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中国谋士

中国的2009年是被下面一些书名串联起来的——《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头等强国》、《大国游戏》。与《中国不高兴》比起来，后面几本似乎更具理性姿态，《大国游戏》的副标题——“看中国如何磕赢世界”，更是点名了这类书的主旨，帮助中国政府击败国际玩家。这些“谋士”之作，前赴后继活跃在人们的视线里。前者的畅销在于情感的鼓动，呐喊的成分多于理性的分析，里面不乏各种政策建议，但因为情绪化和绝对化而不免令人生疑。相比之下，后续者似乎“中正平和”得多，读起来甚至会产生某种愉悦感。从《河殇》、《山坳上的中国》、《交锋》、《现代化的陷阱》、《中国的道路》至此，“中国问题”一变而为“中国优势”，悲天悯人的忧国情怀蜕变为油滑廉价的乐观主义。

对年轻读者而言，新近出版的《大国游戏》是一本国际关系的导读，开阔的视野，丰富的知识，流畅的文字以及举重若轻的叙述，产生了特殊的魅力——会把人带入神游世界的美好境界中去。这当然是作者站在中国立场的叙述，对中国在全球激变格局下处境的形势判断，显得异常清醒。探讨国家利益不用遮遮掩掩，这是意识形态解体后的长足进步，但并非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从春秋战国到近代，中国智识阶层一些人一直扮演着谋士角色，他们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阐述国家关系，献计献策，影响国君决策。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们从世界外交史的现实中，得到的也是这种结论。殊途而同归，中国智慧与世界经验合而为一。在取消价值观之后，谋略俨然成为主体登上中国政治言说的舞台。

《大国游戏》对中国目下处境的分析，延续着某种僵硬的冷战思维，虚构了一个无处不在的敌人，因为这敌人的强大，中国才更像一个勇士，似乎扛起了解救人类于水火的使命。作者把中国拟人化为一个壮汉，设想了种种应对之策，好像一个高级软件工程师，以为将此锦囊妙计塞入中国这台计算机，一切困难将迎刃而解。这符合游戏的操作，却无法掌控现实。

当局似乎乐于放任这些贴有“爱国”标签的东西，他们以为，即使无稽之谈，也多少有助于凝聚某种力量，不会有副作用。对于清醒的乌鸦们，照例是封杀再封杀。这样的诱导与绞杀，导致了一批政治激情出版物的泛滥。一些人假扮巫师，兜售散发着诡异气息的智慧药丸。除了普及某种利益博弈的知识外，他们还企图跻身智囊之列，影响政府决策。

与那些持不同意见者不同的是，他们更像是一种政治表白“爱我中华，这是我的国家”。读此类书籍，我有强烈的不真实感：他们真是这么想的吗？那种灼热不会是伪装的高潮吗？对情感本能反应的运用，某些人已经炉火纯青。我每次在地铁上碰到讨钱的，听到那种经由麦克风放出来的歌声，便有本能的抵触感，“谢谢”、“谢谢”之后，一双老手伸到面前。这种游戏虽被官方禁止，但平庸走调的歌声响起后，我内心还是会泛起愧疚感，因为自己没有出示应有的善心。看到身边善良的人悲悯地掏出人民币，我不禁怀疑自己是否过于市侩？

国民性是一个现实存在，梁启超先生曾经批评中国人无“高尚的目的”，无美心、名誉心、宗教心，“其所营营者只在现在，其所孳孳者只在现在”。只知有朝，不知有国，朝国不分，此处之朝指当下的政权，国指祖国，这块生养自己的土地。更不知有国民、是非、原则。这是一种奴隶心态。若不能打破“主子—奴隶”的权力心理链条，则难以有平等之言说。“中国国家利益”，名义好听，也很庄严，但却无公民的份儿。一个虚拟的权力意志，主宰了谋士们，绑架人们为虎作伥，名曰“为中国人呐喊”，实为谄媚权力阶级的招摇之术。

以春秋战国的乱世观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高尚的目的”自然成为笑柄。急于割断与世界的美好联系，阻断人类大同的精神联结与发育。从《中国不高兴》到《大国游戏》，皆可看作“补心眼”之作。此类书籍并不新鲜，剥开光鲜的国家外衣，骨子里延续的仍旧是中国社会的厚黑传统。中国人从经久不衰的《三国演义》里已经获得了太多的计谋以及做人做事的智慧，心机过甚，心机太甚。生命的重心落在权谋上，有智者称之为中了“阴毒”。我所认识的一位唐山企业家，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上自封建帝王下到毛泽东的计谋全书，那些硕大的书名，令人有惊怵之感。该企业家眼神流转，开会必唱双赢经，口口声声要与员工共赢，但行的是治人之术。他们所宣称的制胜之道，对别人就是地狱。这样的企业里，充满暴戾阴森之气，人际关系极不正常。赤裸裸的人际关系运用，结出的都是邪恶之果。

在一个渴望被人正视的国度，理性往往是软弱的同义词，以“中国个性”对峙世界规则，常常赢得民意。

五四时期，一批渴望冲出中国智慧牢笼的壮士，打出了少年中国、青春中国的旗帜，他们期望重塑中国人的心灵，在世界主义的原则下，确立群己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家利益服从于人类利益。

入世曾经是一种热望与动力。渴望世界大同的人士，以为会借此改变中国之命运，使其彻底步入普世价值的不归路与快车道，可以胁迫中国完成伟大的民主化之梦。恍惚间这又成了一场春梦。入世后，利益的纠葛，反倒发展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国家主义。这个与特权结盟，被中国人视作心理依靠的怪物，又一次披挂上阵，成为抵抗世界主义的核弹头。在规则下与人打交道，滋生了某种利益焦虑：老觉得别人在算计自己，自己吃亏了。“阴谋论”甚嚣尘上。以为世界上的什么东西都不可靠，都掖着藏着肮脏的算计。现实中国被打扮成“无辜的中国”，“纯真的中国”，这些人似乎得到了天启，突然窥见了真相。这种自我孤立，被不高兴派标榜为“光荣的孤独”。一种大熊猫式的自恋品性，以深刻的矫情“绝世独立”，抵抗普世价值。

揭示真实存在的国家利益博弈，对于某些天真之国人当然有警醒之用，但切不可过头，以为这世界上只有利益，没有主义。那么，你们描绘的就是一幅丛林法则下的国际社会，这同样是一种臆想。对于生活于同一个地球上的人而言，同一个梦想并不仅仅是用来做宣传公关的口号，它是真实存在的生命洪流。立足于利益分析，看到的皆是利害，这样看世界，清醒则清醒矣，未免太市侩了些。用中国功利抵抗他国功利，可以分析得头头是道，也似乎能旗开得胜，所向披靡。但浸泡于这种心智汁液里已经太久太久，我们需要超越一国功利的人类千秋之梦。如果连那个梦都不会做了，恐怕才是中国真正的灾难。“外国人也是人！”鼓噪对立与决裂，在道德的洼地俯瞰世界，将别人拉到与自己同一的水准上，以为那就是世界的真相。一批出版物似乎揭穿了西方猴子的屁股，他们并无“道德洁癖”，反而是一群比我们还不堪的道德沦丧者。如此以来，我们就获得了阿Q式的心理平衡。可以放手在不道德的泥潭里顾盼自雄。这样，就不用社会革命和人性改造，只须强硬再强硬，就能自立于世界之林。这当然是有助于保全这个政权的舆论支撑，是特权阶层最喜欢服用的安眠药片。“我和我的祖国”这句深情的歌词，是这个国度里千百万人真正想唱出来的句子，但远不是现在。

以前是害怕被妖魔化，现在是无所顾忌地妖魔化世界。这或许就是中国强大的证明。

人类如果只有利益联系，这个世界就没有前途。一切为主国谋的智识者，或许可以让一国兴，但害的却是人类。

出版者的胜算在于，一大批国家主义的粉丝，有高度的国家认同及意识形态认同，尽管有时含有策略性，但本质上与国家是一体的，感情是真挚的。在经济强盛过程中长大的一代或数代，接受的是一个概念中国，一个过滤、遮蔽了中国与世界真相的中国，一个动用全部市场资源建立起来的中华消费帝国，一个以颠覆人类伦理为代价的怪兽，他带给精神不敏锐的人以虚妄的想象和幻觉，误以为这就是沉睡了多年的那头雄狮的觉醒。自由主义者往往容易忘记这个事实。新政权六十周年大庆阅兵光盘的畅销，足以说明这种被强塑的国家认同的魔力。更可怕的或许是，即使那些弱者，在走投无路时，也会本能地钻进国家主义的壳里去寻求温暖。一个不自由不公平的中国对有些人是难以忍受的，同样，一个自由公平的社会也会让另一些人害怕。捍卫国家主义的出版者，瞄准了这个异常庞大的人群。这些絮絮叨叨的出版物，还会作为某种民意，增强执政者的自信。

政府并非不知道这些壮阳书籍的真正价值，但虚妄的大国梦总是能带给他们些许安慰，吉利话总是令人喜悦的礼物。被人重视，仅仅由于中国的市场体量，而非精神能量。来自外面的批评被巧妙地误导为别国恶意的嫉妒，持有中国立场的人们也以表达对西方的蔑视和拒绝为荣——中国的空气里某种自大症的味道越来越浓烈了。这极有可能使中国顽固地孤立于世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