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筋活血丸说明书:天若有情天易老：悲情二二八（上）

　　
　　1947年，到今年，是六十年了，六十年是一甲子，天干地支转了一轮。如果说连长生天都老了一轮，那么，在这如梦如幻的尘世上还有什么能不老？还有什么能不消磨？岁月无敌啊……
　　可是，我不知道：像二二八这样的事情，这样浸透了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事情，是否有一天也会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成为一个无法看清的迷案？是否有一天，那些淋漓的鲜血和生命将只不过是一个枯燥的数字？
　　我们海峡这边的中国人，对于海峡那边的同胞总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既亲近又陌生，既心疼又受伤。从1895年起，我们聚少离多。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们骨肉分离。我们所知甚少，我们相互隔阂，我们不很清楚，这些年，他们是怎么挺过来的，他们还好吗？
　　二二八就是一件比较糊涂的事情。虽然我们从小就从教科书上看到这样的介绍，“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专卖局缉私员殴打女商贩…开枪打死一名不平群众，造成「缉私血案」，成为二二八起义的导火线，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起义群众，台湾各地尸横遍野…，群众三万多人被杀害。”可是这件事对于我们仍然是比较糊涂的，对于三万条生命的消失来说，教科书的这两三行字当然不够。而教科书之外，有关二二八起义的材料，我们能看到的材料，又显然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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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二二八的了解起始于一部电影，准确地说，起始于这部电源的音乐。这部电影就是《悲情城市》。其实我长着驴子耳朵，对于音乐一窍不通。不过声色犬马醇酒妇人，我总是喜欢的，是人都喜欢，除非太监。
　　《悲情城市》的音乐是丁当介绍给我听的。丁当是金币在口袋里碰撞的声音，我喜欢。丁当也是一个人，是一个爱爬山爱旅游爱音乐的很了不起的小伙子，我也喜欢。丁当告诉大家，《悲情城市》“用极其简洁的手法刻画出人民劳苦大众的下层生活，平凡、劳碌、无为和悲苦，但同样的伟大、不平凡。听了音乐，不禁让人肃然起敬，且一股寒意从心头窜出来。”并热情地组织音乐活动让大家分享自己的好碟。我听了，我同意。
　　不过有点不同，丁当是纯音乐迷，他听了，他满足了，至于影片，丁当说“没看过”。可我却想看看，于是留了心。03年借到了，看了，震撼了。我原来以为这大概是一部台湾底层题材的现实主义电影，没想到竟是一部史诗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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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情城市》是台湾导演侯孝贤拍摄的，主要演员有陈松勇（饰大哥林文雄），梁朝伟（饰四弟林文清）。此外的主要演员还有辛树芬（饰文清的女友，后来的妻子吴宽美）、吴义芳（饰文清的好友吴宽荣，宽美的哥哥），不过这两位的名气显然不能和前两位比。
　　《悲情城市》故事的背景是台湾九份的一个背山的海港小镇，叫田寮港；和附近的金瓜石矿区。九份和金瓜石这两个地方都在台湾基隆港附近。
　　林家四兄弟，大哥文雄子承父业做流氓，日据时期为了镇民的利益出头反抗日本人，被抓了多次。二哥被日本人征到吕宋当军医，后来杳无音讯。三哥文良被征兵到上海做翻译，战后回来时却已发疯。四弟文清是个与世无争的摄影师。
　　战争结束了，台湾光复了，大家都以为苦难过去了，可没有想到在青天白日旗下的生活却是那么艰难。国民党大官们把烟土带进来，米糖带出去，不管台湾人有没有的吃，导致米价大涨，不到一年涨了52倍。政府里一切任用大陆来的私人，台湾人，不论知识分子，还是南洋的复员兵，都没有出路，大量失业。台湾人怒骂国民党政府就是一个公司。
　　三哥文良的疯病治好了，以前认识的上海流氓，一个老头子，还有当地的另外一个流氓金泉，找到文良，想合伙做走私生意，用林家六条船运送大米白糖去上海发大财，再弄点私货进来。文良称要问大哥，老头子说自己做，都可以摆平的。
　　但终于还是被大哥发现了，并发现运进的私货是白粉。大哥训斥文良。文良发现自己的朋友红猴被杀了，凶手是金泉，于是扭打起来。老爹训斥文良。专门结交了乱七八糟的人、说他们父子在田寮港是做流氓。可那是和日本政府作对。是为了这个庄内的事情打拼，不会拿别人的沾别人的，所以才能各地方兄弟拥护。
　　两边流氓的火并虽然暂时在阿捡婆的调解下停止。但是上海流氓却勾结官府，密报林家是汉奸，文雄逃走，文良被抓。林家被迫送钱，终于把文良救出来，可是却被毒打得彻底疯了。
　　四弟文清是一个很静的人，闲时和朋友一起看点书，默默地爱着宽荣的妹妹，做护士的宽美。二二八起义爆发，台北台湾人和外省人相杀，宽荣却和文清去了台北，帮助宽荣的前辈，参议员林老师做事。林老师每天去公会堂开会。暴徒在车站围殴外省人，文清聋哑，差点也被当作外省人打死。幸亏宽荣搭救。金瓜石也是一片混乱，伤员被抬到医院，暴徒明火执仗地追到医院，在医院门前殴打伤员，伤员在地上爬着躲。医生们赶出来阻止了暴徒的暴行。
　　陈仪调兵镇压，一路走一路杀，林老师失踪，处理委员会的人都被抓走了。宽荣也被打伤。文清护送宽荣兄妹回乡躲避。几天后，文清被抓。宽荣在警察来抓之前跑到更深的山里，不知去向。
　　文清终于回来了，但是一起坐牢的难友们却都死了。文清在将难友的遗物转交其兄的时候，意外找到了宽荣，宽荣正在给山民上课，原来宽荣准备在山里发动人民，宽荣告诉文清，“不要告诉家人，当我已死，我人已属于祖国美丽的将来”。
　　文清回来遭到大哥文雄的训斥，“不要到处乱跑”，大哥要文清和宽美结婚，要给文清开个摄影店，安稳过日子。两派流氓再次火并，文雄一把刀所向无敌，上海老流氓拿出手枪打死了文雄。
　　文清和宽美结婚，开了个摄影店，宽荣有时派人来向文清拿钱做经费，说要印东西教育民众。某一天，有人来敲门，告知宽荣已被军队抓走了。文清和宽美带着孩子来到站台。可是又能逃到哪去呢？文清回到家里，梳妆打扮，给一家人留下最后一个合影。三天后，军队从店铺里抓走了文清。从此杳无音信。台北无消息。
　　49年12月，国民党在大陆失败逃台。
　　这些就是《悲情城市》的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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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感情比较冲动的人，不过我想，就算心如铁石的人，看了这片子，也不能不落泪。在经历了五十年残酷的日本殖民统治之后，台湾同胞是怀着怎样的爱国热忱来庆祝光复。然而在国民党统治下，仅仅一年多的统治，就弄到全家家破人亡，这该是怎样的悲情啊！
　　从那以后，我开始关注二二八，从那以后，二二八就已经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几行墨字，而成了一幅幅跳动在眼前的影像，一个个活生生的消失在黑夜里的人。我只希望，能尽我的力量来尽可能地让每个人都更清楚地了解这次起义，人是不能白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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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60年后的今天，二二八起义的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各派政治力量都从不同的方面描述，或者，歪曲，二二八。好在还是有些资料可查的。1988年台湾当局终于调查和讨论“二二八”后，成立了“二二八纪念基金会”，从这个基金会的网页我收集了大量资料，此外从网络上，从文史资料库里也搜集了部分资料。
　　下面就所收集的材料，我将尽量地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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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二二八起义爆发的原因。
　　事变爆发后，台湾省主席陈仪3月2日报告说，“奸匪煽动，挑拨政府与人民间之感情，勾结日寇残余势力，致无知平民胁从者颇众。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氛。”3月6日，陈仪在呈蒋介石的详细报告中，说是“奸党(即共产党)、日据时代御用绅士及流氓”在鼓动闹事。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说:“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征兵调往南洋一带作战之台胞，其中一部分为共产党员。乃借此次专卖局取缔摊贩，乘机煽惑，造成暴动，并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此种要求，已逾越地方政治之范围。而且昨日又有袭击机关、抢夺武器等不法行动，相继发生，故中央已决派军队赴台，维持当地治安。”这以后就成了国民党官方给起义定性的一个基调。按照这个调调，二二八起义是共产党勾结日寇残余势力进行的一次暴乱，把共产党和坚决反共的法西斯残余势力放在一起，硬说他们勾结，这实在是有点滑稽的说。然而，正是这个基调给了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大开杀戒血腥镇压的借口。
　　事变50年后的1997年，“二二八纪念基金会”受台湾官方委托，负责起草碑文，历时一年，拟出了642字的“二二八事件纪念碑碑文”，在这个碑文里，是这样写的：“讵料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肩负接收治台重任，却不谙民情，施政偏颇，歧视台民，加以官纪败坏，产销失调，物价飞涨，失业严重，民众不满情绪濒于沸点。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人员于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缉私菸，打伤女贩，误杀路人，激起民愤。次日，台北群众游行示威，前往长官公署请求惩凶，不意竟遭枪击，死伤数人，由是点燃全面抗争怒火。为解决争端与消除积怨，各地士绅组成事件处理委员会，居中协调，并提出政治改革要求。”这个碑文承认了二二八起义是官逼民反，但是，第一，这个碑文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陈仪这个死人的头上，一套天子圣明奸佞蒙蔽的老路子。第二，把台湾人民的抗争的领导者说成是各地士绅。
　　而台独败类们也借二二八起义大做文章，陈水扁在今天就说，“二二八”三个字代表超过半世纪台湾人民承受的苦难，这是外来独裁政权对自由民主的全面否定，党国威权体制对基本人权的彻底戕害。一些台独历史学家，如李筱峰之流，则进一步发挥，把台湾历史上的统一歪曲成是中国对台湾的吞并，把台湾人民反抗倭寇殖民统治的斗争，把台湾人民反抗蒋介石国民党暴政对自由民主的追求，说成是所谓台湾意识的觉醒，鼓吹台湾和中国的所谓两个民族集团论，更篡改历史直接为台独的政治目的服务，恫吓道，“台湾若被「统一」，真令人担心二二八事件又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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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毫不怀疑，正是因为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暴政逼反了台湾人民，是二二八的根源。这一点，虽然今天的国民党还遮遮掩掩，企图维护祸首蒋介石，企图仅仅把罪责算在陈仪一人头上，但也是承认。马英九也不得不当众向二二八死难者道歉。但是企图把台湾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英勇抗争歪曲成是所谓台湾民族的意识，企图把台湾回归祖国说成是二二八的根源，这当然是扯淡。
　　什么叫台湾意识？
　　当年腐败的清政府卖国投降，割让台湾之时，台湾仅仅四百万人口，光复时也不过六百万人口。可就是这么区区小岛，这么寥寥有限的人口，在五十年里先后进行了几十次武装起义，其中大的起义十二次，此外还进行了其他领域的斗争，捍卫中华文化抵制皇民化的激烈斗争，在五十年里，在各种斗争中为国捐躯的台湾同胞，多达65万人（《誓不臣倭——台湾人民抗日史》）。在反抗倭寇的战斗中，台湾同胞为最后胜利所做的巨大牺牲，以其占人口的比例来说，居于全国各省同胞之冠，他们的血管里和我们一样流着炎黄子孙对自由执着而热切的渴望。如果说，真有什么台湾意识的话，那也是坚决捍卫祖国统一，捍卫民族自由独立，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绝不能混淆于舔着太君主子和美国主子屁眼，制造台独分裂祖国的汉奸意识。
　　事实上，在《悲情城市》里重现了台湾人民爱国情操的不少具体证据。
　　证据之一：当台湾光复之时，整个台湾，处处都在祭祖，台胞祭祖做什么？“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台胞们是在告慰先人，告慰那些为了这一天流血牺牲英勇战斗，而没有看到这一天的先人，台湾光复了，你们瞑目吧！影片里，鞭炮震耳欲聋。
　　证据之二：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被剥夺了使用祖先语言文字的权利，当光复后，他们自发地学习国语，影片里，当文良疯病就医时，边上的小房间里，医生护士们学习国语的声音清晰可闻。“发烧头痛肚子痛你哪里痛啊……”
　　证据之三：宽荣和同事招待自己的前辈林老师和大陆来的何记者，这时窗外传来大街上流亡三部曲《松花江上》的声音，刚才还在怒骂陈仪，针砭时弊的教师们同声合唱。
　　证据之四：和文清同狱被杀害的难友黄先生的遗言，“生离祖国，死归祖国，生死天命，无想无念”。
　　这些情节并不是随便杜撰的，而是真实的历史。比如学习国语和那个遗言，是取材于二二八死难者郭章垣的事迹。郭章垣是嘉义人，任省立宜兰病院院长。“郭章垣对于台湾的「回归祖国」十分兴奋，对于被派任医院院长一职，也充满着憧憬。他曾请来教师，教全体职员及眷属学习「国语」（北京话），于此可见他对新时代来临的期待。”因为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社会福利经费没有保证，医院“惨淡经营”，于是郭章垣就破家来维持。“二二八事件发生，被选为宜兰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主席。”“为了不想连累别人”，而且“自认为没有犯罪”，郭章垣没有躲避，结果被捕活埋。“郭章垣遇难后，郭妻发现一张他亲笔用毛笔写在宣纸的遗书，上书：「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摘录自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
　　这个事例尤其感人，郭章垣烈士甚至在即将被国民党法西斯杀害的时候，仍然没有改变对祖国的忠诚，在他看来，虽然生在日据时期，生在台湾脱离祖国版图的时期，可是死的时候，终于能够死在祖国的怀抱里。生死那是天命，没有什么好想的，这不能怪在台湾回归祖国头上。
　　我很奇怪台独历史学家李筱峰在收录了这些事迹，在收录了那么多这样的事迹之后，还能恬不知耻地把这些人歪曲成是在为台湾民族意识而奋斗。他怎么能把这样的赤子之心给说成是台独呢？
　　李筱峰是这样诡辩的，他说，“当时〔按指日治时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民族派」的前文化协会与民众党的主要干部，不但不把这点认识清楚，反把现实的台湾社会及台湾人大众（多数者）的心理动向（台湾人意识），跟他们自己在脑筋里所幻想的「祖国中国」「中国的台湾」等抽象观念混淆在一起，结果，不知不觉之间，却以「祖国中国」的幻想为基本观念来从事台湾民族解放运动。”
　　在李筱峰之流的脑积水患者看来，台湾同胞为了争取回归祖国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这些具体的真情流露，这种即使在国民党法西斯暴政底下仍然不改爱国初衷的情怀，这些只是“幻想”，只是“抽象观念”，反而他凭空杜撰的无从考证的所谓“台湾人意识”是“现实”。
　　能把现实的白纸黑字的“祖国中国”“中国的台湾”硬说成是“幻想”，这已经够令人吃惊了。而居然还能进一步从这个“幻想”里分析出“台湾人意识”的“现实”！这样的能耐，这样的语言逻辑水平，的确不是我们人类所能的。
　　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那就是李筱峰使用的日语英语或者别的什么鸟语犬吠里有这种语言逻辑，不过显然不是汉语的逻辑，不是台湾同胞的逻辑，我们中国人不是狗，我们中国人的语言里没有这种犬吠的语言逻辑。
　　我不得不大喝一声，打住！强奸是可耻的，而强奸一个死人的意识，那就加倍无耻！死人不是这样利用的！
　　显然，只有蒋介石国民党法西斯暴政，以及改不了吃屎的台独败类，才能把二二八起义歪曲成是倭寇残渣余孽分裂祖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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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如果说二二八起义的洪流里没有台独的逆流，那也是错误。逆流是有的，当时确实存在着廖文毅等一帮汉奸和日寇余孽。
　　蒋介石当年派赴台湾进行调查的监察院监察委员何汉文就指出，这一小撮败类“在驻台北美国总领事馆的包庇下，想乘机把事情扩大，引进美国出面干涉，来扮演‘台湾独立’、‘台湾由联合国托管’的把戏。当时台北的美领馆已经公开成为这帮家伙隐藏集合、发号施令的托庇所。”
　　与此相配合，“当时美国借口护侨，把许多军舰都集中到基隆、高雄附近，陆战队准备随时登陆。当时美国想把台湾乘机从国民党手中抢过去的阴谋，已经成了公开的事实。”
　　何汉文指出台独败类的社会基础是，“在日本投降以后，由海南岛和南洋各地日军中集中的台籍官兵共有4万多人，他们大都深中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毒素。陈仪竟也同样不择手段地想利用他们作为他统治台湾的驯服工具，当他们被遣返回台后，都被分派各县、市，担任基层工作。”“这两种人被陈仪安排到各地方工作后，逐渐和过去各地方的‘皇民奉公会’、‘台湾青少年团’、‘台湾产业奉公会’、‘奉公壮年团’、‘实践推进队’等反动、黑帮组织分子自然地串通一气”，“利用台湾局势，大肆宣传‘皇军比中央军好’、‘总督比长官好’‘皇军顶多在十年以后将再回台湾’等以挑拨台湾人民与祖国的关系，主张‘台湾独立’、‘台湾托管’”。“从台湾的美国领事馆和美各种驻台机构，到廖文毅的‘台湾民族独立党’—台籍日人和日军台籍军人—地方反动黑帮分子之间构成一条黑线。”
　　事变发生后，“许多反动黑帮分子也都乘机混入群众队伍，别有用心地高喊‘打支那猪’、‘打阿山’、‘打豚军’一类口号，煽动群众殴打外省人。”
　　这种逆流，《悲情城市》同样也有反映。《悲情城市》真实反映了，台独败类煽动部分群众追打，乃至追杀外省人（台语里称大陆为“唐山”，所以有“打阿山”等等口号）的悲剧。
　　但是这不是二二八起义的主流。《悲情城市》里同样反映了台湾同胞挺身而出，从暴徒的棍棒底下抢救被打的大陆同胞。
　　当年台湾善后救济分署署长钱履周也回忆说，“起义爆发的次日，我送棉被去某医院，快到时，突有八九个人边喊着‘打阿山’边围拢过来。眼看就要动手了，对面的十几个台胞飞步跑来喊道:‘好人咧!打不得咧!’他们问明了我的去路，就帮着搬车上的棉被，本想打我的那儿个人也跟着搬了起来。”
　　陈仪在报告二二八伤亡情况时也说，“在这次事变中死亡的，共计有3000人左右，其中除了400多人是军警，800多人是公职人员外，本地人民死者约1800人。”
　　非常清楚被打的“阿山”主要是军警和外省籍公职人员。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外省籍的公职人员（总共近两万），在很多时候也仅仅是被监押监视而已，并不是说一概打杀。在台中，共产党员谢雪红领导的起义，提出的三原则，第一条就是“不要杀伤外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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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胞的愤怒为什么会集中指向外省籍的公职人员呢？
　　因为除了低级公职有台胞外，中高级公职基本为国民党官僚们从大陆带来的私人所垄断，正如《悲情城市》里反映的，教师们在谈论国事时提到的，“我有一个朋友原来在法院工作，国民党来了后台湾人一律不用，结果谁的阿姨，侄子，外甥都进法院了，都变成一家人开的了。”
　　国民党蒋介石对于排挤台湾知识分子担任公职，任用私人所找的借口是，“台湾人没有政治人才”，“台湾人受了日本50年的奴化教育，要收到重新教育的效果，至少得经20年的‘训政’才行。”这在《悲情城市》里同样有反映，教师们愤怒地谈到，“那当然咯，怎么能让你们这些受过奴化教育的人继续工作呢？”
　　总之按照国民党蒋介石法西斯的逻辑，知识越多越反动，你受过教育，那一定被奴化了。
　　而这一切借口都是为了掩盖国民党官僚们到处安插亲信，好上下其手，进行大规模的公开贪污腐败的需要，“不少贪污超过千万元以上”（《二二八纪念基金会报告》）。“重大贪污案件有：省专卖局局长任维钧贪污500万元台币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台湾省纸业印刷公司总经理时，把几部大机器(当时值千万元台币)廉值标卖，暗中自己以40万元台币买下来；轰动全国的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5亿元台币案，等等。”这些勾当，只有把自己的“阿姨，侄子，外甥”都安排进来才方便做的。领头这么做的，正是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仪，各级机构中的官员，居肥缺要津者几乎全是陈仪的亲朋故交。陈仪不仅安插了大量自己过去的心腹，学生，甚至把自己的内兄沈铭训也安排为政府顾问。
　　当然，这些“阿姨，侄子，外甥”和内兄，当然不能和担任公职的台湾本地人平等。何汉文指出，“在薪给待遇方面，国民党政府对台籍人员与内地人员间也采取歧视政策，对台籍人员都是以台币为工资标准，而对派出的内地人员，除了给予安家费和各种照顾补贴之外，还另给以实物或法币的工资补贴。因此，即使属于同一级的公职人员，也因台籍与外省籍的不同，其待遇也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知道了这些肮脏的事情，我们又怎么能指责台湾同胞将仇恨的拳头挥向这样一些外省籍的公职人员呢？对于台湾同胞来说，这些外省籍的公职人员，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法西斯独裁政府的具体化。
　　毫无疑问，由于二二八起义起于偶然，起义中也缺乏一个明确的领导，因此在倭寇余孽台独渣滓的煽动下，出现了不少暴行，可能一些外省人，不是公职人员也受害了。可能被打杀打伤的公职人员，未必都有罪，或者虽然有罪未必都罪至死。
　　这是一个悲剧。
　　但是，我们显然不能把台湾同胞在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暴政的起义中出现的一些偏差，理解为台湾同胞企图分裂祖国，制造台独，这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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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补充指出的是，
　　即使是台独势力的社会基础，那些“深中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毒素”的台籍日军士兵，他们之所以被卷入台独活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迫的。
　　何汉文认为陈仪把四万多台籍日军士兵安排在基层是一个失策。不过需要指出，这种安排方法，是自日据时期就一直这样做的。在另外一部台湾影片《稻草人》里就有一个角色，是一个台籍日军士兵，被征兵当了炮灰，被送回来时，双腿从根部以下都截肢了，他就被安排在村公所里。事实上，一般来说，退伍军人因为在军队里受过“教育”，或者说“洗脑”，只要安排妥当给以出路，一般都可以成为现体制的支持力量。日本、美国，乃至我国，都是这么做的。
　　陈仪这么做，不过是沿用旧例，只是，受过倭寇忠君法西斯皇民化洗脑的台籍士兵，支持哪个体制的确是成问题。
　　陈仪这样做也有不得已的一面，十余万台籍日军士兵，即使这样安排了四万，仍然有大量失业，如果陈仪不这样安排，那又有更多的失业。
　　从陈仪的立场，既然国民党法西斯顽固地非要在抗战之后紧接着发动反人民内战，从而造成经济崩溃，到处失业，陈仪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安置这些台籍日军呢？
　　造成这些台籍日军倒向台独势力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国民党的汉奸检肃条例。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劫收的过程中，各级官僚，尤其是军统中统，莫不热衷于惩办汉奸，目的当然不是为了除奸，而是为了趁机拷打逼供，通过没收汉奸财产而发财。即使是真汉奸，本来他们的财产也应该没收入国库，而不是官僚们的个人腰包。更令人发指的是，国民党官僚们丧心病狂地罗织罪名，千方百计陷人于罪的地步，甚至于不是汉奸也打成汉奸。
　　如果说，在大陆沦陷区，这样的行径还要罗织的话，那么在台湾，罪名就太容易制造了。台籍日军士兵们就面临着被打成汉奸的危险。尽管，他们之当兵并非自愿，在《悲情城市》的原始剧本里，三哥文良就曾经逃避兵役只是最后仍被抓到。当文良被倭寇摧残发疯归台之后，好不容易把疯病治好了，却又因为卷入了上海老流氓的走私活动，被老流氓勾结国民党政府，将其打成汉奸，林家被迫以重金求和，打通关节，最后文良被释放时已经被毒打到彻底发疯，从此不治的地步！
　　这样的倒行逆施，为了一小撮官僚的发财，就把广大台胞当作汉奸，当作奴才，自视为征服者的态度，又怎么可能不为渊驱鱼，把本来思想上就深受军国主义毒害的台籍日军士兵驱赶到台独势力一边？！如果没有这样的倒行逆施，就凭几个倭寇的御用绅士，又怎么可能掀得起大浪？
　　可以说，台独势力的嚣张一时，蒋介石国民党法西斯集团是有责任的，是有罪的！
　　然而，蒋介石国民党法西斯集团，不但不改悔，反而在镇压了二二八起义之后，进一步打起了这些台籍日军士兵的主意，蒋介石很满意地从何汉文那里了解到，这些台籍日军士兵深受法西斯毒害，反共很坚决，于是大量征兵，将他们驱赶上反人民内战前线，使这些在二战中侥幸没有丧命的台籍士兵，又成了国民党法西斯的内战杀人工具和炮灰。
　　蒋介石国民党法西斯集团的罪行是不能宽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