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自考本科文凭:记者的忏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7:40:27
“我要请假”，某一次例行的选题会上，一位同事说她既没有生病，也没有特殊事情，请假仅仅为了花时间平衡自己的情绪。她说自己“心理阴暗”的时候，在座的其他人爆发出一阵大笑。没人有嘲笑她的意思，这阵笑声是苦涩的，仅仅是因为她说出了大家共同的感受。
在温州采访时，不止一个人表达了他们对钱云会之死的看法：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这就只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交通事故。尽管大多数人的看法恰好相反，但这种对媒体的敌视却由来已久。记者的职业生涯中，常常会面对“不公平”、“夸张事态”、“扭曲事实”的质疑，而这一切又常被归结于他们的心态：心理阴暗。似乎真有这样一种疾患——正如色盲症患者眼里的世界是灰色的，通常认为“心理阴暗”的人看不到积极的方面，他们对社会的前景态度悲观。“心理阴暗”已经被当作是媒体业的职业病。
“心理阴暗”并没有尘肺、矽肺那样惨烈，其表现不过是愤世嫉俗、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以及有职业性的怀疑。2000多元的U盘，6000元的“警务通”，4万多元的电脑，据说都是为了满足特殊的公务需要——世界不正是因为太多的“特殊需要”而变得可疑吗？职业生涯中的大多数时候，记者就被这些信息纠缠着。他们的职业本来是将这些“特殊需要”公布出来，然后追问、质疑、评论，由此改变机构和个人的行事方式，使其——尤其是那些为公共利益而设立的机构——服从道德和法律上的义务。听上去这未免太过于理想化，所以常常有人质疑媒体的职业病里还包括自大狂，但媒体自身并非是不受监督的。媒体同样受制于他们鼓吹的道德和法律上的义务，不是吗？
大多数人的情绪是通过职业行为得到宣泄的。如果允许质疑，记者就可以通过扒粪——这个词译自英文muckracker，翻得很贴切——来宣泄自己的情绪。郁积的情绪就不会损害他们的心理健康。但对记者来说，见诸纸面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大多数灰暗景象郁积在他们心头。这些年来，离开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多，多少是出于这个原因。有人说热衷于扒粪的记者和媒体，没有建设性。问题是，只有记者有扒粪的权利，其他人才能从事有建设性的工作，社会才能更有建设性地运转。
当一个记者被负面情绪所困扰，往往还有另一种原因。财新传媒的记者赵何娟在自己的博客上对刚去世的钱云会忏悔，因为她曾收到钱村长的举报信，却没有关注、调查和跟进寨桥村的拆迁故事。“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事太小了而且复杂，我们必然难以介入”。赵何娟说，“不管怎样，我先自我阉割了这个线索。”如今她为此感到悔恨不已。她日日跟随钱云会死后的事态发展，却自觉错过了可能改变这个结局的时机，“悔恨这些天一直缠绕着我，暴躁地跟随着我，我不敢跟身边人提起我的无能，甚至也一再产生放弃做记者的念头。”
这就是一个记者真实的内心世界。几乎每个年资较长的记者都有类似的经历，虽然不是每个请求关注的读者都像钱云会那么不幸。有追求的记者为新闻而来，自以为能够让世界更好，如果不是对这个行业寄予了厚望，如果不是因为珍惜自己的职业声誉，如果不是被责任感和无力感所夹击，就不会感到赵何娟那样的痛苦。这种痛苦也是媒体的职业病。有些普通的职业里包含了更高的责任和自我期许，这是它们不可切割的公共性质决定的。所以，政府要对人民负责，人大代表要对选民负责，记者要对读者负责。尽管读者和人民、选民一样，是抽象的集合名词，但在一个负责任的记者心目中，读者是具体的。对赵何娟来说，钱云会就是她的读者。
记者的目标并不是去迎合读者的需求。有时候，对幸福的人们渲染世界的不幸，差不多被看作是暴行——反过来也一样。除了切身利益因为媒体受到损害，人们对当代媒体的反感，主要是因为媒体的观察与自己的期待不符。但你不能希望一个人始终独立的同时要求他时刻服从。媒体之于读者，正如船长之于乘客：船长的工作是独立的，但他的命运与乘客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