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斯奥特曼那集死了:让理想照亮历史和未来

 世界上只有人性和神性具有伟大和无限性，能够发展和进步，乃至通向天堂或理想的境界。物性和兽性只能陷入重复和循环的怪圈，因为单调和局限也。中国世俗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圣人的境界而不是超人的境界，这就注定了中国文明不具有无限性或超越性。这当然和中国人是众神最早自觉下凡成人和还俗的一支有关。而对于众神而言，当初下凡的宗旨就是过人的生活，就是要局限于人世，游戏人生，包括玩暴力、战争、残酷和死亡的游戏，因为腻味了永生和天堂也。所以，当西方民族在近代摆脱神学束缚，文艺复兴和追求人性解放的时候，恰恰是以东方的中国为人文榜样的。东西方的这种对应，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天赋的神话意义的。人是神的终点，而神又是人的终点。主流文化传统是神本的或超人的，潜在的是人本的或还俗的，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是人本的或还俗的，潜在的则是神本的或超人的。也因此说，中国古老的道家和神仙方术，是人类最早企图凭自身的努力、实验和研究，而不是凭信仰、空想和祈祷超人成神的前神话科学技术也。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帝王还企图长生不老以外，当皇帝和低级的穷奢极欲就成了中国人世俗或人间的最高心愿了。什么样的肉欲或物欲，能比得上可能超越一切和无限自由的求知欲和创造欲，而实现神话理想当是人类的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

 如果从哲学和认知角度来看，西方文化具有形而上、走极端或追根问底的传统，而中国文化却是敬鬼神而远之、不求甚解或主张中庸之道。换言之，中国远古自信式的宗教和理想具有科学性和实验性，尽管也在超越有限的人生，比如追求长生不老和神仙方术等等，因而就不像是追求永恒的宗教，而近代的科学和理想具有人文性和现世性，反而从关注彼岸和永生转向追求现世的自由和幸福，因而倒像是反他信式的宗教和非超越的，仅局限于此岸或世俗世界了。正因为神性包括人性，人性包括兽性，兽性包括物性，所以文明必须从人性和神性说起，而不能简单归结为兽性和物性，就像不能把大脑归结为脚趾头，或者不能把研究动物当做研究人类一样。同样，如果把历史作为现实和未来的根据，并以此对现实和未来下绝对的断语，就好比是从已知中推断未知，从已有中推断未有，从有限中推断无限，从历史中推断未来一样。而血酬史观正是犯了这种认知差错。何况暴力并非人类的最高智力，而死亡也并非天命的最高能力。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文明取代野蛮的缘由之一，就是大家普遍认识到以暴力解决人类的问题不好，一味争夺现有，不是你死我活，就是两败俱伤，远不如相互协商、公平互利和创造发明好，而人的生命又是人生唯一和一切的根本。这也是宗教戒律和文明法制把不许杀生和保护人的生命放在首位的一个原因。

真的并不等于善的和美的。即使对真的而言，如果不是全部或整体，所有和一切的真，也就是不完全的真。真实的程度，和忽略的程度成反比。因此，忽略的越多，也就越不真实，而以此建立的观点也就越是偏狭。血酬史观则是一种现代版的兽道主义。文明一定是建立在人道主义以及自觉的分工合作的基础之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理性、公道和宪政，这都是构成现代文明的基本因素。换言之，从物性中是推不出兽性的，从兽性中是退不出人性的，从人性中是推不出神性的。更直接而论，从野蛮中是推不出文明的，从伪善中是推不出真诚的。这也就是“血酬史观”和暴力最强大者说了算的元规则，总是无法推出或涵盖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理性、协商、公道和宪政的文明基本法则和价值取向。谁能设想，在霍布斯假设的人和人如同狼一般的社会里，能实现全民普选与共和呢？到底，还是由暴力最强大和本性最凶残者统治狼群，至今如此。所以，这是动物世界或野蛮社会而不是人类文明的元规则。不能因为黑猩猩的基因大部分和人类相同，就得出人类是黑猩猩的结论。

 目前似乎最大的暴力或毁灭力量——核武器，可不是暴君或暴力研制出来的，更不用说未来的暴力和战争在高科技的化解下，将像鞭炮和焰火一样成为传统的游戏和表演节目。而这种兽道主义在中国这个道德沦丧的时代有巨大的市场，也正是中国迟迟不能进入现代文明的内在瓶颈。即使和国际接轨，也总是和人类历史上的野蛮愚昧的丛林法则、法西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极权政治等等粘结在一起，无法走出低层次的冤冤相报和恶性循环。只有当未来绝对和完美的理想之光照耀历史和现实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透视或看清历史和现实，并有可能超越历史和现实。血酬史观的另一个较早版本，实际就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革命史观，但由于缺少理想的色彩和根本缺失宗教的深度，所以更加显得赤裸、血腥、绝望和恐怖。但不论是血酬史观，还是高分倍的历史虚无，都别想做人类精神和自由意志的主宰。人性是神性和兽性的交汇处，正因为如此，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既可以选择野蛮和倒退，也可以选择文明和进步。到底如何选择，就要看我们的天赋和造化，自觉和认知的程度或境界了。从这个角度而论，野蛮和暴力也不过是一种选择或游戏而不是一种必然或定理，尤其是对众神而言。

不论是物性或兽性，也不论是人性或神性，皆是同时或始终存在的本性或本来而已，这就像个别、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关系一样。人类最早自觉下凡成人并坚定不移的就是东方之中国，造始于颛顼“绝地天通”的神话之际，而圣经上建造通天塔和上帝坚决要变乱人类的语言的神话，预示着人一直不安心于下凡成人和人间的生活。因此，从神话或神明史观的角度而论，下凡成人和游戏人间，就必须以严禁超人成神和回归天国为前提或为主导，这也是历史上蒙昧、野蛮和反动的特定价值或神学意义。与此相应的，人类和宇宙的两种最根本学问或技术，一个是如何下凡以及如何神秘、保密和愚弄的学问或技术，一个就是如何超人以及如何祛魅、启蒙和全知的学问或技术。可以说，人类最后自觉下凡成人的就是西方，造始于近代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代表和象征就是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那段著名的人本宣告：“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凡人的幸福！”相应的，人类最早超人的前神话科学技术，就是中国追求永生和神通的神仙方术，而人类最后的超人预言，就是在十九世纪末西方的尼采做出的。他在《反基督》和《查拉士特拉如是》中天才的预告：“人是一条连接动物与超人的绳索：一条悬在峭壁上的绳索。”——“人的伟大就在于他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横架两岸的桥梁。”这已经和中国古代企图超人和永生的前神话科学探索遥相呼应了。在新的千禧年之际，新人类的精神已经自觉诞生，众神已经全部下凡，东西方的精神就此贯通了。从此，众神下凡或老人类的历史已经可以终结或归入传统剧目了，而新人类将自觉跨入超人成神和回归天国，也就是宇宙神话或全知科学的时代了。

即使在血酬定理和复仇理念中，多处引进了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学理论加以论证，也不能证明这个定理是和现代文明的原则相通的，就好比化工用的三聚氰胺就不能放入牛奶之中或者用高科技武器屠杀依然是野蛮一样。恰恰相反，这是对现代文明原则和道德底线的一种强行歪曲和无视。文明正是对野蛮的否定、背离和超越，或者说不否定、背离和超越血酬史观或兽道主义，就别想进入文明社会。没有古希腊求知和爱智慧传统，没有基督教蕴含的平等、宽容、牺牲和博爱精神，也就不能演变出现代文明或民主宪政的。文明的道德底线就是绝不害别人和大众性的公平正利，而其前途就在于互通有无、分工合作、探索未知和发明创造。而野蛮社会的基本观点就是损人利己和强盗逻辑，而其结局就是你死我活、两败俱伤、冤冤相报和恶性循环。兵法的最高境界，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尽管比血酬定理高明，但却连文明社会的最低要求都不及。这是文明和野蛮社会的基本分界线。区分这两种社会，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志，即是否废除了死刑。

但暴力最强者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暴力机器已经在阶级集团的控制之下。一般性的造化史观，在方法论上承接进化论，接着进化论讲述人类自身的故事。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的是，故事的主角不是种族，而是各种生存策略的载体。在这个故事中，人类以文化的演变，代替了生物特征的演变。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分边界，在不同生存策略的博弈中不断变迁。人类这个物种与大自然和其它物种的关系边界，也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之中。于是，不同的世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可以说，能够贯穿始终或一般性的造化史观，只有在先验、神话、理想、宇宙和不断追求全知中看出来，或者说只有真正具有神通或普遍性的规则，才能称之为元规则，才能对应一般性的造化史观。而用历史和已知的局限观点，是无法预见和概括未来和未知的，也是无法实现理想的。由此再来看，已经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是“人不互利合作，将天诛地灭”了。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正是一个不断摆脱摆脱野蛮、自私、暴力和偏见的历史，而不是不断强化或固守野蛮、自私、暴力和偏见的历史。所谓公民社会，就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强化或固守野蛮、自私、暴力和偏见，也就无法进入文明社会。两者是非此即彼或背道而驰的。这也就是在演讲的最后企图从血酬史观推导出现代文明社会，不仅十分勉强，而且像是披着羊皮的狼走过来一样。因而，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西方的生产集团怎么就变成了控制暴力者，并开创了现代文明，也无法解释中国历史发展了几千年为何还一直在暴力集团和血酬定律的支配之下，也无法说明在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的统治之下，怎么就能实现全民普选，并由全体公民成为暴力机器的最终控制者了？

一句话，过去和未来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不仅是血酬史观以及丛林法则、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必须要退出人类的历史舞台，而且是中国要想真正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也即必须首先背离和否定以人类敌对和偏见为本的血酬史观，包括其前辈的吃人史观、唯物史观和暴力革命论等等。否则，要想进入以人道、公平、明智和协商为本的现代文明社会，建立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民主、共和、宪政的公民社会乃至进入未来的神明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或必定要不断重演以暴易暴的历史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比毛泽东的革命思想，更少仇恨、暴力和偏激的因素，也更为接近以人为本的人道思想。08年中国遭遇的汶川大地震，比地震更加震撼人心的是国人的人性复苏和举世彰显的博爱之心以及伟大的人道主义援救。这也是血酬定理所无法解释的。于是，又回到了人类当今的一个基本问题上，我们还要在敌对、仇恨和偏见中呆多久？我们如何才能化解人类的敌对、仇恨和偏见？以及什么样的信念、道路和手段才能够真正打开中国和普世的文明之门并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和幸福？下来就看我们能否觉悟和如何转变了，这可从根底上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乃至能否在世界上率先超越的伟大使命。看看如今网络上到处可见的言语暴力、非理性的谩骂和恶毒的人身攻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什么时候人际之间的阶级仇恨、血酬定理以及潜规则之类就像极权暴政以及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文明社会被人普遍摈弃，而不是像在当今中国社会这样流行，什么时候中国就有了进入文明社会的公民觉悟和基本共识了，真正的和谐社会或民主共和也就有望建立了。

在新人类史观看来，整个人类是一个大家庭，而我们赖以生存的宇宙万物，也都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以往历史上同类的相互争斗，一方面是众神的下凡游戏，另一方面好比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啦。由此可见，真正的博爱、慈悲和游戏者，一定是看透和拥有世界者，所谓神我天下也。因此，不论是玩多么残酷的游戏，终究是会手下留情的。而对于游戏而言，一定是可以重新来过，就好比是打牌一样。而未来军事科学的研究方向，也将是如何使战争无伤亡和游戏化。文明的游戏之所以必须以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为最根本的前提和原则，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人类至今还无法死而复生，而人死了就无法玩游戏了。从自觉下凡成人和游戏人间，到自觉超人成神和回归天国，这就是人神演化的全部过程。还是让未来和理想照亮历史和现实吧！一旦自觉众神全部下凡，也就意味着新人类和新世纪已经诞生了，未来世界的序幕也已经拉开。因此，在这个面临人类根本性转折的时代，一味盯着历史或沉溺于历史，将是方向性的错误乃至最大的反动。与其说历史和文化是一种必然，不如说是我们以往的意愿和选择。有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化，就有以往什么样的意愿和选择，也就有如今什么样的后果和结局。至于我们现在的意愿和选择以及未来的命运，到底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自由与理想，宽容与理解，协商与合作，认知与信念，抉择与奋斗了。正基于此，最后要说，一方面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和历史，正视人性的局限和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让未来和理想照亮历史，让预见和神话照亮现实，让博爱和智慧照亮中国和世界。 

尽管在中国的现实中乃至在国际环境中似乎更多是在重演或印证着潜规则、厚黑学、弱肉强食或血酬定理等丛林法则，而暴虐或愤怒的情绪，也像熔岩一般在统治者、民众或民族主义者的心中涌动，可仍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文明和未来而言，吴思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完全后视和反向的。不论得到了历史和现实多少事实的验证，包括像当今电视不断上演的杀戮、战争和皇帝剧一样，即使本意是走向文明社会，也意识到自己忽略了许多重要因素，但一味坚持这种血酬和暴力为大的元规则，或许会在无形或无意中给暴君、暴民和极权统治提供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和逃避人的天地良心以及道德责任的借口，并唯恐会误导缺乏人道、理性、仁爱和文明洗礼的年轻学子们。或者说，其本意也许是揭露或批判，但结果却可能成了证明或维护了。因为历史和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并不等于未来也必定如此的绝对依据。所以，不得不针锋相对和据理力争也。而新人类史观，也就是自觉超越历史和现实局限的文明史观、神话史观、创造史观、理想史观，乃至是人类和世界未来的终极史观。面对严酷的现实，一方面反对暴力不等于不害怕暴力或能够降服暴力，另一方面反对暴力也不等于害怕暴力或不能够降服暴力，甚至于游戏暴力。

说实话，我人很少写专门针对某一个人观点的批评性文章的，因为不论什么观点，都自有他一定的道理，只要你不将其看做绝对或绝错的，而是归入构成全知或绝对真理的特定及片面部分看待即可。但对于这个非常严肃、重大和很有影响力的公共话题，却不得不谈谈作为一个公民的看法，哪怕是被当做班门卖斧或自不量力呢。我本人原先就从小被教育成毛的阶级仇恨和暴力革命的信奉者，后来才深知这种信奉的缘由以及可能对国家共和乃至人类文明的毁灭性危害。故此，言语尖锐之处，还敬请原谅。毕竟，追求理想和真理，才是我们的最高天职和使命，而严格的批评、探讨和争论，当不会被认为是狂妄自大或对个人的冒犯。记得原先在书店看到《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时，就顿觉眼前一亮。那时，还没有听说过作者，见到应该也是该书的首版。这是一本揭露性的书，不好比作历史研究的《官场现形记》，因为比其深刻的多。尤其对于几千年被统治者愚弄和欺骗的劳苦大众而言，真是伟大的警世之作。即使对许多惯于自欺欺人和逃避现实的读书人而言，也是一付十分难得的思想清醒剂。作者洞察历史的深刻性，可同鲁迅和马克思相媲美。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人也是吴思先生的学生。

但随着自己的不断研习和思考，在看到后来《血酬定理：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一书出版时，已经感到作者要把揭露出来的某种恶性的历史现象和事实定理化，甚至绝对化或元规则化的倾向，乃至如今发展到血酬史观。这就好比是发现了人体的恶性肿瘤，就以此作为健康生命的必然一样。又好比是弗洛伊德研究病态人格，并以此推断健康人格的发展一样。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但他自己却偏偏甘愿忍受贫穷、不屈服于现实的物质利诱和权势并为超现实的理想而献身，而佛陀放弃一国的至高权势、物质财富和荣华富贵，又是为了什么？如果按照暴力为大和血酬史观这种方向、思路和逻辑推定下去，果真取代唯物史观等而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中国将难以走出历史的恶性循环，并大不利于在历史上频繁遭压制和摧残，并一直难以培育的中国本土人性和文明幼苗的成长。换言之，中国长达几千年走不出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暂且不论其在神话史观中的意义，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华民族的自由精神、仁爱伦理和生命的创造力被信奉暴力者阉割、扭曲、伤残和专制了。而暴君和暴民情结，不仅是一对孪生兄弟，而且是一种极度的偏见和严重的精神病，并且具有强大的传染性。

凡游戏一定是可以反复重来的，如同在神的眼里，所以不必太当真，就像打牌、演戏或比赛一样。否则，就绝不是什么游戏！在电影里杀人或被打死，如果演的好，不仅可以拿到丰厚片酬（不是血酬），而且还可以登台获奖，名利双收的。不论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真实游戏”也好，还是“生存游戏”也好，以这种游戏观来看中国乃至人类的历史，除了众神或超人以外，后人以这样的游戏观来看，实际类同于鲁迅先生分析过的“看客”心理或眼光。这种心理或眼光，也是一种看戏的心理或眼光，带着冷漠、麻木、事不关己，甚至是无可奈何、心理代偿或幸灾乐祸。人类或世界在伦理和情感上的认同基础就是同情心。没有或缺乏同情心，不是人性泯灭或扭曲，就是人性尚未复苏，这是有报应的。而公民社会也一定是具有足够同情心的社会。至于众神或超人，不仅可以游戏一切，而且一定是具有宇宙情怀或博爱之心的。

对于现实人生而言，杀人之所以还不能游戏化，并成为宗教最严肃的首要戒律和文明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其根本缘由就是因为人类至今还没有掌握生死，无法死而复活乃至于永生。而历史上蒙昧或野蛮社会，之所以能超生死的玩命或争斗，一方面是因为绝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超生死的迷信或信仰。人死了，就无法生活、游戏和追求理想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生活游戏化的程度，也是人类文明进步、心胸情怀、科技发达和自觉超人的程度，而在人类能够掌握生死和全知之前，必须以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生命为绝对前提，这也是文明和野蛮最根本的分界所在，也可以说是文明社会最根本的游戏规则。最后还想强调的是，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必须从根本或源头上着眼和着手，不然就好比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或是在下游抽刀断水一样。暴力、敌对和仇恨，都是既可以被产生，也可以被化解的，而不是非此不可或唯此唯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