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艾登皮尔斯与刺客组织:任仲夷书记的政治改革主张（四） - 胡朋 - 价值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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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985年，任仲夷在广东担任省委书记，硬是把广东的改革开放搞成了全国的“排头兵”。他以敢谏敢言著称，是中共内部力主政治改革的高级官员。1985年他成为中顾委委员之后，仍不遗余力地向中央表达自己的想法，他有许多非常尖锐的观点。
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采用怎样的策略、步骤、方法和措施？任仲夷有如下主张：
第一,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政治体制改革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也是经过长期摸索，经历了无数次失败走过来的，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不能什么东西都一棍子打死。简单地用“西化”、“自由化”这些帽子整人，是不应该的，难以服人。马克思是哪里人？科技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有多少是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自由有什么不好？马克思不是说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吗？现在西方人认为共产党不让人自由,这不对,当初我们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老百姓争自由，要民主。当初我参加革命，也就是为了这个。
第二,开放言论,集思广益。开放媒体和言论，既是政治改革的先声,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步骤应该先行。政治改革涉及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涉及每个人的利益,必须让每个公民参与,不能搞黑箱操作、闭门造车。我们对于意识形态的管理，远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那一套。八十年代,报纸和传媒还是很活跃公开的,谈政治改革不像今天那样敏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而现在,往往是有一点出格的言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解放思想还是禁锢思想？是启蒙还是愚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很危险的。小平同志就说:“革命政党最怕听不见人民的声音；最怕鸦雀无声。”况且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都写进了宪法,是公民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中央不是反复强调要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吗？对媒体言论进行审查，就不是依法治国，更不是保护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是长治久安的社会。
第三,透明公开,阳光政治。政治公开化、透明化，不是西方政府的专利，我们也可以搞。政务透明公开，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完全是中性的，我们可以搬过来用。在互联网时代,信息铺天盖地，你栏网拦得了一时，拦不了一世。10年后，50年后，甚至100年后，政府所干的一切事情，还是会公之于世。
第四,办一块“试验田”,搞一个政治特区。经济体制改革可以搞“特区”，政治体制改革同样可以搞“特区”。从“试验田”开始，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领域先搞试验,取得经验,然后推广。比如能不能选一个县、一个地级市，甚至一个省,办一个“政治特区”,搞民主选举。就是试验失败了也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搞一两个“政治特区”，出不了什么大乱子。
第五,结合国情,重视启蒙。中国传统文化里充满专制基因,并且根深蒂固,需要民主的启蒙。没有公民意识的提高,政治体制改革很难成功。需要开展公民教育,补上这一课,要从娃娃抓起，把选举的意义和程序，写进中学和大学的政治教材，让大家都知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为什么要搞民主,怎么样搞民主。
第六,正本清源,以史为鉴。马克思主义要正本清源,要弄清楚“真经”是什么。马克思许多原本的东西,已经被歪曲，要还原，再现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同时对历史也要正本清源，要以史为鉴。中国的现代史,尤其是建国后的历史,都要拨乱反正。如果对历史问题、对历史人物、对历史事件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怎么以史为鉴,你写的历史都是错的,照的镜子都是哈哈镜，能以哈哈镜为鉴吗？一个不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是没希望的。建国后,不但“文革”犯了大错,改革开放后,我们也有失误。八十年代我们党的两任总书记,尤其是耀邦同志,为改革开放呕心沥血,功不可没,但我们的宣传报道中鲜见他的贡献。这样的历史怎样向后人交代？
任仲夷说:“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任仲夷始终保持理性的忠诚,义无反顾地让党性服从理性,利益服从良知,理论服从实践,谬误服从真理。他总是一次次大胆进言，一次次为改革疾呼,这是中共党内难得一见的铮铮硬汉。（关山采访录，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