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培训中心转让协议:乡思——网上见天津老西开教堂照片有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20:29:51

                               乡思

                       (网上见天津老西开教堂照片有感)

 

落叶归根、人老思乡这是人之常情,每当我回忆起儿时的嬉戏之情的时候我总是想起我人生中的最早的几个记忆之一的情景——那就是有着三个高高灰绿色尖顶的“老西开”教堂。教堂这个名字不是谁专门告诉我的,也不是我专门问谁才知道的,因为小时候我家就住在这个教堂的附近经常听大人们说:“教堂前….”或是“教堂后…..。”所以很自然地给我留下一个很深刻的记忆——教堂、也称为“法国教堂”。

    天津老西开教堂

这座教堂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不是因为这座法国的古典罗曼式建筑自身的美,而是从我记事之日起,从我牙牙学语刚能说出几句完整的话时,姥姥就教我说:“别人要问你,你家住哪儿? 你就说我家在法租界26号路,教堂前大吉里56号。”从姥姥带我在外面玩耍,到我能够自己和小童伴一起嬉戏都是在教堂前面不太大的空场上活动。

右图显示了这座教堂的雄壮姿态,这是最近从网上看到的,照片虽然是现在拍的但它还基本上反映了我记忆里的几十年前那个教堂的面貌,因为在近景里基本没有显现出近年所建的现代高层建筑。当我看到他时心中反映出的第一个情景就是我五、六岁时姥姥带我在哪里玩耍的情况。

我从有了记忆开始直到青年时期,虽然一直生活在老西开教堂的周围,但是她留给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幕却只有一次——那是在我六岁(1939年)的一个夏天。

一天的午饭以后,我和几个小伙伴照例的到教堂前面玩耍。正在我们玩兴正浓的时候(不知道当时是几点,总是在下午上班以后,因为爸爸已经上班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马路边便道下面的下水道口,平时

1939年水灾中的老西开教堂

都是干干的,只有在下大雨时,雨水才会从这个口流进下水道。那天天很晴,马路上干干的不知道是谁突然发现了怪事——下水道口突然有水慢慢地往外流。开始我们还找些土,想挡住流出的水,可是我们弄的这点土根本挡不住流出来的水。眼看着水越流越大,很快就形成往外“冒”了。往外冒的水很快就把下水道口淹没了,水还是不停的往上涨。我们几个干脆脱了鞋,在马路上趟水玩。直道整个路面只剩下中间一小条没有水的路时,我们还在水里玩。突然爸爸风急火燎的跑来了,看见我还在水里玩,就大声地吵我:“闹大水了(天津方言:发水灾叫做闹大水或发大水)还不知道回家!”

我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看到爸爸着急的样子心里也是很害怕,更不知道“发大水”是什么。回到家里妈妈已经收拾好了要带的东西,我们全家一起逃到爸爸单位的一座大楼的三层楼上。第二天早晨,我从窗户往街里看时,整条嘎街(即现在滨江道)全都看不见了,电车道也看不见了,原来在街里跑的绿牌电车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条大大小小的木船。

   在楼上住几天以后,我就不想在这里再住了,因为每天只能关在楼道里,不能到外面去玩。我便吵着要爸爸带我们回家,虽然看见绿牌电车道上全是一片汪洋,可是我竟然想不到我家(我们住的是平房)也是在水里淹着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我们在楼上住了四十天,水下去以后才回到家里。

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是我的幼年、童年、青年几乎就是在这座教堂周围成长起来的。我成长过程的许多事情也都和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老西开教堂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和她同时建起的还有在她斜对面隔街相望的“法汉学校”。这是一座天主教会办得教会学校,设有小学部和中学部,学校面向社会招生,但是在中学里除了普通的社会招收的学生外还有少部分“修道生”。在当时的天津市也算是一座比较不坏的小有名气的学校。我的小学生活就是从“法汉学校”开始的。

我上学的时候是在过年(春节)以后的春天,是姥姥把我送去学校的,到学校一问才知道人家是秋季开学,一年级新生入学要在暑假以后报名。我家里当时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我记得当时在一个办公室里和我说话的是一个穿一身黑袍子、带着黑色大檐帽、脖子前面带着一块比书本小一些的白色化学(即现在称为塑料)板的人。我一看这个人的样子,不由得心里挺害怕,实际这个人的相貌很和善的,我害怕他是因为,我只在街里看见过这种装扮的人,而从来没有和这种人近距离接触过更没有和他们说过话。

他和我姥姥说过几句话以后就问我:你叫什么?

我回答了我的名字。

他又问我:你会写你的名字吗?

我回答说:会写。

然后他就拿了一张纸和笔让我把名字写在纸的最上边,我写完以后就交给了他。他看完后又问我:你认识字吗?

我回答说:认识、认识好多哪(实际我认识不了多少字,对于一个还没有上学的孩子心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他马上就说:“那好,我考你几个字,我说你写。”

就这样我的入学考试就算开始了,考的不外乎是写出马牛羊、鸡犬豕、人手足、刀尺布….之类的几个字,还好我全都写出来了。他看了以后又问我:你没上过学谁教你认识的字?

我回答说:是我姥姥教我的。

他又问我:你姥姥认识字?

我说:“我姥姥认识字,认识的可多了比我认识的还多。”没有想到我这样一回答,办公室里几个老师哄堂大笑。我还不知道我什么地方说错了。

接着黑袍子和另外一个人(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我的启蒙级任老师)说了几句以后,就跟我说:“录取你做插班生吧,明天来办手续、交学费买书,×月×日开学。”

至此我的入学考试就算顺利结束了。

   我上小学是从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始的,当时主要课程有:国语(即现在的语文)、算术(即数学)、常识、修身。我还记得国语第一课的课文是:“开学了、开学了,小学生上学校,看见老师行个礼,看见同学问声好。”修身的第一课课文是:“早睡早起身体好。”常识里面有一课(不记得是第几课了)是:“春风到放纸鸢,放得远、放得高。”我对这一课记忆很深,是因为我不认识这个“鸢”字。

上学前姥姥曾教我认识了大约一百多个字,所以我对书上的字大部分都能认识,正因为有了这点“基础”所以我这个没有上过第一学期的插班生,学习并不感到吃力。月考(当时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一次考试,为月考也称小考)以后,学校教导处张致远主任(就是前面提到的穿黑袍子的天主教修士)看见我的成绩还不坏,就对我说:你好好学,大考时你要考得好的话,我在全校大会上给你发奖。

一个学期很快结束了,转眼就到大考(即期终考试)。大考以后就要放暑假,那时学校规定:“每个学年的期终考试成绩,是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前三名名单。第三名以后的成绩在学校张榜公布。通知簿(每个人都有一本,墨绿色漆布硬皮烫金字,里面有本学年各科的考试成绩及名次。成绩单下面有级任、教导主任盖章)在大会以后回到教室,由级老师发。”

我所在的是一年级一班,所以发奖是从我们班开始,当念到第三名(我的名字)上台领奖时,我几乎懵住了。我没有想到会考了第三名,听到念我的名字以后马上愣住了,是级任刘老师推了我一下我才想起上台领奖。第一名的奖是免全费(免缴下学期的学费),第二名是免半费,第三名得奖品。我得的奖品是:下学期的书、作业本、两打(12支一包为一打)铅笔、一个铅笔盒和一个铜墨盒。当我抱着这一摞奖品鞠完躬走下发奖台时,心里那种高兴劲简直无法形容,我甚至想比考第一还要好,因为第一和第二名只是拿到自己的通知簿(实际金额要比奖品多得多)而我拿的是这么多的东西。

法汉学校是教会办的学校,我们班里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同学信教(天主教徒)他们有时要进堂(到教堂里去)或做弥撒,进堂时一般由一位叫做满德芳的法国修士或教导处张主任带领,因为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张主任挺喜欢我所以有时就让我和他们一起进堂。

我家没有一个天主教徒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到教堂里面去过,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进入教堂正门以后,先在一个大约一米多高的圣水潭里,用食指沾上圣水在胸前点十字架,我也和那些教徒一样的照做了一遍,然后在大堂里找地方跪下。

走进大堂一看(见下图)高大的拱顶下三通廊内,一排排的长条桌(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暂称之为长条桌吧)排满了整个大堂。在这高大的空间里,左右两边各有几个离地很高的,衬以半圆形拱顶的显得狭小的窗户,窗上镶以彩色玻璃,显得堂内光线非常暗淡。这种结构再配以两排高大的廊柱和墙壁华丽的装饰及雕刻,给人以雄浑庄重、肃然起敬的感觉,特别是我初次见到这种场面更觉得好像是连呼吸都不敢随随便便似的。

仪式开始后照例要念圣经,记得有天主经、圣母经、玫瑰经,,,,,更详细的就不记得了。                                         

和人家进过几次堂以后,一天张主任和我说:“下次进堂可以领洗(即洗礼,领洗以后即可成为教徒了),回家问问家长要不要领洗?”

中午放学回家后,我和爸爸把张主任的话一说,爸爸马上很干脆地告诉我:“你跟他们说,我们家祖辈相传只信灶王爷,不信天主所以不领洗。”

下午到学校,我很不好意思地把爸爸的话和张主任说了,后来人家进堂也就再不叫我去了。

我的中学也是在法汉学校上的。解放以后好像是在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后,天主教成立了“天津市天主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我们学校是教会学校,很自然地就投入了这个运动,记得有一次学校开会说:“教堂的法国籍主教文贵宾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国特务。”同学们都很吃惊,我以前进堂做弥撒时看见过这位穿者紫色或白色祭服的、庄严神圣的似乎是神的化身一样的人物,想不到居然是特务。

在这以后不久(不记得准确时间了),天津日报上登出:“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宗教活动的美国特务文贵宾,已被我驱逐出境昨日乘香港汉瑞杰森号客轮离津。”

赶走文贵宾以后,一些法国或中国的修士仍然在学校里工作。后来大概是法汉学校改为“天津市新华中学”以后,这些教会的神职人员就离开学校了,但是教会的修道生仍然在学校上课,直到我高中毕业时班里还有四五个修道生和我们同时毕业。

  老西开教堂还给我留下一个记忆是:“它是这附近一带最高的建筑 ”因为在它对面的法汉学校是三层建筑,学校对面(北面)的“万成当”(当铺)比较高,但也只有四层。教堂究竟有多高,谁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我在高中的“三角”课里得到了解决。在学习三角函数 sin、cos、tan 时,老师给我们做了一次实验:使用经纬仪利用三角函数的关系,对教堂塔顶的十字架进行测量,并计算出它的高度。老师讲完经纬仪的用法以后,同学三四个人一组自己操作。

我还记得我测量的是教堂前面南塔 十字架,计算结果是45.3米

  网上有不少关于老西开教堂的资料 曾看到有一篇文章写道“教堂没有安装避雷针,以致于x年x月雷雨时,十字架被雷劈掉”(大意如此非原文)

此说法不准,其真实情况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解放以后52年以前的一天(50年以后)下午第一节课的时候,本来是很晴的天突然刮起大风天也变得越来越暗,黑得很快一会儿教室里不开灯就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了。雨还没有下就开始打雷,几个不太响的雷过后,突然一个炸雷就像是在自己头顶上炸开一样而且雷闪同时发生,因为这个雷太响了尽管正在上课,可是同学们都跑到窗台往外看。我们教室在二楼隔街就是教堂,直线距离不超过30米。正当同学们拥到窗口望外看时,紧接着第二个雷又响起来了,这个雷比刚才的第一个还厉害,窗口的同学都吓得往里面躲。第二个雷响完以后马上听到大街上有喊叫的声音,我们还以为有人遭雷击了,又到窗口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教堂南塔楼西南角的拱顶柱还有塔楼下面大堂的屋顶被雷击坏了,柱子歪了但没有掉下,柱子下面的一些砖和一些石棉瓦类的东西掉在地下了,十子架仍然完好。

这是当时的真实情况除具体日期记不清以外其他都是真实情况,遗憾的是没有看见遭雷击的瞬间,因为雷在我们头顶一响大家都吓跑了。所以谁也没有看见。

  大学时我在北京,所以上大学以后我就离开了这个教堂和它附近一带我所熟悉的地方。

  参加工作以后我便彻底离开了我生长的“故乡”,但是“老西开教堂”却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多年来每当我出差到天津我都要到它的附近转一转,每当我走到它“面前”时,过去多年的一些情景就会一幕幕地呈现在眼前,儿时的嬉戏、1939年的大水、闪电雷鸣的景象…..每当思想中出现这些已经流逝的景象时我几乎忘掉了现实的一切,真的好像我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在这里嬉戏玩耍一样了。

  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以后,老西开教堂仍然巍然不动地耸立在原地但是在它的面前出现了国际商场、在它的附近建起了不少的高层建筑。虽然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和全国呈现的一派繁荣昌盛景象一样的必然产物,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原来我最熟悉的、印象最深的一切都没有了,所以自从教堂前的国际商场建起以后我只到哪里去过一次,因为到哪儿以后似乎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

  转瞬之间又是十几年过去了,不知道我最熟悉的这个地方又有了什么变化? 虽然它失去了我童年留下的所记忆的情景,但是它却记忆了历史大变革的印记,这种改变也同样会给又一代人留下了忘却不了的记忆…..这就是历史,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愿我们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前进、前进从繁荣走向更大的繁荣。

  这篇小文是在“见景生情”之后写的,所谓景即是老西开教堂的照片,而情则是因之引起的一些往事的回忆。写完之后看了几遍颇有见物不见人之感,这里所写的实际都是由教堂这个“物”而出现的一切,随之而出的人写的太少了。随着这个“景”让我想起的人已经没法写了,因为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想起的一些人还是五六十年以前的人有好多连他们的姓名都想不起来了怎么写那!在我想起的一些人里,最少的也是二十多年失去联系了,甚至半个多世纪音信皆无、从未见过面的也是大有人在。我的这些伙伴、小朋友、小同学…..他们都在哪里?是和我一样也在回忆着过去….还是已先我而去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下面把想到的几个还记得姓名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好友列出如下:

  庄玉贵

是我小学一年比较要好的一个同学,他是美国人中文名字是庄玉贵,只知道他姥姥是中国人大约是42年还是43年就不见了,当时有人说:“他全家是让日本人给抓到什么集中营去了。”尽管我俩关系很好,每当有人欺负他是我总是帮他出手,但是历史造成我们的友情过早的中端了。

  姚崇德

小学同学,当时家住在教堂前大利里,他家在大利里胡同口附近开了一家小百货店。这是我小学期间最好的同学,可是小学毕业以后他没有上中学,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上大学以后就彻底失去联系…..遗憾!

  李幼雄:

这是我在天津解放初期,同时入团(当时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好友,在我们几个好友中他的个子最小所以大家叫他“四狗子”,后来他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是第一个寒假回来时给我的照片,遗憾的是此后便失去联系,不知他现在在哪里? 更不知自那以后这位好友的情况如何!

  杨志田

 这是我的好同学、好朋友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高中时的学生会主席。                                                                                                

 他写的一手漂亮的书法,身高1.8米在我们几个好友中他的个子最高,可是我们却都叫他“杨老二”。他的这个外号叫得非常响,记得我们体育老师也管他叫“杨老二”。他是北京人说一口地道的北京和话(方言,非普通话)。他家当时在天津灰堆造纸厂,因为距市区较远我们都没有去过他家。

他毕业于“太原工学院”分配到内蒙工作。70年代末我们曾在“冶金部郑州订货会”上见过最后一面,当时他在呼和浩特任内蒙物资局副局长。后来听说他在80年代初调到天津工作,此后再也没有联系 。

  李常隆:和我一起入团的高中同学,河北省人当时家住在教堂后贵阳道144号。他家开煤厂,自产自销煤球,一次我们给它起个外号:“掌柜的’对于这个外号他非常反感,可是他越是反感大家越是斗他,后来也就习以为常地默认了。

他是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在石油部工作,82年他去日本出差前和我约好,从日本回来以后我们在天津见面,我如期去到天津但遗憾的是他却未如期返津因而未能见面。83年以后失去联系至今。

  想起的人很多要写的人也很多,但是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似乎把许多东西都融为一体了,成为朦胧的一团加以我是个学工的不善于爬格子所以无法动笔,所以只把这几个能写出来的人写一写作为我对所有老友的回忆与祝福、亦算是做为“一则寻人启事”,让知道我这几位老友情况的网友能给我提供一点他们的情况,以弥补我心中遗憾之不足的万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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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希望得到网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