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钢市政府副县干部:图说希特勒私人贴身保镖

图说希特勒私人贴身保镖






























　60多年前，罗胡斯·米施曾是希特勒的保镖、电话接线员和侍从，并陪伴希特勒在其藏身的地下碉堡里度过了最后的日子。那时的他只是一名纳粹党卫军中士，在希特勒的团队中并不算重要人物。然而，随着那个动荡年代见证者的一个个离去，这名普通士兵变得越来越重要，他成为了希特勒的最后日子仅存的亲历者，但是，目前已经90多高龄的米施一直称，他将把62年前的秘密带进坟墓。随着纳粹时代见证者一个个亡故，米施的地位突然重要起来：2002年，希特勒最后的女秘书琼格逝世，享年82岁；2007年2月，希特勒在地堡里的助手、93岁的洛林齐霍芬过世。现在，米施成为最后一个从纳粹地堡里出来的幸存者和目击者。“成为最后的历史见证人，这感觉很奇怪。”米施说。

　　米施1917年出生于波兰小镇奥波莱，两岁时父母双亡，在祖父母的抚养下长大。20岁时，米施加入了纳粹党卫军，由于是家族惟一幸存的男性，他被免去了上前线的命运，只在后方做一些勤务工作。1939年，米施在去波兰执行任务时被子弹击中，不得不回家疗养。伤势渐渐好转之时，他突然接到部队司令的电话，“总部那边需要一个人”。米施当时也许没有想到，这个电话将改变他的命运。

　　这个“总部需要的人”正是希特勒的私人保镖。那时，23岁的米施仪表堂堂、身材魁梧、肩宽体阔，确实是保镖的最佳人选。但米施心里却惶恐不安，“当时我害怕极了，心里不停默念说，千万别带我去见元首。就像当时所有德国人一样，希特勒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像神灵一样‘至高无上’。”

　　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时，米施回忆说，他“脊背上生出一股寒意”。但是他忐忑的心情很快平息下来，希特勒让米施去维也纳送一封信给他的姐姐。“他站在我面前，就像个普通的绅士，言辞温和。”

　　接下来的六年里，米施身兼多重任务，他是希特勒的保镖、电话接线员和侍从。谈到与世界臭名昭著的独裁者相处的日子，米施并不为此感到耻辱，米施甚至表示，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陪伴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别墅度假的日子。他至今还保存着希特勒与其亲信的合影照片。忆及此景，这位九十岁的老人无限留恋，“度假的日子太美妙了，希特勒在那里非常放松。”

　　也许是远离了犹太人被屠杀的残酷场景，米施不认为希特勒是战争魔鬼，“我们日夜跟随着他，我们最了解。在我结婚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一箱香槟酒作为贺礼。”

　　1940年到1945年间，米施日夜跟随希特勒，从柏林的总统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从阿尔卑斯山的别墅到柏林的地堡。在第三帝国最后的日子里，米施随希特勒一起躲进地堡，度过了最后12天，他负责维护地堡里的电话系统。

　　如今，米施遇到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让他描述“希特勒在地堡里最后的日子”。他曾表示要将这个秘密带进坟墓，然而在米施成为媒体焦点，并一次次接受采访后，人们从其断断续续的描述中依稀窥见希特勒的末日时光。

　　米施说，地堡里并不像许多电影和书籍描绘的那样充满喧嚣，而是陷入一种古怪的寂静状态。“地堡里最后的日子很正常，疯狂尖叫的场景从未发生。希特勒显得非常镇静，每个人说话都很低沉。然而最糟糕的就是那种寂静，使得地堡更像一个死亡之堡。”

　　“那时我们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每天都在希望和绝望中挣扎。大家甚至期待着奇迹发生，期待着英国会调转矛头攻打苏联。”

　　1945年4月30日，苏联军队离地堡不过300米，希特勒向下属简单交待后走进了自己的密室。米施回忆说，“我的工作间正对着希特勒房间的入口，他在走廊里说了声再见，并吩咐下属不要打扰他”。此后不久，希特勒在房间里开枪自杀。

　　“那时我正站在走廊上，正要通过地堡的一条隧道去吃饭，突然听到有人说‘一切都完结了’，原来有人听到了枪响。”。米施回忆说，“枪声原本并不稀奇。在这个深处地下的堡垒里，任何大的声音在回声作用下都像是枪响。大家都迟疑着，默不作声，静静等待。大约过了20分钟，终于有人按捺不住，推开了希特勒房间的门，希特勒倒在一张椅子上，已经死去。爱娃坐在沙发的角落也已死去，她的头靠向希特勒，膝盖蜷缩到胸前，那时她身穿深蓝色礼服，领口还夹着一个白色装饰物。希特勒与爱娃在自杀的前两天才结婚”。

　　“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个场景。”米施说。

　　米施跑了出去，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总部指挥官，但他又恐惧又迟疑，于是折返回去。“我看见希特勒的尸身已经被摊在地上，被一条毯子蒙住，只露出一双脚。接着他的几个亲信让我出去，他们要按照计划，给希特勒和爱娃举行火葬。”

　　“实际上，我们对此早就做好了准备，并且一直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尽管如此，当意识到希特勒已经死去的时候，米施感到自己的死亡或许也不远了。“盖世太保的头头在那里，或许我们也会被枪毙。所有目击者都得死，所有知道元首死讯的人都不能活下去。”

　　希特勒死后，地堡的氛围更加压抑。米施也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为什么我会在这儿？我该怎么办？”但他仍然留在那里维护电话系统。那时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找克瑞柏斯将军，米施转到将军的房间，可是没有人接听。于是他去房间找，发现克瑞柏斯在床上躺着。米施以为他在睡觉并试图叫醒他，结果发现克瑞柏斯已经死了。“掌管地堡军事的两名将军最后都自杀了，我想如果一切终结，我也将不得不自杀。”

　　1945年5月2日，希特勒自杀两天后，还有几支小分队在柏林继续作战。米施奉命摧毁了地堡内的电话系统，他问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是否还有任务，戈培尔说没有，并遣走了他，米施无法忘记戈培尔最后对他说的一句话，“我们知道如何生存，我们同样了解如何死亡。”

　　“5月2日清晨6点，我从地堡里出来，看见两个人正在弹吉他，弹奏的还是夏威夷音乐，多么奇特而富有戏剧性啊，我从死亡中而来，他们却在唱歌！”

　　米施在逃离途中被苏联红军抓获，那时他的身份还没有暴露。后来，希特勒的一名飞行员告发了他。米施被苏军逮捕，在莫斯科的战犯监狱呆了9年。

　　1953年，米施被释放后，隐姓埋名在柏林郊区开始了新生活，他和妻子开了一家小型家庭装饰店。

　　2004年，介绍希特勒在地堡生活的电影《帝国的毁灭》上映，米施作为亲历者开始受到媒体关注。他认为《帝国的毁灭》虽然没有失实之处，但一切都夸张了，过于戏剧化。“毕竟这不是一部纪录片”。06年他撰写了《我曾是希特勒的保镖》一书，此后，米施家的电话响个不停，信件堆积如山，世界各国的人都给他写信，希望购买他的签名自传。

　　然而，出名并没有改变米施孤独的晚年生活。米施夫妇有一个女儿，尽管米施从不为身为希特勒保镖感到耻辱，但他的女儿却不这么认为，自从妻子1998年病逝后，女儿再也不愿见自己的父亲。她将自己的几个孩子寄宿在法兰克福一家犹太人学校，独自留下米施一人度过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