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克和贝塔主题曲简谱:《大江报》与武昌起义

黄昆仑
“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武昌起义前夕，有一张革命党人创办的报纸不遗余力地为推翻封建统治的民主革命“鼓与呼”。它虽然仅仅发行了三个月即被查封，但它所起到的作用却是无可估量的。这张报纸就是著名的《大江报》。文首的两句诗，是著名报人胡石庵对它的赞誉。
《大江报》是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的
正式机关报，其前身为《大江白话报》，创刊于1910年12月14日，其主要负责人是詹大悲。
詹大悲（1887年-1927年），湖北蕲春人。青年时期积极参加了湖北地区的民主革命活动，先后担任过《商务日报》、《大江报》的编辑、主笔，是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地区革命宣传战线上的一员主将。1910年底，詹大悲得胡为霖资助，创办《大江白话报》，后因报纸言辞激烈，胡为霖的父亲惧祸召回其子，撤回资金，报社遂陷入停顿。詹大悲随即集资3000元，对报社进行全面改组，于1911年1月31日更名为《大江报》，重新出版。詹自任经理，并请何海鸣等革命党人为编辑，使之完全成为宣传反帝反封爱国主张的言论阵地。
《大江报》聚集了许多革命的爱国志士。当时上海《时报》有文称：“《大江报》馆总理、主笔、校对、会计诸人均皆剪发，与别报馆人不同，今春有人密禀，谓该报同人形迹可疑……”
当年，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大江报》旗帜鲜明地支持两湖地区的保路运动。它发表多篇时评，对主张把路权“收归国有”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奉派接收“商办”铁路的督办端方以及参与出卖路权的洋务人员郑孝胥等，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讽刺。《大江报》还“鼓动社会，团结抵抗”，号
召民众进行斗争，为后来的武昌起义进行了舆论准备。1909年4月5日，革命志士温生才在广州刺杀清将孚琦，温亦英勇就义。此事虽已过两年，但《大江报》仍对此事进行连续报道，并发表温生才的文章，歌颂他的“叛逆”行动。《大江报》还通过调查采访，无情揭露清朝地方官员勾结帝国主义的行径。湖北藩司余诚格曾命“度支公所”以高息从“洋人处”秘密借得五十万元，作为镇压革命的经费。《大江报》设法觅得借款合同的副本，全文在报上披露。令余诚格狼狈不堪。
《大江报》每天都有社评对社会时政进行评议。1911年1月21日，汉口发生英国巡捕无故打死车夫吴一狗的事件，引起公愤。次日，汉口人力车工人千余，在汉口英租界巡捕房门前向英方提出抗议，英军竟对抗议群众开枪，当场伤亡数十人。清政府为虎作伥，竟也出动新军对抗议群众进行镇压，贴出告示云：“有不散者，格杀勿论。”并通电全国各地报刊均不得报道评论此事。《大江报》毫不犹豫地站在武汉人民一方，以头号字标题在显著位置上报道了这个消息，并配发了《洋大人为何在汉口打死吴一狗》的评论，强烈谴责英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同时也无情的揭露清政府的无耻奴才行径。后清政府在英方压力之下，宣布“吴尸并无致命伤痕”，企图为行凶者开脱，并威胁《大江报》“勿言车夫有丝毫伤痕”。《大江报》毫不畏惧，仍然如实报道，并且将清朝司法机关对报社进行威胁的经过公之于众。这一事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
《大江报》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革命风暴山雨欲来，昏庸无能的清政府苟延残喘，即将走向灭亡的时期，当局已不能对言论加以严厉的控制，社会上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度，因此《大江报》能得以发挥它的宣传鼓动作用。
武昌起义的主力是湖北新军，《大江报》作为以新军为基础的文学社的机关报，在新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卓有成效。
湖北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宣传革命时，摒弃发动上层官吏的作法，把重点放在基层官兵身上，《大江报》的主要读者对象就是这些人。它站在新军下级官兵的立场上，反映他们的疾苦和困难。刊载了大量反映军中官吏虐待士兵、贪污腐化的报道。如长官“视兵士如奴隶，动辄以鞭挞从事”，镇统“吞蚀军款百万有奇”，标统、协统“花天酒地，广置姬妾”等等。这些都是广大下级官兵所渴望听到的声音，自然受到他们的欢迎。士兵们因此把《大江报》当作自己人。有什么问题都向报社反映商量。“每日到报社的士兵同志，户限为穿。”而《大江报》也是“关于军中各种事实，一经投稿必即登载。”故《大江报》“益得军士欢，而军人遂无不乐入革命党者”。正是这种密切的互动，《大江报》与新军读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报社经济发生困难时，官兵纷纷为之捐款。《大江报》尤其鼓励新军中的文学社社员为报纸写稿。文学社曾有决议：“社员采访之新闻及其议论，务请《大江报》尽量登载。”《大江报》在湖北新军各个基层单位都设有分销处，并对各营队免费送报一份。新军官兵也多踊跃集资订阅。后“大江报案”发生后，许多新军官兵在被封的报社门口张贴了他们所写的慰问纸条和哭吊短文。
《大江报》与新军的关系如此密切，其实报社的一些工作人员就是新军出身。如何海鸣等。《大江报》还在新军普通士兵中培养了一批特约记者、编辑和通讯员等，建立了自己的报道通讯网。
在《大江报》的影响下，许多新军官兵都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愿意与它“共图革命”。在它的鼓动下，文学社的新军中发展迅速，到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15000多名士兵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加入了各种革命团体，他们后来都成了武昌起义的参与者。
《大江报》曾有两篇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著名时评。一篇是署名“海”的《亡中国者和平也》，另一篇是署名“奇谈”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亡中国者和平也》的作者是何海鸣，这篇文章发表于1911年7月17日，作者激愤地痛斥清政府颁布的宪法大纲，批驳改良派、立宪派分子企图利用请愿等“和平”方式来抵制革命的反动主张。认定“和平”是“亡中国”之道，是走不通的，只有革命才能拯救中国。
《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是于何文发表后九天刊出的。这篇影响巨大的短文直接引发了“大江报案”。文章作者是一代国学大师黄侃。当时黄侃从北京回到湖北，詹大悲在报社为其设宴接风。席间詹请黄为《大江报》写一篇时评，黄乘醉一挥而就：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形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这篇两百余字的短文，情绪从沉痛悲愤转而慷慨激昂。行文跌宕起伏，一气呵成。读来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大大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
黄侃的这篇文章在《大江报》上发表后，早已对《大江报》又恨又怕的清政府终于坐不住了。当局以“言论激烈，语意嚣张”及“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等罪名，于8月1日查封了报馆,报纸被“永禁发行”；詹大悲和何海鸣同时被逮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湖北“大江报案”。报馆被封的第二天，《大江报》同人即向全国通电“各报馆鉴：敝报昨夕被封禁，拘总理，乞伸公论。大江报叩。”一时舆论哗然。民情沸腾。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声援。汉口各界人民团体和新闻界也公开集会表示抗议。于右任在8月3日的《民立报》上发表《江声呜咽》一文吊曰：“大江东去，试问真英雄被浪淘哉？”对《大江报》的停刊表示痛惜和愤慨。
清政府慑于民情和高涨的革命浪潮，只得对《大江报》从轻发落。对詹、何二人仅判处罚金800元，后二人无钱交付而改判徒刑18个月。武昌起义后，二人得以自由。而《大江报》在辛亥革命成功后，重又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