艋舺迅雷高清下载:肖德甫：党组织分化——金字塔原来在沙滩上

　　苏联共产党高度集中的组织体制，是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十月革命前，列宁曾有过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建立民主政治的设想，但由于新生的政权面临着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严重威胁等因素，原来的设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一直到列宁逝世，民主政治的方案都没能实现。

　　斯大林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后，同样面临恶劣的国际环境，飞速发展的国内建设任务，后来还有残酷的卫国战争，再加上一些主观因素，不但没有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反而使党的高度集中的组织体制得到进一步强化。

　　这种组织体制的最显著特征是：中央集权，由下而上权力层层集中，直至最后集中到党的最高领导人手中。

　　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虽然试图对此进行改革，也有一些局部的修补，但基本上还是斯大林时期的组织体制。

　　戈尔巴乔夫主政时，苏共的组织体制如同整个社会一样已经陷入全面危机，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也写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停滞现象和其他一些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形成了某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一部大机器的巨大飞轮在转动，而与工作岗位相连接的传动皮带却在空转。”

　　在后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还进一步说：“难道我国的全部历史还不能说明，通过对行政命令体制的修修补补，来摆脱国家和公民所处的困难处境的做法毫不奏效吗？我们几十年来紧紧地抓住这个体制不放，已经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如今要继续抓住不放，从而阻止革新，阻止国内经济生活新形式出台。而如果这样走下去，那么坦率地说，我们会把国家搞垮。”

　　戈尔巴乔夫的这些改革见解是正确的，但他采取的改革措施却又是错误的。尤其是改革的重点从经济体制转向政治体制后，他的改革不是完善苏共组织体制，也不是从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出发，而是要按照西方的标准来改造整个党政大厦，这就不但没有解除党的危机反而加剧了党的危机。

　　一、党中有党

　　苏共党内的“派”应该缘起于所谓的“全民党”，是在“全民党”这个理论指导下的组织路线使具有各种思想观点的政治精英都齐集党内。不过，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前，党内的“派”大多还属于政治思想上的分歧，真正孕育分化种子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民主化方针，是戈尔巴乔夫集团推行的对苏共的民主化改造。到了苏共二十八大，苏共的分裂更加深化。在1991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就有一句名言：“大厅里坐着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三四个党。”

　　对这一时期苏共党内的状况，苏联共产党副总书记伊瓦什科说：社会分化必然触及“这样一个庞大的、联合着由于各种各样原因参加进来的党”，“在严峻的时刻，当必须坚持某一立场时，观点一致的人势必会形成某种集团。……这种正常状况越过某些界线，出现了明确战术和战略的集团，滋长了不可调和性。一个集团，两个、三个、五个，坦率地说，我不知道总共有多少个。但它们是存在的”。

　　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波洛兹科夫对记者说：苏共近期可能“开始分裂或者进一步分化”，“当党是唯一的政党和执政党时，当有冒险家和向上爬的人混入党内时，就注定了党要面临这一进程”。“这里已经奠定了分化的基础，现在正在暴露出来”。

　　戈尔巴乔夫本人在他与斯拉文合著的《尚未结束的历史》这本书中谈到这些情况时也说：“苏共早已不是一个政党了，而是多个流派的联合体”，“党只能分化”，“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有许多错误”。

　　1990年前后，苏共党内实际上已经存在着三股比较大的势力。

　　一是以鲁茨科伊为首的俄共民主派。

　　这是苏共党内最大的一股势力。苏共二十八大后，该派就成立俄罗斯“共产党人民主党”，并宣布该党是叶利钦的政治基础。鲁茨科伊说：“看看文明世界，美国总统有个党作基础，叶利钦没有基础，所以我们将建立一个基础”，“俄共将有50%的党员参加我们的党”，并称人数将达到500万人。因为鲁茨科伊是苏联空军战斗英雄、俄议会老战士和军人家属社会保障委员会成员，所以对青年、军人及一些老战士很有吸引力。

　　该党的政治纲领是：“参与实现旨在增强人的幸福、使人受到社会保护、加强人的权利与自由，旨在建立社会市场经济、和睦社会、法制国家的民主改革。”

　　鲁茨科伊后来成为叶利钦的副手任俄罗斯副总统。

　　二是民主改革运动势力。

　　发起人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统顾问雅科夫列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俄总理西拉耶夫等。他们在苏联《独立报》发表呼吁书说，现在国家面临着选择：要么“沿着彻底改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要么“由对自由和世界的仇恨而丧失理智的反对派”造成“全国性的悲剧”；“只有社会中最有觉悟的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一部分人立即团结起来”才能拯救国家。主张“人权至上和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绝对的”，“主张寻求妥协、和睦，采取共同行动”。

　　三是以沙塔林为首的联合民主党势力。

　　由原来俄罗斯民主党的领导人特拉夫金和沙塔林联手组建。其纲领是“通过选举、遵循非暴力、议会斗争和作为苏共实际反对派等原则，来改变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党的任务是保障个人自由，经营自由，为人民的利益办事”。

　　除了这些比较大的势力外，苏共传统力量中也出现不少派别，如共产主义倡议运动和布尔什维克纲领派。

　　共产主义倡议运动的前身是1990年4月在列宁格勒成立的“倡议成立俄共代表大会”。该运动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91年6月29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来自10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44个州的党员和无党派人士820位代表、194位来宾和观察员出席，大会在“以创造为方针”的口号下举行。苏共中央委员、该运动组织局书记谢尔盖耶夫作关于时局的报告，组织局主席波洛沃多夫就组织国内工人运动问题作报告。从后来的实践看，倡议大会运动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大厦将要倾倒的时刻，在苏共内部出现的“制止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康力量”。他们指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集团不断滑向社会民主党甚至右翼社会党，苏共二十八大的决议表现出明显的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戈尔巴乔夫的方针是搞垮社会主义、搞垮苏联，把苏联共产党加以消灭的方针。但当时他们寄希望于召开苏共非常代表大会，以期“根本改变政治方针并为党挽回威信”，因此未能及时见诸行动来挽救联盟的灭亡。

　　布尔什维克纲领派于1991年7月14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成立。领导人安德列也娃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约500名代表，代表着近4万名该纲领派的成员。他们自称为忠实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的非党人士全联盟代表会议，是“苏共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方针的继承者、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坚定的反对者，同反共反苏行为斗争的真正战士”。代表会议通过了苏共布尔什维克纲领、对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政治不信任”的决议。会议要求举行苏共非常代表大会，选择布尔什维克纲领和选举党的新的领导机构。

　　在以上这些党派形成发展的同时，苏共中央顶层——政治局内部也势不两立，分化为三派。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后来在《大动荡的十年》中指出：“1989年党内实际上已经发生分裂。政治局也发生了分裂。党的这个最高机关内部在激烈的争论中寻求折中决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政治局已分成几个无法妥协的派别，一边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另一边是雷日科夫、利加乔夫、沃罗特尼科夫、斯柳尼科夫、扎伊科夫。当然也有泥潭派。遗憾的是，我们的战友并非总是一致的。个别的，有时甚至是纯个人的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了彼此之间的关系，给共同事业造成了损害。况且自1990年初起政治局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

　　对这种分裂状态，哈萨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后来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形象地比喻：“如果说政治海洋里以前只是出现一些浪花，那么现在就已经刮起了狂风暴雨。轮船的舵手犹豫不决，一伙人企图抢夺操纵权，然后改变轮船的航向；一伙人急着奔向救生艇，寄希望于自主畅游；还有一伙人充满返回岸边的幻想，可我们的船已经走得很远”。

　　二、党不管党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过前任的摊子后，曾采取调整党政职能、精简党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等措施来解决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但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后来，戈尔巴乔夫又放弃了对党的建设和对党的工作的领导，这就使党在决定自己命运和联盟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一是戈尔巴乔夫疏于党务，使党的建设不能与社会发展同步，党的机关和干部队伍素质适应不了形势和任务的要求。

　　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六年多，没有召开过一次党中央机关的干部会议，没有向党中央的机关干部讲过一次话。戈尔巴乔夫主政期间，苏共中央召开过30次中央全会，虽然会议多次反映出党的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党的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但始终没有认真研究过如何改进党的领导工作。这一期间，中央委员和党内干部更换很快，但人换了，党的领导机关的体制、作风和方法没有变。曾任苏共中央机关指导员11年的奥尼科夫在他的《从苏共中央机关内部看苏联共产党是如何垮台的》这部著作中谈到，他在1985年到1990年间向戈尔巴乔夫写过11份报告，分析了党内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党的公开性状况、党的各级选举产生的机关（党委员会）和各级执行机构（常委会）的作用、集体领导的状况、党员的自我管理水平和发挥党员和党委委员的积极性问题、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党章的作用问题、影响党的改革进程的因素，等等。但戈尔巴乔夫对他的报告和建议从未给予重视。

　　二是由于戈尔巴乔夫不是首先实行党内的民主化，再带动社会的民主化，而是倒过来想用社会的民主化来推动党的民主化，因而就把广大党员和党的中坚力量排斥在外，剥夺了他们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苏共党章规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从下到上都由选举产生”；“在各个党组织内或在全党内自由而切实地讨论党的政策问题，是党员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党内民主的重要原则”；“在广泛辩论，特别是在全苏联范围内辩论党的政策问题的时候，应当保证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违反党内民主的现象在党内是不能容忍的”。但这些规章都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得到落实。

　　三是把动力当阻力，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甚至把党的力量推到了党的对立面。

　　戈尔巴乔夫认为“民主化是改革的决定性条件”，“主要的事情是民主化”。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不耐心地向党作宣传，不注意吸收党内的意见，不同党的负责部门和党的干部作交流，不研究解决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却又推出《改革与新思维》，在书中大肆指责党，说：“党和国家机关的实际行动落后于时代和生活本身的要求。问题增加的幅度比解决的大。”“许多党组织不能坚持原则立场，不能同消极现象、为所欲为、官官相护和纪律松弛的现象作坚决斗争。”进而把党的领导看成是“官僚专制”和“行政命令”的根源，把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看作是“保守势力”，强调要坚决克服这些“阻碍机制”。

　　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书中引用西方的评论说，“由于戈尔巴乔夫将危机的责任推托到党内干部身上，因此激起基层干部的极大愤慨，使共产党的士气一落千丈”。

　　这样，戈尔巴乔夫就丧失了自己的组织基础和力量之源。苏共中央机关资深指导员奥尼科夫也进一步分析说，因为这些原因，苏共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组织已丧失了它的主要的东西——自己党员的主动性，其实质就是普通党员毫无权利可言，广大党员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都已经疏远和漠不关心，所以1991年危机发生时没有党员挺身而出。

　　三、党员退党

　　根据苏共中央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局统计的数据，苏联共产党历史上党员人数达到的最大数字是19487822人，这是1989年2月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公布的。但在苏共二十八大后，党员数不增反降，出现退党浪潮。到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时，报告公布减少党员420万人，占党员总数的22%。

　　退党潮流席卷每一个基层组织。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卡登尔金说：“我们厂1989年有党员9072人，到1991年初只剩下1646人，其中还有300人不交党费。”

　　与此同时，基层党组织的数量也急剧减少。科姆地区党委书记科尔希科夫谈到共和国党组织的情况时说道：“共和国党组织丢掉了28个基层组织、870个车间党组织和1014个党小组。党组织的数量在此期间减少了27.5%。”国防企业的基层组织1989年至1990年数量减少了23%。在外贝加尔军区，46%的营、连没有了党的组织。

　　发展新党员的情况就更糟糕。连续几年吸收的新党员人数都呈下降趋势。在切良斯克地区，1986年有6000人入党，1989年为750人，1990年为81人，1991年仅有4人。该地区一位党委书记感慨道：“我们失去了一代青年。1990年和1991年我们没有吸收一个青年人入党。我们对于青年人没有吸引力了。”

　　这种情况在苏联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布尔什维克党自成立以来，党员数都是增加，没有减少过。国内战争结束后，从1924年5月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始，到戈尔巴乔夫主政后于1986年2月召开二十七大时为止，每次代表大会之间的党员数都是大幅度增加。1981年二十六大至1986年二十七大期间，党员总数平均每年也递增1.7%。但从戈尔巴乔夫主政的第三年——1988年开始，党员增幅即开始下降，二十七大召开后前三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8%。

　　在苏共组织分裂、退党浪潮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苏共二十八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时。1990年7月12日进行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选举，当大会宣布叶利钦被提名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时，叶利钦马上高举代表证宣读了退党声明。接着，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也宣布退出苏共。西方评论，“苏共高层从此分裂了”。

　　在这次会上，除戈尔巴乔夫以外，二十七大选举的政治局委员全部落选。他们中有利加乔夫、雷日科夫、梅德韦杰夫、扎伊科夫等。

　　20世纪初，俄国有一幅革命讽刺画——《社会金字塔》：在双头鹰皇徽下面的椅子上，端坐着皇帝和皇后，旁边写着：“我们统治你们”；下面站着三位大臣：“我们管理你们”；再下面站着五位行宗教仪式的神职人员：“我们愚弄你们”；再下面站着一群来势汹汹、全副武装的官兵，一个举起指挥刀，前面士兵持枪射击：“我们射击你们”；再下面在一座客厅中的宴席上一群权贵在痛饮：“我们吃你们的”；最底层是被压得腰弯肩斜、死去活来的劳苦大众：“我们为你们工作”，“我们养活你们”。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末叶的苏联共产党内，又形成了一座新的权力金字塔：

　　塔尖——苏共中央总书记；

　　塔顶部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般30~32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般450人左右；

　　塔干部分——区委以上各级党委的委员会成员和党的机关干部，约52.5万人；

　　塔基部分——普通党员约1476万人。

　　在这个金字塔中，对权力的分配是：普通党员在确定党的方针政策中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的任务是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中央的指示；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委员(从区委委员到中央委员)实际上也是无权的，只起开会举手的作用；各加盟共和国地方党委会虽有极大权力，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只在自己主管的地区内，二是只在中央指示的范围内。所以党内实际掌权的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集中在党的主要领导人手里。

　　众叛亲离的顶层、等待观望各有图谋的中间层、作离散状毫不起作用的底层——这就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党和党的权力结构。所以当危机发生时党已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馆长、历史学家皮霍亚在他的《苏联政权史》这部著作中评论说：“当金字塔倾覆的时候，人们发现，基层党组织的1500万共产党员，维护的是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相悖的自己的行业利益、阶层利益、民族利益、政治利益和其他利益。从1978年至1991年，苏联共产党变成了一个等级制度的代表组织，分裂成了大量独立的、代表着行业集团和等级制度集团具体利益的政治派别。政治体制改革计划的失败，早在第十九次全苏党的代表会议上就已经很明显了。当时，党内切实出现了不同的派别，这是自苏共十大以来所不曾有过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苏共二十八大，党内实际存在着独立的政治集团，它们从内部破坏了苏共作为苏联政治制度传送带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早就灭亡了，远远早于1991年8月它被取缔之时。而在那个时候，这种取缔行动已经是‘打扫卫生’的行动了，实际上已经不会引起苏共普通党员的激烈抗议了。”

　　四、异己分子进入权力核心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过程已经表明，它不是在战争中被打败瓦解的，而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完成了这一过程的；不是被反革命政治势力直接打倒的，而是由执政党领导人自己宣布解散共产党、停止联盟存在的。这一悲剧还表明，苏共领导核心内部的几股力量在这一过程中起的毁灭性作用，是任何内外敌对势力所达不到的。正如苏联前“持不同政见者”季诺维耶夫后来总结的：“如果国家的政治和思想领导人不向敌人敞开苏联堡垒的大门，西方及其情报机构的努力是不会取得这样的成效的。敌人没有想到会获得这样丰厚的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