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基本功造型图片::: 战斗在最基层的村支书群体困境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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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最基层的村支书群体困境新调查(专题)


新华网 （ 2009-12-04 14:24:17 ） 来源： 半月谈内部版
编者按：
在一个有着7000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方阵里，他们处于党组织的神经末梢终端；在一个有着9亿农民的国家中，他们担当着走在基层群众最前面的领头羊。
“村支书算不上是个‘官’，却是个一方大事小事都会有人找的‘大人物’。”
“上面纵有千条线，下面也要靠村支书一根针。”
“村支书既是将尾又是兵头，还是打头阵的先锋队。”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支部，支部看支书。”……
前不久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而村支书作为党在农村最基层组织的带头人，其作风如何、执政能力如何、心态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三农”各项工作任务能否最终落实，影响到党的基层组织能否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作为一份面向基层干部群众的重要党刊，半月谈编辑部最近策划组织了“中国村支书群体心态调研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近距离调查采访村支书这一特殊重要群体的普遍生存状态和典型心态，体察其荣辱与得失，分析其优势与软肋，了解其困难和诉求。
工作量比得上公务员，收入赶不上农民工
——战斗在最基层的村支书群体困境新调查（上篇）
■    半月谈记者 周清印 张涛 秦亚洲 蔡玉高 陈钢
待遇之忧：怎能既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
“我们这里的农民打工一天都能挣30元钱，一月下来收入七八百元。”陕西扶风县杏林镇西坡村支书王浩贤连连倒苦水，“可是村支书的报酬平均每月才300元。”陕西武功县上营村支书陈富民也说，这些钱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顾不了，每个月光手机费就得100元左右，8成话费都是办了公事。
半月谈记者联合调研中，经济待遇太低，是各地村支书反映强烈的头号问题。“说出来都寒碜人。”河南叶县旧县乡毛庄村村支书白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２００７年，上级转移支付村级经费１５９００元，扣除五保户、报刊征订、秸秆禁烧、防疫费、植树造林费、捐款、拥军优属等费用，只剩３２００元，全村８名村干部每人分得４００元，平均每人每月３３．３元。
在农业大省河南各县，村干部脱岗打工已相当普遍，因为这些村干部算了细账后发现，每个月用于公务的开支远大于自己作为村干部的收入，还不如打工挣钱多。“作为一名党员，为党工作，不应该讲待遇、讲利益。但是，村干部聚在一起经常讨论，我们干一个月挣的钱，是别人打工一天挣的钱，心里落差很大。”河南伊川县人大代表、鸦岭乡康坪村村支书李红娃说，“上届５名村委委员，有两名都去打工了。孩子们也不愿意我继续把支书干下去。”
记者在河南偃师市了解到的情况更为严重。这个县级市的庞村镇共１４个行政村，每个村都有外出打工的村干部，在外打工的村干部占干部总数的７０％以上；李村镇的一些村，除了支书、主任外，村干部全部外出打工；全市近２０名村支书明确表示撂挑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有顺口溜云：“村干村干，越干越白干，越干越完蛋。”
应当看到，一些地方已关注到包括村支书在内的村干部工资待遇问题，开始着手给村干部涨工资。记者在浙江杭州采访，看到一份杭州市委组织部、市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刚刚联合下发的《关于解决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基本报酬的实施意见》。据杭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于跃敏介绍，市财政对年集体经济收入不足5万元的村下拨1673万元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村干部的误工报酬及日常工作经费等开支，在此基础上，市财政增加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基本报酬补助资金。
经济发达地区“财大气粗”好办事，而对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增加村支书工资并非轻而易举。2008年4月，陕西省委组织部出台过《关于加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把村干部报酬纳入财政预算，村支书每年的任职报酬应不低于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5倍，也就是5000元左右。而记者在基层采访时了解到，这一标准在很多地方尚未落实，而且仍属杯水车薪，离村支书们的期望值还有不小距离。陕西石泉县池河镇五爱村村支书王华明认为：“实际上村支书跟乡镇公务员一样，家里的事基本顾不上，工资报酬差距不应该这么大。”
重庆某区一名村支书对记者说，一线村支书是很多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而上头的公务员每个月拿着两三千元，去领导、指挥每个月只拿４５０元左右的村干部，还对他们指手画脚，他们难免有些怨言。各级公务员工资不断见涨，相比之下，村干部工资却多年雷打不动，即使微涨，也终究偏低。
除了工资收入，待遇之忧里面，还掺有后顾之忧，如退休后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半月谈记者多次看到，一些长期任职的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卸任后生活困顿，晚景凄凉，有的捡破烂，有的打零工，有的靠低保过日子。
河南偃师市大口乡西寨村村支书李明君说：“我们村一共有３位卸任的村支书，每个人几乎都曾任职１０年以上。但他们如今全靠子女养活，没有经济来源。看看他们，想想自己，心里不是滋味儿。”
在江苏射阳县陈洋镇东关村，已从村支书岗位上退下来的李吉林向记者呼吁，政府应该提高村支书待遇，尤其是退休之后的保障，别让他们付出了一辈子辛劳后，最终连最基本的生活也保障不了，这显然不够人性化。
前程之忧：泥腿子村官生就不能跳龙门吗
长期以来，一介村支书，工作再优秀，哪怕干一辈子，身份基本上永远是村干部，永远还是农民，泥腿子怎么也跃不了龙门。“似官非官”、“非农实农”的模糊而尴尬身份使村支书普遍感到在政治上没有奔头，工作上也就没有了劲头。
这种不公正现象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山东、江苏、天津、湖北、广西、云南等不少地方纷纷尝试从村支书、村主任等里面公开招录乡镇公务员。这一项带有历史性突破的改革之举，显然为一直奋斗在最基层的村支书们开辟了一条个人政治上的上升通道，如星星之火，点燃了他们的政治热情。
２００８年５月，河南省委组织部和河南省人事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从优秀村干部中考试录用乡镇公务员工作实施方案》，报考对象为任职满３年的优秀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连续任副职、正职合计满４年的优秀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任职满５年的优秀村党组织、村委会副职，村党组织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任村党组织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以上职务满３年的优秀“大学生村干部”。
通过这次招录考试的河南汝州市纸坊乡车渠村党支部书记杜占营对记者感慨道：“这次招考说明了党对基层干部的关怀，对村支书们刺激很大，感觉到有盼头了。”不过，必须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年龄３５周岁以下这两个报考资格条件，却显门槛过高，一大批村官因此被堵在“国家干部”队伍之外。事实上，河南这次遴选上的２５６名优秀村干部中，大学生村干部占了６３％。河南叶县洪庄杨乡洛北村村支书李亚旭看到招录通知后，急忙对村里的大学生村干部林少五说：“你各项要求都符合，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的年龄和文凭都不够，如果条件放宽些，我也很想报考。”
在西部一些民族地区，不少在任村支书还只有初中甚至小学学历。从2007年起，云南省开始定向招录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主任进入乡镇（街道）公务员队伍，第一年招录了238名，去年招录了500名。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塔甸镇海味村党总支书记李树仙，对这一乡土新政只能望洋兴叹：“我只有初中学历。凡进必考，要求高中或者中专学历，这个条件卡住了一大批人。”
也有一些村支书提出，让优秀村支书都挤公务员这条独木桥，显然不太现实，还应探索多元化出路，拓展农村基层干部个人发展平台。杭州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李志龙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2003年以来，尽管全市通过公开招考成为乡镇公务员的村干部只有11名，但被录用为乡镇事业干部的多达48名。此外，一批优秀村干部还被安排担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种群团组织的代表（委员）。
发展压力：讨饭财政逼出“化缘书记”
一方面是待遇低、出路窄，另一方面，工作量和付出并不小，任务和压力很大。这尤其让一些村支书心理失衡，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
在广东汕头当过老板、2007年作为创业能人回村的重庆江津区李市镇大桥村党支书吴廷全说，村支书收入赶不上农民工，工作强度却比得上公务员。“除非睡着了，其他时间（包括吃饭）几乎都是在工作，每周从来没有什么双休日。我刚从汕头回来时体重180多斤，现在只有140斤了。”
据了解，当前农村基层干部承担的工作任务名目繁多，广泛涉及秸秆禁烧、计划生育、卫生防疫、信访稳定、防洪抗旱、保护环境、调解纠纷、拥军优属、廉政建设等。村支书们最觉沉重的当属发展和致富的压力。不少村支书深感“有心谋发展，无奈手段少”、“有想法没办法，有办法没钱花”。
记者在天津调查发现，一些村级集体经济虽然有一定发展，但基础仍然薄弱，有的乡镇一半村子都没有集体收入。一名在农村摸爬滚打30多年、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的基层干部说：“土地都分到老百姓的头上了，集体经济没有收入，支书只剩一个脑袋一个膀子，怎么去领导村民？”
在湖北浠水县巴河镇桃花村，村民把长期在外打工做生意的冯记国当财神一样请回来当村支书，但这只“还巢凤”后来的日子很不好过。“我在外面一年最低可以挣个10来万元，回来后却成了成天出去讨钱的‘化缘书记’。农村税费取消以后，不能再从农民那里收取款项，加上68万元的债务，村级要运转，还要给农民办实事。上面给的转移支付每年只有2万元左右，4个村干部的工资都付不起，要想再搞点什么建设，只有靠自己出去讨钱。”
冯记国的办法是四处去化缘，一是找村里在外面有成就的老板、在上级部门工作的领导，二是找部门找领导争取项目，搞点资金。化缘是一件苦差事，但半月谈记者在各地农村采访发现，像冯记国这样的“讨钱书记”其实有很多。
在洞庭湖区，每到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乡镇和村里就云集大批上门要债的人，而干部们只能找个地方躲起来，手机一关，谁也找不着。村支书们戏称之为“躲五、八、腊”。在位于洞庭湖区腹地的湖南南县茅草街镇新尚村，村支书曹重阳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停地找乡友、领导和有关部门“讨钱”。新尚村每年保持正常运转至少需要5万元经费，可国家给的转移支付只有2.5万元。曹重阳苦笑着说：“自从当上村支书后，老婆经常骂我‘拿自家的钱操别人的心’，儿子也埋怨我把他辛苦打工赚的钱都垫给了村里。如果说乡镇一级还勉强可称为吃饭财政的话，村里就是典型的‘讨饭财政’。”
维持正常运转都如此捉襟见肘，要想给村民办些实事，发展些产业，更显心有余而力不足。湖北洪湖市曹市镇战斗村支书赵光辉说，今年他们村已讨了两三万块，但支出要五六万。疏浚沟渠、维护路面等，都需要花钱。为了抓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目前村干部工资只兑现了50%，剩下部分都打了欠条。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情况会好很多，但也时常难免化缘之苦。先后在5个村担任过村支书的朱清瑜，到南京市江宁区东阳村任党总支书记才一年半时间，搞了8个惠民工程（如拓宽道路，修建休闲广场和便民超市，改造村部和中心卫生站等）。办这些事，需要投入300多万元，但村里年收入也就10万元左右，大头只能是到各个部门去化缘。“我们现在做的是‘乞丐经济’。” 朱清瑜说，能力大的就多要一些，能力差点的就少要一些。
江宁区周岗社区党总支书记马更军也自嘲：“我们这些村支书都是‘洪七公’的徒弟，要靠行乞才能维持下去。” 有一位村支书由于引不来资，乞不来款，焦虑之极，晚上做梦抱了一大堆美金。
维稳压力：信访前哨，夹板受气
在当前利益分化期和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压力空前陡增，村支书更是被推到维稳的风口前哨。
在2002年轰动一时的湖北“咸安乡镇改革”大潮中，镇干部杨大兵被充实到农村基层组织，兼任咸宁市咸安区杨畈村支书。他对记者坦言，去年换届时自己真不想干了。“工资每个月500元，却天天都在忙着处理这样那样的矛盾纠纷。别以为邻里吵架、土地纠纷都是些小事，处理不慎就有可能酿成大祸，甚至会衍生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样的矛盾纠纷，我每个月差不多要处理一二十件。”
群众利益无小事，农民利益更如此，哪一样搞不好都可能埋下地雷，引爆导火索。河南叶县旧县乡毛庄村村支书白怪是市县两级人大代表，他说，上级对农村工作抓得越来越紧，要求越来越严，像秸秆禁烧、计划生育、打击“两抢一盗”等工作，都实行“一票否决”。万事执行难，许多事情理论上是好的，但是和农村实际情况差距很大，操作起来困难，结果上级领导不满意，村里群众有意见，村支书往往两头受气。
叶县任店镇寺西村村支书马彦春以秸秆还田为例说，为防止农民把秸秆一烧了之，县乡两级先从对村级的财政转移支付款中扣除几千元，如发现有人燃烧秸秆，这些钱就算成罚款。所以，夏秋两季，村支书就带领其他村干部，每人一张凉席、一张床单，整天住在地头，自家的农活干不成，还要家人送饭。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此，涉及土地承包、流转和征用的纠纷在东中西部都很多。南京江宁区东阳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朱清瑜说，前些年土地流转市场不规范，由于种地不赚钱，很多农民都把土地转给别人去种。后来免除了农业税，种粮还有补贴，许多农民又想把地要回来自己种，矛盾冲突于是发生。
江宁区周岗社区党总支书记马更军把农村维稳压力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之间发生的矛盾，二是农民与村两委、政府之间的矛盾。不管哪一类，农民都会到村部甚至到镇政府、区政府上访，最后所有压力都集中到村部。他说：“平时特别忙，没有休息日，唯一的休息日就是春节放假。”
很多村支书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各级党委、政府三令五申，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信访案件层层往下压。村支书和乡镇党委一样充当了农村信访维稳的前沿哨兵，承担着防范越级上访的第一步责任，但在解决问题上往往是责任大权力小，许多时候没法从财政上、政策上、体制上予以根治。一些群众感到村级党组织无力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遇到矛盾纠纷便越级上访。迫于无奈，有的村支书甚至到省城和北京截访。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由于处在有限权力和无限责任交织的核心，长期在基层一线面对各种利益和矛盾的挤压，许多村支书不同程度地存在紧张、焦虑、疲累心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的角色好比全科全天候大夫，“深夜出急诊，白天上门诊，晚上再会诊”。不过，有的村支书想着自己大小是个头，“来人陪客吃一点，出外办事方便点，站在人前光彩点”，所以，尽管喊着村官难当，但又欲罢不能。
渴望正名，“去妖魔化”
“我们承担了大量的基础工作，为农村作了不小的贡献，希望能有一个公正的好的社会评价。然而，我们并没有充分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可，我们的整体形象和声望较差。” 陕西石泉县饶峰镇新华村村支书李武龙道出了埋在很多村支书心底的内伤。他们认为自己负荷大，付出多，但回报少，社会承认度低，心理的天平难免失重。
村支书群体不被社会认可，乃至招致恶评，要追溯到税费改革前。那时，许多地方的村支书成了农业税、特产税“税官”，与农民直接摩擦不断。有些地方因收税构成激烈的干群冲突，村支书首当其冲，留下“与民争利”恶名。
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减轻，干群关系逐渐缓和，但也有部分村支书在惠农政策落实、土地流转、征地拆迁、集体资产处置等方面，不按规定办事，村务不透明、不民主，甚至吃拿卡要，贪污贪占等，引起群众不满。村支书群体的整体形象受到损害，面临着群众的信任危机。一段时期以来，一部分媒体也舆论一边倒，将村官腐败集中曝光、放大。久之，社会上对村官乃至乡官形成一定偏见，将其人格形象“妖魔化”。对此，村支书们颇感委屈，有的滋生愤世情绪。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村级党组织是党的“三农”工作的基石，村支书群体是党联系亿万农民群众的神经末梢。平心而论，中国村支书群体主体是好的，尽管他们也有种种狭隘和先天不足，但大都对农民有感情，富有农村工作经验，能忍受，能吃苦，以自己的脊梁和臂膀，默默为共和国奉献，为执政党夯基。这是一群同样呼唤理解和关怀的人，这是一群利益诉求需要关切的人，这也是一群亟待“去妖魔化”而渴望获得社会公正评价的人。
值得欣慰的是，党中央并没有小觑这群乡村领头雁的贡献和作用，他们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得到高层的呼应。在去年12月1日召开的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强调，要推广“定权责立规范，工作有合理待遇、干好有发展前途、退岗有一定保障”的“一定三有”经验，同时要拓展发展空间，加大从优秀村党支部书记中选拔乡镇公务员力度。
而在今年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村支书们的两大利益诉求被郑重写进中央文件：“加大从农村、社区优秀基层干部中考录公务员力度。切实解决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基本报酬和社会保障问题。”而且，就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工作期间特别强调：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
不收皇粮不征税，服务转型勿缺位
——战斗在最基层的村支书群体困境新调查（中篇）
■    半月谈记者 陈钢 伍晓阳 皮曙初 谭剑 秦亚洲 王晓磊
无税时代，乡村党群关系出现疏离冷漠
半月谈记者在基层调研中，听到一些村支书用顺口溜形容现在农村的党群、干群关系和部分百姓对待村干部的态度。湖南一位村支书说：“无病无灾不靠你，有吃有住不求你，出了问题就告你。”河南一位村支书说：“走南闯北不理你，手里有钱不甩你，遇到事情他找你，事办不成他骂你，心里生气他告你。”
在陕西石泉县池河镇五爱村村支书王华明的记忆里，前些年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工作被戏称为“催粮要款、刮宫流产”，五爱村每年的税费就要3万元，村干部要忙活大半年。这几年不收公粮、不收农业税了，很多人认为村干部已经可有可无，认为村级党组织作用不大。
陕西武功县武功镇上营村村支书陈富民说：“现在的农村社会跟过去大不一样了。村民各挣各的钱，各过各的日子，生产、生活基本不再依靠村集体，干群党群关系自然就远了，许多村民并不关心村支书是谁。”
采访中，许多村支书都表达了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村支部、村支书与村民的关系已不像以前那样紧密，而是若即若离，甚至冷漠疏离。这源自改革开放30多年间，农村经济社会相继出现的三大变迁，即土地承包、外出打工、取消农业税。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伴随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一些地方的干群双方离心力日益加大。农村税费改革以前，除了抓计划生育，村两委与广大农户间能够形成的主要经济关系也就是三提五统、催粮派款了，干群关系也因农民负担加重、干部作风粗暴而在税费改革前一度趋近燃点。
税费改革以后，这一对紧张关系被陆续跟进的各项惠农政策不断稀释。尤其是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乡村两级不再向农民“伸手”，国家转而建立面向农村的转移支付体制，使农民与基层组织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基层进入无税时代后，由于经济联系被切断，乡镇政府与村级基层组织也由以前的管理关系转为指导关系，农村公益事业和重大事项的决策由原来的行政命令转而依靠村里“一事一议”来完成。天津、湖北、湖南等地的村支书说，催粮催款在以往是乡村两级干部首要的工作任务，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公共权力”，“只要支书一声吼，群众都得跟着走”。现如今乡村干部的角色由“催征员”变为“服务员”，乡村干部的权力被削弱，工作手段也相对弱化，“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
近年来，中央出台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低保等政策，绝大部分采取“一册明”、“一折统”的方式直接将资金落实到户。这种补贴方式有效杜绝了资金截留、挤占、挪用等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村级党组织的作用。不少群众形成一个印象：党中央好、国务院好，就是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好。
在这种政策和体制巨大变迁的背景下，一部分村支书产生了较大的心理落差，有种失落感和困惑感，无所适从。在河南、湖北、云南、重庆等一部分农村，有些村支书缺乏接触村民的压力和动力，村民也很少见到村支书走村串户的身影，干群鱼水关系变得形同陌路。
江苏洪泽县高良涧镇浦庄村８２岁的潘文军，有着５５年党龄、做了２０多年村支书。他告诉记者：“以前自己做村支书时，每天都在农家跑，村里每家每户的情况，哪家有什么矛盾，都十分清楚。现在的村干部，平时基本见不到，遇到也是巧遇。我们不知道他们整天忙什么事情。”
乡村公共服务缺位呼唤村级党组织功能转型
不收税了，不硬性管理了，是否就意味着村级党组织无所作为了呢？调研中，一些“三农”人士认为，无税时代客观上呼唤村支部和村委会的职能适时重新定位，应由以往的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并尽快走出转型之惑和转型之痛。
长期以来，乡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严重短缺，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于城市公共服务。这里面有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国家对农村长期奉行多取少予的制度安排，政府财政多是建设型财政而非公共服务型财政，而且财政投入长期牺牲农村保城市。基层政府和组织也普遍缺乏基本公共服务理念，忽略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国家酝酿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三农”专家赵树凯曾就乡村治理与乡村组织课题组织过调研，当问及乡村干部的服务状况，许多农民的回答是：对干部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他们少收点钱就行了。似乎这些村民给乡村干部的定位，就是收钱的，而从来就不是服务的。
今天的农民果真不需要村两委组织提供服务吗？不是不需要，而是指望不上。其实，放眼前瞻，在社会变迁转型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构成已经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阶层结构和职业群体不断分化，衍生着强烈而丰富的新需要。依据赵树凯的观察，农民对村落社区公共服务的需要大致向四个方向分化：第一类是水、电、路、环境等有关生活基础设施的，第二类是有关农业生产的，第三类是有关非农产业发展的，第四类是有关个性追求和个人发展的。赵树凯断言，农民基本需要的总体演化趋势，正在由家庭私人生活范围扩大到乡村公共生活领域，由基本生活需要层次向社区参与、经济自由、民主政治和个人全面发展层次逐步递进。
满足农民这些公共需要，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正是村支书和村主任们大有作为的新空间、新平台吗？如何增强村级党组织服务功能，提升村级党组织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已成为新形势下需要深入研究和破解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共甘肃省张掖市委书记陈克恭认为，各级党组织应充分相信和依靠村级党组织，在工作上给予村级党组织更多的自主权，积极为村级组织和村干部搭建组织、协调和服务农民的平台。
由于相当一部分村级党组织对公共资源和社会事务的调控管理手段有限，广大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组织能力较弱，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普遍较低。比如，在农民的房子越盖越漂亮的同时，有些村庄的公共道路等公益设施建设却跟不上；在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同时，有些地方的田间小道越变越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机具无法进入田间地头作业。而这些都需要村级党组织和村级自治组织来统筹协调，改善公共服务。
云南、河南、湖南、天津等地方干部群众呼吁，不仅仅是基础公益设施，看似已经个体化、自主化的农业生产经营，其实也需要村支书们服务到位。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农民致富门路少，有了门路无资金，有了资金没技术，为他们提供产、供、销和科技、信息等全方位服务显得尤为迫切。陈克恭建议，各级党政组织应把加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鼓励支持村级党组织积极培育和发展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中介服务组织。按照“支部+协会+农户”、“组织+基地+农户”等模式，依托一定的产业链条把农民组织起来，解决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要有服务之心，也要有服务之力
半月谈记者调研中欣喜地发现，近年广泛开展的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活动，强力加速了村级服务型党组织的创建进程，使许多地方的村支书和村民不再疏远冷漠，血肉联系重新密切起来。
“群众动嘴、干部跑腿”。在强化乡村两级服务职能建设中，陕西石泉县在乡镇和村都设立了便民服务机构，设在村上的便民服务室，可以为村民代办户籍、建房、婚育等几乎所有手续。石泉县池河镇五爱村村支书王华明告诉半月谈记者：“从去年10月便民服务室成立以来，为群众代办的事项已有210件。村上的工作，我们村支书的服务，适应了农民需求，得到了群众的欢迎。”
贵州遵义更是在整个城乡大打“服务型党组织”牌，以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发展“三个服务”为创建主题，以构建上级党组织服务下级党组织、党组织服务党员、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共同服务科学发展为创建任务。
江苏、重庆、云南等地许多村支书都强调“有钱办事”，认为这是村级党组织强化服务功能的前提条件。天津一街村村支书赵恩雨说：“为老百姓服务，办实事好事，光拿嘴说不行，就得有钱，有含金量。”对集体经济发达的村而言，因为有经济实力作支撑，村级组织为群众服务的能力强。但西部大部分村集体经济薄弱，村级组织连自身正常运行都难以维持，更谈不上为群众兴办公益事业，群众从集体得不到实惠，对村级组织自然就缺乏信任感。
而且，近年来，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使乡村两级债务负担凸显，有的乡村负债高达上百万元，资金缺口难填。村支书虽有服务之心，却苦于无力。陈克恭等人呼吁，各级党政组织应探索建立经济薄弱村财政专项扶持保障制度，逐步健全扶持发展村级公益服务体系的制度，从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帮助支持村级组织提高为群众办事的能力。同时，不断完善农村兴办公益事业筹资筹劳“一事一议”制度，规范村级公益事业投入机制。
“时代在变，但是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没有服务型的党委，就没有服务型的政府，也不会有老百姓真正的满意。”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熊宗仁指出，目前我国已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但还没有鲜明提出要建设“服务型党委”或“服务型党组织”。新时期党建工作应顺应基层组织和党员群众所需所盼，从基层开始创造性地探索以“服务型党委”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有为才能有位，勿越位也勿缺位。在无税催征时代，身为领头雁的村支书们，选择了乡村公共服务，工作天地必将为之一宽，也将会重温与农民朋友之间久违的鱼水深情。（编辑：叶含勇）
开党会像过老人节，领头雁缺少后备军
——战斗在最基层的村支书群体困境新调查（下篇）
■    半月谈记者 王晓磊 蔡玉高 岳德亮 谭剑 张涛 皮曙初
老化空前提速
除了服务群众，组织建设、发展党员也是村支书应尽职责。然而，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包括党支书在内的党员队伍老龄化、断层化现象在各地农村普遍存在。不少地方多年未发展青壮年党员，党支部和党支书后备人才匮乏，甚至现在还有年近80的老支书和50多岁的团委书记。
湖南南县县委组织部长向荣透露，在南县12845名农村党员中，60岁以上的几乎占了一半。
“全村党员91个，目前平均年龄48.8岁，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党员超过1/3。”对此，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老窝乡中元村村支书何军很无奈，“不少党小组老党员居多，开党小组生活会就像过老人节。”
根据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课题组的一份《重庆市党员队伍建设调研报告》，截至2007年底，该市55岁以上党员638952名，占党员总数的43.19%，比1998年增长8.35%；35岁及以下党员284965名，占党员总数的19.26%，比1998年减少了0.39%。从年龄结构上看，1998年～2007年，重庆市党员队伍老龄化进程正在加快。
其中，又以农村党员老龄化程度为最。在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林家嘴社区302名党员中，60岁以上的老党员就有200多名。据重庆江津区中山镇组织委员刘迎春透露，在中山镇600多名党员中，党龄在50年以上的老党员就有60人，年龄在50岁以上的党员人数就更多了，大概有370多人。而在重庆潼南县，个别村40岁以下党员已出现断层。
在东部农村，党员老龄化趋势也比较明显。南京市江宁区龙都社区党总支书记薛国庆告诉记者，该社区现138名党员中，年龄在60岁以上的党员人数占到40%以上，这些党员一般都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入党的。
以前，有的农村党员10天就要过一次组织生活，现在频率大大降低，一般一年也就三四次。南京江宁区湖熟社区老组织委员陶太亭说，社区105名党员中，50岁以上的占了42.3%。现在一般都是一个季度过一次组织生活。因为老党员占比大，行动不是很方便，过组织生活时大家压力比较大，生怕老人们由于腿脚不便而出现什么意外。
何以青黄不接
外出打工是农村党员发展减速的外部原因。来自重庆有关方面的调查显示，2007年该市流出党员105513名，比1997年增长了1.57倍。在10多万名流动党员中，有8万多名来自农村。外出务工农民党员成为流动党员的主体，占流出党员总数的79.1%。从1997年到2007年，重庆直辖10年间，城镇党员增加，农村党员减少，党员流动更加频繁。
重庆一些农村居民戏说：“随着‘38’年龄段妇女纷纷出外打工，目前剩下的其实主要是‘6199’（留守儿童和老人）部队。”以江津区为例，大约有34万人常年在外务工，农村里老人、孩子居多，年龄、文化水平均达不到发展党员的要求，党组织可选择的培养对象很少。
同样由于打工因素，最近10年，陕西武功县武功镇上营村也只发展了3名党员，而且都是村干部。在陕西石泉县池河镇五爱村，全村70名党员，平均年龄47岁，大部分都是在20年以前入党。五爱村村支书王华明说，发展年轻党员至少得有一年考察期，但现在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对他们的情况村党支部很难掌握。
党员模范表率性不明显，感召力、吸引力下降，则是农村党员发展不力的深层次原因。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信仰趋向多元，注重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和实用价值，农村青年接受党的教育较少，有的认为“捞党票不如捞钞票”，“哪里效益好，就在哪里搞”，对入党越来越提不起兴趣。
安徽天长市张铺镇尚武村77岁的老党员李秀英说：“总觉得现在的党员在群众面前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政治荣誉感和自豪感，村里谁家有钱谁就脸上有光，至于是不是党员，没人在乎。”
陕西扶风县杏林镇西坡村支书王浩贤认为，现在的农村群众，特别是年轻人入党积极性不高，与一部分党员起不到表率作用有关，在那些战斗力强、党员表现优异的村庄，愿意入党的人就要多一些。
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办东五桥村村支书王英娥生于1952年，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当过村干部，她对党群关系的变化深有体会：“放在那个年代，党员、干部带头劳动简直是一呼百应，村民觉得党员确实是先进。现在，党员、干部的表现不那么突出了，有的与群众没什么两样。许多群众也就不把党员、干部当回事了。”
农村基层党建工作长期不受重视，主动性、贴近性、创造性不强，则是农村党员发展缓慢的直接内因。天津、江苏、湖北、湖南一些基层党组织书记坦言，他们乐于抓经济，忙着引项目，反而忽视了组织建设这一重要本职工作，对新党员的发现、培训、教育、指导、使用等工作做得很不够。
警惕异化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农村党组织并非对所有对象都没有发展党员的积极性，他们吸收入党的大门向三类特殊人打开：家族人、恶人、富人。因此，要特别谨防派系里出党员，拳头里出党员，票子里出党员。
天津农村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一个村子里几大姓之间的家族矛盾，主要体现在选举和入党上，有些新党员、新支书沦为农村家族、派系斗争的工具。有的村子只发展有血缘、裙带关系的家族、家庭党员，几大家族轮流发展几名党员，轮流当村支书、村主任。有个村子换届选举时，“执政”、“在野”两派发生激战，连瘫痪在床的党员都被抬到选举会场，最后是15票对15票，选了三轮村支书都没选出来。
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办东五桥村，５０岁以下的党员只有３人，最近５年都没有新发展党员。村支书王英娥说，本来有一些人申请入党，但因为村里的派系矛盾，党员开会人数总是不够，研究吸收新党员的会都经常开不起来。
半月谈记者在浙江绍兴市镜湖新区东浦镇采访，某村上百名群众按手印联名举报村支书六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发展家庭党员、姻亲党员。他们反映，该村支书任职24年间只发展了12名党员，其中跟他有家族和亲戚关系的就占了一半，分别是其弟、侄、妹夫、弟媳哥哥、外甥媳妇和干儿子的父亲。一名村民代表对记者气愤地说：哪里是凭觉悟和贡献！谁对我有利，谁是我的人，谁能巩固我村支书的位置，就把谁发展成党员。
在农村，恶人（强人）入党虽属个别，但影响恶劣，需要防范。个别黑恶势力盯上村里的土地、矿产等资源财富或集体经济实力，软硬兼施搞公关“捞党票”，一旦得逞，便要对村集体和群众的公私利益大肆侵吞和掠夺。
天津一名村党总支书记说：“上一届村里两委班子换届选举，一个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人参选村委会主任，选举折腾了9个月，最后当上了村主任。后来，他又找到我说想入党，我没答应，他就无理取闹。他在今年村委会改选中落选，村里多名受其压制的党员干部当场落泪，拍手称快。”
当前，为了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很多地方都在大量吸收富人、老板入党，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富人、老板并不一定就完全符合党员宗旨要求。因此，应以党员的全部条件去衡量，防止唯“财”是举，降格以求。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委基层办副主任王旭艳告诉记者，临潼区委组织部近年来有意识把一些致富能人发展为党员，再培养成村支书。王旭艳同时也认为，从富人中发展党员培养村干部不能搞绝对化，因为有的村虽有致富能手，但人家未必愿意干这个事，不能操之过急搞拉郎配。
呼唤强力活力
农村党员老龄化、断层化和异化，直接影响到党对基层群众组织和动员作用的发挥，导致党的基层战斗堡垒去功能化，而且使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岗位后继乏人，新鲜血液供给不足。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注重质量、优化结构，改进发展党员工作，加强思想上入党教育，加大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力度。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要求，选优配强村党支部书记，把政治素质好、带富能力强、化解矛盾能力强的优秀党员，热爱农村、有知识、有见识的年轻党员，选拔到村党支部书记岗位上来，提高选用村党支部书记的公信度。
半月谈记者从杭州市委组织部欣喜地了解到，当地市委早在2001年就提出领头雁工程建设，目标是“三个60%”，即村党组织书记队伍中，年龄在45周岁左右的占60%，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的占60%，能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的占60%。后来，“三个60%”的目标又进一步提升到“三个80%”。目前，杭州2083名村党组织书记中，年龄在45周岁左右的已占81.3%，高中以上学历的占87.3%，“双带”能力强的占90.5%。
同样，在江苏淮安，越来越多的“双带”本领强的党员能人走上村党组织书记的岗位。淮安市委副书记俞军对半月谈记者介绍，去年9月以来，该市已选配了228名不在村里拿报酬的“双带”本领强的书记，今年这类村书记全市面上要达到50%，明年做到全覆盖。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颗火种。调研中，许多农村干部群众呼吁，在当前新农村建设关键期，尤其需要将那些有活力、有激情、有文化、有本领的优秀人才充实到农村党员大军中来，并作为村支书后备人才培养任用，从而促进党的肌体固本强基，永葆青春活力。（编辑：叶含勇）
正面典型链接之一
龙门一跳：百名“村官”变“乡官”
■    半月谈记者 刘伟 吴小康
“作为村干部，既是将尾又是兵头，同时还是打头阵的先锋队。”广西柳州市融安县板榄镇副镇长韦玉炳对9年村支书经历深有感触：作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神经末梢”，村党组织书记肩负着维护基层稳定和推动基层发展的重任，然而长期以来，这一群体承受着待遇低、升迁难、社会认可度不高等压力，很多村干部都坚持不下去，一些有能力的人不愿意做村干部。
为破解这一难题，广西创新组织工作，积极探索建立面向基层一线的党政干部选拔机制。今年4月，广西面向基层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及考试录用乡镇机关公务员的工作正式展开，共选拔录用了577名公务员，涉及自治区、市、县、乡镇、村五级和广西规模以上企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层次之多，为广西历史所罕有。其中，公开选拔100名优秀村党组织书记到乡镇领导班子任职，更是打破了以往用人机制，备受社会关注。
据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介绍，此次广西选拔优秀村党组织书记到乡镇领导班子任职的条件为：担任村干部累计满6年；现任建制村党组织书记满3年，或现任建制村党组织书记不满3年但与任村委会主任连续计算满5年；45岁以下，具有国家承认的中专（高中）以上学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确保“不漏一人，不错一人”，此次公开选拔引入了推荐考核机制，经过层层筛选，共有540名村党组织书记进入测试环节。根据测试成绩，按照1∶3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考察人选，再经过考察体检、研究决定、公示任职、任职培训等程序，最终确定100名到乡镇领导班子任职的大名单。为选出真正优秀的人才，在素质测试这一项上突出“考能力、考平时”，特别注重测试解决农村工作实际问题的能力，避免高分低能、会考试不会干事的现象。
“我感到万分激动，万分自豪！我1995年开始担任村干部，从没有想过有一天能当上乡镇领导。”前不久刚被选拔为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大楞乡副乡长的黄玉园喜不自胜，“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的这一好政策，让村干部有了奔头，看到了希望。”
为使这些洗脚上岸的“村官”与乡镇领导工作实现“无缝对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在7月底举办专题培训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陈向群在培训班上告诫这些新任乡镇领导：“不要以为这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不要以为到了这个位置就下不去了。你们有一年的考核期，考核期之后，还要重新测评重新考核，要是你的票数不高、表现不好，就不能继续当乡镇领导了。”
目前，广西从全自治区14359名建制村党组织书记中选拔的100名优秀“村官”已走马上任“乡官”岗位。“如果没有这样公开、公平的选拔，今天我就没有机会做副乡长。在新的岗位上我要多为群众办实事，不辜负党委、政府和群众的信任。”刚刚担任南宁市横县平朗乡副乡长的刘培堂发表了上述履新感言。之前他在平朗乡池鹏村任村支书。在村民施本堂眼里，刘培堂是一个实干型干部，他带动兴修自来水工程和村道，为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谈到当选，刘培堂感觉很“意外”：“考完试成绩公布以后，我没抱什么希望。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公开选拔从能力素质的测试到考核体验和任职公示，全程公开透明，真正体现了‘好中选好，优中选优’的原则。” 刘培堂说，作为一名新的公务员，他会用胡锦涛总书记的四句话来激励自己并指导今后的工作：认认真真访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做一名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公仆。
据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副处长彭东光介绍，为保证选拔工作公开、公平、公正进行，组织部门采取了多项措施，力保阳光操作。比如，整个选拔工作做到政策公开、职位公开、条件公开、程序公开、成绩公开、结果公开；健全监督机制，引入公证监督，抽调纪检部门人员组成监督小组，对公选过程进行全程监督，把公选工作纳入法制轨道；自治区和各市公选办设立监督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陈向群表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依靠基层干部。如果基层干部工作不得力，发生在基层的一些小问题很容易酿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此次从基层培养选拔干部，就是不让综合素质高的人吃亏，不让干事的人吃亏，不让老实人吃亏，形成“实践长才干，基层出干部”的用人导向，激发基层的创造力，引导广大基层干部扎根基层、建功立业、健康成长。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大创新，此次公开选拔工作稳定了村干部队伍，让村干部看到了希望，消除了干好干坏都一样的思想，使村干部工作岗位更能吸引优秀人才；同时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选拔发现一批具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为上级机关补充了新鲜“血液”，进而优化了干部队伍结构。
（编辑：叶含勇）
正面典型链接之二
服务型党组织走进寻常农户家
■    半月谈记者 王丽 王新明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随着经济转型加快、社会阶层分化，人们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服务需求在不断调整和变化，新形势下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如何加强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显然服务意识必不可少。贵州省遵义市以创建“服务型党组织”为载体，对基层党建工作进行了有效创新。
杨胜奎是余庆县松烟镇觉林村青山组的一位普通党员，今年他又多了一个身份——“党员便民服务点”点长，“服务点”醒目的红色招牌挂在他家院墙上，附近的群众要办什么事，反映什么情况，甚至有什么矛盾、纠纷，都可以随时随地找到他。
“有了这个服务点，农民盖个章、办个手续、咨询个政策，再也不用往乡镇、县里跑了，党员便民服务让农民觉得心里踏实。”64岁的村民张崇国说，以前农民群众概括村委会工作就是“晴天大树下、雨天支书家；办公打游击、公章腰上挂”。可现在，不仅村里有服务中心，村组下面还有党员服务点，帮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化解身边矛盾，让群众真正看到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
这样的“党员便民服务点”是遵义市创建“服务型党组织”体系的“神经末梢”。遵义市委组织部部长周素平说，新形势下，提升党员服务群众的能力首先必须有稳固的载体。今年初，遵义市着力建立一个以基层党组织为网络的四级网络服务平台：县（区、市）建立党务服务中心，乡镇（街道）建立党务政务服务中心，村（社区）建立党员综合服务中心，村民组（小区）建立便民服务点。基层的服务点可以帮农民受理代办事项、反馈社情民意、宣传政策法律、接受服务咨询和调处邻里纠纷等，县、乡、村级整合党务、政务资源，设置便民服务大厅集中办公，为群众提供一站式、多功能服务。
在松烟镇松烟社区党员群众综合服务站，明亮、整洁的服务大厅里，有承担咨询、办理业务的“综合服务岗”；有收缴党费、管理流动党员的“党员服务岗”；有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信息的“农民工服务岗”，还有综治、安全服务岗、群团组织服务岗、合作医疗服务岗、农业综合服务岗和计生服务岗等。社区党委书记陈卫说，群众要办理任何事情，在这里都可以随时办理。服务站实行每日值班制，就是要确保群众随时找到人。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以前，遵义市党建工作基本是一个封闭的运行体系，不能和经济建设有机融合。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就是开开会、念念文件，没有激发党员的荣誉感、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在机关，有些部门和党员不重视党务工作，未能提高机关效能；在企业，党建和发展相脱离。
“基层党建与经济发展是‘两张皮’，是‘关门抓党建、闭门讲奉献、守门搞服务’。一些乡镇党委书记谈到经济发展头头是道，但是一讲党建就茫然了。”遵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吴起说，近几年各级党组织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并提出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各种有效载体，尽管也产生了积极作用，但载体过多、提法较散，不能整合资源、发挥聚集效应，难以适应基层党建工作新形势。
遵义县龙坑镇共青社区居民刘永才说，以前去政府办事是找人难、办事难、办成事更难。上面说党员是公仆，要为人民服务，可到下面就是不好好执行。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熊宗仁认为，这几年，某些地方基层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淡漠了，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在淡化。基层党建只就党务讲党务不符合实际，群众不会满意也很难接受。
遵义“服务型党组织”以“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发展”为创建主题，紧紧围绕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对党组织的服务功能进行了明确定位，通过建立四级服务网络体系，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服务能力、民主水平、工作水平，以及党员和群众的满意度。据了解，截至目前，遵义市14个县（区、市）均建立了党务服务中心和信访维稳服务中心，243个乡镇（街道）全部建立了党务政务服务中心，70%的村（社区）和村民组建立了综合服务站及便民服务点。
记者在遵义、湄潭、余庆、绥阳等县采访时看到，服务型党组织创建同样激发了党员的活力，党员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活动空间得到扩展，荣誉感、使命感增强，主体作用发挥出来了。
（编辑：王新亚）
正面典型链接之三
给外出打工党员一个流动的“家”
■    半月谈记者 王立武
“流动党员没户口，年底来了年外走。”作为皖南人口最多的县，安徽歙县10万多外出务工人员中，仅农村流动党员就有1712人。针对外出流动党员“无人管”的问题，安徽省歙县县委积极探索，逐步形成一整套成效明显的流动党员管理长效。
针对“无人管”
据歙县县委组织部统计，2005年以前，歙县流动党员中，未按要求交纳党费的约占11%，31%的党员没有与原党支部保持联系，80%左右的外出党员不能参加流入地党组织的组织生活。歙县县委组织部长焦长龙认为，必须坚持抓好党组织设置，为流动党员建立一个“家”。几年来，歙县在上海、浙江杭州等地成立党总支、支部、小组共14个，使外出流动党员深深感受到组织的关心和温暖。
据焦长龙介绍，对于在本县内活动的农村流动党员，歙县县委组织部在流动党员比较集中的农贸市场、商贸区及时组建党支部；凡规模较大、发展前景好、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的企业，单独建立党组织；对具有一定规模但党员人数不足3名的企业，按照地域相邻或行业相近的原则，联合建立党支部；对规模小、用工灵活、仅有个别党员的企业，将党员挂靠在其他支部进行管理。目前，全县已建立非公企业党委1个、党支部32个，基本做到应建均建。此外，歙县还成立了8个社区流动党员管理服务站，由街道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兼任站长，负责社区内流动党员的管理服务工作。
解决“怎么管”
吴正卫是歙县北岸村第一村民小组的党员，和妻子常年在上海做木匠。半月谈记者在歙县县委组织部采访时，曾巧遇专门从上海赶回歙县缴纳“特殊党费”（捐往地震灾区）的吴正卫。他告诉记者：“我外出期间，村干部能经常到我家里嘘寒问暖，即使在千里之外我也深深感受到了组织上的关心。”
按照歙县县委的要求，党员外出必须向所在党支部报告，党支部要对外出党员的详细情况逐一登记造册，建立流动党员动态管理台账；党员外出前，由所在地党支部负责进行一次教育、发放一本《流动党员活动证》，然后由党支部确定具体联系人；各乡镇基层党组织每半月更新一次流动党员的信息，每季度与流入地党组织进行沟通联系，协助流动党员积极参加当地党组织生活。
歙县县委组织部规定，流动党员外出务工有固定单位且外出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应及时迁转组织关系；外出时间在3个月至6个月的，由基层党委统一办理《流动党员活动证》，由流入地单位党组织负责安排其参加组织活动。流动党员返乡后要及时向所在党支部汇报。记者用歙县县委组织部组织科的一部专用电话，按照流动党员名册上的联系号码，随机联系了6位在上海、浙江务工的流动党员，除1人手机停机外，其他5人均能正常联络。
努力“管得好”
流动党员从业多样、人员分散、劳动时间不一、流动性大，如何使流动党员管理工作收获实效？焦长龙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指出，歙县县委组织部因时、因地、因业制宜开展专题活动，探索出在活动中教育党员、发挥流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新路。例如，利用夏收、秋收和春节等流动党员集中返乡时间，举办“外出党员座谈会”，给他们集中补课。每逢重大节日，基层党组织还向每名流动党员邮寄一封慰问信。
歙县县委组织部还在流动党员中开展“党员联系户”活动，给每名流动党员确定一个贫困联系户，让外出党员为所联系的贫困户提供致富信息和技术服务。同时，各乡镇党委还积极鼓励有实力的外出流动党员携资金和技术回乡创业，并把其中符合条件的按组织程序选拔为村干部或村后备干部，以此增强流动党员为家乡服务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歙县璜田乡党员钱金棠早在1989年就到浙江湖州塘南建筑公司打工，后进入“浙江大东吴建设集团”等单位承包工程，事业不断发展。在钱金棠带动下，璜田乡有1000多名农民外出务工，在湖州形成多个劳动就业群，其中20多位流动党员成为具有组织、协调、管理能力的领头人。（编辑：叶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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