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买的亮条怎么处理:季羡林拒绝“一代宗师”称号

季羡林拒绝“一代宗师”称号

8月6日，是季羡林先生的95岁生日（1911年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向这位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祝贺和敬意，两人还一起探讨了“和谐”话题。

    用季老自己的话来说：“近年季羡林走俏”。然而，光环和浮名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季羡林，理解他的平淡和孤寂，理解他拒绝“一代宗师”的称号。对此，女作家张曼菱有着深刻的感受。

    一位内心仁慈细腻而经常沉默的老人

    季老常用戏谑的口吻说：“近年季羡林走俏”。我认识他，和他相处、相对于朗润园中，漫谈于后湖之畔，则是在他没那么“走俏”、有时还颇不合时宜的年月里。

    对于我，他是北大校园里一位真实的正直的学者，一位内心仁慈细腻而经常沉默的老人。

    二十余年来，他称我为“小友”，我亦终身以“良师益友”相对之。

    当初，在我陷于困境时，他曾挺身而出呼唤我，勉励我。

    我初入北大的那一年，就参加了竞选。当年，“民主”的意识甚至在北大也很可怜，许多人竟贴出大字报，认为我“不能当候选人”。他们可以忍受一个不认识的人，却不能忍受自己熟悉的人成为“候选人”。于是连我的恋爱我的宿舍夜话以及我上课早退等等，全都成了“揭发材料”。真是“群起而攻之”。我的男友因此与我决绝了。

    就在这时候，季羡林派人找到我，要我去见他。于是我稀里糊涂地受到一位老者的勉慰。回来后，我才打听出他是谁。那时他是北大副校长，找我原意是一种爱护与担心。大概看我大大咧咧的样子，“已摒忧患寻常事”，渐渐就与我谈开了人生与学问。从此越走越近。

    毕业前夕，我步入文坛。季老很是欣慰。他曾要把我介绍给韩素音，参加什么世界华人写作活动。那年我正在新疆流浪，他找不到我。回来后我说，算了吧，韩与××那么近，我不去也罢。季老一笑。

    我所认识的季羡林，执著于记忆中的每—桩珍贵往事。他曾对我讲过鲁迅，讲过胡适，讲过他的恩师陈寅恪。其神情谦恭无比，如师长犹在前。他说，他们都非常爱护年轻人。

     北大郝斌曾跟我讲过，他陪季老去台湾的事。他说，当时邀请一来，季老马上就答应了。说明他心里有事，想去。到了台湾，季就提出要去谒胡适墓。

     那天，郝斌跟在他后头。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着胡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后回头对跟在后面的郝斌说：“鞠躬。”语气很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这在季是很少有的。郝斌于是也鞠躬完毕。

     后来郝斌跟我说：“他不叫，我也是要鞠躬的。因为他在我前头，我得等他行礼退下，我再上前行礼。不料季老那么性急。他怕我不行礼。”

     情之急切，可以想见。回来之后，季写了《在胡适墓前》的文字。

     这埋藏在他心中已久的感情终于宣泄。可见，季是一个有心灵底线的人。面对多少年来对胡适的不公平与攻讦，季只能沉默不语。但该守望的东西，他没有丢掉。

     学者的严谨个性体现于平素的处世中

     季羡林是认真的人。学者的严谨个性也体现于平素的处世中。

     我在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时，提出要采访他。季老先是拒绝，以为不合适。

     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什么事。但这一次，因为他本人不是西南联大的，抗战时期他正留学德国。

     我说，我采访他是因为这部片子需要谈谈陈寅恪，而国内能够谈陈的人不多了，季老才答应。

     他着重给我讲了陈寅恪一家“三世爱国”的传统，他说：“爱国，也是遗传。”采访时，也请他谈西南联大，他谈得非常审慎。自己的身份摆得很恰当。

    我当时曾暗想：今后我也要这样，不能什么都插一杠子。季老为我示范也。

    季羡林不是圣人。作为一个从建国后各种“运动”中走出的知识分子，他的脚步不可能是笔直的。他也有过若干的徘徊。

    而一旦猛醒，便不随大流。铁肩担道义，衰躯护犊子。这是我由衷敬佩季老和愿意一生追随他的原因。

       我在海南时期，曾想创办一所职业大学。季老欣然地支持我，还为我筹了六十万韩币，让我用发票来取。但大学没有办成功，钱也就没动。

      “一个民族最需要的是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的人。”

      那以后，他对我说得最多的是：“一个民族最需要的是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的人。”

      他希望我做这样的人。每一次见面，他都要求我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他曾说，曼菱要能坐下来，必有大成就。

      关于名誉，他曾在电话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实至名归。”

      乙酉之秋，我万里来京。人到了医院的大门口，却不能见面。

      但他知道我来了，让李玉洁老师带两本书给我。知道我要出文集，很快题词寄给我。我没有收到。于是，季老又写了第二遍，再次寄出。

      这一次季老为《张曼菱文集》的题词，我要用它了。我知道，他以风烛残年、辗转病榻之躯，两次为我握笔，慎重加印，目的就是在勉励我提醒我，要写下去，要“坐冷板凳”。

     我想，是时候了，我要挣脱万事的困扰与诱惑，与岁月较量，板凳越冷越好。

     坐冷板凳，其实正是季羡林的本分、本色，也是他心安理得之处。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季羡林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力。每天他黎明即起，万籁寂静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他如饥似渴地整理旧文章，写出新思路。而每天晚上，他必要写二千字以上的学术日记，才能躺下。

      当他还在朗润园家中时，有时一天不断地来人，这样持续着，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板凳”的时间。

    他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米寿”之期，他完成了二十七卷的《季羡林全集》。

由于家庭成员有的早逝，有的又在国外，有时我觉得，季羡林正像一个僧人，怀着对信念使

命的忠诚；而宁静地思索与写作，是他晚年幸福的源泉。

      他爱引用的一句话是：“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不宏毅”。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

      季羡林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为主。这在他的《学海泛槎》一书中一一作了交代。而近年来人们瞎给他与实际不符的称号，其实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

     再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副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副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这概念搞清楚。”

     他说过，我不是作家，作家这个称号是很神圣的。我只是一个随意写东西的人。

     学术和历史都是最认真的一种事实，并不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

     光环和浮名，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季羡林，理解他的孤寂，他的苍凉之心。

     面对于世俗应酬，他其实是一个天真的人，容易相信人们的表象。只要对别人能有些帮助，他总是愿意尽力而为。

     对于季羡林一生所事的东方文化，我是外行。但二十年来，亦曾与先生共度劫波，心灵相通于天涯。季羡林，这是一个认真而实在的人，是一个铁骨铮铮的人，是一位爱护青年而舍身护犊的导师。

     一次到他家中，是在卧室中见他的。他于半坐卧中对我说：“够本了，就这样吧。”神情非常恬静。

     那时他已经将他的一切都捐献于北大，万事无牵，他说，一闭眼就可以去了。