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航天玉玺和田青玉典藏:白帝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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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族源探讨中的一个问题
学号：P060312219 陈壮
一、“向王天子”考
鄂西南系统亦有以下几种说法
二、“白帝天王”考
参考书目：
1 《土家族族源再探》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年第4期
2 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
3 《土家族简史》 民国《永顺县志》《长阳县志》 同治《恩施县志》
4 段超《土家族的文化史》民族出版社
略论白虎神话对土家族的影响
10-09-02 作者： 编辑：校方人员
自称“毕兹卡”或“毕际卡”的土家族世代崇拜白虎，在历史上也有“白虎复夷”等和白虎有着密切关系的族称。从古至今，土家族关于白虎和虎的神话、传说和故事相当丰富，这些极富民族性的材料有的被载入了史籍，出现在《先秦史》、《后汉书》等正史之中，而更多的却散现于民间，未加搜集整理。我们不可否认,不论是从土家崇虎、敬虎的习俗出发，还是从土家族与虎神话尤其是与白虎神话的渊源方面来谈，白虎神话对于土家族的历史、宗教习俗、心理素质等各方面都产生过巨大地影响。
一、白虎神话对土家族历史的影响
每一个民族在初始阶段都有自己的图腾。图腾一词源自印第安语，意“为他的族亲”，产生于原始人的宗教信仰。在刘泽华先生编撰的《中国古代史》中曾写道：“图腾崇拜是一种原始宗教。原始宗教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产生的。人类与自然做斗争时，对许多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又无能为力，于是便把自然事物人格化，并赋予它超自然的力量，反过来再企求这种力量给自己以帮助原始宗教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由于每个民族的生存环境与地域各不相同，于是就形成了每个民族独特的图腾崇拜。这也就进一步说明图腾即是一种带有民族色彩的原始社会意识形态。正因为这样，一个民族的图腾神话不仅是维系民族血统的标志，同时它也能够完整的记录此民族族称的由来、各种习俗形成原因以及民族初始阶段的生产生活活动。正如频频出现在各种史料上的廪君神话（附后），它不仅阐明了土家人以白虎为图腾的原因，还记录了土家远祖开创民族历史的艰辛岁月，在土家组的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廪君，按土家语即为虎君。在土家语中，称虎“为利”，称公虎为“利巴”。“巴”是 土家人对石的成为，而所谓“利巴”可以解释为住在岩洞里的虎。据考证，廪君的“廪”和“利”都是汉字记录土语“虎”的语言，只不过是字型不同罢了。廪君也可以解释为岩洞里的虎君。于此，君并非指君主，而是原始人对氏族酋长的称呼。神话中记载，廪君名曰务相，姓巴氏，出生于武落钟离山赤穴，这说明土家族的发祥地应为湖北省宜昌市的长阳县；“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则表明产生于武落钟离山的应是五个不同的部族；“俱事鬼神”表明这五个氏族有着相同的原始宗教信仰；“约能中者奉以为君”体现了这五个部族已经形成了依靠自身实力民主推举首领的原始民主制度，同时也说明在当时，这五个氏族已经结成部落联盟，“君长”便是对部落联盟首领的尊称；而“因共立之”的过程也就是初步形成以白虎为图腾的虎族的过程；“乃乘土船从夷水到盐阳”则描述了廪君为了壮大自己的民族，带领全族向富饶地区迁徙的景象；“盐水有女神，旦即化为虫”的记录则可理解为土家族在民族迁徙的过程遇到了一个母系制以虫为图腾的部落；“因射杀之”则是记录的廪君带领族众突破原有社会制度，正式确立部落联盟公社制度的历史。在《晋书·李特载记》中还有这样的记录：“廪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廪君望如穴状。叹曰：‘我亲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按即为崩，广三尺余，而阶梯相乘。廪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长五尺。廪君休其上，投策记箸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这一记录则描述了土家先族定居夷城，逐步兴旺发展的过程。
通过对廪君神话的细致解读，我们仿佛看到了土家族从产生到最终确立的全过程；仿佛看到了土家族从氏族公社发展到部落联盟的历程；仿佛看到了土家先人捷足履险，为寻觅新居不断迁徙的历史。廪君神话不仅详细的解释了土家族的族源以及最初的发展壮大过程，它对土家族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潜在的重要影响。而“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的记载发展并延续了廪君神话，形成了一个更加完整，影响也更加深远的廪君—白虎神话。这一神话使土家人一直以虎族后代自居。在秦吞并巴国之后，史籍上对那些四处流放迁徙和被迫沦为奴隶的廪君后人不是称为白虎种、白虎夷、白虎复夷就是称其为虎蛮、虎奴。这些流散在各地的土家人不仅将白虎神话保存下来，还将这个神话传播开来。随着白虎神话的广泛流传，土家族崇敬虎的风俗日渐形成，崇虎、敬虎意识逐渐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崇虎，土家远祖将虎作为军乐錞子之纽，称其为“军乐錞子”；因为崇虎，土家人的房屋一定是前后檐一样宽，以免后檐长于前檐形成虎盘坐子之地形；因为崇虎，领头跳摆手舞的“土老司”所执的小旗上多绘虎形；同样是因为崇虎，土家族的小孩出生满月要放脚，要穿绣有虎头的鞋子，摇篮里的盖衾和脚被上要绣有“台台花”、“猎脚印”等花纹。这些充分表现土家人崇虎、敬虎、以虎为祖的内在心理特质的习俗被一代代传承下来，最终形成土家族现在复杂繁多的民族习俗，由此，廪君—白虎神话的影响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廪君—白虎神话不仅解释了土家族的产生与最初的发展过程，还影响了土家族民族特征的形成，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廪君—白虎神话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土家族的发展方向，它对土家族历史发展的作用之深远自是不言而喻的。
二、白虎神话对土家族宗教习俗的影响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咸丰县志》中写道：“……土家族的统一的基本信仰，则是‘白帝天王’和覃、田、向三位土王。这与‘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等密切相关。解放前五谷坪的向家盖，黄木坨的断头河，大坝的小梅垭，十字路的高滩，土地坪的斋堡，都建有白帝庙、向王庙、白帝天王庙，内供白面、红面、黑面三尊神像。白面神为廪君，是主神，居中；红面神代表赤色一系，居左；黑面神代表黑穴四姓，居右。……早年，本县土家还供有‘坐堂白虎’镇宅，‘病则无医，惟椎牛羊，巫师（司）击鼓摇铃卜竹卦以祀鬼’，或到天王描土王描许愿，给天王、土王菩萨解钱。”由这段记录可以看出土家族原始先民们将含有宗教性的神话作为自己崇敬、信仰白虎的依据。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廪君也就转化为白帝天王了。
土家族之所以会信奉白帝天王，是因为白帝天王是土家人将作为氏族血缘标志和氏族团结象征的白虎尊为神灵后所塑造的形象。原始图腾与土家族最早的氏族首领廪君融为了一体使得廪君神话更加趋向于完整。在远古，当四姓“因共立之”之际，那位带领部落族众开辟生活新领域的部落联盟盟主在族人的心中便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在廪君寿终正寝之后，人们仍然希望这位不平凡的英雄能够世世代代保佑自己的子孙。但作为民族英雄的廪君毕竟已经不在人间了，不可能在现实中保佑自己的子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自然的将廪君迁居于庙坛，使其成为享受祭祀香火酒馔的神虎，请求他在冥冥之中保佑自己的族众.既然廪君已经成为享受祭祀的神虎，为了歌颂其威灵就得避讳称其为虎。因为这个原因，土家人于是改称其为帝，并冠以“天王”的爵位，从而表达自己对廪君至高无上的崇敬敬仰之情。
这样改换称谓一是因为“利”与“帝”读音相近，符合土家人称“虎”为“利”的语言习惯；另一方面，在古时“虎”字本来就可以写为“帝”。在清代学者杜文澜编著的《古谣谚》中就记录着这样一句谚语“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这句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古谣谚说明将“虎”写作“帝”在当时是极其稀疏平常的事情。仔细分析以上的资料，我们可以断言正是有了白虎神话的流传才形成了土家人世代信奉白帝天王的习俗。
据资料记载，在白地天王庙里供奉的神像的脸分为白、红、黑三色，且白脸居中、红脸局左、黑脸居右。这种习俗的产生也可以用廪君—白虎神话来解释。神话中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皆生于武落钟离山赤黑二穴。廪君原本生于赤穴，因为他被推举为五姓君长，死后幻化为白虎神，白虎之白也就造成了白面廪君为主神居于正中的局面；红脸则代表赤穴氏族首领，他与廪君同族，自然是居于左位；黑脸则代表黑穴四姓氏族首领，他们臣服于廪君，因此居于右位。在我看来，这些细节更能体现廪君—白虎神话对土家人宗教信仰的影响之深远。
另一方面，神话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从祭祀的种种礼仪也可以发现其影响。廪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而自然界的虎是要食人的，那么虎神定是要饮人血的，祭祀虎神也就理所当然的要“以人祠焉”。
以人祭白虎是许多代土家人都曾经历过的事情。《咸丰县志》中记载“一百多年前，龙七平田姓土家为求其子长命富贵、延年益寿便向族神还‘人愿’，买了一个小乞丐做祭品。因为当晚小乞丐与其子同宿，所以土老司错杀了田氏的独生子。从此，土家人就改‘人祭’为‘牛祭’，还‘牛愿’”。据资料记载，旧时土老司跳神时若要还“人头愿”就会在自己的额头上刺一条小口，用几滴人血来祭祀“坐堂白虎”，表达自己对白虎的敬仰。在封建社会，如果遇上什么官不能断的糊涂案子，土家人就会到白帝天王庙赌咒、喝猫血酒，向神灵起誓：“你若冤我，我大发大旺；我若冤你，我九死九绝。”只要赌下这样的誓言，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喝下猫血酒就可以烟消云散，永不反悔。我曾问过一些老人为什么要在赌咒时喝猫血酒，而不和别的地方一样以鸡血为盟呢？他们告诉我，说因为猫俗称为虎，喝猫血就是喝虎血。敢喝虎血就表示与廪君的血缘关系没有断开，仍是虎君的忠诚后代，并没有做愧对虎君的事情。而只有在这样的血缘关系基础上举行的誓盟才能真正的发挥效用。老人还说如果一个人做了亏心之事他便不敢喝猫血酒，否则他一入白帝天王庙神堂就会全身颤觫，只有以一头猪来血祭悔罪才能得到白帝天王的宽恕。
这些祭祀礼仪方面的习俗和土家人的宗教信仰一同说明了白虎神话的深远影响，也正因为这种影响的深远才使得这些信仰与习俗有证可考。
三、白虎神话对土家族民族心理的影响
众所周知，神话对于一个民族心灵和性格特征的形成有着无庸置疑的哺育与浇筑的作用。对于这一命题，最明显的例证莫若于龙的神话传说了。龙的神话传说中所蕴涵的“我是龙的传人”的思想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特质。
同龙的神话一样，白虎神话就是土家族的精神养料，它培育出土家族虎一样刚毅、勇锐的民族性格。廪君是一位杰出的军事联盟首领，他勇武刚强，剑术箭法高超；而由廪君神话引申出的白帝天王同样是刚正勇猛的化身。土家人为他们立庙建祠就是为了学习这种精神，使之成为民族的性格素质的一部分。
如果细读土家族的《迁徙歌》就会发现土家人的确也继承了这种精神。土家人在首领雍泽雍米捏的率领下翻山越岭、穿深谷钻密林，七七四十九天没见到月亮，终于来到湘西一片洪荒之地。遇到柱箩大的蟒蛇拦路，雍泽雍米捏将蛇倒提起来，摔的蟒蛇骨头断成一节节；遇到豺狼虎豹袭击，雍泽雍米捏搂起衣袖挥起拳，飞起脚板扎扎踩；遇到瘟神肆虐，雍泽雍米捏咬着牙齿与瘟神斗，这样才在湘西驻扎下来。这一段由歌谣记载下来的古代历史充分证明了土家人刚正勇猛的精神。
土家族骁勇善战、刚正勇猛的性格不仅体现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也渗透到了土家族的习俗中。土家族的习俗中最有特色的是“过赶年”的节俗，所谓“过赶年”就是提前一天过春节，这是土家族历史传承的祭祖习俗。在清朝光绪年间的《龙山县志·风俗》卷十一载：“土人度岁，月大以二十九为岁，月小则二十八日。相传土司出军值除日，令民间先期度岁，后遂以为常。是日，土民供土司某神位于堂，上乘以酒醴、鱼肉，而置已祖先木主于门后。祭时将牛马鸡犬诸物藏与洞，老幼男女各屏息以待，谓某神于堂，不敢惊动也。”在光绪《长安县志》卷十二中记载了这一习俗形成的原因。卷中载：“除夕俱盛馔阖家相聚饮食，谓之吃团年饭而容美土司则在除夕前一日。盖其先人随胡宗宪征倭，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大犒将士，除夕倭不备，遂大捷。后人延之，遂成家风。”
通过上面的种种材料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白虎神话对土家人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影响。矛盾在其《神话研究》一书中写道“一切神话无非是原始的哲学、科学和历史的遗形”，“是初民的知识的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等。”神话的巨大价值并不止于此，神话不仅为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同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到一个民族在习俗、心理、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正如白虎神话一样，它奠定了土家族宗教思想的基石，形成了土家族道德的准绳。土家人正是在白虎神话所开创的历史发展轨迹上形成了不可磨灭的包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内在心理特质。可以说神话是民族初始历史、宗教与道德的缔造者，它以它的甘甜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这一切都可以证明神话在一个民族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可以证明神话魅丽的遗留物是不会消失的，它如同一颗又一颗珍珠串联在民族族征、民族心理、民族内质的彩线上。
附：廪君神话
八郡南蛮郡，本有五姓：巴氏、樊氏、 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神鬼。廪君名曰务相，姓巴氏。与巴氏、樊氏、氏、相氏、郑氏凡五姓俱出，皆争神。乃其掷剑于石，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逞土船，雕文书之而浮水中，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
乃乘土船以夷水到盐阳，盐阳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暝。积十余日。廪君不知东西所向，七日七夜。使人操青缕以遗留盐神，曰：“缕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宜将去。”盐神受而缨之。廪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
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人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魂魄化虎－－灵魂返祖的一种古老形态
马昌仪
关于“魂魄化虎”的观念，见于古代巴人的廪君传说：
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祀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
古代巴人曾经有过人死魂魄化虎、以虎为祖、以及以人祀虎的血祭信仰和习俗。被认为是古巴人廪君蛮之后的土家族，至今仍然保存着以虎为祖，相信其先祖廪君死后魂魄化虎之说。他们称廪君为虎君，奉之为祖神。鄂西长阳、恩施、建始、巴东、五峰等地，均建有寺庙敬奉。由于廪君是巴氏之子（见《世本》：“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名务相，故把廪君称向（相）王天子，是鄂西、湘西土家人共同敬奉的祖神，又是向姓家族的家神。湘鄂川地区酉阳、秀山等地的土家人在堂屋后墙中间安放一坐堂白虎神位，来凤土家人在祖先神龛上供一坐堂白虎。长阳、巴东等地土家人跳丧祭祖时必唱《怀胎歌》和《十梦》，追述祖先的历史，其中有“三唱白虎是家神”、“三梦白虎当堂坐，当堂坐的是家神”的唱词。他们在办丧事时，常在神龛上供一只木雕白虎，或于神桌中央供一虎皮，祭神跳摆手舞时，要供虎皮，或披虎皮跳舞。土家族梯玛巫师作法时，手舞五彩柳巾。据巫师说，这五彩柳巾象征虎纹，借神祖之威，驱灾除祸，避凶纳吉。凤凰、吉首土家人祭祖盟誓时，不喝鸡血酒，要喝猫血酒。他们说，猫是虎的讳称，猫虎是一个意思，喝猫血酒，表示自己是虎的后裔。土家人跳毛谷斯舞时，有一个内容叫“猫儿跳”，就是崐敬祖的虎舞。
土家族还信仰白帝天王。白帝天王，又称白虎天王或白虎夷王。如今湘西土家族民间所供奉的三尊天神，中间的一位白脸的就是白帝天王。传说白帝天王三兄弟，是蒙易神婆感井中白龙闪射的三道白光之孕而生。三兄弟死后化为三只白虎，其中的大哥被封为白帝天王，立庙祭祀。土家呼“虎”为“利”，“利”、“帝”谐音，故白帝即白虎。⑴这则可能是晚近产生的民间传说，仍然保存了人死魂魄化为白虎的信仰。
据调查，恩施县大集乡向、覃二姓家族，有一种叫“还相公愿”的祭仪，要举行三天三夜。其中有一堂仪式叫“歼头”，由掌坛师用杀猪刀在自己头上划破皮肤，滴血于长串纸钱上，当众悬挂，然后烧掉。这种仪式一定要“见红”才能“落愿”。相传，“还相公愿”最早是人祀，后来发展为由巫师在额上开“血口”，以滴血代替人祀，再往后，又发展到杀猪杀羊以代替人头祭祀。⑵很可能，这是古时候“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祀”的遗留。笔者于８０年代末在湘西调查时，亲自见到梯玛巫师在作法事时，用手从作为祭牲的公鸡的脖子上拔下一把带血的鸡毛，黏在祖先神位上。据说这样做，是让祖先接受后人的祭品，而鸡毛上的血则表示对祖先仍象古规一样实行血祭。
上面所说的是廪君死其魂魄化虎的故事，下面所引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二所载《 人化虎》的传说，说的则是廪君之苗裔 人可化为虎， 虎亦可化为人的故崐事。人兽互变同样是一种相当古老的观念。
江汉之城有 人。其先， 君（即廪君）之苗裔也，能化虎。长沙所属蛮县东高居民，曾作槛捕虎。槛发，明日众人共往格之，见一亭长，赤帻大冠，在 槛中坐。因问：“君何以入此中？”亭长大怒曰：“昨忽被县召，夜避雨，遂误入此中。急出我！”曰：“君见召，不当有文书耶？”即出怀中召文书，于是即出之。寻视，乃化为虎，上山走。或云：“ 虎化为人，好着紫葛衣，其足无踵。虎有五指者，皆是 。”
彝族也有人死魂魄化虎、以虎为祖的信仰和葬俗。
元代李京《云南方志略·诸夷风俗》云：“罗罗即乌蛮也。……酋长死，以虎皮裹尸而焚，其骨葬于山中。……年老（死）往往化为虎云。”
明代陈继儒《虎荟》云： “罗罗，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老（死）则化为虎。”
彝文古籍中记述了彝族曾经有过一个人兽同体共处的虎人时代。据《赊 榷濮》（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７年）一书所载：
夷 成天地，天地育父母，父母育后裔，天地始有人，有人不会语……天上星星女，天遣来婚配，同育众儿郎。有的能飞翔……高空任其飞，人飞魂随飘。能飞的儿郎，繁衍向西方。三个不能飞，三个在山野……一个是猴人，一个是野人，一个是虎人，都是为兽人……迁徙向东方。
据云南学者杨继林８０年代在云南楚雄州双柏县法 乡麦地冲彝村对苗姓罗罗人葬俗所作的调查表明，罗罗人至今仍有渴望死后变为虎（猫）的信仰及相应的葬俗。
彝族信仰虎。在罗罗人的观念中，虎与猫是同类动物，样子相像，习性相同，猫即虎，因而同成为他们信仰的对象。麦地冲苗姓罗罗人视猫为一家之主，是人祖的化身，称之为太祖公。每年岁末腊月的最后两天和农历正月初一，一共三天称为“猫节”。正月初八至十五这八天，称作“虎节”。正月十五，罗罗人每家都敞开大门，在供祖先和天地神位的供桌上，点上灯，备好祭牲，恭候公母二猫人引着老虎到来，为全家扫邪祝吉。同时，罗罗村的猫人把从各家取来的用羊皮口袋装好的肉，扛到叫魂梁子山上，与虎及全村罗罗人共享对猫的供食。苗姓罗罗人过猫节，不论是否养猫的人家，都要用面粉捏一只猫，供在家堂正中，作为祖先的化身，而对它敬酒、肉、茶、饭。夜里恐其受冻，还要把它放到灶头上取暖。罗罗人还在灶头上用红布或黄布绣一猫头，以求祖先保佑。
猫是罗罗人的老祖公、老祖母，因此他们渴望死后灵魂能变成猫（虎）。据说，过去罗罗人实行火葬，次日捡骨入罐。死者的亲属最关心的是焚尸后的火灰上是否有猫的脚印。一旦发现猫的脚印，或认为火灰堆的样子象猫脚印，就认为死者的灵魂已经化成猫（虎）了。如果一家三代，死后都没有人化成猫，则认为是不吉祥的事。
据调查，居住在楚雄麦地冲的罗罗人，现在已改火葬为棺葬了。在他们的葬俗中，同样反映了他们希望死后灵魂变猫的愿望。罗罗人死后，棺殓升停于堂屋。发葬前夜，临晨卯时，奠主的孝子用舂米木杵在大门口或院子中心处舂三下，舂出一个土坑，用脸盆反扣坑上。然后从停棺的堂屋门口直到大门口，用筛过的火灰铺成一条约一尺宽的灰色的灵魂路，人、畜都不得在上面践踏。再后，取下脸盆，在这块无灰空地正中，种上一棵多刺的棠棣树，作为死者灵魂来取钱的摇钱树。树上挂满钱纸，亲人呼唤死者姓名，念“快来领受钱纸”的祷告词。边念边烧钱纸，烧完一千张钱纸后，朵西（罗罗人的祭司）念指路经送魂。念经完毕，天已亮，大门外开始吹奏哀乐。这时，死者的全部亲属认真地在摇钱树周围及灵魂路上找寻脚印，如发现猫类动物脚印，说明灵魂已变成猫或虎，找到了最理想的归宿。如发现其它动物的脚印，只要不是猫，就视为不祥，认为死后会变成这种动物；如出现人的脚印，也认为不吉祥，说明此人寿数未尽，或预示本氏族还会有人相继死去，因而视为凶兆。⑶
上述古代巴人之后裔土家族和彝族所保留的猫虎并称、猫虎同义、猫虎共为祖先的信仰和习俗，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古代典籍中常见虎猫并称。《诗经·大雅·韩奕》：“有熊有罴，有猫有虎。”毛传：“猫，似虎浅毛者也。”《逸周书·世俘解》：“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清徐时栋《烟雨楼读书记》：“（猫）纪之虎下，诸兽之上，似甚贵重不易得者。即《韩奕》之诗亦言‘有虎有猫’，言之似足贵者。……盖（此猫）真是虎类，故皆与虎连言之，犹麋之与鹿耳。”《礼记·郊特牲》：“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又称：“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陈 注：“禽兽，猫虎之属也。”可见古人之所以祭猫虎，是因为它们是仁义之兽，对古代的农业民族有所贡献，可食田鼠，田豕。
刘敦愿先生从文字学的角度推测“三苗”“九黎”之名可能与“猫”有关。他说：“可以推论，三苗的苗字，可能是猫字之省，而九黎的黎字，或是狸之借字（古代把家猫称狸）。”⑷他还引用李时珍《本草纲目·兽部》卷五十一“虎”条所列举的方言为根据，说明南人呼虎为猫的来由：
杨雄《方言》云：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珍按：李耳当作狸儿，盖方音转狸为李，儿为耳也。今南人犹呼虎为猫，即此意也。郭璞谓虎食物，值耳为止，故呼为李耳，触其讳；应劭谓南郡李翁化虎，故呼为李耳，皆穿凿不经之言也。
土家族与彝族均为南方民族，均属刘敦愿所考证的古代虎方地域，他们呼虎为猫，从起源上说，可能也有方言音转的原因。
从以上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廪君死魂魄化虎，还是云南楚雄麦地冲苗姓罗罗人的亡魂化猫（虎），都是灵魂返祖的一种古老的形态，反映了人以虎为图腾，人兽共处，人与兽有血缘关系这样一些古老的观念。人与虎的认同，是以虎为人祖、人虎同祖、人虎有血缘关系为前提的。廪君死后魂魄所变的虎，楚雄苗姓罗罗人死后亡魂所变的猫（虎），并非一般动物或生物意义上的虎（猫），而是有特定含义的，作为他们的祖先和他们的太祖公的虎（猫），是人祖的化身，祖先的象征。亡魂化虎变猫是希望人死后，灵魂能象祖先一样，被祖先所承认，并加入到祖先的队伍中去。亡魂化为图腾祖先这种灵魂返祖观念，尽管在形态上与广泛流行于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以亡魂返归祖先起源地为特征的原始返祖观⑸有许多不同，但在实质上，仍然反映了以共同的图腾祖先为核心的血缘氏族或家族认同的强烈意识，活着的人时刻不忘认祖归宗，以求祖先保佑；死了也求灵魂化身祖先，其目的同样是要使个人有限的生命，加入到氏族和家族生命的无限循环之中，从而使之永存。
魂魄化虎这种古老的灵魂返祖观，在我国商周时期的铜器纹样中，也有所反映。例如，１９３９年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鼎耳的外廓饰一对虎纹，虎口相向，中有一人头，好象被虎口所吞噬。１９７６年在安阳小屯妇好墓出土的铜钺，亦饰有虎噬人头的图案。（图 ）１９５７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的龙虎尊，尊腹有“虎口衔人”纹样：虎身左右各向外展成一虎头双身，虎口下一裸体人形作屈蹲状，人头在虎口上颌下。与上述安阳出土司母戊鼎之像的不同点在于，虎口中（下）的人头代之以全人。此外，１９８６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座商代晚期祭祀坑内出土的铜尊上，也有虎口衔人之纹样。（图 ）
最引人注目的是湖南安化县与宁县边界出土、现已流落巴黎和日本（原有两件）的虎食人卣：人首置于虎口之中。
从上述铜器的虎口衔人、虎吞人、虎食人、饕餮食人（过去把虎食人卣称之为饕餮食人）等的命名中不难看出，考古学界过去对铜器上虎与人关系的理解，多认为虎所吞食的是人、是奴隶，是表示对奴隶的镇压和威吓，反映了阶级镇压的残酷形象。⑹近年来，对这些造型的含义的认识已经有了改变。对这些青铜器上的虎与人构图的纹样，归纳起来不外下列三种解释：
（一）辟邪说，虎食人实际上是“食鬼”；
（二）图中之人是正在作法的巫师，他正在借助动物的力量沟通天地，因此，图上的虎是人神沟通的中介；⑺
（三）纹样象征人的自我与具有神性的动物的合一，因为虎代表权威和力量，人通过被其“吞食”（“神物”与人的合一）便可取得虎的保护。
刘敦愿对上述虎与人组合纹样的理解颇具新意。他的见解可概括为：（一）虎是虎方的祖先或保护神，虎又是威猛的象征，表示国运兴旺、威服百蛮；其中的人头或人形表示被他征服的部落。（二）人置于虎口之下，可能表示以人牲奉献虎神。“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祀”的巴郡南郡蛮就是例子。铜器纹样中的人头是全人的代表，如同近代仍有流行的西南少数民族之猎头风俗，猎取敌人之首级，即表示整个鬼魂的被使役。（三）纹样中的人形，可能表示虎神的子孙，受虎的福佑。（四）“虎吞人卣”中之人断发文身，是古越族的特征，解释为虎攫人、吞人，自然最简单，但也可解释作哺乳或交媾。⑻
刘敦愿的解释可启发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如果我们用上述古代巴人之后土家族和楚雄麦地冲苗姓罗罗人的魂魄化虎（猫）这种灵魂返祖观，来解释商周青铜器上人虎依存关系的纹样，那么，是否可以以此证明，人死魂魄化虎、以虎为祖、以及以人祀虎这种血祭信仰和习俗，是有着十分古老的渊源的。
刘先生在论证以人牲奉献虎神时，还举了“为虎作伥”的传说作例子，并对之作了新解，很有意思。
后世有一种“为虎作伥”的传说，伥是被虎所食者，死后灵魂不敢他去，继续为虎服役，如引诱别的人为虎所食，遇有暗机伏阱之类，也导虎进行回避，伥可以说是鬼中的愚者。“为虎作伥”成为助人为虐的成语，这是后世的说法，古代人的宗教观却不是这样的。他们认为血液是灵魂、精力的贮藏所，以敌人、尤其是勇敢战士的血来衅涂兵器、战鼓、祭器，将使这些器物更富于灵性，为取得胜利创造条件。食人的野兽不限于虎这一类，而传说却只是虎才有伥，似乎也是一种古老传说的延续。⑼
憖上面的话里所指出的虎与伥（被虎食之人的灵魂）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明。例如：虎食人是指虎从人的血液中吸取其灵魂之精髓，从而使自己更强大，并使人的灵魂不敢他去，继续为虎服役，那么，这里的虎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食人猛兽，还是别有含义？为什么只有虎才有伥，换句话说，为什么只有虎才能役使人的灵魂？刘先生认为成语称助暴为虐者为“为虎作伥”，是一种后起的引伸的观念，应该从古人的宗教观、灵魂观去认识“为虎作伥”这种现象，这是很有见地的。
我国古代典籍中有“伥鬼”之说，宋欧阳玄《暌车志》云：“虎所至，伥鬼为之先驱，辄坏猎人机械。”明张自烈《正字通》云：“世传虎嗤人，人死，魂不敢他适，辄隶事虎，名伥鬼。虎行求食，伥必与俱，为虎前导。遇涂有暗机伏阱，则迂道往。呼虎曰将军，死则哭之。”《事物异名录·神鬼·虎伤鬼》：“山堂肆考，人或罹虎口，其神魂被虎所役，往往为之前导，俗谓之伥鬼。”《太平广记》卷４２８引唐戴孚《广异记·宣州儿》：“小儿谓父母曰：‘鬼引虎来则必死。世人云：为虎所食，其鬼为伥。我死，为伥必矣。’”明都穆《听语纪谈·伥褫》云：“人或不幸凡毙于虎者，其神魂不散，必为虎所役，为之前导。今之人凡毙于虎者，其衣服巾履，皆别置于地，此伥之所为也。”⑽
古书所载伥鬼传说，尽管细节各有不同，但有三点是共同的：一，人为虎所食，人死，其魂离体，但随虎左右而不他往；二，虎具有役使人魂的威力；三，人的亡魂为虎服役，其工作有二，一是为虎求食，二是作虎之前导，保护虎，使之免遭危险。《正字通》所载“呼虎曰将军，死则哭之”尤其值得注意。从上述我们指出的我国古代某些民族人与虎的依存关系去推测并理解虎与伥的原型的来源，是否可以认为：
（一）人被虎食，是古老的人祭习俗，即以人作为牺牲祀虎的反映；
（二）人的亡魂为虎服役，是古老的人殉习俗的反映；
（三）人死其魂随虎左右而不他往，是人对虎祖的认同，是灵魂返祖观念的表现；
（四）这里的虎并非生物意义上的吃人的猛兽，而是人的祖先，只有作为图腾祖先的虎才有伥，并具有役使人魂的威力，人呼之为将军，死则哭之。
因而，欧阳玄《睽车志》所说“此鬼嗜酸”，“以乌梅、杨梅布地”，伥“则不顾虎，虎乃可擒”云云，就显然是后世流传中的增益了。成语把助暴为虐称之为“为虎作伥”，实际上已经失去其原始含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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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⑵参阅杨昌鑫《土家族风俗志》第１９６页，第１９９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⑶参见杨继林、申甫廉《中国彝族虎文化》第１９－２５页，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⑷⑻⑼刘敦愿《云梦泽与商周之际的民族迁徙》，《江汉论坛》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⑸详拙文《原始返祖－－亡魂回归的一种途径》，见《民间文学论坛》１９９３年第３、４期。
⑹见《国宝大观》第２４２页，上海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⑺见张光直《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的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收入《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中国青铜时代》（第二集），台北联经 出版公司１９９０年。
⑽又据台湾《中文大辞典》卷三第１１３页“伥鬼”条所载与之略有小异。
《巴人起源于黔江武陵山》一章，以飨读者，并以此文作为黔江区建区十周年的特殊贺礼。同时希望有关行家、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黔江是远古人类生存最理想的乐园
古代巴人到底起源于何处？建国于哪里？其先王葬在什么地方？诸多问题一直是谜，千百年来吸引了无数专家学者考证、探索，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诸如“清江长阳说”、“三峡巫山说”、“四川阆中说”、“陕南汉水上游说”、“甘肃天水说”、“鄂豫交界丹江说”、“湘北岳阳说”等等，其中，最主流的说法是古代巴人起源于湖北清江流域的宜昌市长阳县。不过，根据我多年从史料、地质、气候等方面的综合考证，巴人实起源于重庆市黔江区石会镇武陵中岭山，并非如传统所说的“湖北长阳”等地方。
要考证清楚巴人的起源，我认为，必须知道人类起源和远古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7大条件：（1）必须有山地，森林茂密，有足够的果实和动物，以保证食物来源，且易于躲藏，过于平坦开阔的地方如平原则不利于躲藏；（２）洞穴众多，便于睡眠休息和避风藏身；（３）气候良好，气温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４）接近江河，提供足够的水源，但江河不能太大，因人类初期生产力极低下，江河太大则很难征服、利用。利用大江大河则是人类发展到有了矿业、较发达的航运业和进入原始农业社会后的事情了；（５）天然淡水盐至关重要，是人类进化、提高智能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因为人类初期尚不能提炼、开发，只能与其他动物一样，依靠食用天然盐水；（６）一定的沼泽，以便补充丰富的碳水化合物食物；（7）必须在北纬30度附近，因为根据“天人合一”观点，这是人类起源的生命线，事实上，人类最伟大的文明如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墨西哥古玛雅文明及古希腊文明等，皆出于此线附近。以上7点是人类起源与远古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而考察巴人的起源还必须考虑两点：一是要弄清楚巴人的先祖伏羲的起源地（此点另有专题论述，故从略）；二是必须要有丹砂，因为巴人尚巫。古人没有改变环境的自由，只有选择环境的自由。黔江区地处东径108度28分至108度56分、北纬29度4分至29度52分之间的渝东南武陵山区，属中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性气候。系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势较为复杂，海拔高度大多在500～1000米，相对高度差较大。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季风明显。气候具有随海拔高度变化的立体规律，是典型的山地气候。全区多年年均气温15.4℃，极端最高气温38.6℃，极端最低气温5.8℃。大于0℃的活动积温为3201～5471℃，大于10℃的活动积温为2134～5471℃。无霜期223～309天，平均273.5天。境内沟壑纵横，洞穴密布，沼泽较多（如马喇、鹅池远古时均为沼泽洼地），森林覆盖广，植物茂盛，动物极多，水中鱼类资源丰富，有天然盐水和盐泉，古时出丹砂（紧邻的酉阳和贵州铜仁至今仍产丹砂），素有“天然药库”之美誉。以上9点全部具备，是名副其实的人类起源和远古人类生存最理想的乐园。再看“长阳说”等其他十几种说法，少则缺一二项，多则缺三四项。须知对于远古人类，缺一项就是致命的，何况几项。唯有黔江及渝东南全部具备，因此黔江及渝东南不仅仅是巴人的起源地，我认为也是整个人类的起源地之一。
二、“咸溪”后照河即古盐水
后照河，又叫后灶河，清《黔江县志》称为“咸溪”，曾为“黔江十二景”之一，清《黔江县志》云：“即县西七十里之咸溪（余按：后照河）。悬磴二十余丈，瀑布飞流如珠帘玉屑。按其味咸。”《彭水县志》记载：后灶河发源于黔江区沙坝乡武陵山，至龙溪乡大岩坎入彭水县境，由东南向西北，纳灰溪河，至郁山镇汇入郁江。经我实地考察，后照河有3条较大支流，均发源于黔江武陵山：一为黔江沙坝乡武陵山小地名“太来号”处，且我疑“太来号”系“太昊”之音变；一为黔江石会镇武陵山脚的武陵村；一为黔江石会镇武陵山脚的五坪村。后照河系郁江支流，从天生桥至后照坝成一峡谷，或塘或滩，水清澈见底，两侧岩壁陡峭，树木丛生，羊肠小道穿越其中，由河底弯弯曲曲到达岩沿，似路非路，陡岩峭壁，洞穴成群，有山王洞、杯子洞、月亮洞、山羊洞、黄金洞、马岩洞等等，又有天然盐水，是原始人类的理想栖息地。鹁鸠井、皮带井、鸡鸣井、歧井，河岸盐井、盐灶遗址至今犹在。查清《黔江县志》、《黔江地名录》等，咸溪（后照河）为天然盐河，而且黔江境内以前天然盐泉、盐井众多，如黑溪原苏维村曾有一天然盐井“新井咸”；濯水曾有一盐井“班井咸”；石家有“咸井沟”；杉岭也有一条小“咸沟”，《黔江县地名录》称“传早年此沟出盐水”。我以为，禀君务相遇“盐水女神”之“盐水”即“咸溪”后照河。因为四川大学著名历史教授任乃强在《四川上古时新探》一文中说过：“郁山盐泉为古代大西南两大天然盐泉之一。”一般学者多将古“盐水”解释为恩施之清江，实则有误。经我调查，清江的天然盐水、盐泉，既没有后照河、郁江的数量多，也没有后照河、郁江利用方便。这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原始社会，是一点不能忽视的。更不要说长江三峡的云阳、万州等地，那时的人们根本驾驭不了大江大河，利用也极不方便。由此，这些地方的开发、利用肯定要在“咸溪”后照河的后面。又，后照河（即盐水）距黑溪（赫胥氏）、黄溪（华胥氏）极近，华（赫）胥氏为有名之“女儿国”（关于华胥、赫胥，另有专题论证，此处从略），故禀君务相所遇之“盐水女神”，应为这个部落之女首领。
三、禀君务相就是后照之子顾相
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嗥（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宋人罗泌《路史·后记》也说：“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炤，后炤生顾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 这两则记载说明：古代在西南地区确实存在着一个巴国；巴人属太嗥（昊）伏羲氏世系（太昊伏羲生于今黔江冯家，另有专题论证，此处从略），太嗥（昊）伏羲的玄孙“后照”及其子顾相便是巴人的祖先。董其祥先生在《巴史新考》一文中认为：“伏羲本是巴人的祖先。”我深表赞同，但董先生认为“乘厘”即是“禀君”，我认为是错误的，“乘厘”应是“禀君”的祖父。著名学者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一文中说：“看来‘太皞生咸鸟’一句，是表达巴人族源的省文。从‘咸鸟’起，才是巴族祖先可知者的开始。”“咸鸟的咸字，就是古代咸味的本字，应与盐有密切联系。”再结合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分析，伏羲玄孙“后照”生子顾相与巴氏五子中的禀君“务相”应是同一人，因“顾”与“务”谐音；且“务”、“巫”谐音，务相者，大巫也。也就是说，后照是巴国的奠基者，真正立国应从务（顾）相开始，是为禀君。另，中塘乡有地名“后槽”，也疑为“后照（灶）”的变音。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巴人先建巴国于清江或三峡一带，其实不然。因为太昊伏羲生活在１万年以前，后照系太昊伏羲玄孙，按常理也不过在太昊伏羲之后最多二三百年时间，那时尚处于原始社会，生产力很低下，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云阳、巫山、万州一带虽出盐，但要征服大江大河，利用甚至开发长江里的盐，是非常困难的；而后照河、郁江不大，又有天然盐泉，利用和开发均不费力，应为最佳选择。
四、廪君出于黔江武陵中岭山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敝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世本卷七下·氏姓篇下·姓无考诸氏（清秦嘉谟辑补本）》称：廪君之先，故出巫蜒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五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廪君名曰务相，姓巴氏。与樊氏、曋氏、相氏、郑氏，凡五姓，俱出皆争神，乃共掷剑于石，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雕文画之，而浮水中，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辙来取宿，旦即化飞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不知东西所向七日七夜，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缨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宜将去。”盐神受而缨之，廪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世尚秦女。
《世本·下·侯国氏姓（雷学淇校辑本）》说：巴郡蛮本有五姓。廪君之先，故出巫蜒也。廪君，名务相，姓巴氏。与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山有二穴，其一色赤，其一色黑，如丹漆状。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生于黑穴。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皆登呼躧穴屋，掷剑刺之，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能中之，众皆叹。又各令以土为船，雕文画之，而浮于水内，约船浮者，神以为君。他姓船不能浮，独廪君船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阳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莫辙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十余日，廪君思其便，操青缕以遗盐神曰：“缨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宜将去。”盐神受缕而缨之，廪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廪君于是君乎夷城。
以上3则史料记载叙述基本一致，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巴族五姓的来历、迁徙路线及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结合太昊伏羲及后照的出生地点、生活情况等，以及本人的实地考察，可以得出以下7点结论：
其一，“廪君之先，故出巫蜒。”“蜒”与“蜑、疍、蛋”相通，蜒民即疍民，意即生活在水上的人，或从水上而来的人；“蜒”又与“盐”同音，故蜒民即盐民。“疍民”的意思就是会利用盐水的巫（伏、濮）人。从“姓巴氏”、“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武落钟离山”，可知“巴人”名称即源于“巴氏”。巴人的祖先后照及其子顾相就是太昊（皞）伏羲的后裔，即太昊伏羲是巴人的总根源。顾相就是巴国真正的“开国皇帝”禀君务相，“顾”与“务”谐音，所以顾相即务相。我查了很多专家学者有关文章，基本没把“伏羲——后照——顾相即禀君务相”这层关系理清，尤其是没弄清楚“顾相即禀君务相”，所以考证了半天也不知所云。
其二，夷水就是盐水——咸溪后照河，既不是恩施的清江，更不是万州至宜昌长江三峡一带的什么河流。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37《夷水》载：“盐水即夷水也。”“夷”与“盐”一音之转，“夷水”即盐水之意，当然就是咸溪后照河了。务（顾）相先祖伏羲出生在黔江正夷，故又称“夷人”。今四川、云南的彝族就是从渝东南迁移过去的，2010年6月，我在贵州铜仁参加第22届中国少数民族报纸好新闻奖评选时，四川凉山日报副总编辑果基木呷告诉我：“凉山彝族与武陵山区的土家族在语音、风俗等方面极相似，二者应该有渊源。”反观长阳，史上并无产盐记载，而恩施州也只有利川建南较为出名外，就是恩施市区北郊一条小溪传说产盐而已，与郁山天然盐井乃“古代大西南两大天然盐井之一”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正如重庆三峡学院教授管维良在《大巫山盐泉与巴族兴衰》一文中所说：“关于恩施地区的盐水，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注引《荆州记》曰：案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部都亭。《通典》卷一百八十七亦曰：今夷陵郡巴山清江水，一名夷水，一名盐水。实际上《荆州记》和《通典》所说的只是一个大框框，而真正的盐水在今彭水郁山。伏牛山盐泉见于记载更早，《华阳国志·巴志》曰：汉发县，有盐井。《太平寰宇记》曰：彭水县东九十里有盐井一。”任乃强先生认为：汉发县治地就在彭水郁山镇。清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亦载，因郁山镇产盐，明、清曾设郁山盐课司。古“盐水”的“盐水女神”即华（赫）胥女儿国的一个部落首领（女帝），华（赫）胥女儿国就在以后照河与中清河为中心的今郁山、黑溪、黄溪片区（含白石、杉岭、黎水）及湖北利川一带，且“盐水女神”后来又演绎为“巫山神女”。从“盐阳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可知太昊伏羲之后裔务（顾）相绝对是个美男子，他将计就计利用“美男计”战胜了华（赫）胥女儿国的“盐水女神”。而“盐神莫辙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这“盐水女神”也太痴情了，下不得狠手，加之我估计应全部是“女兵”甚至是“巫女”，当然“盐水女神”这位母系氏族的最后一代女帝及其女巫们，在经过了“七日七夜”的激烈战斗后，终于壮烈牺牲在心如磐石的廪君率领的如狼似虎的男兵的刀剑之下了。廪君因此获得了当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质——盐，从而建立了巴国，而那个美丽的华胥女儿国从此走进历史。虽然充满了阴谋、诡计、血腥与战争，胜利的巴族英雄廪君站在夷城最高处庄严宣告：母系氏族社会结束，从此正式进入父系社会！因为由太昊伏羲——女娲——神农来看，虽然太昊伏羲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来临，但还是几经反复，并未真正确立。铁石心肠的廪君当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个使用“美男计”的人。
其三，“夷城”、“盐阳”皆指郁城（即“老郁山”）。“廪君于是君乎夷城”的“夷城”，是夷人之城的意思。前面已经说“夷水”即“盐水”，且“夷”与“郁”音近，“盐”又称“郁”。太昊伏羲生于黔江正夷，伏羲氏族称自己为“夷人”，即“真正的人”。因此，这里的“夷城”，我疑是“郁城”，即都城于郁山，而郁江就是夷水。郁江本是由后照河与中井河汇合而成，且中井河也是天然盐水，均由黔江流入郁江。因此，“夷城”并不是今天长阳的“夷城”，“盐阳”也不是今天的云阳及三峡一带，而是“老郁山”。盐又称郁，“盐阳”即“郁阳”，伏牛山（又名郁山）正处郁江南岸，加之郁山至酉阳、酉水流域一带为运盐的大通道，蔡盛炽老先生的《郁盐济楚考》一文说得非常明白：“（郁盐）沿酉水（因苗民呼盐为酉，故称酉水；在上古音中，酉与郁同音，故将产盐的伏牛山称为郁山）运至沅陵入沅江，而达洞庭，供楚国南方民食。”且郁山至酉阳，经酉水下沅陵一线被称为“楚商於之地”，意思是商业繁荣、贸易发达之地，并与《山海经》里所说的“食谷，不绩不经，不服，不稼不樯，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舞，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非常吻合。
其四，巴人土舟不是“陶船”，而是船棺形的“独木舟”。巴氏五子“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廪君于是君乎夷城。” 对“土船”系何种材料所造，不少人因《太平御览》中有“以土为船，雕文画之而浮水中”一句，便将“土船”释为土造陶船，此种说法难经推敲，更有专家学者认为巴人系从三峡逆流进入今万州、巫山、涪陵，再坐陶船上乌江，再上郁江而达郁山，更是荒谬至极，毫无常识。我们知道，科技如此发达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行船，遇险滩或水枯尚要借助绞索拖船才行，远古时代一个土陶船焉能从长江逆流而上到达几百公里远的郁山，何况险滩众多，只一个巨浪打来，早“樯橹灰飞烟灭”也。就是顺江而下，也随时会陶毁人亡。因此，第一，巴人的迁徙路线不可能是逆江而上，而是顺江而下，这从上面引文的叙述语气应能推出，而且有些传说说的就是“顺夷水而下”。据我考证，事实也是如此，古代巴人是从阿蓬江迁到武陵山，然后再顺后照河而下的。第二，土船就是“当地的小船”的意思，估计就像巴人岩棺葬的那种“船棺”。我们现在还在说“土鸡”、“土鸡蛋”等等，若也望文生义，岂不笑话。霍巍、黄伟《四川丧葬文化》一书为我们描述了古代巴人“船棺”的概貌：长5～6米，宽1米余，由直径1米多的大楠木制成；制作方法为“依照木形，将其上面削去一小半，正中挖凿船舱以置放尸体和随葬品，底部亦稍削平，两端由底部向上斜削使其翘起如舟船之两端，并各凿一大孔。”《巴人土船小考》的作者邓晓也持与我相同观点。
其五，巴人崇尚白虎的由来。“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廪君务（顾）相系太昊伏羲之后裔，太昊又叫太皞，皞即白色，虎与伏同音，虎又为百兽之王，王者君也，所以白虎就是白伏，白伏就是伏王。巴人崇白虎即自此始，巴人遂为虎图腾部落。据清《酉阳直隶州总志》载：“白帝天王庙，庙在州东八十里蒲海场之三石坝。又东三十里筸子溪之红豆山，又北六十里之小井溪，均有庙，均甚灵应，三县（余按：黔江、彭水、秀山）亦间有小祠。”《州志》作者列举四说：或湖南杨氏三郎称“白帝天王”，或少昊白帝，或蜀开明帝为白帝，或千秋节赛白帝报田祖。四说除少昊白帝说勉强挂边外（因少昊白帝系承袭太昊伏羲之制），其余三说均不成立。《州志》作者何以不知此白帝天王庙系祭祀廪君耶？疑为不知巴人先王廪君乃太皞伏羲后裔也。冯壶川、冉崇文亦当时之大家，深为憾焉。
其六，武落钟离山不在湖北宜昌长阳县，而是黔江石会武陵中岭山（又名中岭，即今黎明居委）。“武落”系武陵的音变，“钟离山”系中岭山的音变。在中岭山小地名泥池垭处就有两个大洞，据当地老百姓说，其中一洞有些呈红色，而且河对面还有一洞，三个洞解放前都曾住过人，剿匪时杨大土匪的人马就驻扎在这三个洞里。此处距离太昊伏羲的出生地“正夷”非常近，而湖北宜昌长阳县则太远，理由不充分。
其七，“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我疑“赤穴”或是丹穴，“黑穴”即黑洞或是煤穴，黔江龙桥、邻鄂等地至今仍产煤，而龙桥距太昊伏羲出生地正夷极近。从这里可以看出巴氏是靠采丹起家，后得盐泉而创大业。且当时已有了等级之分，巴氏因采丹而富，故独占一穴，而其余四子只能挤在一起住黑洞。由此或引起四子的不满，不服巴氏，遂有“乃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的举动。黔江古名“丹兴”，即以产丹砂而出名，又郁江原叫“丹涪水”，也因运送丹砂而名，今酉阳江口、铜仁万山仍在生产丹砂。
以上７点，可以说是从根本上理清了伏羲与巴人始祖后照、廪君顾（务）相的世系、迁徙路线，以及巴人的起源地、廪君出生地等等若干棘手的问题，同时也推翻了巴人起源于“长阳说”、“清江说”等诸多传统学术界观点。所谓“水有源，树有根。”找到了“根源”，理清了巴人的起源、世系及迁移路线等关系，其他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五、黔江曾是巫咸国、巫臷国
巫咸国、巫臷国的中心在武陵山——咸溪（后照河）——郁山一带，幅员估计为今渝东南、湖北咸丰一带。从《山海经》的记载看，巫咸国、巫臷国不但是一个物质上“丰衣足食”的桃花源一般美好的古国，而且是一个宗教（巫教）氛围极浓、精神文明十分发达的文明古国。
1、关于巫咸国。《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保山，群巫所以上下也。”我认为巫咸国就是“务（顾）相国”，巫与务（顾）谐音，咸与相谐音，因为黔江、渝东南方言里“咸”读成“hang”或“han”。且巫咸国系承袭华胥国，咸与胥谐音，以其民皆信巫，又加之后照的祖父名叫“咸鸟”，故名“巫咸国”也。《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任乃强先生云:“丰沮，显然指的盐泉。”)玉门（余按：盐也称作玉），日月所入。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爰有甘华、甘柤、白柳、视肉、三骓、璇瑰、瑶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银、铁。鸾凤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山海经·海内西经》亦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郭璞注：皆神医也），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郭璞注：为距却死气，求更生）。”我们知道，伏羲创立了先天八卦，是道的创始人，也是当时巫的最高精神领袖，那么“十巫”即伏羲的后人也必然信巫。他们在哪里“绝地通天”？很显然是从“灵山”升降。因此这里的“灵山”就应是黔江的武陵山，“武”、“巫”同音，“灵”、“陵”同音，武陵山即巫灵山、灵山。“登保山”疑为石会镇紧邻武陵山的堡山（又叫堡上）。
2、关于巫臷国。《山海经·大荒南经》曰：“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巫臷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百兽，相群是处，百谷所聚。” 巫臷国即为“巫照国”之转音，臷通耋、老，老与照谐音，以纪念巴人祖先后照与咸鸟。“盼姓”疑为“相（向）姓”，即务（顾）相之民也。又《路史·后纪三》记载：“神农使巫咸主巫。”则巫咸为神农时人，应当生活在六七千年前。《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归藏》曰：“昔黄帝与炎帝争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说明远在黄帝以前他们便立国于此，并因用盐供应中原，得黄帝赏识，被任命为他的巫师。《艺文类聚》卷七引晋代郭璞《巫咸山赋》曰：“巫咸者，实以鸿木为帝尧医。”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巫咸国在巫臷国之前，与黄帝同期，巫臷国则与虞夏同时。任乃强教授在《四种上古史新探》一书中说：“按《山海经》所传，巫臷兴，亦当与虞夏同时，可算得上我国上古时期两朵并蒂花，但它所在地不似中原那样宏阔开展，而是一个狭促崎岖的石灰岩山谷地区，所以，发展到了农业优先的时代，便不能不为巴、楚文化所代替。”又说：“巴族承巫臷文化而兴，其时间晚于巫臷约一千年，比蜀文化的开展亦早几百年。”任乃强先生虽未说明是黔江、渝东南，但其表述已经非常明确了，黔江、渝东南正是“石灰岩山谷地区”。重庆三峡学院教授管维良认为：“（任乃强）关于巫咸国存在时间本人却不敢苟同，该国并非始于唐尧，而是比尧早得多。”并认为“巫臷国控制彭水郁山镇伏牛山盐泉，神女部控制盐水”。这里的“盐水”即咸溪后照河上游。几千年前的巫咸国、巫臷国可谓人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人与自然和谐，禽兽相安无事，凤凰翩翩起舞，鸾鸟纵情放歌，令数千年后的人们还为之赞叹不已！这真是远古社会的极乐世界！同时也不由得不惊叹：虞舜时代，中原黄河文明尚处于低级阶段时，而处在渝东南的巫咸国、巫臷国竟是如此的发达、富庶！他们“不耕而食、不绩而衣”到底凭藉的是什么？盐也，因为郁山至酉阳经酉水下沅陵一线，自古乃“商於之地”。“於”同“巫”，“商於”即“商巫”，也就是巫商。今天有诸如“晋商”、“徽商”、“浙商”等等，其实，几千年以前我们的老祖宗就有了“商巫”的称号了，用今天的话就叫“郁商”、“酉商”“黔商”，真正的史上“最牛商人”！也就是说，在几千年以前中原黄河文明才有一点曙光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搞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的了。
华胥国、巫咸国、巫臷国、桃花源，千百年来，人们梦寐以求、苦苦追求的理想国、伊甸园、乌托邦、人间仙境、香格里拉等等，何以全都出现在黔江、渝东南这片土地上？山好、水好、气候好，上天垂爱也。
六、咸溪盐业开发或有万年历史
管维良先生在《巫山盐泉与巴族兴衰》一文中说：“咸即盐，咸鸟即盐鸟，巴人驾着装载巫盐的舟船，驾轻就熟地在江河之上象鸟一样快捷如飞地行进，故被称为‘咸鸟’；乘厘，乘是乘载的乘，厘为治理之意，即治理乘载之事，可解释为管理运盐之人；后照，后即首领，后来引申为国王，如夏后启、后羿等，“照”或许就是“灶”的讹写，表明这时巴人不仅运盐，也聚众设灶煮盐，以取得丰厚的收益；后灶，即管理盐灶的头领。从上述3位巴人首领的名称，明确地告诉我们，巴族的起源与初兴的盐是直接关联着的。”从“太昊生咸鸟”可知，早在1万年前，太昊伏羲及其子咸鸟就已经发现并利用盐了；从“乘厘生后照（灶），后照是始为巴人”可以看出，二三百年后的伏羲玄孙后照（灶）就可以提炼、开发盐了。有学者认为“巫咸国在巫臷国之前，与黄帝同期”，而黄帝距今5000年以前，那么巴人的祖先提炼、开发盐的历史有多久？蔡盛炽先生在《郁盐济楚考》等多篇文章中说有5000年的历史，但我认为应有6000年至1万年的历史，因后照（灶）距太昊不过二三百年时间，若从“咸鸟”算起，理当1万年左右。由于盐最先为黔江后照河的巴人所发现、利用和开发，故命名为“巴盐”，又叫“盐巴”。不然为何不叫“盐晋、晋盐”呢？必定是山西运城解池（河东盐池）的发现和开发也在其后也，更无论宿沙氏海水煮盐即其他，民间千百年的叫法，充分说明了盐的发现权、发明权、知识产权属于古黔江的巴人祖先。由此，咸溪飞瀑（郁山飞水井）可谓当之无愧的“华夏第一盐泉”。
七、巴人建巴国
巴人建巴国始于何时？史无可考，我认为，在母系氏族巫臷（照）国的末期，始自禀君顾（务）相使用“美男计”战胜“盐水女神”后，即在郁江上游的咸溪后照河一带建立了巴国，起初幅员大体就是今黔江、彭水，酉阳、秀山大部及石柱、湖北咸丰、利川的一部分。后来随着巴族力量的壮大和生产力的提高，率先向乌江下游扩张而进入长江，遂迁都古枳城，并占领万州、巫山、巫溪、云阳等地，因获盐利而实力大增，又继续向三峡、宜昌一带开拓、发展（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多学者坚持巴人起源于湖北长阳建夷城，再由三峡逆流而上占领今渝东一带。我以为在远古时代几乎不可能，难度堪比“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相反，从乌江挥师而下极易耳）。至春秋、战国，巴国处于极盛时期，疆域辽阔，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僰道（今宜宾），北接汉中（今陕西南部），南极黔涪（今乌江流域，赤水河流域）。其间，都城随国力的盛衰而先后迁于江州、垫江（今合川）、阆中、平都（今丰都）等，最后灭亡于平都。巫山大溪文化、宜昌城背溪文化等，当为巴国人所创造。在巴国迁都枳城时，其中一支继续西进建立了古蜀国，并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山海经·海内西经》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世本卷七下·氏姓篇下·姓无考诸氏（清秦嘉谟辑补本）》与《世本·下·侯国氏姓（雷学淇校辑本）》也云“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即开明之意）。”古蜀国开明帝“开明王朝”之名号或来于此，故有“巴蜀同源”之说。
八、酉（庸）人建酉（庸）国
酉（庸）人建酉（庸）国始于何时？我以为就在巴人主体由乌江挥师而下移都枳城前后，留在原处的一支即郁山的“郁人”，或先在郁山建立了郁（酉）国，或是随着郁山——酉阳——酉水流域的盐业贸易的不断扩大，而在酉水河流域一带建立了酉国（又叫庸国），因“郁”与“酉、庸”同音。起初的范围或包括今黔江南部，酉阳、秀山全部，湘西大部及铜仁沿乌江的一部分。发展、扩张到江汉时，为其最强盛时期，其都城也迁至湖北竹山。酉（庸）人实是继伏羲氏之后而崛起的神农氏族的主体，率先种植水稻从而进入原始农业社会，是酒的发明者，也是世界上最先驯养鸡、猪和狗的（由盘瓠的传说可知）部落，创造了著名的湖南彭头山文化、高庙文化、道县玉蟾岩文化等。据考证，古庸国最强盛时的版图延及今陕西汉中，湖南大庸，河南新乡，四川奉节、巫山和巫溪，湖北房县、竹山和竹溪，其发达和强盛程度远超当时的楚国、秦国、巴国，是汉水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部落首领。据著名学者张良皋先生考证，庸人所在的庸国乃“巴师八国”之首，能号令“群蛮、百濮”，是当时仅次于商周的大国，“附庸风雅”一词即来于此。张老认为庸国为中华文明之源（也说明庸人不庸也），确实见解卓然，非一般人所及，然庸国之文化、文明实始于渝东南也。清《酉阳直隶州总志》：“隋开皇五年，置石城县，兼置庸州。”何以在黔江置庸州？《州志》云“未详何据”，清《黔江县志》引《隋书地理志》注：“清江郡，后周置亭州，黔江西近后周黔州，东北届后周州亭，似于其间特建庸州，故向有置庸州之说。”等于没解释。新《黔江县志》则只录“置庸州”，对其来历则未作解释。通过我上面的分析，黔江何以“置庸州”，则豁然开朗也。
九、咸溪后照河是巴人祖宗河
巫咸国、巫臷国的早期文化之所以没有载入华夏文化的史册，是因为后来随着庸国和巴国的灭亡而消失的，加上伏羲氏后裔神农氏炎帝在与北方的黄帝争霸时失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黄帝及其后裔尧舜禹几千年的树“黄帝”为正统，必然要阉割、篡改历史，以致成为历史的断层。
总之，是“咸溪”后照河养育了巴人的祖先，是“咸溪”后照河培育了华胥女儿国、巫咸国、巫臷国等远古的神仙国、理想国。因此可以说，“咸溪”后照河，才是巴人真正的祖宗河！（本文节选自《渝东南远古文明探秘》）
竹王传说与竹崇拜
http://china.toocle.com2008年12月02日09:36 生意社
生意社12月02日讯
行走在夜郎故地，如果问我听到和看到的夜郎文化遗存，以哪个方面的内容最丰富？毫无疑问，是竹王传说及竹崇拜的各种文化事象。竹王就是夜郎王。竹王兴于遁水(即北盘江)、生于三节大竹的传说，最早见于《华阳国志》，范晔修《后汉书》时又转引了这个故事。走遍夜郎故地，无论是在彝、仡佬、土家、布依、壮、侗、水、苗、瑶等民族中都可以搜集到这个传说，内容则大同小异。而以彝文献《益那悲歌》中的记述最是详尽。《夜郎史传》开篇即说：“武僰夜郎根，夜郎僰子孙，夜郎竹根本，夜郎水发祥。”又说夜郎国的开创者系武僰支系第三代传人夜郎朵。可见竹王传说的原创者本属夷人，是原生神话；而在其他民族中流传的竹王传说则是次生神话。竹王传说在西南地区流传之广，保存此传说的民族之众，同夷人是夜郎国的统治民族这一身份相关。夷人以竹为图腾，因夷人竹图腾产生的竹王传说及竹崇拜，对于夜郎民族集团中其他民族成员的影响及浸染，也就可以理解了。
夜郎故地的竹崇拜，以及由此产生的纪念竹王的活动及遗址，遍及西南诸省。福泉城郊的竹王城已经广为人知，竹王城是建在高山上的，三面环山而一面临水，易守难攻，很符合上古时代夜郎人选址建城邑的条件。竹王城下面的河称“羊老河”，有的汉文献上写作“杨老河”，可见也是个夷语汉译的称谓，实则同“以那”、“也诺”、“以纳”等一样，“羊老”也极可能就是“夜郎”的同音异读。河的下游一公里处，有竹王园。据《平越(福泉)直隶州志》载，竹王城内原有竹王庙，而在羊老驿及不远的黄丝，则有竹二郎祠。在四川西部的邛崃有竹三郎庙，大邑及荣县有竹王庙遗址；而在广西阳朔、三江、凌云等县有竹王庙，湖南苍梧县冠乡有竹王祠，鄂西的恩施也有竹王庙等等。据《太平寰宇记》引《乐山县志》载：“今治北三里有竹公溪，溪上有祠，曰竹王三郎祠。”《武冈州志》载有一首诗：“竹公溪畔水茫茫，溪上人家赛竹王；铜鼓蛮歌争上日，竹林深处拜三郎。”从中不难想见古代祭祀竹王的盛况。贵州镇宁有一支蒙正苗族至今仍有敬竹王的习俗；而在湖南新宁，每年小暑节前，方圆百里的瑶族都要赶来参加“竹王祭”的盛会。竹王祭行七日，在竹林里选一大竹为王，旁有四根大竹环卫，竹上都挂满彩旗。另有稻草扎成的竹王神像，戴竹根雕成的面具。据当地瑶胞称，他们祖上是在宋朝年间从贵州黎平、黄平一带迁徙过去的。可见当地祭竹王的风俗正是夜郎文化的影响同扩散。
近有友人从成都回来，告知四川师范大学所在之地，有“竹王山”之称。成都古为蜀国之地，在彝文献里，称为能沽洛姆，与可乐洛姆(贵州赫章可乐)、德晋洛姆(云南晋宁县晋城)、点苍洛姆(云南大理)，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四大城”。古蜀国、巴国、滇国等等，在先秦时代都曾有过与古夜郎国并世而立的漫长历史，汉文献中的蜀王杜宇，即六祖之父笃慕。夜郎国正是六祖分支后的武、乍部同滇东北一带的夷人武僰支系融合后创立的国家。有着这样的亲缘关系，成都之出现竹王山(可能还曾有竹王祠)，这之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夜郎文化的影响所至？还是在西南夷列国纷争时代，夜郎王搞武力扩张，夜郎人的铁骑曾经奔驰到了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