粟寺，聚拢人脉。

    2006年11月20日，“金粟寺重建发起人大会”在距离金粟寺3公里外的浙江嘉兴澉浦镇南北湖风景区召开，主要操作这次会议的是石锋、周建新等人，会议组织方打着“养生大师”韩良淑和“现代禅门第一巨匠虚云大师”之弟子久忍师傅的名号。

    韩良淑发迹于上世纪90年代气功盛行之时。1996年3月《中国气功》杂志上刊发了介绍韩良淑的长篇通讯，称其能够治愈各种疑难病症，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请他治病的人络绎不绝，每天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近年来，韩良淑从“气功大师”升格为“养生大师”，在福建武夷山开办养生项目。

    2005年6月，在武夷山浏览齐云峰时，韩良淑和弟子石锋一行发现一座新建的观音庙中有一尊高达八米的楠木观音菩萨像，随后对外宣称看到了许多观音显灵的神奇现象，并请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欧阳胜撰写了一部《观音菩萨在武夷山显灵记》(下称“显灵记”)，由石锋捐资刊行。

养生大师的神通

    石锋为什么要与“养生大师”韩良淑捆绑在一起，而且还帮他做出一本“显灵记”的书呢?其实，每个“养生大师”的最大神通，就是能够成为一大批各界名流、精英的坐上宾。

    有关韩良淑的公开报道很少，不宜妄加评论。但是，不久前媒体对另一名“养生大师”李一的爆料却值得思考。

    2010年8月，曾被宣传成养生专家、学问大师的“神仙”李一因为嫌强奸女大学生被调查，随后被媒体曝光。一个获得教籍仅4年的道士，为何被尊为“神仙”？如今李一号称拥有弟子3万，信徒无数，自称是马云、杨锦麟、王菲和李亚鹏的师父。

    李一成名于一本名为《世上是不是有神仙》的书，作者为著名电视剧导演张纪中的夫人。书中详细叙述了作者在缙云山一座名为“绍龙观”的道观中辟谷养生等多种奇特体验及人生开悟。李一彼时正是绍龙观的道长，“道家养生”法门的传播者与教导者。

    在李一事发后，据媒体记者从重庆市相关部门获取的资料显示，李一曾任润达扶贫有限公司、国立股份有限公司、龙人集团、无量水厂等企业的重要股东或法人代表。1998年在商场面临困境的李一开始涉足宗教。29岁的他盯上了缙云半山的绍隆寺，开始寻找资金，改建绍龙观。

    经过10年“经营”，缙云山上的绍龙观和白云观成为中国最炙手可热的“养生圣地”。据说，一般的官员富商要见“师父”已属不易，道长的时间需要更多用在“高层次”的传授上。

    回过看，韩良淑和石锋等人发起重建金粟寺，与李一当年改建绍龙观之举，有几分相似。其背后动机，与李一构建名流、精英人脉网络有异曲同工之处吗？

谨防“间谍案”重演

    如今许多外资公司进入中国，为了迅速建构人脉，拓展业务，同时保持低调，常常以设中方代理或合作伙伴的方式，来实现业务推进。

一些国际大型公司更是通过中方代理，收集和掌握我国相关产业的大量商业与政经情报。2009年7月，轰动一时的“力拓间谍门”爆发后，侦察机关在力拓公司上海办公室的电脑里面，竟然看到了很多关于中国钢铁企业的极为详尽的资料。甚至有人戏言，“力拓上海”所了解到的钢铁企业信息，比中国钢铁协会了解到的还要周详。2009年7月15日，《环球财经》编委、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类似力拓窃密案的情况在我国相当多，窃取对象既包括我们的战略性先进制造业的机密，也包括一般性产业的机密，以及传统手工业的技术机密。

除胡士泰这种“洋买办”间谍行为外，另有一个案例也值得深思。2000年10月8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批捕永濑国男。早在1986年，永濑国男被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聘请为部长、特别顾问等职务，主要负责在中国的大型投标项目。从此，永濑国男在中国开始了他的“攻垒”计划。第一个被击中的是电力部原副部长查克明。

    据永濑国男交代，1996年2月，查克明率核电考察团访问日本。1997年上半年，三井物产参与了浙江嘉兴火电厂二期项目的投标，永濑国男给查克明先后送去了6万美元。1998年1月8日，查克明同意并签署了上报国家计委的有关文件。五、六个月后，嘉兴项目被批了下来，三井物产成了嘉兴项目的总承包商。

    经过侦查，一批官员和专家的受贿行为纷纷败露：谭艾幸，国家电力公司国际合作局局长受贿3.5万美元；刘加宇，国家电力公司国际合作部高级工程师，受贿36.5万美元;王建国，国家机械工业局国际招标审查处处长，受贿4.5万美元、18万元人民币;席胜建，浙江省电力局外事秘书，受贿10.5万美元；赵湖宾，浙江北仑港电厂厂长，受贿2万美元。

    2008年8月，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发表文章警告说，随着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越来越活跃，中国经济主权已遭到严重威胁。中国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近十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行贿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在中国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中，六成多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诚如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李东荣在2010年9月中国金融业信息安全暨数据中心发展研讨会上所说，金融业信息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数据存储系统是中国金融安全的重要基石，而这也是国外跨国公司的重要争夺目标。日立公司在数据存储领域占据了垄断地位，并与这一领域的巨头美国IBM公司形成了联盟态势。

    如今，日立、IBM和EMC已经形成了全球数据存储系统的寡头垄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国理应加强在中国金融业信息安全的风险防范意识。

中国信息安全身处险境，警惕日本暗中布局与操控！

——“影子”日立：隐蔽在美国企业背后的攻城者

白益民   2011年01月04日

《日立公司打造中国“白金暗道”》一文，披露了日本日立公司通过其白金级代理人石锋(北京长远智扬科技公司法人代表)的关系网，悄悄打通了一条“暗道”，搬起了中国金融信息安全的基石(数据存储)。

    资料显示，石锋的北京长远智扬公司主要从事IBM、HP、Sun服务器，HDS日立、HP存储设备代理服务。然而，几乎无人察觉的是，IBM、HP、Sun、HDS这几家公司的幕后都有日本日立公司的身影。

    笔者通过梳理10年来上述日本和美国的企业巨头在信息存储领域的一件件并购与合作案例，揭示出日本日立公司在全球数据存储技术与设备领域的暗中布局，其无孔不入的产业和市场渗透能力令人吃惊不已。

日立、IBM在华商业贿赂案

    2006年11月3日，中国法庭宣判，中国建设银行前董事长张恩照在批准信息技术(IT)合同时收受贿赂，判处有期徒刑15年。在法庭文件中，出现了计算机服务企业IBM的名字。IBM并非惟一一家卷入涉嫌对张恩照行贿的跨国公司，在法院宣判中，安讯、日立等跨国IT巨头的名字也都在列。　

    判决书显示：2002年到2003年之间，IBM的高管曾通过中间人邹建华的安排，多次违反建设银行外事活动工作原则和程序跟张恩照会面。作为报酬，此后的两个月内，IBM公司通过北京一家公司将22.5万美元以服务费的名义汇入邹建华所属公司在香港的账户。同时，判决书中还特别提到了藏在幕后的日本日立公司香港子公司。

    此前，由于张恩照在美国被起诉，中国对其进行调查的事实才为人所知。一家名为Grace &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公司，在美国起诉保险及IT管理企业Fidelity National Financial，称该公司通过行贿而获得了建行的IT合同。Fidelity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张恩照2005年3月从建行辞职，6月份被正式逮捕。

    近年来，外国企业对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合同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些银行已支出巨额资金用于升级其IT系统。然而，日立、IBM公司的商业贿赂危害极大，不仅仅体现在对金融等服务行业的形象、信用的负面影响，专家们更注意到，一些跨国公司更是利用商业贿赂直接打压了国内产品的自主创新。　

    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如果任其泛滥，将直接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阻碍中国的自主创新。要遏制“洋贿赂”，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完善有关法规，加大监管力度。　

    张恩照的落马与IBM、日立的涉嫌，在国内并非跨国公司行贿案的孤例。从“沃尔玛礼品”、“朗讯风波”，到“德普回扣门”，再到“张恩照事件”，几乎每年都有曾经光辉的人物倒在“洋鬼子”们的糖衣炮弹下面。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行贿行为，似已司空见惯。

    在中国境内从事经营的跨国公司行贿，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破坏了中国的市场秩序，受伤害最大的还是国内企业。有数字统计显示，中国在最近10年，至少调查了约50万起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或外商有关。世界银行估计每年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金额的5%——500亿至800亿美元都流向了当地的腐败官员。

IBM姓“日”，不姓“美”

    2002年4月17日，IBM宣布同日立将形成新的存储战略联盟以推动存储互操作性及开放标准的发展，同时通过双方已建立多年的联盟关系，共同研究和开发新的基于开放存储标准的先进技术，以推进新一代网络存储系统及解决方案在市场的普及和应用。由此，“IBM-日立存储技术标准联盟”横空出世。

    让人吃惊的是，随后不过一年，日立公司花巨资将IBM的数据存储的硬件业务收入囊中。2003年新年伊始，日立社长庄山悦彦突然在东京宣布，日立以20.5亿美元收购IBM硬盘业务。日立不仅借助收购提高了自己的存储业务实力，而且还同IBM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合力在世界存储市场上建立战略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并购后的日立是世界上惟一一家经营全系列硬盘产品的公司。对待日立的并购，IBM选择的是积极配合。在正式并购之前，IBM和日立合资成立了“日立全球存储技术公司”(简称“日立存储”，英文：HitachiGST)将合资企业的经营全权交给了日立。之后，经过三年的过渡期，日立就能够得到合资公司的全部股份。

    与日立存储一起为实现这个身份努力的另一家下属子公司是日立数据系统有限公司(简称“日立数据”，英文HDS，)。HDS公司副总裁及首席技术官Hubert Yoshida是美籍日本人，从1997年就开始在日立数据工作，之前一直在IBM开发及业务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在日立公司对日立存储和HDS两家公司的介绍中，都用到了“核心业务”一词。

    其实，东芝、富士通等其它日本财团企业此时正在隐身幕后，通过分工与协作，将IBM的其他产品线牢牢地捆绑起来。2001年开始，同为三井财团的东芝和索尼与IBM开始合作开发名为CELL的新一代多核心处理器，公布的研发计划为5年，研发费用高达4亿美元，抢占未来IT技术的制高点。

    与此同时，在基于CELL处理器的软件开发和应用领域，三方也是不遗余力。2005年7月，东芝、索尼和IBM宣布将面向全球开放Cell处理器的技术标准，谋求在未来的IT核心领域占有相当大的垄断地位。东芝和索尼与IBM三方的实质性合作发展非常迅速：到2006年初时，东芝、索尼和IBM三方共同宣布将冲击32纳米的新高度。

    作为与IBM进行战略捆绑的一部分，日本富士财团的日立公司一直在积极与美国IBM合作研究新一代存储网络，以求在和存储市场老大EMC的竞争中抢占技术制高点。早在2002年1月，日本的日立、富士通和NEC联合美国IBM公布了在强化Linux企业功能方面的合作成果。在Linux应用领域，IBM一贯表现得十分积极。

   为了对抗处于垄断地位的微软视窗系统，IBM和富士财团的日立、三井财团的索尼、住友财团的NEC、以及第一劝银财团的富士通积极合作，共同扩展Linux的影响力。开放创新网络公司(OIN)是国际最著名的Linux开发和推广企业，IBM和索尼、NEC都是这个公司的投资人和专利被许可人。

被日本掏空的“联想-IBM”

    2004年12月8日，联想集团[5.02 -0.40%]在北京正式宣布，以总价12.5亿美元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具体而言，联想集团付出的12.5亿美元包括6.5亿美元现金和6亿美元的联想股票构成，中方股东、联想控股将拥有联想集团45%左右的股份，IBM公司拥有18.5%左右的股份，因此，这次收购实际上是中美两家IT厂商的战略合作行为。

    这次联想的收购行为，是中国IT行业在海外投资最大的一次，由此，联想集团成为年收入超过百亿美元的世界第三大PC厂商。联想管理集团的管理层在两间国际顾问公司(指高盛和美林)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近13个月的谈判和工作量极大的业务梳理工作，最终走到了一起。根据彭博社预估，美林与高盛分别赚进约900万美元顾问费。

    事实上，中国联想集团2004年底以总价12.5亿美元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冲着IBM的ThinkPad品牌和技术而来的。然而，谁会想到第一款以ThinkPad命名的笔记本电脑却诞生于日本大和实验室(原称“IBM 日本大和事业所”)，而不是美国。

    日本是ThinkPad的诞生地。当时IBM PC的总经理无法忍受美国漫长的开发周期，从1991年开始将移动计算的开发工作转移到了日本，所有ThinkPad笔记本电脑机型的设计全部由日本大和实验室负责，可以说这里是历史上全部ThinkPad的家。

    当2005年5 月1 日联想宣布收购IBM PC正式完成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说，IBM 笔记本电脑最重要的火车头“日本大和实验室”才是联想12.5亿美元买下的最重要的资产。日本大和实验室是IBM笔记本电脑的设计开发中心，全球笔记本电脑产业许多设计、规格、用料和概念的创新，经常由大和实验室领衔。

    事实上，大和实验室的部分核心技术和人才早已经被转移出去了。2001年7月4日，日本IBM与台湾奇美电子公司合资成立一家名为“IDTech”的新公司，并决定将日本大和实验室的大部分开发骨干划入新公司。

    就在联想宣布收购IBM的PC业务后的第4个月，即2005年3月底，IDTech公司把液晶面板制造业务作为一家新公司独立出来，而三井财团的索尼公司则采取以185亿日元的价格收购该公司全部股票。其实，IDTech公司就是从三井财团东芝公司与IBM合资的DTI公司分离出来的，经过台湾奇美之手又转回到三井财团索尼公司的手上。

    与此同时，2005年3月初，日立存储(HGST)完成对IBM的并购和消化后，宣布在全球开设5间新的设计中心，以协助客户将硬盘装配到各项消费电子产品中。5间中心分别设在中国的深圳和台北、日本的藤市、英国的哈凡特市以及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市，名为日立设计中心。

日美同盟攻陷中国市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类IT用户对存储设备和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越来越专业。早在2002年，全世界用户在服务器和存储产品上的花费就已经接近1:1。在此基础上， 2003年这一比例将扩大至1:3，世界存储市场的总值超过460亿美元。而到了2005年，全球外部磁盘存储容量以每年66.7%的速度逐年递增。

    这样的市场发展速度，没有哪个IT企业会不动心，联想自然也不会例外。然而，国际存储市场早已为HDS(日立数据系统)、IBM、SUN(台湾希捷)和HP(惠普)、EMC等巨头所把持。对于没有核心技术的联想来说，要想在这个领域分一块蛋糕，不和外国巨头们保持一致是不可能的。

    日本富士财团的日立公司在国际存储市场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对联想这样的大客户和潜在的竞争对手自然不会掉以轻心。2004年中期，日立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为其将来在存储领域以及中国市场的绝对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4年5月26日， HDS与联想集团[5.02 -0.40%]宣布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根据协议，联想成为HDS在中国惟一的联合品牌合作伙伴和全球战略合作伙伴之一。也就是说，联想集团成为了日立数据系统公司占领中国市场的“伙伴”。

    日立与联想双方的合作内容具体包括：一，共同推出联合品牌的磁盘阵列，合力开拓以分布式或部门级存储应用为主的广阔市场；二，在全国发展50家存储领域专业渠道，在各大城市建立技术支持网络，并计划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建立存储实验室；三，培训超过200个存储方面的专业人才。

    此时，在事关存储行业未来发展的领域，日立公司更是不遗余力地增强业已取得的巨大优势。在多年的交往中，IBM和它的日本同行们从竞争对手逐渐转化为合作伙伴，它们在世界电子信息市场上形成了垄断性质的产业联盟。

    在中国，日立全球存储技术公司继承了IBM在深圳的两个厂子，一个完全为IBM所有，另一个是与中国长城电脑公司的合资企业。除此之外，日立全球存储技术公司投资五亿美元开设了一个新的硬盘工厂。显然，日立公司对IBM的收购有对中国市场的战略意图。

    2004年7月30日，IBM与日立合资的日立储存(HGST)表示，其在2004年的微硬盘市场上的占有率将达到80%。这句话的背景是：日立在微硬盘研发领域已经拥有超过5年的经验，以及3000余项全球专利，参与研发的博士达370多人。

    仅仅一个月后，2004年8月27日，日立存储(HGST)宣布计划斥资数亿美元，将其全球硬盘生产基地迁往深圳，而HGST(深圳)有限公司的内地客户主要是联想、方正和同方，台湾地区客户则是广达、仁宝和华宇，以及惠普和戴尔。

    与此同时，HGST公司的业务发展及策略副总裁Dirk Thomas表示，未来三年内将会把美国和日本的硬盘生产基地全部迁往深圳。托马斯说：“我们在中国南方有一个经过验证的技术基地，我们正在以较快的速度扩张。”日立全球存储技术公司在中国的生产能力去年占其全球生产能力的15%，估计到2008年前将占到50%。

    此时，为了消灭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微硬盘产业，2004年12月日立就开始积极推动对中国微硬盘企业的专利诉讼。经过长达两年的努力，日立终于赢得了最终的胜利。2006年6 月2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法院依据美国法律下达判决，判令中国惟一的微硬盘生产企业——南方汇通微硬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犯了日立公司的5 个美国专利， 判令被告赔偿日立公司2360万美元。这场判决使还在成长中的中国微硬盘产业遭受了灭顶之灾。

    对于联想来说，中国微硬盘产业的沦陷，意味着联想将不得不面对来自拥有垄断地位的供应商——日立的巨大压力。2005年3月29日，IBM存储系统部宣称将启动“存储先锋扶植计划”，计划的内容是选择30家合作伙伴和推出50个高端存储打包方案。

    事实上，IBM存储部门和日立之间的关系早就十分紧密。在这个时间，由IBM存储来提出这样的计划，不论其目的是什么，客观效果就是让联想更积极地依附于日立。此时，在深圳龙岗总投资金额高达5亿美元的日立硬盘机生产中心已于2004年11月破土动工。日立和IBM将中国市场牢牢地掌控在了双掌之中。

日立数据：挟HP与SUN以自重

日立数据(HDS)是EMC最主要，也最为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2002年以20.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硬盘业务之后，信心十足的日立公司董事长庄山悦彦立刻放话出来说，日立的目标就是要做到存储器领域的全球老大。

    HDS后来居上的秘密在于，有效地利用营销联盟，切入EMC的核心市场。据美国媒体报道，几年前，HP(惠普)就与EMC有一场非常激烈的公开争吵。EMC与HP的决裂，无形中放弃了一大块的市场，让HDS立刻乘势而上。

    虽然HDS没有企业级的服务器产品，但是HP与SUN却是服务器市场上的霸主。于是，HDS通过与HP、SUN以及MICROSYSTEMS的战略联盟，透过联盟伙伴庞大的分销渠道，HDS非常快速地拉动了自己的产品销售。

    早在1999年5月，惠普公司宣布它将停产自己的高端存储器产品，这样日立公司就成为了惠普高端存储器产品的OEM厂商。此后，惠普公司自己生产的存储器产品有低端的MSA 1000和中端的EVA等系列产品。2003年8月13日，美国惠普公司(HP)宣布，它与日立公司加强在存储器产品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此前两家公司之间已经达成的合作协议再延长至2008年。

    美国希捷公司(SUN)和日立的合作始于2001年8月，最初定于2004年底终止合作，随后的协议规定双方的合作将延长至2006年。同样在2003年8月， SUN和日立延长了两者在高端存储系统的合作，允许SUN转售由日立数据系统公司设计的数据中心级存储系统，并贴上Sun StorEdge的品牌。Sun StorEdge产品大多由诸如银行和政府组织等大型机构购买。

    时至2007年6月26日，日立数据(HDS)宣布与惠普扩大全球OEM协议，将存储资源管理软件纳入其中。此后，日立通过将惠普的旗舰存储资源管理(SRM)软件套件Storage Essentials与其自身开发的功能丰富的软件产品相结合，占据了新的竞争优势。

    与此同时，惠普公司与日本日立公司有原始设备设计和制造的长期合作关系，于2007年7月面市的XP24000是这一合作关系的代表性成果。惠普之前发布的XP系列磁盘阵列，包括XP12000和XP10000，都将继续出售并配以相关支持。

    在与HP结盟的同时，日立还携手SUN、西部数据这两家美国公司，共谋机械硬盘出路。2010年8月，面对来势汹汹的SSD固态硬盘，HDD机械硬盘领域曾经针锋相对的三大厂商如今却走到了一起。日立、希捷和西部数据公司共同宣布成立技术联盟，合作研发下一代HDD硬盘技术。

    紧接着，2010年9月，日立数据系统(HDS)和惠普(HP)两家厂商都推出了采用OEM合作伙伴日立公司技术的企业级SAN阵列。而且，惠普推出了StorageWorks P9500阵列，它实际上是基于与HDS VSP相同的日立平台。同时，惠普还推出了两款新的软件套装APEX和采用日立技术的P9000 Smart Tiers。

    总之，HDS、HP和SUN三家的高端存储系统都来自于日立，即所谓“日立系”。不过，SUN和HP的做法有所不同：前者采取“拿来主义”，直接将HDS的系统“贴牌”出售；后者则坚持宣称自己与日立公司合作，“是惟一一家与日立公司在XP技术上同时签署了OEM协议和工程协议的公司，是日立公司的合作伙伴，双方进行合作来不断改进核心技术”。

    (作者白益民,系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著有《三井帝国在行动》、《瞄准日本财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