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缚的初一女孩的小说:日本战败后是真穷还是装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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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父梅汝璈早年留学美国,获法学博士学位。上世纪20年代末回国后,从事教学、写作、编译工作,并参与立法。1946年至1948年,在东京代表战胜国中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作为东京审判的主要参与者,先父的实践对于国际法中战争罪行原则的确立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的意义;其遗著中关于英美式审判程序规则的阐述和分析,在今天看来仍然独具价值。

    除了维护国际正义、严惩战争罪犯的主张和行动,先父对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状况的观察与思考,也许同样值得今人重视。战后的日本,经济困窘,民生凋敝,固然是不争的事实,大量的官方文件(包括统计数字)和纪实报道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当时大多数人似乎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先父曾在日记中写道:

    日本虽然口口声声宣传地瘠人多,人口过剩,以为侵略他国的借口,但是看看他们的千万农村,便可知道他们农民的生活比我们中国农民舒服多了。……这还是经过多年战争的情形,倘使国家不从事侵略,安分守己,军阀不拼命榨取他们,我想,日本农民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反观我国,那倒真是问题严重呢!

    (1946年3月30日 星期六)

    今天我觉着奇怪的是日本男女的体格依然很强健,尤其年轻女子,一个个都是矮矮壮壮的而且红光满面。这与外国报纸所载,日人生活如何困苦,粮食如何不足,每日配粮如何微少,领款限制如何严格,似乎有点不尽相符。假使那样的话,何以日人吃得会这样壮健,而且穿得也不坏,至少比我国一般人吃得穿得好——这是我脑筋里的疑团,我得研究。我想其中必有什么毛病。他们或许又在作伪宣传吧!

    (1946年3月22日 星期五)

    从1946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短短五十余日,先父日记便有十余处议及当时日本国民生活状况及精神面貌。他敏感地注意到,日本国民已经从盟军占领所带来的惶悚、惊恐中解脱出来,举手投足皆镇定自若,且能够自觉地掩饰怨愤和屈辱,奋力恢复经济建设,整个社会的秩序日趋稳定。即使面对着美国占领军为庆祝“陆军节”而在闹市举行的火药味十足的武装游行,面对着飘扬的星条旗和隆隆碾过的重型装甲车,东京市民也并未表现出任何激动与不安。

    表面上绝无仇视或轻视的表现。或许他们是正在“自哀不暇”,或许他们正在“卧薪尝胆”。盟国的朋友应该当心着。

    先父早年并非日本问题专家,但基于这种较为细致的、超越专业局限的观察与分析,他能够体会到日本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化中的某些矛盾,进而对美国推行的有关政策进行批评。倨傲与谦卑,凶残与柔顺,勤勉与享乐,夸富与装穷——这些看上去迥然不同的性格、作风,在日本国民身上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此种现象引起了先父的思考:

    无论叫他们(日本侍者——笔者注)做什么,总是低声下气,惟命是从,而且总是笑容可掬,鞠躬而退。但是他们内心里是怎样想法,对战败的感想如何,对中国人的真正观念又如何,这些笑容后面的东西,我现在没有法子知道。

    (1946年3月21日 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