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温娜传说:上饶集中营与皖南事变---人物政治

上饶集中营与皖南事变
上饶集中营是皖南事变的直接产物.它是国民党当局为囚禁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人员而设立的一座规模庞大的法西斯式监狱.上饶集中营与皖南事变是这样密不可分,以至于人们一提及上饶集中营就必然联系到皖南事变,而一提及皖南事变的结果就会联想到上饶集中营.
上饶集中营是皖南事变的产物
关于皖南事变中牺牲和被俘的人数,历来的说法都是大部分牺牲,少部分被俘,或者只提大部分牺牲,不提被俘问题.1991年1月7日安徽省隆重举行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50周年纪念大会,领导人讲话中仍只提"大部分遇难".从1991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起,开始使用"大部被俘,失散和牺牲"的笼统提法,而对牺牲和被俘各有多少不再具体提及.据1941年10月25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致蒋介石,何应钦的一份代电稿,称"原收容叛军(引用者按:即对新四军的辱称)官兵3369名,续收914名",共计4276名.这个数字虽有夸大成份,但基本上准确.
如何处置皖南事变中被俘的4000多新四军人员 这是事变后摆在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要求"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立刻释放叶军长,释放一切被俘将士".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再次严正要求"恢复叶挺自由,继续任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为此,中共中央还保留了叶挺将军的新四军军长的职务,在同日宣布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中,只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直到1946年4月8日叶挺军长在山西黑茶山遇难,才取消"代理"二字).
正在为策划围歼新四军成功而弹冠相庆的国民党当局,自然不会理睬中共方面的要求,不可能释放叶挺军长和其他被俘新四军将士.
三战区长官部对被俘新四军将士的第一步,就是把下山谈判被扣的叶挺军长和其他俘获的新四军重要干部迅速押送长官部驻地江西上饶囚禁.叶挺1月14日下午下山被扣后,17日即被押送到上饶,囚于设在长官部附近的李村监狱.稍后几日,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长林植夫,三支队五团团长徐锦树等也被押送到上饶.张正坤,徐锦树等囚禁在离长官部稍远一点的七峰岩监狱,黄诚,李子芳,林植夫囚禁在李村监狱.他们是上饶集中营里的第一批新四军"囚犯".
除上述高级干部之外的被俘新四军人员,因数量较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密电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请示派员前来接受的同时,指派刘夷华,侯荫黎和陈淡如三名上校军官前往皖南,以"训练"的名义将被俘新四军人员编成三个"训练大队",刘,侯,陈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训练大队的大队长.为统一管理这三个"训练大队",1月26日成立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顾祝同调六十七师少将副师长唐肃任训练总队总队长,陈谈如任副总队长.
训练总队成立之后,负责"训练"的国民党特工人员继续清查被俘新四军人员的身份,发现其中排长以上干部不少,班长以上军士也不少.顾祝同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将被俘新四军干部和士兵分开"训练",把清查出的新四军排以上干部从各大队抽出来集中在一起编为"军官大队",顾祝同调三战区军统特务头子,政治部情报室上校专员张超任"军官大队"大队长,把清查出的新四军班长以上军士也从各大队抽出来集中在一起,编为"军士大队",由副总队长陈淡如兼任"军士大队"大队长,原第三训练大队撤销,该大队里的被俘新四军士兵分别编进原第一训练大队和第二训练大队,改称为第一士兵大队和第二士兵大队,仍由刘夷华,侯荫黎分任大队长.据当年三战区长官部有关文件资料记载,"军官大队"逃跑26人,还囚有657人;"军士大队"逃跑81人,还囚有276人,两个士兵大队共逃跑460多人,还囚有2500多人(其中有少数没有查出身份的新四军干部).
2月17日,经参谋总长何应钦审定,国民政府军委会颁发了密件《新四军被俘官兵管训实施办法》,明确指定三战区司令长宫顾祝同负责主持新四军被俘官兵的管训工作,并规定"管训方针"为:"子,使其认识新四军叛变之错误.丑,使其正确明了中国抗日建国之真实意义.寅,使其认识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之特殊使命和任务.卯,使其觉悟自新能为本党从事于抗战建国之工作."说透了,这个"管训方针"就是要通过"管训",向被囚新四军人员灌输反动思想毒素,使其叛变革命,转而为国民党反共政策效力.这也是随之建立起来的上饶集中营的反动宗旨.
国民政府军委会的这份文件要求,被俘新四军的"官长与军士之管训分开地点实施,并严密防止与当地民众接近".并提出管训被俘新四军军士的地点由顾祝同选定.顾祝同便选择在上饶邻近的铅山县.文件提出管训被俘新四军干部的地点设在赣南的瑞金或者赣西的吉安一带.顾祝同则考虑到瑞金或吉安一带离长官部太远,不便管训,决定改设在上饶城南比较偏僻的周田村一带,向上呈报备案.
3月上旬,根据顾祝同的指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总队部率第一士兵大队,第二士兵大队和军士大队由皖南经浙江进入江西铅山县,总队部和军士大队驻在永平镇,第一士兵大队和第二士兵大队驻在石塘镇,军官大队单独开往上饶,进驻周田村.军官大队名义上隶属于训练总队,实际上是独立的,由顾祝同亲自掌握.军官大队大队长张超直接对顾祝同负责,无须经过训练总队.
这座囚禁皖南事变中被俘新四军干部的周田监狱,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上饶集中营的主体部分.周田监狱除军官大队外,还有一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特别训练班"(简称"特训班"),囚禁皖南事变前后从东南各省地方上抓捕来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80余人,以及事变后搜捕到的30余名突围未成的新四军干部."特训班"主任也是张超.张超是上饶集中营的大总管.
上饶集中营的范围自然还应包括前述囚禁叶挺军长的李村监狱,囚禁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等的七蜂岩监狱,以及后来囚禁黄诚,李子芳等的石底监狱,还有专门囚禁周田监狱"顽固不化"革命志士的茅家岭监狱.
这就是皖南事变的产物——上饶集中营的建立经过.
上饶集中营的斗争是皖南战场斗争的继续
国民党设立上饶集中营,企图通过所谓军政训练,使被囚的新四军干部,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背叛革命,并转而为国民党卖命.但这只是国民党当局一厢情愿的空想.狱中囚禁的新四军干部中绝大部分(大约六分之五)是共产党员,从地方上搜捕来的政治犯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大约二分之一).这些共产党人大多文化层次较高,受党培养教育多年,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强的革命意志,他们虽然身陷囹圄,也决不会屈服国民党特务的淫威.因此,集中营的斗争自然是非常尖锐激烈的.
集中营斗争的主要内容和焦点是:国民党特务放肆攻击诬蔑新四军,共产党;被囚的新四军干部和共产党员则坚决维护捍卫新四军,共产党.这场斗争,是皖南战场上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国民党在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初的"皓电"中,就对坚持抗战的新四军进行了种种诬蔑.中共方面在"佳电"里理所当然地给予了回击.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41年1月17日公然发布解散新四军的通电,诬陷新四军"违抗军令,不遵调遣","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抗命叛变,逆迹昭彰",宣布"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发表谈话,辩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之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颠倒是非黑白的宣传,中共中央当即予以严正驳斥,并于1月20日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海内外正义舆论也一致谴责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倒行逆施.
在上饶集中营里,负责"管训"的国民党特务队长和特务教官们,作为其"政治训练"的首要内容,强制性地向被囚人员灌输国民党政府为皖南事变定的基调,把事变的责任完全栽赃在新四军的身上,诬蔑新四军"违反军纪","阴谋叛变",还进一步诬蔑新四军一向"游而不击","不打日军,专打友军"等等.
对于国民党特务喋喋不休的这些反动说教,被囚的新四军干部们冒着遭受酷刑迫害的危险,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进行驳斥.他们用亲身经历的事实来揭穿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当局处心积虑设下圈套暗算新四军的阴谋,他们列举了亲自参加的对日作战并把日军俘虏送到三战区长官部等事例,驳斥国民党特务强加给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打日军,专打友军"等莫须有的罪名,表明新四军是深受人民群众拥护的真正抗日的部队.国民党特务见集体说教不起作用,便装着关心的样子,个别"劝说"被俘的新四军人员要"识时务","迷途知返","悔过自新",说只要办了自新手续就可以放出去.想工作的帮找工作,想上学的保送到军校,特别欢迎到国民党部队工作,等等.这些诱骗伎俩动摇不了新四军干部们的意志,他们质问国民党特务队长:"我们参加新四军是为了抗日救国,有什么错 有什么过可悔 你们自己不去抗日,反把抗日的新四军关在这里,因此真正要悔过的,倒是你们!"
身陷囹圄的新四军志士们依然把自己看成是新四军的一员,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不辱于新四军的光荣称号.他们经常在狱中高唱《新四军军歌》等新四军歌曲,用以互相激励,坚持斗争.
在回击国民党特务对新四军诬陷的同时,被囚的革命志士们还勇于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党的事业.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表面上看是围歼所谓"违反军纪","阴谋叛变"的新四军,实际上矛头指向共产党,所以皖南事变亦称为第二次反共高潮.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国民党当局以为"剿灭"了新四军,就大大削弱了共产党的力量,并为进一步反共直至"灭共"打下基础.而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在日本侵略者这个中华民族共同的大敌面前,国共两党仍在进行第二次合作,维持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因此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时,还不敢公开打出反共的旗号.尽管国民党在内部的文件和讲话中早已称共产党为"异党","奸党","匪党",欲"剿灭"干净而后快,然而他们在事变后公开发表的通电和讲话中,却极力回避反共实质问题,一再声称这次事件只是"军纪问题",而不是党派之争,怕在全国人民面前担当破坏国共合作,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
但在上饶集中营里,面对已成阶下囚的新四军被俘人员,国民党特务们则没有那么多顾忌了.他们丢开一切伪装,公开宣称共产党是"奸党","匪党","异党".特务队长们都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查清被俘新四军干部中哪些人是共产党员,自己管训的队里有没有秘密组织.这项清查共产党员的工作,实际上开展得很早.事变刚结束时,泾县一个乡村大祠堂里临时关押了100多个被俘的新四军人员.国民党一个中校军官气势汹汹地走进来,大声查问谁是共产党员.见无人回答,他一把拖出站在面前的新四军医生陈延圣逼问.为避免敌人伤害更多的同志,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挺身而出,从容不迫地对国民党中校说,"我就是共产党员!你们口口声声抗日,可为什么放着日本鬼子不去打,而来围歼抗日的新四军 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有什么不对 告诉你们,共产党人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会丢,你们不要想在共产党员身上打什么主意了!"黄诚气宇轩昂一席话,既压下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又鼓舞了被俘新四军人员的斗志.
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在狱中除了少数无法隐瞒共产党员身份的新四军中高级干部,如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军直教导队副总队长兼教育长冯达飞,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秘书长黄诚,三支队五团团长徐锦树等,绝大多数被俘新四军干部都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国民党特务队长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但清查工作并没有什么成效,也没有破获一个中共秘密组织,他们一般根据被囚者的"顽固"程度,或者根据个别叛变自首分子的告密,来判断谁是共产党员.特务们对共产党员的监管自然更严,迫害尤甚.
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任国民党特务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们,在各中队都秘密建立了党的组织,团结,带领广大革命志士和国民党特务展开了英勇悲壮的斗争.这些共产党员都有着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精神,为革命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上述新四军高中级干部中的共产党员已全部被国民党杀害.其他在集中营殉难的志士中,也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捍卫了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共产主义的事业,实践了自己入党时的誓言.
可以说,和在皖南战场上一样,在上饶集中营,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也遭到了可耻的破产.广大被俘新四军干部和共产党员在上饶集中营里的斗争,是反击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一项特殊的斗争内容.
上饶集中营的斗争和皖南事变一样也应写入党史军史
迄今所见到的中共党史书籍,如权威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各地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讲义,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了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提到了皖南事变,但都没有提到皖南事变的继续——上饶集中营的斗争.我们的党史和军史也应该将上饶集中营的斗争记上一笔.
上饶集中营的斗争,从实质上说,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执掌政权前28年的历史,主要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历史,其中有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文化斗争,思想斗争等等,也应该包括在监狱里的斗争.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无数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斗争,有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在敌人的监狱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上饶集中营关押了700多名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其中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大约600人).一次性地囚禁了这么多的共产党人,除上饶集中营之外,还没有听说过全国其他地方的国民党监狱有这种情况.
上饶集中营被囚的共产党人多,狱中建立的中共秘密组织也多."军官大队"五个中队,每个中队都建立了一个中共秘密支部."特训班"也有一个秘密支部."军官大队"与"特训班"于1942年4月合并改编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后,重新编成的六个中队,每个中队仍都重建了一个秘密支部.此外七峰岩监狱和石底监狱也都曾建立过秘密支部.上饶集中营里的中共秘密支部之多,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国民党监狱里所少见的.
囚禁在上饶集中营里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团结在秘密党组织的周围,同国民党特务展开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反怀柔,面对诱惑不上当,揭穿阴谋伸张正义;反高压,酷刑折磨无所惧,昂首挺胸坚持真理.有的志士将裴多菲著名诗句中的两个字"自由"改为"真理",用以表明自己和广大革命志士坚定的斗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真理故,二者皆可抛."
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进步志士们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事迹很多,其中最为突出,最为激烈,影响震动最大的,是著名的两次暴动,即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
茅家岭监狱是集中营里的"狱中之狱",专门囚禁国民党特务认为"中毒最深","顽固不化",实际上是斗争最为坚决的革命志士,监管尤严,刑罚更重.1942年5月25日黄昏,在李胜,王传馥,陈子谷,宿士平,吴越五位共产党人组成的暴动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26名革命志士以大无畏的英维气概举行了暴动,赤手空拳与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卫兵展开搏斗,共夺得步枪8支,机枪4挺,手榴弹39颗.王传馥和钟袁平两位共产党员被敌人子弹击中捕回杀害,其他志士胜利地冲出了牢笼.
23天之后的6月17日下午,六中队秘密党支部在集中营往福建转移途中到达崇安县赤石镇崇溪河畔时,率领全队革命志士举行大暴动,冒着身后敌人射来的子弹,奋勇冲向武夷高峰.有60多人获得了自由,重返革命队伍.
共产党人组织领导的这两次成功的越狱暴动,是上饶集中营斗争的高潮,给了国民党当局沉重有力的打击.有关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斗争资料,还没有发现被囚革命志士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集体越狱暴动成功的先例.因此,囚禁在上饶集中营的共产党人组织领导的这两次成功的集体越狱暴动,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监狱对敌斗争方面的壮举,堪称一个典范.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监狱里所进行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整个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这方面斗争的最高,最激烈,最英勇悲壮的形式——越狱暴动唯一成功的范例,上饶集中营的斗争应该载入我们党的光荣史册.
上饶集中营里囚禁的,绝大部分是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干部.这些新四军干部在狱中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坚持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为军旗增光添彩.也正因为他们是新四军干部,有着一定的军事作战经验,这也是他们在上饶集中营里能够举行暴动并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上饶集中营的斗争也就是新四军和国民党的斗争.所以,上饶集中营的斗争也应该载入我们人民军队的光荣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