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中小学入学原则:暴力、权力和权利——论政治的起源

人类的历史大体经历了野蛮、流氓和文明3个时期，对应着暴力、权力和权利3个阶段。

人类最早的社会是一个野蛮社会，也是暴力社会。社会处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之中，暴力阶段是最原始的平等阶段，暴力来源于一种体力上的平等，弱肉强食，强者生存。社会依靠暴力和复仇保持着一种正义平衡和原始秩序，“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对自然模式下的人们来说，减少暴力的唯一方法是互相隔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大同世界”是一种最理想的野蛮社会，人与人因为距离疏远而减少了暴力。中国长城是世界最早的暴力隔离墙。

权力社会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流氓阶段。流氓指的是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短缺。在流氓时代，暴力经过体制化整合后变成一种权力。权力隐去暴力的血腥，将引而不发的暴力变成一种恐怖和威慑。未被使用的暴力并不掩饰其残酷的本性，因此流氓权力是对暴力的统一和垄断，是一种极端的不平等。当权力的不平等严重到社会无法承受时，当暴力的恐怖彻底崩溃时，最后一根微不足道的稻草就会压垮一个和谐的权力社会，使社会重新回归暴力社会的平等野蛮状态，“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暴力使人们重新处于平等野蛮的自然状态。

在自然模式下，暴力泛滥导致权力彻底消失，最后一支最为强大的暴力流氓胜出，从而剥夺和消灭他人的暴力，形成一个垄断的流氓性的权力社会，也可以称其为“极权主义”。这种极度不平等的流氓极权状态继续依靠暴力威胁和镇压来维持一种恐怖和谐的社会稳定，如同依靠不停地喷水以控制火的蔓延。当流氓权力越来越失控时，人们在恐惧与愤怒的纠结中崩溃，社会冲动又会回归平等野蛮时代，以野蛮暴力清除流氓权力的迫害。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中国王朝周期更替的“黄炎培周期律”。

日裔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1989年发表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权利社会是目前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文明状态。权利社会延续了暴力社会的平等与正义，只是通过契约和法律进行了“去暴力化”，将原始的“暴力”变为一种文明的平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力”，从而建立了一个文明稳定的社会新秩序。这种权力仍然来自最原始的野蛮暴力，并且这种权力只接受有限的授权或让渡，绝对拒绝任何剥夺和垄断。这种分散的均匀的平等的权力通过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最终形成高级文明的“权利”，暴力完全退让到权利的身后，整个社会实现了文明化和去暴力化，人类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因为放弃暴力并没有失去平等和安全。

人类社会从野蛮的暴力社会开始，或者进入准暴力的权力社会，或者进入去暴力化的权利社会，这一过程实际就是政治诞生的过程。政者，正也；治即不乱。政治指的是一种正义的秩序。野蛮社会属于一种古老的自然社会形态，暴力和复仇是一种常态，有正义，但没有秩序。权力社会是少数流民和流氓无产者通过集体暴力建立的一种流氓专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暴力并没有消除，暴力只是被流氓集团垄断，他们以垄断暴力构成巨大的权力威慑。在权力社会中，恐惧和不平等是一种常态，有秩序但没有正义。只有在一个文明的权利社会中，暴力才得到彻底的分化和消解，人们才是平等的，并且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最难得的是，这里实现了正义，也实现了秩序，因此这个社会结构是极其稳固的。也只有到了文明的权利社会，政治才得以超越自然，摆脱体制，从而真正的出现，正义和秩序成为社会常态。如果用公式表示，可以更为简洁的表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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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社会 （自然模式） ：暴力 = 正义 — 秩序

流氓社会 （体制模式） ：权力 = 秩序 — 正义

文明社会 （政治模式） ：权利 = 正义 ＋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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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氓的权力社会，没有政治，只有体制。体制是一种暂时有效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依靠恐吓和威胁维持一种不平等的等级秩序，将社会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权力者和无权力者。体制不是政治，因为它为了秩序牺牲了正义。在一个流氓的权力社会中，权力者只关注秩序，无权力者只关注正义。无权力者常常被称为“无产阶级”或者“奴隶”、“老百姓”。当他们的愤怒战胜恐惧时，暴力就成为新流氓的武器，这就是所谓的革命。革命将彻底摧毁一个不正义的流氓权力体制，从而建立一个“正义”的暴力体系，社会重归自然野蛮时代，有正义，但没有秩序。因为对正义的不同理解，形成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在正义的旗帜下，无数人沦为暴力的牺牲品。

暴力是人类社会的出处，社会形态的核心力量就是暴力。在权力社会，垄断的暴力时刻处于一种威胁和恐吓状态，以镇压任何对垄断的不满和挑战。在权利社会，暴力保持着一种均衡状态，从而实现了暴力抵消和去暴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