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广阔的背景中看“中国奇迹”

　　■王南

　　中国奇迹的特点是高速度、低平衡、不确定。到目前为止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堪称“世界冠军”。但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多一些视角审视“中国奇迹”，我们也许能更清晰地发现中国奇迹低平衡的另一面，从而对不确定的未来多一份警醒。

　　经济增长的关键函数有三个：从长期看是技术，从中期看是制度，从短期看是政策。人类历史的时间之河中那些星光闪耀的篇章，无不是领袖人物的政策调整、制度变革以及技术进步相互作用的结果。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在北美登陆，只有野兽和野人出没的冰封土地，从1640年克伦威尔眼里“贫穷、寒冷而且毫无用处”，到1835年托克维尔断言美国将成为世界商业代理人、第一流强国的历程；俾斯麦“把德国扶上马，她会奔腾的”之后的“狂飙突进”；明治天皇“开拓万里波涛”的日本维新，甚至更早当历史从大陆深处的封闭帝国走向海洋，活动范围和重心从地中海到大西洋，从威尼斯、鹿特丹、汉堡、曼彻斯特的游移……一幕一幕都是这样的正剧，只不过换了时间地点和角色而已。诚如李斯特总结的那样，“操着国家福祸之权的执政诸公如果制定贤明的政策，就像用魔杖一挥，在短短数年之间色色具备。”如果不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对传统体制的系统调整，没有由此引发的产业和企业技术进步，则我们今天环顾四周，所见将完全不同。领导者改变观念，准许人们以先前严禁的方式生产和生活，就能迸发出的巨大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中国并无“奇迹”可言。

　　在国际社会中，发展的概念因为具有自尊和自由的内涵，正逐步取代增长，成为衡量进步的尺度。如果用这个标准考量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状态，则收入和分配的不平衡、经济和社会的不平衡、人和自然的不平衡、物质和精神的不平衡等等给精神生活带来的巨大压力，相信大多数人都有深切感触。抢占先机的人和被发展放逐的人，为所欲为的得势者和求告无门的失意者，鸿沟难以弥合；持续发展赖以维系的资源环境链条近乎断裂，天人合一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传说。即便用世界银行1992年关于新加坡等“东亚奇迹”的标准衡量，甚至和二战之后日本的高速增长、废墟颓垣上重新崛起的德国相比，不仅人均国民收入难以望其项背，增长的质量、社会和环境的均衡等方面的差距，更不可以道里计。人们心向往之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自由精神，虽然已经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渐露微弱光芒，但新鲜亮丽的世界要呈现完整轮廓，还需冲破浓重雾霭。

　　一切皆流，无物常驻。在变动不居的世界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而成功会变成失败之母。“荷兰病人”“英国病人”的殷鉴不远，依靠竞争取得繁荣、创造了“奇迹”的德国，上个世纪末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饱受增长乏力和两位数失业率的困扰，随即被嘲笑为“欧罗巴病人”；而我们的近邻日本，“世界第一”“可以说不”的喧嚣言犹在耳，泡沫崩溃之后陷入衰退的泥潭，至今仍在回味“失去二十年”的苦涩，留恋过去甚于对未来探索。在我们自身的历史中，不论是“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咏叹，还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盛衰荣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循环令人扼腕。我们目前正处于激流汹涌的历史大峡谷，瑰丽的风景引人入胜，而脚下暗礁和漩涡，犹需谨慎。

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孵化与异变

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当前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经济模式可能出现异变。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历史上，很难看到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类似的案例。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经典，也很难找到可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进行严格论证的东西。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与试验，力图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核心制度同市场活动的一般规则兼容起来，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放弃公有制为主体的方针，又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共产党的坚强政治领导下，国家经济的控制力量和政府管理始终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实践与试验，已经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这种模式对支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如果要继续进步和发展，就必须保持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市场竞争主体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孵化。这种孵化的涵义是：第一，当市场化的企业群体尚在发育时期，其作用还不足以承担起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职能，尤其是国内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还没有足够力量参与国家战略经济部门的发展时，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仍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很难避免的，但这应该是一个市场主体结构逐步向前者倾斜的孵化过程；第二，在市场竞争机制还很不完善，其功能作用还不足以有效地覆盖整个社会供求活动时，由行政干预和政府垄断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源配置功能，也有其合理性，但这同样也应该是一个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完善，其他非市场机制逐步弱化和退出的孵化过程。

然而，现在这种孵化过程却出现了一些可以称之为异变的情况。例一，国有资本在社会注册资本中的比例大大超过民营资本，仅央企资产就从２００２年的７万亿猛增到２００９年的２１万亿，在３９６个社会经济行业中，国有经济至今仍然涉足３８０个行业，分布达９６％，约有４０％的国有资本分布在一般加工、商贸服务及其它行业，８０多家大型央企涉足商业性房地产开发。例二，近些年国内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部门的利润水平连续疲软，大量民营资本纷纷转向资本投资领域和房地产行业，而属于政府垄断行业的非金融性央企的利润，却连年持续大幅上升，２０１０年将超过１万亿元，且绝大部分留于企业自用……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月17日文章题：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

21世纪头10年，人们对不同政治经济模式的看法发生了巨大逆转。10年前，在网络泡沫破灭前夕，美国占优势。美国的民主被广泛效仿，即便不是始终受到喜爱；美国的技术风行世界；稍加调整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被视为未来的潮流。但美国的道德资本在很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伊拉克战争，以及军事侵略与民主推广之间的密切联系给民主抹了黑，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则打破了市场自我调节的理念。

相比之下，中国发展顺利。本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罕见地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眼下，许多中国人认为，安然渡过金融危机是中国证明自己的体制合理的一个机会，也是美国式自由理念不再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的开始。国有企业重新吃香，北京选择通过国有企业来落实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许多中国人一度对美国的所有东西推崇备至，如今对美国的看法却更加细致透彻、更具批判性——一些人甚至接近于蔑视。如此一来，有民调显示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正确道路上的中国人要比美国人多得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与众不同，其独特的治理模式很难描述，更不用说效仿了，这也正是中国模式无法输出的原因所在。

中国政治体制优点明显

中国的政治体制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做出众多复杂的决定，而且决策的结果还不错，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如此。这一点在基础设施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能够迅速投资建设机场、大坝、高速铁路、水电系统，以满足工业不断发展的需要。

中国政府的质量高于俄罗斯、伊朗因为中国政府觉得自己应该为人民服务。中国官员在压制民众批评的同时，的确努力了解民众的不满，并就此做出反应，改变自己的政策。他们最关注的是城市中产阶级和创造就业的大型企业，但当民众对低层级党员干部腐败无能的重大案件表示愤慨时，他们也会做出反应。

中国不可能转向西方民主

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希望中国在变得越来越富裕的同时向民主转变，而且希望是在中国强大到构成战略和政治威胁之前如此。中国政府知道如何满足中国精英阶层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似乎认为，它可以通过领导层更加积极地对民众施加的压力做出反应来解决不平等问题。如今，中国正把社会支出向被忽视的内陆地区转移，促进消费，避免出现社会爆炸。

美国模式越来越思想僵化

民主的优点总是在逆境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如果民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占优势的话，美国人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与误解。过去10年，华盛顿的外交政策过于军事化、过于单边主义，只产生了一种不利于己的反美主义。在经济政策方面，里根主义的影响远远超过其最初所取得的成功，只带来了预算赤字、欠考虑的减税措施和不足的金融监管。

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正得到承认并解决。但美国模式存在一个远未解决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适应性强，能够做出艰难的决定，并有效地加以执行。美国人以宪法的制衡原则为豪，制衡原则基于不信任中央集权政府的政治文化。这种体制确保了个人自由和私营部门充满生机，但现在却变得两极分化、思想僵化。目前，美国无意解决其面临的长期财政挑战。美国民主可能拥有中国体制缺乏的与生俱来的合法性，但如果政府内部出现分裂，且无力治理国家，那么它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模式。

（来源：新华网 编辑：陈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