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舒缓压力的句子:天若有情天易老：悲情二二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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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和大家一起继续分析二二八起义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分析起义中各个利益集团的态度和作用。这不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澄清笼罩在二二八之上的一些迷雾，而且总结经验教训，也有利于我们未来的战斗。自由引导人民，革命绝不会就此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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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梁朝伟，虽然伟哥确实很帅，而是陈松勇饰演的大哥文雄。陈松勇确实很适合这个角色，他那副粗胖满脸横肉的样子，太适合演流氓了。但是这个流氓却是《悲情城市》里最值得称道的。这个流氓，不但没有使我们觉得厌恶恐惧，反而是一个侠义英雄。侯孝贤导演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流氓形象？历史上真有这样的义侠流氓吗？
如果我们回头看，流氓阶层在二二八起义中确实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台湾《联合报》去年今天发表的杨渡先生的《二二八事件的六个最基本史实》里，指出二二八起义之所以肇端于南京西路天马茶房，“因为这里是酒家。就像今天酒家外面都有人卖香烟—样，妇人林江迈在那里卖香烟。而酒家外面，也有各种保镖、弟兄。所以，当那个烟警拿走林江迈的烟，她苦苦哀求，去被打得流血的时候，兄弟就看不下去了，在旁边起哄喊打。—般百姓碰到这种事，不—定会出头，但兄弟血气义气比较强，就敢出来骂。结果，这个烟警开了两枪，打死了—个当地人陈文溪，为了追凶手，所有人群起追赶。就这样变成群众暴动。”
这里流氓阶层的出头，引发了二二八大起义，事实上，被打死的那个陈文溪，据我以前看到的材料，其实也是当地的一个流氓。二二八大起义竟由流氓阶层率先挺身而出，也难怪侯孝贤先生塑造了这样一个义侠流氓来纪念这次起义了。
当然，流氓的骚动，那是每天都有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难免的，而之所以没有到处演变为大起义，最多只是麻烦警察先生们，充其量防暴警察们动动手脚，那当然是因为，当时的台湾，在国民党蒋介石法西斯暴政的统治下，已经到处弥漫着起义的气氛，一点火星就能引发爆炸。
杨渡先生认为，流氓之所以敢出头，是因为“血气义气比较强”。我不这么认为。流氓之所以敢出头，是因为他们抱团，有个帮派组织在背后支撑，这是最关键的。假如没有流氓黑帮的支撑，流氓的气焰首先就少了一大半，不见得有多勇敢了。这其实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为什么民主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结社自由呢？因为我们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个社团一个组织在背后的支持。对希特勒纳粹史进行研究的人发现，在纳粹时代，敢于进行反抗的人，多离不开一些组织的支持，比如教会，比如军官团。希特勒上台之前一天，德国工人还在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可是因为德国社会党人不敢举行大罢工，害怕被共产党掌握了工运的主导权，企图向统治阶级妥协投降以苟活，结果是工会被希特勒解散，工人失去了组织，以至于很难进行有效的反抗斗争。
流氓相比我们一般人来说，他们有一个组织，虽然是非法的黑道的组织。而在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暴政底下，人民并没有一个合法的组织来依托，也就难怪起义被流氓阶层抢了风头了。
正如马里奥·普佐的《教父》系列所揭示的，当人们在白社会里走投无路，找不到公正的时候，黑社会就有了存在的土壤，因为人们自然会转入黑社会寻找公正，尽管这种公正是扭曲的公正，是必然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公正。
因为流氓的出头引发了起义，也就难怪陈仪咬牙切齿地向蒋介石报告“奸党(即共产党)、日据时代御用绅士及流氓”。三月十三日陈仪呈报蒋介石的《办理人犯姓名调查表》的二十名要犯当中就有一名张光祖系台北大流氓首领，“罪名是「策动杀害外省人首要」与「领导爪牙，协助暴乱」”。蒋军在台湾进行屠杀时，更搞了一个极其荒唐的所谓指认流氓的政策，“如规定里长或头人必须报出里中一定数目的流氓，否则严惩，导致胆怯者乱点名，平添不少冤魂。如北投区即有数人因此丧命。(页三Ｏ三) 有些不愿昧着良心乱点名者，本人却遭殃，如瑞芳镇金瓜石一里长游竹根。国军进驻金瓜石后，强迫他交出枪械与流氓名单。他答称:「本乡民风纯朴，不曾参与事件」，而不肯屈从，结果被拷打得奄奄一息后再枪决。(页三Ｏ六)”（《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报告》）。
这一方面说明了蒋家王朝对出头的流氓阶层的恼怒，一方面也是蒋家王朝的又一罪证，这种“规定里长或头人必须报出里中一定数目的流氓”的玩法，我们其实并不陌生，这种法西斯告密手段将会引发怎样的血腥和残酷，将会使得人与人之间陷入怎样一种猜疑的恐怖气氛中，我们都是清楚的。
“金瓜石”这个地名，那个英勇正直的里长，也使我们想起了《悲情城市》和大哥文雄，那也是以金瓜石为背景的。
需要指出的是，流氓阶层并不是一个可靠的阶层。流氓阶层其经济基础是寄生于社会之中，因此他们是没有自己独立利益的，他们是容易被收买经常也是乐于被收买的。事实上，在《悲情城市》的原剧本里，大哥文雄（原剧本名字是焕雄）并没有拒绝参加走私，尽管台湾米价飞涨，人民处于半饥饿状态，可是大哥仍然和上海流氓（背后是国民党官僚）达成合作，共同将台湾的米糖走私到上海牟取暴利，仅仅是因为比较老派不愿贩毒，于是才最终散伙闹翻。
流氓阶层既然可以被收买，也没有什么坚决要维护的利益，也不可能成为起义的中心，那么这个阶层之不能过高估计其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另外这个阶层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并没有收敛其打砸抢烧杀淫掠的流氓本性，这是大家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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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需要点出的阶层，是所谓的“日据时代御用绅士”。这个帽子是很大的，再直接点就可以直斥为汉奸、贬为倭寇余孽了。
当然，御用绅士们确实有一些是铁杆汉奸，比如著名的辜氏家族，就是那个辜振甫的家族，他父亲辜显荣，正是台湾汉奸之首，早在1895年就做了汉奸，正是他去基隆迎接鬼子，然后给鬼子带路进占台北的。辜显荣因为效忠太君主子有功，因此“从彰化鹿港辜显荣的茶叶、糖、烟草、樟脑等农产品专卖进而在全台取得的广大土地，奠定辜家雄厚的资本实力；其后台泥、台纸、工矿、农林等4大公司转移民营，以4大公司股票和实物债券抵付地主，此时辜家以广大的土地和政府换取台泥股票，往后40年在辜振甫经营下，台泥辜家成为岛内传统产业龙头。”可见真正的汉奸御用绅士们在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下也是活得好好的。不论是太君主子的暴政，还是蒋家王朝的暴政，看来“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总是不错的！
不过陈仪所指的御用绅士们是否都是辜显荣类型的铁杆汉奸呢？
陈仪呈报的二十要犯名单里，除了徐征（私立延平学院教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外省籍）、艾璐生(大明报发行人，外省籍，据说文章有煽动性，被活埋)、大流氓张光祖和两个日本人之外，就是以下15人：“王添灯(省参议员)、李仁贵(台北市参议员)、徐春卿(台北市参议员)、陈炘、林茂生(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宋斐如(人民导报社长)、阮朝日(台湾新生报总经理)、吴金炼(台湾新生报编辑)、廖进平、黄朝生(台北市参议员)、林连宗(省参议员)、王名朝(台湾省铁路管理委员会职员)、施江南、李瑞汉(律师)、李瑞峰(律师)”。（《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报告》）
我们来一个个看看这些“御用绅士”吧！（资料来自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网站）
王添灯，祖父务医，父亲茶农，本人做茶叶进出口生意。“1930年6月「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成立，王天灯担任台北支部的主干（即支部负责人），后来并膺选为自治联盟的理事。”从此一直热心于自治活动。大家应该清楚在日据时代争取台湾自治这是什么性质的活动。战后“活跃于政坛和新闻界；1946年当选省参议员，问政期间，十分认真，曾在省参议会中，提出「国民大会代表宜付民选，绝不可使外省人为本省国大代表」等十二项政见。在省议会两次大会期间，发言八十一次，单独提案十三件，联名提案五件，议事踊跃于此可见一斑，另外他对省参议会仅是咨询机构而非议决机构，感到失望，提出〈省参议会的千万言〉质询中国国民党流亡政权接收台湾，贪污舞弊层出不穷，官员多从中中饱私囊。除折冲于政坛外，王参议员也驰骋于新闻界，「人民导报」曾聘请其为社长；又与蔡庆荣等人创刊「自由报」，勇于批评时政，关心台湾地方自治。还因之遭受台湾警备司令部警告和停刊之命令。”二二八起义期间，他主笔草拟三十二项条件，后扩充为四十二项。“在台北，王添灯(他是处理委员会宣传组长)旁边有苏新、吴克泰、蔡子民等中共地下党人，后来著名的‘三十二条’，就是这些人的手笔。”（杨渡《二二八事件的六个最基本史实》）“据闻，他被抓后，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审讯，却因大声抗辩不屈不挠，而遭人以汽油焚身而亡，令人不胜欷嘘。”
李仁贵，“台北县人，公校毕业，经营「御成轩」、台北商工协会理事、株式会社广福洋行社长、冰贩卖组合理事、台北市警察署御成联合壮丁团团长、南邦电气工业株式会社社长、台北电气广福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从“洋行”二字来说，可能系买办性质资本。需要指出的是“台北市警察署御成联合壮丁团团长”这个职务不见得就是汉奸的证据，由商会或商店组织男员工维持秩序，这是当时的惯例，《土肥原秘录》里提到九一八倭寇占领沈阳后，臧式毅曾向土肥原献此计。
徐春卿，台北松山人，日据时期在教育界服务九年，随后在松山充当公职，曾任“松山庄协议会副议长”，获日寇银杯奖励。后“独立自营炭矿业”，战后加入国民党，“1946年以第二高票当选台北市参议员。时为弊端，批评政府，又为保障人权及反对日产标售政策，得罪官僚财阀”。
陈炘，台湾本土金融业的先驱，其创办的“大东信托株氏会社”在年被倭寇以《信托法》的法律手段强行吞并到台湾信托株氏会社之前，“当年完全由台湾人民主持的金融机构，只有一个大东信托株氏会社”，但是“这一会社的设立及其营业，银行业者（即日本人支配下的金融势力）及政府，曾予「阻止的干涉」。”（周宪文《台湾经济史》918页）此外还参与林献堂、蒋渭川等人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早期）的一些民族文化启蒙运动。“陈炘在本土金融业方面的努力，是台湾金融界的先驱者，同时也奠定了他的社会地位，1930年被遴选为台中州协议会会员，到了1941年，日本大肆疯狂推行皇民化运动时，陈炘亦被日政当局指派出任「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的委员，并担任皇民奉公会台中州支部的生活部长。”“二二八事件发生期间，受难者因前「接收台湾信托公司」及设立「大公企业」两案，损及浙江财阀利益，并与陈仪政府多所龃龉。同年三月十一日凌晨，在被台北警察局刑警大队带走，罗织「阴谋叛乱首要」罪名径行处死。”
林茂生，“1916年，林茂生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士学位，成为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下的第一个文学士。”“当时是台湾民族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蒋渭水与林献堂所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是岛内民族运动与文化启蒙的核心组织。”“台南的「文协」干部利用基督教青年会名义举办讲习会，每周六以林茂生为讲师，举办西洋历史讲习会，一连讲了9次，日本便衣警混于听众之中监听，林茂生以台湾话演说，照讲不误。”“以当时林茂生的社会地位，子女上小学校，当无问题，但他坚决让自己的子女上台湾人子弟念的公学校。”“日本当局为了对对这位台湾的菁英加以怀柔拉拢，曾赠勋三等，加以表扬。”“和其它的台籍社会领导人物一样，林茂生也被强拉参加「皇民奉公会」，担任文化部长。”“林茂生虽然被迫征召为皇民奉公会文化部长，但他始终为改汉姓，与家人也以台语交谈，不讲日语。”
宋斐如，则根本是一个自1921年就回到祖国求学，并从此开始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爱国者。他不但积极参加抗战，而且还是重庆的《台湾革命同盟会》三个常委之一。一度得到陈仪信任，“被派任为教育处副处长，为公署高级官员唯一的台籍人士。”由于他坚持言论自由，批评政府，甚至刊登了些国共和谈等犯忌的新闻，于是竟在二二八事件中被一并杀害。其妻区严华系广东人，1948年1月以参加共产党罪名被国民党枪决。
阮朝日，屏东望族，不仅“经营阮家家族企业「长福商事株式会社」”，还和他人一起办了些金融、汽车等等企业，还经营报纸《新生报》。从简单介绍看，阮为人相当灵活，日据时期，和，国民党时期，都试图和当局搞好关系。是个商人的样子。“惟新生报继续报导二二八消息，引发当局借机清除报社异己分子。因此阮朝日遂被罗织「阴谋叛乱首要」罪名。”
吴金炼，“1934年回台后在当时台湾民族运动、政治运动的机关报《台湾新民报社》工作”，二二八起义中，群众以火烧报社威胁，强迫《新生报》刊载事变消息。报社屈服，“以后连续数天，《台湾新生报》都有大篇幅关于各地二二八事件的消息，并且中、日文对照。”因此遭当局嫉恨而罹难。
廖进平，“是蒋渭水领导的台湾民众党宣传部长。民众党于一九二七年成立，原党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上青下红中白日），因模仿中华民国国旗遭禁，后改为青天三星满地红，将中华民国国旗的白日换成三星。三星者，三民主义也。蒋渭水固有「台湾孙中山」之称，而台湾民众党党员也皆为信仰三民主义坚持民族气节的台湾志士。” （2005年8月25日台湾《联合报》王晓波文章）廖曾经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募款六万元，孙中山先生赠以一瓶威士忌酒，成为廖家的传家宝。廖子德雄后将该酒转赠马英九，马亦为之流涕。
黄朝生，医生，“他并与王添灯、王万得、杨元丁、蒋渭川、张邦杰等人组成「台湾民众协会」，后来改组成立「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1946年当选参议员。政治建设协会在二二八中活跃，黄积极参与，因此遇害。
林连宗，“在台中开业，执业律师，并被选为台中州律师公会会长，另外，并担任台湾新闻社法律顾问。”“终战后，半山李友邦、张士德等人奉国民政府之命回台，纠合台湾各地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区团」……林连宗则被派认为分团辖下的第一区区队长。”“在短短参议会任内两次会期中(共28天)，林连宗对于警政、教育、司法，曾提出不客气的质询，此外又提案主张拟以省县市参议员组织地方监察委员会，也提案要求中央撤销垄断经济的贸易局。这些质询与提案内容，都显示林连宗对于战后陈仪政府的贪污腐化及垄断操控的不放心。”
王名朝，事迹不详。
施江南，医学博士，“除了在医学尚有其成就外，施江南在社会上的名望，也使得日本当局想拉拢他。1940年，他被遴派担任台北州会议员，翌年6月，又被日政当局拉去担任「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参事，1942年，担任「台湾奉公医师团」本部理事。终战后，施江南担任台北市医师公会副会长，并担任「台湾省科学振兴会」主席。”“二二八事件时被推为处委会委员，但非其中的要角，也无任何激烈的言行，当时因患疟疾大多卧病在床。”
李瑞汉，“出身竹南地主家庭，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通过司法科高考后，返台在台北永乐町开业当律师。李瑞汉平日为人豪爽、富正义感，日本人要求他改日本名字，仍不为所动，为了不改日本姓名，他的孩子在学校读书屡遭欺侮，李瑞汉曾经替长老教会与日本官方的财务纠纷打官司，惹得日本当局视他为美国的间谍。”“对于新的政局，和一般台湾知识分子一样，抱持着希望与期待，曾经与一批社会领导人士一同发起出资修建介寿馆（今总统府），以便国府的接收。”“二二八事起，李瑞汉并无任何暴动行为。只是在三月初，召集台北市律师公会会员开会，检讨时局，提出改革建议（当时行政院长官陈仪对外表示欢迎各界提出兴革意见）。李瑞汉他们提出之建议书内容，不外「司法独立」、「起用本省人」之意见，并无什么激越言论。”李瑞峰，李瑞汉胞弟。
综观上述这十五人的大致情况，我实在很难用所谓“日据时代御用绅士”来概括他们。很多人不同程度地反抗过日本统治，甚至有的是多年的反日志士，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
事实上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台湾本土的资本家，因为在日产处理、专卖等等利益问题上和国民党官僚资本有矛盾，第二类是台湾本土的知识分子，因为对当局进行了批评而罹难。不论哪一种，包括周围据说围绕着许多共产党员的王添灯，都并没有推翻国民党政府进行革命的意向。他们，代表着台湾本土的地方头面人物，他们只是希望改良，在国民党的独裁体制范围内，占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实行一定程度的改良而已。
花莲处委会宣布遵守的“不流血、不独立、不共产化”等三原则，可以看作这些人的政治倾向。这些人并没有发动工农进行武装革命的打算，把工农武装起来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事实上，直到被害前，他们还想着上京向蒋介石陈情请愿。
这在已经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形势的地区表现地特别明显。二二八起义爆发后，台中地区的议员们只是开会，派林连宗北上连络。3月1日，台中人民在台中车站发动起义，共产党人谢雪红成立「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并组织「人民大队」（人民军）。3月2日上午，人民军战胜蒋军进攻，将市区蒋军缴械。3月3日迫降第三机场的蒋军。到了3月3日下午，他们就搞了个「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推选吴振武任人民军总指挥，以牵制谢雪红。结果谢雪红另组二七部队。
蒋介石如果够聪明，够远见，本来是不会和这些人闹翻的，可是蒋介石国民党硬是被窝里放屁。非要独吞一切利益。非但政府，法院等有油水的各系统排斥本地的头面人物，就连仅仅是咨询机关的民意代表的选举，一般来说由本省人选举本省人当选的民意代表，国民党政府都要千方百计地控制，以至于王添灯要提出“国民大会代表宜付民选，绝不可使外省人为本省国大代表”，这简直就是笑话！某种意义上，蒋帮连倭寇的智商都比不上，倭寇还懂得强拉几个台湾人作为掩护。
不过，就算是这样的民意代表，因为差不多是台籍人物出头露面的唯一途径，所以，尽管这样，台籍士绅们还是趋之若骛地去参选。在《悲情城市》里林老师正是一个参议员。
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二二八起义的领导机关的各级处委会里就塞着这样一些人，代表着一种中间路线，幻想着和蒋帮妥协的人，在人民的武力和蒋帮的屠杀之间，他们宁可选择前者。如此，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二二八起义能胜利？能推翻蒋帮的统治呢？
而对这些人都要加以杀害，连这些体制内的人物都要杀害，只不过一点批评意见都不能接受，这也充分暴露了蒋帮的虚荣、愚蠢和残暴。事实上，对于这些人的镇压，只会导致人们放弃中间路线的幻想，转向更激进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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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需要简单评点的是二二八起义中共产党的影响。
共产党人积极参与了二二八起义，这是大家都认同的。在《悲情城市》里有这么一个情节，几个朋友陪着大陆的何记者来，宽荣正在看书，他的朋友翻他的书，说：“噢，看马克思啊，好进步！”。这里暗示了二二八起义的共产党色彩。而后来宽荣在二二八起义失败后进入深山，和农民一起耕作，发动民众的情节，更使人确认宽荣是个共产党人。
在杨渡先生的《二二八事件的六个最基本史实》里提供更多的证据。比如王添灯周围的共产党人（正如《悲情城市》里为参议员林老师做事的宽荣）；比如台中谢雪红领导的起义；比如嘉义地区，“云嘉南一带，在二二八之前，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武装部长张志忠，就与日据时代农民组合的领导人简吉在这里活动。简吉品格高洁，一心为农民做事，在农民中，有非常高的声望。等到二二八发生，他们迅速组织起来，与陈纂地成立‘嘉南纵队’(从这个名字就可以想见它的“红色性质”了)。”
但是，从谢雪红在台中起义中被排挤的经历等看，从共产党人只是在王添灯的周围进行活动看，共产党的力量还是比较有限的。假如处委会里不是塞满了那些最多只是希望改良的士绅，而真正是有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核心的话，二二八起义不会那么快就被蒋帮镇压下去，二二八起义也不会出现错误的“打阿山”的倾向。
我提醒大家回忆一下谢雪红领导起义之初就宣布的“不要杀伤外省人”的原则，我再提醒大家，当蒋军登陆开始屠杀时，其他的派系其他的游杂武装都迅速作鸟兽散，只有谢雪红的二七部队和陈纂地的嘉南纵队这两支共产党领导的义军还敢于迎击，并取得一定的胜利，还一度准备坚持游击战争。
我们可以说二二八起义里有一层浓厚的红色，但却很难说共产党掌握了二二八起义的领导权。如果共产党真正掌握了领导权，那结果将完全不同。事实是，处委会成分复杂，态度软弱卑怯，领而不导，是起义迅速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二八起义的失败，一度塞满了处委会的本土绅士遭到蒋帮的镇压，宣告了中间妥协路线的失败，使得更多的人转向红色革命。在《悲情城市》里，文清目睹难友的死，当他在山里碰到宽荣时，就想加入宽荣的行列，表示“狱中已决定，此生须为死去的友人而活，不能如从前一样度日，要留此地，自信你们能做地我都能做”宽荣说，“这里不适合你，只要信念不灭，真正为人民，什么地方什么方式都可以做，还有宽美，家中有人提亲，但我知她属意于你。”把他劝阻了。宽荣自己以身许国“不要告诉家人，当我已死，我人已属于祖国美丽的将来”，但是他希望文清能平安地活下去来照顾自己的妹妹。
在杨渡先生的文章里提到，在二二八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中，因投身共产革命而被杀害的台湾有四五千人。至于外省同胞牺牲的根本无法统计，杨渡先生写道，“而这并不包括随国民当局来台后遭到逮捕枪决的外省人，他们无亲无故，在台湾死去，连尸首都无法寻找。一个大陆来台的退伍军官曾说过，他在白色恐怖时期服役于南部军区，当时军中枪决的外省人，集体被埋在军营后方一个偏僻的墙边角落，无人认领，无人敢说出去。隔年那角落的一排木瓜树，竟异常地结满累累果实，全军营无一人敢去摘取。只有围墙外的老百姓不知真相，还拿着长竹杆，在那里勾取木瓜……想想南台湾白花花的阳光下，饱满累累的木瓜挂在孤挺树干上，橙黄橙黄得透亮，却是地下的人血与骨肉所荣养出来的……那是何等诡异而森然的感觉。”
上文提到宋斐如先生的遗孀，区女士的死难。宋先生是回国参加抗战的台胞，一直追随着国民党。而他死后一年，区女士以参加共产党的罪行被杀害。这也是一个二二八起义后，随着中间路线的破产，人群向左右两翼分化的例子。
写到这里我不由热泪盈眶，我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同胞，并不是因为你是台湾人而遭到迫害，法西斯暴政是施加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全中国都在哭泣！不知道有多少外省同胞在和你们一起战斗一起流血！为什么你们要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拨愚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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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要评点的是陈仪。
陈仪对二二八大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他有罪。
陈仪的一些好友，包括一些研究文章，为陈仪辩护。李敖先生也为陈仪辩护。认为陈仪是爱台湾人的，只是方法不对云云。
主要是两点理由：
第一点，陈仪的统制经济，发展国有资本，节制私人资本，这说明陈仪有一定社会主义思想，这是进步。李敖说陈仪受三民主义毒太深，所以这样做。
但这个辩护是有问题的，国有资本不等于社会主义。因为公有制和国有制是两个概念。公有制是指劳动者占有资本，为劳动者的利益来使用资本，从而消除了资产者和劳动者之间无法克服的根本矛盾，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而国有制只是国家占有资本，而国家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这个阶级就会使用国家名义下的资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国有制下资本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只有当存在民主，存在基于自治工会农会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情况下，只有当人民能够通过民主掌握国家政权，从而掌握集中在国家名义下的资本的时候，国有制才能等同于公有制。否则，完全就是两回事。
在蒋家王朝下，掌握政权的四大家族是英美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样的国有资本，其性质只能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专卖局贸易局等所谓发展国有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制度，其实是买办资本排挤民族资本。这是蒋家王朝在台湾构成的阶级矛盾的一个方面。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使用国有资本，当然不会为了人民的利益，陈仪在台湾进行的国有资本的操作，只是达到了残酷榨取台湾同胞的劳动果实以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反人民内战的目的，而老百姓的福利则根本谈不上。前文提到爱国者郭章垣，消耗自己的家财来维持宜兰省立医院的运营；老百姓们吃着高价米，处于半饥饿状态，这些都说明这根本不是孙中山先生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资本，而只能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性质的买办资本。
不管陈仪打着什么幌子，他实际就是起了这个作用，忠实执行蒋家王朝的指令，摧残民族资本，残酷压榨人民劳动剩余价值。
第二点，认为陈仪是想宽大处理的，但是警备司令部、军队和特务机构，陈仪并不能真正指挥得动，认为很多人是他们背着陈仪杀的。
我相信陈仪虽然名为台湾最高长官，但并不能真正指挥军队和特务。蒋介石是集中国数千年独裁术于一身的集大成者。虽然陈仪是蒋的亲信心腹，但蒋绝不会把全权交给陈仪。蒋介石的学生贺衷寒一次酒后，就说蒋介石是“暴而不昏”，不但把军队、政治、财政三大块分别划开，而且每一块里面都有三个派系在互相争夺钩心斗角，蒋介石则从中操纵，避免权力集中到某个人以至威胁自己大独裁者的地位。蒋介石对于陈仪也不会例外。
不要说陈仪的权力，李宗仁作为北平行营主任，在其辖区内，理论上是代蒋介石行使权力，又如何呢？军统北平站长马汉三李宗仁就指挥不动。李气急败坏之余，把马汉三叫来威胁说要枪毙他！结果呢，马汉三的大老板，蒋介石的亲信，戴笠就飞到北平，当着李宗仁的面把马汉三叫来，把马汉三臭骂一顿，并且说要枪毙他。这骂的是马汉三，其实是骂给李宗仁看的，意思是说：你看清楚了，马汉三是我的人，是我养的一条狗，你会杀他我也会杀他，看他听谁的！
陈仪指挥不动军队和特务是可以理解的，某些具体的人物的被杀害，或者陈仪没有直接责任。但是二二八起义中，陈仪一边广播欺骗人民说解除戒严，答应不会秋后算帐，一边却密报是奸匪叛乱，要求蒋介石派兵进行镇压，这种行径可为寒心！这样的罪行如何能掩盖！这个情节在《悲情城市》也有反映。
而且我还要指出一点，就算陈仪没有这样的行径，他一样有罪。陈仪作为统治集团的一员，一个统治集团总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红脸白脸总是相互配合，一起来愚弄人民杀害人民。我们怎么能够因为陈仪唱了几句红脸，就认为他无罪呢？
如果陈仪真的无罪，真的也只是被蒋介石愚弄，那么陈仪在知道真相后应该自杀向被害的人民谢罪，至少应该辞职公开道歉和蒋帮决裂。可陈仪有吗？没有。陈仪在和监察何汉文等谈话时，“他很傲慢地对我们说:‘人家攻击我在台湾不该实行政治建制和经济建制的特殊化，其实这是主席(按:指蒋介石)交代我的两项根本政策，非如此，不足以安定这块新回祖国的领土，不能防止它免于国内时局动荡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假使不是断然这样作，恐怕台湾早已成为东北第二，不止是今天这一点小乱子了。’”他不但不以为自己有罪，反而认为自己有功！
当然，这个交代也同时指明了大屠杀的真正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整个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他们在二二八这个事件上都是有罪的！
陈仪在二二八事件中被作为替罪羊抛了出来，这使陈仪很沮丧。而且1947年形势巨变。6月30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随后陈谢兵团，陈粟大军也相继转入外线作战，从而拉开了共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就连反应迟钝的美蒋方面，也认识到1947年共军胜利击退政府向山东共区的重点进攻,标志着战略的主动权已由政府手中转入共军手中。丧尽民心，依仗美国主子刺刀和金元，依靠军事镇压和特务暗杀来维持其暴政的蒋家王朝，一旦军事失利，结果必然是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陈仪在1947年底在和好友谈话中，认为蒋家王朝估计只能再维持一年。在这种情况下，陈仪转向人民，和共产党秘密联系，准备策动汤恩伯起义立功赎罪。但是汤告密，陈仪被杀。
陈仪虽然在二二八事件中有罪，但是他在最后关头愿意转向，以减少内战的损害，这还是要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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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需要评点的问题是二二八起义中死难人数问题。
关于外省人的死伤数目，没有什么争议。陈仪当时对何汉文说:“在这次事变中死亡的，共计有3000人左右，其中除了400多人是军警，800多人是公职人员外，本地人民死者约1800人。”外省人差不多死了800多人。
但是台湾本地人死伤数争议极大。大陆官方教科书里的数字是三万，但是不知何本。而其他方面的数字，甚至有十几万的。
蒋帮在镇压起义中进行的大屠杀是骇人听闻的。以前形容官威，那叫“下车伊始”，可是蒋帮在台湾进行的屠杀，竟至于还未下船就开始了。当蒋军船只靠拢码头时，台湾人民聚集在那边进行抗议，阻止船只靠岸。蒋军于是就开始进行屠杀，连孕妇也不能幸免。在后来的屠杀中，竟出现了杀人竞赛，相邻的两个哨位的蒋军士兵互相打手势来比今天已经杀了多少人！这些事实都为当年的记者所目睹所记录。更有柯远芬这样的警备参谋长，不但叫嚣宁可枉杀九十九，诱杀中学生以图军功，而且还陷人于罪，敲诈勒索。种种行径，只能用骇人听闻来形容。
倭寇的残暴，大家还有心理准备，毕竟那是异族侵略者，可是蒋帮好歹还披着中国人的皮啊，就算要维护独裁暴政，对同胞也不至于非要下手这么黑吧？这样的行径，杀人怎么可能少？！
而李敖先生则认为不过八百多人。
李敖先生说：
“
在台湾有国民党的军头郝柏村做行政院长的时候，采取了这个方法去核对，结果发现啊八百人祗有这么少的数目，根本不是什么两万多人，也不是十万人，祗是八百人，翻来覆去都是八百人。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啊，后来怎么办呢？后来用悬赏的办法，就是说你小舅子当时死了，忽然你姐夫死了，病死的也算，被杀掉的都算，我们都算，大家然后凑在一起，看看这到底是死多少人，发现误差祗是八百人。后来呢用悬赏的办法，就是如果死了，有人证明你家死人了，好，赔六百万台币，合到一百五十万的人民币，这个数字很大呢，你祗要有人证，说你家死人了就够了，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冒领，冒领到现在多少人呢？我告诉大家多少人，我们现在查的很清楚，就是死亡人数，看到没有在九十三年二月二号，由这个董事会在审查的结果，发现了死亡了六百八十个人，失踪了一百七十六个人，加在一起是八百五十六个人，就是正好从户口里面去核对，就是这么多人。”
何汉文先生的回忆是这样的。
“当时被屠杀得最惨的是台北、高雄、基隆、台中、嘉义、屏东等处，据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对我说:“从3月2日到13日，高雄市在武装暴动中被击毙的‘暴民’，初步估计，大约在2500人以上。”据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说:“基隆大约死了1000人左右。”台中、嘉义的起义人民和军警战斗了3天，据台中市长黄克立、嘉义市长陈东生的报告，单在市区城郊收埋的尸首，在台中有500多具，嘉义有700多具。台北市除了2月28日一昼夜间被屠杀的人民有300多人外，以后每天陆续都有死亡。8日国民党军赶到后，陈仪对各学校的教员、学生实行大捕杀，在8、9两日中被枪决的就有四五十人。据杨亮功和台湾监察使署人员的调查估计，台北市民死亡在500人以上。屏东市民因为和宪兵队几天的战斗，据市长龚履端的报告，市民共计死了四五百人。此外各县市在武装起义斗争中，死亡大都在百数以上。在军事大屠杀以后，接着由党、政、军、宪、警联合实行全面大搜捕，加以秘密杀害，这样被杀害的人民当不下千数。
”
我个人认为，二二八起义的台湾本地死难者数目绝不止八百五十人，而应该是下限1800，上限8000之间。无论如何，是一次极其惨酷的屠杀暴行。这且还不算后来白色恐怖下的捕杀。
自2003年看了《悲情城市》以来，我一直想写点东西，为了那些死去的人，为了那些消失在黑夜里的人，不写，心里就沉甸甸的，觉得欠了什么似的。今天我算是获得暂时的解脱了。我大概可以对宽荣们对文清们有个小小的交代了。
致以战士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